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 一 經濟：16世紀的尺度

第一個問題是找出16世紀的尺度和經濟範圍。本章宗旨也是呂西安·費弗爾的宗旨。他在其《拉伯雷》1最後一部分中，試圖弄清16世紀的智力工具，測出它的大小，以便清除史家面臨的那些錯誤的、歪曲的解答，因為它們與當時的可能性和知識水準有明顯的矛盾。同樣，扼要地顯示一下什麼是16世紀的經濟工具和人類力量的限度，然後再研究人類從地中海這一開端所實際建造的東西，是有價值的。 1.距離，頭號敵人 今天，我們覺得缺乏空間。在我們周圍，空間正在縮小。在16世紀，空間過多，而且這筆財富在當時既是好處又是障礙。在文學一再重複的關於地中海的所有的題材中，有關「人類的能力的範圍的海」的題材，是令人失望的題材之一。似乎人類的能力是一成不變的。可以肯定，地中海不在16世紀的人類的能力的範圍內，因為16世紀的人類艱難地控制著地中海過於遼闊的空間，就像昨天，20世紀的人類沒有很好地制服太平洋的疆域一樣。 對寫信者來說，信件往來費時甚多 要了解上述情況，只需聽聽那些為自己的生活搏鬥的人的抱怨。一想到郵件傳遞曠日持久，寫信的人沒有不痛苦的，正如皇后向她兄弟菲利普二世吐露隱情時所說，「信件往來浪費時間」。2加爾文遲遲未復德爾維科的來信，3後來他在信中承認：「……想到信要在路上耽擱那麼長的時間，我不由得幾度懶於履行覆信的義務……」如果信件很快到達，收信人就會感到吃驚。人文學者安托尼奧·格瓦拉在給他的朋友的信中寫道：「您的信要經過從巴倫西亞到格拉納達這麼遠的路程，但它從星期六發出，星期一便到達這裡，真是神速。」在巴利亞多利德，寄給卡斯蒂利亞要塞司令的一封信也同樣以創紀錄的時間抵達：「它到達時就像鱒魚一樣新鮮。」安托尼奧·格瓦拉一直沒有忘掉這個形象，因為幾年以後，他寫信給洛斯·韋萊侯爵說：「您的信來得更神速，比人們從巴約訥給我們帶來的鮭魚還要新鮮。」4這些例外情況跟往常一樣正好證明了一般的規律。 那些人們認為心中思考重大問題的政治家和駐外大使們，常常為信件的到達和延誤操心。唐·路易斯·雷克森斯1575年2月24日在安特衛普寫信給菲利普二世派駐巴黎的大使唐·迪埃戈·德蘇尼加說：「我不知道在閣下那裡，從西班牙來的信的情況如何。至於我，自去年11月20日以來，就沒有從國王那裡得到任何有關荷蘭事務的消息……為國王陛下效勞的事也因此深受損害。」5 郵件的到來或者即將到來的郵班，都是一樁苦事、一種煩擾。即使普通郵班也沒有固定時刻，有的甚至沒有固定日期。「我一小時又一小時地等待佛蘭德日常郵差經過這兒」，昌托奈在1561年12月這樣記載。6當然，這不僅僅是西班牙國王的大使們的煩擾。朗布耶紅衣主教寫信給查理九世時說：7「加速別人寄給我們的信件的傳遞是徒勞的，因為郵政部門的先生們在投遞陛下——您是這樣仁慈和偉大——的郵包時怯懦且漫不經心，使得這些郵包從宮廷到里昂往往要在途中走1個月或者6個星期，以致當我收到這些信件時，信件已經失去時效，執行信中命令的時機都常常非常令人惋惜地錯過了。……」富克沃也有同樣的抱怨。他於1567年1月在馬德里寫道8：「有五六個住在利翁灣的郵件押運員，他們戴著國王徽章，有時還為羅馬教區主教送信。當他們上路送信時，就自稱是內穆爾先生的人。這是為了從郵政局長那裡得到更高的薪金。」但是，他們還為各國銀行家傳遞緊急信件和錢款。例如，他們當中的一個「前幾天遵照（西班牙）宮廷的指令很快把居住在利翁灣的熱那亞銀行家的信件帶給熱那亞人。」9然而，法國國王的信件仍然滯留在路上。這同另外一次一樣，由於「朗德駐軍長官」的緣故，信件的傳遞受到干擾，結果，總是信件的傳遞被難以置信地延誤了。10亨利三世在西班牙的代理人隆格萊1584年2月指出，他已有兩個星期沒有得到他的政府的消息了，11，但是，「積壓在布爾戈斯的（信件）卻很多，這些信件都是從巴利亞多利德方面來的。」當時各類事故和事件非常多。這或者是上一個郵件押送員沒把信件轉交給下一個；12或者是正常的郵路被切斷；或者是聽說有強盜，郵件押送員就決定不再走夜路……每次在遠處都會出現預料不到的故障。結果，那不勒斯總督得不到指示；菲利普二世的政府不了解荷蘭事件的進展；駐馬德里的威尼斯大使整整兩個月得不到義大利的消息。13 這大概都是由於人的過失、環境的影響或者天氣惡劣而產生的反常現象。可是，這種「反常」卻一再發生，並使一貫緊張的形勢更加惡化。與距離作鬥爭，仍然是費神的問題，但也是僥倖和運氣的問題。在海上，如果順水，一連幾天好天氣，人們就可以在一兩個星期內做到別人6個月都做不到的事情。例如勒芒斯的伯龍用了13天從馬爾馬拉海到達威尼斯，而平時往往要花費半年時間。14同樣，雖然在陸地上，相鄰兩地之間的距離要短一些，但是，由於戰爭、警報、下雨道路泥濘無法通行、下雪堵塞山口等，最合理的期限也不夠。距離的長短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十個、上百個不同的變化。任何人在出發或作出決定前，對他所需要的時間事先都沒有把握。 事實上，16世紀的人對慢慢吞吞拖拖拉拉的現象已經逆來順受。一封從西班牙到義大利的信既可以取道波爾多和里昂，也可以取道蒙彼利埃或尼斯。1601年4月，一封亨利四世派駐威尼斯的大使M.德維利埃給這位君王的信經布魯塞爾抵達楓丹白露……15從1550年到1560年，葡萄牙國王派駐羅馬的大使常常讓他們的信件經由安特衛普發送。16這是因為郵件的行程時間不取決於郵路的長短，而取決於郵件押送員的質量和郵班的多少。此外，遲到或早到三四天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從來不去注意……1587年年底，當「貝亞恩親王」的新教徒占領利穆贊時，在巴黎的貝爾納迪諾·德·門多薩與菲利普二世政府之間的正常聯繫的道路被切斷。郵件不得不改經新的路線發送。不幸的是，在這些新的路線上，沿途沒有組織好的郵局。菲利普二世在告知他這些情況的信的空白處寫道：「重要的不是爭取早到四五天，而是信件發送要走可靠的路線，只有在個別情況下，時間短才是重要的。」17 海的大小幅度：幾個創紀錄的速度 我們可以利用的數字，彼此之間差別很大。此外，它們很少組成同一性質的系列。在扣除特別的航行速度（總之，根據這些速度，海的範圍最小）的情況下，人們會得到一個處於純淨狀態的關於距離的概念。18 每天200或200多公里的高速，幾乎只有在天氣晴好的海上航行19並且使用加固的帆槳戰船的情況下，才能達到。例如，奧地利的胡安1572年6月從墨西拿派遣的船隻只用了6天時間就抵達加泰羅尼亞（帕拉莫）海岸。20當時情況很緊急，胡安無論如何也要使菲利普二世給他的命令——即命令他和他的艦隊的主力停留在墨西拿待命——撤銷。這艘武裝精良的帆槳戰船獨航。根據托斯卡納一則通訊說，這艘船一直向前航行，從未靠岸，21也就是說筆直前進。這種奇蹟不是獨一無二的。前兩年的冬天（1570年12月），讓·安德烈·多里亞從熱那亞到帕拉莫只用了5天時間。當然，距離和速度都小些，但克服的困難可以與胡安相比。22同樣，在60年前，1509年5月23日星期五，紅衣主教西斯納洛斯用1天時間跨越奧蘭和卡塔赫納之間的200公里的距離。這真是奇蹟般的航行，好像風就在西斯納洛斯的「袖子裡」，聽憑他的吩咐似的。23這幾乎就是羅得島與亞歷山大港之間的「興隆」的旅行的速度。據勒芒斯的伯龍24的記載，羅得島和亞歷山大港之間的旅行需要三天三夜。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航行的都是一般的商船。 在陸地上，除了個別例外，最高的速度都並不高，但比海上的有規律，因此，對於郵政聯繫來說，儘管陸路比較昂貴，但仍然比水路更受人喜歡。歐洲的最高速度大概是由加布列爾·德塔錫郵政組織創造的。這條從義大利經蒂羅爾到布魯塞爾的郵路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中間停留時間都減少到最低限度，尤其在艾費爾，人們一般都走眾所周知的近道。這條道路的路線本身就是一個記錄。走完這條路線的764公里用5天半時間，即每天大約走139公里。25這個速度還遠遠低於海上的特快速度，但是，它畢竟大大高於大陸道路的一般速度。例如，轟動一時的聖巴托羅繆之夜（1572年8月24日）的消息以每天不到100公里的速度從巴黎傳到馬德里。雖然這個消息於9月3日即到達巴塞羅那，但它在7日晚上才到達西班牙首都。26 注意跟蹤重大消息的傳播情況，是測算特別速度的另一個好方法。這些消息是長了翅膀的。 1570年9月9日尼科西亞被占領的消息，9月24日君士坦丁堡得知，10月26日威尼斯得知（經過拉古薩），12月19日馬德里得知。27 1571年10月7日勒班陀戰役的消息，10月18日傳到威尼斯，24日傳到那不勒斯，25日傳到里昂，31日傳到巴黎和馬德里。28 1573年3月17日秘密締結的土耳其—威尼斯和約，4月4日29就在威尼斯傳開了，6日傳到羅馬，8日傳到那不勒斯，17日傳到巴勒莫和馬德里。30 1574年8月25日拉古萊特和突尼西亞被占領的消息，10月1日傳到維也納。當時肩負一項外交使命的皮埃爾·萊斯卡洛比埃，已經離開伊斯坦堡，越過保加利亞、瓦拉幾亞以及特蘭西瓦尼亞，最後精疲力竭地抵達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這一消息使他困惑不解，因為5月15日，僅僅在他自己動身前兩個星期，他親眼看見土耳其的這支勝利艦隊離開君士坦丁堡。31在他在路上行進的這段時間裡，這支艦隊做完了多少事啊！ 把這些消息從尼科西亞、勒班陀、威尼斯以及突尼西亞傳播出去所用的時間，最多只能使人進行一些粗略的計算。因此，能夠根據頭一個例子就說地中海的長度為99天的路程嗎？這數字是太大了。事實上，消息從尼科西亞這個被包圍的島嶼透露出來也大費周折，而且可以肯定，威尼斯當時並不急於把消息傳向西方。況且，任何測算，一旦被限制在一個唯一的數字里，就不會可靠，不會準確。特別是人們測算什麼呢？消息的速度和信件的行走都只不過是與空間鬥爭的一個篇章。 平均速度 如果我們把那些創紀錄的速度放在一邊，去探索那些平均速度，困難要大得多。即使有文獻資料可以確定這些平均速度，但當同樣一次旅行持續的時間可以從1變成2、3、4甚至7或10的時候，難道這些平均速度還有很大的意義嗎？重要的是這些旅行持續的時間的幅度，是它們相互之間的巨大差異，因為這具有結構價值。運輸的現代革命，不僅僅（以驚人的方式）提高了速度，而且還消除了自然的力量過去強加的不可靠性（這也很重要）。惡劣的天氣今天只意味著或多或少的不舒服。除非發生事故，這種天氣再也不會影響航行時刻表。但是，在16世紀，所有的航行時刻表都取決於氣候條件。航行不規則的現象司空見慣，不足為奇。1610年1月來到英格蘭的威尼斯大使，面對波濤洶湧的大海在加來海峽整整等了14天。沒有一艘船敢同這個大海對抗一下。32還有一個小例子：威尼斯1618年派駐素丹所在地的大使弗朗西斯科·孔塔里尼為渡過寬而淺的馬里查河，用了6小時，而且還費了很大的勁。331609年6月，一艘抵達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船在惡劣的天氣變好以前，不得不在希俄斯島的聖安納斯塔西亞開闊的海灘避風18天。34 因此，我們不應該對這些奇怪的平均速度以及它們虛假的簡單性有過分的要求，過分相信。那麼這些平均數還有什麼優點呢？使事情簡單化、引起想像、幫助我們回顧現代運輸革命以前的歲月。這次革命的翻天覆地的影響我們並不是時時刻刻都感覺到。重視這些平均速度，就是重新找到將要做一次旅行這件事，對菲利普二世時代的人來說意味著什麼。 從君士坦丁堡渡海到亞歷山大，包括中途停留，需要15天左右；不算中途停留，要8天時間。35從赫勒斯滂城堡的出口處出發到希俄斯島，航行兩天就足夠了。361560年10月或11月間，一艘拉古薩船從墨西哥起航，9天之內便抵達亞歷山大。這個航行的時限當時並沒有被看成是個創紀錄的速度。37 橫渡地中海中心區所需的時間，隨著季節、船舶和路線而變化。同一艘小木船從馬耳他到柏柏里的的黎波里用9天時間；從的黎波里到墨西拿則要航行17天。381562年4月，一艘船用6天時間從的黎波里到達西西里島南岸的夏卡。39從突尼西亞到里窩那的一系列旅行（1600年1次，1608年2次，1609年8次，1610年2次）分別用了以下不同的航行時間：6天、7天、8天、9天、9天、9天、10天、11天、12天、13天、14天、20天，也就是說平均用了9天。兩次最快的旅行（6天和7天）似乎是為了挫敗種種預測。一次於1600年1月由一艘帆船完成；另一次由一艘「小船」於1609年7月完成。40 關於馬賽和西班牙與北非之間跨海航行所用的時間，我們缺乏資料。這種旅行常常偷偷進行。法國國王的大使阿拉蒙在天氣晴好時（至少是天氣轉好後的第二天）率領幾艘國王的帆槳戰船，用一個星期從巴利阿里群島到達阿爾及爾。41阿爾及爾和里窩那之間的旅行，1609年有2次，1610年有1次。它們歷時分別為13天、15天和5天。42從5天到15天，相差3倍。 在長距離航行方面，航行所需時間的差距一直很大。一艘威尼斯大帆船在1570年10月和11月之間，43從乾地亞到奧特朗托用了12天；另一艘於1561年6月中旬從乾地亞到加的斯，44幾乎穿過整個地中海，用了一個月。然而，在1569年7月，兩艘阿爾及爾帆槳戰船卻在海上航行了72天，才抵達君士坦丁堡。一艘於1564年1月7日從亞歷山大出發的大帆船4月5日抵達墨西拿。它的航行歷時88天。據一位歷史學家說，15世紀從威尼斯到雅法的「正常」速度是在40天到50天這個範圍內。45我們曾經發表過一份從威尼亞到朝聖地的旅行紀錄統計。這些旅行平均所需時間要多些。46里窩那港口的吞吐記載47提供了一些詳細情況。由亞歷山大到里窩那的五次航行（1609年2次，1610年1次，1611年2次），分別提供了以下數字：23天、26天、29天、32天、56天，平均33天。從卡塔赫納或阿利坎特到里窩那的8次航行（1609年5次，1610年3次）得出以下數據：7天、9天、9天、10天、15天、25天、30天、49天，平均19天。關於西班牙—里窩那—亞歷山大這條航路的航行時間，如有必要可以算出總共需要52天。48但是，我們不能說這是平均數。 消息傳遞的彈性 （根據皮埃爾·薩爾代拉提供的材料） 續表 Ⅰ指與威尼斯有交往聯繫的地方；Ⅱ指觀察到的實例數；Ⅲ指正常實例數；Ⅳ指最長時間（天）；Ⅴ指乘以權數的算術平均數（天）；Ⅵ指正常情況下所需天數；Ⅶ指最短時間（天）；Ⅷ指在最短時間的基礎上（=100）計算的正常時間數，換句話說，最短時間與正常情況下所需時間的比例。 就平均數而言，我們大體上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順著經線的方向穿越地中海，需要一、兩個星期；沿著緯線穿越地中海，就是二、三個月的問題了。附帶說明一下，這些大小幅度到17世紀以至到以後的年代仍然沒有變化。 信件的特殊情況 比起這些不能令人滿意的近似的數據來，人們顯然喜歡一系列均勻的計量數字。這就是那些政府、大使、商人和個人的信件（仍舊是它們）所提供的大量情況。從1497年到1532年，對威尼斯市政會議的活動情況始終了如指掌的馬里諾·薩努多忠實地記載了信件和消息抵達的情況。總共有近萬個可用的數據。這一大堆數據，經過皮埃爾·薩爾代拉49按照統計學的規則進行整理，終致有可能繪製出第539—540頁上的表格，據此又繪製出546—547頁的地圖。即使如此，我們仍必須準確地解釋說明這些傳向威尼斯的消息的證據，並且不要對這些消息過分要求。 很明顯，根據這些消息測定的空間是異質的，缺乏各向同性的同一性。如果把巴黎和威尼斯之間的距離作為半徑，以威尼斯為圓心畫一個圓圈，那麼，人們就會畫出一個各向同性的圓形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消息（像緩慢的光線一樣）就會同樣均勻地從圓周的各個點上朝中心傳播。但是，事實當然並非如此，因為消息在天然障礙——阿爾卑斯山脈、加來海峽、大海等——前踏步不前。消息傳遞的速度，取決於人們的意願、計算和需要。從1497年到1532年，威尼斯對法國國王的決定，對來自法國的傳聞和消息都密切注視。這些珍貴的貨物，從巴黎迅速運到威尼斯。 這些在傳遞移動中的消息，用平均速度來使之變得有規律性，並標在地圖上，都只不過是人為的。實際上，這些消息的傳遞情況千變萬化。傳遞時間之間的差距非常之大（見表格的第Ⅷ欄；最短的傳遞時間與正常情況下的傳遞時間的比例）。如果把最長的傳遞時間和最短的傳遞時間比較，那麼差距就更加懸殊。稍稍有一點令人詫異的是：不規則的係數似乎與經過的路程成反比。此外，這個係數仍然在增大。但是，把大海的因素考慮進去，這種現象就是正常的。為什麼扎拉創造了紀錄就得到解釋（從1到6）。事實上，扎拉具備了兩個條件：一是離威尼斯近；二是航行條件會發生變化的亞得里亞海，把它與威尼斯隔開。 總而言之，以這些計算為基礎，我們有了一個總的提綱，一個驗證和比較的基礎。這個提綱的唯一缺陷，或者用一位觀察家的話來說，它的優點是：這樣確定的時限比較快。這些時限表現了富裕的威尼斯的警惕性以及它的資財手段。它們同一個警報系統是符合一致的。對威尼斯來說，了解在巴黎、巴利亞多利德、君士坦丁堡所發生的事，不是為了滿足好奇，而是出於精明的考慮。 如果我們轉向別的記載，我們就會發現，信件往來的頻繁、快速程度都大不相同。菲利普二世的辦公桌上堆滿來自歐洲各個城市的信件。信件最後一頁的背面50照例都記著信件發出和到達的日期，這是同樣珍貴的和更加難得的資料。成千上萬個數據尚待作出耐心的統計。除了在科爾多瓦、里斯本、薩拉戈薩、巴塞羅那和巴倫西亞等地作過幾次著名的旅行之外，菲利普二世於1559年從尼德蘭回國以後，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卡斯蒂利亞中心一步。關於通信人所在地點和信件傳遞的線路，雖然還有些不明確的地方，這些疑點是可以消除的。 利用這些數據，我們仍以威尼斯為坐標中心，再作一次與皮埃爾·薩爾代拉類似的計量，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根據16世紀末西班牙駐威尼斯代表的書信提到的40個實例，走完馬德里和威尼斯之間的路程（就算它相當於薩努多所測量的巴利亞多利德和威尼斯之間的路程），所需的最短的時間是20天（薩努多的記載卻是12天），最長的時間為85天（有一次長達145天，我們把這個反常的數字拋開了）。這裡的非加權算術平均數為40天（而薩爾代拉的加權平均數是29天）。走完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之間的這段路程，根據在相同年代裡的16次觀察，歷時最短為29天，最長為72天，平均約41天半。51這一次，我們的數字與薩爾代拉的數字（他的數字確實是建立在更廣泛的調查基礎上的）更為接近，但仍比他的數字要高些。我們能否得出結論說，威尼斯和西班牙16世紀末在地中海中心軸線進行的往來聯繫不再像16世紀初那樣困難和危險？由於根據不足，這樣說恐怕是有風險的。 不管怎樣，根據我們的計算和薩爾代拉的計算，威尼斯大致位於馬德里（或巴利亞多利德）和君士坦丁堡之間的半路上。我們算出的平均數是40天或41天半，薩努多算出的平均數是29天到37天。兩段路加在一起，走完全程所需的時間為80天或66天。無論如何， 這比從亞歷山大到里窩那所需的時間加上從里窩那到卡塔赫納所需的時間52天這個數字還高。亞歷山大和卡塔赫納之間的路程不等於君士坦丁堡—威尼斯—馬德里之間的路程，這個情況不能使我們的推理簡單化52。因此，即使有政治家或商人的寶貴信件的幫助，我們也必須心悅誠服地承認，不可能把海洋測量得十分準確。 消息奇貨可居 消息奇貨可居，價值何止千金。弗拉拉公爵在威尼斯的代理人致函公爵說：「弗拉拉和威尼斯二城毗鄰，任何一位信使送一封信要價不會少於1杜卡托。」5316世紀初，威尼斯與紐倫堡54之間送信的價格根據時間的長短而定，例如4天為58弗羅林，4天零6小時為50弗羅林；5天為48弗羅林，6天為25弗羅林（值得注意的是，薩爾代拉記載的創紀錄的速度比這最後一個數字還要多2天）。很明顯，這是在16世紀初為富商服務的超高速聯絡。如果我們沒有弄錯的話，16世紀市場之間的差價，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懸殊。不管費用如何高昂，必要時日夜兼程，快速送信，算來還是值得的。後來，郵遞事務日漸走上正軌。讀了西蒙·魯伊斯16世紀下半葉的信件後，人們得到的印象是，似乎當時已不像從前那樣著重快速送信和傳遞消息。55專人送信的代價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上漲，只有大銀行家或者政府才付得起這筆開銷。1560年7月14日，56菲利普二世派駐法國宮廷的大使昌托奈派遣了一個信使從沙特爾到托萊多，然後返回。這個信差總共跑了179個驛站，花費了358杜卡托（每站2杜卡托）。這筆巨款比帕多瓦或薩拉曼卡的大學教授的年薪還要高！驛站之間分別相隔10至12公里，如果信使以每天18古里注2757的速度跑完全程，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次趕路大大超過了通常的創紀錄速度……富人可以用金錢購買不人道的英勇行為。 總而言之，根據信件的傳遞速度測算地域間聯繫的緩慢程度，這顯然是荒謬的。信件傳遞即使十分緩慢，由於信息的珍貴，總還是比其他運輸手段更加迅速。 這也許已經是個理由，促使我們不再系統研究菲利普二世的官僚機構之間的信件往來，也不去調查商人西蒙·魯伊斯的信件（大約有10萬封）。58這些工作的確不會給我們提供什麼新情況。事實上，信件的傳遞取決於定期的航班和不定期的信使。從統計學材料看，後者不如前者重要。研究信件的投遞，遲早總要找出那些定期郵班。它們的正式期限我們早已知道。塔西家族經營的郵傳業保證在4月初到10月底期間，把信件在24天內從羅馬送達馬德里；在11月到3月底之間，即冬季，則在26天內送到。以上數字不是商人和駐外大使的信件的平均傳遞時間59（因為郵傳業主的諾言極少履行），而只是正常速度的上限。根據這些速度，像巴倫寧·巴斯克斯·德普拉達那樣，作幾次抽象分析，60我們就可以預先計算（或預測）真實速度的高低幅度。 不投入計算的汪洋大海的第二個理由，而且是重要的理由是：仍舊以威尼斯為出發點，根據這個城市不斷頒布與散發的公告——這些公告的許多手稿保存在國家檔案館和馬爾奇阿拿，甚至在倫敦檔案局——人們可以為17和18世紀繪製出與薩努多向我們提供的基本素材近似的圖像。其中兩張是弗蘭克·斯普納為1681—1701年和1733—1735年這兩個時期製作的。這兩張圖標明威尼斯情報網覆蓋的地區。61大體說來，消息在這些地區傳遞的速度等於1497—1532年的速度，比17世紀快些，但比18世紀慢些。 圖28、29和30 消息傳往威尼斯途中 按星期勾畫的等時曲線大致表示送達信件所需的時間，三張草圖上的線路都以威尼斯為中心。 第一張草圖系皮埃爾·薩爾代拉據1550年（或更準確地說，1496至1553年）的研究成果繪製而成的（參看本章注49）。第二、三張草圖系據倫敦檔案局所收藏的威尼斯手抄小報繪製，材料是由弗蘭克·斯普納代我查找的。 平均速度越大，虛點表示的網絡就越厚。 根據不同的軸線，三張草圖之間的差異可能顯得很大。原因在於：根據當時時局的緊急程度，信件的數量有多少的不同。總的來看，第三張圖與第一張圖是一致的，信件傳遞的速度緩慢，而第二張圖表明，花費的時間有時要少得多。何況單憑圖表還不能得出定論。速度按理應該在同一條等時曲線的範圍內進行比較。但是這些範圍在圖上畫得並不十分確切。如果把這個範圍重疊起來，它們的面積看來大致相近，突出部分可由下陷部分相抵消。但要從面積算出每天的速度，這當然還不能不慎重從事。 這個結論沒有任何含糊不清之處。我們曾經想在這些記錄里，尋找一個16世紀特有的、反映當時經濟形勢的空間尺度。甚至在分析完成之前，我們就已猜到這個空間的量綱幾乎是不變的；我們又一次面對著長期的結構。人類可以放手向空間進攻，可以把帆槳戰船上的划槳折斷，可以讓驛馬跑得精疲力竭，也可以幻想在海洋上乘風飛翔。但事實上，空間卻用自己的惰性同人類對抗，而且不顧人類取得的暫時成功，每天向人類進行報復。當然，一些新紀錄常常引起我們的好奇心，正如引起當代人的好奇心一樣。例如查理九世的死訊13天後就從巴黎傳到克拉科夫（這是蘇利本人62告訴我們的）；「波蘭國王」第二天就悄悄地離開了他的臣民。又例如，1544年1月弗朗索瓦一世的孫子誕生的消息僅兩天就從楓丹白露飛到里昂（420公里）63；一個土耳其信使18天內從伊斯坦堡到埃爾祖魯，他一路上累垮好幾匹坐騎。64所有這些最高紀錄都有其價值。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一些記錄。把它們同正常的平均速度進行比較是有用的65……但是，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16世紀以前和以後的平均速度相當接近（最高紀錄也是如此）。在阿維尼翁諸教皇注28在位時期，66或者在15世紀上半世紀的威尼斯時代，67商品、小船和人的旅行速度同路易十四時代並無快慢的差別。只是到了18世紀末期，才有了大的變化和突破。 當前的比較 一位經濟學家寫道：「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都考慮進去，人們最終會看到，在古羅馬時代，如果使用最好的交通工具，『世界』經濟的範圍可以在40天或60天內走遍。這個範圍從直布羅陀海峽東海角延伸到帕提亞王國的邊境；從萊茵河河口延伸到非洲沙漠的邊緣。然而，今天（1939年），如果僅僅使用正常的貨運方式，如果略去那些經濟上不重要和沒有交通工具的地區，也需要花40天到60天左右的時間才能走遍現代世界經濟的整個範圍。」68 對於這些計量以及由同一作者提供的有關古羅馬時代的陸路交通速度（大約每天50公里），我並不贊同。69但是，我們無望得到精確的計量，至多也只是找到一個數量級範圍。就此而論，16世紀的地中海地區等同於一千多年以前的羅馬帝國那麼大小。或者也可以說，16世紀的地中海大體上單獨就抵得上1939年的整個世界。16世紀的地中海是遼闊的、巨大的，而且只有通過比較，它才稱得上「具有人類的特性」，因為在16世紀，人類已經開始向大西洋、太平洋等其他龐然大物開戰了。同這些龐然大物相比，地中海像是一頭家畜。當然，我們還不能說它是20世紀的「湖」，遊客和遊艇在這個陽光明媚的勝地用幾個小時就可以登陸，前不久的東方特別快車可以不間斷地繞行一圈。要了解16世紀的地中海是什麼樣子，必須在思想上儘可能擴大它的範圍，並且藉助以往的旅行圖景。作這種旅行在過去必須用幾個月、幾年乃至一生的時間。 如果進行比較，好的例子還是不少的。阿爾杜·赫胥黎在他的《環球之行》中描寫的那些現代韃靼商人的旅行就是一個例子。70他們在把錢袋裝滿了金幣以後，翻過喜馬拉雅山脈，來到克什米爾和印度。赫胥黎特地指出，這些金幣在俄國革命之前值10個盧布。這是些多麼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人們不禁聯想到16世紀在敘利 亞的旅行。在地中海的另一端，來自不同世界的人不可能互相信任，因而既有交往，又有衝突。匯票在那裡不能通用。所有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或者交付現金。到那裡做生意必須像今天的韃靼人一樣，身上帶足黃金或者白銀。 說起中國，昨天還是內戰為患，外國入侵，屠殺和饑荒頻仍，在廣大的地區，城市蜷縮在城牆內，一到晚上城門緊閉，這種景象使我聯想起宗教戰爭時期的法國。難道能說這是危言聳聽嗎？一支游擊隊在城市間穿插行進，從四川一直到山東，居然不受任何損失。同樣，在瓦盧瓦王朝最後幾位國王的統治時期，一些外來的或者本地的亡命徒集團四出騷擾，把法國搞得人窮財盡。財富再多也經不起長期的消耗，雖說上帝作證，法國在16世紀十分富有，是一個真正的豐足的糧倉！喬瓦尼·博泰羅71對由國家養活的、正式或非正式招募來的士兵數量作了一番計算，感慨萬端。這些士兵耗盡了16世紀遼闊的法國的脂膏。一份同一時期（1587年）的威尼斯文獻資料提到，「身帶武器的外國人像洪水泛濫，大量湧入法國。」72 我們很難想像地中海竟是何等遼闊，但以上這番絕妙的題外話給我們一個深刻的印象。德國經濟史學家在提到地中海的整個歷史和現實時，喜歡稱之為「經濟世界」（Weltwirtschaft），但反覆重申這個正統的術語，仍不足以說明地中海是個自成天地的「舞台世界」（Welttheater）。地中海長期自給自足，守著自己那個60尺的圈子，只是為了求得奢侈品才同外界交往，特別是同遠東交往。重要的還是要弄清這個世界的範圍大小，並說明這個範圍何以決定著地中海的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為做到這些，都必須盡力去想像。 帝國與距離 懂得距離的重要性，就是要重新認識16世紀帝國的治理所提出的種種問題。 首先，龐大的西班牙帝國在當時是個從事海陸運輸的大國。除了需要不斷調動軍隊外，它每天還要傳遞幾百道命令和消息。菲利普二世的政策要求加強這種聯繫，隨時調動軍隊，運送貴金屬和寄發匯票。所有這些至關緊要的事反過來又說明了菲利普二世採取的相當一部分措施，說明法國對他來說為什麼十分重要。關於法國，人們總是說它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屬地的包圍。但是，如果說哈布斯堡王朝的屬地對法國是個外來的威脅，那麼法國卻從內部威脅著這個帝國。兩種威脅究竟哪種更大呢？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治下的法國閉關自守，與哈布斯堡王朝為敵。查理五世皇帝一生中除了1540年在法國匆匆一過以外，只是隔得遠遠地在被包圍的法國的周圍來來去去。相反，在1559到1589年的30年間，法國的道路對菲利普二世的政治和財政機構多半開放了。菲利普二世寸步不離西班牙，只是待在他那張蜘蛛網的中心，其原因在於有千百條理由促使他那麼做，卡斯蒂利亞在西班牙的財政和經濟中具有首要地位，同美洲的聯繫生死攸關，另外也是由於法國的邊界對他已不再完全關閉。 因此，坐在菲利普二世身邊和幫他處理各種文件，就要反覆衡量法國這一中間地帶；了解那裡的驛站設施以及哪些道路上有驛站，哪些道路上沒有驛站；通過信件往來，記下法國宗教戰爭在不同地區造成的交通中斷；計算出中斷的範圍、時間和嚴重程度；此外，還要了解銀錢，特別是匯票，怎樣繞道向交易所城市傳送。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與空間作鬥爭的確不是一勞永逸的，必須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西班牙的領地分散在歐洲和世界各地，條件十分不利，因而消耗了極大的精力。然而，它比任何別的國家都更好地適應了這些強制性的任務，並且有組織地去完成這些任務。不管人們怎麼說，西班牙帝國在運輸、轉移、傳遞方面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了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從16世紀60年代起，西班牙帝國在軍隊和物資運輸方面出現了一個專家，此人名叫弗朗西斯科·德伊巴拉。對於此人以及才能與他不相上下的人作進一步的了解，恐怕會是有必要的。 歷史學家過分看輕了西班牙的國家機構所面臨的巨大任務。這些人一味指責國王是個「埋頭文牘」、「辦事拖拉」、「舉步維艱」的官僚主義者。利摩日主教在1560年寫道，73這位國王「事必躬親，誠為一大美德」，「他一心忙於公務，整天待在文件堆里，連一小時也不放過」。74這位拚命工作的國王，在過了25年之後，不聽希望有所創新的格朗弗勒紅衣主教75的勸告，仍然以超人的精力處理各種事務。76 因此，對西班牙的種種「緩慢」，必須加以區別。有郵件往返的緩慢，消息到得較慢，覆信和命令傳送速度也慢。世界各國政府都有同樣的情況，不過西班牙政府更嚴重。但是，在要跨越的空間和距離相等的情況下，它大體上與其他國家的政府相當。西班牙王國的弱點，也是其他國家的弱點。土耳其帝國同樣也集緩慢、拖拉之大成。例如，從君士坦丁堡到亞得里亞海，或者到科托爾，或者到斯普利特，緊著走也要16至17天。77黑海的航行變化不定，行期難以預料。在愛琴海——土耳其人稱之為白海——最高速度也低得可憐。還是在1686年（確切說在12月份），一艘土耳其帆槳戰船從君士坦丁堡駛抵內格勒蓬用了8天時間。78這是一條值得重視的信息。蘇里曼帕夏的船隊於1538年穿過紅海，79需要兩個月。距離不能縮短。想縮短也純屬徒勞，幾百年來也從未變動過。佩戈洛蒂在其《經商實踐》（1348年）一書中指出，從特拉布松到大不里士，商人騎馬需12至13天；騾馬商隊需30到32天。1850年，奧地利駐特拉布松的領事格德爾聲稱，騾馬商隊走這同樣一段路程，「在道路狀況良好時」需要27到30天。80 緩慢的第二個原因是發送命令之前的磋商和審議。當時的人見證是一致的。在辦事沉著鎮定、善於掩飾和輕易不下決斷的西班牙，法國人、義大利人覺得與當地人的氣質格格不入。我們不能保證這個被人多次描繪的形象是正確的。外國人對西班牙的認識往往帶有成見，傳播的形象也往往帶有虛假的成分。然而，西班牙政府，或者像利摩日主教所說的「這個國家的慢條斯理」，81似乎是無可爭辯的。當人們於1587年在羅馬獲悉特拉克在加的斯城的戰績時，教皇驚嘆道：「西班牙國王陛下胸襟狹窄，凡事都猶豫不決，坐失良機。」在巴黎，「責難不僅十分尖刻，而且到處渲染，並說西班牙國王的寶劍不如英格蘭女王的紡錘」。82 毫無疑問，這是惡意中傷。然而，如果還拿外交信函來看，法國政府辦事似乎比較迅速及時。過錯難道就在於馬德里的所有信函都要經國王親自過問嗎？由於西班牙的海外擴張活動的範圍比法國（或英格蘭）廣闊得多，菲利普二世在作出決定之前，就要等待來自更為遙遠的地方的各種意見。這樣，我們就能把決策遲緩的兩方面原因聯繫起來。除了本身辦事拖拉之外，西班牙還要遠涉重洋——大西洋、印度洋甚至太平洋——機器的運轉勢必緩慢。事實上，作為第一個具有世界規模的經濟和政治大國，西班牙的國家機器卻未能適應這一需求。這就是西班牙的心臟跳動的節奏比其他各國要慢的原因之一。從1580年起，在西班牙征服了葡萄牙之後，這個節奏更慢了。佛羅倫薩人薩塞蒂曾於1585年抵達東印度，他的珍貴的信件一直保存至今。我們不妨同他一起回想當時的情景。1585年1月27日，他從科欽寫信給他在佛羅倫薩的朋友皮耶羅·韋托里說，如果人們考慮到必須進行歷時七個月的海上航行，考慮到「每頓飯只有乾糧、鹹水，八九百人擠在一塊小地方，要受飢餓、乾渴、暈船和生活不便的折磨」，83就很少會有人對前往印度感興趣了。可是現在，人們卻見船就想上去……西班牙國王的命令，也不得不經歷這七個月的旅行和許多其他的東西。 毫無疑問，西班牙同距離進行的搏鬥，是一場艱苦的鬥爭，它比其他任何搏鬥都更好地展示了「16世紀的尺度」。 克洛德·迪布爾的三次使命（1576和1577年） 試舉一個小例子來說明上述一點。這一例子說到一個名叫克洛德·迪布爾的法國冒險家，此人怪誕不經，神秘莫測。究竟說他是小有能耐或者只是行為乖張呢？倘若法國國立圖書館對許多未發表的資料作番調查，問題也許就能迎刃而解…… 我們這裡感興趣的並不是迪布爾本人，而是他的三次相當奇特的西班牙之行：第一次是1576年5月；第二次是同年9月和10月之間；第三次是1577年7月和8月之間。前兩次他是受託代表阿朗松公爵的利益，其中夾帶了許多想當然的成分。他以親王名義提出與菲利普二世的一位公主締結婚約。如果婚約成立，公主將把尼德蘭作為嫁妝帶到夫家。第三次（人們再三讀了有關材料才敢相信）迪布爾是以亨利·德·貝亞恩的名義進行活動的，向西班牙國王請求借款並要他促成亨利·德·貝亞恩的妹妹與薩瓦親王的婚事。這三次荒誕不經的使命中的任何一次都可能帶來極其錯綜複雜的問題。這場滑稽戲最後激起了法國大使聖·古阿爾的憤怒。 