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 二 經濟：貴金屬、貨幣和價格

貴金屬的作用似乎從來沒有像在16世紀那樣重要。當時的人毫不猶豫地把貴金屬放在首位，17世紀的經濟學家更對此事大加渲染。有些人認為貴金屬是「人民的養料」；1另一些人則認為金銀交易比商品交易對我們的生活更加重要。一位喜歡誇誇其談的威尼斯人甚至說，金屬不管是黃的還是白的，「都是每個政府的神經，決定政府的脈搏跳動，構成政府的精神和靈魂，賦予政府以存在和生命（l'esser et la vita）……它能主宰一切，克服任何困難……有了它，也就有了一切。 沒有它，一切都會變得死氣沉沉」。2 主宰一切（Patron del tutto），這個說法還有爭議。貨幣並不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萬能動力。貴金屬的作用取決於歷代留下的儲備和以往的意外事件，同時也取決於貨幣流通的速度，取決於國與國之間的交往、經濟的競爭、國家同商人的關係，甚至取決於「民眾的意見」。3正如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貨幣往往只是掩蓋現實、財富、服務和交換的一道屏障……歸根到底，金、銀（甚至還可以加上銅）並不單純地積累成同質的金屬儲備。金屬貨幣本身也互相衝突，互相競爭。4 試舉一例，金幣的每次升值（和銀幣相比）都促使金幣大量湧來。它立刻扮演「劣幣」的角色，取得有利地位，逐走良幣（銀幣）。這類事情的發生，都不完全是偶然的……這種事之所以持續地在威尼斯反覆出現，難道不是為了利於大量出口白銀，活躍威尼斯市政會議對黎凡特的貿易嗎？這是一種不尋常的逆向運動，5有其必然的後果和限度。黃金漲價使匯率自動提高， 使生活更加昂貴。因此，1603年，25萬西崑6又從土耳其帝國反常地回到了威尼斯。在同一時期前不久，托斯卡納大公從事了一次投機買賣。他通過其代理人向威尼斯的鑄幣廠出售20萬金埃居，不冒任何風險就賺到1.2萬埃居。一個威尼斯人評論說，「這是我們的無知」造成的。威尼斯人希望黃金和白銀之間有個恰當的比價，正如麵粉和小麥一樣。7後果不難預見：銀幣的相對不足，更為那些分量輕、成色差的銀幣廣開大門，而威尼斯隨後卻不得不費很大的勁再把它們從流通中清除出去8……產生所有這些流弊的部分原因，難道不正是威尼斯必須向黎凡特地區輸出白銀嗎？ 以上的解釋並不是當時的人作出的，但它卻賦予西西里島的奇怪地位以某種意義。至少從1531年以來，同白銀的價格相比，那裡的黃金價格歷來偏高（比價為1∶15）。由於這種「不相稱的比價」，西西里不斷失去銀幣。人們願意用黃金購買銀幣，然後加以熔鑄。那不勒斯造幣廠往往以此謀利。9這類咄咄怪事究竟對誰有利呢？為什麼能持久存在？問題尚有待我們弄清。 在其他地方，金銀的交易更是多種多樣。10但是，自從人們注意貨幣——良幣和劣幣，硬通貨和軟通貨，金幣和銀幣，甚至純銅幣和青銅幣， 以及金屬貨幣和紙幣等——的性質和互相運動，貨幣兌換就逃脫不了人們的觀察。從財富或財產的一般意義上講，「金錢」從來不只具有單一的同等的性質。 1.地中海和蘇丹的黃金 貴金屬流向東方 乍看起來，貴金屬在地中海地區的流通似乎是極其普通的事。很多世紀過去了，這種情況沒有絲毫改變。不管貴金屬來自何處——古老的塞爾維亞銀礦，阿爾卑斯山脈，撒丁島，蘇丹或埃斯俄比亞的淘金地，甚或索法拉的淘金地（通過北非和埃及運出），因河河谷邊的施瓦茨銀礦，匈牙利的諾伊索爾，薩克森的曼斯菲爾德，布拉格附近的庫滕貝格，厄爾士山脈的銀礦，11新大陸的礦山（從16世紀初開始）——這些貴金屬一旦進入地中海的生活，就會持續不斷地流向東方。在黑海、敘利亞和埃及，地中海長期存在貿易入超。只是由於金銀輸出，地中海的貿易才能到達遠東。但這種貿易有損於地中海本身的金屬儲備。有人甚至認為，正是貴金屬的大量流失促成了羅馬帝國的瓦解。這種說法儘管存有爭議，但卻是可能的。人們甚至在錫蘭都可以找到朱利亞·克勞狄王朝時代的貨幣。12這是事實。 然而，地中海不斷設法限制這種大喪元氣的輸出。在羅馬帝國時代，亞歷山大曾用玻璃器皿支付其在遠東地區13採購的部分產品。中世紀時，西歐用輸出奴隸的方法來代替輸出金、銀。拜占庭在查士丁尼時代興辦了養蠶業，成功地限制了貨幣向東方的輸出。14這些嘗試其實只是表明，由於遠東向地中海出口很多而進口甚少，而地中海不斷地需要向遠東支付貨幣，這種狀況天長日久，使地中海財力衰竭。 這樣，在盛產香料、藥材和絲綢的亞洲的遼闊土地上，由威尼斯、熱那亞或佛羅倫薩軋制的金幣和銀幣，後來還有著名的西班牙本洋，將於16、17世紀廣為流通。為使這些貨幣進入地中海的流通渠道，往往需要付出極大的耐性，如今它們卻流到了東方。大體上看，地中海好像是一部不斷積聚金屬的機器，而且多多益善。15積聚起來的貴金屬最後卻又轉交給印度、中國和南洋群島……地理大發現雖能引起道路和價格的巨變，但是絲毫沒有觸動以上基本事實。這大概是因為，對西方人來說，獲得東方的珍貴食品，尤其是胡椒，是件一本萬利的事。根據一個威尼斯人的說法，胡椒「帶來其他一切香料」；這大概也因為，在16世紀以前，貴金屬的購買力在東方比在基督教國家更高。按照安東尼奧·塞拉的估計，1613年左右，威尼斯雖然為了節約金屬儲備，輸出呢料、玻璃器皿、鏡子、五金製品和銅器等，但每年仍向黎凡特輸出500多萬枚錢幣。16威尼斯商人在黎凡特17以及從敘利亞到波斯灣的各個海港都有當地商人為他們充當經紀人和代理人，這些人的任務就是了解情況，發出「警告」，18守候有利的交易時機和進行日常的以貨易貨業務，也就是說，從事不掏腰包的買賣活動。由於交易有利可圖，商人很想縮短這些迂迴曲折和採用現金結算。1603年，里亞托銀行的一個專家曾寫道：19「資本（現金）總是以商品的形式以黎凡特收回。」塔韋尼埃在1650年曾這樣記載：「按照習慣，從黎凡特回來都不帶錢，而是在那裡購買有利可圖的好商品。」201668年威尼斯的一個報告更明確地指出，把西班牙本洋（pezze da otto di Spagna）運進埃及，可以獲利30%21…… 這些在16世紀和17世紀大體相似的貿易足以表明，貨幣單向流動的局面已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在基督教世界各地通行無阻的匯票，在伊斯蘭世界極其少見，以致人們可以得出結論說，22匯票在伊斯蘭世界並不存在。基督教商人總是為付款感到為難。他們在黎凡特只能以高利貸借款，利率高達40%以上。拉古薩1573年的文獻資料表明，在埃及的葡萄牙猶太人就是以這種利潤貸款的23……在敘利亞，1596年，威尼斯商人急於搶購，不顧價格如何，最後以30%至40%的利率向「土耳其人」借貸，因而造成不止一次的破產。這對於整個民族來說，是極不光彩的事。24此外，在西方城市中， 從一開始就存在著鑄幣黑市。在威尼斯，一些小銀行門窗緊閉，照樣進行地下貨幣交易，25儘管十人委員會有時查禁很嚴。26 在16世紀最後25年內，法國人、英格蘭人和佛蘭德人（即荷蘭人）在黎凡特的古老貿易中普遍占有主要地位，這是因為他們收購任何商品都支付現款。他們打亂了傳統的習慣，使古老的威尼斯商行處於困難的境地，使價格無限制地上漲。這些新來者的做法多麼外行！後來，法國人仍然忠於這種現金交易，27但英格蘭人和荷蘭人很快地就成功地推銷出他們的商品，如粗呢絨、鉛、銅、錫等。1583年，英格蘭購買的貨物僅四分之一用現金付款。28 而且即使這筆貨幣也待籌措。地中海的各大商港——熱那亞、里窩那、威尼斯、安科納，有時還有那不勒斯——提供的外匯必須用商品或服務換取……實際上，所有這些水池都不是真正的源泉。它們的錢都從西班牙和塞維利亞直接運來。英格蘭人所以寧肯在義大利的港口轉道，這是因為在1586至1604年期間，進入西班牙港口相當困難。 富有黃金、後來又富有白銀的塞維利亞和西班牙雖力圖閉關鎖國，但未能阻止貴金屬外流；地中海世界和當時世界的貿易活躍正有賴於此。然而，這種供應是一種嶄新的革命性行動，實際上比地理大發現的日程表所安排的時間更近。 蘇丹的黃金：先例 16世紀以前，也就是在美洲的金、銀到來以前，地中海已經在或近或遠的沿海地帶（一般相當遠）找到其貿易所不可缺少的貴金屬。這是一段悠久的、大體上已為人們所熟知的歷史。只是最後的階段（無疑於16世紀中葉告終），即我們簡稱為蘇丹黃金的階段，可能尚未充分闡明，至少在不久前是如此。29 大膽的歷史學家把撒哈拉貿易開始的時間定在10世紀。但是所有的情況都讓人想到，撒哈拉的貿易可以追溯到更遠的過去，甚至早在公元2世紀駱駝到達撒哈拉以前，因為直到2世紀，「加拉曼特人的馬和牛在敘利亞沙漠上拉車」。30可能在10世紀之前，31來自蘇丹的金砂就已經到達北非，並在10世紀以後在南方的尼日河曲導致一些組織嚴密和光輝的國家的建立。與此同時，在北方的馬格里布，黃金有助於奧蘭和阿爾及爾等新興城市的誕生。西班牙的伊斯蘭武裝於10世紀就已在休達等地設置據點，32並在北非找到了鑄造迪拉姆金幣（dirhems）的原料。 但是，蘇丹的黃金不僅是北方和西班牙繁榮的基地。伊斯蘭在西部的這一大片地區在12世紀仍然不通海路，只得自給自足。蘇丹的黃金同地中海的整體歷史相聯繫，並進入地中海的總的流通區域，要從14世紀開始，也許從1324年馬里國王曼薩·穆薩轟動一時的麥加朝聖開始。33黃金的供應者北非逐漸變成整個地中海的動力。15世紀，基督教商人34湧入北非。他們隨意在休達、丹吉爾、非斯、奧蘭、特萊姆森35、布日伊、君士坦丁堡36和突尼西亞等地安家落戶。在這以前的幾個世紀，曾經有過冒險的士兵來到北非，曾經有過海盜的襲擊，例如菲利普·多里亞1354年37對的黎波里這個「富有黃金的城市」的襲擊。也有過宏大的征服計劃，例如阿拉貢人和卡斯蒂利亞人的征服計劃。38到了15世紀，一切都屬於商人。歷史不再講述別的，只講述貿易條約、特權、購買和交換。由於土耳其人的推進，基督教商人在東方遇到障礙，但他們在北非得到了補償。39馬格里布首先向加泰羅尼亞人、馬賽人、普羅旺斯人40、拉古薩人41、西西里人42和威尼斯人開放。他們的定期航行通常抵達的黎波里、突尼西亞、阿爾及爾、波尼和奧蘭等地。馬格里布也向熱那亞人開放。1573年，西班牙人乘勝進占突尼西亞，當地的熱那亞商館已不復存在，留下的只是商館的蓄水池。在特萊姆森這個「誠實的商人城市」，所有的基督教國家都有它們的代表。貢扎格家族的代理人是純種馬的買主，往返於突尼西亞、奧蘭、熱那亞或突尼西亞等地，隨身帶著匯往柏柏爾的匯票（款項由在柏柏爾定居的基督徒商人簽章承兌），或者帶著非常礙事的馬匹乘坐威尼斯船隻返回。431438年，阿方索五世向備受飢餓折磨的的黎波里和突尼西亞供應西西里小麥，用支付的黃金軋制2.4萬枚威尼斯杜卡托，充當對那不勒斯作戰所需的經費。44 在黃金和奴隸的幫助下，商人往南一直滲透，深入到圖瓦特和尼日。45基督教國家所能夠提供的並在北非商業街道上見到的各種商品，例如布匹、粗亞麻布、五金、小商品等，都越過了撒哈拉沙漠。馬格里布的政治不統一，更適於這些商品大量湧入和轉口過境。馬格里布大體上分成三個地區（由歷史形成的三個地理、文化和政治區域）：梅里尼德王朝的摩洛哥、瓦哈比特王朝的特萊姆森和哈夫西德王朝的易弗里基葉（突尼西亞）。但是，每個地區都有許多自治和分裂的傾向，有許多荒山和獨立的城市！奧蘭和休達是真正的城市共和國。因此，把北非看成一片荒野是錯誤的（最了解情況的人也犯這樣的錯誤）。14和15世紀，城市在北非發展起來，同其四周有時顯得很不相稱。這些城市在生活上不只是朝向地中海，同時也朝向南方，朝向黑人地區，朝向蘇丹的窮鄉僻壤。從撒哈拉的邊境到幾內亞灣的海岸，這些聯繫正如馬加爾拉埃·戈丁諾所寫的那樣，形成一個具有「靜止的地理、經濟條件」的古老的結構體系。46 貿易以五種商品為主：金砂（tibar，赤金47）、黑奴、青銅、鹽和紡織品。黑非洲人擁有前兩種。交換基本上在北部的駱駝商隊和南部的馱運隊或獨木舟之間進行。從整體上講，北部占優勢，也就是說，伊斯蘭商人以及靠近地中海的西方商人占優勢。據說，1450年在馬里用鹽可換等量的黃金。48根據非洲人萊昂的說法，1515年間，威尼斯的紡織品在廷巴克圖售價極高，當地貴族為此對黎凡特的商人和馬格里布商人負債纍纍。49這就是總的經濟形勢。但是局部的經濟形勢也在起作用。歸根結底，對黃金來說，一切都取決於三個淘金區的生產的彈性。這三個區毫不神秘。現在人們還知道，50它們是：上塞內加爾、上尼日和幾內亞海岸。 在幾內亞的葡萄牙人：黃金不斷到達地中海 葡萄牙人沿著非洲的大西洋沿岸推進，這是一個重要事件。探險者和柏柏爾的摩爾人在布朗海角已有了接觸，少量金砂從此改變路線運往大西洋。將近1440年，葡萄牙人到達幾內亞灣，在各大河口的當地集市上，奴隸、黃金和象牙可換取色彩鮮艷的、但質量幾乎總是很差的紡織品，換取戒指、手鐲、銅盆、粗盆、粗毛織品，還有小麥和馬匹。1444年，第一批黑奴抵達葡萄牙的拉古什。1447年，葡萄牙製作了第一種國家金幣克魯扎多（cruzado）。1460年，航海家亨利臨死時，幾內亞灣沿岸一切幾乎都已就緒。1482年1月，聖喬治達米納城堡在幾個星期內突然修建起來。這標誌著征服的完成。這座城堡是用從葡萄牙送去的材料，特別是用預先切削好的石料修建起來的。 毫無疑問，貿易（黃金，奴隸，象牙，假胡椒，包括幾內亞胡椒）也隨之繁榮起來。黃金的開採既是以國王的名義，也是以個人的名義進行的。從1500年到1520年，每年輸出的黃金可能達700公斤。511520年以後，黃金生產明顯衰退，將近1550年時更出現了長期的危機，直到16世紀80年代以前，或者更確切地說延續到17世紀以前。當荷蘭人1605年開始進行開採時，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從1440年到1520—1550年是明顯的活躍時期；然後1550—1600年是長期衰退時期；最後是從17世紀開始的恢復時期。52 從1520年到1600年（這是一段漫長的歲月）的長期衰退，是最難於解釋的。下面三種解釋可以接受：在發展減緩的年代裡（證據很多），有英、法和西班牙的競爭；對葡萄牙艦隊和駐防部隊來說，開採費用上漲，黃金變得過分昂貴（這些理由可信）；最後，存在著美洲黃金的競爭。新大陸首先向歐洲提供黃金，1551—1560年向塞維利亞官方提供了43噸，即每年提供4噸，而大西洋沿岸的非洲地區最多每年提供700公斤。 但是，重要的是要指出：撒哈拉運往非洲和地中海的黃金並沒有因從1440年到1520年由大西洋運送黃金而中斷。西西里島軋制貨幣以及從這個島上轉運出金幣和金錠。這兩件事向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1489年53，就像在1455年，西西里小麥大量運往非洲（7.5萬公擔），換取運回大約半噸黃金。其他的證據是威尼斯人的活躍。54實際上，柏柏爾的船隊繼續經常在馬格里布中途港停留並在那裡裝載黃金。1484年12月，這些船隻中的兩艘被西班牙天主教國王的艦隊俘獲。威尼斯指責說，「大量黃金被搶走」。1505和1506年，威尼斯商人米基耶爾·達萊澤55向他在柏柏爾的送貨人作過指示，這些指示保留至今。在兩次航行中，這個商人都給了他銀幣和布匹（第一次是威尼斯鑄幣廠軋制的2000杜卡托金幣，以及一些深紅色的布；第二次是威尼斯鑄幣廠軋制的3000杜卡托，另加阿勒頗羽紗和粗呢絨）。它們用以交換tanti hori boni， orj che sieno boni，這實際上是指金砂；船隊到達西班牙後，送貨人把這些金砂運到巴倫西亞鑄幣廠熔化；如有可能，就用它們購買羊毛。 大約10年後，黃金貿易仍在進行。1519年7月15日，三艘輕型船奉命離開科孚島，從突尼西亞把柏柏爾的船隻和其他船上的黃金及貴重物品運往扎拉。561521年6月也有類似情況。商人要求把突尼西亞港口的黃金運往威尼斯。57檔案里保存著許多有關這種貿易的證據。58也許有人會說，這是衰落的貿易的殘餘。然而，這個有利於葡萄牙貿易的大西洋缺口打開了幾乎四分之三個世紀。在法國方面，情況發展演變的年表差不多相同。在蒙彼利埃造幣廠有人說：「柏柏爾的貿易完蛋了。」但在1518年有人又補充說：「來自那裡的金粉（les pailloles）運往其他方向，而不是本造幣廠。」另一個人說：「柏柏爾產地由於戰爭不再向外運黃金了，」不過說話時是1526年10月10日。59柏柏爾船隊的最後一次航行發生在1525年。因而，如果我們對十人委員會後來的一項決議60理解正確的話，那麼大約在那時前後，在1524年，到達威尼斯的黃金和要重新熔鑄的金幣越來越少。儘管如此，從1524年到1531年，61威尼斯仍然軋制了29617馬克的金幣，即每年軋制4231馬克——三倍於大西洋方面船舶裝運的蘇丹黃金。威尼斯的黃金不僅僅來自北非市場。 但是，由於缺少明確的文獻資料，人們會問，杜卡托的變化的背後究竟是什麼。1517年，杜卡托已不再是真正的金幣，而變成了一種記賬貨幣，從此以後永不變動的兌換率是1杜卡托兌換6里爾4索爾迪。我們不應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記賬貨幣等於我們的鈔票（儘管這樣對比有時不無裨益），1517年的形勢可與我們現今的通貨膨脹危機相比，並以此為根據——即威尼斯的貨幣不再是金本位。作為一種現行貨幣，杜卡托只是剛剛歸入不兌現貨幣，與索爾迪、里拉一樣都是記賬貨幣，但以它為首。1517年，真正貨幣西崑等於6里爾10索爾迪（比杜卡托多6索爾迪）；十年後，在1526年，它等於7里爾10索爾迪。62難道這僅僅是為吸引黃金而付出的高價？ 圖38 威尼斯西崑的兌換率 黃金貿易與總的經濟形勢 黃金貿易本身的繁榮與其危機密切相關。幾內亞的黃金一到里斯本就進入大規模的商品流通之中。在安特衛普，黃金遇到了德意志礦山的白銀；63在地中海，黃金解決了國際收支問題。同樣，最初到達塞維利亞的美洲黃金也不可避免地進入商品流通之中，而地中海也得到了它的一份。在新大陸發現之前，塞維利亞就已向威尼斯商人供應非洲黃金；其後，它又供應他們美洲黃金。16世紀20年代在海洋——大西洋和地中海——兩個側面發生的危機，看來可能是美洲黃金輸入造成的後果。當時班布克的黃金失去了一些外國買主，只在最廣義的北非找到了一個市場；這在整個16世紀都有記載。 但是，美洲黃金的開採並不能勝任其任務，在16世紀中葉以前，可能早在1530至1534年，實際上產量就突然下降了。由於有了兩部優秀的論著（其中一部已經出版；64另外一部尚未出版65），我們對美洲黃金的開採情況了解得比過去更清楚了。由此產生的後果可能是1537年卡斯蒂利亞的貨幣貶值，新創製的埃斯庫多（或科羅納，皮斯托萊特）取代了格拉納達的埃克斯朗特。66就像20年後威尼斯的杜卡托那樣，卡斯蒂利亞的杜卡托成了一種記賬貨幣。就這樣，在16世紀20年代初顯端倪的一場危機在10年或20年後變成了事實。據約翰·內夫的說法，67大約正是在這一時期，在1540年前後，德意志的白銀產量達到最高峰。所有這些採掘活動看來互有關聯，一起上升或下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按照弗蘭克·斯波納的描述和論證，68直到那時為止，經濟一直受到黃金相對膨脹的刺激。黃金的這種充裕間接地推動了銀、銅採礦業的發展，因為銀、銅對黃金的比價提高了。這是一種奇怪的膨脹。一位歷史學家想就此建立膨脹模式，可謂大膽。這種膨脹只會使那些處於社會和經濟上層的富人、特權階層和權貴受益。但是，在這些艱難的年代，即從1530年或1540年至1560年，黃金相對富裕的狀態結束了。由此出現了長期的浮動。這種浮動一直到白銀大大膨脹時才結束。這時還發現了事先可以預見到的動盪。如果人們接受這一用語，那麼「白銀主導的經濟」取代了「黃金主導的經濟」69， 同時這一情況一直延續到17世紀80年代，70延續到巴西黃金的最初出現。71 圖39 黃金與白銀之比 本圖表原載《劍橋經濟史》第四卷（第七章，F.布羅代爾和F.C.斯波納著）。正如表上陰影區所顯示的那樣，金屬比價（金、銀之比）的歐洲平均數直到18世紀初大體上都在不斷惡化。與歐洲這條平均線相比，可以看到第一圖上的羅馬和拉古薩（一些零星的數據）的、第二圖上巴倫西亞與新卡斯蒂利亞的以及第三圖上奧地利的實際市價的差額。這些自發或人為的差額引起貨幣、黃金、白銀根據情況因投機活動而流動。注意金價在17世紀的急劇上漲。 北非的蘇丹黃金 我們先離題說明一點：我們既不知道在1520到1540年這一關鍵時期北非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西方和柏柏爾之間黃金貿易中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西班牙的入侵72（1509年占領奧蘭；1510年占領的黎波里；1518年占領特萊姆森73）可能產生了作用。另一可能性更大的因素是土耳其和埃及伊斯蘭再征服運動的「浪潮」。這個浪潮使馬格里布免於成為一個「歐洲市場」，而這在當時是可能的。74不管怎樣，雖然黃金輸出到西地中海地區實際上停止了，75但蘇丹的黃金後來還繼續供應北非的城鎮，尤其是在有利於土耳其和阿拉伯國家的貴族的秩序在那裡恢復以後。撒哈拉的黃金用以鑄造「呂比亞」、「齊亞納」、「多布拉」、「索爾塔尼納」（或西崑）這些阿埃多在16世紀末曾提到的貨幣。76後者是在阿爾及爾用純金軋制的，其他貨幣則是在特萊姆森用成色較低的黃金軋制而成。據一位英格蘭觀察家的說法，它們「當然是金的」，77阿爾及爾婦女的手鐲就是用這種金子製作的78。特萊姆森的金子流通範圍遠在突尼西亞以東，在諸黑人國家以南；它還深入卡比利亞山區，流通於「奧蘭地區」。迭戈·蘇亞雷斯在16世紀末寫道：79「過去，這些省份的金幣比土耳其占領這一王國後要純得多。」摩洛哥的莫蒂卡爾也是用蘇丹黃金軋制的。1580年左右，這種貨幣在阿爾及爾五光十色的貨幣市場上比幣面價值還高。801573年10月，唐·胡安占領突尼西亞。他決心在那裡堅持下去，就讓人把一份長篇報告帶到馬德里。這份報告相當奇怪地列舉了突尼西亞哈夫斯王朝統治者的全部收入。除關稅、稅收和通行稅外，報告還提到「蒂瓦爾的金粉」：習語的同義迭用無關緊要；毫無疑問，不應從字面上理解唐·胡安所列舉的所有條目。因為他希望把突尼西亞描繪成具有各種優勢條件的城市。但是，他所描述的細節不太可能是完全杜撰的。81不管怎樣，的黎波里不只是仍在經撒哈拉路線被販運來的黑奴的集結地（據1586年的記載）82，而且是金粉的集結地。83沒有任何事實表明17世紀時黃金沒有被帶到突尼西亞這 一機遇眾多的城市，這一地中海的「上海」。84實際上， 相反的情況會令人吃驚。 最後一個證據。 如果沒有來自黑非洲的黃金和奴隸的吸引力，那麼像1543年、1583年和1591年85（最後一次以占領廷巴克圖告終）王公們對撒哈拉的遠征，以及1552年薩里赫·賴伊斯對瓦爾格拉的遠征，86就不太容易理解了。戈迪尼奧把摩洛哥「喬爾法」（Chorfa）的興起和黃金貿易的恢復聯繫在一起，這種論斷是有力的。16世紀臨近結束時，蘇丹黃金在大西洋航路87以及馬格里布地區重新出現。馬格里布也許從中找到一個充分的理由來加強它和基督教國家的關係。實際上，如果所有這些跡象不會使人弄錯的話，那麼馬格里布在當時正在出現某種程度的經濟復興。88 2.美洲白銀 接替非洲而成為地中海黃金來源地的美洲，在更大程度上取代德意志銀礦而成為地中海白銀的來源。 美洲和西班牙的財寶 完全是由於厄爾·J.漢密爾頓的研究，我們可以通過官方的數字和文獻資料了解到美洲財寶進入西班牙的種種情況。16世紀時，美洲財富通過船運最初幾次到達，但數量不大。1550年以前，它們中既有金也有銀。只是到了16世紀下半葉，黃金輸入才變得相對不那麼重要了。從此以後，大帆船運到塞維利亞的唯有白銀，而且確實數量巨大。這是因為在美洲已開始按照新方法用水銀來處理銀礦石。這項汞合金的革命性技術1557年由西班牙的巴爾托洛梅奧·德·梅迪納引進新西班牙的礦山，從1571年開始在波托西應用89，使出口增加了10倍，並在1580年至1620年間達到頂峰；這個時期正好和西班牙帝國擴張的盛期相吻合。901580年1月，D.胡安·德·伊迪亞克斯致函格朗韋勒紅衣主教：「國王有理由說，皇帝……從未像他那樣為他們事業匯集了如此多的白銀……」91據蒙克雷蒂安的說法，92西印度開始使他們的財富「溢出」。 大量白銀流入了這個傳統上實行貿易保護政策、關卡林立的國家。未經多疑、熱衷於監視貴金屬進出的政府的首肯，什麼也別想進入或流出西班牙。因而，在原則上，美洲巨額財富進入一個密封的器皿之中。但是，西班牙的絕緣措施並非完美無缺……不然，西班牙的幾屆議會就不會在1527年、1548年、1552年、1559年和1563年93一再抱怨貴金屬流出西班牙了。在議會看來，這種流出令國家陷入貧困狀態。不然，人們也不會那麼經常地說西班牙諸王國是「其他外國王國的西印度」了。94 事實上，貴金屬不斷地從西班牙的保險柜中流出，週遊整個世界；這尤其是因為每次外流都意味著貴金屬當即增殖。95同時一些賣主可以自己要價……蒙克雷蒂安甚至在17世紀時還寫道，念及西班牙人需求助法國人以得到珍貴的帆布，「如果說他們有船舶，那麼我們就有翅膀」。96不過，不談別的，就是船帆帆布或者小麥也都是不付現款買不到的商品。由於地中海和其他地區的商人都急需得到貨幣，因而大量貨幣走私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例如，一艘法國船——聖馬洛的「新月」號——因為進行非法白銀交易而在安達盧西亞被扣留。97另外一次，兩艘馬賽船在利翁灣被扣，船上裝滿西班牙錢幣。981567年，弗朗塞斯·德·阿拉瓦匯報稱，大量銀子流入法國。99他說：「他們從里昂寫信告訴我，根據這個城市的海關的賬冊，人們可以了解到，90萬杜卡托從西班牙運進里昂，其中包括40萬金幣……這些貨幣藏在皮貨里自阿拉貢運來……它們全部經康弗朗克前來。大量貨幣未經陛下許可也流入巴黎和里昂……」1556年，一位名叫索朗佐的威尼斯人聲稱，每年流入法國的金幣多達550萬金埃居。100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國商人總是把鑄幣帶回故土。1011554年，102葡萄牙大使匯報說，根據菲利普一開始保密的命令，胡安·德·門多薩對從加泰羅尼亞乘船去義大利的旅客進行了一次搜查，結果沒收了7萬杜卡托，其中大部分是從威尼斯商人身上查到的。因此，西班牙的寶藏未必總是得到很好的保護。況且，官方監督機構（歷史學家往往只掌握這些證據）不可能把我們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我們。 除非法途徑外，白銀也可合法地自西班牙流出。103對糧食供應者來說，向西班牙輸出糧食，就包含著明確的被付給可以自由出口的硬幣的權利。然而，最大量的白銀外流是國王本人和西班牙的全球政策造成的。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不在當地花錢，不用這些錢創辦各種事業以讓錢帶來利益，不像富格家族那樣在奧格斯堡用其施瓦茨礦的白銀贏利，而是大筆大筆地花在國外。這種花費在查理五世時代數額巨大，在菲利普二世時代則大得讓人難以置信——人們常說這是一項輕率的政策。有待了解的是神聖羅馬帝國是否要付出這種代價，它的存在（往往僅僅是它的防務）是否可以不必作這種犧牲。歷史學家卡洛斯·佩雷拉把尼德蘭稱為西班牙非常吃虧上當的地方，因為尼德蘭即使沒有耗盡，至少也吞噬了西班牙美洲財富的一大部分。但是，西班牙實難放棄尼德蘭。不然，就是使戰爭更接近它本身。 圖40 美洲白銀的兩個時代 此波托西曲線系據莫雷拉·帕斯-索爾丹，「殖民時代礦業的五一稅和營業稅的計算」，見《歷史》，第9期，1945年。 墨西哥軋制貨幣的曲線據W.豪，《1770至1821年新西班牙的礦業公會》，1949年，第453頁及以下。 波托西是美洲白銀的第一個重要來源。18世紀末墨西哥礦山的飛躍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管怎樣，因財富太多而變得笨拙遲鈍的庇里牛斯半島，不管自己願意與否，都起了貴金屬的蓄水塔的作用。既然已經知道貴金屬是如何從新大陸到達西班牙的，那麼對歷史學家來說，問題在於了解這些貴金屬又是怎樣從西班牙外流的。 圖41 1580—1626年西班牙在歐洲的「政治」白銀 此處錢款系指西班牙國王與商人簽訂合同所花費的錢。從此略表可以看出，花在尼德蘭的錢最多。這是人們所了解的。人們不那麼了解的，按重要性排列如下：為西班牙王室和國防支付的費用（1580年大西洋戰爭開始；伊比利亞半島不得不保衛其受到威脅的海岸線）；花在義大利的錢，但數額較小；花在法國的錢，這微乎其微。法國沒有賣身投靠西班牙，但內爭使其自顧不暇。當然，這些錢是由西班牙政府支付的，並不等於流向歐洲的西班牙貴金屬的總額。此圖由F.C.斯波納據阿爾瓦羅·卡斯蒂洛·平塔多的數字和計算繪製。 美洲財寶取道前往安特衛普 在16世紀上半葉， 西班牙的財富流向安特衛普。這座城市至少像里斯本或塞維利亞那樣（如果說不比它們更為可能）是大西洋的真正首都。安特衛普的一些文獻資料曾指出，埃斯科河畔的這一港口城市和大西洋遙遠的地區、西非以及巴西的早期拓殖地之間有著聯繫。比如，謝茲家族在聖文森特附近不是有座製糖廠嗎？1531年，安特衛普交易所成立。自此時起，比斯開灣的巨型扎布拉船把西班牙的硬幣運到了安特衛普和布魯日。1544年，104西班牙的硬幣一直是利用比斯開灣的這種帆船運輸的；同年，這些船還運送西班牙的步兵，105就像1546—1548年106和1550—1552年那樣。107 這一運輸眾所周知。1551年春，威尼斯的駐外使節通知威尼斯市政會議，來自秘魯的價值80萬杜卡托的白銀要送往尼德蘭軋制，利潤為百分之十五。作為交換， 尼德蘭要供給西班牙大炮和火藥。1081552年是因斯布魯克之年， 查理五世的悲慘處境使西班牙小心謹慎的閘門大大打開了。109因而，儘管私人渠道進行的硬幣輸出有所減少， 國家財庫的硬幣輸出卻大大增加了。這一切並沒有阻止設在西班牙的外國商號利用他們往往是政府出口代理人的身份繼續向外發運硬幣。110對它們來說，金屬外流是生死攸關的問題。1553年，西班牙的白銀正式到達安特衛普付給富格家族。111 由於偶然的機會， 英格蘭也分享到了好處。1554年，未來的菲利普二世的旅行給該島帶來巨額錢款。它們使1550年時處於行市最低點的英格蘭貨幣恢復了好運。112在1554年和1559年（斯年他回到了西班牙）之間，菲利普先在英格蘭，後在尼德蘭逗留，通過大西洋海路獲得不斷的白銀供應。113在1557至1558年艱苦的戰爭年代，載運金、銀的船舶的到達，是安特衛普港口的重大事件。一份報告稱，今天，1558年3月20日，四艘船自西班牙駛抵安特衛普， 其間航行了10日。它們帶來了20萬埃居的現錢和30萬埃居的匯票。1146月13日，115埃拉索致函查理五世：「裝在佩羅·梅嫩德斯的扎布拉船上的從西班牙運往尼德蘭的最後一批白銀適時到達，使我們可以支付正在招募的德意志步兵和騎兵的軍餉……」 眾多文獻證明了西班牙白銀的這種流通。最能說明問題的無疑是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與其放款人締結的合同。16世紀的法國人把這些合同（asientos）稱為「決定」（partis）。 因斯布魯克危機發生之後， 先是富格家族，然後是熱那亞的銀行家，爭取到在其合同上附加「准許輸出」（licencias de saca）字樣，即准許出口符合他們預付款額的貨幣。例如，1558年5月與熱那亞銀行家尼科羅·格里馬爾迪和真蒂萊簽訂的兩個合同，116除其他條款外還特別規定可以把白銀從拉雷多運往佛蘭德。 這種遠離敵對的法國的通過海路的貨幣與金錠的流通，不僅對研究16世紀瓦盧瓦王朝與奧地利王家的最後鬥爭的歷史學家來說具有極大意義。 這種流通還特別表明尼德蘭對查理五世的帝國來說，不只是一個練兵場，還是一個金錢市場。通過這個市場，美洲的貴金屬在尼德蘭進行重新分配，分別流向德意志、北歐和不列顛群島。這種再分配對歐洲的經濟活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歐洲的經濟活動畢竟並不是完全自發產生的。因此，一種交換、流通和銀行放貸系統終於建立起來，以位於埃斯科河出海口的安特衛普城為起點，逐漸向上德意志、英格蘭乃至里昂延伸。後者同地處北方的這個大商埠曾保持多年的密切聯繫。 為了進一步突出安特衛普的中心作用，必須仔細考察貴金屬的供應，其規模有大有小，不一定總是十分及時。1554年前後，117曾出現了明顯的故障，因為西班牙本身也缺少貴金屬。