第一次，克洛德·迪布爾給他的主人帶回一封措辭含糊的覆信。他自己得到一條金鍊條，價值400杜卡托。第二次旅行時，西班牙國王企圖避而不見。國王在1576年10月4日給駐巴黎大使的信中說：「特別在接到你7月30日和8月13日的信之後，我相信克洛德·迪布爾不會再回來。」但是，這個不受歡迎的人9月2日又出現在巴塞羅那。阻止他再找麻煩，至少是避免同法國國王的大使把事情鬧大，在一切都靠書信辦事的時候，傳送命令已經來不及了。薩亞斯寫了兩三封信，但是克洛德·迪布爾置若罔聞，四處鑽營。菲利普二世寫道：「當我正從埃斯科利亞爾宮前往普拉多宮時，9月22日早晨，他在加拉帕加爾攔住了我的去路，交給我一封阿朗松公爵8月19日寫的親筆信，並且比第一次更加坦率地向我提議就公爵和我的一位公主締結婚約之事舉行談判。我讓阿爾貝公爵作了答覆……」對以後的事，我們就不再感興趣了。 孤身一人，而且還不受歡迎，居然能在西班牙到處鑽營活動，並且在受到保衛部門注意之後，還能逃脫檢查和阻截，最後出現在菲利普二世本人面前。發生這樣的事，只有在慢慢吞吞的當時，方才可能。84 距離和經濟 一切活動都會遇到自然距離的抵制，都要受到它的束縛和調節。地中海經濟的發展註定是多災多難，歷盡艱辛，步履緩慢。因而從一開始，我們就必須從距離的角度進行考察。 即使是作為享有特殊待遇的商品的匯票，也逃脫不了這個普遍的惰性規律。所有的匯兌市場都把匯票本身規定的付款期限同匯票在傳遞途中的時間算在一起。在16世紀初，從熱那亞發出的匯票，85到達比薩的時間是5天；到米蘭是6天；到加埃塔、阿維尼翁和羅馬是10天；到安科納是15天；到巴塞羅那是20天；到巴倫西亞和蒙彼利埃是30天；到布魯日是2個月；到倫敦是3個月……現金傳送速度更慢。16世紀下半葉，船隊到達塞維利亞已成為當時歐洲、地中海和世界經濟的主導因素。根據胡塞·詹蒂爾·達西爾瓦繪製的略圖，我們有可能逐年觀察每批白銀的運輸情況，這些白銀將充實貨幣儲備，並按照一張到站時刻表從一個西方城市流到另一個西方城市。86對於貨物來說，存在著同樣的困難。它們流通緩慢，在倉庫積壓很久，轉手或快或慢。佛羅倫薩進口西班牙的羊毛，從採購羊毛到加工成呢絨需要好幾個月，87再把產品運送到埃及、紐倫堡等地的顧客手裡，有時竟要幾年時間。我們已經舉了波蘭的小麥和黑麥的典型事例。這些穀物收穫後一年出售，再過半年到一年食用。如果運到地中海地區，時間就會更長了。88 更何況，貨物在完成預定的長途運輸之後，還有種種耽擱。在阿布魯齊的阿奎拉，活躍的藏紅花貿易每年都要商人們進行通力合作。藏紅花從來都不是單獨送往市場中。它必須裝在亞麻袋裡（8隻亞麻袋算1個運送單位）。亞麻袋本身又得4隻1捆包上皮套。此外，貸款要靠阿奎拉造幣廠使用銅條鑄造小錢幣「卡瓦利」（cavali）和「卡瓦呂齊」（cavaluzzi）支付。因此，只有在德意志的亞麻布和銅板以及匈牙利的成捆的皮革89及時運到的情況下，藏紅花才能啟運（反之亦然）。所有這樣條件必須同等具備。同樣，在黎凡特地區，香料、胡椒、藥物、絲綢、棉花要與西方的銀幣和毛織品相會合。在從拉古薩到威尼斯，再到安特衛普和到倫敦的這條路上，我們對貢多拉家族從事的貨物交換有點滴的了解。貢多拉是拉古薩人，其家族成員分別在拉古薩、安科納、威尼斯（後來似乎又在墨西拿）， 以及在交換的樞紐倫敦定居。他們用從黎凡特地區進口的葡萄乾（受英語的影響，義大利文的葡萄乾uve passe被寫成curanti）和銷路不佳的念珠串換取英格蘭農村製造的粗呢絨。運輸既通過海路也通過陸路，經安科納或威尼斯。但是，買賣成交極其緩慢，因而在1545年，必須通過薩爾維亞蒂家族的驛站，利用里昂的匯兌，結清未了的賬目……90 流通渠道不通在當時是普遍的弊病。貨物、現金和匯票在兩個方向來來往往，互相交錯，互相會合，或者相互等待。每個商業城市都不間斷地依靠多變的商情為生，確切地說，不間斷地在商品、貨幣和匯票方面互相調劑餘缺。流通渠道不暢使商品、錢幣和匯票在途中長期滯留。每個商人當然都希望儘快收回投資。這在一場周而復始的賭博中是起決定性作用的王牌。毫無疑問，16世紀私營銀行的悲劇起因於它們把顧客的存款輕率地投入過於緩慢的商品流通中。一旦發生危機或恐慌，他們無法在幾天內償還存款，因為錢款還在旅途中，由地域造成的流轉緩慢是他們的致命弱點。 時間就是金錢，因不停地寫信而被「墨水弄髒了手指」的商人都明白這個道理。這個慣用說法當時已開始流行。1590年3月，僑居佛羅倫薩的西班牙人巴爾塔薩爾·蘇亞雷斯為一艘大帆槳船延遲到達而大發雷霆，因為「誤了時間，也就丟了市場」。91明智的做法往往是把自己的賭注（錢或貨物）分別押在幾個行期不同的流通渠道，或者分放在同一行程的幾條船上，再不然就選擇最短的流通渠道，儘快收回本息。17世紀初，商人們對便利的波河水道不太感興趣，寧可取道威尼斯的陸路。不錯，一名愛嘮叨的威尼斯人說，92水路「總是既方便又合算，不像陸路那樣開銷大、麻煩多和危險大」。可是，沿河的關卡實在太多，每過一地都得停船，接受檢查和勒索，尤其是還耽擱時間。否則，陸路費用和水路費用最終是互相平衡的。 任何人都不想浪費時間。某個威尼斯商人之所以從15世紀起就願意從事敘利亞的棉花貿易，93那是因為去敘利亞做生意只需要六七個月便可成交，這比長途跋涉到英格蘭或佛蘭德去要快得多。只有熱那亞人——當時最大的、最能幹的和最幸運的資本家——才有能力支付從塞維利亞穿越大西洋的費用94。這真是一項規模巨大的業務！為了在里斯本和印度洋之間建立規模更大的定期商業聯繫，葡萄牙國家使用其全部影響，直接參與其事，國王自己也做胡椒生意。過了不久，就不足以勝任使命。經商的範圍越遠，要投放的資金必然越多，資金受旅行束縛的時間越長。如果沒有15世紀上德意志和義大利的資本的事先集中，從塞維利亞到美洲或從里斯本到亞洲的海路貿易是不可能的。95 這些遠程貿易，總是包含著某些壯舉，航海者的壯舉。1662年7月，一艘西印度群島大帆船抵達里斯本外幾海里處。船上的黃金價值200多萬杜卡托，但船員只剩下30個人。正是這艘疲憊不堪的船隻，被英格蘭海盜不費吹灰之力在帆槳戰船的眼皮之下劫走。961614年9月又發生了同樣的事件（結局不算最壞）：從「西印度群島」開來的一艘船到達里斯本附近，載有黃金百萬，船上原有的300人中，尚有16人倖存。97最罕見的事例發生在太平洋：1657年5月，一艘大帆槳船從馬尼拉返航阿卡普爾科，船員竟無一人生還。98但是，所有的金銀財寶仍在船上。 這艘幽靈般的船舶自己回到港口。 另外還有金錢的壯舉，這在後面還會談到。遠程貿易必須動用巨大的財力。這從商業城市始終不平穩的發展節奏中可以看出。例如，1464年3月，99敘利亞的帆槳戰船幾乎把威尼斯的貨幣搬運一空。威尼斯的現金儲備全在海上隨波漂泊，留下了一座暫時失血的和突然癱瘓的城市。100年以後，血氣方剛的塞維利亞也顯現出相同的景象。「西印度群島」船隊尚未起航（船隊1563年3月24日至29日才通過桑盧卡爾的沙洲）100，西蒙·魯伊斯的代理商就於2月15日從塞維利亞寫信給他說101：「幾天來，這裡的商界，無論出價多高，也借不到一個里亞爾了。」為了買進準備發運的最後一批貨物，商界已用儘自己所有的錢財，而且必須等到船隊返回時，銀根才會重新鬆動。就在前一年，即1562年，由於船隊遲遲不歸，債台高築的商人被迫不惜一切代價去借貸。一封官方信函記載說：102「一個月以來，匯票兌現竟要虧損4.5%，這一切都有利於外國人……」這時，坎波城交易會的付款期限已到：但願國王陛下延長付款期，拯救商人吧！ 交易會——經濟生活的補充網絡 商業城市是決定經濟生活的發動機：它打破了地域的阻隔，展開了大規模的流通。根據當時所能達到的速度，流通好不容易終於戰勝了距離。除了商業城市的活動外，還有其他的活動，首先是交易會的活動。談到交易會，人們幾乎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城市，臨時性的商業城市。就像城市本身一樣，交易會之間的差別也很大：一些是小型的，其他是中型的；某幾個是大型的，而且當時都正由商品交易會向匯兌交易會演變。103但是，在這些領域內，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香巴尼交易會在14世紀消失了，但後來又在索恩河畔沙龍，在日內瓦，最後在里昂等地復活。在城市經濟十分活躍的義大利北部和尼德蘭，16世紀還很興旺的交易會，開始走向衰落。就是在交易會仍然存在的地方，例如在威尼斯，交易所最多只不過是一種陪襯裝飾而已。在耶穌升天節這天，聖馬克廣場舉行一個恰好以宗教節日命名的「桑薩」104交易會，屆時有盛大慶祝活動以及總督娶大海為妻的隆重儀式。但聖馬克廣場已經不再是威尼斯的心臟了。威尼斯的心臟在里亞托的廣場和大橋跳動。 在城市（或稱商埠）同交易會的這場對話中，不間斷地工作的城市（佛羅倫薩每星期六公布一次匯率）久而久之必然壓倒交易會這種例外的聚會……雖說如此，但任何演變都不是單向的。意外的以及反向發展仍然是可能的。從資本主義的歷史觀點來看，所謂的貝桑松匯兌交易會1579年在義大利北部皮亞琴察的開張，是16世紀最重大的事件。皮亞琴察許多年來始終是主宰地中海地區乃至整個西方經濟的「心臟」。關於這個重大事件，我們以後再談。實際上，決定西方物質生活的節奏的，不是熱那亞這個城市，而是每年上百名商人在皮亞琴察的四次不引人注目的集會。有位威尼斯人不無誇大地說，在集會上，大家只交換票據，一個里亞爾也見不到。105然而，全部血液循環——動脈的血和靜脈的血——都要經過這個起決定性作用的心臟。匯進和匯出、債務和債權、清欠和退款、黃金和白銀、對稱和不對稱，所有這些都由心臟作出安排；否則交換就會失去其意義和活力。 然而，在較低的水平上，地方交易會也發揮作用，其性質實際上與里昂、坎波城、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以及後來的萊比錫這些最輝煌的商品交易會相同。經過近期的研究考察，這些不計其數的區域性交易會、106薩萊諾交易會、107阿韋爾薩交易會、盧切拉交易會、卡拉布里亞的雷焦交易會；教皇國有雷卡納蒂交易會和西尼加交易會；另外有倫巴第各地的交易會。108這裡尚未包括威尼斯准許在貝加莫或在布雷西亞和蒂羅爾舉辦的交易會、17世紀相當興旺的波爾薩諾交易會、109敘利亞的傑卜萊海上交易會、大馬士革以南100英里處內陸大沙漠中的莫扎里商隊交易會110……我們還沒有算上那些剛從普通集市演變而成的一周舉行一次的小型交易會。這些小型交易會在西方或巴爾幹地區簡直多得密密麻麻。111約在1575至1580年間，單是新卡斯蒂利亞就有22個活躍的交易會112；在葡萄牙則有幾十個之多113。所有的交易會，包括最不起眼的在內，都是匆忙建設起來的城市。在這些城市，例如在坎波城，前不久還只有一條街和一個大廣場；或像在蘭恰諾那樣，只是城外有一塊寬闊的空地114。這些交易會熱火朝天的活動只持續半個月，或三個星期，或最多一個月。在阿拉貢的達洛卡，交易會從基督聖體節那天開始；一位論派的教士把聖餐麵餅擺到了教堂外面（1581年5月，一些年輕威尼斯旅行者自信地說，麵餅是耶穌的身體和血變來的）。這個歷時八天的交易會聚集了大批商人，出售能耕地、馱載或能拉車的騾子115。順便指出，這些牲口還能拉「西班牙的雙輪貨車」。 節日過後，一切恢復正常。拆下的布景運往遠方，活像是可以自行移動的波將金式村莊。商人、貨物、牲口從一個城市轉移到鄰近的城市。一個交易會剛剛結束，另一個交易會又開始了。七八名佛蘭德商人1567年9月離開蘭恰諾的「八月」交易會，還可以根據他們的需要，及時趕到同月21日在索倫托開始的第二個交易會。116一份那不勒斯的文獻資料提到，1171567年4月118，斯佩朗扎·德拉·馬卡爾「帶著夥計」週遊各地，無疑是為了趕各種交易會，出售服飾用品、絲綢被單、飾帶、119金銀絲線、梳子、無邊軟帽……他出售的西班牙帽子風行一時，群起模仿，並且傳到那不勒斯。總之，他使所有顧客感到滿意。 在這些交易會上，總會有一些熟悉匯兌和信貸活動的大商人（在蘭恰諾還找到了整包整包的匯票），他們還採購香料、藥品、布匹等貨物。但在1578年3月120的里昂——據酒店的老闆們說——「如果有一個商人騎馬來到集市，並有錢住上好房間的話，那麼就有十個商人步行前來，並樂意光顧小客店。」交易會也接待地位最低的小販。他們是鄉村生活的真正代表。鄉村提供的產品有家畜、肥肉、成桶的鹹肉、皮革、奶酪、新木桶、杏仁、干無花果、蘋果、普通葡萄酒以及「芒雅格拉」一類的名牌葡萄酒、成桶的鯷魚和沙丁魚以及生絲等。在遼闊的景色如畫的那不勒斯王國，重要的是要讓商業大路、鄉村小路、騾馬小道以及蘭恰諾後側由山間小溪沖刷而成的「羊腸小道」會合起來。很明顯，這有助於商品的交換和流通，最後還有助於大量既用現金又用實物進行的交易活動。免納通行稅對這種大規模交易有利，因為地域也是形形色色的關卡121…… 無論在什麼地方進行觀察，景象都是相同的。在新卡斯蒂利亞的瓜達哈拉省境內，唐迪拉122在1580年左右還不很出名。根據一位地理學家的回憶，這個村莊位於卡爾德里納山麓，向北面對瓜迪亞納河岸（這條河經雷阿爾城和巴達霍斯，流往葡萄牙）。當時這只是一個有700戶人家、近3000居民的屬於領主的大市鎮。然而，每年冬末春初，這個大市鎮在聖馬蒂約河畔，舉行兩次交易會中的一次，為期一月，匯集的人之多平時罕見。交易會舉辦的時機很好：手工業者在整個冬天織造他們的呢絨，而這又是當年的第一個交易會。商人從所有鄰近的城市趕來參加。其中甚至還有來自馬德里、托萊多、塞哥維亞和昆卡等地的批發商人，再加上販賣布匹棉絨的比斯開商人和葡萄牙人。後者在這裡人數眾多，「超過卡斯蒂利亞任何其他交易會」。人群自八方匯聚，店鋪如雨後春筍：這種景象令人想起格拉納達的阿爾卡伊切里亞。123此外，商品非常之多。有來自各地的各種呢絨，有綢緞、香料、藥品、巴西木、象牙、金銀珠寶和日常用品……至於唐迪拉伯爵，他照例收取消費稅，稅率很低，只有3%，每年收入達12萬馬拉維迪。由此可以算出貿易總額為4000萬馬拉維迪，即10多萬杜卡托。這樣就把一些平時處於封閉狀態的自給自足的地方經濟打得粉碎，也使「民族市場」的形成或至少是開創成為可能。 小範圍經濟區 事實上，地中海布滿了半封閉的經濟區。這些大小不等、自成一統的世界各有不計其數的地方性尺度，各有自己的服裝和方言。經濟區的數量十分可觀。大體上說，撒丁島和科西嘉島置身於大規模的貿易往來之外。在撒丁島124，農民從來想不到生產更多的東西，從不會冒險種植新作物或拋棄舊的耕作方法。他們實行刀耕火種，不讓土地休耕。在某些地區，例如在東部海岸的奧羅塞和波薩達，以及在北部的加盧拉，直到1860年還見不到車輛。貿易「始終是在馬背上進行的」。125在16世紀，以牧業而不是以農業為主的撒丁島還不知道什麼是貨幣。從1557年起定居在卡利亞里的耶穌會神甫收到大量實物禮品：家禽、麵包、小山羊皮、閹雞或乳豬、鴿子、羊、優質葡萄酒、牛犢等。神甫們在一封信中提到：126「然而，他們施捨給我們錢幣，從來不到10埃居。」 在科西嘉島，每個市鎮都是島中之島，與位於山巒另一側的山谷沒有來往。在阿雅克肖背後有克魯齊尼、博科尼亞諾和巴斯特科卡三個市鎮，那裡的人相互很少往來，127因而他們不得不生產一切，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同時食用豬油和橄欖油。服裝是用農民在自己家裡生產的呢絨製作的。當熱那亞商人企圖把這種呢料擺到店鋪出售時，農民紛紛提出抗議。科西嘉島還抱怨熱那亞當局，沒有促進島內地區間的貿易。熱那亞難道應該對此負責嗎128？其實地理、地形以及道路難行，才真正應該負責，因為它們始終妨礙著貿易的發展。幾乎整個島嶼都處於貨幣經濟網之外。那裡的稅可以用小麥、粟子、蠶繭、食油和乾菜等來交納。教人識字的老師，每年一般能得到兩大盆糧食（在20到40升之間）。16世紀的一位科西嘉歷史學家在談到1582年的饑荒時說，在這些條件下，「儘管糧食如此昂貴，每墨拉糧食也未超過4斯庫迪注29，因為島上缺乏貨幣。如果有大量貨幣，價格就會漲到8斯庫迪以上……」。129 西西里是個富裕的島嶼，但島內的交通狀況不比科西嘉好。為修橋築路繳納的稅款被政府挪作他用，因而在18世紀之前，西西里島內地的大路始終得不到保養。直到1726年，凡願意到島嶼內地開設店鋪的商人都享有優惠。130所以，16世紀西西里島的民用呢絨，同科西嘉島一樣，是由農民就地製造的，我們對此不會感到奇怪。131 上阿拉貢的哈卡也是一個封閉的經濟地區。生產一切產品是當地的理想和必需：小麥（水澆地的小麥或丘陵區的小麥）、葡萄（不管土質、土地朝向和海拔高度是否適應這種作物）、油橄欖（儘管山區常有嚴重的低溫和霜凍）以及不可缺少的蔬菜。經濟學家伊尼亞奇奧·德阿索在兩個世紀之後還稱讚其質佳味美。要穿衣，農民自紡的呢絨是不缺的。這就是享有盛名的阿拉貢呢絨。到了18世紀，在某些山區，還有以小麥換取食油的實物交換。在韋斯卡地區，烹飪材料既用植物油，也用羊奶油脂。132從《地方志》133——奉菲利普二世之命，曾於1575年和1577年進行了可貴的調查——看到，卡斯蒂利亞地區提供了一些小範圍經濟區的例子。對於這些村莊來說，生活就是消費本村生產的物品，很少向鄰村要油、酒、小麥……通過對舊卡斯蒂利亞制度進行的研究，人們可以看到，只要土地和氣候條件允許，16世紀實行多種作物種植，即使氣候寒冷，油橄欖樹也到處都有。134既然力求自給自足，金錢便極少出現，而且出現後也很快消失。 這些古老的經濟的封閉狀態越成為一條規律，突然冒出的黃金或白銀就越值錢。據一個威尼斯人1558年的記載，撒丁島的生活費用比義大利便宜四至五倍。135這顯然是就那些錢袋充足的人而言。同樣，一艘威尼斯船由於偶然的原因，於1609年耶穌升天節那天，在伊斯特拉半島普拉附近的一個叫法扎納的小港口靠岸。乘客和船員上岸之後，發現當地什麼東西都很豐富。牛肉3索爾迪1磅，小山羊40索爾迪1頭；食油3索爾迪1磅。麵包和葡萄酒的價錢也很低廉。一個旅客說：「總之，食品極其便宜。」136確實，在地中海地區（如同歐洲一樣），這些價格低廉的世外之地分布十分稠密。 在西歐，價格低廉的地區一般都很狹小。往東方向，這類地區有的幅員遼闊，巴爾幹就是如此。無論是農產品、醃貨或者干肉，它們都能自給自足。137布斯拜克1555年夏天在貝爾格勒寫道：138「……這裡所有物品都很便宜，給我們端來的魚足夠40人作晚餐，而我只付了半塔蘭……」所以，拉古薩人、威尼斯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都來巴爾幹這個巨大而有利可圖的市場收購食物……每當有人搗亂，他們就會十分惱怒。1582年1月，一個叫法比奧·卡納爾的威尼斯人曾向「十人會議」強烈抱怨斯帕拉托腹地馬價大幅度上漲。法國人大量搶購馬匹（由於我國的內戰），應對新出現的這一可悲事態負責。139 這些狹窄的或者廣闊的、幾乎尚未進入貨幣經濟的地區的大量存在，不是地中海獨一無二的特徵。在德意志的波羅的海沿岸，在愛沙尼亞的列瓦爾，在芬蘭，都有同樣的現象，而且往往還更加突出。1590年12月，一個威尼斯人前往波蘭。他在維也納儲備了一切，甚至還買了蠟燭。140他這麼做是有道理的。141在法國，旅行者的遊記中就有上百個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人們能夠想像有比布列塔尼更落後、更不方便的省份嗎？1532年2月，弗朗索瓦一世不顧整個宮廷的反對，「堅持要去布列塔尼旅行，並果真去了；在宮廷看來，去布列塔尼旅行就像去地獄一樣。」142英格蘭的景象也同樣令人憎惡。在克倫威爾時期，143隻要一離開主要的交通幹線，眼前就是森林叢生的或覆蓋著腐蝕土的古老荒野，那裡的人仍然以流浪為生。至於蘇格蘭或愛爾蘭，那就更不用說了！144因此，我們這裡評論的不單是地中海地區，而是整個16世紀。在當時，貨幣經濟很不發達，人還無力顧及一切。尤其是，舊經濟制度既不隨著16世紀的開始而開始，也不隨著這一世紀的結束而結束。 然而，最封閉的經濟也會讓涓涓細流逸出。根據馬克·布洛赫的勸告，我們對關於封閉經濟的倉促論斷不可輕信。即使科西嘉的市鎮，也通過牧羊人同外界保持往來。而且在條件許可時，用豬或粟子換取食油、布匹或現金……我們在別處談到島嶼時，曾經指出寬廣的撒丁島對地中海世界並不是完全關閉的。145至於西西里島的糧倉和卡斯蒂利亞的羊毛國際市場，這裡就更不用去多說了。 相反，對那些非常偏僻以致顯得自我封閉的地區，例如韋斯卡和整個上阿拉貢，強調指出這一點是有益的。然而，人們怎能忘記，有一條坎佛朗克大道就在韋斯卡境內穿過呢？從中世紀起，吉耶訥的葡萄酒和英格蘭的呢絨146就經這條大道運輸；到了15和16世紀，德意志商人去薩拉哥薩從事藏紅花貿易，還常走這條路。人們不會忘記，甜酥梨和紅皮蘋果147（這種蘋果在貝亞恩被稱為「神果」）可能正是從庇里牛斯山彼側的貝亞恩移植到哈卡的果園來的。人們不會忘記，阿拉貢的小麥從前經埃布羅河向南運往托爾托薩，而加泰羅尼亞到了16世紀還求助於阿拉貢的小麥供應；哈卡很久以前就有錢幣；148土法織造的哈卡呢絨遠銷到阿拉貢以外的地方149；最後同樣重要的是，阿拉貢於16世紀併入卡斯蒂利亞；菲利普二世時代的一位阿拉貢貴族用卡斯蒂利亞文寫他的家庭日記賬。以上種種情況，人們難道能夠忘記嗎？150正是通過我們所了解的以上幾條渠道以及其他渠道，荒蕪貧窮的阿拉貢對外部的廣闊天地打開著門戶。 此外，先進國家與不發達地區之間的對話是無法避免的。昨天和今天一樣，沒有水平的差別，或者說沒有電位的差別，就沒有經濟生活。熱那亞商人來到科西嘉的各個城市，是由於一條帶有強制性的、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這同威尼斯人前往阿勒頗或荷姆茲海峽，拉古薩人前往於斯屈布、索非亞、特梅斯瓦爾或新帕扎爾，紐倫堡商人前往波希米亞或薩克森的情況一樣。目的在於利用當地低廉的勞動力和生活費用。151城市不能沒有那些位於它們的門口的貧窮地區（並且不管它們是有意還是無意，總是讓這些地區保持貧窮狀態）。每個城市，不論怎樣繁榮昌盛——例如佛羅倫薩——都必須在其四周方圓30公里左右的範圍內取得供應。152佛羅倫薩從這個圓圈裡得到需要的木材、食油、蔬菜、家禽、數量大得不可思議的葡萄酒、野味以及農民送上門來出售的成串的鳥類。153由此產生了從最活躍的經濟到最遲鈍的各種經濟形態的混合。巴利亞多利德之所以生活舒適，154那是因為富有的鐵拉德坎波就在它的城門外。塞哥維亞從附近的坎波城、科卡、澤布勒羅運來當地缺乏的紅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在每星期四的集市供市民購買。類似的例子還能舉出很多……威尼斯生活十分優裕，那是因為它的水路交通網使它能一直到倫巴第的卡薩爾馬焦雷去採購糧食和羊奶酪155，還因為各條海路在運送小麥、食油、葡萄酒、魚、活家禽以及因冬季的嚴寒而必不可少的木柴方面更加方便。過冬的木柴整船整船從伊斯特拉半島和加爾內羅運來。156 四邊形：熱那亞、米蘭、威尼斯和佛羅倫薩 綜上所述，我們分析了各種利弊，指出了在地域的經濟布局方面存在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而所謂地域的經濟布局，簡單說來，也就是地理的勞動分工。從地中海整體範圍來看，地理分工相當明顯地存在著。 這個約有60天行程的世界，大體上形成一個經濟世界，一個自在的世界。這個世界裡並非對一切都作出嚴格的和權威的安排，但是，某種秩序已經顯露出初步輪廓。每個經濟世界都有一個中心，一個起決定性作用的地區。中心地區帶動其他地區，並且單獨確立有關的統一。顯然，無論在15世紀還是在16世紀，地中海世界的中心是由威尼斯、米蘭、熱那亞和佛羅倫薩構成的狹小的城市四邊形。這些城市互相爭奪，各自起著不同的影響。一項明顯的演變使四邊形的重心從威尼斯（16世紀的重心仍在威尼斯）轉移到熱那亞（1550年和1575年之間，熱那亞出色地成為重心）。 毫無疑問，在15世紀，威尼斯是地中海堅強的中心，157甚至也是由歐洲的某些部分和地中海加在一起而產生的，面積比地中海大一倍到兩倍的這個世界的中心。一個明顯的中心，但絕不是排他性的中心。威尼斯在遠方的活動將被布魯日取代。布魯日在多大程度上勝任其「中心」的使命，至今尚有爭議。158布魯日位於北方航道的極端，直達波羅的海、北海和德意志西北內地，並且與英格蘭隔海相望。同時，為實現其統治，威尼斯還要依靠米蘭、熱那亞、佛羅倫薩等鄰近的大城市。這裡只要舉出威尼斯總督莫切尼戈159在1423年所作的著名的演講，就足以為證。威尼斯把熱那亞的絲絨、米蘭的金線毛料以及佛羅倫薩的高級呢絨轉手運往黎凡特地區，利用熱那亞、米蘭和佛羅倫薩的工業活動和貿易往來，發展與黎凡特地區的一本萬利的商業聯繫。 這種多邊合作進行時並不一帆風順。嫉妒、競爭和戰爭把世界的這個狹小的心臟弄得四分五裂。歷史學家對這些喜劇、騙局和悲劇（此類事件時有發生）逐個進行了研究。直到1454年4月，160直到締結洛迪和約這一決定性轉折發生前，義大利的冒險家、城邦和王公分別以不同的方式經歷了經濟、社會和政治衝突。我們不妨姑妄言之，把這些衝突集中稱作百年戰爭。當時正值百業蕭條，經濟凋敝，城市與城市，城市與國家不斷發生衝突……把這些衝突看成是尋求義大利的統一，未免給一段並無重大事件發生的歷史以過多的榮譽。當時有人模糊地想到過實現義大利的統一，但這還不是最高瞻遠矚的政治家的設想。不管怎麼說，洛迪和約的功績，至少促使局勢又恢復了平靜，使貿易又興旺了起來。這種狀況一直要延續到1494年9月查理八世不合時宜的出征為止。 在這短暫的和平期間，四個「大」城市明顯地保持著霸權地位。其中尤其以威尼斯為主。威尼斯並無宏圖遠略，其立國之本只是金錢、匯票、布匹、香料和航運。這種狀況是十分自然的，也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1472年5月，161威尼斯十人會議竟一反常態，每天都同「三十五人會議」進行會商。會商的議題不是於1470年再起的土耳其戰爭，而是將銀幣貶值，然後禁止銀幣流通，首先禁止的是那些並非由威尼斯造幣局鑄造的銀幣。當時必須堵塞漏洞，防止劣幣的侵入。此事在威尼斯已多次發生，威尼斯總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那時候，即早在托馬斯·格雷沙姆之前，人們已經知道，正如貢扎格家族的代理人1472年6月所寫的那樣，162「劣幣驅逐良幣」。此人還補充說：「這裡，除了人們似乎不再關心土耳其外，就沒有什麼新鮮事了。沒有對土耳其採取任何行動。」就這樣，威尼斯在1430年失去薩洛尼卡之後，於1470年又把盛產小麥的內格勒蓬島讓給了土耳其。威尼斯忙於內務，因為它十分自信，相信自己的財富，自己的優勢。土耳其船隊是對威尼斯船隊的模仿。威尼斯的要塞設有大炮，定期由兵工廠進行維修和提供給養，威力舉世無雙。威尼斯生意興隆。在整個地中海地區乃至地中海以外的佛蘭德，帆槳商船供銷系統的運行使租用國家船舶的城市貴族得以獲取高額的利潤。 威尼斯市政會議的確丟失了一些要地：薩洛尼卡（1430年），被元老院的文件稱為「確實是我們的城市」的君士坦丁堡（1453年），內格勒蓬島（1470年）。我們還應該加上瀕臨亞速海的塔納（1475年）。從塔納開出駛往威尼斯的帆槳戰船和大帆船，根據後來的一份文獻資料，其中一艘是運載女奴和醃貨的。163所有這些打擊都正中要害。但是，相當靈活的貿易仍然可以依靠其他基地，如乾地亞、賽普勒斯等。威尼斯從1479年起是這些地方獨一無二的主人。當然，任何比較都牽強附會。在15世紀的時鐘上，威尼斯從熱那亞人手中奪取賽普勒斯，同後來英國人在普拉西一戰（1757年）打敗法國人，並開始占領印度，是性質相同的兩件事。此外，在16世紀結束時，甚至在這以後，威尼斯的商人和船舶仍然出現在伊斯坦堡和黑海。它們也出現在敘利亞和埃及這兩個黎凡特地區的商業門戶。後者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前者也極其重要。1489年，從亞歷山大港運回威尼斯的財富可能達300萬杜卡托。1641497年，威尼斯市政會議向敘利亞和埃及運去珍貴商品，以及36萬杜卡托現金。每馬克注30白銀的價值因此增加5倍多。165威尼斯照例動用了全部白銀，並採購了胡椒、香料、藥品、棉花、麻、絲綢。 這一切都是有規律的、確定的（誰會想到瓦斯科·達伽馬竟可能從事環球航行呢？），並且似乎還得到了政治保障，因為敘利亞和埃及都是具有悠久經商傳統的馬穆魯克國家的組成部分。當時誰預見到土耳其人從1516年到1517年間在同開羅素丹的鬥爭中將會取得勝利？因此，威尼斯得以安享太平，尤其是富人。威尼斯反對婦女在梳妝打扮方面過分奢侈，反對宴會的駭人聽聞的花費，反對男人穿刺繡的衣服。但是，有誰不像薩努多那樣在內心深處羨慕豪華的嫁妝呢？城市貴族舉辦婚事嫁妝照例從不低於3000杜卡托，有的甚至在1萬杜卡托以上。166帆槳船的水手在總督府前索要欠餉的呼喊，167絲織或毛織作坊中窮人的悲嘆，元老院關於大噸位船舶的危機的悲觀法令，168這些都不過是在一幅傑出畫幅上勉強挑出的疵點而已。 可是，新的世紀將要猛烈攻擊過於富裕的城市。威尼斯奇蹟般地逃脫了阿尼亞德爾戰役的風暴（1509年）。熱那亞、米蘭、佛羅倫薩接連遭到無可挽救的災難。如果說對羅馬的洗劫（1527年），還沒有達到空前殘暴的地步，那麼1522年對熱那亞的洗劫169則名副其實地稱得上是駭人聽聞。在被占領的城市裡，除了商人的匯票由於奉上級命令沒有受到士兵的毀損之外——這一細節有它的重要性——沒有任何物品能免遭災禍。最後，在1528年，熱那亞歸順查理五世，從而不能支配自己的命運。至於米蘭人，他們不得不看風使舵，有時呼喊「法蘭西萬歲，」170有時呼喊「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萬歲」，接著又先後投靠西班牙人、斯福扎家族和維斯孔蒂家族。此外，在西班牙的權威的庇護下，當地的貴族仍在米蘭和倫巴第擔任高官顯職。171一切都會變化，唯獨他們的地位不變。 總之，只要世界上還有活人和強者，城市就可能消失。至少直到1530年為止，經濟形勢還是好的。在塞維利亞和里斯本異軍突起的新世界中，從安特衛普到威尼斯的一系列城市支配著世界。威尼斯在東地中海保持其統治地位。這並非毫無困難，因為只在1574年以後才有與土耳其的長期和平。威尼斯在中歐的地位也得以保持。相反，1509年至1511年前後，172隨著西班牙在北非大力活動，173威尼斯幾乎喪失了與北非的一切貿易往來。大西洋方面，威尼斯由於在地中海陷得很深，未能取得重要的進展。 確實，如果沒有威尼斯工業——絲綢、高級呢料、玻璃器皿、印刷業——的突飛猛進（這次突飛猛進將持續到17世紀），尤其如果沒有16世紀下半葉的普遍高漲（財政收支曲線和海關統計數字表明，直到1620年左右，174，威尼斯充分參與了這一高漲），威尼斯的貿易收支就會出現虧空。造幣廠每年鑄造「100萬」枚金幣和「100萬」枚銀幣。175威尼斯商人分散在從紐倫堡到荷姆茲海峽的廣大地區。通過他們的活動，威尼斯城市始終在進行某種「資本主義擴張」，其影響之大，難以衡量。在這方面，許多意想不到的事等待著我們。1555年在一次公司改組中，人們發現一些威尼斯商人在塞維利亞的活動。他們是安托尼奧·科諾維、安德雷·科納羅、喬瓦尼·科雷爾、洛倫佐·阿利普朗迪、多納托·魯爾洛和巴爾德·加比阿諾。1761569年那不勒斯的一份文獻資料給我們提供了500名在阿普利亞，特別在巴里購買食油、小麥的威尼斯商人的姓名177；在法國駐阿爾及爾領事館的未曾發表的文件中，自1579年起178出現了大放款人「威尼斯商人」巴托洛梅奧·索馬的名字……最後，在1600年左右，威尼斯的國庫堆滿了銀幣；179如果我們沒有算錯，威尼斯的港口每年有800艘船隻進出。180威尼斯特別是一個擁有大量現金的商埠，181也許居整個基督教世界之首。一份威尼斯的文獻資料毫不誇大地說：「在整個歐洲恐怕也找不出比威尼斯更方便的商埠了。」182當然，總有些人還不滿足，喜歡挑剔和愛出主意。有人主張應對占「當地交易額五分之四」的匯兌業務徵稅。183據威尼斯人貝爾納多·納瓦傑羅開設的一家匯兌銀行的結算，在1603年5月24日至8月9日的3個月內，資金周轉額竟高達300萬杜卡托184（其中顯然有虛假的部分），這在當時不足為奇。威尼斯受到一些打擊，但仍然是富裕的，何況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威尼斯再次沉醉於生活和思考的幸福中。姍姍來遲的文藝復興證實了這一點。 然而，這些炫目的光彩並不能使我們弄錯。威尼斯也許比在15世紀更加富有，但是，它失去了它「相對的」重要性。它不再是地中海的中心。地中海的重大活動在從東方向西方搖擺時，毫不留情地損害了長期以來作為主要財富集散地的東部海域，有利於西部海域。這種搖擺運動並沒有給米蘭多大的幫助，卻使佛羅倫薩和熱那亞上升到突出的地位。熱那亞得到了西班牙和美洲這一大塊地盤。佛羅倫薩促進了里昂的興起，控制了法蘭西，同時又保持了在德意志的地位，在西班牙也占相當地位。這兩座城市在整個這個四邊形中逐漸取得優勢，不僅在狹義的商業活動中發揮作用——而且開展大規模的貨幣交易。到了16世紀下半葉，熱那亞取得支配地位。在地理學家的術語中有「河水截流」的說法。這裡，資金的迅速流動造成了貿易的截流現象，使成千上萬次交易給佛羅倫薩和熱那亞的金融業帶來利益。 這種截流現象首先是內部的。我們歷史學家現在開始看到信貸在佛羅倫薩一直發展到日常生活最底層。185外部的截流尤其重要，定期搜括那些經濟發展遲緩的地區，例如東歐和義大利南部，巴爾幹地區和法國，186或者伊比利亞半島。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已經說過，就連威尼斯那樣的大城市，也因前進步伐不快，立刻陷進了外來剝削的羅網。187 顯然，信貸活動並非前所未有，只是其規模實屬空前。歐洲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宏大的貨幣流通和信用證券流通。這種流通支配著16世紀下半葉，並迅速發展，趨於成熟。在1619年到1622年的危機188之前，在百年周期發生轉折前，由於出現某種「結構性」爆炸（或者在我們看來是如此），這種流通又很快萎縮。不管怎樣，隨著1579年皮亞琴察大型匯兌交易會的建立，熱那亞的銀行家便成為國際支付機構的主人、歐洲和整個世界財富的主人，並從1579年起，也可能從1557年起，成為西班牙白銀的有爭議的、但不可動搖的主人。他們以白銀為政治手段，便能達到一切目的，得到各種好處。有個時期，人們認為熱那亞銀行家將在1590年買下拍賣成交的葡萄牙胡椒的期貨。一位僑居佛羅倫薩的西班牙商人很不喜歡這些銀行家，他說：「當然囉，在這種人的眼裡，承擔起整個世界的事務，也算不了什麼。」189短暫的「富格家族時代」已經結束，熱那亞人的時代開始較晚，但直到17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方才告終。那時候，葡萄牙新基督徒的發跡宣告了阿姆斯特丹資本主義的崛起。 圖31、32 威尼斯商船的航行 上面的四張略圖是從阿爾貝托·特南蒂和科拉多·維旺蒂1961年發表在《經濟、社會和文明年鑑》雜誌上的一系列圖片中選取的。這四張圖概括商船和商船隊的舊體系（佛蘭德、艾格莫爾特、柏柏爾、「特拉費戈」、亞歷山大、貝魯特、君士坦丁堡）的衰落的各個階段。所有這些航線1482年還在發揮作用。1521年和1534年只剩下有收益的同東地中海地區的聯繫。為簡化起見，所有航路不是從威尼斯，而是從亞得里亞海的出口處畫起。 下面的圖表概括了這些船隊的數量演變（由於缺乏文獻資料，圖表上的系列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這段時間中斷了）。然而，船隊舊體系的衰落卻被一直存在的自由航行彌補。這種自由航行日益發展。 今天，這些寬闊的歷史背景顯得更加清晰。190對熱那亞的資本主義說來，1575年至1579年期間191十分關鍵，在同菲利普二世及其顧問進行了驚心動魄的實力較量以後，熱那亞終於取得了這場鬥爭的勝利。安特衛普1576年失守後遭到士兵的搶劫。坎波城交易會因困難重重而遭擱淺。里昂在1583年以後越來越虛弱。所有這些都伴隨熱那亞和皮亞琴察集市的勝利而來。從此以後，在威尼斯和熱那亞之間，在佛羅倫薩和熱那亞之間，更不用說在米蘭和熱那亞之間，再也談不上勢均力敵了，所有大門都向熱那亞敞開了，192所有鄰近城市都受到它的控制。只是到了下個世紀，後者才得以進行報復。 2.人口數量 顯然，為了摸清16世紀的底細，測定16世紀的分量，根本的、高於一切的問題，就是人口數量問題。人口究竟有多少？這是第一個困難問題。是否像根據種種跡象所能推測的那樣，人口數量在增長？這是第二個同樣難以回答的問題。如果人們打算區分不同階段，計算百分比，以及分別列舉各地的人口數量，情況更是這樣。 一個六七千萬人口的世界 人們提供不出可靠的數字，只能找到幾個大概的數字。關於義大利和葡萄牙，數字看來能被大家所接受；關於法國、西班牙和奧斯曼帝國，數字不算過分離譜。193至於地中海其他國家的情況，幾乎沒有任何材料。 在西地中海地區，16世紀末194的人口數字大致如下：西班牙800萬；葡萄牙100萬；法國1600萬；義大利1300萬；總共3800萬。剩下的是伊斯蘭國家。至於土耳其歐洲部分，據孔拉德·奧爾布利希的估計，1951600年前後約有人口800萬。這個估計是能夠接受的。鑒於土耳其帝國的亞洲部分和歐洲部分歷來不相上下（確切地說，歐洲部分比亞洲部分略占優勢），196可以把土耳其亞洲部分的人口也算作800萬。再剩下的就是廣義上的北非了。能夠把埃及和北非的人口都估計為200萬到300萬嗎？197因此，伊斯蘭國家以及地中海沿岸屬於伊斯蘭民族的人口最高可達2200萬。也就是說，地中海的總人口為6000萬左右。 在這些計算中，第一個數字3800萬相對來說是可靠的；第二個數字就不那麼可靠了。但是，總的估計似乎仍然是可信的。我傾向於減少第一組數字，提高第二組數字。從時間方面進行比較，的確能夠得出一種大體準確的對應情況，即：地中海地區的伊斯蘭國家（及其16世紀的屬地）的人口，大約是義大利人口的兩倍。如果這個比例在1850年前後198是正確的，那麼「甲」組的人口為7850萬（法國3500萬，義大利2500萬，西班牙1500萬，葡萄牙350萬），而伊斯蘭國家，或者確切地說，伊斯蘭國家加上巴爾幹地區的人口應該有5000萬。199經過粗略的核實得出的數字和這個數字相近。不管怎樣，1930年左右，兩部分的人口已經分別達到1.13億（4200萬，4100萬，2400萬和600萬）和8300萬，原有的比例仍保持不變。200顯然，沒有任何理由說這一比例永遠不變。但是，即使把一些可能的變動都考慮進去，這個比例還是能夠給人一個粗略的估量。在16世紀，根據這個比例得出的數字是2600萬，離我們前面得出的2200萬這個數字不很遠了。也可以像奧梅爾·魯特菲·巴爾坎那樣，201設想地中海地區的伊斯蘭地區有3000萬或3500萬居民，但這是個樂觀的看法。不管怎樣，縮減第一個數字，或者增加第二個數字，我們都不會離6000萬人口這個總數太遠。我覺得這個有10%的出入的估計對16世紀末來說，是可以接受的。根據這個估計，我們可以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 在這個擁有6000萬人口的世界裡，如果不把沙漠包括在地中海地區之內，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7人。這個數字小得令人驚奇。當然，各地區之間有很大的差別。1595年那不勒斯王國的人口密度為57人；202在坎帕尼亞地區的維蘇威火山周圍，人口密度竟達160人；2031600年左右，在泰辛河與明喬河之間的義大利，人口最密的地方，每平方公里平均為100人，甚至還超過這個數字（克雷莫納及其附近地區為117人；米蘭及其四周的農村和洛迪為110人；貝加莫平原為108人；布雷西亞平原為103人）。再往東或往西，人口密度就減小了（皮埃蒙特為49人，仍然很富裕的帕多瓦地區為80人……）。整個義大利的平均人口密度為44人，204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在法國，平均人口密度為34人；205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則僅為17人。206 圖33 1548年威尼斯「大陸」的人口 據D.貝爾特拉米，《勞動力和地產》，1961年，第3頁。人口密度是根據相當廣大的地區來計算的。多加多是威尼斯在建立其大陸帝國之前擁有的緊緊包圍它的地區。 以上是本書第一版收錄的數字。隨後進行的深入細緻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估計。但是，以上的計量並不需要作多大變動。唯一的公開爭論，顯然與伊斯蘭地區有關。有人估計摩洛哥1500年的人口為500萬或600萬；儘管這位作者的才能不容否定，但我認為他提出的估計數字是不能接受的。207把奧爾梅·魯特菲·巴爾坎208提出的總數提高一點，這是合乎道理的。但是，我仍然不相信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這兩大集團的人口趨於平衡的……補充一個小證據：我們得出的基督教國家的人口數字，同注意觀察的當時人得出的數字相吻合。這些人中不僅有喬瓦尼·博泰羅，209而且還有那位愛好鑽研問題的羅得里戈·維沃羅，後者留下的文字材料將在近期發表。210 地中海地區的荒地211 實際上，人口密度比我們的數字所顯示的還要小，與人口相對而言，當時的空間比今天寬闊。應該設想當時的人口比今天少3至4倍，並且分散住在環境比今天惡劣得多的地域上。 地中海地區荒漠四現。加上市鎮異常集中和土地貧瘠，這使人口的分布具有沙漠綠洲的特點，並且一直保持至今。212在地中海各地，都有一些條件艱苦和氣候惡劣的荒漠，有的荒漠面積極大。荒漠的邊緣如同海岸一樣，是城市最好的地址。旅行者在越過即將遇到的障礙之前，先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或者至少可以在客棧里靜養一下。這些大小不一的阿拉伯荒漠數不勝數。但是，只有幾幅圖景能夠吸引我們。請看，埃布羅河畔耕地連片，樹木成行，農民勤勞耕作，而在離河不遠的地方，卻是阿拉貢貧困的草原，單調地長著石南和迷迭香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天邊。佛羅倫薩派駐費迪南五世那裡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1512年春季上路，穿過一塊「人跡罕至的荒漠，貧瘠的土地上見不到一棵樹木，卻長著整片整片的迷迭香和鼠尾草」。213其他旅行者，例如威尼斯人納瓦傑羅214（1525年），也指出過同樣的景象。一篇寫於1617年的法國文章說215：「在阿拉貢的庇里牛斯山的附近，即使走上幾天，也找不到一個居民。」阿拉貢最貧窮的地方——因為貧窮的程度各有不同——仍然是阿爾巴拉辛一帶。216阿拉貢的現實也是伊比利亞的現實。喬瓦尼·博泰羅217指出，西班牙耕地稀少，是因為人口稀少。塞萬提斯並沒有胡編亂造。堂吉訶德和桑丘·潘沙通常就在荒僻的原野中旅行。葡萄牙的情況也是這樣。往南到阿爾加維·阿侖特如和貝拉等地，居民稀稀疏疏。218就連里斯本附近也有荒原，到處散發出野草的濃鬱氣息。219荒原遍布的地中海各地顯得空空蕩蕩。在普羅旺斯，「人占有四分之一的土地。盆地的底部是一塊種有莊稼、油橄欖、葡萄和裝飾性柏樹的綠洲。其餘四分之三的土地處於天然狀態，到處都是紅色或銀灰色的岩石」。220其中的一些山麓和山坡，在整修成小片的梯田後，可供人們不定期地從事農業活動；221這些梯田面積不大，但農民在這裡和在別處一樣，依靠這些狹窄的土地生活。 越靠近南方或東方，沒有人類居住的荒漠就越寬闊，就好像無法治癒的創傷一樣。布斯拜克在小亞細亞的真正的沙漠中行走。222非洲人萊昂在摩洛哥去往特萊姆森的途中，穿過穆盧雅荒原，223那裡成群的羚羊在旅行者面前慌忙逃竄。 這些既無村莊又無房屋的土地是野生動物的天堂。山區野獸很多，並不是沒有原因的。貝耶德的故鄉多菲內地區是熊的滋生地。22416世紀，在科西嘉島，為了保護畜群，必須大規模捕殺野豬、狼、鹿。該島因此向歐洲大陸的豪華的動物園出口野獸。225西班牙有許多野兔和山鶉，在阿蘭胡埃斯森林四周，這些動物作為獵物由國王派人嚴加守護。226但是，狐狸、狼、熊仍占首位，甚至連托萊多周圍的地區227也是如此。菲利普二世晚年曾在瓜達拉馬山區打狼。228安達盧西亞的農民向領主進攻，他們的策略是大聲呼喊狼來了：229這種做法十分自然。同樣，迭戈·蘇亞雷斯230的經歷也平凡無奇。這個孩子在西班牙南部海岸放羊。柏柏爾海盜打家劫舍，在當地造成很大恐慌，使沿海一帶人跡稀少。一天，狼群吃掉了一頭小驢。不幸的牧羊童趕緊溜之大吉，不敢回去報告主人。在格拉納達，1568至1570年的戰爭猶如雪上加霜，使這個在戰前還很富裕的地方變得一片荒涼，231野兔、野豬、牡鹿、赤鹿、狍（「成群結隊」的狍）等獵物，以及狼和狐狸突然令人難以置信地繁殖起來。 如果人們到達北非，就能夠看見相同的並且更生動的景象。1573年10月，奧地利的胡安去迦太基的遺址捕獵獅子和野牛。232一個企圖返回拉古萊特駐地的西班牙逃兵說，他的旅伴被獅子吃掉了。233此外，在16世紀，北非的村莊一般都用荊棘籬笆圍著，防止鬣狗和豺狼的侵襲234……阿埃多指出，在阿爾及爾周圍，曾大規模地捕獵野豬。235 義大利——16世紀財富的形象——也有不少荒無人煙的地區。森林、強盜和猛獸在薄伽丘的時代極多。236班德洛的故事中的一個主人公暴屍荒野，在曼圖亞附近被狗和狼吃掉。237在普羅旺斯，野兔、兔、鹿、野豬和狍也很多；人們在那裡捕獵狐狸和狼。238這些野獸到了19世紀中葉才從克羅的半荒蕪的土地上消失。239 關於野獸可以寫厚厚的一本書。世界各國都有大量野獸的存在，首位肯定不屬於地中海。地中海向我們提供的成千上萬個形象，既無任何新穎獨特之處，也不是為它所獨有。同其他地方一樣，在地中海，人已經成了最強者，但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幾乎變成了絕對的主人。 西方人口比較多，對地域的治理顯然也比伊斯蘭地區更進一步。伊斯蘭世界主要是動物的世界。那裡有天然的或者人為的大片荒漠。萊斯卡洛比埃在1574年寫道，塞爾維亞邊緣「一片荒涼，使基督教奴隸和其他人無法逃走……」240在這些荒漠裡，野獸競相繁殖。布斯拜克在君士坦丁堡居留時，把自己的家改變為動物園，並以此為樂。241 伊斯蘭地區人煙稀少，因而畜牧業在那裡占有重要地位，軍事力量也很強大。巴爾幹地區和北非之所以不受基督教歐洲的侵犯，首先是因為地域遼闊，其次是擁有大量的馬匹和駱駝。隨著土耳其軍隊的推進，駱駝完成了對巴爾幹半島廣大地域的征服，往西直到迪納拉山脈的邊緣，往北抵達匈牙利。1529年，駱駝向逼近維也納城下的蘇里曼大帝的軍隊提供給養。「帶欄的」帆船（木欄便於裝運牲畜）不斷把馬匹和駱駝從亞洲運往歐洲。每天都能看見這些船隻抵達或離開君士坦丁堡的碼頭。242人們還知道，駱駝商隊在北非完成長途跋涉……在巴爾幹、敘利亞、巴勒斯坦的山區，在從開羅到耶路撒冷的大路上，馬、驢和騾是主要運輸工具。243 面對歐洲，伊斯蘭國家及其近鄰在匈牙利邊境長期駐有重兵，這支出色的騎兵部隊受到基督教徒的羨慕和讚揚。任何騎兵無不相形見絀。在這些土耳其人面前，喬瓦尼·博泰羅說，「如果你被他們衝垮，你就再也別想逃掉，如果他們在你的攻擊下潰散，你卻不能追擊他們，因為他們像獵鷹那樣，一會兒向你反撲，一會兒又飛快離開……」244 眾所周知，質量和數量是不可忽視的兩個方面。1571年12月，奧地利的胡安正醞釀派兵在摩里亞半島和阿爾巴尼亞登陸。親王認為不必攜帶馬匹，只需備足必要的馬鞍、馬嚼子以及購買牲口的錢就夠了245。相反，在基督教國家，即使在著名的牧區，在那不勒斯或者在安達盧西亞，馬匹因稀少而身價倍增，並成為典型的走私商品。菲利普二世親自審批有關安達盧西亞馬匹的出口申請，不讓任何其他人過問此事。 簡而言之，一方面是人多而馬匹不足；另一方面則是馬匹太多而人不足！伊斯蘭教的寬容也許正來自這種不平衡。不管什麼人，只要聽其支配，伊斯蘭教都樂於接受。 人口增長了一倍？ 看來在16世紀，人口的大量增長是普遍現象。埃恩斯特·瓦格曼246有理由再次堅持自己的論證。他斷言，人口的大幅度增加通常是在全人類的範圍之內發生的。人口的普遍增長無疑在16世紀尤其突出。不管怎樣，這條規律對地中海沿海地區的整個人口來說，肯定是適用的。從1450年起，最遲從1500年起，人口無論在法國還是在西班牙，在義大利還是在巴爾幹，還是在小亞細亞，都已開始增長。在1600年前，人口的漲潮還不引人注目，只是在1650年以後才成為普通的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現象。當然，從細節上看，這個廣泛的運動在其發展中有快有慢，有早有晚，不是全面鋪開和齊頭並進的。像結隊遊行的懺悔者那樣，進兩步退一步沿著習慣的路線前進。 猶豫和謹慎在這裡不會給我們出什麼好主意，我們不如籠統地說：從1500年到1600年，地中海地區的人口可能翻了一番。它從原來的3000萬或3500萬增加到6000萬或7000萬，也就是說，年平均增長率在7‰左右。人口在16世紀上半葉（大約從1450年到1550年）急劇增長，下半葉速度便普遍放慢。這是我們在開始討論前提出的假設性總體圖像，以便讀者在隨後進行的不完整的論證和討論中不致迷失方向。讀者立即會明白，人口增長是普遍的運動，同時關係到富裕地區和貧困地區，關係到平原、草原和山區，關係到所有的城市——無論大小——和所有的鄉村。讀者很容易接受這個見解：生物革命是有關人類命運的大事，同土耳其的攻城略地、美洲大陸的發現和殖民化、西班牙的對外擴張相比，更使我們關切。此外，如果人口沒有增加，難道能寫出如此輝煌的歷史篇章嗎？這場生物革命比價格「革命」更加重要。在美洲白銀大量到來前，生物革命已為價格革命作了準備。247增長同時造成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勝利和災難。在這個世紀裡，人最初是卓有成效的財富創造者，然後又慢慢地成了日益沉重的負擔。1500年成為轉折點。從那時起，人口多得擁擠不堪。大約到1600年，這種人口超負荷造成了經濟的停滯，並且隨著盜賊蜂起，孕育了潛在的社會危機。248這種社會危機，將迎來17世紀的重重苦難，生活環境全面惡化。在作了以上簡單的說明後，我們就來看這次漲潮的各種證據和跡象。 水平和指數 如果能以一長串的數字為依據，那將是合乎理想的事。但是，我們缺乏這些數字。因此，我們必須使用我們所掌握的不完整的資料和滿足於下列六七個相當明確並且互相協調一致的答案。 1.14到16世紀的普羅旺斯向我們提供一個極好的見證，雖然資料尚不完整。廣義的普羅旺斯包括後來歸屬薩伏伊公國的尼斯伯爵領地，在14世紀初，共有8萬戶人家，約35萬到40萬居民。普羅旺斯的命運同地處南方的朗格多克有共同之處，黑死病的蔓延（1348年）給它帶來了嚴重的災難，三分之一或一半的居民死於非命。一個多世紀之後，即從1470年開始，復甦的跡象才顯露出來。「居民戶急劇增多，1540年的戶數達到1470年的3倍」。249普羅旺斯的人口與大瘟疫發生前幾乎相等。至於居民怎樣度過16世紀下半葉和17世紀的艱難歲月，這個問題還有待弄清。同別處一樣，普羅旺斯的人口看來開始有所增長，後來又逐漸減少。但是，我們對此沒有確切的把握。在這一問題上，研究中世紀史和近代史的學者，正如在其他很多問題上一樣，往往忘記了互相配合。這個問題雖然重要，但還不是關鍵。關鍵是要看到，16世紀人口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恢復，一種補償；這種增長在1540年前速度很快，可能在16世紀的下半葉就慢了下來。 2.朗格多克的發展演變情況與前者相同。15世紀時，這裡還是荒無人煙、野獸出沒、樹木叢生的地方。16世紀出現了第一次快速的、帶有革命性的人口膨脹。這種膨脹在1550年以後減緩了速度。大約到了1600年，便出現了明顯的停滯。戲劇性的和災難性的倒退發生在1650年以後。這就是埃馬紐埃爾·勒魯瓦·拉杜里最近經過可靠的考證後得出的年表。250 3.加泰羅尼亞展示同樣的運動：人口增加，然後下降。二者之間的轉折大約發生在1620年左右。251 4.在巴倫西亞，1527至1563年間的人口增加比較緩慢，並不明顯。相反，1563至1609年間的增長卻很迅猛（就整體而言，人口增長率為50%，對生殖能力很強的摩里斯科人來說增長率幾乎達70%）。252 5.卡斯蒂利亞人口在16世紀的猛增，業已得到證明。對於康拉德·哈布勒、阿爾貝·吉拉爾等人為天主教國王統治時期的西班牙人口所提供的誇大數字，如果我們不予採納，卡斯蒂利亞的人口增長就更加顯而易見。在16世紀，人口似乎持續上升。托馬斯·貢扎雷斯253提供的關於1530至1591年間的數字明確地證實了這一點，儘管人們對他的工作有時也提出了嚴肅的批評。254 卡斯蒂利亞王國各個地區的人口 續表 居民總數是按每戶4.5人的指數計算的。按戶計算和我們按家庭計算的得數是相符的。 這項大規模統計的誤差——其中確實有誤差——無損於總的結果。在61年內，儘管有戰爭的負擔和向「新大陸」移民（不應誇大其影響），卡斯蒂利亞的人口翻了一番（年增長率在11‰以上）。255不管怎樣，以下兩個鮮為人知的總體估計與發展總趨勢並不矛盾；1541年的估計與當年的人口普查大同小異，把卡斯蒂利亞的戶數定為1179303，256超過了托馬斯·貢扎雷斯提供的數字。1589年1月13日由軍事委員會提供的另一個估計是150萬戶。257這些數字的可靠程度尚有爭議，但它們並沒有推翻托馬斯·貢扎雷斯的總的計算。 顯然，我們的好奇心還沒有得到滿足。錫曼卡斯等地的文獻資料也尚未充分利用。我在錫曼卡斯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偶然發現了有關1561年人口大普查的許多材料，其中包括各個城市258及其轄區的戶口冊。了解這些數字後，就有可能更準確地劃定1530至1591年間人口演變的幾個階段。拉蒙·卡蘭德259把人口增長的最高峰確定在1591年，這個先驗的推斷雖然合情合理，但沒有任何事實為依據。既然情況不明，我們姑且接受這個推斷。顯然，人口增長的確切轉折點（必須把它確定下來），也是西班牙命運的最重要的時刻。最後，我們想進一步了解伊比利亞半島上各個不同地區的人口分布情況。有人說，一切都湧向南方。260財富是這樣（未必盡然），遊手好閒之徒也是這樣。但是，在北方牢牢紮根的居民卻並不是這樣，直到16世紀末，他們還留在北方261。 6.義大利也提供了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見證。有關材料容易查閱。卡爾·尤利烏斯·貝爾希在其著作中收集和核實了所有的數字。這部巨著於1961年，即作者死後32年才正式出版。262所有這些數字，不論是個別的還是全面的，都可以互相印證。 首先是按地域進行的人口普查。1501年，西西里263人口為60萬多一點；1548年為85萬；1570年超過100萬；1583年為101萬；1607年為110萬人。在17世紀，西西里人口穩定不變。1713年上升到114.3萬。那不勒斯264的演變曲線與此相似。根據西班牙人口普查的戶數統計表，那不勒斯的居民由1505年的254823戶（即100多萬居民）發展到1532年的315990戶1545年的422030戶，1561年的481345戶，1595年的540090戶（這是普查中最有價值的數字）。相反，1648年為500202戶，2651669年為394721戶。 如果以1505年的數字為100，那不勒斯王國的人口1532年為124；1545年為164.9；1561年為187；1595年為212；1648年降為190；1669年降為155。因此，在使我們感興趣的半個世紀內（1545—1595年），人口的指數由164.9上升到212，即增長28%。只是在17世紀，人口才逐漸減少。西西里島的人口在17世紀停滯不前；在那不勒斯人口則明顯下降；1648年為190；1669年為156。這就使那不勒斯王國的人口下降到低於1545年的水平（165比156）。教皇國的人口從1550年的170萬增加到1600年的200萬。266佛羅倫薩市及其屬地的人口，從1551年的586296人增加到1662年的646890人。267在米蘭市和米蘭地區，人口從1542年的80萬增加到1600年的124萬。皮埃蒙特1571年有居民80萬；1612年有90萬人。 268威尼斯及其在義大利領地的人口由1548年的1588741人269增加到 1622年的185萬人。270 圖34 1541年卡斯蒂利亞的人口 採用的人口係數為每戶4.5人。這兩張地圖和下面的兩張都取自阿爾瓦羅·卡斯蒂洛·平塔多的一篇文章，見《經濟、社會和文明年鑑》。圖上的區劃與卡斯蒂利亞各省相符。 圖35 1541—1591年人口的增長 上面的地圖表明，新首都馬德里人口增長最快。下面的地圖中，新消費稅的調整大體表明，人口最多的地區最不富裕。與其用該圖的標題，說這是新消費稅的「分布」，不如說這是新消費稅的稅額分攤及其課稅基數。 圖36 1501—1716年西西里的人口 本圖由J.貝爾坦繪製。官方的普查只表明從1636年到1670年的一次短暫的人口減少。 最後一個特殊情況是撒丁島的情況。那裡的人口普查以徵稅為目的，漏洞很多，錯誤和弄虛作假屢見不鮮，但還是給人一個人口上升的圖像……根據1485年的普查為26163戶。271其中教會領地有742戶；封建領地有17431戶，國王領地也有7990戶。在這三個類型中，1.5萬里拉的貢賦是這樣分配的：教會領地2500里拉；貴族領地7500里拉；國王領地5000里拉。據戶數折算，總人口最多也不超過11萬人。一個歷史學家談到15萬居民這個數字。根據1603年272的普查，居民共有66769戶。這無可置疑地表明，人口已有了很大的增加，即使按每戶4口人這個最低的指數進行折算也是如此。假定這些數字是正確的，在1485年和1603年之間，人口的增長約在10萬人左右。這對撒丁島來說，確實是個沉重的負擔。 雖然以上數字表明總人口增加了，但是，很難看出這種增長是怎樣實現的。增長肯定有程度的差別，但我們不了解生活差別的理由和根據。總的說來，這裡產生了一些懷疑，K.J.貝爾希273遇到的懷疑，人們只是希望從與K.J.貝爾希不同的角度來解決這些疑點。可以肯定，1500年的數據是有缺陷的。根據這些數據推導出義大利人口總數似乎太少，少得使K.J.貝爾希感到不安（也許他是錯誤的）。當時，查理八世出兵南下不久，說義大利半島總人口為950萬人，這個數字究竟是多了，還是少了？貝爾希的結論是少了。他認為至少也有1000萬人。在1550年左右，人口總數可能達11591000人（儘管發生了所謂的義大利戰爭，人口仍在增加）；在1600年左右為13272000人；在1658年左右為11545000人。因此，人口先上升後下降。但是這不符合我們一開始解釋就肯定的那個人口翻一番的規律。沒有任何理由阻止我們認為：義大利人口的增長，比其他地方緩慢；義大利一開始就比其他國家富裕；從這個角度看，富裕起了反作用。但是，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接受貝爾希的過高估計。我們無法確切知道人口開始下降的時期。在掌握更多的資料以前，我們姑且承認：人口的重大轉折曾經出現過兩次：一次在1630年，瘟疫使半島北部變得死氣沉沉；另一次在1656年，瘟疫沉重地打擊了熱那亞、羅馬和那不勒斯。但是，這是在沒有找到更好的標記的情況下選定的日期，而且日期也比較晚。 7.奧斯曼帝國的人口統計是近年來史學研究中取得的最寶貴的成果之一。274在蘇里曼時代（約在1520至1530年間），人口約有1200萬到1300萬，這一數字於1580年左右變為1700萬到1800萬，1600年左右又變為3000萬到3500萬。以上數字尚存爭議，但並不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人口顯然在增加，雖然增加的幅度沒有我們的伊斯坦堡同行所認為的那麼大。 顯然，這是些估計數字，但它們是建立在歷史人口統計資料的基礎之上的。這些資料目前正在整理中，經主事者同意，我們運用了暫時得出的結果。主要的東西再一次是東西方之間的協調一致。如果我們把1501年到1509年期間五大城市——威尼斯、巴勒莫、墨西拿、卡塔尼亞和那不勒斯——的人口加起來，我們得到的總數是349000。同樣，在1570年到1574年期間，這些城市的人口加在一起，總數是641000，即增加了83.6%。在1520年以前，12個土耳其城市的人口共計142562；到了1571至1581年期間，共計271494，增加了將近90%。275兩個地區人口發展狀況不相上下。 保留與結論 我們所有的數字是一致的。然而，這些數字也會使人上當。在一篇發表於1900年的文章里，尤利烏斯·貝洛赫已經說過：這些不斷增大的數字是稅務部門在編制納稅人名冊時作出的統計，計算比以往更加詳細，以便向他們徵收更多的稅款。這也是17世紀人口普查不可否認的改進產生的後果。276然而，即使考慮到這些因素，即使承認在統計中，16世紀人口的增長被算多了，而17世紀的人口下降又相反被算少了，在1500年到1600年這個時期內，人口仍然呈增長的趨勢。我們擁有成千個關於人口增長的證據。有些證詞樸實無華，其他的則冷酷無情。樸實的證據：托萊多的農民於1576年說，277我們村裡的人口肯定增加了；信徒們已覺得教堂太狹小了。證人們在談到聖維森特港的居民時說，「在鄰近的村子裡，人口之所以增加，是因為居民生兒育女和婚配嫁娶」。278另一個證據（就其冷酷無情與拿破崙一世在埃羅那之夜所說的話同出一轍）：一名威尼斯督察官從乾地亞島返回時說：「上次戰爭期間（1570—1573年），許多乾地亞人為市政會議送了命，但幾年以後，這些空缺將被填補，因為那裡有許多10到15歲的孩子，更年幼的兒童還不算在內……」279 直接的證據已不勝枚舉。間接的證據同樣眾多。據我們所知，在1450年到1550年這個時期，地中海各國的局勢似乎變得一年比一年緊張。在卡斯蒂利亞和普羅旺斯，無疑還在其他一些地方，新建的村莊和小城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1600年左右的卡斯蒂利亞似乎還空空蕩蕩。照這麼看，在萊昂·德·羅斯米塔爾（波西米亞貴族）這位觀察細緻的旅行家的眼裡，卡斯蒂利亞在1465年和1467年之間就簡直是荒無人煙了。280同樣，在小麥、穀物生產和城市供應方面，據我們所知，1550年到1600年期間曾出現持續的匱乏，而在這個時期以前，匱乏並不存在。我很清楚，不能絕對相信農學家的著作，即使對G.阿隆索·德·埃雷拉於1513年出版、1620年再版的那部著作也是一樣。281他轉引的難道不都是古羅馬農學家的材料嗎？再說，他也太過於樂意為美好的舊時代辯護了。不過，這個美好的舊時代並非虛構，因為卡斯蒂利亞當時不但不進口小麥，而且向周圍地區輸出小麥。那裡的生活費用低廉，這同樣是千真萬確的。至少通貨膨脹之前的物價是個證明。在穀物和食品方面，1550年前，或不如說1500年前，義大利的情形與卡斯蒂利亞大致相同。這是可以猜得出來的，居民穿著寬大的衣服，日子總還比較好過。城市在食品供應方面已有不少困難。然而，歷史學家對16世紀下半葉的悲慘景象已經司空見慣，在他們的眼裡，這只是些輕微的憂慮282…… 證實與啟示 對巴利亞多利德283、帕倫西亞284、帕維亞285、博洛尼亞286、烏迪內287和威尼斯288進行的重要研究，提供了一些確證和啟示。在被證實的事物中，最重要的一條顯然是人口呈上升趨勢：洗禮、結婚、死亡的數字表明，人口運動與我們的估計相一致。歷史學家B.貝納薩爾確認，這在巴利亞多利德及其物產豐富和生氣勃勃的鄉村是肯定無疑的。不過，他進一步指出：人口上升運動在1540至1570年間曾經一度中斷；在16世紀中葉也曾有過間歇；這個重大趨勢的轉折可能位於1580—1590年前後，也就是說比厄爾·J.漢密爾頓原先確定的第一根標杆，提前一些。289這就表明，在「無敵艦隊」覆滅以前，在塞維利亞的貿易出現衰退以前（貿易在1610—1620年以前仍在進行），強盛的西班牙在人口方面已從上升變為下降。16世紀80年代越來越顯得是西班牙命運的轉折點。當時，葡萄牙把自己交託給它強大的鄰邦，科爾多瓦、托萊多和塞哥維亞的繁榮速度日漸放慢；消費稅使這些地區的真正發展中斷。瘟疫日益猖獗。290如果巴利亞多利德的情況是整個西班牙的典型，一切問題也就迎刃而解。這是可能的，但還有待證明。 根據人們在帕維亞，在博洛尼亞，甚至在烏迪內觀察到的情況，總的圖景大致相同。29116世紀有過一次引人注目的人口上升：在帕維亞，人口由1550年的12000增加到1600年的26000，到1650年又降到19000；在博洛尼亞，受洗的嬰兒由1000左右增加到1585年的3500。類似的例子不必一一列舉。我們還要對其他一些更加重要的整體問題進行考察。 幾個確鑿的事實 我們以下所要考察的人口問題都是所謂「舊制度」下的人口，也就是說，在18世紀的新平衡以前的人口。其特點是不連貫的擺動：死亡突然戰勝生命，而生命則耐心地報復。僅僅佛羅倫薩受洗人數292的長曲線就表明，在一個畢竟很富裕的城市裡，人口的「自然」波動，可能受純粹經濟波動的支配。在「舊制度下」已知的出生指數和死亡指數，都與昨天甚至今天不發達地區人口的同類指數大體相符，即在40‰左右。 巴利亞多利德附近盛產葡萄的圖德拉德杜埃羅大村，293在1531年和1579年之間的出生率（根據1531—1542年，1543—1559年，1561—1570年，1572—1578年和1578—1591年等時期的情況）分別在42.7‰、49.4‰、44.5‰、54.2‰和44.7‰之間擺動。其中最高紀錄54.2‰（在1572和1578年之間）有「人為的」因素。但是，這些數字全都大大高於40‰這個「自然」出生率。相反，在1561—1595年，卡斯蒂利亞的帕倫西亞還達不到這個水平。294那裡的出生率只在34.8‰和37.48‰之間擺動。但是，應該承認帕倫西亞是個城市。人們發現博洛尼亞的出生率與帕倫西亞相近〔1581年為37.6‰；1587年為37.8‰；1595年為35.8‰；1600年為34.7‰；1608年為36.4‰，比威尼斯略高（1581年為34.1‰，1586年為31.8‰）〕。但我們不要因此認為，出生率與財富在當時已成反比，因為佛羅倫薩人口增長數字之高堪與農民的出生率相比（1551年為41.1‰；1559年為35.6‰；1561年為46.7‰；1562年為41.9‰），從而否定了以上的認識。295 圖37 1551—1600年佛羅倫薩受洗禮的人數 直到1570年為止，曲線呈上升趨勢，然後，從1570年到1600年，曲線保持相對穩定，每年受洗禮的嬰兒為3000名左右。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再談談巴利亞多利德附近的村莊。維里亞涅斯（1570—1589年）的結婚率為8‰，生育間隔為33個月，生育和結婚的比例「略低於4.2」。在錫曼卡斯（1565—1590年），死亡率為38.3‰。其原因我們已經知道：那裡同其他地方一樣，嬰兒的高死亡率造成災難。1555—1590年期間，在受洗的2234名嬰兒中，有916人夭折。這是些年幼的兒童。他們占死亡人數的41%。結婚年齡是個頭等重要的指數，在維里亞涅斯村，根據調查（調查面略嫌狹小，但數據完全屬實），女子的結婚年齡不到20歲；男子在23歲和25歲之間。我們應該指出，從數字來看，這裡的結婚年齡比在其他地方所了解的或猜測的早一些，雖然單憑對50來個事例進行的抽樣調查不能作為依據。296 所以，在當時的世界，人的生活朝不保夕，從降生開始就沒有長壽的希望。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了解以上數字前就知道了。我們還了解到，女人壽命一般比男人長。1575—1577年對卡斯蒂利亞各村莊的調查表明，寡婦數量很多。僅僅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問題。2971552年7月，298威尼斯有男人48332人，女人55422人（兒童的人數，包括女孩和男孩，總共為49923人）。人口統計學者會喜歡把扎拉2991593年的人口數字分為四部分（城市、附近島嶼、大陸和前來農村勞動的莫爾拉克移民）：5648人，5419人，2319人和2000人，總共15441人。只有前面三個數字分解為老年人、成年男子、婦女、男孩和女孩的人數。老年人很少：181人、190人和94人，在總數13441人中有365個老人。兒童中的男孩：1048人、559人和1170人；女孩：893人、553人、1215人，總共有2777個男孩、2661個女孩。男孩比女孩略占優勢。至於成年男子（從18歲到50歲），他們分別為1156人、1023人和505人，總數為2684人；婦女為4854人（她們分別為2370人、1821人和663人）。婦女占有決定性的優勢。以乾地亞這最後一個例子來看，人口分配的情況相同。300其人口大致如下：1525年有100000居民；（根據薩努多的偏低估計）1538年有198844居民；1606年有212000居民；1608年有220000居民；1638年有176684居民。但是，讓我們只以該島的一部分，即從乾地亞城本身來看，1636年有居民98114人，其中23169人是18歲到50歲的成年男人，21362人是男孩和老人，48837人是女子。顯然，必須把前兩個數字加起來才能得出男子的數目，共44531，而女子的數目為48873。博洛尼亞最古老的人口「記載」中，幾乎可以找到同樣的比例：1581年，男人19083，女人22531……15年以後，即1596年，女子的人數占有同樣的優勢。301 這些數字說明勞動人口占重要比例。男子、女子和兒童幾乎全都從事勞動。勞動是年輕人的唯一優勢。因此，老人和不生產的人，尤其是老人，只占少數。每個人都必須自食其力。 我們的見解以及用來論證這些見解的幾個數字，並不足以解決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的比例問題。雖然人們同意女性人口在數量上對男性占優勢是一條規律，但例外卻時常出現。就拿威尼斯來看，我們確認1548年的情形符合這條規律，但達尼埃爾·貝爾特拉米302的經典著作提供的數字馬上反駁我們，因為在1563年、1581年和1586年，男性人口占了上風（分別占總人口的51.6%、51.3%和51%）。然後，到了1643年，可能更早些，形勢翻了過來（占49.3%）。在威尼斯，年輕移民起重大作用。這種情形只是代表威尼斯一個城市，還是代表那些發展仍很明顯和男性人口占優勢的所有城市呢？也許可以認為，這反映著人口發展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趨向。 另一項驗證：移民 假如地中海不對外開放，尤其是不對西方和大西洋開放，它將不得不單獨解決人口過剩這個嚴重問題，不得不吸收大批過剩的人口，也就是說，在其自身的地域範圍內進行調整。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這麼做的。 地中海歐洲地區的人口過剩的證明是：從15世紀末開始，一再驅逐猶太人。他們於1492年被趕出卡斯蒂利亞和葡萄牙；1493年被趕出西西里島；1540年和1541年被趕出那不勒斯；1571年被趕出托斯卡納；最後，1597年被趕出米蘭。303這些被迫離鄉背井的移民多數是伊比利亞的猶太人。他們長途跋涉前往土耳其、薩洛尼卡、君士坦丁堡和北非，並在那裡生根立足。在那些人口大大超過資源負擔能力的國家裡（天主教國王統治下的伊比利亞半島可能就是如此），宗教便成為迫害行動的藉口和原因。後來，在菲利普三世的西班牙將排斥摩里斯科人。隨後，正如喬治·帕里塞早已指出的，304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排斥新教徒。 另一個證據，就是山區居民大批下山，湧向平原和城市。這一點我們已經談得太多了……基督教國家的居民移居伊斯蘭國家的事例也同樣日益增多。