戰爭不能對此承擔全部責任。1554年，英格蘭金融界的智囊托馬斯·格雷沙姆在西班牙做了一次尋求貴金屬的奇怪旅行。他的需求，或者說他的活動，使業已受到損害的信貸每況愈下。塞維利亞的銀行甚至不得不中斷支付。格雷沙姆寫道：「我擔心在它們所有的破產中都有我的一份責任。」118和格雷沙姆相比，總的經濟形勢更是這些困難的製造者。 總之， 這種流通，不管是否完善，對英格蘭和尼德蘭的經濟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長期以來西班牙和北方各國之間的關係處於不正常的和平狀態。只要英格蘭女王和商人能夠通過安特衛普金融市場119的貸款分享美洲的財源，菲利普二世和伊麗莎白二世之間的諒解政策就可能實行。然而，由於1566年的危機和1567年阿爾貝公爵不祥地到達尼德蘭，這種秩序，這種平衡全都遭到破壞。1568年，「女王的商人」格雷沙姆離開他通常居住的安特衛普。於是，在大西洋的龐大海域，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在這之前，英格蘭海盜頻繁襲擊西班牙船舶或屬地，但是他們往往滿足於不流血的海盜行徑。也就是說，從事非法貿易，而不是進行真正的搶劫。120霍金斯就經常得到西班牙地方當局的認可。從1568年起，無情的海盜搶劫時期開始了。121英格蘭船隻襲擊裝載向阿爾貝公爵供應白銀的比斯開大船。122當然，從此以後，伊麗莎白必須放棄在安特衛普金融市場的一切借款，因為她在那裡的信用已經崩潰了。她必須在本國商人123的幫助下採用新的金融戰略。難道可以認為，這種民族主義政策124一方面是格雷沙姆等人的主張，另一方面又是時局所迫嗎125？ 攔截比斯開的圓頭大船（zabras），並沒有導致戰爭。英格蘭把在船上繳獲的金屬保存起來，用於軋制新的貨幣。126英格蘭甚至從西班牙商人的走私中獲利。這些商人非法把白銀送到裝載羊毛的船上……所有這些「地下」貿易對英倫諸島來說又是一筆意外收穫。127這類轟動一時的事件說來話長，但我們這裡感興趣的既不是威廉·塞西爾應負什麼責任，也不是各種空口無憑的指責，128又不是菲利普二世的那些決定。菲利普二世於1570年一度力主挑起戰爭。後來只是由於阿爾貝公爵的謹慎，這些決定才未得以實施。129外交上的驚恐、警覺不應該掩蓋爭吵的經濟原因。 西班牙與北方之間的貴金屬交易可能從1566年130尼德蘭叛亂開始受到干擾。從1568至1569年起，這種交易實際上陷於停頓。這並不意味著從此再也沒有一點貨幣通過原來的渠道流通。但是，運輸不如以前那麼暢通，數量也大大減少。只有集結的艦隊才能進行運輸，例如梅迪納·切利公爵於1572年131率領艦隊護航，強行衝破重重封鎖。海上的往來聯繫變得要冒風險了。熱那亞駐安特衛普領事拉扎羅·斯皮諾拉及其顧問格雷戈里奧·迪·弗朗基和尼科洛·洛梅利諾1572年7月在寫給熱那亞共和國的信中談到：國家債台高築，但又無力償還；「由於天氣惡劣，軍事行動的影響（特別是同法國的關係緊張）， 西班牙的海上運輸已被切斷，而且經過義大利的交通也極困難，因此已經無法再到西班牙去經商了……」 1572年，梅迪納·切利的艦隊還比較小。在1573年和1574年，人們想在比斯開組建一支更大的艦隊。其規模之大，即使稱之為第一支無敵艦隊，也不算過分誇大。這支艦隊由威望卓著的首領佩羅·梅倫德斯指揮。但是他於1574年去世了。後來，由於缺乏經費，再加上疫病流行，這支艦隊還沒有離開港口就被拖垮了。132在1574年，從加斯科涅灣到遙遠的尼德蘭，西班牙的力量受到最後的決定性打擊。此後，西班牙和埃斯科河流域之間有過一些交往聯繫。1575年，一支小艦隊在雷卡爾德的指揮下，從桑坦德開往敦刻爾克，於11月26日到達這個港口。途中，它曾經在懷特島停留，這說明還有可能與英格蘭和解。但是，沒有任何跡象可以表明，這支艦隊運載的是銀幣。133 無論如何，這支艦隊不足以勝任其使命。不難看出，幾次通過大西洋航路運送白銀，具有反常的性質。菲利普二世於1575年宣布破產以後不久，他還擁有數百萬埃居的現金。既然尼德蘭需要現金，那麼前往拉雷多或者桑坦德去取硬幣，然後再運往北方，似乎是極其簡單的事了。於是需要懇求富格家族同意把7萬埃居（這些錢裝在用御印加封的箱子裡，以便不被海關扣留）運到里斯本，然後在那裡通過當地改奉天主教的猶太批發商換取安特衛普的匯票，因為這些批發商需要用硬幣與葡屬西印度進行貿易。即使對於這樣一筆數額不大的款項，富格家族的運貨人托馬斯·米勒也寧肯繞道走葡萄牙，利用葡萄牙商人在北方的爭吵中的半中立立場。多虧這種花招，錢轉走了，但又沒有從半島運走。134 有機會的時候，錢確實是運走了。1588年秋天，巴爾塔扎爾·洛梅利尼和阿戈斯蒂諾·斯皮諾拉冒險使用了3艘戰船武裝護航，135把錢款送往佛蘭德付給帕爾馬公爵。一年以後，即1589年，從勒阿弗爾可以看到，137布爾戈斯的西班牙商人136馬爾文達用帆槳大木船運出2萬埃居。同年，阿戈斯蒂諾·斯皮諾拉仍然通過大西洋重複上一年的行動，親自裝備兩艘較小的帆槳木船，把他自己的白銀一直運往尼德蘭。138但是，這些例外恰好證實了一條規律：正如1586年一家威尼斯報紙所指出的那樣，大西洋的航路實際上已經變得極端困難，139運輸量很小。然而，這條航路對於西班牙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繞道法國 由於從拉雷多或桑坦德到安特衛普的通道已經不能使用，因此必須用別的道路取代。菲利普二世便利用法國的陸路。陸路距離雖短，但因內亂而經常中斷，運輸就要結隊而行，而且要有武裝護送。例如，僅僅把10萬埃居從佛羅倫薩運往巴黎，140在16世紀末就需要17輛大車，並由5個騎兵連和200名步兵護送……為了減輕重量，人們只能運送黃金。將近1576年，西班牙的幾名可靠心腹正是這樣多次把黃金從熱那亞運往尼德蘭的。他們把黃金縫在衣服內，每人攜帶的數量多達5000金埃居。141然而，這只是，也只能是萬不得已的冒險辦法。142 1752年年底，在聖巴托羅繆大屠殺之後，貴金屬首次大量經過法國運往西班牙。143阿爾貝公爵到達尼德蘭以後，因缺錢而處於絕望的境地。1569年初，傳說他已經花去500萬金幣。144兩年以後，即1571年，歷史文獻都說他處於「入不敷出」的境地。商人不再願意給他貸款。145公爵既無資金，信用又下降，眼看著求助於匯票的可能性日漸減少，就像一家銀行在銀根正緊的時候，儲戶對它的信用產生了懷疑。1572年，情況極其嚴重，146以致公爵不得不在4月決定向托斯卡納大公尋求貸款。此舉獲得成功。但是，由於西班牙政府與大公關係緊張，懷疑他在法國和其他國家策劃陰謀反對西班牙，阿爾貝公爵因而受到責備，大公給他的貸款也從沒有動用。147 在此期間，菲利普二世把50萬杜卡托現金運往法國。他寫信給駐法大使迪埃戈·德·蘇尼加148說：「我們想從西班牙王國給阿爾貝公爵送去50萬杜卡托，其中金幣和銀幣各半。目前通道確實被卡緊，海上運輸不可能不冒巨大的風險，最好的和最方便的辦法似乎就是取道法蘭西王國，如果我的法國國王兄弟覺得准許這樣做是適當的，並且下令讓這筆錢安全通過……」法國國王果然給予准許，錢款分幾批運送。1572年12月25日，薩亞斯通知法國大使聖古阿爾，149根據准予放行50萬埃居的許可證，由尼科洛·格里馬爾迪發運7萬里亞爾（銀幣），由洛朗佐·斯皮諾拉發運4萬卡斯蒂利亞埃居（金幣）……當然不止這兩次。1574年3月，蒙杜塞從尼德蘭來信說：「從這裡公布的消息來看，……卡斯蒂利亞的杜卡托正衝破各種障礙，經由法國源源不斷地運來。」150此外，從法國通過的不僅有政治銀幣，而且有商人的銀幣，這裡還不算走私，但經商和走私往往是同一回事。 1576年，菲利普二世及其臣下研究了取道南特的有利條件。西班牙商人安德烈·魯伊斯在南特信譽卓著，可以為打通經由「諾曼底和法國」的白銀轉運起樞紐作用。迪埃戈·德·蘇尼加之所以提出這條建議，這是為了指出法國方面存有「凍結」（我們這樣說）過境款項之一的企圖。這位西班牙大使同時還抱怨法國的信貸、匯兌和貿易151組織不善，這一抱怨肯定是符合事實的。 根據理察·埃倫貝格的說法，在同一時期，白銀還從薩拉戈薩經由里昂運往佛蘭德地區。152富格家族的代理人托馬斯·米勒利用佛羅倫薩和里昂作為中間站。1577年，一封威尼斯的信153提到有20萬克朗經由巴黎送交奧地利的胡安。同年，布爾戈斯的馬爾文達家族交付13萬埃居，一部分送往米蘭，一部分送往巴黎，這筆錢全部是以菲利普二世的名義交付的。154還是在1577年，人們對西班牙的金幣和銀幣湧入法國議論紛紛。法國政府為從中漁利，曾考慮使外幣增值155，這是留住過境外幣的一種方式。 第二年，銀幣過境仍在繼續。1578年7月，亨利三世准許西班牙士兵和西班牙銀幣（15萬杜卡托156）通過法國。但是，情形已經有了變化，西班牙大使瓦爾加尋思，157當阿朗松公爵豢養的強盜正在窺視過境銀幣的時候，這些發送是否慎重。他還認為，最好的方法是僱傭「商團」保護。158 1578年以後很久，西班牙的硬幣繼續在法國流通，其中包括天主教國王給法國人的，即給吉斯家族159和其他人的硬幣。1582年，一份文獻資料160提到菲利普·阿多爾諾運往裡昂和巴黎兩地的10萬埃居，供亞歷山大·法爾內茲使用。1585年，巴爾托洛梅奧·卡爾沃和巴蒂斯塔·洛梅利尼又匯往裡昂20萬埃居。161然而，不能肯定這筆款項是現金，更沒有證據能確認這筆錢經過里昂，一直送到佛蘭德……在掌握更多的材料以前，我們暫且認為，西班牙白銀的過境大體上直到1578年為止，而且這只是權宜之計。如果在1575年至1577年間菲利普二世同熱那亞放款人沒有發生糾紛，這條通道也許早就放棄了。他們在1577年締結的協議是優先使用從巴塞羅那到熱那亞的海路。 從巴塞羅那到熱那亞的大路和美洲貴金屬的第二條流通渠道 我們不能斷言這條道路究竟什麼時候變得重要起來。可能在16世紀70年代，或者說，大致在地中海與土耳其開戰的初期。其結果是：西班牙的資金改變流通方向，從此湧向義大利。可以肯定這不是一種嶄新的發展。早在1570年以前，美洲的金、銀就已經到達地中海的中心，雖然數量從來不能同供應安特衛普的金、銀洪流相比。1532年10月，帆槳戰船載著運往熱那亞162的40萬埃居從西班牙到達摩納哥。1546年，查理五世向熱那亞人163借款15萬杜卡托。這筆借款很可能引起了西班牙貴金屬向熱那亞的補償性的外流。葡萄牙的一封書信164毫不含糊地指出，熱那亞於1551年交給教皇一筆現金。理察·埃倫貝格指示，1552年大量白銀在運往安特衛普165的同時，也運往熱那亞。巴爾塔扎爾·洛梅利尼1564年1月給埃拉索的信談到，1563年11月洛梅利尼的岳父尼科洛·格里馬爾迪奉菲利普二世之命，在米蘭市場支付1.8萬杜卡托。1661565年，佛羅倫薩商人同意貸款40萬杜卡托，在佛蘭德支付。這些佛羅倫薩商人是否曾要求西班牙把貴金屬送往佛羅倫薩？1671565年，法國駐西班牙大使富科沃提到兩筆熱那亞的貸款：一筆為15萬埃居；另一筆為45萬埃居。168托斯卡納大使諾比利5月又談到一筆10萬埃居的匯款。這次是匯給熱那亞的。1691567年，阿爾貝公爵從西班牙去熱那亞，由部隊護送，還帶有白銀。170最後，有時為供應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需要，西班牙便在熱那亞或在佛羅倫薩的市場換取現金。作為補償，必然會引來美洲的部分財富。171富科沃1566年12月寫道：「在前幾天，巴塞羅那曾有18艘船滿載白銀駛往義大利。」1721567年夏季，諾比利成功地運出了部分白銀，用於支付為天主教國王效勞的托斯卡納帆槳戰船的軍餉。辦成此事真不容易，因為這筆款項要從教堂收入中提取，而教堂又分散在西班牙各地。173從徵得的款項中，諾比利打算於5月174運出2.5萬埃斯庫迪，在6月又宣布把28萬里亞爾分裝8箱運出。175最後到9月，雖然沒有確切消息，他希望全部款項都已經裝船運出。176 這些零碎事例不能給人一種有規律流動的印象。只要現金取道佛蘭德（熱那亞放款人偶或使用這條道路），地中海地區就只能吸引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相關的證據舉不勝舉。 我們可以看到拉古薩的貨幣流通情況。拉古薩商行交託其經紀人前往巴爾幹半島或黎凡特進行採購時支付的現金，這些商行為清理債務以及為成立公司籌集資金而支付的款項，有關這些開支的單據在官方的檔案中有時還記錄在案。無論是在威尼斯、匈牙利、羅得島、希俄斯島還是在阿勒頗軋制的金幣，它們都長期起著獨一無二的作用。這就涉及，在拉古薩和黎凡特的關係中，黃金作為貨幣究竟起什麼作用的問題。1771551年6月5日，米利亞諾·迪·弗洛里奧交給船主安東尼奧·帕拉帕尼約650金埃居。這650埃居分為400土耳其西崑和250威尼斯西崑兩部分。1781558年11月，又交給拉古薩人約翰內斯·德·斯特凡諾100金埃居，充當從那不勒斯到亞歷山大、再到熱那亞的旅費。179耶羅尼穆斯·約翰內斯·德·巴巴利斯於1559年6月收到500金埃居，作為到亞歷山大的旅費。180這些金幣常常是土耳其西崑。銀幣於1560年8月終於取得它應有的地位，那是安德雷阿·迪·索爾戈的合伙人喬瓦尼·迪·米洛181在啟程去黎凡特時收到的1500枚土耳其阿斯普爾小銀幣。後來，尤其在1564年以後，通用的貨幣更可能是塔勒（talleri），是土耳其或匈牙利的塔勒。182西班牙的里亞爾銀洋是在1565年和1570年期間才到達拉古薩的。183 實際上，地中海市場的貨幣嚴重不足。1561年，在巴塞羅那，菲利普二世於3月26日致函加泰羅尼亞總督唐·加爾西亞·德·托萊多，要他籌集10萬杜卡托供10月和5月的交易會之用。總督於5月5日184答覆說不可能。「市場銀根很緊，商人資產又少！……請陛下相信，為在這裡籌集到8000至1萬杜卡托的軍餉，我有時不得不請當地的商人預支，並且還以我的銀器做抵押。他們為此要我支付9%—10%的利息。」 下面我們再看看1566年4月185那不勒斯在熱那亞締結的有關10萬杜卡托（義大利金幣）的供貨契約。西班牙君主和銀行家締結的契約，雖然名目繁多，但通常都採用這種借貸形式。為了換取在熱那亞當地支付的10萬杜卡托借款，菲利普二世以那不勒斯王國的「貢奉」或稅金為抵押，供第二年還本付息之用。既然借款將由那不勒斯償還，西班牙大使菲格羅阿在熱那亞締結的契約便送交那不勒斯總督簽署。總督轉請其財務官和一位專家審查契約的各項條款和償付方式。核查結果表明，貸款利率竟高達21.6%。阿爾卡拉公爵寫道：「雖然在我看來利息太高，我還是只能簽字認可。」這難道不正是熱那亞銀根「緊張」的一個證據嗎？以上論證的一個細節表明（人們預先也可猜到這一點），現款在熱那亞比在西班牙更珍貴。評論家還指出，由於現金是在熱那亞支付的，商人從中可取得2%的貼水。這一利潤比運輸和保險費用還略高一點。186 可見，熱那亞在1566年銀根很緊。同一時期那不勒斯的情況更糟。1566年初，西班牙準備締結一項數額達40萬或50萬杜卡托的「契約借款」，187預定由那不勒斯的「貢奉」作償還擔保。然而，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談判的結果是以我們剛才談到的「兌換」方式提供10萬杜卡托。阿爾卡拉公爵還特意囑咐，「兌換」至少不要在那不勒斯進行，因為那不勒斯市場不能提供為數達10萬杜卡托的借款；商人們會串通一氣，提高他們的要價。這筆生意最好是在西班牙或者熱那亞成交。 但是隨著16世紀70年代的到來，新的局面出現了。為了在地中海地區集結軍力，西班牙的財政機器不得不一反常態，以匯票或現金的方式188輸送白銀。1572年4月，讓·安德烈·多里亞通知熱那亞共和國，將親自去卡塔赫納索取白銀。熱那亞商人寧願在卡塔赫納裝船起運，不希望通過陸路運到巴塞羅那，因為陸路不安全。189甚至1575年西班牙國家的第二次破產也沒有使這種用船發送錢款的活動中斷。這次破產從根本上動搖了熱那亞，而且也使安特衛普的流通渠道終於被徹底摧毀。1576年4月，菲利普二世曾派人將65萬杜卡託運往熱那亞。190同年，菲利普二世主動提出，將用他的帆槳戰船把富格家族的一萬金埃居運到義大利。191在1575至1578年間，通過這同一條道路，富格家族的經紀人把多達百萬克朗的錢款送到尼德蘭。1921577年7月，菲利普二世命令讓·安德烈·多里亞前往巴塞羅那，負責把那裡的銀幣裝船運往義大利。由於義大利急需錢款，尤其重要的是「不要讓海盜得知錢由一艘帆槳戰船運送」，193因而在錢款裝載完畢後，船長必須立刻出發，不管應當參加這次航行的卡斯蒂利亞海軍上將是否在船上。我們必須指出，新路線不在義大利終止；熱那亞已是向北方輸送白銀和匯票的轉運站。但是，這並不妨礙義大利得到一份利益。首先從托斯卡納大公開始。1576年後，這個大公又得到了西班牙的恩寵。1582年，菲利普二世要求大公給佛蘭德一筆40萬杜卡托的貸款。194 隨著到達塞維利亞的白銀的增加，1580年以後，貨幣流通的規模膨脹起來。在1584年至1586年之間，最能說明這一規模的莫過於法國駐西班牙的代辦隆萊爾秘書的信件。有了這些清晰明了的信件，195我們就不必茫無頭緒地去查找眾多的文獻資料了。 1584年1月18日196：兩艘帆槳戰船即將從巴塞羅那啟程把白銀運往熱那亞。1月12日：向米蘭發運100萬金幣，轉交佛蘭德。在這筆錢之後，另有100萬金幣在米蘭城堡存放。1973月22日：向義大利運去大量白銀，作為辦理佛蘭德的事務之用。1985月26日：讓·安德烈·多里亞將於6月18日或20日在巴塞羅那啟程，隨行的有20艘帆槳戰船和其他幾艘大船，船隻將為天主教國王運送200萬金幣，其中100萬是「皮斯托萊泰埃居」，另外100萬是「里亞爾」。此外，船上還有大約100萬左右富格家族和熱那亞商人的匯票。6月1日：熱那亞人又簽訂了一份契約，準備在四五個月以後199提供40萬埃居。在讓·安德烈·多里亞的帆槳戰船所載運的款項中，250多萬埃居歸天主教國王所有，約100萬屬於私人的錢款（其中有托斯卡納大公的錢），還有30萬埃居是安德烈·多里亞本人的財產；另有30萬到40萬埃居屬於其他熱那亞人。此外還應加上乘船回國的30到40個義大利領主或貴族隨身攜帶的錢款。「除此之外，有50萬埃居是西班牙國王付給德意志富格商行的。這是我在西班牙銀幣輸出的賬單上所看到的情況」。200事實上我們得知，6月30日給富格家族的這筆錢屬於他們自己所有。「西班牙國王以他的名義把這筆錢交給他們是為了使這筆錢能夠從西班牙出境。」201在米蘭，儲備金已經達到120萬埃居。10月17日；J.B.科瓦蒂同意給J.B.德·塔錫大使一筆8萬埃居的貸款。202 1585年4月4日：國王向米蘭和熱那亞運出一筆巨款。2034月25日：40多萬埃居在巴塞羅那裝船運往義大利。2045月14日：19艘熱那亞和薩伏伊的帆槳戰船，8艘那不勒斯的帆槳戰船，25艘西班牙的帆槳戰船，由5000名士兵護送，從巴塞羅那出發，向義大利運送120萬埃居。「除此之外」，還有76艘滿載白銀的船隻經薩拉戈薩前往巴塞羅那。2056月9日：帆槳戰船將50萬埃居交給薩伏伊大公。2066月15日：船隊在義大利卸下183.3萬埃居，其中有100多萬沒有登記。2079月20日：帆槳戰船再次出發前往義大利，運去40萬埃居。同時，30萬埃居剛剛到達菲利普二世當時停留的蒙松。2089月18日：經與富格家族商定，「把50萬埃居運往德意志」。 1586年3月25日：為應付佛蘭德的開支，209向義大利發運120萬埃居。5月31日，仍然為了佛蘭德的事務，2107艘帆槳戰船運載60萬埃居到熱那亞。9月29日：8天前和富格家族締結了一項「借款契約」，規定在法蘭克福支付150萬埃居；在貝桑松支付25萬；在米蘭支付25萬。21110月11日：又商談一項借款，規定在義大利支付70萬到80萬埃居212…… 在隨後的年代裡，西班牙貴金屬的外流仍進一步擴大。只要看到菲利普二世統治的最後12年里「契約借款」的數額之高，就可以相信這一點。1586年：富格家族可能借給菲利普二世150萬金埃居，在義大利和德意志支付。2131587年：阿戈斯蒂諾·斯皮諾拉借給他100萬「斯庫迪」。1589年：佛羅倫薩人借給他10萬埃居。214同年，熱那亞商人達成一項「交易」，向尼德蘭提供200萬埃居。第二年，安布羅西奧·斯皮諾拉付給尼德蘭250萬埃居。2151602年，奧塔維奧·琴圖廖內借出900萬，甚至可能更多。對於這一點，一些謹慎的歷史學家表示懷疑，216但卻懷疑錯了。217我也找到了阿戈斯蒂諾·斯皮諾拉於1587年訂立的借款契約，數額達930521埃斯庫多。與理察·埃倫貝格所說的正好相反，這份合同不是為義大利訂立的，而是供帕爾馬公爵以匯票的形式把錢寄給尼德蘭。218 細節無關緊要。值得重視的事實是：西地中海地區的鑄幣交易和信貸交易已經大大膨脹；西地中海上升為銀幣流通的主要道路。滿載整箱整桶硬幣的帆槳戰船不停地航行，任何人對此事的重大歷史意義都不會提出異議。談到美洲金銀的運輸，我們不僅應想到西印度船隊的著名大帆船，也應該記住比斯開灣的圓頭大船，以及地中海的帆槳戰船；在和平時期，這些戰船不再運送戰鬥人員，而是空前繁忙地運送旅客和大堆銀幣。219海上航行難免會有事故發生：1582年4月，一艘帆槳戰船在巴塞羅那和熱那亞之間航行時突然遇到壞天氣，不得不拋棄部分貴重的貨物。56箱裡亞爾被拋入大海，另外，一整箱埃斯庫多和其他金幣也被拋到海里。220但是，這些事故很少發生。1.5%的保險費本身就說明了這一點。相對而言，陸上事故的數量有過之而無不及。1614年1月，221熱那亞人的14萬埃居在離巴塞羅那6古里遠的地方被百來個強盜搶走。 西班牙貨幣侵入地中海 隨著地中海的興旺發達，大西洋的貿易一落千丈，安特衛普以及一切以安特衛普的經濟活動為轉移的商業城市也紛紛衰落。依我之見，安特衛普和尼德蘭的衰落髮生於1584—1585年的大轉折年代之前——這些年代的重要性是不可否定的——甚至發生在1576年安特衛普遭受劫掠或者1575年西班牙國家第二次破產之前。我以為，正如A.戈里斯所說，222人們可以追溯到1567年，或者1569年。尼德蘭的經濟於1567年出現明顯的停滯，即使生意興隆、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翁斯科特毛紡織中心也是如此。223阿爾貝公爵到達荷蘭時，紡織工業蒙受的打擊是如此嚴重，以致他在當地甚至無法為他的宮廷人員找到足夠的藍色衣料。224當然，安特衛普並未因1576年11月遭到搶劫而元氣盡喪。2251573年葡萄牙的一份報告指出，至少從1572年起，與佛蘭德的貿易全都遭到摧殘。226早在1571年，227一個西班牙商人回到安特衛普的時候，就覺得自己恍若到了另一個城市。交易所也不是從前的樣子了…… 里昂的衰落也大體上發生在同一時期。它作為金融市場所留下的重要職能，於16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之間轉移到巴黎。2281577年，交易市場開始雜草叢生，幾乎成為荒野的村落。229 將近同一時期，坎波城的巨大的匯兌交易所也壽終正寢，歷史學家總是說此事發生在西班牙國家的第二次破產（1575年）前後。人們往往沒有注意到，在坎波城北面的布爾戈斯和畢爾巴鄂，幾乎同時出現了經濟蕭條。那個時候，布爾戈斯商事裁判所重要的海上保險，230實際上已告終止了。原因在於，從坎波城經畢爾巴鄂抵達佛蘭德的交通幹線已被切斷。在菲利普二世統治初期，這是西班牙帝國的主要航線之一。 這樣，地中海使世界的一大部分貨幣改變了流通方向，因此獲利不淺。巴塞羅那再次繁榮興旺並於1592年重開匯兌交易會。撒丁島、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從此不再是其貿易區的極限。16世紀末，巴塞羅那派遣帆船遠屆處於貿易區之外的拉古薩以及埃及的亞歷山大。231更有甚者，當時貴金屬侵入整個義大利。長期在威尼斯擔任法國大使的迪弗里埃大使非常熟悉義大利和黎凡特的商業貿易。1575年，232他為籠罩義大利半島的戰爭威脅焦急不安。西班牙人會利用熱那亞的內部糾紛奪取這個城市，然後占領整個義大利嗎？他在給法國國王的信中明確指出，這個義大利「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有錢」。他對後來幾十年的義大利會說些什麼呢？在1595年左右，精明幹練的費理亞公爵在一份長篇報告中寫道：對英格蘭來說，最好還是「像那不勒斯、西西里和米蘭那樣向西班牙屈服，這些地區在現政府的領導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繁榮……」233讓我們把這一段話獻給那些急於說地中海從16世紀就開始衰退的人吧！ 實際上，西班牙的貨幣已經逐步侵入整個地中海地區，並迅速對日常生活產生影響。1580年，在阿爾及爾市場通用的貨幣是西班牙的金埃居以及價值8里亞爾、6里亞爾、4里亞爾的銀幣。所有這些貨幣的市價都高於面值，而且是運往土耳其的主要商品之一。整箱整箱的里亞爾運往這個國家。234法國駐阿爾及爾領事館的文獻匯編（始於1579年）235，法國駐突尼西亞領事館的文獻匯編（始於1574年），236曾多次指出西班牙貨幣的領先地位。俘虜的贖身價格一般都是用西班牙貨幣確定的。1577年2月，一艘阿爾及爾船上的俘虜在得土安舉行暴動。土耳其人急忙跳入水中，倒了大霉。他們當中許多人因隨身攜帶著里亞爾和金子而沉入海底237…… 在里窩那，除了官方的大量貨幣抵達以外，還有小船直接從熱那亞和西班牙駛來。小船運載的貨物中夾帶成箱的里亞爾。238在拉古薩，在16世紀末，即1599年，曾有兩批貨幣分別運往羅多斯托和亞歷山大。第一批是「塔勒」和里亞爾；239第二批全是面值8里亞爾的西班牙本洋240……前一年，拉古薩的一艘大帆船被船員拋棄在塞里戈。為了避免落入哲加拉手中，這些船員乘坐一艘小船上岸。241船主和逃亡者隨身帶走了1.7萬里亞爾。另一個細節：1604年5月，一個馬賽人在拉古薩承認欠一個佛羅倫薩人「263枚面值8里亞爾的銀洋」。242由此可見，拉古薩遭到西班牙貨幣的全面入侵。但是有哪個城市、哪個地區能夠逃脫這種入侵呢？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里亞爾到達土耳其，是用在利沃夫和伊斯坦堡之間行駛的大車從波蘭運去的。243顯然，我們不必去黎凡特做實地考察。那裡的大量商業信件——義大利、拉古薩、馬賽、黎凡特、英格蘭的信件——向我們提供了一個事先已經知道的景象。 這些俯拾即是的細節，不應當使我們忘掉主要的東西。如果我們承認，從1580年開始，義大利各大城市同西班牙本身相比，同樣或者更加稱得上是真正的白銀集散中心，那麼我們就看得更清楚了。義大利從扮演白銀分散中心這一角色中獲得巨大的利益，其任務是向黎凡特輸送一部分過剩的西班牙銀幣，這是輕而易舉的和有利可圖的事。另一項任務是：向尼德蘭供應難以得到的金幣、銀幣和匯票。西班牙為維護在尼德蘭的統治和天主教的命運，便源源不斷地向尼德蘭輸送現金，不但養活忠於西班牙的軍隊和臣民，也養活那裡的叛逆者。義大利就處於這樣一個創造性的體系的中心。這個體系包括各種聯繫、各種同步運轉以及明顯的不勻稱性。 義大利受「銀根過松」之害 從1580年開始，帆槳戰船從西班牙運往熱那亞的金、銀數量不斷增加，1598年6月244可能達到最高紀錄，一次就卸下220萬埃居（20萬金幣、130萬銀錠、70萬里亞爾）。如果不算1584年6月20日讓·安德烈·多里亞率領的20艘帆槳戰船運達熱那亞的300萬到400萬埃居（不過我們掌握的材料不夠準確），這的確是個創紀錄的數字。245我們應記住所運送貨幣數量之巨之大。據1594年統計署的統計，在每年運到西班牙的1000萬金幣中，約600萬又從西班牙輸出（300萬是國王的，另外300萬是私人的），剩下的400萬或者留在西班牙，或者由信徒、旅客和海員私自帶出國……一位歷史學家246認為，16世紀末每年可能有600萬金幣進入義大利，然後分散到這一半島各地及半島以外。這一為數巨大的金、銀在到達熱那亞（或者維爾弗朗什、波多菲諾、薩沃納或者里窩那）以前，就已經發揮了作用。金銀即將到達的消息一經傳出，義大利各市場立即出現「銀根寬鬆」的現象，正如塞維利亞或者馬德里和坎波城獲悉西印度船隊即將抵達時一樣。這些帆槳戰船是第二支西印度船隊。很快，「銀根寬鬆」的局面在義大利變得越來越經常，有時甚至造成極大的損害。現金充裕，利息低廉，造成了許多人的失算。貨幣的不斷湧入，使信貸的運轉很難適應，常常出現很大的漲落。匯票必須要有人借款才能賣出。但是，當現金充裕時，誰還借錢呢？讓我們了解下面這個簡單的機制：現款充裕，意味著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一份，結果是借款人，即出售匯票的人，從市場上消失了，或者至少變得少了起來。匯票少了，價格就很高。在相反的情況下，貨幣短缺，匯票到處都有，放款人就能夠低價購進匯票。在這些表面上很安適寬裕的年代裡，西蒙·魯伊斯卻感到困惑和不滿。他除了充當大宗買賣的經紀人以外，還是坎波城市場的放款人和匯票的購買者。向他出售匯票的一般是羊毛商人。這些商人如果得不到墊款就不能做生意，因為在西班牙購買的羊毛，要好幾個月後才能在佛羅倫薩出售得款。西蒙·魯伊斯廉價買進債券，然後再寄給他在佛羅倫薩的朋友和同胞巴爾塔薩爾·蘇亞雷斯。後者後來通過聯姻成了托斯卡納大公的內弟。匯票到達目的地後，就變成現金，還能獲利。但是，還得用這筆錢在佛羅倫薩購買新的匯票，把新匯票再寄回坎波城。如果市場銀根寬鬆，就得以高價購買匯票，於是西蒙·魯伊斯在第二次交易中就無利可獲。簡單說來，銀行家賭輸了，或者說得更確切些，他不再能在6個月內賺到慣常賺到的5%的利潤。不賺錢，就是賠本，就是「投資不當」。沒有比坎波城的這個老人的抱怨和他在佛羅倫薩的朋友的解釋和舉出的理由更加清楚明了的了。247他在佛羅倫薩的朋友解釋說：「今天，手裡有錢的人要依借款人的開價出借……」248此人還說，抵抗這股潮流是極其危險的。在1591年9月他還寫道：「佛羅倫薩曾有人企圖進行抗拒，但都沒有得到任何好處。」249面對貨幣和銀錠如潮水般湧來，又有什麼辦法呢？匯兌活動的本質和特性遭到了破壞。要使匯兌得以進行，匯率就必須有升有降，以產生有利可圖的差價。 通過對義大利半島各大鑄幣廠的簡單研究，我們可以得到義大利現金泛濫的另一幅圖景。沒有一家鑄幣廠停產。根據審計院的文獻資料，大概可以再現那不勒斯造幣廠的某些真相。250我們注意到，從1599年到1628年，251該廠軋制了1300萬枚硬幣。這項工作在巴勒莫、墨西拿252和熱那亞253同樣緊張繁忙。貨幣在發行後立即開始流通，特別是在17世紀，很快離開了本地。威尼斯造幣廠254不停地軋制貨幣，顯然與城市的繁榮有關。那裡平均每年軋制100萬枚金幣和100萬枚銀幣。造幣的原料一般由商人提供，但這無法滿足需求，於是鑄幣廠就訂合同進行收購。這些合同通常數額很大。1584年為50萬杜卡托（6月2日同卡波尼家族簽訂）。另有14萬馬克是與在威尼斯的富格家族的代理人奧特簽訂的。1585年又同奧特簽訂了一項數額為100萬杜卡托的合同。1592年，同阿戈斯蒂諾·塞內斯特拉羅、馬爾坎托尼和G.巴蒂斯塔·卡迪奇簽訂一項數額為100萬杜卡托的合同。1595年12月，同奧利維耶羅·馬里尼和溫琴佐·琴圖廖內簽訂了一項數額為120萬杜卡托的合同。1597年3月26日，一項數額為100萬的合同由耶羅尼莫·奧特和克里斯福羅·奧特承擔。此後，合同涉及的數額少了一些。但在1605年3月，與焦·保羅·馬魯福、米凱爾·安傑洛·博爾洛蒂和喬瓦尼·斯特凡諾·博爾洛蒂等人簽訂了一項數額為120萬杜卡托的合同。我們不想在這裡就威尼斯造幣廠的收購算筆總賬，而是為了指出，這些收購的數量極其龐大。來自美洲的西班牙白銀基本上滿足了它們的需求。 此外，我們不應該希望，把軋制的數字加在一起，以此由果溯因地核查出遙遠的新大陸的產量。問題並不那麼簡單。這裡鑄造的硬幣可能在其他地方又重鑄一次。幾個月或者幾年以後，這些硬幣又會送到另一家造幣廠改鑄。從1548年到1587年初，那不勒斯鑄幣廠共軋制了硬幣1050萬杜卡托，而留在當地的通貨量還不到70萬杜卡托。255儘管如此，在義大利，貨幣的流通越快，金銀的數量也越充足。當然，義大利擁有得天獨厚的優越地位，並不是簡單地由於它位於西班牙白銀流通的要道上。這種巧合的確幫助了它，但它自身的經濟活動起著更重要的作用。歷史學家一直低估這種作用，而在16世紀的最後幾年裡，義大利強有力的經濟活動使它在與德意志、東歐、尼德蘭、法國和西班牙256的貿易中取得順差（不包括佛羅倫薩因購買卡斯蒂利亞的羊毛而產生的貿易逆差）。這些貿易順差為義大利積累了財富，也為它清償了同黎凡特和土耳其的貿易逆差。這種逆差我們前面已經談得很多。它反過來富有成果地重新推動了義大利半島的商業和工業活動。位於貴金屬和匯票交易中心的義大利半島，實際上支配著主宰一切的流通渠道。隨著白銀激增，黃金變成了儲藏和國際結算的可靠手段，除了有相反的約定，匯票都用黃金支付。佛蘭德士兵的軍餉也要求用黃金支付，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部分用黃金支付。最後，正如我們已經講過的那樣，只有黃金可以通過郵班運送。因此，如果說義大利需要西班牙的話，那麼西班牙也需要通過義大利，特別是通過熱那亞，用黃金償付在佛蘭德的各項開支。唯有義大利各商埠能提供金幣和匯票，能把錢款送到安特衛普，支付西班牙軍隊的軍餉。 義大利位於十字路口：一條是南北幹線，適應西班牙的政策和熱那亞的「契約借款」的需要；另一條幹線與緯線平行，通向黎凡特以及遠東。前者從熱那亞抵達安特衛普，為黃金之路；後者輸送白銀，通向遙遠的中國。 後一條路以輸送白銀為主，這並不奇怪：土耳其帝國通用黃金，從埃及和非洲得到黃金供應，白銀到了黎凡特，價值便相應提高。再往東，穿過波斯和印度，到達菲律賓海域和中國，白銀更加值錢。在中國，「2馬克黃金換8馬克白銀」，也就是說，金銀的比價為1∶4，而在歐洲，至少是1∶12。義大利到中國的這條軸線最遠從美洲開始，或者通過地中海，或者通過好望角，幾乎繞地球一周。這條軸線是世界經濟的一種結構，一個恆定不變的因素，一個突出的特點，直到20世紀初才消失。與此相反，熱那亞到安特衛普這條軸線只是經濟形勢的一個長周期的產物。只要西班牙統治著尼德蘭（即一直到1714年），只要西班牙控制的白銀仍在膨脹（即一直到1680年），這條軸線就繼續存在。257因此，在整個17世紀，義大利一直位於兩條軸線的十字路口。英格蘭、尼德蘭、聖馬洛乃至熱那亞的帆船，不管是否「戰船」，都從加的斯的錨地出發，向熱那亞或里窩那運送當時人們一般稱為「皮阿斯特（piastre）」的西班牙本洋。258運輸的銀幣隨後抵達「亞歷山大、開羅、士麥那、阿勒頗和黎凡特的其他商埠」。著名經濟學家李嘉圖的祖父塞繆爾·李嘉圖259寫道：「不但在上述那些商埠，甚至在波斯，皮阿斯特都是極受歡迎的。」他的書於1706年印刷出版。皮阿斯特是一種銀幣，而不是金幣。在這之前，威尼斯的一份文字材料（1668年）說，260用銀幣或金幣在埃及付款當然都是可以的，只要內行，不會受到任何損失……至於白銀，使用西班牙本洋還可賺取30%的利潤。在南北軸線方面，白銀仍保持原有的地位。1627年以後，熱那亞的優勢可能有所削弱，261但直到1650年，熱那亞的銀行家仍然為西班牙向尼德蘭交付錢款。262 熱那亞人的時代263 以上的初步解釋旨在確定熱那亞銀行家時代的時間。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時針上，這個時代出現在短暫的富格時代之後，在阿姆斯特丹複合型資本主義興起之前。我承認，我更願說是1640或者1650年，而不是1627年，264但這無關緊要。顯然，熱那亞交上的好運，並不是1557年在西班牙國家破產以後不久，像變魔術那樣突然開始的。熱那亞時代同樣也不是於1627年隨著卡斯蒂利亞第五次或者第六次破產而徹底結束的。奧利瓦雷斯伯爵當時正把改信天主教的葡萄牙猶太人推到卡斯蒂利亞王國的放款人的首位。在很長的時期內，熱那亞始終是國際金融樞紐之一。 熱那亞原有的財富和1528年的政治大轉變，已經為熱那亞時代的到來預先作好了準備；此外還應看到，熱那亞很早就在安達盧西亞和塞維利亞建立了據點，265不但參與西班牙同西印度的貿易——自從安德烈·薩伊烏進行研究以來，這一點已廣為人知——而且還參與塞維利亞同尼德蘭之間的貿易，後一種貿易又促進前一種貿易的發展。我注意到，按照理察·埃倫貝格的說法，266熱那亞時代取代安特衛普時代是在1555年以後。但早在16世紀初，熱那亞人在安特衛普已十分活躍。從1488年到1514年，在安特衛普的所有義大利商人中，熱那亞商人占據首位。267正是他們後來為南北聯繫提供了資金，這個行動至少延續到1566年。 富格家族及其夥伴的衰弱和疲憊為熱那亞人提供了良機。16世紀中葉的嚴重的經濟衰退直接打擊了富格家族及其夥伴。他們不再冒險提供「契約借款」（1575和1595年曾一度出現反覆，這裡姑且不論）。 「契約借款」是卡斯蒂利亞政府和批發商之間締結的包括多項條款的短期借款合同。所借的款項主要在貴金屬到達塞維利亞時償還，運載貴金屬的西印度船隊既然總是不能及時到達，西班牙國王只得依靠借貸維持日常開支，特別是每月用黃金支付西班牙駐尼德蘭的軍隊的軍餉和其他開支。熱那亞人的精明能幹，就在於他們從1557年起，不但把西班牙國王在卡斯蒂利亞內外的各種資源調動起來，而且還把西班牙的，甚至義大利的公共儲備集中使用，以保證他們數額巨大的貸款。西班牙國王於1561年至1575年間曾向他們出讓「調劑債券」，268也就是說，借出的款項原則上以年金證券作擔保，但放款人有權隨意使用債券。熱那亞人把債券賣給他們的朋友和熟人，認購者居然還爭先恐後。當然，熱那亞人以後還要買回這些票證，把它們還給西班牙國王，但只是當國王償還債務時才這樣做。熱那亞人第二個能幹靈巧之處是：在1559年至1566年269卡斯蒂利亞整頓財政期間，由於禁止鑄幣出境，以前的債務一概交「貿易署」負責分期償還。「貿易署」幾乎起著熱那亞的聖喬治商行270的作用，以自己的資產保證支付轉嫁給它的債券。這正是1560年11月托萊多財政大清理的目的。271歷史學家把這次結算看成是另一次破產，而且與1557年的第一次破產一樣，是在商人的默許下進行的。商人過去借出的債款，大部分都用年金債券償還，但他們也可以用這種票據償還自己的債務。在進行這次清理時，熱那亞人所受的損失比富格家族輕。熱那亞人不能再以鑄幣的形式輸出他們的利潤，但這些利潤都很容易被轉手用於購買西班牙商品，如明礬、羊毛、食油、絲綢等。這些商品輸出到義大利或者尼德蘭，就能夠向熱那亞人提供他們在這些遠方國家所需要的現金。顯然，1566年以後，272由於佛蘭德地區發生動亂，他們又再次獲准輸出硬幣和銀錠，而且幾乎不受任何限制，那時就更加方便了。 然而，關鍵問題仍然是怎樣向尼德蘭多運送黃金。要解決這個問題，西班牙國王就不得不求助於國際資本家。在16世紀中葉以前求助於上德意志銀行家；1557年以後求助於熱那亞商人。菲利普二世比查理五世更被迫使用這種方法。菲利普二世是白銀的國際市場的主人，但不是銅、匯票和黃金的國際市場的主人。銅只是配角。但伊比利亞半島卻不生產這種低級的貨幣金屬，銅先由德意志提供，17世紀後由瑞典和日本提供。西班牙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銅，而銅的供應在葡萄牙市場卻很緊張，由於東印度的需求增加，銅的價格在1550年以前一直猛漲到1550年。2731640年還有人說，在馬努埃爾國王時代，銅幣在葡萄牙比黃金更加搶手。274至於匯票，它一方面起著信貸工具的作用（其價格有時超過了合理的程度），另一方面被用於支付貿易差額。然而，擁有巨額美洲財富的西班牙在貿易方面處於入超地位。貿易順差的地區（或者至少曾有盈餘的地區）是尼德蘭和義大利各城市。西班牙因而要買進義大利的匯票，匯票原則上都以黃金支付，所以，它支配著金幣的複雜流通。但是，來自新大陸的黃金不能很好地供應歐洲，歐洲常常要靠原有的儲備過日子。 熱那亞的資本主義很快在以上各方面確立起領先地位。但是，我們應該指出，如果沒有整個義大利的幫助，熱那亞將不可能取得領先地位。這種幫助保證了熱那亞的成功。熱那亞人通過出售白銀，在本地，尤其在義大利，得到他們需要的金幣和匯票。五賢人會議於1607年275用一句話解釋了這種現象，因為這種現象是不言而喻的：熱那亞人供應白銀（同時也為在里斯本購買糖和胡椒提供信貸），他們確信能夠從威尼斯取得足夠數量的黃金，還可以得到大量的匯票，往德意志和尼德蘭匯款。安布羅西奧·斯皮諾拉和哈科莫·格里馬爾迪向熱那亞共和國說明1596年破產以後不久的局勢時說，關於他們曾經答應向尼德蘭提供錢款的問題（應菲利普二世的要求和以「喬聖治商行」的其他熱那亞商人的名義），困難在於「破產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使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的市場幾乎亂成一團，而借款的準備金通常都要通過這些市場籌措」。276沒有這兩個市場，就不能為里亞爾和銀錠找到經常的買主，也不能找到信貸和黃金的供應者。只有信貸和黃金才使人既可以不向北方運送太多笨重的銀幣，又可以向那裡運送必不可少的黃金。讓我們再說一遍必不可少這幾個字。駐尼德蘭的士兵總是要求他們的軍餉大部分用黃金支付，他們從中可以得到好處和便利。金幣價值高，體積小，便於攜帶，因此，必須不斷地把銀幣換成金幣。商人們也想擺脫這項繁重的義務，企圖強行用銀幣或布匹支付一部分軍餉……但進展緩慢。在菲利普三世以前，給士兵發軍餉幾乎從不使用白銀。輔幣的膨脹標誌著這一演變的最初階段。在西班牙里亞爾逐漸上升到通用的國際貨幣的地位之前，尤其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恢復和平前，白銀仍很少用於發放軍餉。和平的恢復使士兵們降低了要求，他們的威脅也不再有效了。 但是，直到那時為止，士兵要求支付金幣，而且這種要求是如此強烈，以致成為16世紀貨幣流通的重要特徵之一，或如菲利普·魯伊斯·馬丁所說，成為流通的結構性的特徵之一。277不時發生的一些事件足以為證。1569年2月阿爾貝公爵把曼斯菲爾德遠征軍調往法國援救天主教徒。278為了保證迭戈·德·圭伊內斯的馬車裝滿金幣，以便隨軍發餉，必須求助於魯昂、巴黎和里昂的商人，並付出一定代價，把從他們手中得到的銀幣換成金埃居。這件小事有個好處，它使我們接觸到日常的現實，又開闊了觀察的眼界。1579年，由於有了皮亞琴察交易會，熱那亞人的貨幣流通體系終於組織起來，並且一直延續到16世紀末以後。從尼德蘭看，這個體系意味著大量吸收黃金。而吸收黃金又必須先存在一系列流通渠道，輸送商品、白銀、匯票乃至西方的全部財富從事這項盈利活動，也就必須遵守某些不可違反的規則。 皮亞琴察交易會 從1579年11月21日279起，以貝桑松命名的交易會遷往皮亞琴察。熱那亞至此勝局已定。除了極少的間斷以外，交易會將始終留在皮亞琴察，直到1621年280為止，並且處於熱那亞的控制之下。貝桑松交易會的起源，也許要追溯到1534年。281由於法國國王不願意寬恕熱那亞商人在1528年的背叛，他們在里昂經商遇到了困難。他們退到尚貝里後，薩瓦公爵在法國國王的慫恿下，又把他們逐出其領地，他們不得不為他們的金融家及其客戶確定另一個會面地點。首先於1535年初在隆勒索尼埃舉辦了主顯節交易會。隨後又在貝桑松舉辦了復活節交易會。一系列交易會接著在那裡繼續舉辦。這次遷移地址，並不是查理五世，而是熱那亞共和國一手操辦的。熱那亞共和國所以選中這個新的相會地點，這是因為法國人於1536年占領了薩伏依和皮埃蒙特。取道倫巴第、瑞士各州和弗朗什孔泰，熱那亞與貝桑松有直路相通。這個遙遠的相會地點雖然「有害和使人煩惱」，但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靠近里昂，金錢和商品向交易會集中十分方便，貝桑松長期注視著里昂的脈搏跳動。282位於地中海和安特衛普途中的里昂仍然是世界財富的真正中心。這就說明了為什麼當熱那亞人在貝桑松遇到我們不很了解的困難時，他們可能於1568年左右283把交易會遷移到波利尼，然後，又遷移到尚貝里，這兩個地點靠近南方，但仍然處於里昂的勢力範圍之內，蒙呂埃勒是里昂通往薩伏依途中的第一個大村莊，大量支付活動在那裡進行，恰好證明會面地點必須位於里昂附近。284 交易會的地點遷到帕爾馬公爵領地的皮亞琴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阿爾卑斯山脈從此把里昂同新的會面地點隔開，因此這是同里昂的決裂。在皮亞琴察舉辦交易會也是連續四年的長期危機的最後一幕。歷史學家今天才開始看清285這場危機的真正原因。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熱那亞的興盛。 從圖表60（見第二捲紙書第40頁）的曲線中可以看到，1566年後，隨著佛蘭德地區出現動亂，「契約借款」和「調劑債券」得到了廣泛的發展，「輸出許可證」 286卻成倍增多。儘管海路中斷，僑居馬德里的熱那亞人在這一新首都簽訂大筆借款合同，並和阿爾卡拉·德·埃納雷斯聯合組織了一個貨幣兌換市場。他們這樣財大氣粗，不能不引起西班牙的輿論，尤其引起菲利普二世左右親信的強烈嫉妒。1573至1575年間，西班牙國會曾經強烈反對這些外國人。287但是，打擊他們是一回事；取代他們是另外一回事。菲利普二世本人及其顧問們匆促地發布了1575年9月1日法令，以為他們可向西班牙商人和其他外國商人取得借款。這項法令當即使熱那亞人的全部財產蒙受威脅。1560年11月14日以來簽訂的所有「契約借款」全被認為是「非法」的和偽造的，一概都要撤銷。所有賬目都必須按照1575年12月（儘管書面的日期是9月1日）頒布的國事詔書中單方面規定的標準重算。這意味著熱那亞人要遭到巨大損失。他們進行申辯，並向卡斯蒂利亞法院提出上訴。但是，他們首先有效地停止了向佛蘭德方面支付黃金。他們當時甚至很可能支持尼德蘭的新教叛亂。然而，在這戲劇性的年份的12月，熱那亞國內卻經歷了一場極為尖銳的政治和社會革命（不幸的是，其深刻的原因人們了解得不清楚），在對立的雙方中，一方是專門從事貨幣交易的舊貴族，另一方面是取得行會支持的新貴族和一般商人。造反者占了上風，掌了權，提高了工資。銀行家們向市郊撤退，「有的撤到通往米蘭的路上的諾維附近，塞拉瓦勒周圍的巴蒂斯塔·斯皮諾拉的領地」，288有的撤到薩瓦。但是，勝利的一方並不能真正管理城市，更不能把被菲利普二世的9月法令損壞的巨大金融機器重新開動起來。這樣，1575年10月，在里昂的布翁維西家族焦急地尋思：「貝桑松的復活節交易會是否要舉行？在哪裡舉行？」289直到1575年末，這場重大的較量依然是勝負未決。熱那亞的國內鬥爭以及與西班牙的鬥爭，熱那亞商人和非熱那亞商人在歐洲所有市場上的競爭，匯合成為一場戰鬥。 過了兩年以後，直到1577年12月5日，熱那亞同西班牙國王達成了妥協，廢除了1575年的嚴厲措施，這對熱那亞銀行家來說是個勝利。勝利的取得只是由於卡斯蒂利亞商人和所有投入這場鬥爭的人——其中包括「哈布斯堡的無條件的僕從」富格家族——的軟弱無力和缺乏經驗。投入流通的資金數量不足，資金回收過快，而周轉卻又過慢。此外，熱那亞人對匯票和黃金的封鎖相當有效。他們掌握大量機動手段，迫使對方處境窘迫。無論通過里斯本、佛羅倫薩、里昂甚至巴黎和法國的道路，都不能使黃金和匯票按規定的速度到達目的地。結果是：領不到軍餉的西班牙軍隊發生了兵變，經過一系列的失敗以後，於1576年11月占領安特衛普，並且進行可怕的搶劫。290這些悲劇性事件使西班牙國王不得不和解。認為熱那亞商人沒有插手這些悲劇性事件，是輕率的，正如認為西班牙人對1575年12月熱那亞的起義絲毫不負責任，同樣也是輕率的。熱那亞的一封信件指出，國王沒有減緩這項苛嚴的法令的願望。291國王從內心深處雖然希望維持這項苛嚴的法令，但他又怎麼可能維持下去呢？從1577年3月起，開始進行認真的談判。1577年12月5日才告結束。談判一結束，批發商立刻就把可以在熱那亞或米蘭，也可以在那不勒斯或西西里支付的500萬金埃居交給天主教國王支配。 與此同時，在熱那亞，一切又都恢復了正常。在米蘭地區和托斯卡納的銀行家和商人的支持下，一項新的計劃正在制定，把交易會搬到帕爾馬公爵領地上的皮亞琴察舉辦。除了個別例外（如1580年的復活節，集市在位於薩伏依地區、靠近里昂的蒙呂埃勒舉辦），交易會都在皮亞琴察舉辦，並逐漸形成制度，處於熱那亞的控制之下，直到1621年為止。地中海通過熱那亞長期地控制著世界的命運。 熱那亞取得的這場勝利表面上似乎並不轟轟烈烈，在皮亞琴察292舉辦的交易會不如里昂那樣熱熱鬧鬧，也不像法蘭克福和萊比錫的交易會那樣人山人海。總的說來是力求不露鋒芒。 60來個銀行家每年聚會4次：顯聖節交易會（2月1日）、復活節交易會（5月2日）、8月交易會（8月1日）和諸聖瞻禮節交易會（11月2日）。在這些從事匯兌業務的銀行家中，有熱那亞人、米蘭人、佛羅倫薩人。他們像是某個俱樂部的成員。凡加入俱樂部者，必須經過其成員投票通過，並繳納一大筆保證金（4000埃居）。正是他們在交易會開始的第三天確定匯兌行市，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除了這些銀行家外，還有貨幣兌換商或者人們常說的「兌換人」。這些人在繳納保證金（2000埃居）的條件下，被准許參加交易會並辦理清賬業務。第三類人物是商人、公司代表或經紀人。他們最多不過200人。嚴格的章程保證他們遵守紀律。發生爭議時，由熱那亞的權力極大的元老院作出最後裁決。 用薩瓦里的話說，這些交易會以「清賬或結算」為目的。293每個商人都交出一冊賬本，或稱流水賬，上面記載著所要支付或收取的匯兌金額。首先要做的是整理賬目，獲得承兌，待一切核對完畢後，就著手一系列的沖銷和抵賬。最後剩下的負債或資產，與最初結算時的龐大數字已毫無關係。一切就像雪在陽光下融化了一樣。根據交易會的慣例，結算差額只需用少量黃金即可結清。債權人往往還同意讓債款轉到另一個商埠或另一次交易會上償還。這就等於債務人取得一筆新的信貸。當然，清賬活動的詳細情形更加複雜。如果參閱熱那亞人多梅尼科·佩里1638年294在熱那亞出版的《生意人》這部經典著作，人們會發現，儘管兌換比價事先業已確定，實際換算並非一帆風順。爭執不下的情形常有發生。交易會的負責人在第五天散發一些空白匯票或樣式，供不熟悉業務的商人填寫。 這樣，在短暫的交易會期間，巨額的付款得以結清。按照達萬紮蒂295的說法，1588年的成交額為3700萬「馬克埃居」。根據多梅尼科·佩里297的說法，幾年以後，成交額達到4800萬。依靠我們掌握的商業信件，可以找出當時的兌換牌價。但是，除非我們掌握至少一個熱那亞銀行家的賬冊和信函，否則我們就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熱那亞人的一切財富確實建立在一種相當巧妙，同時又被巧妙地運用的機制之上。正如富格家族在西班牙的代理商幽默地指出的那樣，熱那亞人的統治是證券的統治。這個代理商在1577年指責他們「擁有的票據比現金還多」。 證券的時代 證券時代並不是1579年隨著皮亞琴察最初舉辦交易會開始的。整個16世紀都為這個時代作了準備。但是，1566年以後，或者更確切地說，1579年以後，證券占據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以致連那些與商業活動只有很少一點關聯的人也覺察到這一點。分工的發展使銀行業從商業活動中脫穎而出，或者更確切地說，產生了銀行家和金融家的職業，因為他們的活動從一開始就以君主的錢財為對象……作為歷史學家，我們必須找出這種職業的相對特性，以便懂得為什麼當時有許多人對這個職業感到驚奇。誠實明理的人認為，金錢是商品的隨從。在他們看來，「真正的交易」是誠實貿易的結果。但是，他們不能接受，錢可以脫離商品而單獨進行買賣。他們不能接受，在皮亞琴察，一切都通過轉賬結算。菲利普二世本人曾承認，他對於匯兌一竅不通。298可能正是由於這種不理解，他對熱那亞人非常敵視。 在因循守舊的威尼斯，票據的使用長期並不十分引人注目。據威尼斯1575年的一份資料計算，299威尼斯在同土耳其作戰期間，曾發行巨額公債，總額高達550多萬杜卡托。其中，以匯票形式付款的共216821杜卡托，略少於公債總額的4%。顯然，這項數據單獨還不能說明問題，因為公債既然在當地發行，用金錠（57772杜卡托）、銀錠（1872342杜卡托）或鑄幣（3198420杜卡托）付款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我們總會注意到，有些威尼斯人對證券的增多以及合法或非法的證券交易提出異議。他們的言辭一般都很嚴厲。僅以這位威尼斯大使為例。他在1573年300從馬德里寫信給市政會議說，熱那亞的「契約放款人」把正經的買賣，即把商品交易放著不做，一味從事大宗匯兌交易，甚至認為商品交換隻配讓窮極無聊的下等人去干。在1573年，持這樣的見解還是可以理解的。但在30年以後，當轉瞬即逝的「啟蒙時代」在威尼斯出現時，當很多思想家（如萊奧納爾多·多納）開始關心經濟問題時，當一些辭藻華麗但行文清楚的關於商業、政治和貨幣的優秀「論文」廣泛傳播時，人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這些人仍舊對票據的激增，對通過匯兌結賬而不是用現金支付這一新生事物驚訝不已。匯票的多次轉讓已經在外國銀行家，例如佛羅倫薩或熱那亞銀行家的提倡下，開始傳入威尼斯。但在以上評判者看來，似乎這種做法「毒化了正常的商業往來，使少數銀行家占用了多數商人的資金」。301威尼斯商人和富人可見是被硬拖到貝桑松交易會這個畸形世界中去的。 儘管有人對交易會作了種種指責，這個世界是「合理的」，因為它掌握著未來的鑰匙；他們不懂得交易會的活動是智慧的活動。實際上，證券的出現及其發展是經濟生活的一種新結構的開端，是對經濟生活的一個必要的補充。熱那亞人在這方面起著先驅的作用，並迅速掌握了最先進的技術。他們的錯誤在於他們過分相信證券交易的優越性，被金融業的迅猛發展所陶醉，並逐漸脫離大西洋的商品貿易。直到1566年，他們在大西洋的商品貿易中還占重要的位置。這個一半處於放任自流狀態的大西洋世界302將發展和成熟起來，促使當地的商人和金融家出頭露面。有人說，熱那亞的失敗是金融或者證券的失敗，是忠於傳統貿易的商人的勝利。其實不然，隨著美洲的發現，一場地理革命用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才告完成，而與此同時，另一種資本主義悄悄地發展了起來。這是新金融家的勝利。葡萄牙放款人以北歐放款人為後盾，於1627年在馬德里操縱金融活動。這實際上是荷蘭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之一。至少從1609年開始，荷蘭資本主義已擁有自己的上層建築，其中包括最現代化的信貸機構。地中海資本主義為荷蘭資本主義提供了樣板，而其經過長期苦心經營而確立的地位也將被荷蘭資本主義所取代。 從菲利普二世時代的最後一次破產到菲利普三世時代的第一次破產（1607年） 從菲利普二世時代的最後一次破產到菲利普三世時代的第一次破產，即從1596至1607年，我們所要涉及的問題範圍極其廣泛。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並非陳述破產的曲折過程，而應弄清始終在起作用的內因和外因，以便檢驗我們初步提出的、並經最新的研究進一步完善的解釋模式。 為了看清問題的所在，我們不要被歷史的戲劇性細節所迷惑，而要反覆提醒自己，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的統治無不有其開端、興盛和衰落，資本主義經歷的各個階段，也就是突變和中斷，與其他的突變和中斷相仿。像富格時代一樣，熱那亞人時代以及後來的阿姆斯特丹時代，都只延續兩三代人的時間。 談完這些，為觸及問題的要害，我們應立即看到以下事實： 1.卡斯蒂利亞國家同商人的糾紛總是包含兩個連接的階段：爭吵，然後和解。爭吵在冬季曠日持久（沒有任何理由），讓人著急，如1596—1597年就是如此。隨著夏季來到，國家的需要迫在眉睫，雙方都急忙和解，達成的妥協被稱為「全面和解」。「全面和解」在1577年產生一次；1597年產生一次；1607年產生兩次；1627年產生一次。爭吵或不如說破產始終以「法令」的形式為人所知。 2.卡斯蒂利亞國家每次都遭到失敗，這是因為它不是大商人的對手，因為大商人比它先進幾個世紀。菲利普二世對熱那亞人的憤怒說明他一意孤行，沒有清醒的頭腦。如果他頭腦清醒的話，本該採納別人提出的建議，於1582年組織一個國家銀行，或於1596年建立一個義大利式當鋪；或者制定一項通貨膨脹政策（雖然能否控制通貨膨脹還是個問題）……在我看來，菲利普二世最後總是陷於19世紀的某些南美國家的境地。這些政府擁有礦山或種植園，產品十分豐富，但對國際金融無能為力。儘管它們可以大動肝火，甚至採取打擊措施，但最後還是屈服，交出資源和主權，表示「諒解」。 3.每次國家宣布破產，每次進行清賬，總有一些銀行家蒙受巨大損失，或從此一蹶不振，或悄悄退出金融舞台：上德意志商人在1557年，除熱那亞以外的義大利商人在1575年，西班牙商人在1596年和1607年，熱那亞商人自己在1627年。但是，同1557年的富格家族一樣，熱那亞商人沒有完全退出舞台。儘管如此，這條規律是無可懷疑的。 4.每一次的損失都廣泛地轉嫁到卡斯蒂利亞納稅人的身上（他們的確被沉重的賦稅壓垮了），也轉嫁到西班牙和義大利的儲蓄者和有產者的身上。只要有銀行家，就必然有「俄羅斯債券持有者」。 從1590年起，特別在1593年和1595年，種種跡象表明卡斯蒂利亞國家將再次破產，支出毫無節制，隨著稅收的明顯下降，財政收入逐漸減少，陰鬱的經濟氣候使破產和因負債而入獄的人日漸增多。西班牙雖然困難重重，但由於美洲白銀的到達次數也有所增加，塞維利亞、巴塞羅那以及熱那亞、威尼斯的貴金屬流通仍井然有序，經由萊茵河向尼德蘭運送貴金屬仍正常進行。儘管西班牙在歐洲進行大規模的鬥爭，儘管由於從1589年起銀幣輸出的暫停再次引起商人慣常的謹慎和不安，貴金屬的充裕都可能造成或者正在造成幻覺，甚至在商人中造成虛假的安寧。然而，最令人不安的信號，無疑是卡斯蒂利亞的稅收負擔極其沉重，把包括大領主、大貴族、教會、城市，甚至大小商人在內的所有納稅者壓得喘不過氣來，大批債券投入到仍有相當購買力的市場上去。歷史學家從隨後的事態發展中看到，這一局面對大放款人更加不利。菲利普二世11月中旬發布的敕令使他們大為吃驚303，按照這項敕令，菲利普二世停止付款，並把商人手中的收入和資金統統收回。304消息傳到里昂，305人們認為這是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因為在那個時候，西印度船隊已穿過了大西洋，據說正以空前的速度來到。306這個決定迅速在各個商業城市，首先在西班牙，激起了反響。在歐洲，恐懼心理和判斷錯誤立刻使局勢變得更加複雜起來。菲利普二世派駐威尼斯的大使唐·伊尼格·德·門多薩307指出：「由於停止支付，陛下不用動武就可克敵制勝，因為敵人的力量正來自陛下向外投放的金錢……經驗表明，土耳其人、法國人和所有其他國家都使用這些金錢……」當然，西班牙國王採取了這個驚人的舉動後，局勢遠不是那麼對他有利。事情本身並不是那麼簡單。西班牙國王靠自己把巨額現金（可能400萬到500萬杜卡托308）運往義大利，但運輸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和意外的事。這些事情有時顯得非常離奇，但又千真萬確。巴倫西亞當局曾阻止將西班牙國王的100萬杜卡托裝船運往義大利，原因是沒有收到國王的航行許可證。必須把航行許可證火速送去。309事情真是十萬火急，否則在局勢一觸即發的尼德蘭，軍餉支付便會有中斷的危險。西班牙國王生性固執，但無論怎樣固執，也不能擺脫他的困境。他不喜歡商人，一再同商人作對，因而給商人帶來重重困難。菲利普二世的敕令重新使每個商人回想起1575年法令以及隨後的法令在熱那亞造成的嚴重後果。當時，「舊貴族」被迫賣掉「銀餐具、黃金、珍珠和他們的夫人的全部首飾……」310在1596年年底，契約放款人全都擔心他們20年的苦心經營將付諸東流，擔心不能如期付款或者收回貸款的悲劇將不斷發生。在坎波城和其他城市的交易會上，再也借不到一個里亞爾，311到期證券一周又一周地「延長」付款期限，始終沒有得到結清的希望。 在實力較量的初期，菲利普二世政府雖然不免要同商人接觸、施加壓力和進行談判，但卻不肯作出任何承諾。一個佛羅倫薩人寫道：「沒有作出任何決定，一切都懸而未決，局面十分混亂。」312熱那亞駐馬德里的大使也寫道：「到目前為止，［已經有過接觸，］沒有任何好消息可以宣布……」313西班牙國王和他的顧問不打算廢除契約借款制，也不準備取消大商人集團（即所謂「商行」），這一點似乎是明顯的。西班牙國王及其顧問的真實意圖（這在法令公布之前已經為人所知），是要限制商人的要求，削減契約放款人的利潤，而且在「西印度船隊運不來白銀的情況下」，315也能獲得至少為期三年的大筆借款，這個要求顯然是過分了，因為匯票流通和現金周轉都離不開西印度船隊源源不斷地運來白銀。商人加快匯票流通，預付期票和加速現金周轉，都要付出昂貴的代價。國王的審計官在查賬後聲稱，由昂布羅西奧·斯皮諾拉向佛蘭德提供的40萬埃居「契約借款」，竟使西班牙國王付出了35%的費用。316放款人對「查賬」的細節提出了異議，但不否認這些交易代價很大。商人們遠沒有掙到西班牙國王損失的那些錢，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相信，商人至少說了一半實話…… 總而言之，假如富格家族沒有參加進去，西班牙國王和放款人之間爾虞我詐的關係（這種關係可能真誠嗎？）也許會很快恢復。如果我們沒有把時間順序搞錯，富格家族是在葡萄牙商人（請讀者把這裡的葡萄牙人理解為新基督徒）為其商品和資產向菲利普二世支付了25萬埃居317以後（或至少是同時）才採取的行動。富格家族提供的借款肯定比葡萄牙商人多，達400萬埃居，但協議沒有達成，或許因為財力不足（富格家族的全盛時代尚未到來）。也可能因為要價過高。318富格家族或者更確切地說，富格家族在西班牙的三名經紀人之一托馬斯·卡格，於12月初打開了僵局。他沒有同另外兩名經紀人商量，就同西班牙國王達成一項協議，決定由尼德蘭「分行」每月支付30萬埃居，分12個月付清貸款，而不是用現金預付總額的一半，加上即將到期的期票，319再加上陸續結清巨額余欠的許諾。熱那亞人開始不相信這個騙人的花招可能成功。這是一項「懸在空中」的「假」合同。320更何況，熱那亞人向西班牙國王提出的條件更優惠，借款的期限也長，至少他們在表面上是真誠支持西班牙國王的。321快到2月時，熱那亞人得知這個花招居然弄假成真，而且問題的解決只等奧格斯堡的富格點頭了。322這個引人入勝的小故事無非使我們看到這個富商家族的四分五裂和內部爭吵，看到安東·富格1597年4月的馬德里之行的曲折過程……323但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是，富格家族的介入給了菲利普二世政府一年喘息時間，從而使一系列令人沮喪的談判陷於無效，造成商人互相拆台。這些背叛行動，有的停留於計劃階段，有的已經實施，例如巴蒂斯塔·塞拉就是這種情況。324但是，隨著1597年結束，富格家族的客串終告結束，協議也在不久之後終於達成。財政拮据已不允許卡斯蒂利亞政府拖更長的時間了。 菲利普二世的兩名「大臣」和四個商人代表於1597年11月13日締結的協議，於同月29日進一步發展成為全面「和解」。1596年法令的受害者同意給西班牙國王貸款450萬埃居在尼德蘭交付，250萬在西班牙交付，從1598年1月末到1599年6月末，分18個月付清。在西班牙國王方面，也給了商人一連串實實在在的好處，特別是發放700多萬杜卡托的巨額年金債券。關於這些年金是永久的還是終身的，尤其是關於債券的利率，雙方的爭論十分激烈。商人們想提高利率，以便向西班牙公眾轉手倒賣。這也正是商人一有可能就從事各種債券投機的更重要的原因。對這種投機活動，我們對細節不很清楚，只知道總的規律，那就是低價購進，高價售出。這說起來比做起來容易……行情的相對穩定（然而，據了解，有些債券的價格儘管有所提高，但仍受到14%的損失）有利於進行大規模的交易。325熱那亞人和他們的商人就用這些證券償債，不顧債主叫苦連天。對債主們說來，他們借出的是現款，自然也希望收回現款。但是銀行家們認為，既然國王陛下只給他們債券，他們就拒絕用其他貨幣付款。326讀者或許會想，這是一場尋常的危機，其嚴重性與1575年的危機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如果認為這艱難的一年（幾乎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沒有嚴重後果，那就正好錯了。