這種流動具有補償性質。像美洲一樣「平地崛起」的阿爾及爾就是個移民城市。義大利向北歐、伊斯蘭國家乃至印度移民。又一批的手工業者、藝匠、商人、炮手分赴遠方。16世紀末，威尼斯聲稱有4000—5000戶人家生活在近東305……到處都可以看見這些移民。例如科莫工匠在16世紀末遷移到德意志和摩拉維亞；306一些農業零工於1587年前後從利古里亞來到了科西嘉平原；307一些「技術人員」308幾乎跑遍所有的地方，特別是法國，推廣伊比利亞半島的製造工藝、錦緞織造技術、穆拉諾式309玻璃製品和阿爾比索拉式陶器的燒制秘訣。310義大利的發明家、技師、泥水匠和商人往來奔波於歐洲的條條大路上。311但是，怎樣給這些個人的冒險開列清單以及測定不斷從德意志方面向義大利倒流的移民呢？人們歷來認為，以上兩種情形都只涉及少數人。但他們加起來最後卻成了——至少在16世紀這個水平上——一個大數目。當時約有10萬西班牙人離開了伊比利亞半島前往美洲。312在一個世紀裡有10萬人離去。也就是說每年有1000人。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這並沒什麼了不起。然而，請看羅德里戈·維沃羅1630年對此何等焦急。他寫道：「長此以往，西班牙將空無一人」，而西印度卻有可能由於這些懶人的湧來而一蹶不振（維沃羅生於新西班牙，因而對移民持有偏見）。這些人來了以後，「原先的修鞋匠就想當老爺，掘土工人再也不願拿起鎬頭……」。313當時的人以及那些有鑒於塞維利亞的情形而思考西班牙命運的人肯定誇大了局勢的嚴重性。 相反，人們對大批法國移民湧向西班牙的真實情況，卻幾乎完全默不作聲。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這種移民運動在16世紀規模很大。314法國作為一個典型的人口過剩的國家，不斷向鄰近的伊比利亞半島輸送手工業者、流動商人、水夫和農業零工。法國南方的情形特別明顯，當然並不僅限於南部地區。加泰羅尼亞接收了一大批這樣的勞動者，其中不少就在當地定居。早在1536年8月，西班牙的一份報告指出，佩皮尼昂的居民半數以上是法國人。315到了17世紀初，加泰羅尼亞的大多數居民也都是法國人。1602年，一位名叫巴爾泰萊米·若利的旅行者316說，他「聽說這裡的法國人比當地人多三分之一」。他還指出，「天天」有人從「魯埃格、奧弗涅、熱沃唐、加斯科涅」來到加泰羅尼亞。317加泰羅尼亞人把這些可憐的法國移民稱作「無賴」（Gavaches），318這個綽號是否與熱沃唐這個名詞有關？看來似乎不像。319總而言之，移民數量眾多，而且持續不斷。在高薪的引誘下，手工工匠甚至前往阿拉貢，因為「製成品在西班牙價格昂貴」。320沒有技藝的移民受僱充當僕從，並立即「穿上制服」，先生們（他們的主人）為虛榮心得到滿足而高興。321移民中的農民也受歡迎，「因為當地人十分懶惰」。這些話顯然出自一個法國人之口。他還補充說：「如果主人亡故，他們就可能同寡婦結婚。」322無論如何，他們總能躲避法國過於沉重的「人頭稅」。此外，西班牙妓女對他們有誘惑力。「這些灑了香水、塗脂抹粉、穿得花枝招展的女人，簡直像法國公主一樣美貌」。323 不僅在加泰羅尼亞和阿拉貢有法國移民。法國人還在巴倫西亞324老基督徒的村莊裡出現，或從事牧羊，或在當幫工。天曉得他們是怎麼來的。在卡斯蒂利亞，宗教裁判所的案卷提供了關於這些出言不遜的法國手工藝者大量材料，通常涉及他們唱的聖詩、他們的行為和他們聚會的小酒店等。一旦被監禁起來，他們就互相告發……在這種場合，所有的職業都被提到：織布工、修毯工、鍋匠、制鏟匠、鐵匠、金銀匠、鎖匠、廚師、烤肉廚師、外科醫生、園丁、農民、海員、船員、船長、書商或書販、職員、乞丐……而且通常是不到20或25歲的年輕人。他們的經歷，令人驚奇不已。例如，這些從魯昂出發、穿越了整個法國的撲克牌印製匠，在托萊多的命運十分悲慘。325 有人指出，移民運動在16世紀20年代陷於衰竭；326雖然如此，但後來肯定又有所恢復。1640年的一部著作327說，「每年都有大批割草和割麥的人，閹割牲畜的人，以及為家裡省下自己的口糧並且還帶一點糧食回家的其他勞動者」離開貝亞恩前往各地。這些適應西班牙的招工和高薪的臨時性的或永久性的外遷，並不像人們過去所認為的那樣，只來源於奧弗涅一個地方：328我們可以斷定，伊比利亞半島就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由於居民向義大利和西印度外流而出現的空白。 3.是否能建造一個地中海經濟的「模式」？ 為了衡量地中海的整體和建立一個無所不包和籠統的（如果可能的話）通用「模式」，所有的資料是否都已齊備？在這以後，我們將能把地中海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同或近或遠的其他「經濟世界」作比較。 在這個框架內，我們所能考察的，至多是一些數量級和總體輪廓。實際上，所謂「模式」，也只是一種說法，它所針對的不是某一年或某個特定的時期，而是整整一個世紀，暫時的衰退或繁榮一概置之度外。在可能的情況下，將力爭在先後經歷的一系列衰退和繁榮中，求出平均數和浮動線。顯然，這並不是始終可能做到的。但是，儘管這項工作有很多困難和障礙，還是值得試著去做。 照這麼說，地中海是個具有嚴密的內在結構的區域嗎？毫無疑問是這樣，儘管它的界限既不確定，尤其又變化無常。在陸地邊界方面是如此，在海洋邊界方面（黑海、紅海、波斯灣、直布羅陀海峽和大西洋）也是如此。問題我們都曾經接觸過，但始終未能得到解決。329 在本書第一版里，我曾以為，通過增加例證和描述某些重要和具有啟發性的細節，330或許能提供有關16世紀地中海的各種不同的量綱。這些細節包括：君士坦丁堡是個擁有70萬居民的城市；不管年景好壞，每年要由一支船隊運來100萬公擔小麥和其他糧食；1580年約有3000噸羊毛堆在里窩那的碼頭；3311571年10月7日土耳其人和基督徒在勒班陀海灣集結了大約10萬軍隊；1535年查理五世派600艘艦船（載重可能達45000噸）討伐土耳其；1592—1593年進入里窩那的最大貨運量為15萬噸（這個數字也許有所誇大）；那不勒斯的兩個很不相同的年總量：匯兌交易額130萬杜卡托，保險金6萬到7萬杜卡托332……但是，這幾個數字極其有限，與留下的大片空白相比，不過滄海一粟；最多也不過讓人看到，必須承認在我們的世界和16世紀的世界之間，存在著多麼大的差距。 然而，我們所要做的事情，用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叫作「宏觀會計」。我們想就16世紀的地中海進行「總量分析」，並不是為了評斷當時地中海經濟相對的不發達或現代化，而是為了確定其大量的經濟活動之間的基本關係，總之，是為了領會和理解地中海物質生活的重要結構。這項工作是困難的、冒險的。今天研究不發達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很了解這一點。貨幣從沒有充分地滲透到這些國家的經濟中去，16世紀的情況也是如此。形式繁多、有真有假的貨幣使任何計算都變得十分複雜，即使有精確的數據作基礎也是這樣。333何況我們必然缺乏這種數據。同樣，還必須考慮到，當時所記的賬目使用不同的貨幣單位：西班牙的杜卡托或埃居，佛羅倫薩的杜卡托、埃居或弗羅林。就在佛羅倫薩，有人在賬上這麼寫著：「1000金幣，每枚值7里拉。」在這裡，重要的是提到了有面值7里拉的鑄幣。334 農業是主要的產業 一般可以認為，每人每年的小麥（及其他糧食）消費量約在二公擔（今制）左右。335顯然，消費量有高有低。然而，這個平均數大體上可適用於16世紀的整個地中海地區。如果地中海地區當時有6000萬居民，按照這個比例計算，消耗量大約是1.2億公擔小麥或其他可製作麵包的糧食。肉、魚、油、酒等其他食品都是對必不可少的食品的補充。1600年左右，如果按每公擔平均價格為5或4威尼斯杜卡托計算，336地中海地區的年消費量（假設與糧食與量相等）價值達4.8億至6億杜卡托。這個水平同每年總要運到塞維利亞的「600萬金幣」不成比例。337單是小麥一項就足以確立農業生產對所有其他生產的壓倒優勢。農業是地中海地區的第一大產業，尤其因為糧食只占農業收入的一部分。 前面的計算只不過提供了一個下限。文獻資料偶爾透露的數字通常要高一些。例如威尼斯338在1600年前後平均每年約消費50萬斗小麥（外加大米、小米和黑麥）。市區的人口當時為14萬。如果把附屬的總督轄區也包括在內，至少還得加上5萬，即威尼斯的人口大體上為20萬。每個居民的糧食消耗量為4公擔（如果單指威尼斯城市本身）或3.1公擔（如果把所有居民點包括在內）。按每人消費2公擔計算，這些糧食可供30萬居民食用。在這些數字的背後，威尼斯或許真有這麼多的消費者；也可能是威尼斯這個高薪城市比其他城市的消費水平要高些。 另一種算法：有個威尼斯人收到一封馬德里的來信339（1621年2月），傳出這樣一則消息：小麥在送磨坊磨麵之前，每法內格（相當於威尼斯的半斗）將徵收2里亞爾捐稅。照這個數字計算，每年的稅收將高達900萬金幣。900萬金幣等於900萬杜卡托（1杜卡托等於350萬馬拉維迪，1里亞爾等於35馬拉維迪），也就是說，600萬居民共食用4500萬法內格小麥，每個居民消費7.5法內格。我們姑且算每人可得7法內格，因為人口數字只是個虛數。每法內格相當於55.5升，每個居民的擁有量高達388升。這個巨大的數字或者證實當時的稅收計算比較樂觀，或者證實卡斯蒂利亞的高消費。實際上，這個地區1621年沒有出口一粒糧食。 還有一種算法，仍然以卡斯蒂利亞為例：1576年，340托萊多地區的10個村莊共有2975戶居民，約合12000到13000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農民。申報的糧食產量為143000法內格（將近64000公擔），平均每人擁有5公擔左右，所以有餘糧向城市輸出。即使條件最差的村莊（因為要生產葡萄酒），每個居民也有兩公擔糧食。 下面的檢驗給我們帶來更有說服力的、但還不是決定性的論據。第一項檢驗涉及那不勒斯王國瀕臨亞得里亞海和塔蘭托海灣的各個產糧省區（1580年1月）：阿布魯齊、巴里省、卡皮塔納塔和巴西利卡塔。第二項檢驗是關於1799年西班牙的土地財富和工業財富的調查。341這項著名的調查所列舉的各種比例關係可以為我們對16世紀進行的研究提供參考和核對的依據。 根據審計院給我們提供的珍貴的文獻資料，整個那不勒斯地區（那不勒斯王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1579—1580年共有173634戶人家（整個王國共有475727戶）。342按照採用的係數（4或4.5）計算，有70萬到76萬居民，根據官方的統計，收穫的小麥共計10多萬卡拉。由於有8500卡拉取得出口許可證，當地居民約擁有92000卡拉，按現在的度量計算，約擁有120萬公擔左右。每人的份額明顯低於兩公擔。由於還要從中扣除種子，份額就更低了。然而，提供這些數字的審計院卻宣稱，每人的年消耗量為6托馬利，即220公斤左右。這不是矛盾了嗎？不，因為部分收成並未如實申報，而審計院正是靠未申報的部分補充必要的供給。343 當然，1799年的調查在時間上比我們研究的16世紀要晚得多。但它所揭示的比例關係同16世紀卻相差無幾。在擁有1050萬人口的西班牙，小麥的產量高達1450萬公擔（取其整數）。如果產量同消費量相等，每人每年的份額略低於1.4公擔。但是，如果加上其他糧食和乾菜，就得給前面那個總量再加上1300萬公擔。344因此，糧食總產量幾乎翻了一番；即使這些糧食並不全部供人食用，每人平均兩公擔的水平肯定可以達到或超過。乾菜（60多萬公擔）345占有重要的地位，這在16世紀就是如此。威尼斯的文獻資料多次談到，對某些村莊來說，蠶豆或豌豆因夏季風暴襲擊而顆粒無收，這是件多麼悲慘的事啊！ 但是，讓我們把這些並不能查明真相的檢驗放在一邊。既然我們對總數幾乎確有把握，我們至少應著重指出由此產生的後果。 1.通過海路進行交易的小麥最多時達到100萬公擔，占消費量的0.8%注31。用16世紀的尺度衡量，這是一筆巨額交易（100萬人可賴此生活），但如果與整個消費量相比，這又顯得微不足道。季諾·盧薩托346對此表示輕視，肯定有其道理。我們曾把它擺在突出的地位，也並沒有錯。347災難深重的1591年危機期間——關於這場危機，我們後面還要談到——西班牙、義大利乃至威尼斯從北方運來了10萬到20萬公擔小麥。從貿易額看，這是筆大買賣；但同每天的食用量比，為數並不算大。雖說數目不大，也夠幾個城市免遭飢餓。 然而，就在這場危機發生的前後，地中海地區的農產品基本上還是自給自足。這同當時尼德蘭的阿姆斯特丹出現的情形，或同很久以後推行自由貿易政策的英格蘭的情形，都絲毫不能相比。地中海城市不靠別人向它供應食物。「海運小麥」只是權宜之計，供貧民食用。富人更願意吃附近農村生產的品質優良的麥子。里斯本人吃著名的阿倫特如小麥；348馬賽人吃普羅旺斯平原的小麥；349威尼斯人喜歡本地小麥。1601年威尼斯的麵包商說：「現在供應的外來小麥與我們當地小麥的味道不同。」這裡所說的外地是指帕多瓦、特雷維佐、波勒西和弗留利。350這些外來小麥往往還是來自地中海地區。 2.農業不僅保障了地中海地區日常的生活需求，而且還保證了一系列高價出口商品。這些出口商品有的為數不大，如藏紅花或杜茗子；有些銷路很廣，如科林斯葡萄乾、優質葡萄酒。其中的馬爾瓦西葡萄酒，在波爾圖葡萄酒、馬拉加麝香葡萄酒和馬德拉葡萄酒興起之前，一直十分流行。還有各個島嶼上的葡萄酒，以及德意志人在每次葡萄收穫之後都要到阿爾卑斯山脈南麓來搶購的日常飲用的葡萄酒。後來很快又出口燒酒，351這裡還沒有把食油、南方水果、柑橙、檸檬、生絲等包括在內。這些剩餘農產品加上工業出口產品，補償了購買穀物、魚乾或大西洋食糖（還加上北方的鉛、錫、銅等）所造成的虧空。根據五賢人會議所說，1607年，威尼斯與荷蘭之間的貿易結算有利於威尼斯。352 3.地中海地區一直是農民和地主的世界，而且結構僵硬死板。種植的方式、穀物的分布，穀物與貧瘠的牧場與葡萄和油橄欖（這兩種作物在安達盧西亞、葡萄牙、卡斯蒂利亞以及威尼斯島嶼逐漸推廣）相比所占的地位，所有這一切都很少發生變化；必須經過地區間的長期交往，才能引起變化。殖民地美洲及其需求給安達盧西亞帶來了食油和葡萄酒的飛躍發展。在玉米闖入之前，似乎不存在巴斯克各省和摩洛哥早期的農業革命。353農業革命在其他地方也姍姍來遲：威尼斯農村不早於1600年，354蒂羅爾北部約在1615年左右355……桑樹的革命性推廣發生較早，但其影響並不十分深遠。 4.土地仍然是貪慾的重要對象。地中海內外的鄉村全都受到年金、地捐、債務、租佃和雜稅的層層盤剝。土地所有權不斷易手。出借和償還的資金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往返流動。到處都可看到相同的、千篇一律的情況。在這方面，日內瓦的情形356是相當說明問題的。從15世紀起，日內瓦附近的鄉村出現了短期的信貸運動。這對「與外隔絕而又始終資金短缺的經濟」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城裡人可向鄉村發放高利貸（在新教國家裡），不需要再用年金或免役租遮掩。在16世紀，西班牙一個名叫米格爾·卡薩·德萊盧埃拉的仲裁人357指出了城市向附近的土地和葡萄園進行投資的自然傾向。「每個人都看到：借出2000杜卡托每年可獲利200杜卡托；本金在6年後可收回。這可見是有利可圖的投資」。工商業者和國家很少會給貸款人類似的利率。所以，土地具有競爭力，土地是實實在在和看得見的抵押物（農民不付利息或者不還貸款，土地即被扣押抵債）。而且，貸款人總能親眼看見自己的錢在某個葡萄園或某個農舍結出果實。這種安全感有其實在的價值。最後，由於投資收入相當可觀，加起來便成了一筆很大的財富。因此，我們不要懷疑瓦勒·德拉塞達在1618年所說的話。他斷言，西班牙當時有一億多杜卡托以「地捐借貸」（ducados a censos）的名義出借。358 5.價值4億到6億杜卡托的穀物，放在我們的天平上來稱，可能顯得既太輕，又太重。如果按照最近確定的關於18世紀法國農產品359（1799年的西班牙也是如此360）的比例進行計算，穀物只占農產品的二分之一。因此，人們就可以大致算出總數，提出農業生產總值為8億到12億杜卡托。這個總數顯然估算得太高了。作為我們計算的出發點，威尼斯市場的價格十分高昂，只反映富裕城市的經濟狀況。其次，尤其重要的是，消費的穀物並不全都通過市場。因此，我們的估計仍然懸在空中，這是合乎邏輯的。現在再回到我們前面舉出的1576年卡斯蒂利亞鄉村的例子。十個村子約消費糧食2.6萬公擔，差不多占產量6萬公擔的二分之一。但是，另一半糧食也不一定經過市場。一部分作為什一稅直接徵收入庫或作為地租交給城市的地主。在地中海的總產量中可能有60%到70%就這樣避開貨幣交換，而我們卻錯誤地和勉強地把他們算到貨幣交換中去。 6.農業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脫離貨幣交換網，脫離貨幣經濟賦予的相對靈活性，使這種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活動在地中海和其他地區更加缺乏彈性。另外，技術水平和產量也很低。直到18世紀，普羅旺斯361仍然是種一收五，而且這個比例很可能大體上適用於16世紀。要達到每年產1.2億公擔糧食，地中海至少要播種2400萬公頃耕地。如實行二年輪作制，這2400萬公頃的龐大面積至少要擴展到4800萬公頃耕地，其中一半生產，一半休閒。請想一想，在1600年前後，法國的可耕地面積總共就是3200萬公頃。362 以上計算都很不精確，所提供的數字都太小，因為小麥（和其他穀物）種植並非到處都實行二年輪作制。一些土地是每三年、每四年甚至每十年才種植一次。當然，我們也見到有的產量高於種子的五倍。 在種植面積占土地面積二十分之一的賽普勒斯，小麥產量為種子的六倍，大麥高達八倍。363在阿普利亞，在牧民開墾的耕地上，糧食收成可達種子的15至20倍。但這是例外。364歉收和災害時有發生……氣候變幻左右一切。人們胼手胝足，也未必時運亨通。可見毫無通融的餘地。根據我們了解到的數字，農產品出口與產量有著一定的聯繫；在把許多數字排成系列時，我們往往可以從中看出一些常數：西班牙向義大利出口羊毛，西西里向外地市場輸送小麥和生絲，365情況都是這樣。從圖解上看，這是些與橫坐標的中軸線相平行的直線（當然是粗略地講）。 農業可能有所進步。從技術上看，卡斯蒂利亞366用騾替代牛拉犁加快了耕作，從而提高了小麥的產量。但是，這種替代很不全面。北方的圓盤犁16世紀在朗格多克出現，367所起的作用還很有限。這種犁也可能在義大利北部出現。368主要耕作工具仍舊是步犁，既不能將土翻過來，也不能充分地使土地疏鬆透氣。 我們曾談到過水利工程。369這些工程大大改善了耕作條件，擴大了耕地面積。在15世紀，人口負載不重的地中海無疑向農民提供新的土地。當時農業確有飛速發展，或者說，這是恢復了原來的繁榮，即13世紀的繁榮。在16世紀的飛躍前，肯定發生過一次農業革命。農業革命後來帶動了農業的發展。魯傑羅·羅馬諾以上的見解是正確的。由於農業缺乏彈性，這次發展終於在與13世紀末相同的情況下停止了。新開墾的土地的產量往往很低。人口增長的速度快於資源的開發。馬爾薩斯人口論在被提出以前就是正確的。 也許在1550年前後，更可靠的是在1580年前後，16世紀的經濟形勢出現了轉折。正當流通加快之際——但還說不上是金融革命——一場潛在的危機業已發生。一些注視西班牙的歷史學家認為：農業投資遲早會遇到困難；農民不會再輕易得到貸款；收不回貸款的放款人會扣下抵押品。370最後，大地主也會在1575—1579年的財政危機中受到衝擊，371正如我們將要談到的那樣，熱那亞人一有機會就把自己的損失轉嫁到他們的放款人身上。以上種種理由，以及從朗格多克的事例中看到的其他一些理由，372都是可能和確實存在的。但是，關鍵的原因是農業生產缺乏彈性。產量已經到達頂點……由於這些不可克服的困難，17世紀將出現逆農業革命而行的「封建制的反撲」。 工業發展狀況 約翰·U.尼弗373在談到17世紀初期的歐洲時，認為在歐洲的7000萬居民中，有兩三百萬工匠。在擁有6000萬到7000萬人口的地中海世界裡，這一估計看來也是可信的。如果城市人口大體上占總人口的10%，即有600萬到700萬人，那麼，若說有200萬到300萬工匠，即占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就令人難以置信了。威尼斯的情況特殊，不難達到這樣的比例：兵工廠工人3000，374毛紡工人5000，375絲織工人5000，376總共有工匠13000。再把他們的家屬包括進去，就占這個城市的14萬人中的5萬人。當然，還必須把那些我們已經知道其名稱和生產活動的各種各樣的私人造船廠里的工人377以及整個泥水匠大軍計算進去，因為城市在不斷建設和重建，不斷地用石塊或磚頭取代木頭，不斷疏浚易於淤塞的河流……在威尼斯附近，例如在梅斯特雷，還應該把制毛毯工人378也計算進去。在離城市更遠一些的地方，還有磨坊工人。他們為城市磨麵，或者製造紙漿，或者鋸開木板和厚木板……除此之外，還應該再加上銅匠、鐵匠、首飾匠、製糖技工、穆拉諾的玻璃工人、吉烏德卡的皮革工。379此外還有大批其他工匠，例如印刷工人。16世紀時威尼斯印刷的書籍占歐洲的一大部分。380 在接受約翰·U.尼弗提出的數字的同時，也許應該明確指出：這個數字代表200萬到300萬依靠手工技藝生活的人，其中有工場主、工人、婦女和兒童，而不僅僅是幹活的人。這是威尼斯的計算方式。將近16世紀末，人們常說那裡有2萬人依靠羊毛加工為生。381 在這個總數裡還應加上農村的工匠。每個村莊不論人口多少，總有工匠的存在，總有工業活動為副業。但是，這方面的工業活動在計算時幾乎總是被歷史學家忽略了。此外，歷史學家如果按習慣辦事，往往低估這種默默無聞的勞動，而實際上，這種勞動在貧窮的農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是這些農村實現可貴的貨幣流通的唯一辦法。迄今為止的各種史籍都僅僅重視城市的手工作坊。然而，在阿拉貢，庇里牛斯山脈、塞哥維亞周圍的地區，382在卡斯蒂利亞383和萊昂384地區的窮鄉僻壤，在巴倫西亞385各地，歷來就有農村的手工作坊。在熱那亞周圍，手工作坊比比皆是。386阿勒頗附近的村莊387從事絲織和棉紡。事實上，由於缺乏場地、原料或動力，任何一個城市不可能把它需要的工業全部設在市內，因而只得讓工業向近郊或遠郊發展。因此也就說明，在熱那亞背後的山裡，有鐵匠鋪、磨坊和造紙廠；在那不勒斯，尤其在卡拉布里亞的斯蒂洛附近，有各種礦山、鐵匠鋪和磨坊；388在維羅納的城外，389阿迪傑河畔——由於那裡是走私的理想地方，運載木板的船隻多在那裡停泊——有一家鋸木廠，還有歷來為鄰近的城市磨食用小麥的磨坊（威尼斯附近有80多家）；在塔霍河邊的塔拉韋拉德拉雷納下方，有成排的磨坊；390在地中海的另一端，有30家風力磨坊，從乾地亞就能遠遠望見。391朗格多克有自己的城市工業，但在中央高原附近和塞文山脈，卻有很多村莊發展工業。392同樣，在里昂四周廣大的地區內也有此類村莊。393城市依靠農村的廉價勞動力養活自己。 然而，地中海地區的鄉村工業可能不如英格蘭（生產粗呢絨）和北歐那麼強大。它們從不像在18世紀的法國常見的那樣，394形成受城市商人遙控的鄉村工業網。我甚至還認為，至少在掌握更多的材料以前，16世紀裡昂周圍星羅棋布的鄉村工業在地中海地區也不是絕無僅有的。人們的觀念正好證實以下兩件事：一方面地中海地區的農村經濟生活比很多北方農村更加均衡（這是可能的，葡萄、油橄欖往往起著北方的農村工業的同等作用，395果樹栽培使農民得以收支平衡）。另一方面，大、中城市的工業單獨就足以基本上滿足廣大市場的需求。但是，到了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各種手工工場紛紛從大城市遷往小城鎮和村莊。396這些轉移加強了鄉村的和半鄉村的發展潛力，我們可以看到，甚至在19世紀初，這種潛力依然存在。當繆拉特占有那不勒斯王國時，他讓他的軍隊穿農民的黑呢（以免使用昂貴的英格蘭紅色呢）。這種黑呢當時供農村使用。397 如果接受以上隱約可見的比例，那就應該認為，16世紀的鄉村工業在人數方面即使不在質量方面或在收入總量方面，與城市工業處於同等地位。沒有任何事實證明這一點，也沒有任何事實否定這一點。至多有300萬的農村居民和300萬城市貧民加在一起，也就是與市場經濟相聯繫的手工作坊的世界。在這一大批人當中，可能有150萬就業人口。假如他們的平均工資相當於威尼斯在阿戈爾多擁有的銅礦礦工助手的工資水平，398即每天15索爾迪，或每年20杜卡托（節假日停工，工資照付），工資總額可能接近3000萬杜卡托。這委實很少，因為城市的工資水平要高得多（正是由於工資過高，城市工業往往夭折）。16世紀末，威尼斯的毛織業工匠每年掙144杜卡托，而且還要求增加工資。399由此可見，我們的數字應該或至少能夠提高到4000萬到5000萬金幣。如果我們把工業產值算為工資總額的3倍或4倍，工資總額就還要再跳一級，幾乎憑空跳到2億杜卡托的最高水平。400即使這個數字還應該加大，離開農業的假定收入（8.6億或12億）還是很遠。在關於共同市場的討論中，專家們指出，在當今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家裡，實現肉類的商品化將成為世界上的頭等大事。人們應該為此感到驚奇嗎？ 就16世紀而言，大量工業產品比穀物、食油、酒等等更廣泛地進入市場經濟。雖然還應看到，當時自給自足占很大比重，但這一比重畢竟在日趨減小。托馬斯·普拉特401在1597年談到烏澤斯時特別提到：「家家戶戶都紡羊毛，然後請人織成呢絨和染色，用於各個方面。那裡的人也像我們這裡一樣使用紡車（托馬斯·普拉特系巴塞爾人，在蒙彼利埃學醫）。但是，那裡見不到手工紡錘，因為只有窮人才紡麻線。麻布可從商人那裡買到，價錢要比在自己家裡紡織的便宜。」我們敢擔保，紡織工業和織物銷售的飛躍發展同人口的增長、作坊的集中，自給自足的衰落都有關係。 「包買商制度」及城市工業的飛躍發展 自1521—1540年起，地中海地區的城市工業出現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飛躍。這是資本主義的第二次復甦，同時涉及地中海和歐洲。約翰·U.尼弗認為，唯有1540年以後英格蘭才經歷第一次「工業革命」；402J.哈滕403很久以前指出，只有1550年以後的德意志才出現「大工業資本」的高漲。404這些飛躍和革新，由於並未造成很大的兩極分化，對歐洲和整個地中海地區大體上全都適用。將來的研究也許會表明，這些飛躍和革新彌補了把16世紀切割成兩段的那次急劇衰退。商業資本主義鼎盛時代已經過去，並由工業資本主義所替代。後者只是隨著16世紀下半葉「金屬」的異軍突起才真正繁榮興旺。工業具有補償的價值。 就我們的觀察所及，這種工業幾乎到處都推行「包買商制度」的習慣模式，405屬於資本主義的類型。德國歷史學家使用的包買商制度（Verlaggsystem）一詞，可譯作「訂貨制」。包買商先把原料交給工匠，工匠則在加工後領取工資。這種制度並非從16世紀才出現，卻在原先不實行包買制的地方（如卡斯蒂利亞），或很少採用包買制的地方（如威尼斯），繁榮起來。包買制的發展使行會（義大利的行會或西班牙的行會）處境維艱，使商人生財有道；商人為緩慢的生產過程提供資金，並通過銷售和出口產品獲取利潤。這些委託加工商，在絲綢生產中（相對來說比較新）的作用，比在毛織品生產（比較陳舊些）中更具有決定性。當然，織機在大工場的集中已顯而易見。例如在熱那亞，似乎沒有任何事物阻礙這種集中。406甚至在威尼斯，織機的集中已經激起國家的抗議和干涉。1497年12月12日的法律禁止所有絲綢織工擁有織機6台以上。4071559年，織機集中的問題再次提出。有人當時指出，「一些人投入生產的織機達20至25台之多，他們的貪慾造成了明顯的不平等」。408 商人提供原料，支付工資，然後把產品轉化為商品。這一整套制度可以從任何一個瑣碎的細節出發再現出來。我們現在就來看威尼斯的情況。1530年冬天，查理五世的專使羅德里戈·尼諾409受他主子委派去購買絲綢，綠、藍紅和深紅的各色錦緞以及深紅色的絲絨。這位使者說，他先寄出樣品，然後再洽談價格，但無論如何，在訂貨時得預付1000杜卡托，其餘款項在產品完工時支付。紡織工一般都要從商人那裡購買從土耳其運來的蠶絲，然後自己加工。在這種情況下，買主代替了商人，他以金錢的形式預先發放原料……1559年8月，科托爾發生的一件小事更加說明問題。410在這個偏僻的角落裡，絲織工匠都習慣於加工自己直接買來的生絲。這就違背了關於絲織工匠不得為自己加工產品的1547年法律的正式規定。元老院決定：必須使一切恢復正常，紡絲工應加工商人的生絲，從而使商人購買絲線時，紡絲工不能隨意哄抬價格。這樣，事情就清楚了。還有另外一些景象：這是熱那亞的一個工匠1582年親眼看見的另外一個工匠的事。411是的，他曾經是紡絲工阿戈斯蒂諾·科斯塔的幫工，並且多次在阿戈斯蒂諾的店鋪里看見那個叫巴蒂斯達·蒙托里奧的商人給阿戈斯蒂諾送來生絲，然後把加工好的成品帶走。他對所說的都很了解。前10年，即1570年，當安娜皇后（菲利普二世的最後一個妻子）到達西班牙的塞哥維亞時，當地的各行各業舉行遊行慶祝，走在遊行隊伍前面的是鑄幣所的工人，緊接著是羊毛商，然後是「被民眾不適當地稱為商人的呢絨包買主」。17世紀的一位歷史學家說，「他們儼然是一家之長，家裡和家外都有一大批人（有的200人，有的甚至達到300人）要靠他們養活。他們利用別人的雙手織出各式各樣的精美呢絨……」412 「包買商制度」的興旺 我們已經看到，包買商在城市工業中起著首要作用。不僅如此，包買制度在經濟上也很成功，並且在環境不再有利時，也有抵抗力。生產的集中和飛躍，合理的分工，產量的提高，與此都有一定的關係。在塞哥維亞、科爾多瓦、托萊多、威尼斯，無疑還有熱那亞等相距甚遠的各個城市，都可看到以上的情形。在16世紀末，這些城市的生氣勃勃，正好與佛羅倫薩形成鮮明的對比。佛羅倫薩是個老工業中心，歷來生產高級呢料和絲綢，不免因循守舊，甚至有點「得過且過」。一位老資格歷史學家認為，毛病出在結構方面。413如果真是這樣，我們的論證將增添一種非常有趣的成分。或者，人們可以先入為主地認為，佛羅倫薩可能因其生活昂貴而受累不淺。同其他城市（熱那亞除外）相比，更隨著貴金屬的到達及由此引起的物價猛漲，佛羅倫薩所受的打擊更加沉重。銀行和土地同手工工場也在競爭，在戰火連天的歐洲，除西班牙以外，這座工場製造的高級產品很難找到銷路。總之，從1580年起，佛羅倫薩的工業活動開始衰落了。 相反，其他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卻一鼓作氣繼續向前發展，直到16世紀結束為止。一切都為這次發展作出了貢獻，例如大量的勞動力、新技術等。威尼斯呢絨質量平平，用西班牙的二等羊毛作原料，適合黎凡特地區顧客的愛好，威尼斯一直是那裡的主要供貨人，正如塞哥維亞的呢絨、托萊多和科爾多瓦的絲織品在西班牙或美洲適銷對路一樣。此外，領導這些企業的「新人」的素質也起了作用。至少在威尼斯，企業主往往原是外地人。當他們忠心工作了15或20年之後，便向市政會議申請長期居留權。既然他們已為城市生產了成百上千件呢絨，得到這個權利在他們看來是當之無愧的。414總之，新事物層出不窮：新建的廠房，新採用的方法，以及充當企業主或工匠的新人。說到底，沒有任何東西能比工業勞動力的流動性更大。 流動勞動力 在16世紀，手工工匠的成分十分混雜，本地人的一統天下極其少見。佛羅倫薩的手工作坊早在14世紀就僱傭佛蘭德和布拉邦特的工人。415在16世紀，佛羅倫薩毛紡織業向廣大地區招收學徒工，這個地區甚至超出了我們曾經說過的托斯卡納的範圍。416經威尼斯市政會議同意，維羅納417獲得了生產黑天鵝絨的權利，1561年時共有25名師傅，但都不是威尼斯人（否則市政會議就不會同意）。其中14人來自熱那亞；3人來自曼圖亞；2人來自維羅納；2人來自布雷西亞；1人來自維琴察；1人來自弗拉拉。至於掌管生產的商人，他們只有四人。其中二人來自維羅納；二人來自熱那亞……這是了解工匠和商人生活演變的一扇小窗子。 布雷西亞的情景也是一樣：製造盔甲、刀劍和火槍的鐵器製造業，先是不斷發展，接著縮小，最終又隨著形勢的變化而逐漸恢復；鐵業工人先向鄰近的城市流失，然後又陸續返回。如此循環不已。到了16世紀末，在城市的新統領弗朗切斯科·莫利諾418的推動下，布雷西亞召回了同很多工人一起移居薩呂塞的一位手工作坊師傅。很多工人也紛紛從皮斯托亞和米蘭返回布雷西亞（其中31人從米蘭返回）。因此，作坊師傅的鋪子又回升到23個。後來，由於生鐵供應緊張和商人數量太少——也許還應該再增加一、二個商人——危機再度出現。 這是因為工業尾隨著商人和資本而來。1610年春，419托馬索·孔塔里尼前往英格蘭出任威尼斯專使。他在維羅納稍作停留後，又在前往特蘭托的途中經過羅韋雷托。他發現當地絲綢貿易十分活躍，紡織作坊很多，約有300多工人在織機旁生產絲綢（這些工人剛剛離開維羅納……），不由得感到驚奇。四年以後，1614年5月，威尼斯市政會議接受了420以下這個古怪的建議：凡發現城裡的重要行業，特別是絲織業的工人或師傅有外出企圖者，應主動向司法當局檢舉，匿名的檢舉人將可保釋一名被流放或被監禁的強盜以資獎勵。在同一個時期，出於同一種考慮，威尼斯人威脅要在人身和財產兩方面打擊那些離開城市到其他地方去幹活的糖廠工人和師傅。421 這些工匠的出走或外流服從經濟形勢的需要。工業彌補商業的不足，替代商業的地位，其影響所及或遠或近。例如在16世紀末，工匠從大城市出走到中、小城市是司空見慣的事。絲織業於15世紀和整個16世紀傳遍歐洲，足以使我們想到還有更長的行程。在17世紀的義大利，梅佐焦爾諾經歷了一次工業復興，絲織業發展迅猛。突然在17世紀30年代前後，422這場繁榮陷於中斷，而北方的小城市卻相繼崛起，在絲綢生產方面取代了南方城市。這同工匠的外流，顯然有著內在的聯繫。 普遍趨勢和地方性趨勢 我們不可能先驗地知道這些迅速發展中的工業是否遵循同樣的節奏。但是，如果想到有例外的存在（工業彌補商業的不足，替代商業的地位），上述工業活動就可能是按同一節奏演變的。實際上，我們無從了解這些工業的全貌。就紡織工業而言——與建築工業同等重要或其重要性僅次於建築工業——作出一個整體的回答還是可能的。我們確實知道西班牙和教皇國的明礬出口量，因而也就知道這種除垢劑的使用總量，而除垢劑對紡織物的染色，或至少對染色的準備是不可缺少的。這個「指示刻度」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的回答是明白無誤的：明礬使用量隨著經濟形勢起伏變化，於1590—1602年達到頂峰。423 我們顯然還要知道，所有的工業是否都服從總的節奏，這看來也是可能的。注重研究工業活動和商人需求之間的聯繫的歷史學家都反覆指出了這種可能性。商人是導演。424但我們應該承認：在或長或短的時期內，可能有例外的情況，既然工業也彌補商業的不足，替代商業的地位。「建築工業」似乎有時與普遍趨勢背道而馳。425關於某些局部的、地區的經濟形勢，我們開始掌握一些第一手材料。人們確實已經知道紡織工業生產的某些曲線。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曲線不論在什麼日期出現，都驚人地相似。任何一次工業發展都是直線上升，然後又垂直下降。翁斯科特426絲毛嗶嘰的生產曲線畫出一條火箭軌跡。萊頓的曲線顯而易見是一條雙曲拋物線。威尼斯的曲線（按照皮埃爾·薩爾代拉427和多梅尼科·塞拉428的見解）具有拋物線的典型形態。關於佛羅倫薩，我們掌握的數字不多，但也足以看到一條類似的曲線。429曼圖亞430是個小小的例子，同樣證實了這條規律。這條規律很可能適用於布雷西亞和卡莫尼卡山谷431的毛紡業。在塞哥維亞、科爾多瓦、托萊多432和昆卡，這條規律也很清楚。難道這真是一條普遍規律嗎？ 