一年過去以後，商人集團——我們稱之為1596年法令受害者「聯合會」——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四個大商人的領導之下：其中三人是熱那亞人（埃克托·皮卡米利奧、昂布羅西奧·斯皮諾拉、胡安·哈科莫·格里馬爾迪），一人是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德·馬爾文達）。毫無疑問，商人們抱成集團，對1596年法令受害者和對最富有的大商人有利。1596年法令涉及的貸款分配如下：熱那亞人20.5億馬拉維迪；佛羅倫薩人9400萬；德意志人450萬；西班牙人25.23億。因此，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最大一部分，是西班牙商人的貸款。他們比其他人受害更深。他們可能沒有像熱那亞人那樣成功地把損失轉嫁給別人，特別是轉嫁給威尼斯放款人（後者因被貨幣交易獲利容易所誘惑，終於吃了大虧）。全面和解以後，貸款重新分配如下（以埃斯庫多或杜卡托為單位）：熱那亞人558.1萬；佛羅倫薩人25.6萬；德意志人1.3萬；西班牙人220萬。這一分配很好地反映了領導機構組成情況：三個熱那亞人和一個西班牙人……。熱那亞人得到最大的一份。327 10年以後，一切又重新開始。由其結構所決定，契約借款每隔一段時間，似乎必然要出現破產。在這裡，我就不必再詳細闡述1607年11月9日的法令和1608年5月14日的普遍和解；不必再指出，在菲利普二世最後一次破產以後不過10年，儘管萊默公爵執行和平政策，但由於新統治者的驕奢淫逸，侵吞公款和1595年以來經濟的普遍衰退，西班牙再次陷入新的危機之中。1608年的清賬決定對債券實行分期償還，這一複雜但又可靠的制度只對熱那亞人有利，因為債券都掌握在熱那亞商人的手中。商人們成立了一個新的團體，稱為「1608年全面和解商討會」。重要的是，接二連三的破產使集中現象進一步加深。在轟動一時的——1601年328阿吉拉爾和科斯梅·魯伊斯·恩比托（後者是西蒙·魯伊斯的侄子和繼承人）329的破產以及1607年佩德羅·德·馬爾文達的破產——以後，西班牙商人從此銷聲匿跡。330隻有熱那亞商人仍留在商討會內，更加受人厭惡和唾罵。他們單獨經受了葡萄牙批發商1627年秉承奧利瓦雷斯伯爵的旨意發起的進攻。這些葡萄牙批發商於1596年嶄露頭角，1607年已蠢蠢欲動，終於在1627年投入戰鬥。當時，他們在卡斯蒂利亞的各個城市（尤其在塞維利亞）已奪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商業陣地。他們的勝利是以往取得的成功的圓滿的結局，也是國際資本主義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它預示著吹毛求疵的、不可動搖的宗教裁判所從此將不斷找葡萄牙商人的麻煩331。 圖42 地中海和歐洲的小麥價格 本圖根據費爾南·布羅代爾和弗蘭克·斯波納的《劍橋經濟史》第4卷（第470頁）繪製。以克銀和百升為計算單位的50條小麥價格曲線，使我們看到整個歐洲糧價變化的總格局（在最高線和最低線之間劃定一個網紋區）， 以及這些價格的算術平均數（虛線）。在16世紀，價格普遍上漲。為方便讀者起見，在這個總格局中，我們又用兩條表現地中海的不同曲線。大家可以看到，歐洲價格的算術平均數同舊卡斯蒂利亞的曲線正好一致。至少到1620年，有時還要更晚一些，地中海的所有其他曲線都遠在平均數之上。在地中海地區，至少在基督教的地中海（因為我們沒有地中海東部的材料，那裡的價格肯定較低），麵包價格昂貴，接近當時的最高價格水平。17世紀中葉以後，地中海的價格就接近平均數了。但是必須指出，那時歐洲的價格，正如圖表上的網紋區大大縮小所顯示的那樣，正逐漸靠攏。到了18世紀，最低價格和最高價格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小。 3.物價上漲 16世紀物價普遍上漲使地中海國家備受折磨，1570年以後更是這樣。物價上漲產生了眾多的和常見的後果。這場「革命」實際上一直延續到17世紀，其激烈性和持久性必然引起當時人的注意。他們因此對複雜的貨幣問題，對金錢具有的新的和革命的力量以及人和國家的普遍命運等問題進行了思考。至於歷史學家，他們尋找物價上漲的罪魁禍首，常常以為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由於已知的事實日益增多，由於經濟史——為什麼不承認呢？——日益成為科學，問題正變得越來越複雜。 儘管有不少人向我提出警告，332我還是要繼續談論「價格革命」。關於價格革命的原因及其真正動力和範圍，人們可以眾說紛紜，但有一點不容否認，價格革命在16世紀還是個新事物。一位歷史學家333認為，我們生在20世紀的人對當時的價格革命看得更清楚。這樣提出問題並不恰當。重要的是，遠在1500年以前，物價就不斷上漲，並且持續了一個世紀，當時的人對此大感驚奇，似乎正經歷著一種史無前例的事物。繼物價低廉的舊時代之後，出現了百物昂貴的無情的新時代，而且這一趨勢已不可逆轉。對於義大利這個具有複雜經濟結構的、貨幣經濟由來已久的國家來說，就革命一詞進行一番爭論，還情有可原，但是，在巴爾幹半島，在安納托利亞，在整個土耳其帝國，面對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怎麼能夠說不是價格革命呢？既然是革命，就應該說它是革命。 圖43 1489—1633年布爾薩的物價 由奧梅爾·呂特菲·巴爾坎向我提供的這些土耳其的價格證實16世紀的物價上漲影響了土耳其。「伊馬雷」是向窮人和學生施捨食物的宗教慈善機構。價格用阿斯普爾表示。在土耳其的檔案中還有希望找到一系列的價格。這些價格對了解地中海世界的總的發展有決定性意義。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名義」價格沒有考慮到阿斯普爾的貶值。 當時人的抱怨 有關物價上漲的證據簡直不可勝數。這些見證十分相似：親眼看到當地的現實生活中出現的這種現象，見證人在驚詫之餘，卻對其原因無法理解。他們往往撫今憶昔，眷戀過去的好時光：15世紀末以來的高工資，16世紀最初的30年內，由於物價低廉，日子相當好過，甚至在波蘭也是如此。334至於法國，查理九世的一個同代人在1560年寫道：「在我父親的年代，每天都有肉吃，菜餚豐盛，喝酒就像喝水一樣。」335喜歡怨天尤人、高談闊論的西班牙農學家G.阿隆索·德·埃雷拉也說：「今天（1513年），一磅羊肉的價錢在過去可買一頭整羊；一塊麵包相當於過去一法內格小麥；一磅蠟或油的價格頂得上過去的12磅，其餘依此類推……」336 在整個16世紀，卡斯蒂利亞的國會怨聲不斷。但是，國會的抱怨很有分寸，只是在局部問題上做文章，很少提高到全局。國會不斷詛咒糧價居高不下，黃金大批外流和牛羊宰殺無度，造成百物昂貴；國會批評皮革出口導致鞋價上漲……指責外國商人投機倒把，哄抬肉、馬匹、羊毛、布匹、絲織品等價格……3371548年，國會對美洲的要求感到驚恐，甚至向皇帝338建議鼓勵發展殖民工業，停止西班牙向新大陸的出口。它認為這種出口是災難。1586年西班牙國會（在巴利亞多利德）要求國王「不再准許從外國進口蠟燭、玻璃器皿、首飾、刀剪和其他類似物品，不再像印第安人那樣用黃金去換取這些對日常生活毫無用處的物品……」339以上是通達明理之士的議論，這些見解並非完全不合情理。340 據1580年一個威尼斯人的記載，那不勒斯的物價上漲了三分之二以上。他把此事歸罪於官員的敲詐勒索，歸罪於西班牙國王為征服葡萄牙而大量採購和儲備物資……3411588年的一份官方報告說，比斯開物價上漲是因為平原上的人一味在飯店裡大吃大喝，養成懶惰的惡習，不再耕地，不再採摘果園的水果。照這樣下去，蘋果酒變得稀少，而且售價過高。也就不會讓人感到驚奇了。在這裡，物價昂貴成了窮人的過錯。342 圖44 巴黎的價格變動（據濟貧院的檔案） 注意工資同物價變動之間的差距和鹽價的直線上升。羊肉價格代表所有價格的平均上漲率。本圖取自濟貧院的檔案，為米什利納·博朗米發表的研究成果。 索埃特貝爾343在他流傳很久的著作中，至少引證了1600年以前的33位作者，1600年和1621年之間的31位作者，這些作者都或多或少地論述了物價的普遍上漲。他們既是這次物價上漲的見證人，也是受害者。如果只讓他們講話，會使人感到乏味……找到更多的見證人並不困難，而且還有這樣一個好處：證實物價上漲給人們帶來了廣泛而又強烈的痛苦。 美洲的金銀財寶有責任嗎？ 據我們所知，在16世紀下半葉以前，還沒有提出過全面的解釋。1556年和1558年出現的關於經濟計量的最初兩次理論闡述，幾乎不為同代人所知。薩拉曼卡大學教授、維托利亞的學生馬丁·德阿斯皮爾奎塔的著作直到1590年，也就是他死後第四年，才在羅馬出版。3441558年，查理五世的史官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馬拉也遇到同樣的命運。他的著作一直等到1912年才得以問世。他曾懷疑物價上漲與美洲貴金屬的到達有關。345 讓·博丹同德·馬萊斯特魯瓦在1566—1568年進行的論爭才使問題公開提了出來。346他們的同代人沒有足夠重視德·馬萊斯特魯瓦提出的記賬貨幣貶值的問題，就匆忙地斷定讓·博丹有理。經濟計量理論很快變成老生常談。1585年，諾埃爾·迪·法伊在他的《厄特拉佩爾的故事和演說》一書347中簡要地作了以下的闡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發現了新大陸和金銀礦藏，他們販賣的金、銀最後流入法國。他們不能不買法蘭西的小麥和商品……」馬克·萊斯卡博在他的《新法蘭西史》一書中寫得更加具體。348「在秘魯之行以前，一個很小的地方可以存放巨額財富，由於金、銀多了反而不值錢，以前在一個小角落裡可以塞下的財物，如今要用大箱子才能裝運。過去只要袖子裡帶一個錢包就可以出門遠行，如今則需要一個大箱子並專門準備一匹馬。」對貿易問題深有研究的英格蘭商人拉德·馬利恩斯（1586—1641）1601年349曾經說過：物價的普遍上漲是因為從西印度運來的白銀「泛濫成災」。「原有的計量單位因此變小了，數字則相應變大，以便恢復平衡。」 計量理論流傳至今，沒有經歷太多的波折。厄爾·J.漢密爾頓的鴻篇巨製在堅持這一理論基礎的同時，使之煥然一新。最近，亞歷山大·夏貝爾350捍衛了這一理論，認為它能解釋今天不發達國家中的貨幣現象，因為這些國家使人聯想到舊經濟。在他看來，最重要的論據是：貴金屬到達塞維利亞，同西班牙國內外的物價上漲，恰相一致。弗朗索瓦·西米昂351主張對貴金屬的到達畫一條累積曲線，而不是求出五年的平均數，這在理論上講是正確的，而且也是對這個現象的一種獨特見解。但是，物價運動和五年平均值恰相一致，這證明了貴金屬的到達起著連續的推動作用，促進著貨幣的流通和運動，直到貨幣總量過大和後勁不足時，物價上漲的勢頭方告停止。每次到達的美洲貴金屬，其擴散速度之快，猶如一次爆炸…… 有關美洲責任的正反兩方面的意見 路易吉·伊諾第總統352評述德·馬萊斯特魯瓦的專題論文時認為，貴金屬的增長約等於物價上漲的299.4%，而根據計算，在1471至1598年的法國，這一比例為627%。誰也說不出這個計算是否正確。但貴金屬的湧入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還有一些保留意見。 1. 美洲的礦業生產是通貨膨脹的工具，但不一定是原動力。礦業生產並不自動發揮作用。歐洲的飛躍發展和需求帶動並遙控著淘金者和銀礦里的印第安人的勞動。關於新大陸的金銀資源，我們可引證18世紀下半葉的一份文獻資料：「如果商人（歐洲）不通過推銷商品迫使美洲人從地下挖出金、銀，美洲的富源仍將埋在地下。」353我們確信，歐洲的經濟形勢實際上在遠方操縱一切。 2. 應該承認，1500年以前的貨幣儲備量比人們過去所說的要大得多。在15世紀，隨著現代國家的誕生，軍餉、工資和賦稅都用現金支付；在得天獨厚的地區（首先是義大利、葡萄牙、英格蘭、尼德蘭等地處大陸邊緣的海洋地區）終於成了貨幣經濟。這一切都意味著存在大規模的貨幣流通。根據流通中金、銀數量的可能的平衡，根據在1500年和1650年之間金、銀的比率在12到15間的354輕微擺動，我提出兩個很沒有把握的數字：有黃金5000噸；白銀6萬噸。如果以1600年的已知貨幣流通量或者至少是估計流通量出發，對歷代繼承下來的金銀總量作個計算，所得出的數量將十分巨大，355計量理論對此也不得不承認。美洲金屬作為「無償投資」，與物價上漲速度同步提高，356促使貨幣流通起加速器的作用。356 圖45 斯特拉斯堡的物價上漲先於巴倫西亞 選自勒內·格朗達米在讓·富拉斯蒂埃《售價與成本》一書中的圖表（第13類，第26頁）。 實線代表斯特拉斯堡的黑麥價格；虛線表示巴倫西亞的小麥價格（30年的變動平均數，1451-1500年=100）。右側為百分比的比例尺。可以看出，斯特拉斯堡的曲線比巴倫西亞的曲線上升得要快。假如美洲白銀是價格上漲的唯一因素，顯然就該畫出相反的圖形。 3. 但是，用其他的理由作出解釋仍然是可能的，記賬貨幣的貶值對物價上漲也有影響。讀者可以參看後面的圖48（第771頁），以及由讓·富拉斯蒂埃及其學生提出的另一種論證。357物價上漲從1470年起已在德意志開始；法國的很多地區也在15世紀末以前開始，比義大利、伊比利亞半島、尼德蘭和英格蘭等得天獨厚的地區出現更早。如果只就名義價格的曲線而論，這無疑是正確的。在人口增長方面，窮國可能走在其他國家，特別是走在地中海地區的前面。在歐洲的中心地區，價格革命在克里斯多福·哥倫布以前就開始了。至於地中海地區，價格革命於1520年開始顯現，到1550年左右才終於鞏固。 4. 白銀到達塞維利亞的情形，如果用曲線表示，具有工業生產曲線的典型形狀。按照帕哥·索爾丹的數字，它與波托西的曲線相似。這條曲線上升快，下降快，在1601—1610年達到頂峰。那時是地中海的命運乃至整個世界的命運的轉折關頭。 工資 各地都出現的物價上漲，擴大了它慣常的後果。物價在迅速上漲，而工資卻像慢吞吞的拖車一樣落在後面，有時候甚至止步不前。我已經提供了證據，說明窮人生活的艱難。隨著物價上漲，名義工資不同程度地有所增長，在衰退時期暫時還居高不下。但是，所有的數字一旦折算成實際工資，都說明同一個問題，都顯示出窮人的貧困，在西班牙，以1571年到1580年這段時期的物價作為基數100，那麼實際工資的指數在1510年為127.84；到1530年下降到91.35；以後時上時下；在1550年達到97.61；1560年為110.75；1570年為105.66；1580年達到102.86；1590年為105.85；1600年為91.31。只是在1600年的危機和使西班牙半島人口減少的大瘟疫之後，工資才隨著貨幣的膨脹直線上升：1610年上升到125.49；1611年上升到130.56。價格革命並沒有使西班牙的僱傭勞動者358富裕起來。雖然這場革命對他們比對法國、英格蘭、德意志或者波蘭的手工業者359要好一些。佛羅倫薩的局勢同樣不佳。360在物價上漲時期，那裡的實際工資急劇下降。 以上情形在貨幣方面的表現是明顯的，因為窮人的工資、開支和日常生活幾乎從不涉及金幣，也很少與銀幣有關，通常使用的是含銀量極少的銅幣或純銅幣，或所謂「黑幣」（在佛羅倫薩，銅幣被稱為「黑幣」，以有別於白色的銀幣）。達萬紮蒂解釋說，窮人想要的是銅幣。農學家安東尼奧·埃雷拉直截了當地指出：「通過賤金屬貨幣，人們最能看出一個國家的富足程度，因為日常生活中都用這種貨幣購買零星物品……」361接著，他闡述了有關賤金屬貨幣的理論，這與我們討論的主題無關。 圖46 巴倫西亞的物價和實際工資 據費爾普斯·布朗和希拉·霍普金斯的方法的範例：消費者的「生活費用」上漲，實際上資則相應地下降。 確實，應該說用於製造貨幣的金屬是三種，而不是兩種。為了調整銅幣和含銀量少的銅幣的價值，人們不斷地從流通中收回這些貨幣，下令送到造幣廠……經過重新軋制，這些貨幣又投入流通，而且變得越來越輕。銅幣的不斷貶值與貨幣的必要和諧顯得很不相稱。從中獲利的每一次都是國家，而不是平民百姓，更不是窮人。這種手段在西班牙很早就已採用。從1563年和從1568年起，西西里的輔幣經常進行改鑄。362 土地收入 通貨膨脹既打擊窮人，又打擊富人，但不是所有的富人。「工業家」、商人、金融家（這些詞用於當時並不完全恰當，但為方便起見，請原諒我就這樣使用）以及所有直接或間接地捲入貨幣流通的人都深受其害。擁有土地的領主所受的打擊較輕。卡爾洛·奇波拉在「西班牙統治下的鄉村和城堡的經濟狀況」363中曾揭示了以上的情形。這項專題研究涉及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位於亞歷山德里亞附近的特吉奧勒城堡（原屬帕維亞主教的封地）。從這個個別的事例可以看出，實物租稅和徭役並沒有都變成現金租稅（在用現金支付時，總是由領主或他的代表估算總金額）。除一些數額不大的封建性收入外，城堡主還享有其他形式的收入，相當於現代形式的地租，農民向他們交納成袋的小麥、燕麥和蠶豆，成桶的葡萄酒和一車車乾草……這些收入正是城堡主的主要財源。 從這些細節出發，我們可進一步想到西班牙大使貝爾納迪諾·德·門多薩364（當他不在時，領地由他的妹妹管理，每年夏天出售小麥），想到於1559年買下1500塊國王封地的那不勒斯總督阿爾卡拉伯爵，365想到堪稱小國君主的阿拉貢領主以及擁有成片麥田、眾多畜群的卡斯蒂利亞貴族，想起出售糧食、葡萄酒和絲綢的西西里領主。我們得到的印象全都相同：土地是這些各不相同的領主的靠山，在物價上漲的動盪時期，土地使他們免於掉進通貨膨脹的深淵。在17世紀初，領主階層之所以能統治歐洲，是因為它失去的土地比人們一般所設想的少得多。很多商人和城市裡的富人都購買土地和莊園。這並不是瘋狂的舉動。托斯卡納的富人和熱那亞的大富豪拚命購買那不勒斯的地產和封號，這或許是出於虛榮心，但當家人的謹慎、算計和明智也起作用。 圖47 斯特拉斯堡、利沃夫和巴倫西亞的穀物的實際價格 根據勒內·格朗達米在讓·富斯拉蒂埃《售價與成本》一書中的圖表（第13類，第31頁）。價格是按泥瓦工助手的工時計算的。在巴倫西亞，生活水平的下降比大陸其他兩個城市略慢。 甚至並不富有的人也被這些可靠的投資所吸引。本韋努托·切利尼在其晚年（死於1570年）終於成為佛羅倫薩附近的一小塊地產的主人。這塊地產是他於1560年3月從農民手裡買下的。至於這些農民是否存心設計害他，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切利尼疑心太多，把農民想得太壞。但重要的是，他買下了土地，以保證安度晚年366。 銀行和通貨膨脹 除了土地，所有的經濟部門都受到震動，尤其是銀行。367銀行開展各項業務，都採用記賬貨幣，而不用真實貨幣，因而直接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威尼斯或熱那亞的里拉，西西里的盎司和塔利，西班牙的馬拉維迪和杜卡托，法國的圖爾里佛，所有這些計賬貨幣都不斷失去它們的固有價值。西西里盎司1546年約等於91.09里拉（1866年的義大利貨幣），1572—1573年卻只值20.40里拉。同樣，用芽月法郎表示的法國圖爾里佛於1515年值4里拉，到1521年只值3.65里拉（這種貶值是把外國硬幣，特別是卡斯帝利亞的黃金吸引到法國的一種方式），1561年值3.19里拉；1573年值2.94里拉；1575年值2.64里拉；1602年值2.46里拉。368真實貨幣和記賬貨幣的兌換就這樣持續不斷，而且總是真實貨幣取勝。這裡還要搞清所受的損失究竟記在誰的賬上。如果用記賬貨幣在銀行入賬的一筆存款在過了幾年以後仍原本償還，存款者就吃虧了；如果是銀行家在同樣條件下提供的貸款，那麼銀行家將遭受損失。記賬貨幣如果閒置不用，時間越長，損失也就越大。 馬利奧·西利認為，所有的銀行家和批發商因此在16世紀都實行高利貸。馬利奧·西利的看法在理論上是正確的，因為這方也罷，那方也罷，所受的損失歸根到底還是記在商業和金融業的賬上。對於個人來說，得失能否互相抵消呢？這是另一個問題。總之，鑒於商業活動的節奏（我說的是3個月舉辦一次匯兌交易會），鑒於貸款所付的利息以及通貨膨脹的不斷上升，計賬貨幣的內在損耗不是一天半天就讓人察覺的。商人在記賬時從不提到這種損耗。但這並不意味著，隨著天長日久，緩慢的損耗竟不起任何作用。商人和銀行家的破產通常與短期的經濟動盪相聯繫。銀行不但數量眾多，還顯得相當興旺，例如皮薩尼-蒂耶波洛銀行在1583年3月，369即它倒閉的前一年，一次就把價值20萬杜卡托的西班牙里亞爾運到威尼斯。但是，這些銀行過多地提供貸款，尤其把部分存款用於一些周轉緩慢的商業活動。到了1584年，由於出現短期的經濟滑坡，貸款無法收回，存款又被提取，危機便出現了，而且無可挽救。就這樣，皮薩尼-蒂耶波洛銀行於1584年3月17日破產370。如果真要弄清這個問題，必須研究那不勒斯國家檔案館保存的銀行家的許多賬冊，並在A.西爾韋斯特里371已經進行的大量專題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發掘，並對其成果作出解釋。這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 圖48 記賬貨幣的貶值 本圖表將刊登在費爾南·布羅代爾、弗蘭克、斯波納為《劍橋經濟史》第四卷所撰寫的文章中。各種貨幣均根據其含銀量排列順序，有重幣和輕幣。有些貨幣，如英鎊，相對穩定，有的則很不穩定，如波蘭的格羅塞提、土耳其的阿斯普爾，甚至還有圖爾里佛。關於盧布和阿斯普爾的數字是約數。Pf.Pf.Rech=鎊，芬尼，輕值。Fl.Gu.=弗羅林，從1579年起改稱盾。Pf.HG.=鎊，赫勒，盾。 原圖中的地名縮寫均用全文寫出。 不管怎樣，在1550—1570年以後，銀行破產不斷增多，並隨著「白銀時代」的到來，即隨著通貨膨脹時期的到來，而日益變得嚴重。372恰恰就在那時，出現了一系列國家銀行，提供了治好這場大病的藥方。在這些公立銀行中，巴勒莫銀行成立較早，於1551年誕生。這家銀行受巴勒莫市元老院的監督和管轄，設在一個名叫拉洛賈的地方。373這最初可能是特拉帕尼省公共信兌所的附屬機構，後者於15世紀末374即已存在。這就說明，巴勒莫銀行不僅成立日期特別早，而且性質也與眾不同。像義大利南部公立銀行一樣——它往往是它們的樣板——巴勒莫銀行專門負責收稅、經營公款和公共支付。菲利普三世統治時期，它被委以無利可圖的整頓西西里的貨幣的任務時，終於被這些政治和行政工作壓垮了。 創辦公立銀行主要在巴勒莫銀行成立30年以後才開始：1586年，聖喬治商行恢復了一個多世紀以前（即在1444年的黃金危機時期）業已放棄了的銀行業務。1587年9月23日，墨西拿城的信貸所宣布成立，但其章程於1596年7月1日才得到菲利普二世的批准。人們希望通過它結束接二連三的破產和侵吞公款，這並非沒有道理。新銀行擁有接受公共機關的存款的特權，受墨西拿城的監督和管轄。3751587年，376著名的里亞托廣場銀行在威尼斯成立。1619年，一家同樣出名的銀行——季羅銀行——吞併了它。1593年，昂布羅吉奧銀行在米蘭誕生。與季羅銀行相同，這是一家實行獨立經管的銀行。就在同一時期，那不勒斯天神報喜聖母院的當鋪和濟貧院開辦了一家附屬銀行。在羅馬，也成立了聖靈濟貧院的附屬銀行……興辦銀行的運動規模相當大，在時間上也很集中，這些都是很好的證據。 但事情遠不是那麼簡單。尤其在北方，國家銀行的職能很快就超出了公共財政的嚴格範圍。例如，里亞托廣場銀行不顧禁令，竟然利用儲戶的存款，立即實行透支借貸。它還廣泛發行一種溢價信用貨幣，取代金屬貨幣。公立銀行這樣做，並不是什麼新發明，無非是照搬過去私人銀行的老方法而已。它們的獨創性在於以空前的規模發放貸款。但是，正是私人銀行的破產、不完善和不可靠導致了大批的公立銀行的突然產生。季諾·盧薩托（我們以上的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借鑑了他的見解）得出結論說：「雖然公立銀行沒有任何創新，但它們至少使廣大顧客可以放心，並得到從私人銀行那裡往往得不到的安全感……」。377人們不妨想一想，從1552年的普里烏利銀行破產到1584年皮薩尼第二銀行破產，378威尼斯確實接二連三地出現了多次銀行破產。那不勒斯的金融崩潰也接連不斷，從熱那亞商人拉瓦斯克斯的破產（實際上是半破產）開始，直到1580年為止，11家銀行竟減少到只剩4家（具體數字還存有爭議）。379 無論在那不勒斯還是在威尼斯，這些破產往往是當局不適當的干預造成的。例如，那不勒斯總督於1552年380扣留了拉瓦斯克斯儲存的黃金，強行以低價兌換成剛軋製成的新幣……在威尼斯，市政會議總是強迫銀行認購愛國公債。儘管如此，通貨膨脹始終是個隱患，並導致國家進行必要的干預。聖喬治商行在恢復其銀行業務後，於1586年對儲戶開辦黃金存款，於1606年開辦白銀存款，更奇怪的是，於1625年又開辦了西班牙本洋的存款。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細節既可能永遠是個難解的謎，但也可能使人抓住問題的要害。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儲戶用什麼貨幣存入銀行，必要時也用這種貨幣從銀行支取，因而儲戶可以得到黃金或白銀的保證，免受貶值之苦。381與此同時，銀行本身同存款人一樣，也可以依靠金屬貨幣的牢固地位避免記賬貨幣的風險。 「工業家」 物價上漲的另一個受害者是「工業家」。多虧米塞佩·帕倫蒂，我們對「工業家」的情形才有了一點了解。他關於佛羅倫薩的論述以及關於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的義大利的論述，雖然僅僅是一種嘗試，但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在佛羅倫薩和義大利的工業城市，物價上漲使手工業者的名義工資增加。在佛羅倫薩，以1520—1529年的指數為100，1550—1559年下降到99.43；1590—1599年達到162.63；1610—1619年達到178.95。這大大低於西班牙工資的上升幅度（1520—1529年為100；1610—1619年達到309.45）。但是，這大大高於法國工資的上升幅度（1550—1559年為100；1610—1619年為107.4），也高於英格蘭工資的上升幅度（1520—1529年為100；1610—1619年上升到144）；也可能大大高於荷蘭的工資上升幅度。在佛羅倫薩，名義工資的增加並不表示勞動者生活幸福，而僅僅表示「工業家」的利潤有所減少。在工資和物價普遍上漲的情況下，利潤卻停滯不前。382佛羅倫薩工業家的利潤雖然高於急劇下降的西班牙的利潤，但無法與同時期的法國的或者英格蘭的利潤相比。因此，物價上漲給義大利工業的心臟注入虛弱的因素。義大利工業在17世紀初無法對付尼德蘭的競爭，以後又無法對付法國同樣咄咄逼人的競爭，原因也許就在這裡。 國家與物價上漲 相對而言，國家所受的損失比較小些。國家財政包括三個方面：收入、支出、債務，第三個方面——並非最不重要——隨著價格的普遍上漲而自動減輕。然而，支出和收入都以同樣的速度在增加。當物價猛漲時，所有的國家都成倍地增加了各自的收支。國家開支之龐大確實難以為繼，但在整個16世紀，國家的巨大財源也在日益增長。 很久以前，理察·埃倫貝格就勸告歷史學家——他們沒有接受——不要相信那些大使經常提供的預算估計。我們樂意加一句：也不要相信其他估計。預算一詞今天有其確切的含義，與16世紀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儘管如此，不精確的數字仍然也可以提供一個數量級，至少足以表明預算的普遍增長。下面是西西里相隔四分之一世紀的兩個預算：1546年，收入為34萬斯庫迪，支出為16.6萬斯庫迪，剩下的餘額供償還債務；1573年，收入為750194斯庫迪，支出為211032斯庫迪。在「結算」的餘額中，還要扣除一系列特殊支出，以致西西里的西班牙大臣為求得收支平衡，不得不以14%—16%的利率借款。383那不勒斯的預算增長情況與西西里大體相似。384在西班牙，查理五世當政期間的收入增加了2倍。385菲利普二世的收入從1556年到1573年增長了1倍。3861566年，收入總數為1094.3萬杜卡托；3871577年收入為1304.8萬杜卡托。38850年過後，也就是在1619年，菲利普三世的收入可能為2600萬杜卡托。389 通過菲利普二世的預算，人們可以推算出當時的債務（包括長期或短期債務）有了巨大的增加。在1562年的預算中（對這個預算不應盲目相信），390人們注意到下列項目：卡斯蒂利亞的債券利息50萬杜卡托，佛蘭德的債券利息30萬，阿拉貢的債券利息5萬，西西里的債券利息15萬，米蘭的債券利息20萬，大西洋諸島的債券利息3萬，總計利息達123萬杜卡托。如果按10%或5%的利率計算，本金則相應地在1200萬到2400萬杜卡托之間。391我們且確定是2000萬吧！然而，在1571—1573年間，債務增加392到5000萬，其中的各個組成部分無法算清。1581年，393一個威尼斯人說債務達到8000萬。在不到20年內，菲利普二世的債務可能增加了3倍。 在錫曼卡斯極其豐富的文獻資料中，也許能找到更多、更精確的數字。在材料匯集後，我們還要根據菲利普二世的決算，分別算出他的收入、支出、債務和利息；在可能的條件下，還要畫出真實預算的曲線。正如工資膨脹一樣，預算收支數字的膨脹也包括虛假的成分。馬里奧·西里把西西里的預算數字折合成黃金計算，說明預算不但沒有增加，而且逐年在減少。 預算收支的大小要用物價上漲的尺度來衡量，單純在收支數字上做文章，勢必偏離問題的真正所在。大體上講，面對生活費用的日益增長，國家越來越顯得無能為力。因此，國家拚命想開闢新的財源，扭轉物價的上漲趨勢。16世紀各國歷史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竭力維護和提高稅收。尼德蘭戰爭不僅是為爭取宗教信仰自由和維護既得自由而進行的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也是西班牙國家力圖同國際商業要衝的經濟命運相結合的一次嘗試。然而，這次嘗試失敗了。 菲利普二世的帝國眼看它在歐洲的屬地相繼不再是收入的可靠來源。確實，尼德蘭、米蘭、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等地的「財源」陸續被當地的需要吸盡了。只剩下西班牙，或更確切地說，只剩下卡斯蒂利亞。菲利普二世坐鎮伊比利亞半島，加上國內局勢太平（直到1569年為止），把包括大貴族在內的納稅人收拾得服服帖帖。里摩日的主教在1561年394寫道：「天主教國王力求節儉，以備不時之需，並親自過問財政和領地的各項事宜。他的精明和小心，如果再過分一點，我看很可能會被人指責為慳吝刻薄。」這就是說國王不斷徵詢專家們的意見。在他漫長的統治期間，財政狀況十分嚴重，專家們從來沒有停止向他提出建議。我已經指出過托萊多大會以及這次大會於1560年11月14日作出的決定。395卡斯蒂利亞的稅目因此不斷增多，稅收改革更花樣翻新，增添新的稅收項目。由各城市包乾的消費稅，原則上應占各項售價的十分之一。後來又增加4個百分點，稅率達到14%。1561年，消費稅總額上升到120萬杜卡托；1574年達到370萬。3961577年，消費稅才不得不減少100萬杜卡托。 納稅人當然怨聲載道。加的斯城1563年397聲稱，由於1560年後不斷加稅，當地的商業陷於破產。國會一再表示不滿。面對令人不安的物價上漲，國會並不怪罪於美洲貨幣，卻想到指責眼前的現實，即王國政府增加的可怕的稅收。1571年的國會指出398：「稅收負擔如此沉重，生活必需品又如此昂貴。很少的人能生活沒有困難……」 稅收數額巨大，分配很不合理，這與當時的條件有關。也就是說，只有一部分稅款進入國庫。卡斯蒂利亞無疑是帝國最慷慨的納稅人。因為這種慷慨有時是自願的，國會經常以愛國相號召，此外還因為國王近在咫尺，很難違抗他的意旨。卡斯蒂利亞因此財政拮据，工業破敗殘缺，生活指數不斷上漲。399隻有相反的情形才會使人感到驚奇。然而，卡斯蒂利亞這樣不顧困難，慷慨解囊，努力納稅，又有什麼結果呢？間或出現的財政盈餘遠不能抵消帝國的全面虧欠。