不管怎樣，這條規律即使對那些非常不重要的工業似乎也適用。例如，在亞得里亞海東海岸，威尼斯竭力排斥一切外來的競爭，無論是船隻、織機或商人的競爭。這些努力並不總是成功的。從威尼斯開出的「帆槳商船」和其他船舶，慣於在伊斯特拉的普拉港停靠，以便補充船員、划船的奴隸和食品。對先後上船的船員來說，普拉港是個貨源最充足的紡織品市場。關於用沿海各島生產的粗羊毛織成的這些粗毛料和灰毛料，我們前面已經談到過；433它們來自伊斯特拉和達爾馬提亞的內地。1512年前後，這些紡織品打進了「索托旺托」（Sottovento）、錫納加利亞（Sinagaglia）、雷卡納蒂和蘭恰諾的交易會，十分暢銷，以致普拉港再也見不到這些傳統商品。以上局面持續了10到15年，直到1525年左右，威尼斯市政會議才使一切恢復正常。在這期間，先有上升，然後便是下降。 人們可以猜到，奧斯曼帝國經歷了類似的演變過程。當地的工業往往是由外僑創辦的。這些外僑是被俘的基督徒，他們後來往往在君士坦丁堡等地當上了作坊師傅，434製造出珍貴的衣料；435此外還有猶太工匠，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和薩洛尼卡建立了呢絨工業。436關於薩洛尼卡，我們知道那裡的呢絨生產從1564年開始下降，為了剎住下降趨勢，猶太人社團的首領——猶太教教士——採取了多種措施（如禁止自由收購羊毛，必須穿本市縫製的衣服等）。以上情況可使我們確信，薩洛尼卡的呢絨生產在1514年達到頂點。坐落在太巴列湖畔的小城市薩法德（加利利的首府）的情況證實了這一點。由於猶太移民及其織機的湧入，437這個城市在1520年到1560—1580年間有過毛織業的迅速繁榮。1535年，一個旅行者是這樣記載的：「紡織業日益繁榮。據說薩法德在這一年總共生產了1.5萬捆粗呢絨，更厚的紡織品的生產沒有因此受到影響。某些織物的質量甚至可以和威尼斯相媲美。任何人，不論男女，只要所從事的職業與羊毛有關，生活就過得很好……我買了一些粗呢絨和其他紡織品，賣掉後獲利頗豐……」土耳其的稅收增長證實了這個小城市的興起：1525年6月，染匠納的稅款共300阿斯普爾；1535年上升到1000阿斯普爾；1555年6月，竟達2236阿斯普爾（只有4家染坊）……正是在1555年左右，薩法德的上升勢頭停止了，也就是說，薩法德的衰落和薩洛尼卡的危機可能大致上是同時發生的。1584年，猶太人離開薩法德，加快了城市的衰退（1587年，一座10年以前建立的印染廠關閉）。1602年，薩法德不再生產任何紡織品。 以上情形的出現應歸因於猶太人社會可能存在的貧困化，也衡量出奧斯曼帝國在16世紀中期以後的一般健康狀況。至於薩法德的衰落形成的環境、羊毛供應困難以及1580年英格蘭紡織品用船直接從英格蘭運到黎凡特地區，這些因素起了作用。此外，也必須考慮到義大利工業的飛躍發展，必須考慮到即將使奧斯曼帝國陷入通貨膨脹引起的連鎖動盪之中的貨幣和經濟危機。438 不管怎樣，這些工業曲線本身的頂峰也有其值得注意的地方。 1.必須指出，在1520—1540年期間，幾乎到處都出現了普遍的躍進； 2.曲線的「頂峰」位於1564年、1580年和1600年； 3.當然，工業不具有所向無敵的力量，這種力量將在18世紀初步顯示出來，並在19世紀最後確立。但工業已異常活躍。它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迅速的； 4.工業的下降同樣令人吃驚，而且這種下降的時間比最初的躍進更容易確定。威尼斯的情況就是這樣。那裡的毛紡工業似乎在1458年左右開始蓬勃興起；439到了1506年，440出現了明顯的蕭條；至少在威尼斯共和國是如此。從1520年起，又經歷長時間的回升441……在1600—1610年左右，飛躍發展的勢頭明顯減弱。442大概與此同時，即1604年左右，在信奉新教的尼德蘭，毛紡工業普遍躍進。443 因此，工業的躍進和衰退在不同地區遙相呼應，而地區之間的距離可能很長，也可能很短。工業，或更確切地說「前」工業，處於不斷的往復運動之中，需要連續不斷地重新發牌。發牌以後，遊戲重新開始。輸家可能重交好運。威尼斯的情況似乎證明了這一點。但是最後到達的賭徒往往運氣最好。16世紀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某些新興城市的勝利已經說明了這個規律。儘管尼德蘭一帶的紡織業歷史悠久，17世紀北方的勝利是一個年輕的競爭者的勝利。 工業遍地開花，444甚至在小城市中（任何歷史學家事先都不注意那裡有工業的存在），在那不勒斯這類人們整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城市中，工業也出現了。它們像成千個微弱的火星，445同時把遼闊的乾草地點燃。這些火星可能燃成燎原之火，也可能熄滅，然後在別處死灰復燃。只要有風力相助，就會蔓延到尚未著火的乾草。直到今天，例如在1966年，往往還出現這種情況。446 商品成交額 商業活動多種多樣，很難加以檢查和進行計算。農婦在市場出售水果，窮人在富人的酒窖門口喝杯葡萄酒（富人常做這種小生意），威尼斯帆槳商船或塞維利亞貿易署從事的大宗貿易，都屬於商業活動。商業的範圍很廣。此外，在16世紀，並非一切都已商品化了，情況遠不是這樣。市場經濟只占經濟生活的一部分。以物易物、自給自足的基本形式在市場經濟之外到處泛濫。如果人們接受商業完成生產這個公式447（就是說，商業在推動商品流通的同時，賦予商品額外的價值），那麼，這個剩餘價值，尤其是利潤，可以說是很難計算的。即使舉一個似乎眾所周知的例子也是這樣。在16世紀60年代，約有2萬公擔胡椒從印度和南洋群島運到歐洲。每輕公擔注32胡椒在卡利卡特的收購價為5克羅薩多；在里斯本的售價超過64克羅薩多，等於收購價的12倍多。顯然，這些貨物的買賣不是由一人經手的。運費、稅收和承擔的風險是巨大的和多種多樣的。因此，我們無法說出在出售胡椒所得到的約130萬克羅薩多這個總數中，究竟有多少可算作商業利潤。 此外，從商人的賬冊可以看到，或者從破產人申報的資產負債表可以看到，商品只是16世紀的「商人」從事的眾多業務之一。各種經營和投機活動混雜在一起：購買土地和房屋，經營工業、銀行業、海運保險、彩票448、城市的年金、農民的代役租、畜牧業，當鋪的質押放款，匯兌投機……真正的商品交易和虛假的金融交易互相摻雜。商人的生意做得越大，越是接近16世紀末的繁榮年代，金融活動的比重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新花樣也就不斷增加。人們越來越清楚地了解到，商品交易幾乎可以神奇般地在交易會上清賬。1550年，克洛德·德呂比在談到里昂交易會時說：「不必動用一蘇現金，有時在一個早晨就可支付100萬里佛的貨款。」44950年以後，掌管里亞托銀行匯兌日記賬的季奧旺·巴蒂斯塔·佩雷蒂在給威尼斯市政會議的一份報告中說，皮亞琴察的每次交易會成交額達300萬到400萬埃居，但現金交易通常不到四分之一。450 期票的簽署和轉讓451將在17世紀成倍增加，這些有用的但未必總是誠實的服務早在15世紀就已在熱那亞452出現。到了16世紀末，背書票據幾乎到處可見。453據我們所知，1589年1月，454在里昂有個典型的例子：兩名義大利商人同意借款給朗格勒主教和他的兩個兄弟。這筆錢是由「一個叫圭恰迪尼的商人」作為第三者以「期票轉讓」的方式支付的。 我們不妨作一次測算。測算結果肯定是錯的，但作這番嘗試將是有益的。 首先從卡斯蒂利亞的稅收文件來看。不用解釋，稅收資料顯然很不完備。然而，商業稅（alcabalas）隨經濟形勢而浮動，因而是不可忽視的「指示器」。根據不同的城市和地區，商業稅也顯示出行業、財產和收入的不同。巴利亞多利德4551576年的商業稅收額為2200萬馬拉維迪（營業稅原則上占銷售額的十分之一），大體上相當於2.2億馬拉維迪的營業額。按城市有居民4萬人計算，每個居民約分攤5500馬拉維迪，相當於15杜卡托多一點。然而，這不等於說每個居民都能從商業活動中得到這份利潤。這在原則上是每個居民經手的商品交易。讀者可以猜出，在這些往往對外封閉的交易中，有著盈虧抵消和其他虛假的成分。因此，2.2億這個數字可能還嫌太小。實際上，城市都按一定的承包額繳納稅款，完稅後總有盈餘。但是，16世紀80年代以後，城市不再根據契約納稅。商業稅改由國家統一徵收，城市不能再從中獲利456……無論如何，2.2億營業額和人均15杜卡托在1576年已是相當高的水平。1597年457塞維利亞的情形更好。這個城市比巴利亞多利德富得多，1576—1598年的通貨膨脹也起了作用。結果，塞維利亞人平均分攤的稅額為1.59萬馬拉維迪（共有10萬居民，商業稅為1.59億馬拉維迪），相當於巴利亞多利德1576年的數字的3倍。 我們暫且放下顯示卡斯蒂利亞財富的地理分布458的以上數字。這裡，重要的是估計總的營業額。1598年整個卡斯蒂利亞地區的商業稅總額（其中包括什一稅）高達10億馬拉維迪什一稅等於交給教堂的什一稅的三分之一，顯然應從我們的計算中抽出。但是，有了100億馬拉維迪這樣一個量級，我們就能估算國內貿易額。如果我們按人平均計算，每個居民相應就得1500馬拉維迪，即正好是4杜卡托。這一估算所得的結果低於巴利亞多利德（1576年）或者在塞維利亞（1598年）的水平，這不會令人吃驚，因為城市經濟總是高負荷的。 根據關稅來計算對外貿易是可能的，甚至也是可靠的。假定關稅和貿易額的比例為1∶10，照此計算對外貿易額，就可以得出36.3億馬拉維迪這個數字（進口）。儘管貿易處於入超地位，設想其出口額為36.3億，並不顯得過分。加上進口貴金屬的價值7億馬拉維迪。我們不作過細的解釋，把國內貿易額100億和對外貿易額79.6億加在一起，大約等於180億，即每人9杜卡托（卡斯蒂利亞共有居民500萬）。人們可能已經發現對外貿易（進口）和國內貿易之間的比例大致是1∶3。 其次從1551—1556年法國的情形來看。關於法國，我們只知道一個可靠的數字：進口總額為3600萬圖爾里佛。459根據計算，其中1400萬到1500萬用於進口奢侈品和一些無用的「紡織品」。這3600萬圖爾里佛等於1570萬埃居（一埃居等於2圖爾里佛6蘇）。我們把這個數字增加一倍就得到進出口的總額，即3140萬。我們把這個數字乘以3就得到國內貿易的總額，即4710萬埃居。於是總數就達到7850萬埃居。假設法國有1600萬居民（眾所周知，這是所有歷史學家都接受的數字，但沒有證據），那麼每人的分配額為5埃居左右。5埃居等於5.6西班牙杜卡托。顯然，這個適用於1551—1556年的數字低於16世紀末的西班牙的數字。但是，卡斯蒂利亞當時比法國富有。此外，西班牙1598年的數字由於通貨膨脹的出現而偏大，而且我們對法國人口1600萬這個除數沒有把握。以上不可靠的情況加在一起，並不能妨礙我們看到，這兩個「指示數據」可作一番比較。 兩個「指示數據」中小的一個數據能否適用於整個地中海的範圍？既能，也不能。我們就以法國為5埃居這個整數進行計算吧！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當然沒有把握）說，6000萬地中海人的商品交易額約在3億杜卡托左右。 這個數字肯定很不可靠。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會接受這個數字。然而，我可以說：1.商品交易額大大高於商人所得的利潤額，商業利潤當時可能占貿易額的10%、20%或30%；2.假定這個數字是準確的，那麼，投入商業活動的產品只占產量的三分之一還不到；3.在這無疑是不完全的但能說明問題的背景下，應該對遠程貿易重新進行考察。作為商業資本主義的心臟，遠程貿易這個問題當然有待我們作一番分析說明。 遠程貿易的局限性和重要性 遠程貿易就是在一地低價購貨和在另一地高價售貨，從而溝通不同地區之間的聯繫。下面舉幾個大家熟悉的例子：在英國的科茨沃爾德地區購買或者定做粗呢絨，然後到阿勒頗或波斯出售；在波希米亞購買麻布到巴西出售；在卡利卡特購買胡椒到里斯本、威尼斯或呂貝克出售。這麼遠的路程意味著經濟水平的巨大差異。尤其在16世紀初期的里斯本，商業利潤猶如暖房中的花草蒸蒸日上。B.波爾切內夫460在談到17世紀波羅的海的貿易時正確地指出：重要的不在於貿易額，而在於利潤率。極其靈活的資本主義（當時是最現代、最靈活的力量）總是奔向這些高額利潤和這些利潤的迅速「積累」。顯然，時間一長，價格差異就趨向消失，在經濟繁榮的年代尤其如此。遠程貿易因此不得不改變選擇。其興旺程度在不同時期也各不相同：16世紀上半世紀461非常興盛；16世紀後半世紀利潤不斷積累；17世紀出現明顯的復興。商品交易的相對停滯無疑使很多商人於16世紀下半葉轉而向政府貸款和從事匯兌業務，即朝金融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請別誤解，我們這裡並不是說貿易額急劇下降，貿易額實際上有所增加。只是大商人的商業利潤才一落千丈。 歷史學家雅克·希爾斯462反對把香料貿易和藥材貿易的重要性過分誇大，它們在16世紀大大壓倒其他商品。他說：「繼有關明礬貿易的歷史463之後，有關葡萄酒、穀物、鹽、棉花乃至糖和絲綢的貿易將可寫成；那時候，另一部地中海的經濟史將會出現。在這部歷史中，胡椒和藥材，特別從14世紀起，只占一個很小的位置……」一切都取決於觀察問題的角度。如果從經濟地理來看，雅克·希爾斯的見解是正確的；如果問題是要考察資本主義的最初階段，要從利潤方面進行研究，那他就錯了。我們應該還記得B.波爾切內夫的看法。在這方面，唯一重要的是利潤率，取得利潤的難易程度和資本的積累。穀物的貿易額無疑比胡椒大得多。然而，西蒙·魯伊斯卻不樂意購買穀物，因為這對商人來說會失算的。穀物不像胡椒或者胭脂蟲那樣是「俏貨」，從事這種貿易，沒有充分的成功把握。更何況，承運人的要價很高，城市和國家懷有戒備心理，都給穀物貿易帶來障礙。除了1521年464和1583465年交易所的大筆交易和1590—1591年的大量購糧外，特大資本家不經常經營糧食貿易466（至少16世紀下半葉是這樣），對監督過嚴的食鹽貿易，也同樣如此…… 大商業善於見風使舵。自從菲利普·魯伊斯·馬丁467揭示了大商人的經商訣竅以後，處在熱那亞支配下的卡斯蒂利亞經濟的發展清楚地顯示了以上的事實。當熱那亞人不能隨意從西班牙輸出美洲白銀時，他們就購買明礬、羊毛、食油，甚至安達盧西亞的葡萄酒，以便用這些商品在尼德蘭或義大利換取他們需要的現金。威尼斯毛織業的最後一次高漲似乎與其中的一項活動有關。468我敢肯定：在那不勒斯王國，也有一個由資本家從上面操縱的大商業系統，專門從阿普利亞收購藏紅花、絲綢、食油甚至穀物。米蘭、佛羅倫薩、熱那亞、威尼斯（尤其是貝加莫）的大批商人在那不勒斯王國的各個城市定居。這些小人物往往盛氣凌人，擁有食油和穀物的大量存貨。他們只是利用在當地長期享有的免稅和其他優惠，只是為他們的老闆或委託商謀取利益。他們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例如馬賽人在阿勒頗或亞歷山大469收購大量鑄幣只是執行里昂商人的指令，後者按照市場變化，在幕後進行操縱。同樣，西班牙商人也為外國的大批發商服務。470 由此可見，大資本家在經商時十分挑剔，或者可以說，商業資本主義的監督和控制系統只是在肯定能獲得巨額利潤時才運轉起來。我們可以猜到，有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商業資本家根據商品價格的起伏變化和經商的安全程度，採取各種各樣的「對策」，進行單純的商品交易往往比進行匯兌交易賺錢更多，但冒的風險也更大。情報收集人喬瓦尼·多梅尼科·佩里指出，「用1000埃居進行商品交易比把1萬埃居用於匯兌交易賺錢的機會更多」。471但是，我們知道在匯兌交易中，商人用別人的錢投資多於用自己的錢，巨額資金的調撥掌握在少數幾個人手裡。同時，在16世紀末，地中海運輸500萬金幣的穀物所獲的利潤可能比運輸100萬金幣的亞洲胡椒到歐洲帶來的利潤更高。但是，前一種貿易有成千上萬個商人參加，而後一種貿易則被幾家大公司所操縱。因此，資本積累對大公司有利。1627年排斥熱那亞銀行家的葡萄牙「馬拉諾」（為逃避迫害而改信天主教，但私下仍奉行猶太教儀式的猶太人）本來還是胡椒和香料商人。 同樣，勢力強大的熱那亞銀行家和金融家在他們的鼎盛時代，也只占西班牙經濟生活的一部分，而且還不是一個很大的部分。但是，他們人數不多，因而所獲的利潤相對說來顯得很高，當時的人對此十分重視。1598年6月，熱那亞的「金融家」想延長坎波城交易會的期限，以便讓借到的錢在他們手裡保留更長的時間。但是，布爾戈斯的商人——過去效忠他們，後來又變成他們的頑強的競爭對手——卻加以拒絕。布爾戈斯商人解釋說，在交易會的成交額中，向國王發放契約貸款的商人所占的比重低於一般商人，而且低得簡直不能相比。這些申訴人還說：「實際上，我們可對國王陛下保證，與法令無關的商人在交易會應付的款項比與法令有關的商人要多得多。」472這裡所說的法令是1596年11月29日公布的法令。這段證詞講得很清楚，但沒有轉移我們關心的問題。商業集中顯然在某些部門業已開始，這是個基本的事實。 資本主義的集中 企業的集中在16世紀是經常發生的事。但是，這種集中隨著經濟形勢的演變突然減速或加速。在16世紀上半葉，各種經濟活動飛速發展，富格家族、韋爾塞家族、霍希斯泰特爾家族和阿法伊塔蒂家族等大企業隨之興旺發達。473在16世紀中期的衰退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企業的數量增多，而規模較小。商業投機的範圍和可能性都擴大了。威爾弗里德·布拉雷茲474在他有關佛蘭德地區的專著中著重指出，為使小企業能面向廣闊的世界，運輸業必須獨立經營，委託代理必須普及，經紀人的作用必須步入正軌和不斷擴展，信貸必須變得更加簡單易行，也必然更加冒險。1550年後出現的一系列破產都標誌著經濟形勢的波動。 在地中海，我們對資本主義的這些上層領域還看得不夠清楚，熱那亞的檔案資料沒有提供這方面的材料，這使我們無法作出圓滿的解釋。值得看到的是，商業、金融和銀行的上層部門怎樣依靠由中小商人和許多普通顧客組成的下層階層。無論在那不勒斯還是在其他地方，假如沒有在經濟活動中如野草般孳生蔓延的小買賣，銀行就無法生存。假如沒有小客戶的貨物隨船搭載，開往新大陸的船隊會遇到重重困難。同樣，假如沒有西班牙和義大利的存款為「契約借貸」提供資金，菲利普二世的大規模的金融活動就絕不會取得成功。 地中海地區從上到下的商業活動照例都以家族為單位，家族間的短期合夥很少能展期續約。合了又分，分了又合，這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有效的。向西班牙國王放貸的熱那亞商人事實上組成穩固的集團，雖然在1597年的普遍和解前，沒有任何法律形式把他們正式結合在一起。他們三三兩兩地合作放貸，往往共擔風險和分享利益。他們人數不多，結成了休戚與共的、緊密的階級聯繫。人們常說他們「同氣相求」，這就足以證明，他們構成了一個集團。對於某些活動的開展，聯合併非勢在必行，但相互的諒解同樣有用。埃爾曼·克倫本茨對家系進行仔細研究，鮮明地揭示了在從阿姆斯特丹到里斯本、威尼斯和葡屬印度的範圍內，婚姻和親屬關係、友誼和夥伴關係所起的作用。在16世紀和17世紀之間的交接時期這些關係成了世界財富地理大變動的原因或結果。475 以上習慣和處事方式也許說明了地中海不像北方那樣感到有必要建立大公司，建立前途無可限量的股份公司。 地中海船隻的總噸位476 為測定地中海船隻的總噸位，我們只掌握一些價值不大的估計數字。16世紀80年代前後，英格蘭、法國、起義的尼德蘭諸省和西班牙等每個國家都擁有船舶20萬噸，其中尼德蘭477肯定多一些（1570年估計有22.5萬噸），其他三國肯定少一些；西班牙有17.5萬噸左右（1588年的估計數）478；法國和英格蘭大大低於這個數字，但無法說出具體低多少。如果人們同意聖-古阿爾479的估計，認為法國船舶總數為4000艘（他說是4000—5000艘），並且接受每艘為40至50噸的說法，那麼得出的結果是：總噸位最低不少於16萬噸。如果接受1588年480英格蘭船隊的船舶為2000艘的說法，那麼最大的數字是10萬噸。不錯，1629年，481由於英格蘭的航海事業飛躍發展，按照同樣的計算方法，應該接受20萬噸這個數字。因此，大西洋約有船舶60萬至70萬噸，其中不包括北方其他國家的船隊，也不包括法國和西班牙在地中海海港的船舶。這並不重要。有關大西洋船舶的數字幾乎不在我們研討的問題的範圍之內。 我們現在試圖計算16世紀最後30年地中海船舶的總噸位。首先，我們至多可把地中海船舶總噸位算作是西班牙船隊的三分之一，即6萬噸。威尼斯1605年的數字482相當可靠，擁有大船19000噸，大小船舶總共3萬至4萬噸。我們且把拉古薩、熱那亞、馬賽、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船隻噸位分別算為4萬噸，把土耳其帝國的船隻噸位算為以上數字的2倍，由此得出的20萬噸這個數字，再加上西班牙的6萬噸，就是地中海船舶的總噸位，略低於35萬噸。歸結起來，地中海有30萬—35萬噸；大西洋有60萬—70萬噸；二者相差並不太大，大約是1與2之比。一邊是浩瀚的地中海，另一邊是大西洋和世界七大海洋。注33然而，地中海的航行比遠洋航線的航行必然更加頻繁。一艘拉古薩的船舶可以輕易地每年在地中海上航行2到3次。 1570—1580年以後，許多北方船舶（也許有100艘，每艘100—200噸，總計為1萬—2萬噸）紛紛湧入地中海。是否應當把這些船舶算在地中海的賬上？北方船舶加在一起，其總噸位約等於地中海船舶總噸數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五分之一。這是個微不足道的數字。我們也沒有把柏柏爾海盜的100艘圓形船計算在內。這些船舶在17世紀初也許可達1萬噸。 儘管我們算出的30萬—35萬噸這個數字並不可靠，我們的計算卻證實：1.地中海首先屬於地中海的船舶和船員；2.北方船舶偶爾進入地中海，他們在地中海的出現並不改變地中海的結構。我們的統計已把這種結構的厚實程度顯示出來；3.此外，北方船至少有一半是為城市和地中海經濟服務的。它們在地中海上轉來轉去，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接受貨運業務，難得有一、二次通過直布羅陀海峽駛往大西洋，然後再從原路返回。我們不要誇大或者縮小這些船舶的作用。實際上，它們為富有的城市服務。這些城市過分富有，以致不願一切靠自己動手。 一個歷史學家確有把握地提供了有關拉古薩船隊的可靠數據：噸位：4831570年，5.5萬噸；1600年，3.2萬噸。船員：3000—4000人。貨運價值：1540年，20萬杜卡托；1570年，70萬杜卡托；1600年，65萬杜卡托。年收入：18萬—27萬杜卡托。以上數字都以翔實可靠的資料為依據。但這些數字可以推廣到整個地中海嗎？如果可以，地中海的貨運總值大致為600萬杜卡托；收入大致為200萬杜卡托；船員人數大致是3萬。如果像拉古薩的情況那樣，船員至少可得船租的一半，剩餘部分按「股」由船主分成，那麼，船員的平均年收入大約為30杜卡托，收入水平較低。但是這些工資削減船主的利潤。船主需要保養和維修船舶：有時缺少一個舵、一根桅杆，往往很難找到，有時需要裝貨桶或者救生小船。此外，船主還要供應全船員工的飲食。船身保險費和出航保險費往往占資本的5%或者更多一些。如果水手和高級船員占的份額增加，如果船隻的造價或售價以噸位為單位也跟著提高（在里斯本484就是這樣，在威尼斯485也是這樣），商業「資本家」就很可能放棄這種盈利很少的活動。收入為200萬到300萬杜卡托，這個數字相當可觀，但在1萬艘船中平分，每艘船的收入就很少了。如果我們計算無誤的話，在威尼斯，船隻的年收入僅18萬到20萬杜卡托，只夠吃一頓飽飯而已。 所有這些計算都沒有把握，因為我們只知道很少幾艘船的賬目，有限的幾頁紙，威尼斯國家檔案館486的一個小本以及關於威尼斯的「聖瑪麗亞燈塔」號487大帆船的一份清單（時間較晚，1638年）。這些文獻資料雖然依舊存在，但要找到它們，還得有點運氣。最後，我們的計算主要涉及大宗海運，而不是沿海的零星運銷。僅僅這一點就會造成重大誤差。然而，事實已經證明，16世紀末的海上聯繫是一項留給窮人或者赤貧從事的工作（幾個富有船主除外）。只要大帆船在那不勒斯整裝待發，隨時都可派人到阿普利亞各港口招募船員，而且總能找到。488船員在一艘船上至少勤奮工作了20年以後，結束其海上生涯，他們的位置往往被更可憐、更窮的人所代替。 陸上運輸 根據西班牙的情形，我們已經指出，489陸路貨運量和海路貨運量的比例差不多是1∶3。如果海運總值為300萬杜卡托，那麼，在整個地中海地區，單是陸運總值就為100萬杜卡托。我從來不相信這個比例具有普遍的意義。但是，即使我們假定海陸運輸的總量相等，貨運總值600萬杜卡托這個數字仍然顯得太小，而且幾乎荒唐可笑。我們已經看到，地中海的許多特徵之一正是陸路眾多，交通繁忙，因而必須把地中海的陸路貨運納入數量不大的貨運總值之中。 我們的計算必定存在誤差。但是，運輸者生活貧苦，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其中一方面有海員，另一方面有農民。農民除耕種土地、飼養牲畜和經營手工業外，也跑運輸。我們有16世紀末關於萊昂王國490的阿斯托爾加附近的馬拉加特里亞趕騾人的詳細資料。 這些「馬拉加托人」窮極潦倒，即使到18世紀和19世紀，當他們發財致富後，仍然保留著以往的貧困面貌。菲利普二世統治末期，他們在坎塔布連港口裝載魚貨，尤其是沙丁魚，運往卡斯蒂利亞，然後從那裡帶回小麥和葡萄酒。他們從事的工作相當於今天的卡車司機。在16世紀，他們向卡斯蒂利亞的各個城市供應鮮魚，已經起著惹人注目的作用。491當人們對1561年和1597年的詳細調查統計材料進行研究，並發現長途運輸者把牧業、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同運輸業結合起來時，整個問題就清楚了。那些只限於從事運輸業的人是窮人，例如年輕的胡安·尼埃托就是這樣，「他主要出賣勞力，而並非投資謀利」；從事倒賣活動的二道魚販生活相當富裕。 那些一直處於貧困邊緣的運輸者，不僅是運輸者，也是農民，也是手工業者。在16世紀以後很久，在整個地中海地區，在整個歐洲，依然是這種情況。17世紀，從佩凱鹽田向瑞士各州進發的鹽船沿羅訥河逆流而上，在塞塞爾附近停泊。車輛然後把鹽一直運到日內瓦。但這些運輸要根據播種和收穫的情況而定，因為只有在農閒時，農民才有車輛進行運輸。492因此，當時的運輸業很難脫離開農民的生活節奏，甚至還往往很難脫離開小城市的生活節奏。小城市從運輸中得益匪淺。菲利普二世統治初期的卡塔赫納主要就是作為一個大車運輸城市出現的。493 總之，海陸運輸門類繁多，費用低廉，水手和騾夫從交換中得到的好處積少成多，因而樂此不疲，每個人順便都為自己販賣貨物。原來與往往還很原始的經濟相聯繫的運輸者開始接觸到了貨幣經濟。當他們回鄉經商時，他們的中間人身份肯定使他們處於有利地位。然而，總的說來，16世紀的運輸價格仍然是便宜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顯得越來越便宜，運輸者的報酬跟不上價格的上漲。494毫無疑問，貿易因此受到推動促進。 國家是16世紀最大的企業家 在16世紀，國家越來越掌握著國民收入的集中和再分配；國家通過稅收、出售官職、公債、沒收等手段，控制著「國民生產總值」的很大一部分。既然預算大體上根據經濟形勢和物價起伏而浮動，國家在許多方面有效地起著控制作用。495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蒸蒸日上，而不像約瑟夫·熊彼得496設想的那樣，只是偶然起作用的因素，或者只是不合時宜的力量。不管國家自己是否願意，它是16世紀最大的企業家。大量耗費人力財力的現代戰爭取決於國家。同樣，大規模的經濟活動也取決於國家。例如，以塞維利亞為基地的「西印度之路」，里斯本和東印度之間的聯繫，都由「印度商行」，即由葡萄牙國王承擔的。 「西印度之路」與威尼斯商船制度大同小異，這證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並不是初次嘗試。國家資本主義在地中海地區依然相當活躍。威尼斯的兵工廠497以及加拉塔的兵工廠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廠。當時基督教國家和伊斯蘭國家的所有的造幣廠498也都隸屬於國家。在基督教國家，造幣廠的生產常常由官員直接管理。在土耳其帝國和阿爾及爾攝政管轄區，造幣廠交私人承包經營，但置於國家的嚴格監督之下。到16世紀末終告末日來臨的公立銀行也隸屬於國家。這個問題我們以後還要談到。然而，這裡所說的是城市國家，或者說，為城市國家開闢道路的、以城市為主的國家。領土國家還要等相當長的時間。領土國家的第一家銀行事實上應算1694年的英格蘭銀行。4991583年菲利普二世沒有接受佛蘭德人彼得·旺·奧德格爾斯特的意見。500後者勸他創立國家銀行，但白費力氣。 雖然沒有國家銀行，但「公營」企業還是很多的。正如一個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教皇政府在托爾法和阿盧米埃爾開設大型明礬採礦工場，幾乎是真正的「工業聯合企業」。501土耳其政府推行經濟統制比其他國家更積極，曾興建了許多工程。蘇萊曼尼埃清真寺502的迅速建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關於這項大型工程，我們有一篇最新的很好的研究文章。如果把西方的國家資本主義擴大到公私合辦的建設項目，例如建造埃斯科里亞爾大寺院（其建築技術聞名遐邇），可以列舉的成就為數更多。503通過所有這些活動，國家把收進國庫的貨幣重新投入流通領域。迫於戰爭的需要，國家有時收入不敷支出。戰爭、建設和興辦企業對經濟的刺激要比人們想像的更大。當金錢堆積在國庫時，堆積在西克斯圖斯五世在聖昂熱城堡504的金庫、威尼斯造幣廠的金庫或者蘇利在巴黎的製造局金庫時，災難就來臨了。 作了這些說明後，如果要計算國家的財富，困難就不會太大了。關於國家的預算，我們了解的情況已經很多，而且還可以毫不費力地了解得更多。將近16世紀末，根據已知的國家預算，我們可記下以下數字：卡斯蒂利亞900萬金幣；505亨利四世的法國500萬；506威尼斯及其領地390萬；507土耳其帝國600萬，508即2400萬預算開支，由3000萬居民分擔。如果我們把後一個數字乘以2，得出地中海約有6000萬居民的基準數，預算金額也就勢必達到4800萬金幣的水平。照這種算法，每人每年向君主提供不到1杜卡托（另加1杜卡托，付給領主）。 這個數字同前面粗略估算得出的巨大數字相比，肯定顯得很低。國家這個龐然大物要求自己單獨占整個歷史舞台。預算數字居然如此之小！然而，這些數字可能是我們所有的計算中最準確的。應該指出，所有的國家，包括土耳其帝國在內，都已經擺脫了非貨幣經濟的束縛。國家每年從貨幣流通中「抽血」，而貨幣流通比商品流通速度更快。與此同時，我們迄今所作的估計卻是把很大程度上脫離開市場經濟的經濟活動折合成貨幣計算。國家具有現代經濟的靈活性。剛剛誕生的現代國家百廢待興，尚不足以勝任其任務。無論打仗、收稅、管理大事、進行審判，國家還不得不依靠工商業者和力求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資產者。這本身正是國家欣欣向榮的標誌。卡斯蒂利亞是一個極好的例子，那裡的商人、大領主和律師，每個人都向國家投靠，追名逐利，互相競爭。這幾乎也是一場勞動競賽。財政會議和財政總署中職位最低的書記員向國王和當局效忠的報告和信件，以及旨在謀求私利的各種請求或檢舉揭發，都是我們可以見到的證據。 至於國家崛起是不是件好事，這個問題至今仍在討論之中。不管怎樣，正如大商人靈活的資本主義一樣，國家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財產的空前集中對君主有利。4000萬到5000萬金幣（這個數字不是假設的而是真實的）畢竟是個重要的經濟槓桿。 貴金屬和貨幣經濟 經典的解釋如果反覆使用，也就失去了說服力。這在科學界是如此，在歷史學界也是如此。我們不再像弗朗索瓦·西米昂那樣，把16世紀看成是貴金屬市場和物價動盪不定的時代。509弗蘭克·斯波納和我510曾試圖計算美洲大陸發現前歐洲和地中海地區的貨幣流通總量。通過簡單的但不甚可靠的方程式計算，我們得出的數字大約是黃金5000噸，白銀6萬噸。按照厄爾·漢密爾頓511的計算，在1500年到1650年這一個半世紀裡，從美洲運到的白銀約1.6萬噸，黃金180噸。假定這些數字大體正確（當然沒有把握），有些問題便得到了證實，另一些問題又需重新考慮。 1.我們對1500年以前的形勢，從而也對15世紀，作出應有的評價，這在歷史學家中得到許多人的贊同。512我們把貨幣經濟在西方的巨大進展歸功於15世紀。1500年以前，向君主繳納的全部稅款，以及向領主和教會繳納的部分賦稅已採用貨幣的形式。 2.在弗朗索瓦·西米昂看來，美洲的礦產決定著一切。從1500年到1520年，貨幣儲備可能翻了一番；從1520年到1550年，可能又翻了一番；從1550年到1600年，可能再增加了一倍多。弗朗索瓦寫道：「在整個16世紀，貨幣量約等於原來的50多倍。相反，在17世紀、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貨幣儲備每百年僅勉強增加一倍。」513這種論述令人難以接受。16世紀的發展十分迅猛，但在歷史上並非絕無僅有。人口的增長、貨幣的貶值、經濟生活的突飛猛進，肯定還有現金和支付手段流通的加速，全都說明為什麼會發生16世紀的價格上漲、價格革命或者說「虛假革命」。514後面我們還要重新闡明這個問題。 3.總之，不論信用膨脹如何之大，地中海在16世紀沒有足夠的現金和證券支付每年的交易平衡和600萬的工資。支付手段不只是個經常存在的問題。在1603年的威尼斯，雖然城市的財政相當寬裕，卻也發生了無錢支付工人工資的事。515對於鎖閉的落後的經濟，這種情況就更不用說了。由於支付手段不足，普遍存在實物交換。如果沒有實物交換，經濟活動也就一事無成。何況，實物交換也有一定的靈活性，常常為市場經濟掃清道路。但是，只有現金付款才能搞活市場經濟和加速經濟的發展。在波羅的海沿岸，漢薩同盟和西方商人的少量投資，促進了當地還處於初級階段的經濟。當然，隨著16世紀的結束，匯票逐漸增多，可能彌補了17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美洲貴金屬到達減緩（如果有這種減緩的話）516帶來的後果。1604年，517一個威尼斯人談到，皮亞琴察交易會每年的成交額達到1200萬到1600萬埃居。多梅尼科·佩里提到，快到1630年時518的貿易額為3000萬埃居。但是，這些數字都並不可靠，而且這些交易只是活躍了經濟生活上層的流通。 4.貨幣經濟無疑有所發展。在土耳其帝國，由於接二連三的貨幣貶值，貨幣經濟出現了革命般的飛速發展。歷史學家天天都在發現有關這些情況的證據。所有的價格都在上漲。原有的社會聯繫全被切斷。西方的悲劇在土耳其帝國自動延續。同樣的原因產生同樣的結果。519 5.但由此得出的是以下重要的而又並不令人驚奇的結論：貨幣的流通（我指的是所有的貨幣，甚至包括價值最低的貨幣）只貫穿於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在重力的作用下，河水總向低處流動。貨幣卻向經濟生活的高層流動。因此，貨幣流通造成一系列地區差異：高「電壓」的城市同沒有或幾乎沒有貨幣的農村之間的差異；現代地區和古老地區之間的差異；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已經存在這兩類國家：發達國家不斷前進；不發達國家也在進步中，例如土耳其，當時沒有趕上領先的國家）的差異；各個活動領域之間（只有運輸業、工業、特別是商業和國家稅收部門與貨幣流通有關）的差異；少數富人（可能占5%）和廣大窮人和貧苦人之間的差異。