何況這些盈餘只是曇花一現。如同菲利普二世統治下的歐洲的其他地方一樣，卡斯蒂利亞的財政赤字也將成為規律。400 因此，所有的國庫都在困境中掙扎。在通常因經營有方而被引為楷模的佛羅倫薩，沉重的稅收負擔據說於1582年導致了人口外流。401葡萄牙在征服菲律賓前夕，竟徵收20%的銷售稅和50%的水產品稅。402在法蘭西，王國政府於1587年初打算把巴黎的稅收增加一倍，然後把這一措施向王國的所有城市推廣，儘管國內當時正經歷可怕的饑荒。403土耳其和波斯也同樣採用這些辦法。 在16世紀艱險的經濟環境下，國家沒有別的選擇餘地。再看西班牙的情況：政府至少曾分別於1563年、1608年和1621年三次降低債券息率。404至於推遲付款期限，或用尼德蘭的說法：「在交易會轉簽期票」，405更是經常的事。西班牙政府於1566年決定提高黃金價格；查理五世1537年發行的埃斯庫多金幣，其價格從350馬拉維迪提高到400；4061609年，又從400提高到440。407最後，西班牙分別於1557—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和1647年……對國家的短期債務實行一系列信用破產。西班牙國家無止境地勒索城市、富人和教堂的錢財，並且不擇一切手段。 對16世紀的預算進行的全面研究，再與我們知道的當時英格蘭的收支狀況相比較，可以回答下面的一個重要問題：在物價的風暴中，地中海國家或者地中海附近的國家是否比其他國家受到更大的震動呢？就西班牙而論，在我們看來，回答似乎是肯定的。尤其考慮到戰爭給這個過分龐大的帝國造成的巨大支出，情況更是這樣。1597年408法國的一篇攻擊性短文寫道：「對他（菲利普二世）來說，戰爭是極其昂貴的，而且比對其他君主昂貴得多。為了維持一支海軍，他必須從遙遠的國外招募大部分船員，而為養活船員，又要消耗大量經費。至於在陸地作戰，例如在尼德蘭的主戰場，他所付出的代價比敵人要高10倍，因為他在西班牙徵召一名士兵，派往阿爾圖瓦邊境同法國士兵作戰，要花費100杜卡托，而一名法國士兵只需國王支付10杜卡托……」 同樣，他的海軍裝備應同時符合大西洋作戰和地中海作戰的要求，這對西班牙不利。更何況，價格又在不斷上漲。托梅·卡諾在《航海術》409一書中說：載重500噸的一艘船在查理五世時代約值4000杜卡托，而在1612年的今天，要值1.5萬杜卡托；佛蘭德船帆過去每公擔值2杜卡托，今天售價為8杜卡托。他又說：「過去我從印度運貨到卡塔赫納，每噸運費為14杜卡托，而今天要52杜卡托。即使這樣，船主所得的錢還是過去那麼多。」在所有這些價格變動中，工資以及經營利潤往往相形見絀。這至少部分地說明，西班牙在大西洋的海上活動，為何在16世紀末處於困境。不但大西洋的大型船隻是如此，地中海的小型帆槳戰船也同樣是如此。1538年，410西班牙裝備一艘沒有炮的帆槳戰船要花費2253杜卡托（船身價值1000杜卡托）。然而，1582年，J.安德烈·多利亞出售的帆槳戰船每艘竟要1.5萬埃居。這個價格顯然是抬得太高了。不知道當時出售的是否指配備有划船奴隸和大炮的戰船整體。無論如何，價格差別十分懸殊。 美洲財寶的減少 在1610年後，特別在1620年後，來自美洲的「財寶」放慢了速度。不論這一停滯是信號、結果或是原因，它都標誌著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時刻。總的來說，如果僅僅用美洲自身的原因來解釋這個「事件」，似乎美洲是一切的原動力，那就錯了。根據效益遞減的法則，礦山開採費用不斷在增加。由於營私舞弊和自身的貨幣需求，美洲可能截留了更多的產品。411一部分金屬可能被投機商所轉移，用馬尼拉大帆船412從新西班牙運往遠東和中國。此外，美洲人口災難性的減少，使得為開採白銀所不可缺少的對印第安勞動力的徵集遇到了困難和放慢了速度。413 以上的解釋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這裡有一個前提，即所有這一切還有待於在塞維利亞和錫曼卡斯的檔案館，特別是在關於美洲的案卷中作進一步的考證。在沒有事實證明前，不能先驗地認為，人口的減少竟使礦業這個特殊的、享有優先權的部門得不到充足的勞動力，經由拉普拉塔河進行的大規模的走私活動似乎隨著1623年前後礦業活動的普遍衰退而停止了。4141635年以後，用馬尼拉大帆船運出貴金屬也中斷了。415但是，這些解釋的主要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它們基本上都把原因確定在美洲，似乎走私不是在到達地和出發地同時進行的。尤其是這些解釋沒有考慮到，西班牙帝國把歐洲同新大陸連成一片，構成一個經濟整體。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提到全面的經濟形勢，沒有提到1580年、1595年以及1619—1622年後在歐洲出現的經濟衰退。這些衰退終於導致17世紀40年代的大崩潰；導致西班牙在加泰羅尼亞和葡萄牙，後來（1647年）又在那不勒斯的災難；還導致同年撤銷保護安的列斯群島的巴爾洛文托艦隊。416 談到總的經濟形勢，就要分析價格、成本、工資和利潤。非常了解新大陸的羅德里戈·維沃羅4171632年認為美洲的機器不可能發生故障。在這一點上他顯然錯了。他說每年生產2400萬金幣，其中200萬可能運往塞維利亞，這也說錯了。但是，他正確地指出，礦山主陷入惡劣的經濟形勢的旋渦中，他們「全都負債，因為鹽和玉米漲了價，印第安工人的工資增加了一倍。老闆為招募工人而苦苦哀求，而招來的工人卻並不適合礦業勞動」。還有牌桌以及「吸取礦工血汗」的放債人。這些放債人「用布匹和其他商品（他們靠這些又賺了錢），或者更壞的是，用葡萄酒」換取白銀。但是，為了看得更清楚，還必須從西班牙和歐洲方面，在更廣泛的整體規模上，重新分析這一問題。 貨幣貶值和偽幣 總之，美洲白銀的光輝時代無疑在17世紀中葉結束了。劣質貨幣在當時廣泛出現。16世紀已經有了劣幣。但是，到了17世紀，成色不好的貨幣進入地中海的主要流通渠道，並被一直帶到黎凡特，而在這以前50年內，劣幣始終被排斥在流通之外。 那時候，劣幣只在北歐和伊斯蘭國家，也就是說，在地中海的外圍地區通行。而且即使在這兩個地區，劣幣也很晚才出現。在歐洲北部，經過伊麗莎白的努力，英格蘭貨幣的幣值已經穩定，在叛亂的尼德蘭，直到1585年11月貶值為止，貨幣經歷了重大的波折。418甚至在採取這項貶值措施前，至少從1574年起，劣幣的製造已經開始，419特別是在列日。就在這一年，他們生產的劣幣已運到西班牙的大門口。偷偷用劣幣換取良幣，420這是把西班牙的壟斷打開一個缺口並攫取部分貴金屬的方式之一。1609年簽訂了十二年停戰協定以後，這種交易就在各個港口大規模地開展起來，荷蘭人當時帶來了大批低值貨幣。這種活動以前只有通過呂貝克或漢堡的船舶，或者藉助於英格蘭人（因為英格蘭和西班牙於1604年簽訂了和約），421或者通過法國人才可能進行。成色很差的低值貨幣整箱整桶地到達。返回時，人們把金幣或銀幣藏在鹽或者其他商品下面。1607年，在波爾多及其四郊，四家「鑄幣廠」忙於改鑄西班牙貨幣。通過不同途徑取得的這些貨幣，一經回爐改鑄後，就可以提供18%以上的利潤。422 這在當時幾乎是一項誠實的買賣。但相對的誠實沒有維持多久。從1613年起，出現了仿照西班牙貨幣軋制的含銀量很低的銅幣。銅幣產量每年達200多萬比索，以後還不斷增加。根據專家的估計，通過軋制劣幣冒充良幣，贏利可達500%。除尼德蘭外，丹麥、英格蘭和義大利也搞類似的以次充好的勾當。整船的劣幣運往坎塔布連海岸或巴拉梅達的聖盧卡爾。423 已經在大西洋自由流通的偽幣後來到達地中海。1595年，皮翁比諾公爵夫人下令在她的小公國軋製成色很差的貨幣。424在17世紀的頭10年，「劣幣」敲開了黎凡特的大門，整個地中海全部被毒化了。1611年，425一份威尼斯的報告指出，阿勒頗的貨幣混亂十分驚人，一般比通用貨幣溢價4%—5%的良幣在那一年被以高出面值30%至35%的價格收購。有關這段歷史的下文，可在保爾·馬松的《法國在17世紀對黎凡特的貿易》一書中讀到。426 在這個時期，雖然純粹的地中海貿易受這種驚人的混亂影響不大，一場嚴重的危機卻席捲從阿爾及爾到埃及和到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帝國的諸地區。人們對土耳其長期保持的良好財政狀況讚嘆不已。可能在蘇里曼大帝的長期統治時期（1522—1566年），土耳其的財政確實具有這個優點。然而，在這光輝的統治告終的那一年，也就是進攻馬耳他失敗以後不久，如果哈默的流傳已久的著作所載的情況屬實，427開羅只有一家土耳其「造幣廠」軋制金幣，金幣貶值30%。這可能是因白銀價格下跌而作出的必要調整。當時的情形究竟怎樣，還值得我們進一步了解：馬耳他圍城戰以後，1566年的貶值也許是表明土耳其帝國開始力不從心的第一個跡象。 到1584年，毫無疑問爆發了一場嚴重的貨幣危機。428土耳其的通貨是一種呈方形的小銀幣429——阿斯普爾（土耳其文叫阿克塞）。勒芒斯的伯龍明確指出，阿斯普爾是用「沒有摻雜」的純銀軋制的。430一個旅行者431說，有人把銀幣扔進燒得灼熱的爐做過試驗。銀幣的重量等於四分之一德拉克馬（古重量單位，約等於3.411克），價值10到11圖爾德尼埃432或7.5威尼斯夸特里尼，或2到2.5德意志克萊澤，或1羅馬巴約科，或1舊威尼斯馬爾凱托。433伯龍還寫道：「阿斯普爾和我們的卡羅呂斯同樣值錢。」43416世紀初，阿斯普爾的價值等於素丹金幣的1/135，435後者的價值略低於威尼斯西崑，但等於或往往高於德意志最好的翁加卡里。436塞里姆一世登基時，素丹金幣值60阿斯普爾。這項官方市價直到1584年都沒有改變。因此，雖然1566年發生貶值，新西崑同白銀的比價並沒有受到影響。土耳其的塔勒是一種價值略低於奧地利克羅南塔勒或義大利的埃斯庫多的銀幣，價值40阿斯普爾，而克羅南塔勒或埃斯庫多值50阿斯普爾。我們的文獻資料證實了這些貨幣的價值：4371547年，300阿斯普爾等於6埃居……438威尼斯總督在1564年指出，每3個月的一般支出高達34487阿斯普爾，即574杜卡托又47阿斯普爾。這就是說，通常市價為每杜卡托兌換60阿克塞。後來，這位總督開了一張9170斯庫多的匯票，兌換率是1埃居值50阿斯普爾439……1561年，由於銀根緊張，另一個總督只得到1埃居值47阿斯普爾的兌換率；4401580年，兌換率還是1埃居值50阿斯普爾。441 為了使奧斯曼王朝的貨幣一覽表完整起來，我們還要介紹最後一種貨幣，即阿拉伯的貨幣。這種貨幣在埃及和敘利亞廣泛流通，並在地中海、波斯灣和紅海之間的地區占有一席之地，叫作邁丁，含銀量為阿斯普爾的一倍半。442因此，40邁丁能兌換1西崑，35邁丁兌換1埃居或克羅南塔勒。443正如一個名叫紐伯里的英格蘭旅行家在1583年所說，「40邁丁等於1杜卡托」。444 1584年的大幅度貶值445是在波斯貨幣貶值後發生的。由於戰爭，領軍餉的部隊人數增加造成巨額的支出。埃及於1584年向素丹提供貸款，按1西崑值43邁丁的兌換率計算，但在償還時，則要採用1西崑合85邁丁的兌換率。因此，西崑的價值就從60阿斯普爾上升到120阿斯普爾。當然，西崑並不改變，阿斯普爾卻從此變輕了，部分貴金屬被銅代替。1597年，每德拉克馬白銀可軋制10到12枚阿斯普爾，而不再是4阿斯普爾。1590年的動亂之後，西崑的兌換率又從120阿斯普爾上升到220。隨著低成色貨幣的流通，土耳其也出現了1600至1650年在卡斯蒂利亞同樣出現過的銅幣膨脹。厄爾·漢密爾頓指出了卡斯蒂利亞的這次銅幣膨脹的經過和破壞性。446但是，這場一直延續到將近17世紀中葉的危機在20年以前就已經開始了。危機的衝擊勢不可擋。在1625至1630年期間，西崑的價格再次上漲，達到240阿斯普爾，1塔勒的價格也達到120阿斯普爾。1642年，土耳其強行使西崑的市價下跌50%，值151到157阿斯普爾（而不是120）。1561年以後西崑價格又再次上漲，土耳其進行的針對威尼斯的曠日持久的乾地亞戰爭終於使土耳其陷入財政混亂。如果說1660年西崑在塞爾維亞還能值240阿斯普爾的話，那麼1663年它在索非亞的牌價是310阿斯普爾。447 這些貶值對土耳其帝國的經濟的健康狀況的影響是巨大的。在這個國家，阿斯普爾既起真實貨幣的作用，又起記賬貨幣的作用。這就是土耳其貨幣混亂的最明顯的原因。448另外還有其他的原因，特別是阿爾及爾迫不得已而推行的劣幣政策。在阿爾及爾的市場上，西班牙金幣和銀幣的價格都在面值以上。這是一種吸引和誘取必不可少的外幣的一種方式。當時甚至存在某種活動的換算比例。1580年伊阿費帕夏認為兌換率不夠高，於是就把西班牙埃居的市價從125阿爾及爾阿斯普爾提高到130。449正如西班牙學者馬努埃爾·加利亞多—維克多所認為的那樣，這次貶值很可能與1580年贖回塞萬提斯有關。450但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西崑貶值之前，西崑的牌價是66土耳其阿斯普爾，而在阿爾及爾卻值150阿斯普爾。這表明，素丹金幣在同西班牙埃居一樣被吸引到阿爾及爾後，價值便驚人地提高。451至於西班牙埃居，如果我們的計算正確的話，在阿爾及爾兌換時的溢價高達30%。 金屬貨幣的三個時代 我們不準備再作廣泛的解釋。以上的敘述雖然過分簡略，但已相當冗長，其餘一切將由圖表加以補充。而且，有關經濟形勢的困難問題，我們會有機會再談。不管怎樣，可以得出一幅相當清楚的圖像。歷史學家面對的是三個重疊的金屬貨幣時代：蘇丹黃金時代，美洲金、銀時代，然後是銅幣及劣幣時代。不管官方是否允准，劣幣於16世紀末畏畏縮縮地出現了，然後在17世紀的前幾十年淹沒了一切。這只是一幅簡單的草圖，因為這三個時代並不安穩地按高低順序排列，而是有時彼此穿插，有時拉開距離，有時互相混合。這種狀況顯然有待我們記錄下來和作出解釋。 黃金時代：一切款項優先用黃金支付。1503年，巴亞爾在巴列塔附近俘獲了西班牙軍隊的一名財務官員。法蘭西國王的這位「忠實僕從」寫道，「把俘虜解到後，就打開他們的錢袋，裡面是金燦燦的杜卡托」，這一事例足以證實規律。452另舉一例，法國國王「用從西班牙取得的黃金」支付軍餉（1524年）。453在哈布斯堡家族和瓦盧瓦家族衝突的初期，所有的鬥爭都用金幣進行。一人出門旅行，只要隨身帶上金幣就能支付一切費用。1525年5月，查理五世的大使十分不安：據說「有四名攜帶教皇的硬幣的騎兵」在米朗多萊經過……這顯然足以令人感到驚惶不安。 後來，在白銀的漫長統治時期（可能從1550年到1650年或1680年），白銀的運輸格外惹人注目，因為白銀笨重，要用車、船或馱畜運送，且不說還要派人保護。例如1551年12月，至少有500名火槍手護送白銀從熱那亞到佛蘭德。454大規模的黃金流動通常是隱蔽的，除有關人員外，誰也不知道。然而，1586年9月，當獲悉菲利普二世把10萬金埃居運往義大利時，人們議論紛紛，不明白國王出於什麼國內需要才採取這個不尋常的舉動。因為黃金一般是不從西班牙半島外流的。455物以稀為貴，只要有黃金付賬，頓時便「身價百倍」。鑄幣商和專家們不厭其煩地解釋說，如果金價能按老規矩始終等於銀價的12倍，一切都會秩序井然。但是，在黃金不斷增值的威尼斯，精確的統計表明，老規矩已經行不通了。1593年11月，威尼斯造幣廠的負責人不能不承認說，1馬克黃金值674里佛9蘇，而12馬克白銀值632里佛16蘇，即黃金比白銀高出40里佛13蘇爾迪。456雖然高出不多，但顯然有差別。 歲月流逝，在歐洲的貨幣時間表上，銅幣時代來到了。隨道匈牙利、薩克森、德意志、瑞典和日本的礦業的興起，銅幣獲得勝利。正當西班牙的通貨膨脹極其猛烈時，銅幣在鄰近的葡萄牙大肆泛濫，但葡萄牙有印度可作排解。即使在災難深重的年代裡，葡萄牙的銅幣始終外流一空。銅幣在葡萄牙甚至格外珍貴。1622年，需要用13里亞爾，而不是12里亞爾才能兌換1杜卡托小銅幣。457 然而，黃金很快又再度抬頭。來自巴西的黃金於17世紀末到達里斯本、英格蘭和歐洲。地中海也得到一部分黃金。但這次黃金膨脹的中心不在地中海。而在過去，地中海曾長期是白銀膨脹的中心。 原書本部分注釋 1.Mathias de SAINT-JEAN,Le Commerce honorable...,1646,p.102;l'or et l'argent 「richesse naturelle」selon W.PETTY,Polit, Arithm., 1699,p.242. 2.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161,fos 239 v oet 240,vers 1600. 3.A.de MONTCHRESTIEN,op.cit.,p.94. 4.J.van KLAVEREN,art.cit.p.3,soutient bien à tort le contraire. 5.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161,f o 2,14 décembre 1593. 6.Mouvement insolite,à contre courant,dont s'étonne Zuan Batta Poreti dans son rapport à la Seigneurie,1603,Museo Correr 181,f o 53 v o. 7.Ibid. Cicogna 1999 /s. d. /Douanes à Venise payées en monnaies d'argent. 8.Ibid. 9.Antonio della ROVERE,La crisi monetaria siciliana （1531—1802）,p.p. Carmelo TRASSELLI,1964, en général et spécialement,p. 30 et sq. Forcing permanent de l'or, à quoi s'ajoutent les émissions intempestives de cuivre,ainsi de 1602 à 1606,au temps du duc de Feria,L. BIANCHINI,op.cit.,I.p.336. 10. La hausse de l'or chasserait les monnaies d'argent comme le reconnaît et le note Zuan Batta. Poreti （référence note 2 ci-dessus）et par suite arrêterait toute hausse des prix courants,ceux-ci flottant sur l'argent, c'est l'hypothèse de Frank C. SPOONER avancée dans notre contribution commune à la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de prochaine publication. Zuan Batta Poreti soutient que les changes liés à l'or doivent s'élever et s'élèvent avec lui（f o 53）,on établit,en effet,le cours des changes à Venise à partir du ducat, monnaie de compte, celui-ci avec la hausse de l'or（en l'occurrence du sequin）se dévalue tel un billet de banque, il faudra donc plus de ducats （hausse du change） pour obtenir un écu de marc sur les foires 「de Besançon」. En outre, toutes les marchandises achetées par le jeu du change （les laines d'Espagne, les colorants）doivent et vont monter. 11. Pour ces dernières indications, John U.NEF,「Industrial Europe」,art. cit., p.7. 12.André PIGANIOL,Rome, p.389. 13.G.I.BRATIANU,Études..., p.80 14.W.HEYD,op.cit., I,p.1 et sq. 15. Voyez à ce sujet la bonne remarque de Giuseppe MIRA, Aspetti dell'economia comasca all'inizio dell'età moderna,Côme,1939,p.244（1587）. 16.Op.cit.,p.165. Bien entendu ce chiffre est tres exagéré. 17.BELON DU MANS,op.cit., p.100 v o. 18.Ibid. 19.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181,f o 53 v o. 20.Op.cit., I,p.270. 21.Marciana 5729,Relazione d'Egitto,1668. 22.A ce sujet,la lettre d'Idiaquez au marquis de Mondejar, Venise,26 mars 1579, A.N.,K 1672,G 1,note 33,impossible de trouver à Venise un crédit sur Constantinople même pour un simple rachat. Il n'y a de lettre de change entre ces deux villes que pour de très petites sommes:N.IORGA,Ospiti...， pp.38,46,62,79,80,84—85,88,90,92,97—98,100,109,121（changes de Valachie à Venise entre 1587 et 1590）. Les Ragusains paient leur tribut à Constantinople par un jeu de lettres de change acceptées en paiement des droits de douane acquittés par les marchandises ragusaines en provenance des Balkans,à l'entrée de la ville,marchandises de leurs compatriotes disséminés dans la partie européenne de l'Empire turc. C'est l'absence de numéraire, son insuffisance,qui expliquent les clearings de Medina del Campo ou des foires génoises,J.KULISCHER,op.cit.,II,p.345. 23.A.de Raguse,Diversa de Foris,XI,f o 75 et sq. Relevé de paiements faits à des prêteurs juifs （vingt-cinq noms）par G.Bonda et Stephan di Cerva. Dix paiments au total échelonnés du 3 mars au 10 oct.1573. Les prêts consentis sont pour une durée d'un à quatre mois. 24.16 févr.1596,G. BERCHET,op.cit., p.87. 25.A.d.S., Venise,Busta 105 C. 838,24 novembre 1585. 26.Museo Correr,Donà della Rose 26,f o 54,26 mai 1562;interdictions de ces changes 「ni in bottega ni in casa」,2 déc. 1605, Cinque Savii,12,fos105—106. 27.J.B.TAVERNIER,op.cit.,I,p.73. 28.John Newberie à Léonard Poore de Londres,Alep,29 mai 1583; R.HAKLUYT,op,cit., II,pp.246—247. 29. Le problème a été remarquablement étudié par V.MAGALHÃES GODINHO,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1958（Thèse dactylographiée,Sorbonne）,t.I,pp.1—241. 30.J.CARCOPINO.Le Maroc antique,1943,p.139. 31. Roberto S. LOPEZ,Studi sull'economia genovese nel medio evo,1936,compte rendu de Marc BLOCH, in:Mélanges d'hist. soc.,I,1942,pp.114—115. 32. En 931. Plus tôt,en 875,des marins andalous avaient fondé Ténès sur la côte 「algérienne」. 33.P.BÉRAUD -VILLARS,L'Émpire de Gao...,1941,p.220. 34. La grande référence est Jacques de MAS-LATRIE,Traités de paix et de commerce divers concernant les relations des Chrétiens avec les Arabes,en Afrique septentrionale au Moyen Age,1866. 35. E.COUDRAY,「Les étrangers à Tlemcen」,in:Journal de l'Algérie nouvelle, 1897.Du même auteur,sur le même sujet,un travail manuscrit qu'il m'a été donné de lire et d'utiliser. 36. Ainsi ce Georges Grégoire Stella,acheteur de laine et de toiles à Constantine,en 1470,Robert BRUNSCHVIG,La Berbérie...,I,p.269. 37.Laurent-Charles FÉRAUD,Annales tripolitaines,1927,p.16. 38.Projets de Sanche IV de Castille et de Jaime d'Aragon.Zones de partet d'autre de la Moulouya. Les projets de Henri III. Destruction de Tétouan vers 1400...,R.KONETZKE,op.cit., p.84. 39.Robert BRUNSCHVIG,La Berbbérie Orientale sous les Hafsides des origines à la fin du XVe siècle,1940,I,p.269,note cette importante correspondance. A retenir le fait,aussi,que Venise établit les「galées」de Barbarie en 1440,ibid., I,p.253. Pénétration pacifique,compte non tenu de l'action portugaise au Maroc. 40.R. GANDILHON,op.cit., p.29. 41.A ce sujet,il y avait aux archives de Raguse,en 1935,toute une documentation inédite. 42.G.LA MANTIA,「La secrezia o dogana di Tripoli」,in: Arch.st. sic.,XLI,pp.476—477,note 1,à propos des duplae ou duble de Tripoli,1438:「Et quoniam merces et mercimonia pro maiore parte hodie apud Barbaros expediuntur ex quibus duploe veniunt quoe ut videtis（il s'agit d'une lettre du roi Alphonse au 『stratigoto』de Messine）non possunt iuxta valorem suum facilemcursum habere,quo fit ut magnum populis nostris detrimentum sequatur」. En conséquence,qu'on les fonde「per coniare moneta di ducati」.Les doubles sont,en pays musulman,des pièces d'or,encore au XVIe siècle,en Afrique du Nord. R.HAKLUYT,op.cit., II,pp.176,1584. 43.Ainsi A. d. S.,Mantoue A o Gonzaga,Genova 757,5 janvier 1485;7 juillet 1485;Spagna 585,6 décembre 1486;7 novembre 1486;Genova 757,21 juillet 1487 （lettre de change de Federico Crivelli）;25 août 1487 （lettre de change sur Tunis）;25 août 1487;11 septembre 1487,200 dobie de Tunis valent 220 ducats;15 octobre 1487,etc. 44.C.TRASSELLI,「Transports d'argent à destination et à partir de la Sicile」,in:Annales E.S.C., 1963,p.883. 45. Richard HENNIG,Terrœ incognitœ,III,1939;LEFÈVRE,「Il Sahara nel Medioevo e il viaggio a Tuat del genovese Malfante」,in:Riv. delle Colonie,1936;C.DE LA RONCIÈRE,「Découverte d'une relation de voyage du Touat décrivant, en 1447,le bassin du Niger」,in:B. de la Section de Géogr.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1919.Sur ce thème,voir aussi les études de G.PIERSANTELLI,de P.SCHIARINI,de R.DI TUCCI... 