少數和壓倒多數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我想，社會革命的嘗試之所以失敗，甚至還沒有提出明確的要求，這是因為大多數人極度的相對的貧困化的緣故。 赤貧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我們以馬拉加520為例（當地情況還比較好），據估計，該城市1559年共有3096戶（自由民）居民，按每戶4口人計算，居民人數稍多於1.2萬人；在教區神甫的協助下，這一估計事後得到了證實。居民按收入分為三個等級：小康之家、小老百姓和赤貧。在赤貧中，有700多名寡婦（被看作半戶）和300名勞動者（被看作整戶），這就是說，共約有2600個赤貧，約占城市人口的20%。小康之家（並不意味著是富人）可能有300戶，因此有1200人。小老百姓占大多數，約70%，就是8500人。這些比例是準確的，很有代表性的。20%的赤貧，這是一個近似的比例，可能出入很大。但無論在地中海或在地中海以外的地區，521似乎都是真實的。此外，觀察家們還指出，在最富有城市的中心，存在著可怕的貧困景象。例如在熱那亞，每年冬季來臨，窮人的生活更加悲慘，522拉古薩是個十分繁榮的城市，但社會的兩極分化極其嚴重。據一份見證材料說：1595年曾發生「很多悲慘的事」。523當然，沒有任何事實足以表明，對馬拉加進行的調查也適用於那些規模比它大或條件比它差的城市，尤其不能說明這個計算尺度也適用於農民，農民的收入按現金計算雖然微薄，他們的景遇也比城市更加艱苦，但農民的生活比較平穩。如果接受以上的百分比，那麼在地中海地區，赤貧的人數可能達到1200萬到1400萬。這個巨大的數字是不應排除的。524 實際上，古今以來從未有過充分就業的經濟。在勞動力市場上，總有一大批失業工人。至少從12世紀以來，這些流浪漢和半流浪漢是歐洲和地中海地區生活的常數和結構之一。525至於農民的生活水平，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因此，我們下面就利用幾個抽樣調查的材料。這些材料顯然不具有普遍意義。 1555年5月8日，布雷西亞的一個村莊被一場大火燒毀。526蒂佐村位於阿爾卑斯山區，屬於科利奧·德·瓦爾諾皮亞鎮，方圓約半英里。村內260幢房屋被大火燒光。調查者只找到剩下的斷牆殘壁。最後一個細節是：該村每年向威尼斯市政會議納稅200杜卡托。在這260幢房屋中，僅僅274戶人家就有居民2000人（如果數字確實無誤，正如種種跡象所表明的那樣，完全可以推算出每戶7人來）。房屋的價格不計在內，損失估計達6萬杜卡托，即每人30杜卡托。同年7月，一場大火燒毀了位於特雷維平原地區的兩所農民房屋。其中一所估計損失250杜卡托；另一所估計損失150杜卡托。第一家的家具、乾草和穀物價值200杜卡托；第二家的乾草和糧食價值約90杜卡托，家具不算在內（家具被搶救出來了嗎？）。兩戶災民在他們的救濟申請中自稱是貧民，還說自己是窮光蛋。這種用語在救濟申請中出現是十分自然的，但與上面的謹慎估計並不矛盾。因此，我們假設以上具體數字具有計量的價值。讓我們回過頭再看蒂佐這個小村，就火災造成的損失作一補充：假定每戶的收成同上述兩戶災民中收成較低的一戶相同，即每戶約100杜卡托，蒂佐村的全年總收入將為2.74萬杜卡托，相當於每人13.7杜卡托。這一系列計算使我們可以接近「窮人」的界限，或不如說赤貧的界限。然而，人們永遠也不可能測定準確的界限。 我發現了那不勒斯審計院的文獻，但已為時過晚，未能充分利用其豐富的資料。然而，這些稅務文書，從許多途徑為我們了解當時貧民的生活打開了大門。亞得里亞海沿岸的佩斯卡拉527是個貧困的小城市，有200到250戶人家，1000名居民都是外鄉人，如羅馬涅人、費拉拉人、科莫人、曼圖亞人、米蘭人和斯拉夫人。在這1000名左右的移民中，「共50戶（200人）擁有房屋和葡萄園，經營某項產業。其他家庭除了窩棚、小板房或者好一些，還有草堆外，幾乎一無所有。他們得過且過，或者在鹽田幹活，或者刨地……」這篇文章補充說，要是幸運的農民能買牛耕地，該有多好！這就證明他們本來沒有牛。人們認為農民過著極端貧困的生活。然而這個城市有自己的港口和商店，甚至3月份還有聖母領報節的交易會。 審計院還提供了在遺產繼承時出現的領主年金買賣的具體細節。一般說來，每個居民以各種形式繳付給領主的年金為1杜卡托，而領主的年金是「按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比例」出售的，也就是說，1杜卡托的收益要賣10或20杜卡托。至於每人繳付1杜卡托的這條規律，我的推算也許草率倉促，但仍有其價值。另一條規律是，每個農民的年收入為10杜卡托上下。然而，請看一個特殊情況：奧特朗托地區的蘇佩蒂諾村5281594年5月有395戶人家，因此是一個大村子，而且幾乎是個小城鎮。這個村子的居民比佩斯卡拉城還要多。村子的主要財富是油橄欖樹。在這個村子裡，每人繳付1杜卡托領主年金的規律不太適用。這個村子裡一方面的確約有1600名居民；另一方面領主只收到900杜卡托。但在這裡，我們卻能根據領主的實物什一稅的清單，算出產量和現金收入（3000桶葡萄酒，1.1萬托馬拉小麥，4000托馬拉大麥，1000托馬拉燕麥，1250托馬拉蠶豆，50托馬拉鷹嘴豆和濱豆，550捆亞麻，1250斯塔雅油——總計價8400杜卡托）。如果我們列出的收入的單子是完全的，如果什一稅正是收入的十分之一，那麼居民的人均收入大約是5杜卡托多一點。 可是，根據1576年和1578年的調查的「地方風貌」，529卡斯蒂利亞的各個村子的收入要更高些，根據抽樣計算出來的家庭生活水平530達到每戶15522馬拉維迪，相當於44杜卡托。如按每戶4口人計算，人均收入是11杜卡托。 可以肯定，還可以有其他一些算法。對各個手工業行會的內容豐富的檔案資料還探測挖掘得很不夠。稅收賬目肯定可以使我們更全面地計算出威尼斯所屬各島，例如科孚島、克里特島和賽普勒斯島的「國民產值」。存放在巴勒莫和錫曼卡斯的有關西西里島的文獻資料堪稱罕見。我以為，把威尼斯國家和托斯卡納國家的毛產值計算出來雖有困難，但完全可以做到。 我一度認為，如果算出奴隸的價格、士兵或苦工的薪餉，或者僕人的工錢，以此作為最低水準，這些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但是，我不能肯定這些數據是否真正反映最起碼的水準。16世紀上半世紀，無論是在西西里，還是在那不勒斯，一個奴隸平均售價為30杜卡托。531然而，1550年以後，價格增加了一倍。532人們難以從中得出任何結論。因為奴隸市場仍然很狹窄。市場上一旦奴隸過多，價格就會隨之暴跌。1587年6月，彼得羅·托萊多（著名的那不勒斯總督的兒子）率領帆槳戰船搶劫歸來後，以每人30杜卡托533的售價出賣了抓來的奴隸。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常常可能幾乎不花分文就得到奴隸的勞動力。16世紀末，12年來一直帶著鎖鏈划槳的苦役犯得到了解放。但我們又知道，凱法利尼亞監督官仍隨意指派這些奴隸上船划槳，讓他們從一艘帆槳戰船轉到另一艘帆槳戰船。534俘虜的贖買同樣令人失望。535根據我們掌握的材料，贖買只涉及富人和特權階級。贖金的數目不取決於人的市價，而要看主人對俘虜的財產作何估計。至於那些在船上吃住和領取報酬的志願划槳手，海軍指揮官吉龍536的一句話足以說明問題。服刑期滿仍被留在船上的苦役犯也是所謂「志願划槳手」（或不完全自願的）。他還說，每月發給他們1杜卡托，但在義大利，卻發給他們2杜卡托。他接著解釋說，出這樣高的價，在西班牙很容易找到志願划槳手。至於士兵，既然他們於1487年已領取3杜卡托的月餉，537他們的報酬只會比這更高，而且還有其他津貼。總之，我最後認為，志願划槳手、奴隸，當然還有士兵和僕人（以拉古薩為例538），他們的境遇並不始終處在貧困線以下。這條基本界線不能按以下方式劃分：一邊是由社會負擔的，肯定有碗飯吃的人，另一邊是其他的人。貧困線甚至還位於這些苦難深重的人之下，並且很少移動，除非更往下降。 暫時的分界 不管這些已經進行的或者將要進行的估測和計算得出什麼結果，從以往的價值尺度來衡量，如果我們把有勞動力的人分為下列三種，基本上不會出錯：年收入在20杜卡托以下的為赤貧，年收入在20—40杜卡托的為「小老百姓」，年收入在40—150杜卡托的為「小康之家」。這個等級範圍，既沒有考慮不同地區之間的價格差異，也沒有考慮到不同年代的價格變遷，這種變遷在通貨膨脹時期尤其重大。因此，只是一個很粗略的分界。539 因此，只要得知帕多瓦大學一個教授的年薪為600弗羅林，我們據此立刻就能斷定他在富人一邊，甚至不必考慮他是不是民法學的講座教授科拉多德爾·布西奧那樣的人物，也不必考慮1506年夏季工資的一般水平。540我們每次最好把文獻資料提到的許多種工資進行簡單的分類。例如，威尼斯的鑄幣廠最低的工資幅度從擔任警戒的勤雜人員（年工資少得可憐，1554年僅20杜卡托）541起，往上到負責分開金、銀的職員（1557年工資為60杜卡托542），直到會計（工資為180杜卡托543）一級，報酬才不算太低（1590年物價上漲以後才是這樣544）。又如在兵工廠，1534年545工人的工資水平還相當低。從3月1日到8月31日，每人每天工資24索爾迪，從9月1日到第二年二月最後一天，每人每天工資20索爾迪。同年，像捻縫工這樣的熟練工人夏季每天工資為40索爾迪；冬季每天工資為30索爾迪。可見，威尼斯的兩個工業中心——兵工廠和鑄幣廠546——依靠報酬相當低的勞動力。甚至由十人委員會僱傭的書記員平均每年只有100杜卡托。547形成對比的是：為威尼斯市政會議服務的「工程師」吉安-吉羅拉莫·聖米歇爾1556年3月要求市政會議把他的工資從每月20杜卡托增加到25杜卡托。在我們看來，他是令人羨慕的。他的月工資等於一個工人的年工資。548 總而言之，大批窮人和貧苦的人組成了龐大的無產階級。歷史學家根據可以得到的不完全的證據，逐漸認識到這個階級的存在。隨著時間的流逝，無產階級對16世紀全部活動的影響日益擴大。它將使搶劫綿延不絕，這是一場真正的、長期的、無益的社會革命。普遍的貧困使衝突、差別得到解決。它將無情地把窮人和一無所有的人推向生活的最底層。在西班牙，財富長期掌握在古老的家族手中，人口日益減少。這在17世紀造成一個奇怪的社會類別，一個和羅馬帝國平民階層相似的無產階級。真正的窮人，因流浪漢小說而聞名的城市歹徒、攔路搶劫犯、真假乞丐，所有這些無賴惡棍都脫離了勞動，或不如說，是就業和招工首先與他們相決裂。正如沙俄時代莫斯科的窮人一樣，他們遊手好閒、生活貧困。如果在寺院門口沒有粥湯施捨，這些乞食者能夠生活下去嗎？還有一些衣衫襤褸、在街道的角落上玩紙牌和骰子的人，他們也為富裕家庭提供大批僕役。例如年輕的奧利瓦雷斯伯爵，當他在薩拉曼卡讀書時，就有一名管家和21個僕人侍候，還有1頭騾子把他的書從住所馱到大學。549 西班牙的情形是這樣，宗教戰爭時期的法國，西克斯圖斯五世時期的義大利和16世紀末期的土耳其，情形也是這樣：窮人越來越多，這就足以表明經濟形勢即將發生急劇的變化；而從地中海的一端到另一端，這一變化對窮人將沒有任何好處。 貧困並不完全以吃飽肚皮為標準 以上這些計算和估測都有待修正，而且可以得到很大的改進。但是，對有關食物的調查，550我們不要抱太多幻想。在我們對低生活水平的調查中，文獻資料提供的證據似乎存有爭議。的確，如果相信這些文獻資料，一切都很完美。在斯皮諾拉人的餐桌上，飯菜的豐盛和多樣化並不令人吃驚。在窮人的飯菜中，很大一部分是便宜的麵包和餅乾，這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了。甚至還有乾酪、肉和魚。在整個歐洲，無疑也在地中海地區，肉類消費的逐漸下降已經開始，但並不很快。對這些回顧性的調查，我們感到吃驚的究竟是什麼呢？按照飯菜的熱量計算，士兵、水手、苦役犯、收容所的窮人每天的伙食竟達4000卡路里。 從官方提供的材料來看，飯菜毫無例外總是好的。如果信以為真，當時的世界該是極其完美的了。在張貼出來的或轉交給主管當局的菜單上，一切都無可挑剔。然而，我們不免對此產生懷疑，何況關於帆槳戰船的食物分配還曾有過爭論。可數字卻擺在那裡，還有任職多年的那不勒斯的帆槳戰船的食品督辦對審計院調查員所作的直言不諱的匯報。551甚至在土耳其的帆槳戰船上，一日三餐都分發大量餅乾。552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這一事實已為大量文獻資料所揭示和證實。這也許只是意味著划槳手或者士兵是相當寶貴的奴僕，維持他們的生活正是為了保護他們的健康。因此，我們不必有任何提示，就可以斷然肯定：他們仍是幸運者。凡能得到後勤部門供應湯、咸牛肉、麵包、酒和醋的人都不會餓死……迭戈·蘇亞雷斯年輕時曾在埃斯科利亞爾大寺院的工地上勞動。他覺得那裡的大鍋飯不錯。真正的窮人是那些得不到慈善機構或軍隊後勤部門供應的人。這種窮人人數極多。他們在16世紀處於貧困的最底層，那裡時時可以見到暴力的景象。根據一則傳聞，1597年5月27日，「聖靈教堂的堂主和教士向窮人發放麵包，1200多名窮人蜂擁而來，你爭我奪，6至7 人因此喪命，其中有男女兒童和一名婦女，有的被擠倒在地，有的被悶死」。553 菲利普二世派駐里斯本的大使寄出的一封信，信件最後一頁的背面附有寄信和收信的日期。 參閱第二部分第一章注50。 我們的計算是否經得起檢驗？ 如果我們把各種收入加在一起（儘管這些收入不盡可靠，還有部分重複），地中海地區的總產值可能達12至15億金幣，平均每人為20至25杜卡托。這些數字很不可靠，肯定過高。平均水平不太可能達到這個高度。問題在於我們不該把一切都按貨幣估算，但又不可能用其他方法估算。如果一切經濟活動全都通過市場，這可能就是平均水平。然而，情況並不是這樣。儘管如此，這些測算數字既不是荒謬的，更不是沒有用處的。我們確定了一個必要的框架，以展示各大類收入的比例關係。以上說過不談：在可靠的數字出現以前，我們暫且把這種令人失望的計算方法擱在一邊。過了10年以後，如果我們重新找到成功的探索道路，那麼這一章將要全部重寫。 原書本部分注釋 1.Gabriel AUDISIO，Sel de la mer，p.177 et sq. 2.Jean WEILLER a signalé son point de vue dans 「Les préférences nationales de structure et le déséquilibre structurel」，in：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1949.Il y est revenu à plusieurs reprises，notamment dans Problèmes d 'Économie internationale，t.II，1950 et L'économie internationale depuis 1950，1965.Bon résumé dans l'ourage collectif Sens et usage du terme structure dans les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1962，Mouton， p.148 et sq. 第一章注釋 1.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La religion de Rabelais，lreédit.，1942， 2eédit.， 1947， p. 361 et sq. 2.28 mai 1568， CODOIN.，XXVII， p. 6. 3.19 juillet 1558， Lettres de Jean Calvin， p. p. Bonnet， 1854， p. 207. 4.Antonio de GUEVARA， Epistres dorées， morales et familières traduites d'espagnol en français par le seigneur de Guterry， 1558， pp. 79， 40， 63. En espagnol， in： Biblioteca de antores españoles （B.A.E.）， 1850， t. XIII， pp. 86， 96， 103. 5.A.N.，K 1337， B 38， n° 15， copie. 6.A Philippe II， Poissy， 21 déc. 1561， A.N.，K 1495， B 13； n° 105， orig. 7.Rome， 30 janv. 1570， B.W.，Paris， Fr 17,989， f°142. 8.5 janv. 1567， Dépêches de Fourquevaux， III， p. 31. 9.C'est-à-dire les Génois. 10.Longlée à Villeroi， Barbastro， 8 déc. 1585， éd. Albert Mousset， op.cit.，p. 211. 11.Le même au même， Madrid， ler février 1584， ibid.，p.17. 12.Villeroi à J.B. de Tassis， Paris， 31 janv. 1584， orig. A.N.，K 1563. 13.A.d.S.Venise， Senato Dispaci Spagna， P° Priuli au doge， Madrid， 19 novembre 1612. 14.Belon du Mans， Les observations...， p. 78. 15.Eugène HALPHEN， Lettres inédites du roi Henri IV à M.de Villiers， 1887， p. 25. 16.Ou cette lettre de Fr. Jorge de Santiago au roi， adressée de Bologre， 28 mai 1548.「Porque pola via de Frandes que sera mais em breve por ser posta， escrevemos carta comun a Vossa Alteza...」， Corpo dipl. port.，VI， p. 254. Ou bien que dire de ces quelques lignes de J. Nicot au roi de France， Lisbonne， 28 mai 1561：「Ils sont venues nouvelles par voie d'Alexandrie en Flandre et de la icy qui il y a grande émotion et mutineries aux Indes...」， E. Falgairollè， Jean Wicot， ambassadeur de France au Portugal au XVIe siècle， Sa Correspondance inèdite， 1887， p. 148. 17.B.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 Paris， 28 nov. 1587， A.W.，K 1566， note aut. de Philippe II. 18.Des délais de route， déduire la vitesse journalière ne va pas sans difficulté， car nous ne connaissons que rarement les parcours exacts. J'aitourné cet obstacle，en calculant les vitesses d'après les distances directes，en mer，à vol d'oiseau ou，sur tenre，selon les étapes actuelles.Ce qui a l'inconvénient évident de diminuer les distances réelles. 19.Sauf ces étonnantes courses de relais sur les 400 et quelques kilomètres de Rome à Venise，3 au total de 1496 à 1530，que signale Pierre Sardella， d'un jour et demi， soit à une vitesse horaire de 10 à 15 km. En moyenne， la distance était franchie en quatre jours. Voir les tableaux de Pierre Sardella et le tableau que nous lui empruntons， infra， p. 333. 20.Voir infra， IIIe partie， chap. IV. Nobili au prince， Barcelone， 25 juin 1572， A.d.S. Florence， Mediceo， 4903. 21.G. del Caccia au prince， Madrid， 30 juin 1572， A.d.S. Florence， Mediceo， 4903. 22.Leonardo Donà au Sénat， Madrid， 21 déc. 1570， in： La corrispondanza da Madrid dell'ambasciatore Leonardo Donà， 1570—1573， p.p. Mario Brunetti et Eligio Vitale， 1963， I， p.167. 23.L.Fernandez de RETAñA， Cisneros y su siglo， 1929—1930， I， p. 550.Même vitesse， deux jours， d'Oran à Valence， réalisée par les galées de Venise， en octobre 1485， A.d.S.Mantoue. Genova 757， 3 novembre 1485. 24.Op.cit. ，p. 93 v°. Renseignements divers： A. Thomazi， Histoire de la navigation， 1941， p. 26； Victor BÉRARD， Pénélope...， op.cit.， p. 181； G.de Toledo au roi， Sobre Denia， 16 juillet 1567， Sim. E° 149， f° 22； 「...por tener por mucho mas breve el camino de la mar que el de la tierra」. Mais cette conviction entraîne une erreur de D.Garcia qui， partant de Sicile pour l'Espagne， pense qu'il est inutile de prévenir le roi par terre： or， parti le 27 juin，il est seulement le 16 juillet devant Denia. Sun la cherté de la route de terre， exemple grossissant de l'actualité： le transport par eau d'Amérique à Gênes coûte moins cher que le plus court trajet par terre de la même marchandise de Gênes à l'intérieur de la Péninsule. 25.E.HERING， Die Fugger， 1940， p. 66. Sur les services de Thurn et Tassis， voir carte n° 102，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ost.（1506—1521） de l'Atlas de PUTZGER. 26.Saint-Gouard à Charles IX， Madrid， 14 sept. 1572， B.N.，Paris， Fr. 16105. Paris-Barcelone： 1001 km； Paris-Madrid， 1060. 27.Fourquevaux au Roi， Madrid，19 déc.1570，Dépêches...， II， p. 307. 28.Et non le 8 nov.，comme l'écrit R.MERRIMAN，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New York，1918，IV，p. 145； C.DOUAIS，Dépêches de Fourquevaux， II，p.97； Nobili au Prince，16 nov.1571，A.d.S.Florence， Mediceo，490 29.G.de Silva au voi，Venise，4 avril 1573， Sim. E° 1332. 30.7 avril 1573， CODOIN.， CII， pp.72—81； 8 avril 1573， Sim. E° 1332； 17 avril 1537， Palmerini B.Com. Palerme， Qq D 84； 23 avril， A.Vat. Spagna 7， f° 198—199； Candie， 25 avril， Capi del C° dei X Lettere Ba 285， f° 165； Philippe II à G.de Silva， Madrid， 25 avril 1573， Sim. E° 1332； 22 mai， nouvelle de la paix publiée à Constantinople， G.MECATTI， Storia cronologica della Città di Firenze， Naples， 1755， II， p. 753. 31.Voyage faict par moy Pierre Lescalopier， f° 41 et 64 V°. 32.Londres， P.R.O.， 30/25 f° 65，Francesco Contarini au Doge， Douvres， 26 janvier 1610. Copie. 33.Londres， P.R.O.， 30/25 f° 46：Voyage de Francesco Contarini à Constantinople. 34.Tommaso ALBERTI， Viaggio a Costantinopoli， p.p. Alberto BACCHI DELLA LEGA， Bologne， 1889， p. 13. 35.BELON DU MANS， op.cit.， p.93 v°. 36.Ibid.， p. 85. 37.A. de Raguse， Diversa di Cancellaria 146， f° 46 v°， 8 janvier 1561. 38.25 janv.—3 févr.—10 avril—27 avril 1564， Simancas E° 1393. 39.16—22 avril 1562， Simancas E° 1052， f° 26. 40.A.d.S.， Florence， Mediceo 2079， f° 212， 271， 274， 296， 297， 302， 304， 308， 311， 320， 323， 333， 405， 408.Un mémoire espagnol de déc. 1595 （B.N.， Madrid， Ms. 10454， f° 34）， affirme cependant que l'on passe de Sicile en Afrique en quelques heures； les galères de J.A.Doria iront en une journée （voir infra， II， p. 421） de La Favignana à La Goulette. Mais ce sont là exploits de galères. 41.N. de NICOLAY， Navigations， pérégrinations et voyages...， Anvers， 1576， p. 12. 42.A.d.S.， Florence， Mediceo 2079， fos 305， 306， 345. 43.Cadix， 2 juin 1561， Simancas E°140. 44.2 juin 1561， Simancas E° 140.Soit 80 km par jour. 45.Dr. SOTTAS， op. cit.， p. 183. 46.Voir supra， p. 243. 47.C'est-à-dire les relevés portuaires des arrivées de bateaux et de marchandises. 48.A.d.S.， Florence， Mediceo 2080. 49.Nouvelles et spéculations à Venise，1948. 50.Voir p. 419，à la fin du chapitre， la reproduction d'une carpeta. 51.Les calculs qui précèdent d'après les correspondances d'Espagnols établis à Venise， entre 1589 et 1597， conservées （hier） aux Archives Nationales， K 1674， 1675， 1676 et à Simancas E° 1345. J'ai fait un ou deux emprunts aux Lettere Commerciali， 12 ter A.d.S.， Venise. A noter que la distance Raguse-Constantinople， en hiver， est de l'ordre d'un mois. La moyenne que suggère tel calcul contemporain （A.d.S.， Venise， Papadopoli， Codice 12， f° 26 v°， vers 1587） est trop optimiste： en été le voyage de Constantinople à Cattaro se ferait en 16 ou 17 jours...「Da Cataro poi a Venetia con le fregate ordinarie secondo i tempi ma ut plurimum in otto griorni」. Soit， au total， de 24 à 25 jours. Sur le trajet Venise-Madrid， voici quelques chiffres pris à la correspondance de deux ambassadeurs vénitiens à Madrid，P° Priuli et P° Gritti： 19 novembre 1612， il y a soixante jours que P° Priuli est sans nouvelles； délais des lettres reçues à Madrid les 5 et 9 décembre 1612， 18 jours et 27 jours toutes deux envoyées de Venise par courrier exprès—les délais， en 1616 et 1617， de quelques lettres reçues par Gritti： 33， 45， 21， 27， 26， 20， 20 jours... A.d.S. Venise， Senato Dispacci. 52.Voir supra， p. 332 et note 10. 53.A.d.S.， Modène， Cancellaria Ducale d'Este， Venezia 77. VI/10. J. Tebaldi au duc de Ferrare，Venise，19 janvier 1522. 54.K.O. MÜLLER，Welthandelsbräuche 1480—1545，2e tirage，1962，p.29. 55.Exception confirmant la règle，les Génois envoient des courriers spéciaux de Madrid à Anvers ayant intérêt sur cette dernière place à rencontrer la 「largesse」，V. VAZQUEZ DE PRADA，op. cit.，I， p.36. 56.Simancas，Consejo y Juntas de Hacienda，28. Dans une liste de frais de Chantonnay，à la date du 14 juillet 1560. 57.Francés de Alava au roi， 6 mars 1567， A.N.，K 1507， n° 70， cité par H.FORNERON，Histoire de Philippe II， 1881， t. II， p. 219， note 1. Ce courrier serait dépêché par les rebelles des Pays-Bas à Montigny alors enEspagne. Voir V. VAZQUEZ DE PRADA， Lettres marchandes d'Anvers， 1960， I， p. 40. 58.Henri LAPEYRE， 「E1 Archivo de Simon y Cosme Ruiz」， in Moneda y Credito， juin 1948. 59.British Museum， Add 14009， f° 38， Consulta de Consejo de Italia， Madrid， 2 octobre 1623. 60.V.VAZQUEZ DE PRADA， Lettres marchandes d'Anvers， I， p.241—242. 61.Les calculs et la cartographie ont été faits par Frank Spooner sur mes indications. Une cartographie de l'espace est possible， au XVIe siècle et faite， à partir de Lyon， par R.GASCON， op.cit.