46.Op.cit.,I,p.194. 47.C'est pléonasme de dire 「l'or de tibar」,voir infra, p.432,n.4. 48.R.HENNIG,op.cit., III,p.286. 49.LÉON L'AFRICAIN,Description..., III,p.300,et P. BÉRAUDVI LLARS,op.cit., p.90. 50.G.BALANDIER,L'Afrique ambiguë,1957,p.67 et sq. 51.V.MAGALHÃES GODINHO,op.cit., IIe partie,chap. 1,p.671 et sq. du dactylogramme. 52. Peut-être plus tôt,A.d.S., Venise Senato Dispacci Spagna,Zane au doge,Madrid,14 février 1583,le Roi Catholique fait 「molto artigliare un navilio」avec 150 soldats à bord pour l'envoyer à la Mina y prendre une certaine quantité d'or qui s'y trouve 「di ragion della Corona di Portugallo」. 53. Carmelo TRASSELLI,「Un aureo barbaresco battuto in Sicilia」in:Numismatica,1963. 54. Simancas, Venecia,E o 1308, f o 2,Le doge de Venise aux Rois Catholiques, Venise,23 décembre 1484. 55.Ces précieuses lettres,1497—1511,nouvellement classées,A.d.S., Venise,Lettere Commerciali,XV,9. 56.Ibid., Senato Mar 19,f o 101. 57.Ibid., f o 166 v o. 58.Ibid.,f o 152 v o,17 septembre 1520. 59.Voir les notes pertinentes de R. GANDILHON, op. cit., p.254; Jacques Raymond COLLIER,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1951,t.III,p.123 sur la concentration entre les mains de quelques marchands du commerce de la ville avec l'Afrique du Nord. 60.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26 f o 23 v oet sq., 16 juillet 1532（in:Consiglio di X con le Zonta）16 juillet 1532,évoque la création,en 1524,du 「maestro di cessa」 destiné à accélére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Rareté de l'argent à emprunter,A.d.S.,Mantse,A o Gonzaga,Venezia,1456,Venise,14 septembre 1533. Ziambattista Malàtesta au marquis,haussement de l'or à Venise,en 1526,A.d.S., Venise,Senato Zecca,36. 61.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26,voir note précédente. 62.A.d.S.Venise,Senato Zecca,36. 63.Vitorino MAGALHAS GONINHO,op.cit., à paraître. H. van der WEE,op. cit., II,pp.124—127. 64.Jean-Pierre BERTHE,「Las minas de oro del Marqués del Valle en Tehuantepec（1540—1547）」,in:Historia Mexicana,1958,note 29. 65.Alvaro JARA. Travail inédit. 66.Henri LAPEYRE.op.cit., p.257. 67.John U.NEF,「Silver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a」,in: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49,1951. 68.L'économie mondiale et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en France,1493—1680,1956,pp.8—9. 69.L'expression est de Jacob van KLAVEREN,op.cit.,p.3. 70.Ibid. 71. Roberto SIMONSEN,Historia economica do Brasil, 1500—1820,São-Paulo,1937,2 vol. 72. F. Braudel,「Les Espagnols et l'Afrique du Nord,1492—1577」,in:Revue Africaine,1928. 73.Voir note précédente;R.B.MERRIMAN,Carlos V,p.210;Francisco Lopez DE GÓMARA,「Crónica de los Barbarrojas」, in:M. H. E., VI,pp.371—9. 74.J.DENUCÉ,L'Afrique au XVIe siècle et Anvers,p.9. 75.Qu'il y ait encore des échanges commerciaux,ainsi entre Venise et l'Afrique du Nord,en 1533（et sans doute plus tard） c'est ce que suggère un incident rapporté par G. Cappelletti,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1852,VIII,pp. 119—120. Mais il y a un ralentissement visible à de petits signes:A.d.S.,Mantoue,Genova 759,Gênes,3 mars 1534,Stefano Spinola au marquis,on ne trouve plus sur le marché de Gênes de fruits de Barbarie. 76.D.de Haedo,op.cit.,p.24 et 24 v o. 77.1584,R.HAKLUYT,op.cit.,II,p.184. 78.D.de HAEDO,op.cit., p.27 v o. 79.B.N. de Madrid,ch.34. 80.D.de HAEDO,p.27 v o. 81. Relacion que ha dado el secretario Juan de Soto...Copie,20 juin 1574,Simancas E o 1142.On sair que tibar on tivar=or. 82.4 et 8 nov.1568,Simancas E o 1132. 83.Mais au temps de l'occupation chrétienne, Tripoli avait cessé d'être une ville de l'or.M.SANUDO,op.cit.,XI,col.112;ROSSI,op.cit.,p.17. 84. L'expression est de Carmelo TRASSELLI,「Note preliminari sui Ragusei in Sicilia」,article à paraître. 85. Emilio GARCIA GÓMEZ,「Españoles en el Sudan」,in: Revista de Occidente, 1935. 86. D.de HAEDO,op.cit., p.27 v o. 87. D.de HAEDO,op.cit., p.27 v o;J.GENTIL DA SILVA,op.cit., p.89,beaucoup de bateaux hollandais font le resgate de l'or au long de la côte de Guinée. 88. Je songe aux liaisons marchandes de l'Espagne, de Livourne, de Venise en direction du Moghreb et sur lesquelles existe une documentation abondante. A signaler les négotiations d'Alger avec Venise par l'intermédiaire du baile vénitien à Constantinople, Cinque Savii 3,f o 721,29 mai et 22 juin 1600,le「Vice-Roi」 d'Alger propose des sauf-conduits pour 8 ou 10 marcilianes vénitiennes qui seraient chargées de laines,de cire et de cuirs. Traité de commerce de la Toscane avec le roi du Maroc,A.d.S.,Florence Mediceo 4274,1604. 89. Jean GASSOU,Les conquistadors,pp. 213—214. Avant le procédé de l'amalgame ou utilisait des huairas,petits fourneaux percés de trous,ibid.,p.211.Gerolamo Boccardo,Dizionario universale di economia Politica e di commercio,1882,I,p.160.P. RIVET et H. ARSANDAUX,La métallurgie en Amérique précolombienne,1946,p.21.Pour la date de 1571,le texte essentiel,LIZÁRRAGA,Hist.de Indias,II,p.556. 90.La remarque est de L.von RANKE,cit.par Platzhoff,op.cit., p.17. 91.Correspondance de Granvelle,êd.Piot.VII ,p.2,cité par R.B.MERRIMAN,op.cit.,IV,p.430,note 2. 92.Op.cit.,p.159. 93.Actas,I,p.285. 94.B.N.Madrid,9372,f o 41. 95.Vers 1569,PARIS,op.cit.,I,pp.339—340. 96.Op.cit., p.66. 97. P. de SÉGUSSON de LONGLÉE,op.cit., pp. 128,129;Requête...,1585, A. N., K 1563. 98. 18 mars 1588,Simancas E o 336,f o153 et （s.d.） E o336,f o 154. 99. F de Alava à Philippe II,Paris,6 mai 1567,A.N.,K 1508,B 21,note 6. 100. E.ALBÈRI,op.cit., II,p.405. 101. Ainsi,anciennement les safraneros allemands,A. SCHULTE,op.cit., I,p.354.La fraude en direction de Lisbonne. 102. Rome,20 juin 1554,Corp.dip. Port.,VII,p.360,Autres fraudes génoises（1563）.Simancas E o 1392;fraudes anglaises,10 juin 1578,C.O.D.O.I.N., XCI,pp.245—246. 103. Il était toujours licite de demander une autorisation d'exporter,voir ainsi la demande de Giorgio Badoer,avril 1597,A.N.,K 1676. D'ordinaire l'autorisation était accordêe pour les frais de route. 104. Cambios para Flandres,Simancas E o 500. 105. Ibid. 106. Simancas E o 502. 107. Simancas E o 504. 108. Morosini et Badoer au doge,5 mars 1551,G.TURBA,Venet. Depeschen..., t.I,2,p.517,note. 109. Le fait signalé par R.EHRENBERG,op.cit., I,pp.63,160. 110.K.HÄBLER,Die wirtschaft,Blüte..., p.53,R.EHRENBERG,op.cit., II,pp.63,150,155,155,note 92,à propos des Silberzüge des Fugger aux archives des Fugger. 111. R.EHRENBERG,op.cit., I,p.158. 112. SALZMAN,op.cit., p.5. 113. Moderacion de cambios,1557,Simancas E o 514—515.Correspondancia del factor Juan Lopez del Gallo sobre cambios y provision de dineros,ibid. 114. H.van HOUTTE,「Les avvisi du Fonds Urbinat」,1926,pp.369—370. 115. Bruxelles,13 juin 1558,A.E.Esp.290,copie. 116. B.N.,fr.15,875,fos476 et sq. 117. R.Gomez à Fco de Erasso,6 oct.1554,A.E.Esp.229,f o 85. 118. Mai 1554,R.EHRENBERG,op.cit., II,p.64. 119. CODOIN, LXXXIX, p. 32. 4 sept. 1564. Elisabeth emprunte encore à Anvers à la fin de 1568,CODOIN, XC,p. 152,Londres,6 nov.1568. 120. Antonio RUMEU DE ARMAS vient de le démontrer,une fois de plus,dans son beau livre,Pirateras y ataques navales contra las islas Canarias, 1974,I,p.335 et sq. 121. Documents concerning English Voyages to the Spanish Main, p.p.I.A.WRIGHT,1932,p.XVII. 122. 18 déc.1568,CODOIN,XC.p.160. 123. W. Cecil place seséconomies à Hambourg,CODOIN,XC,p.227,Londres,9 mai 1569. 124. Gresham à W.Cecil,Londres,14,août 1569,R,EHRENBERG,op.cit., II,p.34.Mesure analogue,la fermeture du Steelyard,en 1576—1577.Mais ce nationalisme n'exclut pas le recours aux places étrangères,ainsi à Cologne au moins,en 1575,CODOIN,XCI,10 déc.1575. 125. CODOIN,XC,p.184,14 févr.1569. 126. Ibid.,p.185,14 févr.1569. 127. Ibid.,p.254,ler juillet 1569. 128. CODOIN,XC,p.173 et sq., p.178 et sq.;CODOIN,XXXVIII,p.11. 129. O.De TÖRNE,Don Juan d'Autriche,I,p. 109 et sq. Pour lesdétails qui intéressent la vie marchande, les prises, le premier blocusd'Anvers 1568,et le second 1572—1577,voir V.VÁZQUEZ de PRADA,op.cit., I,p.55 et sq.,58 et sq. 130. Il est symptomatique que,dès 1567,le duc d'Albe,avec ses forces,ses deniers et ses lettres de change,ait gagné les Pays-Bas par Gênes,la Savoie et la Franche-Comté （Lucien FEBVRE,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Comté,p.520 et sq.）,la Lorraine et le Luxembourg, Détail révélateur:en 1568,150,000 écus destinés au duc d'Albe sont arrêtés sur le Rhin par le Comte Palatin. Les Génois responsables du transport,Luciano Centurione et Constantino Gentile,obtiennent la restitution de l'argent saisi contre indemnité,Charles IX à Fourquevaux,24 mars 1568,p.169;Fourquevaux à Charles IX, Madrid,6 avril 1568,C. DOUAIS,op.cit., I,p. 345;avis de Bruxelles,7 mars 1568,H.van HOUTTE,art.cit., p. 437. 131. Anvers,31 juillet 1572,A.d.S.Gênes,Olanda,Lettere Consoli,1265. 132. Armada reunida en Santander para ir a Flandes,Simancas E o 561;C. DURO,Armada española,II,288 et sq. 133. Antonio de Guaras à Zayas,Londres,29 nov. 1575,CODOIN,XCI,p.108. 134. R.EHRENBERG,op.cit., I,180—181,pp.213,215. 135. Philippe II au duc de Parme,S. Lorenzo,7 sept. 1588,A. N.,K 1448,M. 136. R.EHRENBERG les prétend hors jeu depuis 1577,mais à tort,op.cit., I,pp.362—363. 137. Philippe II à B. de Mendoza, Madrid, 17 mars 1589, A. N., K 1449. 138. Le même au même,S.Lorenzo,6 mai 1589 et 14 juin 1589,ibid. 139.Bart. BENEDETTI,Intorno alle relazioni commerciali...di Venezia e di Norimberga,Venise,1864,p.30. 140. L. BATIFFOL,La vie intime d'une reine de France au XVIIe siècle,Paris,1931,p.18. 141. Idiàquez au marquis de Mondejar,Venise,26 mars 1579,A.N.,K 1672,G.38,copie.Idiáquez rapporte un souvenir du temps où il était ambassadeue à Gênes,de là l'incertitude de la date. 142. En 1590,six courriers venant d'Italie sont délestés près de Bâle de 50,000 écus destinés à Ambrogio Spinola, à Anvers. Chaque courrier peuttransporter 10,000 écus en pièces d'or,V.VAZQUEZ de PRADA,op.cit., I,p.37. 143. Memorial de Ysoardo Capelo en que dize de la manera que se podra Ilevar a Flandes dinero de contado pasandolo por Francia,1572,A. N.,K 1520,B.33,note 49,copie. 144. Fourquevaux à Charles IX,Madrid,13 janv. 1569,C.DOUAIS,op.cit., I,p.46. 145. Le due d'Albe à Philippe II,Bruxelles,7 juin 1571,A.N.,K 1523,B 31,note 78. 146. C. de MONDOUCET,op. cit., I, pp. 71—72, Bruxelles, 21 oct. 1572. 147. Del Caccia au prince, Madrid, 21 sept. 1572,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G. MECATTI, op. cit., II p.750. Done erreur de LAVISSE op.cit., VI, 1,p.123. 148. Philippe II à Diego de Çuñiga, Madrid,25 sept. 1572,A. N., K 1530,B 34,note 65. 149. Saint-Gouard à Charles IX,Madrid,26 sept. 1572,B N.,Paris,fr. 16—104. 150. Op.cit., II,p. 136,note 1,B.N.Paris,fr,127,fos 181—182. 151. Diego de Çuñiga à Philippe II,Paris,1er déc. 1576,A.N.,K 1542,B 41,orig.D. 152. Op.cit., II,p.215. 153. C.S.P.Venet, VII,p.565,19 oct.1577. 154. R.EHRENBERG,op.cit., I,362—363. 155. Vargas à Philippe II,Paris,12 déc. 1577,reçue le 21,A. N.,K 1545,B 52,note 113,D. 156. Vargas à Philippe II,Paris,11 juillet 1578,A.N.,K 1545,B 43,note 9,D. 157. Le même au même,27 juillet 1578,ibid., note 22,D. 158. Ibid. 159. O. de TÖRNE,「Philippe II et les Guises」,in:Revue Historique,1935. 160. Philippe II à J.B.de Tassis,Lisbonne,20 août 1582,A.N.,K 1447, p.186. 161. Longlée à Henri III,Saragosse,3 mai 1585, Dépêches de M. deLonglée,p.p.A.MOUSSET,p.186. 162.A.d.S.,Mantoue,Série E,Genova 759,15 octobre 1532. 163.R.EHRENBERG,op.cit., I,p.343. 164.Cor Mor au roi, Rome,1er nov. 1551, Corpo dipl, port.,VI, p.38. 165.Op.cit., I,p.155. 166.Gênes,28 janv. 1564,Simancas E o 1393. 167.Philippe II à Pedro de Mendoza （1565）.Simancas E o 1394. 168.4 févr. 1566,C.DOUAIS,op.cit., I,p.50. 169.Au prince, Madrid, 11 mai 1566, A. d. S., Florence, Mediceo,4897 bis. 170.Le duc d'Albe à Philippe II, Carthagène,27 avril 1567,A.E.Esp.4,f o 357. 171.Garces au duc,Madrid,13 juin 1565,Mediceo 4897,f o 122 v o.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30 avril 1566.Sim.E o 1055,f o 116 et également f o 137 et 184. 172.Op.cit., I,p.153. 173.Nobili au prince,Madrid,18 juin 1567,A. d. S.,Florence,Mediceo 4898,f o 68 v o et 69. 174.Le même au même,30 mai 1567,ibid., f o 60 v o. 175.Ibid., f o 64. 176.Ibid., 20 sept.1567,f o23 v o. 177.A.de Raguse,Diversa di Cancellaria,127,fos 106 et 106 v o,3 octobre 1539. 178.A.de Raguse,Div.di Cancellaria,139,fos 23 et sq. 179.Ibid., 146,f o 34. 180.Ibid., 145,f o 23 v o. 181.Ibid., 146,f o 145,20 août 1560. 182.Vuk VINAVER,「Der venezianische Goldzechin in der Republik Ragusa」, in:Bollettino dell'Istituto della Società e dello stato veneziano,1962,pp.140—141. 183.Ibid., p.141. 184.Barcelone,4 mai 1561,Simancas E o 328. 185.Simancas E o 1055,f o 137. 186.Ce nolis pour l'argent est,en 1572,de l,5 p.100.Gio.Andrea Doriaà la République de Gênes,Madrid,27 avril 1572.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5.2414. 187.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Naples,7 févr. 1566;Simancas E o 1055,f o 29. 188.Philippe II à Granvelle,Madrid,25 mars 1572,Simancas E o 1061,f o 208.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21 avril 1572,Simancas E o 1061,f o 27.G.de Caccia au prince,Madrid,19 déc. 1572,Mediceo 4,903, 500,000 écus en lettres de change sur Gênes. 189.Références à la note précédente,Mediceo 4903. 190.R.EHRENBERG,op.cit., II,p.215. 191.Ibid., p.214. 192.Ibid., p. 179.En 1576,envoi d'un million à Don Juan par les galéres de Barcelone à Gênes,O.de TÖRNE,op,cit., II,p.30. 193.Philippe II au Prieur D.Hernando de Toledo,S. Lorenzo,16 juillet 1577,Simancas E o 335. L'Almirante prendra place à bord de la capitane, laquelle fera d'ailleurs le voyage de conserve avec quatre galères. Le Prieur D.H.de Toledo à Philippe II,Barcelone,27 août 1577（reçue le 31）.Simancas E o 335,f o 402. 194.Philippe II au grand-duc,Lisbonne,23 déc. 1582,Simancas E o 1451. 