， notamment p. 308. 62.Mémoires du Duc de Sully （nouvelle édition）， 1822， I， p. 68. 63.R.GASCON， op.cit.（dactylogramme）， p. 318. 64.A.d.S. Venise， le baile au doge， Constantinople， 8 août 1605. 65.R.GASCON， ibid.， p. 308， donne pour le XVIe siècle les vitesses suivantes （moyennes）： pour les marchandises de 17 à 44 km par jour （44， sur la route de Lyon aux Pays-Bas par Amiens； 17， sur celle de Burgos par le Massif Central）； sur la Saône à la remontée， de 14 à 25， à la descente du Rhône， jusqu'à 90. De Roanne à Tours， roulage accéléré， 65. Pour les voyageurs à cheval， 40； 90， par la poste. Les courriers rapides pour l'Italie de 170 à 200. 66.Yves RENOUARD， 「Comment les Papes d'Avignon expédiaient leur courrier」， in： Revue Historique， 1937. Voir notamment le tableau de la page 59 （tirage à part）， ces vitesses， dit l'auteur， 「sont à notre connaissance les plus rapides de l'époque」. Voir aussi leur prix élevé， ibid.， p. 29. Considérations analogues à celles que développe notre paragraphe： Armando SAPORI，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3e éd.， 1995， pp. 635—636. 67.Frederic C. LANE， Andrea Barbarigo， merchant of Venice （1418—1449）， 1944， p. 199 et sq. 68.Ferdinand FRIED，Le tournant de l'économie mondiale， 1942， pp. 67—68. 69.Ibid.， pp. 66—67. 70.Tour du monde d'un sceptique， 1932， p.37. 71. G. BOTERO， op. cit.， II， p. 8 et sq. 72.A.d.S. Venise， Annali di Venezia， f° 185， 26 septembre 1578. 73.Mémoire de l'évêque de Limoges au cardinal de Lorraine， 27 juillet 1560， in： Le. PARIS，Négociations... relatives au régne de François II， I，p. 49. 74.Ibid.， p. 562， l'évêque de Limoges au cardinal de Lorraine， 26 septembre 1560. 75.Martin PHILIPPSON， Ein Ministerium unter Philipp II. Kardinal Granvella am spanischen Hofe （1579—1586）， 1895， p. 76. 76.Memorie politiche dal 1576 al 1586， Marciana， 7299， 18 mars 1584 「Che il Re di Spagna haveva molti ministri che desiderano novità come il Cardinale Granvella et don Joan di （Idiaquez...）」. 77.A.d.S. Venise， Fonds Papadopoli， Codice 12， f° 26 v° （1587）， c'est la moyenne des lettres du baile vénitien， d'après un statisticien de l'époque， d'Istanbul à Cattaro. 78.Londres， P.R.O.， 30/25， 21， Venise， 14 déc. 1686. 79.Florence， Laurentiana， Ashb. 1484. 「La retentione delle galee grosse della Illustrissima Signoria di Venetia...」. 80.Précision et référence à Pegolotti dans W.HEYD，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II， p. 120， note 3. 81.3 juillet 1561， B.N.， Paris， Fr. 16103， f° 3 v°： 「la tardità con la quale caminano qua tutti i negotii」， G.de Nobili an duc， Madrid， 20 mars 1566， A.d.S.Florence， Mediceo 4898， f° 41. 82.B. de Mendoza à J. de Idiaquez， Paris， 16 juillet 1587， A.N.， K1448. 83.Lettere edite e inedite di Filippo Sassetti， p.p.Ettore MARCUCCI， Florence， 1855， p. 279. 84.Sur cet incident， nombreux documents à Simancas： 2 juin 1576， K 1541； 3 oct. 1576， K 1542 n° 4 A； 3 oct.， ibid.， n° 3； 4 oct. ibid， n° 4； 8 oct. 1576， ibid.， n° 11；12 oct. 1576， ibid.， n° 15； 13 oct.， ibid.，n° 16； 14 oct.， ibid.， n° 17； 15 oct.， ibid.， n° 19； 17 oct.， n°20； 18 oct.，n° 21； 18 oct.， n° 22； 21 oct.， K 1542； 23 oct.， n° 30； 25 oct.， 30 oct.， n° 35； 18 nov.， 19 déc. 1576 （n° 64）； Henri （de Navarre） à Philippe II， Agen， 3 avril 1577， 29 avril 1577， K 1543， n° 38 A； Philippe II à M. de Vendôme， 8 avril 1577， K 1542， n° 62； 2 juillet， n° 52； 12 juillet， n° 45， 2 août， K 1542； 4 août 1577， n° 59， 12 août， n° 61； 17 août， n° 62； 19 août， n° 69. 85.K.O. MÜLLER， op. cit.， p. 39. Les délaissontcomptésà partirde l'arrivée des lettres. 86.J.G. DA SILVA， Stragégie des affaires à Lisbonne entre 1595 et 1607， 1956， p. 92, planche V. 87.Federigo MELIS， Aspetti della vita economica， 1962， p.455 et sq.， étudie le probièm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II n'a guère changé au XIVe siècle. 88.Voir Supra， pp. 179—180. 89.K.O. MÜLLER， op. cit.， p. 49. 90.A. de Raguse， Diversa di Cancellaria 131， fos l à 6. 91.B. Suarez à Simôn Ruiz， Florence， 30 mars 1590， Archivo Ruiz， Archivo historico provincial， Valladolid. 92.Arringhe varie， Museo Correr 1999 （s.d.）. 93.F. C. LANE， op. cit.， pp. 101—113. 94.Voir supra， p. 208， n. 4. 95.Hermann Van der VEE， op. cit.， II， p. 319 et sq. 96.Museo Correr， Cicogna， 1933， f° 162 et 162 v°， 30 juillet 1602. 97.A.d.S. Venise， Dispacci Spagna， F. Morosini au doge， Madrid， 22 septembre 1614. 98. Diario de Gregorio Martin de Guijo， 1648—1664， p.p. M. R. de TERREROS， 1953 2 vol.， t. II， p. 76. En ce qui concerne les longs voyages vers les 「Indes orientales」， François PYRARD écrit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il arriva à Goa quatre grandes caraques...； et estoient partis de Lisbonne jusqu'au nombre de cinq， mais ils ne sçavoient qu'estoit devenu l'autre... En chaque caraque s'estoit embarqué jusqu'à mille personnes， et lors qu'ils arrivèrent à Goa， il n'y en avoit pas trois cens en chacune， encore la moytié estoient malades」； Voyage de François Pyrard， de Laval， contenant sa navigation aux Indes orientales…， 1619， II， p.385 （sic pour 285）， cité， d'après une autre édition et en des termes quelque peu différents， par Stefan STASIAK， Les Indes portugaises à la fin du XVIe siécle d'aprés la Relation du voyage fait à Goa en 1546 par Christophe Pawlowski， gentilhomme polonais， LWOW 1926， p. 33， note 122. Voir aussi les Lusiades， V. 81—82. 99.A.d.S. Mantoue， A° Gonzaga， Série E， Venezia 1431， Giovanni de Strigi au marquis de Mantoue， Venise， 17 mars 1464. 100. Huguette et Pierre CHAUNU，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III， p. 36. 101.Geronimo de Valladolid à Simon Ruiz， Séville， 15 février 1563， A.P. Valladolid. 102.Simancas， Consejo y Junta de Hacienda， 46， Prieur et Consuls de Séville à S.M.， Séville， 2 juillet 1562. 103.Ainsi déjà pour les foires de Champagne， puis pour beaucoup d'autres， cf. Robert Henri BAUTIER， 「Les foires de Champagne」， in：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V， La foire， 1953， pp. 97—145. 104.Cette foire de la Sensa dont parle M. SANUDO， op. cit.， I，colonne 959 （mai 1498）， que signalent les correspondances mantouanes， provoque l'arrivée de marchands étrangers. A.d.S. Mantoue， Venezia 1431， de Strigi au marquis， Venise， 10 mai 1461. Les historiens de Venise la sous-estiment peut-être. 105.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81 f° 62， rapport du 「zornalier del giro di banco」（de Rialto） Giovan Battista Pereti（?）， juillet 1604：「et il piú delle volte non vi è un quatrino de contati...」， j'ai traduit très librement quatrino par liard. 106.Corrado MARCIANI， Lettres de change aux foires de Lanciano， 1962. 107.Armando SAPORI，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medievale， 1946， p. 443 et sq. sur 「La fiera di Salerno del 1478」. 108.Giuseppe MIRA， 「L'organizzasione fieristica nel quadro dell' economia della Bassa Lombarda alla fine del Medio Evo e nell' eta moderna」， in：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1958. 109.Giulio MANDICH， 「Istituzione delle fiere veronesi （1631—1635） e riorganizzazione delle fiere bolzanine」， in ：Cultura Atesina， 1947. 110.Robert BRUNSCHVIG， 「Coup d'oeil sur l'histoire des foires à travers l'Islam」， in：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V， La foire， 1953， p. 58 et 59. 111.J. CVIJIC， op. cit.， pp. 196—197 et MEHLAN， 「Die grossen Balkanmessen in der Türkezeit」， i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geschichte， 1938. 112.Voir infra， p.349， note 8. 113. Virginia RAU， Subsidios para o estudo das feiras medievais portuguesas， 1943. 114.Corrado MARCIANI，op. cit.， p. 4. 115.Voyage deFrancescoContarini， mai 1581， P.R.O.， 30， 25， 157，f° 66 v°. 116.A.d.S.， Naples Sommaria Partium 566， f° 216 v° et 217， 2 sept. 1567. 117.A.d.S.， Naples Sommaria Partium， 528， f° 204. 118.Sortes de petits rubans. 119.Corrado MARCIANI， op. cit.， p. I et 9—10. 120.R. GASCON， op. cit.， p. 284， A. Communales Lyon， BB 101， f° 58. 121.Jacob van KLAVEREN， op. cit.， p. 198， et REGLA：in： Historia Social de España， de J. Vicens VIVES， III， p. 351. 122.Noël SALOMON， La campagne en Nouvelle Castill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d'après les 「Relaciones Topográficas」， 1964， pp. 119—120. 123.J. Caro BAROJA， Los Moriscos del Reino de Granada， 1957， p. 95， note. 189， description de l'Alcayceria， de ses soies et de ses tissus， d'après Bermúdez de Pedraça. 124.M.LE LANNOU， op. cit.， p. 56. 125.M.LE LANNOU， op. cit.， p.13， d'après Alberto della MARMORA，Voyage en Sardaigne ou description physique et politique de cette île，2e édition， 3 volumes， Paris et Turin， 1839—1860. 126. Miguel BATTLORI， 「Ensenyamment i finances a la Sardenya cincentista」， in： Hispanic Studies in Honour of I. González Llubera， Oxford， 1959， tirage à part， p. 4 et 5. 127.J.ALBITRECCIA， in：P.LECA， Guide...， p. 16. 128.A. MARDELLI， Intorno al cosidetto...， pp. 415—416； déc. 1573. 129.A. P. FILIPPINI， Istoria di Corsica， lre éd.， Turnon， 1594， l vol， 2e éd.， Pise， 1827—1831， 5 vol.， Livre XII， vol. 5， p. 382， cité par F.BORLANDI， op. cit， p. 70， note 9. 130.Hans HOCHHOLZER， 「Kulturgeographie Siziliens」， in： Geogr. Zeitschrift， 1935， p. 290. 131.E. ALBERI， op. cit.， II， V， p. 477， 1574. 132.Ignacio de ASSO， op. cit.， p. 53 à 58. 133.Sur elles， le livre général de J. ORTEGA RUBIO， Relaciones topográficas de Espana， 1918， et surtout les publications relatives à la province de Guadalajara （J.C. GARCIA et M.VILLAMIL， 1903—1915） et au diocèse de Cuenca （P.J. ZARCOS CUEVA， 1927）. Y ajouter les importantes publications de Carmelo VINAS Y MEY et Ramon PAZ， Relaciones de los pueblos de Espana ordenadas por Felip II， I， Madrid， 1950； II， Toledo，1951；III，Toledo，1963.Sur l'ensemble，le livre déjà cité de Noël SALOMON， cf. supra， p. 349， n. 8. 134.Jesus GARCIA FERNANDEZ， Aspectos del paisaje agrario de Castilla la Vieja， 1963， p. 4 et sq. 135. E. ALBERI， op. cit.， I， III， p. 267. 136.Tommaso ALBERTI， Viaggio a Costantinopoli， 1609—1621， Bologne， 1889， p. 6. 137.A propos des pays bulgares， I. SAKAZOV， op. cit.， p. 212. 138.Op. cit.， I， p. 201. Presque un siècle plus tard Tavernier note， à Belgrade， la même abondance：deux écus par jour pour 14 personnes （la vie aurait-elle cependant monté， le pain， le vin， la viande tout est excellent 「et ne coûte presque rien dans cette ville 」），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de John Green， traduction et continuation de l'Abbé PREVOST， X， p. 118. 139.Fabio Canal au Conseil des Dix， Spalato， 21 janv. 1582， A.d.S. Venise， Lettere ai Capi del Consiglio dei Dieci， Spalato， Busta 281， f° 67. 140.Voir supra， p. 179， note 5. 141.Léopold CHATENAY， Vie de Jacques Esprinchard Rochelais et Journal de ses voyages au XVIe siècle， 1957， p. 148： les voyageurs doivent apporter dans les 「hostelleries de Poulongne... leurs lits... voire mesme la viande， le breuvage et la chandelle」. 142.G. Antonio Venier au doge， Rouen， 22 février 1532. B.N.， Paris， Ital.， 1714， f° 189， copie； voir également M. SANUDO， op. cit.， LVI， col. 244—245， 15 avril 1532. 143.John BUCHAN， Oliver Cromwell， Londres， 1934， p. 22. 144.P. BOISSONNADE， 「Le mouvement commercial entre la France et les Iles Britanniques au XVIe siècle」， in： Revue Historique， mai-sept. 1920. 145. Voir supra， p. 138. 146.Col. de doc. ined. del Archivo General de la Corona de Aragon， t. XXXIX， p. 281; Ignacio de Asso， op. cit.， p. 384； Aloys SCHULTE， op. cit.， I， p. 308 et sq. 147.Ignacio de Asso， op. cit.， pp. 57—58. 148.Ibid.， p. 263. 149.Fabrication de draps à Jaca même au XVIe siècle， I. de Asso， op. cit.， p. 208. 150.F. BELDA Y PEREZ DE NUEROS， Felipe II， op. cit.， p. 30 et sq. 151.Laszlo MAKKAI， 「Die Entstehung des gesellschaftlichen Basis des Absolutismus in den Ländern der österreichischen Habsburger」， in： Etudes historiques， p.p.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es Historiens hongrois， 1960， tome I， pp. 627—668. 152.Giuseppe PARENTI，Prime ricerche sulla rivoluzione dei prezzi in Firenze， 1939， notamment p. 76： la zone normale de ravitaillement florentin pas supérieure à 30 miglia. Parfois moins， p. 94... 153.A.d.S. Florence， Misc. Medicea 51. 154.B. BENNASSAR， op. cit.， et notamment 2e partie， chapitre II， Les moyens de l'économie （dactylogramme）. 155.Et ceci dès 1444， A.d.S. Venise， Notatorio di Collegio， 8， f° 1， 10 juillet 1444： des barques 「barchiele」， 「veniunt Venetias cum caseo， ovis de Casali Maiori， Bessillo et aliis locis Lombardie...」. 156.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51. 157.Alberto TENENTI，Cristoforo da Canal， 1962， p. 176. 158.J.A. VAN HOUTTE， 「Bruges et Anvers， marchés nationaux ou internationaux du XIVe siècle?」 in： Revue du Nord， 1952. 159.L'un des textes classiques de l'histoire vénitienne， souvent reproduits， ainsi Bilanci Generali， 1912， vol. I， tome I， p. 577 et sq. 160.Corrado Barbagallo， Storia Universale， III， 1935， p. 1107. 161.A.d.S. Mantoue. A° Gonzaga. B 1431， Johannes de Strigys au marquis， Venise， 16 mai 1472 et lettres suivantes. 162.Ibid.， du même au même， 6 juin 1472. 163.A.S.V. Venise， Brera 51， Cronaca Veneta， f° 105 v°， lermars 1448. Le délabrement de La Tana， 22 mai 1453， A.d.S.， Venise， Senato Mar， 4 f° 181. Encore un 「Consul Tane」， nommé le 28 mars 1460， ibid.， 6， f° 163； des considérations sur le commerce des femmes esclaves achetées à Caffa， 2 juillet 1474， A.d.S.， Mantoue， A° Gonzaga， Série E. Levante e Corte Ottomana， 795. 164.A. Guidoni au duc de Modène， Venise， 12 septembre 1489， A.d.S.， Modène， Venezia VII—54. II—8. Ces chiffres sont des on-dit. Pour lesgalées d'Alexandrie et de Beyrouth une correspondance parle au retour de 2,000,000 de ducats 「selon les Vénitiens」 （secondo loro）， Giovanni di Strigi au marquis de Mantoue， Venise， 28 février 1471. A.d.S.， Mantoue， Série E， Venezia， B 1431. 165.M. SANUDO， op. cit.， I， col. 734. 166.Ibid.， I， 885—886. Sur le luxe des costumes masculins Senato Terra 15， fos 86 v° et 87， 7 janvier 1506；contre les excès de table， ibid.， f° 42， 21 novembre 1504； contre le luxe des toilettes féminines， ibid.， fos 190 et 191， 4 janvire1508， contre les festin， M. SANUDO， op. cit.， I， col. 822. Mais Sanudo énumère complaisamment les plats somptueux qu'il déguste dans les festins vénitiens. 167.A.d.S.， Venise， Senato Mar， II， f° 126， 21 février 1446. 168.Voir supra， p. 275 et sq. 169.Jacobo di Capo au marquis de Ferrare， Gênes， 31 mai 1522， A.d.S.， Mantoue， A° Gonzaga， Série E. Genova 758 et J. Tebaldi au duc de Modène， Venise， 8 juin 1522， A.d.S.， Modène， Venezia 15—77， VI， 67. 170.Jean d'AUTON， Chronique， I， p. 55， 1499 「et n'y avoit ne Guelfe ne Gibelin qui pour l'heure ne fussent bons François...」 Milan vient d'être enlevé. 171.Federico CHABOD， 「Stipendi nominali e busta paga effettiva dei funzionari dell'amministrazione milanese alla fine del Cinquecento」， in： Miscellanea in onore di Roberto Cessi， Rome， 1958， pp. 187—363. 172.F. BRAUDEL， 「Les Espagnols et l'Afrique du Nord de 1492 à 1577」， in： Revue Africaine， 1928. 173.Voir les tableaux de la page 359： les voyages de Berbérie s'interrompent， en 1525； Jacques de MAS LATRIE， Traités de paix et de commerce， 1868， p. 273 （22 mai 1518）； également， sur la détérioration du commerce avec la Berbérie， M. SANUDO， op. cit.， XXV， col. 338. 174.Voir infra， II， les graphiques de la page 31. 175.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6， f° 191 et 194 （1588）. A titre de comparaison， 6 juillet 1671， Marciana VII， MCCXVIII， 18， la Zecca frappe plus d'un million de ducats en pièces. 176.Clemens BAUER， op. cit.