195.Voir pour plus de détails Felipe RUIZ MARTÍN, Lettres marchandes..., op.cit., p. LXXXIV et sq. 196.Dépêches de M. de Longlée,p. p. A. MOUSSET,Paris,1912,p. 9. 197.Ibid., p.19. 198.Ibid., p. 42. 199.Ibid., p. 77. 200.Ibid., pp. 76—77. 201.Ibid., p. 87. 202.Alors veedor general de l'armée des Flandres.100,000 écus envoyés à J.B.Tassis sur 692,722 expédiés en Italie,23 juillet 1585.A.N.,K 1583. 203.Dépêches de M.de Longlée,op.cit.,p.120. 204.Ibid., p. 129. 205.Ibid., p. 139. 206.Ibid., p. 147. 207.Ibid., p. 149. 208.Ibid., p. 175. 209.Ibid., p. 242. 210.Ibid., p. 269. 211.Ibid., p. 312. 212.Ibid., p. 315. 213.L'ambassadeur de Gênes à la République,Madrid,29 mars 1586,A.d.S.,Gênes,M.9—2418. 214.Philippe II au grand-duc,S. Lorenzo,17 juin 1589,Simancas E o 1452. 215.R.EHRENBERG,op.cit., I,p.351. A rapprocher de l'indication sur A.Spinola des notes de Longlée,3 mars 1590,op.cit., p.391. 216.Antonio Dominguez ORTIZ,「Los estrangeros en la vida española durante el iglo XVII」,in:Estudios de historia social de España,1960,p.304, note 10. 217.L'indication formelle dans Ralph. de TURRI,Tractatus de cambiis, Disp. 3. Qu. 13. No. 78; S. Contarini au doge, Valladolid,16 décembre et 30 décembre 1602 （A. d. S. 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 Lettres missives de Henri IV,VI,p.16. Le roi à M. de Beaumont,18 janvier 1603,「Le Roy d'Espagne a bienar resté son party des onze millions d'or auxquels on m'a escript avoir adjousté encore un million...」. Le party jouera sur trois ans: 3 millions chaque année pour les Flandres,plus deux autres millions pour la Maison Royale. Ces chiffres sont assez proches de la réalité.L'asiento signé à Valladolid,le 31 décembre 1602,se monte exactement à 7,200,000 escudos （payables en Flandres en 36 pagas） 2,400,000 ducados （payables en 36 pagas à Madrid, Séville,Lisbonne, Simancas）, Contadurias Generales,1 o 96.C'est dans cette série que se trouve la collection entière de ces asientos que j'ai dépouillée personnellement, en 1951,laissant la suite de ce travail à Alvaro Castillo Pintado qui l'a conduit à son terme. Voir le graphique,infra, II, p. 40,qui,donnant les chiffres complets, m'a fait penser qu'il était inutile de fournir toutes ces références et de corriger le texte ancien de mon travail qui introduit seulement ce gros problème. 218.Philippe II à Juan de Lastur,S. Lorenzo,4 avril 1587,A. N.,K 1448,minute. 219.Amedeo PELLEGRINI,Relaz. inedite di ambasciatori lucchesi...,Rome,1901,pp.13—14,à propos du voyage de Compagno Compagni en 1592,voyage d'hiver avec naufrage d'une galère （120 galériens se noient）. La flotte transportait de 600 à 800,000 écus et des caisses de pièces de monnaie.A noter l'exactitude des remarques de CERVANTES,La Gitanilla, I,p.64,sur ce Génois qui envoie de l'argent d'Espagne à Gênes par les galères et sur les occasions de galères à Carthagène. L'argent espagnol transporté aussi,licitement ou non,par des naves marchandes,ainsi à bord de la nave San Francisco,chargée à Alicante et à Ibiza,arrivée à Livourne le 3 mars 1585,21,700 reali,A.d.S., Florence,Mediceo 2,080. 220.Simón Ruiz à B.Suàrez,Medina del Campo,17 avril 1583. 221.A. d. S.,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Fco Morosini au doge, Madrid,18 janvier 1614. 222.Voir en sens contraire le compte rendu d'Émile COORNAERT,in:Revue du Nord,déjà cité par nous. 223.Émile COORNAERT,op.cit., pp. 28—29,l'ascension jusqu'en 1569,p.30 「en 1580 quand déjà beaucoup de gens sont partis...」. 224.R. B. MERRIMAN,op.cit., IV,pp.285—286. L'altération des monnaies aux Pays-Bas en 1585 （Émile COORNAERT,op.cit., p.46）n'est-elle pas une conséquence,un dernier stade? 225.En 1579, il n'y a plus à Anvers qu'une maison espagnole d'importance,4 lucquoises, 5 génoises,14 italiennes,10 portugaises,R.EHRENBERG,op.cit., II,p.192. 226.A.Vaticanes Spagna 27,Le cause per le quale il sermo Re di Portugallo...,1573,Fos161 à 162.Les troubles bancaires de Séville en 1565—1567. 227.V.VÁZQUEZ de PRADA,op.cit., I,p.28, note 30. 228.D'après A. von REUMONT,op.cit., I,p. 355, c'est en 1575 que les quelques firmes florentines qui y demeurent encore abandonnent Lyon pour aller à Besançon, Chambéry, Avignon...Pour R. EHRENBERG,op.cit., I, p. 306 il ne reste, en 1575,que quelques Italiens à Lyon, les autres sont partis vers Paris. En 1592, seule survivante, la banque de Capponi, reprise en 1594 par le célèbre Lucquois Zametti. Sur ce gros chapitre, voir L'HERMITTE à DE SOLLIER,La Toscane française, Paris,1661,qui traite des banquiers italiens installés Paris. Dans le cadre toscan, la chute de Lyon n'est-elle pas une des causes du rapprochement hispano-toscan au delà de 1576?La façon dont s'infléchit la vie toscane en direction de l'Espagne, R.GALLUZZI,op. cit., III, p. 505 et sp. 229.R.EHRENBERG,op.cit,II,p.191. 230.Ordenanzas del Consulado de Burgos de 1538,p.p. Eloy GARCIA de QUEVEDO y CONCELLON, Burgos, 1905. Longue introduction, Décadence dès 1556?p. 71. La date me semble trop précise. D'après Marie Helmer,qui me confirme son point de vue dans une note du 21 mars 1965,les signes de déclin apparaissent vers 1566; la crise marque des Pointes en 1568,1570 et 1572. La chute est un fait accompli en 1573 et ses effets sont ineversibles. 231. A. de CAPMANY,op.cit., IV, p. 337 （1594）. A Barcelone création, en 1609,du Nuevo Banco「per mes ampliar la Taula del Cambi」,A. P.USHER,op.cit.,p.437. 232.Du Ferrier à Henri III,Venise,8—13 mai 1575,E.CHARRI ÈRE,op.cit.,III,p.595. 233.Simancas E o 343 （1595）. 234.D. de HAEDO,op.cit., p.24 et 24 v o;R.HAKLUYT,op.cit., II,p.176 （1584）. 235.R.BUSQUET,「Les origines du consulat da la nation française à Alger」,in:Inst.hist.,Provence,1927. 236.P.GRANDCHAMP,op.cit., par exemple,I,pp. 17,18,23,87,etc.Le fait déjà remarqué par A. E. SAYOUS,Le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à Tunis depuis le XIIe siècle,1929. 237.D.de HAEDO,op.cit.,p.177 v o. 238.A.d.S.,Florence,Mediceo 2080,26 juillet 1578,3 mars 1585. 239.A.de Raguse,D.de Foris,VIII,f o 172,24 août 1599. 240.Ibid., fos113 v o à 115 v o. 241.A.N.,K 1676,Iñigo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I,2 janvier 1599. 242.A.de Raguse,D.di Cancellaria,192,f o 139,30 mai 1604. 243.Voir supra,p.183. 244.A.d.S.,Florence,Mediceo 5032,Zanobi Carnesechi à l'archevêque de Pise,Gênes,27 juin 1598. 245.Felipe RUIZ MARTÍN,Lettres marchandes..., p.XLVIII. 246. Tanteo general B. N., Madrid, 1004, cité par Felipe RUIZ MARTÍN,ibid. 247.Cf.les lettres échangées entre Simón Ruiz et ses correspondants deFlorence dans le livre cité de F. RUIZ MARTÍN. Signalons dans les lettres de Baltasar Suàrez,celle du 24 février 1590 （les Bonvisi à Lyon） No querian creditos sino débitos...; sta oy dia el cambio de manera que qien tiene el dinero lo a de dar a como quiere el tomador-celle du 9 septembre 1591,etc. 248.Ibid., lettre du 30 mars 1590. 249.Baltasar Suàrez à Simón Ruiz,Florence,9 septembre 1591. 250.A.d.S.Sommaria Consultationum 22,fos 9—10,8 février 1608. 251.D'après TURBOLO, Discorso..., p. 3 et 4, Naples, B. di Storia Patria XXVIII, D. 8. Et seulement 10,500,000 ducats de 1548 à 1587, soit 260,000 par an, chiffre arrondi （A.d.S., Naples,Sommaria Consultationum, 9,f o 168,29 janvier 1587）contre 400,000,moyenne annuelle de 1599 à 1628, ce qui, compte tenu de la dévaluation du ducat, signifie encore une accélération. 252.Antonio della ROVERE,op.cit., p.43.note 40 bis. 253.Ubaldo MERONI （publié par）,I「libri delle usate delle monete」 della Zecca di Genova,dal 1589 al 1640;Mantoue,1957. 254.Je donne à la suite les références qui correspondent aux notations chiffrées du paragraphe qui suit:Marciana 7299 ［2 juin 1584］;Correr,Donà delle Rose,26,f o 93,2 juin 1584;ibid.,f o 93 v o,13 juillet 1584;ibid.,f o 95, 5 décembre 1585;ibid., f o 104,14 juin 1591; A.d. S., Venise,Senato Zecca 2（1591）;ibid., 4 décembre 1595; 3 janvier 1596; ibid., 5,26 mars 1597;ibid., 8,19 mars 1605. 255. A. d. S.,Naples,Sommaria Consultationum,9,f o 168,29 janvier 1587. 256.Ces affirmations sont à peu près sûres; du côté de la France voir l'article classique de A. CHAMBERLAND, supra, p. 402, n. 1,; pour l'Allemagne et les Pays-Bas le simple fait que Venise et Florence disposent de remises sur le Nord; sur le déséquilibre entre Florence et l'Espagne,voir F. RUIZ MARTIN,Lettres marchandes... La notion de balance des comptes reste étrangère au XVIe siècle, cependant dans la réponse des hommes d'affaires au gouvernement espagnol ［1575, B. M. Harl.3315,f o155］je lis cette phrase importante:「...a estos reynos por ymportar mas las mercaderias que vienen a ellos que las que salen, y este inconveniente no es de poca consideracion.」 257.C'est la date que suggère J. van KLAVEREN,op.cit.,p.3.JeanMEUVRET,「La conjoncture internationale de 1660 à 1715」,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Moderne, 1964,n'y voit,semble-t-il,que les débuts d'un mouvement court de hausse.「S'agissait-il d'une vraie reprise?」A noter qu'à partir de 1604 à 1609,une partie du métal blanc d'Amérique prend le chemin du Nord européen. 258.Le mot est de Samuel RICARD,voir note suivante. 259.Samuel RICARD,Traité général du Commerce,2e édit., 1706,p.371. 260.Marciana 5729,Relazione d'Egitto,1668. 261.C'est l'opinion de F.RUIZ MARTÍN,Lettres marchandes... 262.A.d.S.Gênes,Spagna 38,documents de 1647 à 1650. 263.Dans les pages qui suivent j'ai mis à contribution deux travaux de Felipe RUIZ MARTÍN Lettres marchandes échangées entre Florence et Medina del Campo, il s'agit des lettres expédiées ou reçues par Simón Ruiz puis son neveu Cosme Ruiz à destination ou en provenance de Florence,de 1577 à 1606,ces lettres sont précédées d'une longue et magnifique introduction. Le second ouvrage qui m'a été communiqué avant sa publication prochaine,Elsiglo de los Genoveses en Castilla （1528—1627）:capitalismo cosmopolita y capitalismos nacionales, est à mon avis le plus beau livre sur l'Espagne du XVIe siècle,depuis les travaux classiques de Ramón Carande. 264.Je suis impressionné,en effet,par les arrivées massives de métal blanc à Gênes,encore à la fin du siècle. Voir à partir de 1670 la correspondance du Consul français à Gênes,Compans,A. N.,Affaires Étrangères B 1511,Gênes.Voir aussi la courbe des frappes de la Zecca de Gênes d'après la publication d'U.MERONI,supra, p.452,note 7. 265. Ramón CARANDE,「Sevilla fortaleza y mercado」,in : Anuario de Historia del Derecho español, II,1925 （tirage à part）,pp.33,55 et sq.Jacques HEERS,op.cit., références nombreuses au mot Séville à l'index. 266.Frank SPOONER a bien noté que les Génois ont su profiter en ces années tournantes de la valorisation de l'or,op. cit., p.21. 267.Renée DOEHAERD,Études anversoises, I,1963,p.33. 268.Cf.F.RUIZ MARTÍN,Lettres marchandes...,p.XXIX et sq., et l'excellent article d'Alvaro CASTILLO PINTADO,「Los juros de Castilla apogeo y fin de un instrumento de credito」,in: Hispania,1963. Les juros de caucién （de caution）ne se vendent pas.En obtenant des effets négociables（les juros de resguardo） ou, comme l'on dit, les resguardos, les hommes d'affaires atteignent l'épargne publique,en Espagne comme hors d'Espagne,particulièrement en Italie. Les resguardos vendus aux épargnants sont remboursés au moment du règlement de l'asiento（le finiquito）,en titres portant même intérêt.Les Génois sont donc maîtres d'un marché encore peu cohérent de rentes diverses par leur taux,leur nature et leurs assignations.Mais il y a des risques:ainsi en 1575,à cause de ses spéculations sur les resguardos,le prince de Salerne,Nicoló Grimaldo,faisait une banqueroute retentissante,Alvaro CASTILLO PINTADO,art.cit.,p.9. 269.Felipe RUIZ MARTÍN, Lettres marchandes..., p.XXXII. 270.Simancas Consejo y Juntas de Hacienda,37,Decreto sobre la paga de las mercedes y otras deudas,Tolède,14 novembre 1560. 271.Ibidem. 272.Felipe RUIZ MARTÍN,Lettres marchandes..., p.XXXII. 273.V.MAGALHÃES GODINHO,op.cit.,p.420,en 1435 le quintal à 3,072 réais,en 1564,33,421. Brusque chute en 1568. 274.B.N.,fr.9093,f o 78 ［1640］. 275.A.d.S.,Venise,Cinque Savii, Riposte 1602—1606,fos 189 v o à 195,16 janvier ［1607］. 276.2 avril 1597,A.d.S.,Gênes Spagna 12. 277.En particulier dans les Lettres marchandes..., le chapitre II,「L'argent vassal de l'or」,p.LIII et sq. 278.D'après le livre de compte,imprimé par ses soins,de Francisco de Lixalde pagador del exercito de Flandes,à partir du 12 mars 1567.Ce livre sous le titre manuscrit,Tanteos tomados en Flandes al pagador Francisco de Lixalde hoja de catorze meses antes que falleciese, Simancas.,p.26.C'est le livre publié,d'après une copie latine,par M.F.RACHFAHL,Le registre de Franciscus Lixaldius,trésorier général de l'armée espagnole aux Pays-Bas,de 1567 à 1576,1902,187 p.,8 o. 279. L. GOLDSCHMIDT, Universalgeschichte des Handelsrechtes,1891,p.127. 280.G.LUZZATTO,op.cit.,p.180. 281.Lucien FEBVRE m'indique que,d'après les registres municipaux de Besançon （requête de Thomas Doria au magistrat de cette ville,27 juillet 1566）,ce fut en 1534—1535 que la cité impériale attira chez elle les banquiersgénois 「qui avaient délaissé faire leur résidence ès lieux de Lyon et de Monluel et se tenoient en la ville de Lons-le-Saunier」.Sur ces foires:CASTAN,「Granvelle et le Saint-Empire」,in: R. Historique, 1876,t.I,p. 113,note;P.HUVELIN,Droit des marchés et des foires, 1907;le discours de CONTARINI,1584,in: A.LATTES,La libertà delle banche a Venezia, Milan,1869,p.121; R.EHRENBERG,op.cit., I,p.342,II,p.227;Jacques SAVARY DES BRUSLONS,Dic.universel de Commerce, Copenhague,1760,V,「Foire」,II,pp.679—680;L.GOLDSCHMIDT,op.cit.,p.237. 282.Sur ce qui précède,Domenico GIOFFRÉ,Gênes et les foires de change : de Lyon à Besançon,1960,pp.115—119. 283.Lucien LEBVRE,op.cit., p.22,note 4,p.110,note 3,j'ai trouvé（Archives du Doubs,B. 563）,la requête des banquiers génois demandant l'autorisation de tenir leurs foires à Poligny,13 août 1568; R. EHRENBERG,op.cit., II,p.227. 284. J. SAVARY DES BRUSLONS,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Commerce, II,p.227. 285. Je fais allusion aux travaux de Felipe RUIZ MARTÍN et de José GENTIL DA SILVA. 286. Tout le paragraphe qui suit s'appuie sur les explications des deux ouvrages de Felipe RUIZ MARTÍN,cités supra,p.454,note 7. 287. Actas, IV,pp.225—226,316,411. 288. J.GENTIL DA SILVA,ouvrage à paraître,d'après son premier dactylogramme,p.24. 289.Ibid., p.21. 290.Henri PIRENNE,Histoire de Belgique,IV,1927,p.78. 291.A.d.S.,Gênes,Spagna 6.2415,Sauli et Lercaro à la République de Gênes,Madrid,17 juillet 1576. 292.Les détails qui suivent selon les explications du travail inédit de J.GENTIL DA SILVA. 293.Op. cit., à l'article 「Foire」, tome II,Copenhague, 1760, colonne 68. 294.Au moins le premier volume.Cf.Catalogue de la Kress Library,p.23.J'ai utilisé l'édition vénitienne （Gio.Giacomo Hertz） de 1682,en un seul volume. 295.Gino LUZZATTO,op.cit., p.180. 296.Ibid. 297.R.EHRENBERG,op.cit., I,p.350. 298.J. GENTIL DA SILVA, 「Réalités économiques et prises de conscience」, in : Annales E. S. C., 1959, p. 737 （à la date du 11 février 1580）. 299.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26. 300.Cité par F.RUIZ MARTÍN,Lettres marchandes...,p.XXXIX. 301.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181,f o53. 302.Voir l'admirable article d'H.van der WEE,à paraître dans Annales,E.S.C. 303.J.GENTIL DA SILVA,Stratégie des affaires à Lisbonne entre 1595 et 1607,1956,p.50,22 novembre 1596 à Lisbonne,27,à Lyon. 304.Felipe RUIZ MARTÍN,El siglo de los Genoveses, à paraître,nous suivons de près son excellente argumentation,solidement établie et neuve. 305.J.GENTIL DA SILVA,op.cit., p.51,27 novembre 1596. 306.Ibid., p.50 et Victor von KLARWILL,The Fugger News-Letters, Londres,1926,II,p.283,n o573,Venise,25 octobre 1596. 307. A. N.,K 1676 （G.S.）,Venise,4 janvier 1597,Iñigo de Mendoza à S.M. 308.Felipe RUIZ MARTÍN,El siglo de los genoveses...,à paraître. 309. A.d.S., Gênes,Spagna 11. 2420, Cesare Giustiniano au doge, Madrid,20 janvier 1597. 310.A.d.S.,Gênes,Relazione delle cose di Genova,1597,f o 26. 311.J.GENTIL DA SILVA,op.cit.,p.52,30 décember 1596. 312.Référence exacte égarée. 313.A.d.S.,Gênes,Spagna 11.2420,H. Piccamiglio au doge,Madrid,25 novembre 1596.Cependant espoir d'un règlement rapide dans la lettre de C.Giustiniano,25 décembre 1596,ibid. 314.Ibid., le mot est de Piccamiglio,7 décembre 1596. 315.Cesare Giustiniano au doge,Madrid,31 janvier 1597. 316.Du même au même,Madrid,20 janvier 1597. 317.Du même au même,Madrid,24 décembre 1596. 318.J.GENTIL DA SILVA,op.cit., et références,p.53,Rome,25 janvier 1597. 319.A.d.S.,Gênes,Spagna 11.2420,C.Giustiniano au doge,Madrid,5février et 22 février 1597.Sur le rôle de Tomas Cherch （Carg）,le même au même,Madrid,2 mars 1597. 320.Le même au même,Madrid,5 janvier 1597,également 22 février 1597. 321.Le même au même,22 février 1597. 322.Ibid. 323.Par exemple,Ernst HERINE,Die Fugger,Leipzig, 1940,p. 301 et sq. 324.J. GENTIL DA SILVA,op. cit. et références,p. 55, 12 juin 1597. 325.Je suis le texte déjà cité de Felipe RUIZ MARTÍN. 326.Sur ces règlement serait à citer toute la correspondance précise de Cesare Giustiniano. 327.Selon les indications de Felipe RUIZ MARTÍN.Sur la banqueroute de 1607 les correspondances génoises （A.d.S.,Gênes,Spagna 15 2424）sont d'un intérêt évident,mais n'ajoutent rien ou presque rien au livre de Felipe RUIZ MARTÍN qui a l'avantage de bien situer la crise dans le cadre de l'histoire économique êt financière de la Castille. 328.Ibid. 329.Ibid. 330.Ibid. 331.Voir infra, II,p.135 et sq. 332.La plus sympathique : Carlo M. CIPOLLA :「La prétendue 『révolution des prix』,『réflexions sur l』『expéience italienne』」,in : Annales E.S.C., oct.-déc. 1955,pp.513—516. 333.Gaston ZELLER,La Vie économique de l'Europe au XVIe siècle.Cours de Sorbonne,p.3 et sq. 334.St.HOSZOWSKI,Les prix à Lwow （XVIe—XVIIe siècles）,1954,p.60 : la vie moins chère entre 1521 et 1525 qu'entre 1451 et 1500. 335.G. d'AVENEL,Hist. économique de la propriété..., 1898,III,p.246. 336.C. Alonso HERRERA,op.cit.,f o 353. 337.Résumé dans Earl J.HAMILTON,op.cit., p.283 et sq. 338.Actas..., V,pp.472—474,cité par Earl J. HAMILTON,op.cit.,p.286. 339. Detail cité par K. MARX,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rad.Molitor,1954,p.179. 340.A propos des plaintes des Cortès,F.RUIZ MARTÍN remarque que les prix à la hausse sont particulièrement ceux des marchandises qu'achètent les marchands génois. 341.E.ALBÈRI,op.cit., II,V,p.470. 342.Gobierno de Vizcaya,II,p.406. 343.Literaturnachweis über Geld-und Münzwesen,pp.9—14. 344.Josef HÖFFNER,Wirtschaftsethik und Monopole, 1941,Berlin,1892 p.110. 345.E.J.HAMILTON,op.cit.,p.292. 346.Henri HAUSER,La response de Jean Bodin à M.de Malestroit...,et Paradoxes inédits du Sieur de Malestroit touchant les monnoyes, édition de Luigi Einaudi,Turin,1937. 347.1585,p. 125. 348.P.43 v o. 349.Cité par E.HECKSCHER,dans son ouvrage classique,édit. espagnole, La época mercantilista, 1943, p. 668, éd. allemande, 1932, II, p.207. 350.「Encore la révolution des prix au XVIe siècle」,in : Annales E.S.C., 1957,p.269. 351.Recherches anciennes et nouvelles sur l'histoire des prix, 1932,pp.403—420,457—478,492,546... 352.Paradoxes inédits...p.23. 353.B.N.,Paris,fr.10766,f o100 （s.d.）. 354.Si x et y sont les quantités d'or et d'argent en 1500 et qu'il y ait équilibre entre elles x （tonnes d'argent）=12 y tonnes d'or.Si les accroissements de 1500 à 1650 sont en gros de 18,000 tonnes d'argent et de 200 tonnes d'or la seconde équation est x+18,000=15 （y+200）. 355.Il s'agit de partir d'estimations, de les ramener à une population donnée et de calculer proportionnement un ordre de grandeur pour les autres masses.Au début de 1587,Naples,qui a plus de 3,000,000 d'habitants,aurait un stock de 700,000 ducats,à ce taux l'Europe en aurait plus de 20 millions et la Méditerranée 14... Cette estimation semble faible,au départ. Le stock estconsidéré assez fréquemment par les économistes comme égal à la somme des frappes des trente dernières années P. BOISSONNADE （art. cit, p.198） parle pour l'Angleterre de 4 millions de livres sterling au XVIe siècle, René BAEHREL （「Économie et histoire à propos des prix」,in: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É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Paris,1953,t. I,p.309,n o72）parle de 2 millions de livres pour la Franc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Les chiffres sont trop peu nombreux et pas assez solides,tous nos calculs pêchent à la base, mais ils nous aident à mieux imaginer une économie révolue, à en ajuster les modèles et à en cerner la réalité. Voir la discussion peu convaincante mais stimulante de R.BAEHREL,op.cit.,passim et p.40,note 26. Aucun modèle ne sera valable sans l'étude si possible quantitative de la petite monnaie ,celle des pauvres,Or les frappes sont infimes par rapport à celles de l'or ou de l'argent.A Venise où ces frappes s'élèvent à 2 millions annuel de ducats,il est frappé 60,000 ducats de bezzi en 1604, 15,000 de gazette et grossetti en 1606,A.d.S.,Venise,Senato Zecca,9. 356.Pierre CHAUNU,L'Amérique et les Amériques,1964,p.93 et sq. 357.Voir infra,graphique 48,p.477. 358.J. KULISCHER,op.cit.I,pp.280—281. 359.Ibid., p.281. 360.G.PARENTI,op.cit.,p.224. 361.Op.cit., pp.351 v o à 352. 362. L. BIANCHINI,Della storia economico-civile di Sicilia, Naples,1841,I,p.331 et sq. 363.In : Bollettino Stor.pavese,VIII,1945. 364.Alfred MOREL FATIO,Ètudes sur l'Espagne, 4e série,1925,p.373. 365.La princesse Jeanne à Philippe II,13 juillet 1559,Simaneas E o 137,f o 22,1500 vassaux auprès de Séville,pour 150,000 ducats. 366.Vie de Benvenuto Cellini, édit.Crès,II,p.598 et sq. Dans une toute autre région-le terroir d'Arles-voyez aussi le métayage à moitié et au quart,durant le XVIe siècle.QUIQUERAN DE BEAUJEU,op.cit.,pp. 400—401. 367.Nul ne l'a mieux marqué que Mario SIRI,La svalutazione della moneta e il bilancio del Regno di Sicilia nella seconda metà del XVI secolo,Melfi,1921,in—16,22p. 368. D'après Albert DESPAUX,Les dévaluations monétaires dans l'histoire,Paris,1936,p.362. 369.A.d.S.,Florence,Mediceo 3083,f o 417 v o,27 mars 1583. 370.Marciana,Chronique de Girolamo Savina,f o 361 v o. 371.A.SILVESTRI,「Sui banchi＇eri pubblici napoletani nelle prima metà del Cinquecento」, in : Bolletino dell'Archivio storico del Banco di Napoli, 1951,「Sui banchier pubblici nàpoletani dall'avvento di Filippo II al trono alla costituzione del monopolio」,ibid. 372.L. BIANCHINI,op.cit.,I,p.340;G.LUZZATTO,op.cit.,p. 183, en fixe la création en 1553. 373.G.LUZZATTO,ibid. 374.Ibid. 375.L.BIANCHINI,op.cit.,p.341. 376.J'adopte la date de 1587 donnée par G.LUZZATTO,Je trouve dans mes fiches que la banque a été autorisée par le Sénat le 28 juin 1584. 377.G.LUZZATTO,op.cit.,p.188. 378.H.KRETSCHMAYR,op.cit.,III,p.187,dit 1582. 379.Simancas,Napoles,S.P. 4,Madrid,7 oct.1580. 380.Le Grand Commandeur au Roi, Rome,24 sept. 1532,Corpo dipl.port., VII,pp.172—173. 381.G.LUZZATTO,op.cit.,p.186.Dans le même ordre d'idées ce tout petit détail d'une correspondance marseillaise,Gilles Hermitte à son frère, Gênes （avril 1593）,Fonds Dauvergne,note 47,relate un envoi de trois cents pièces de huit par un patron de barque 「qui vous doibt payer en mesme espèce de pièces de huit ou de quatre sans qu'il puisse payer la value d'icelles en autre monoye comme sommes d'accord...」. 382.G.PARENTI,op.cit.,p.235. 383.M.SIRI,art.cit.,voir supra,p.479,note 2. 384.L.BIANCHINI,Della storia delle finanze del Regno di Napoli,1839,p.315 et sq. 385.R.KONETZKE,op.cit.,p.197. 386.R.B.MERRIMAN,op.cit.,p.443;HABLER,op.cit.,p.122. 387.R.KONETZKE,op.cit.,p.199. 388.Ibid. 389.J.de SALAZAR,Politica Española,1617,p.18. 390.Memoria de las rentas y patrimonio del Rey de España de 1562,A.E.Esp.234. 391.Il y aura des diminutions d'intérêts en 1563,1608,1621,Nueva Recop,libr.X XIV. 392.R.MERRIMAN,op.cit.,IV,p.443. 393.E.ALBÉRI,op.cit.,I.V.p.294. 394.Madrid,5 sept.1561,copie,B.N.,Paris,fr,16103,f o 45. 395.Voir supra,p.456. 396.R.KONETZKE,op.cit.,p.199. 397.La Contaduria à Philippe II,Madrid,13 sept.1563,Simancas E o143,fos 59 et 60. 398.Actas,III,p.357. 399.C.PEREYRA,Imperio español,pp.27—31. 400.En 1581,les revenus ibériques de Philippe II seraient de 6,500,000,les dépenses de 7,000,000,E.ALBÉRI,op.cit.,I.V.p.294. 401.A.SEGRE,Storia del commercio,I,p.492,note 3. 402.Jerónimo CONESTAGGIO,Dell'unione del regno di Portogallo alla corona di Castiglia,Gênes,1585,p.14. 403.B o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Paris,8 janv.1587,A.N.,K 1566. 404.Voir supra,p.455,note 5,A.CASTILLO,art, cité,p.14 et sq. du tir、à part. 405.H.LONCHAY,art,cit.,p.945. 406.Earl J.HAMILTON,op.cit.,p.62. 407.Ibid.,p.65. 408.Placcart et décret...,1597,B.N.,Paris,Oc 241,in—12. 409.1612,p.43 v o. 410.Simancas,Guerra Antigua,IV,f o 108 ［vers 1538］. 411.Earl J.HAMILTON,op.cit.,p. 36 et sq. pour tous les motifs invoqués. 412.Ibid.,p.37. 413.François CHEVALIER,La formation des grands domaines au Mexique,Terre et Société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1952,p.235. 414.Alice PIFFER CANNABRAVA,O commercio português no Rio de Plata 1580—1640,São Paulo,1944. 415.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quesXVIe—XVIIIe siècles,1960,p.41. 416.Albert GIRARD,Le commerce français à Séville et à Cadix au temps des Habsbourgs,1932,p.7. 417.B.M.Add.18287,PS 5633. 418.Émile COORNAERT,op.cit.,p.46;je n'ai pas lu Baja de la moneda,1591,Sim.E o601. 419.Philippe au Grand Com. de Castille,10 févr. 1574,Sim.E o 561,fos16 et 65. 420.Sim.E o561,Moneda falsa que venja de Flandes en España. 421.Le Conseil d'État au roi,13 janv.1609,A.N.,K 1426,A 37,n o110. 422.Le même au même,27 nov. 1607,A.N.,K 1426. 423.26 avril 1613,A.N.,K 1428,A 39,note 28;ibid.,K 1478,A 78,note 173;ibid.,K 1479,A 80,1624;ibid.,K 1456,1622; Sim.E o628 Valor de la moneda en Flandes,1614. 424.B.N.,Paris,Esp.127,fos8 v o et 9. 425.G.BERCHET,op.cit.,p.133. 426.P.492 et sq. 427.Op.cit., VI,p.213. 428.Ami BOUÉ,op.cit., III, p. 121; M. SIRI, art,cit., J. W. ZINKEISEN,op.cit.,III,p.798 et sq. 429.Philippe de CANAYE,op.cit.,p.42,note 4. 430.Op.cit.,p.158 v o. 431.G.d'ARAMON,op.cit.,p.42. 432.Ibid. 433.CANTACUSCINO,Commentaria,II,p.102,Luigi Bassano di Zara,in: Francesce SANSOVINO,Dell' historia universale dell' origine et imperio de Turchi,Livre 3,Venise,1564,f o 43,r o et v o;S. SCHWEIGGER,Reissbeschreibung...,op.cit.,p.267. 434.Op.cit.,158 v o. 435.Ibid. 436.Geminiano MONTANARI,Zecca in consulta di stato...（1683）,p.253. 437.J.W.ZINKEISEN,op.cit.,III,p.800. 438.J.von HAMMER,op.cit.,VI,p.5. 439.Daniel Badoer au doge,Péra,21 avril 1564,A.d.S.,Venise,SenatoSecreta,Cost.Filza 4/D. 440.H.Ferro au doge,Péra,6 mai 1561,A.d.S., Venise,Senato Secreta...3/C. 441.Dec.sans date （1577）,Simancas E o 1147,copie. 442.Constantinople,16 mars 1580,Simancas E o 1337. 443.J.W.ZINKEISEN,III,p.800. 444.R.HAKLUYT,op.cit.,II,p.247. 445.Voir IIIe partie,chap.VI,p.477 et sq. 446.Op.cit., p.211 et sq. 447.D'après B.VINAVER,「La crise monétaire turque 1575—1650」,in:Publications historiques de l'Acdémie des Sciences de Belgrade,1958. 448.D'après la thèse inédite de Ali Sahili Oglu sur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turques,traduction fran,aise en cours. 449.D.de HAEDO,op.cit.,p.24 v o. 450.Memoria escrita sobre el rescate de Cervantes..., Cadix,1876,8 o,p.23 . 451.R.HAKLUYT,op.cit.,p.34. 452.Le Loyal Serviteur,op.cit.,p.34. 453.R.B.MERRIMAN,El Emperador Carlos V,p.131,traduction du tome III de son vaste ouvrage,The rise of the Spanisn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4 vol.,1919—1943. 454.Simancas,E o 504,17 décembre 1551. 455.A.d.S.,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27 septembre 1586. 456.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 161,26 novembre 1593. 457.V.MAGALHÃES GODINHO,op.cit.,dactylogramme, p.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