， p. 151， note 47 de la page 48. 177.A.d.S.， Naples， Sommaria Partium， 591， f° 225—235， 22 décembre 1569. 178.Archives des Bouches-du-Rhône IX B 171， f° 6 v°， Alger， 7 mai 1579. 179.6,000,000 de ducats， en 1605； 9,000,000， en 1609 dans les coffres du Deposito Grande de la Zecca. A ce sujet， nombreuses références dans les liasses de Senato Zecca. F. BRAUDEL， in ：La civiltà veneziana del Rinascimento， Fondazione Giorgio Cini， 1958， p. 101. 180.Voir supra， p. 267. 181.Peut-être à partir de 1575—1580 si j'interprète bien un texte sans précision， Museo Correr 161， f° 2， 14 décembre 1593： le jeu des changes et rechanges introduits sur la place de Venise， par des changeurs étrangers 「per il più fiorentini」. 182.E. MAGATTI， 「Il mercato monetario veneziano alle fine del secolo XVI」， in： Archivio Veneto， 1914， pp. 289—292. 183.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2， f° 27 v° （s.d.， fin XVIe siècle）. 184.Ibid.， 181， f° 61 et 65 v°， il s'agit d'un extrait du 「sornal de ziri」 somme totale： 2,979,090 ducats et 17 denari. Un autre journal， dit-on à l'enquêteur， présente le relevé des changes 「che non girano」， donc 「secchi」. 185.C'est ce qu'annonce le travail en cours de Maurice Carmona consacré à la Toscane au XVIIe siècle. 186.Voir le mot d'un marchand florentin， au XVe siècle， rapporté par A. MONTEIL， Histoire des Français， VII， pp. 424—425： 「Les marchands français， vous n'êtes que des détaillants， des revendeurs」. 187.Voir supra， p. 295 et note 1. 188.Ruggiero ROMANO， 「Tra XVI e XVII secolo. Una crisi economica： 1619—1622」， 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62， pp. 480—531， et 「Encore la crise de 1619—1622」， in： Annales E.S.C.， 1964， pp. 31—37. 189.Baltasar Suarez à Simon Ruiz， Florence， 15 janvier 1590 「Cierto es gente que les parece todo el mundo es poco para barcarle」， Archivo Provincial， Valladolid. 190.Sur cette recherche 「polaire」， signalons les excellentes pages de Federigo MELIS， 「Il commercio transatlantico di una compagnia fiorentina stabilitata a Siviglia a pochi annidalle imprese di Cortes e Pizarro」， in： V. Congreso de Historia de la Corona de Aragon， 1954， spécialement p. 183 et sq. C'est à Florence centre du monde avec le premier XVIe siècle que pensenotre collègue ... Mais pourquoi pas Lyon? Annonçons aussi les travaux inédits de Felipe Ruiz Martin et de J. Gentil da Silva. 191. Voir infra， p. 454 et sq. 192.A.d.S.， Gênes， Materie politiche， privilegi， concessioni， trattatti diversi et negoziazioni 15—2734， n° 67. Trattato di commercio stipulato tra il Soltano Hacmet Han， Imperatore degli Ottomani e la Republica di Genova. 193. Tous les problèmes relatifs à la démographie de l'Empire ottoman ont été renouvelés par Ömer Lutfi Barkan et ses élèves. L'énorme effort pour dépouiller les documents relatifs aux recensements turcs du XVIe siècle approche de ses conclusions. Grâce à l'amabilité de notre collègue d'Istanbul， j'ai pu utiliser les résultats encore inédits que résume la carte du tome II， pp. 12—13. Pour le sens et les étapes de ces recherches， se reporter à Ömer Lütfi BARKAN， 「La Méditerranée de F. Braudel 」， in： Annales E.S.C.， 1954，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organisation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s villes ottomanes d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in：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VII， La Ville， Ire partie， 1995， p. 289 et sq. A ces études il convient d'ajouter le résumé dactylographié des leçons du Professeur Barkan à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1963）. 194.Le meilleur exposé d'ensemble reste toujours， à ce sujet， l'article de Julius BELOCH， 「Die Bevôlkerung Europas zur Zeit der Renaissance」， in： Zeitschrift für Socialwissenschaft， III， 1900; pour l'Italie on le complétera par l'ouvrage posthume du grand historien allemand，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taliens， t. I， 1937; t. II， 1939； t. III， 1961. Pour la France， le vieil ouvrage de LEVASSEUR n'a pas été remplacé，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1889—1892. Pour le Portugal， Lucio de AZEVEDO et les autres historiens portugais acceptent une population d'un million， cf. G. FREYRE， Casa Grande， 1946， p. 166； R. KONETZKE， op. cit.， p. 271. Sur l'Espagne， cas très litigieux， l'ouvrage de Konrad HAEBLER， Die wirtschaftliche Blüte Spaniens， 1888 （critiquable et que critique encore insuffisamment l'article de J.BELOCH）， d'Albert GIRARD 「Le chiffre de la population de l'Espagne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in： Rev. d'Histoire moderne， 1928， précis， bien informé， mais discutable dans ses conclusions； du même auteur， 「La répartition de la population en Espagne，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in： Revue d'hist. écon.et soc.， 1929， pp. 347—362. Je ne crois pas à la valeur décisive du travail de Fuentes MARTIANEZ， Despoblacion y re-poblacion de Espana（1482—1920）， Madrid， 1929, le chiffre de la population de l'Espagne me semble surestimé à l'époque des Rois Catholiques. Pour la difficile question des vecinos， le coefficient 4，5 me semble comme à J. Beloch， juste ou du moins justifiable. Le chiffre de 8 millions pour la fin du XVIe siècle est celui auquel s'arrête Fuentes Martianez. Pour la seule Castille， on verra les chiffres classiques de Tomas Gonzalez， que j'ai reproduits en tableau. J'ai trouvé à Simancas， E° 166， un document， Consulta del Consejo de Guerra sobre la introduccion de la milicia de 30 U hombres en estos reynos， 13 janv. 1589， copie. La population des royaumes de Castille y est estimée à 1,500,000 vecinos， soit au coefficient 4，5： 6,750,000 habitants. Les chiffres de R. KONETZKE， op. cit.， pp. 260—261， sont trop bas. Pour tous ces calculs démographiques， les bases sont peu solides， Ils ne valent guère mieux que ceux de G. BOTERO， op. cit.， II， a， pp. 64—65， auxquels on ne s'est pas， à ma connaissance， souvent arrêté （Italie moins de 9， France 15， Sicile 1，3， Allemagne 10， Angleterre 3， Italie plus que l'Espagne）. A.G. BOTERO， Dell'isole， p. 62 et 79， je prends deux autres chiffres， la Corse， 75,000 hab.， Chypre， 160,000， et surtout son opposition entre Chrétienté et Islam （II， p. 119）， l'une qui souffre de la multitude， l'аutre de la pénurie des hommes. Le danger vient des estimations exagérées pour le bon vieux temps， ainsi pour le cas de Milan au XVe siècle comme A.FANFANI l'a montré （Saggi， p. 135） contre S. PUGLIESE， ainsi pour les Rois Catholiques. Et aussi de ce que nos recensements sont des recensements fiscaux， K.J. Beloch l'a bien dit， mais n'en a pas moins continué ses additions. Et reste la fraude：vers 1613， Antonio SERRA， 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ondare li Regni d'oro e argento... con applicatione al Regno di Napoli， Naples， 1613， p. 38， pense 「giudicando all'in grosso」 qu'il y a à Naples un million de feux 「con li franchi e fraudati」. 195.Konrad OLBRICHT， 「Die Vergrosstädterung des Abendlandes zu Beginn des Dreissigjahrigen Krieges」， in ： Pet. Mit.， 1939， p. 349， avec biliogr. et une carte. 196.Si l'on compare le nombre des circonscriptions administratives， ou les recrutements， spahis ou rameurs. Sur ce dernier point， il y a en 「Natolia」 478,000 feux soumis au recrutement des chiourmes et 358,000 en Grèce， 1594， E. ALBERI， op. cit.， III， V， p. 402， Relation de MatteoZane. Une indication， Avis de Constantinople， 6—26 févr. 1591， A.N.， K 1675， parle d'un million de feux， mais en Grèce ou en Grèce et en Asie? 197.A l'aveugle， en ce qui concerne l'Afrique du Nord proprement dite （mais je répète que ce pays est terriblement éprouvé au XVIe siècle）， en prenant pour l'Egypte les chiffres d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qui semblent un maximum： RICHARD et QUETIN， Guide en Orient， 1852， p. 303 （2,213,015）. Est-il abusif d'établir l'égalité： Egypte=Afrique du Nord? En 1830， on parle pour l'Algérie seule， mais sans preuves solides， de 2 millons d'habitants， un calcul proportionnel donnerait comme population totale entre 4 et 5 millions. J.C. RUSSELL， 「Late ancient and medieval population」， in：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juin 1958， p. 131， propose pour la population de l'Afrique du Nord le chiffre de 3,500,000 （dont un million pour la Tunisie） à partir des documents p.p. Elie de la PRIMAUDAIE， in： Revue Africaine， 1877. 198.Ces chiffres pris à Adolphe LANDRY， Traité de démographie， 1945， p. 57. 199.Chiffre au-dessus de ce que donne le Guide de RICHARD et QUETIN， je m'en suis servi pour un calcul très approximatif， au voisinage de 40 plutôt que de 50. 200.D'après A. LANDRY， op.cit.， et les divers volumes de VIDAL DE LA BLACHE et GALLOIS，Géogr. Universelle. 201.Art. cit. 「La Méditerranée...」， p. 193. 202.J. BELOCH，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 p. 234. Dans l'article ancien， le chiffre donné était 54. 203.Ibid.， p. 235. 204.J. BELOCH， op. cit.， III， p. 379 et sq. 205.J. BELOCH a grossi le chiffre total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art.cit.， p. 783. Toute évaluation en ce qui la concerne reste très aléatoire. 206.Ibid. 207.Vitorino MAGALHAES GODINHO， Historia economica e social da expansa~o portuguesa， I， 1947， p. 145 et sq. 208.Art. cit.， 「La Méditerranée ...」， p. 193， 「... l'Empire ottoman compte non pas de 20 à 22 millions d'habitants （chiffres de F. Braudel） mais 30 et peut-être même 35」. 209.Op. cit.， II a， pp. 64—65. 210.B.M. Mss Add. 18287， Ps 5633. 211.Quelques notes et références en marge des exemples que cite le paragraphe. En Turquie 「deserti grandissimi」， E. ALBERI， op. cit.， III， III， p. 387 （1594）； les bêtes sauvages en Afrique du Nord au XVe siècle， R. BRUNSCHVIG， op. cit.， I， p. 267； les vides en Syrie， G. BERCHET， op. cit.， p. 60 （16 avril 1574， les 8/10 du pays sont vides）； I. de Asso， op. cit.， p. 176； Actas de las Cortes...， I， pp. 312—313 （1548）； G. BOTERO， op. cit.， p. 35 à propos de la Provence； G. NIEMEYER， op. cit.， p. 51，57， 62 （cartes des déserts andalous， en 1767）； C. BERNALDO DE QUIROS， Los reyes y la colonización interior de Espańa desde el siglo XVI al XIX， Madrid， 1929； Marc BLOCH， 「Les paysages agraires： essai de mise au point」， in： Ann， d'hist. éc. et soc.， mai 1935， p. 47； ARQUE， op. cit.， p. 172， ALBITRECCIA， op. cit.， p. 18... Ce renégat qui gagne Tolède par les 「montes y los despoblados」， Inquistion de Tolède， L° 191， n° 1， cité par F. RODRIGUEZ MARIN， El ingenioso Don Quijote， 1916， IV， p. 99， note 7. 212.A.SIEGFRIED，op.cit.，p.106.Jule SION，France méditerranéenne，p. 159 et sq. 213.Francesco GUICCIARDINI， Diario del viaggio in Spagna， Florence， 1932， p. 79； autres notations analogues， p. 54， 55， 56. 214.Op. cit.， p. 5 v°. 215.DAVITY， Les estats， empires et principautez du monde， Paris， 1617， p. 141. 216.I. de ASSO， op. cit.， p. 180 et sq. 217.Op. cit.， p. 232. 218.Fortunato de ALMEIDA， História de Portugal， III， pp. 242—243. 219.B.M. Sloane， 1572， f° 48 v°， 1633 （juin ou juillet）. 220.Louis GACHON， in： Nouvelles Littéraires， 10 février 1940. 221.Roger LIVET， op. cit.， notamment p. 428. 222.Op. cit.， I， pp. 138—139. 223.Léon l'AFRICAIN，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tierce partie du monde， édit. 1896， II， p. 308 et sq. 224.Le Loyal Serviteur， p. 2. 225.Sur les bêtes fauves en Corse， Giuseppe MICHELI， 「Lettere di Mons. Bernardi （1569）」， in：Arch. st. di Corsica， 1926， p. 187. 226.Fernand BRAUDEL， 「Dans l'Espagne de Charles Quint et de Philippe II」， in：Annales E.S.C.， 1951. Pour le Bosque de Ségovie et le Prado， sept. 1581， P.R.O. 30. 25. 57， f°87. 227.Carmelo VINAS et Ramon PAZ， op. cit.， II， p. 90， à Menasalbas， 「los mas animales que hay son zorras y lobos」； Charles Quint， en mars 1534， chasse autour de Tolède pendant quatre ou cinq jours， 「havendo morto et porci et lupi」. A.d.S.， Mantoue Spagna 587， Gio： Agnello au marquis， Tolède， 3 avril 1534. 228.Ainsi en août 1597， il part quatre jours à la chasse aux loups， A.d.S.， Gênes， Spagna 12， Cesare Giustiniano à la Seigneurie de Gênes， Madrid， 7 août 1596. 229.M. ALEMAN， Guzmán de Alfarache， op. cit.， I， lre partie， VIII， p. 140. 230.Manuscrit du G.G. de l'Algérie， f°13， vers 1574. 231.Pedro de MEDINA， op. cit.， p. 172. 232.B.N.， Florence， Capponi Codice， V， f°343 v° à 344 （Relation de la prise de Tunis）. 233.Alonso de la Cueva à Philippe II， La Goulette， 16 mai 1561， Simancas E°486. 234.G. BOTERO， op. cit.， I， p. 185. Mieux encore， Diego SUAREZ， op. cit.， p. 45，49，50. 235.Op.cit.， p. 77. 236.Décaméron， Nouvelle III. 237.Op. cit.， III， p. 337. 238.QUIQUERAN DE BEAUJEU， La Provence louée， Lyon， 1614， p. 221， 225， 226， 261. 239.F. BENOIT， op. cit.， p. 180. 240.P. LESCALOPIER， Voyage...， p. 27. 241.Op. cit.， II， p. 21 et sq. 242.BELON DU MANS， op. cit.， p. 135. 243.Ibid. 244.Op. cit.， II， p. 31. 245. Lo que paresce a D. Juan de Austria， Messine， 4 déc. 1571， Simancas， E°113. 246.F. Braudel， 「La démographie et les dimensions des sciences del'homme」， in： Annales E.S.C.， mai-juin 1960 et particalièrement p. 497. 247.Voir l'essai de démonstration de René GRANDAMY， 「La grande régression， hypothèse sur l'évolution des prix réels de 1375 à 1875」， in： Jean FOURASTIE， Prix de vente et prix de revient， 13e série， Paris， 1964， pp. 3—58. 248.Voir infra， II， p. 75 et sq. 249.Edouard BARATIER， La démographie provençale du XIIIe au XVIe siècle， 1961， p. 121. En quoi cette hausse est récupération， compensation， c'est ce qu'explique， pour sa part， Roger LIVET， op. cit.， pp. 147—148. 250.Op. cit.， 2e partie， chap. II. 251.J. NADAL et E. GIRALT， La population catalane de 1533 à 1717， 1960， p. 198. 252.Henri LAPEYRE， Géographie de l'Espagne morisque， 1959， p.29 et 30. 253.Tomás GONZALEZ， Censo de la población de las provincias y partidos de la Corona de Castilla en el siglo XVI， 1829. 254.Surtout en ce qui concerne le Royaume de Grenade. Nous avons donc corrigé le dernier chiffre du tableau： non pas 71,904 vecinos mais 48,021. Cette correction sera justifiée par les travaux， à paraître， de Felipe Ruiz Martin et d'Alvaro Castillo Pintado. 255.Voir infra， p. 381 et notes 7 et 8. 256.CODOIN， XIII， pp. 529—530. 257.Simancas E°166， f°3， 13 janvier 1589. 258.Pour Séville， Simancas， Expedientes de Hacienda， 170. 259.Op. cit.， pp. 43—44. 260.Pierre CHAUNU， op. cit.， I， p. 247 et sq. 261.D'après les travaux en cours d'Alvaro CASTILLO PINTADO. 262.Karl Julius BELOCH est mort en 1929， sa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taliens comporte 3 volumes： tome I， 1937， tome II， 1940， tome III， 1961. 263.K.J. BELOCH，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 p. 152. 264.Ibid.， p. 215. 265.Je trouve ce même recensement， Simancas， S.P. Naples 268， mais daté de 1652. 266.K.J. BELOCH. op. cit.， III， p. 352. 267.et 268. Ibid.， p. 351. Pour Florence et la Toscane， 870,000 en 1561， Vicenzo Fedeli，Relatione di sua ambasciata in Firenze nell'anno 1561， f°15， Marciana. 269.Daniele BELTRAMI，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di Venezia dal secolo XVI alla caduta della Republica， 1954， pp. 69—70. 270.K.J. BELOCH， op. cit.， III， p. 352， donne en 1557 le chiffre de 1,863,000 et ，en 1620， 1,821,140. Et （art. cit.， p. 178） 1,650,000， en 1548. 271.Francesco CORRIDORE，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popolazione di Sardegna， 1902， 2e édit.， p. 12. 272.Ibid.， p. 19 et 20. 273.K. J. BELOCH， op. cit.， III， p， 352. 274.Ömer Lutfi BARKAN， art. cit.， pp. 191—193. 275.Ibid.， tableau I， p. 292. 276.K.J. BELOCH， art. cit.， p. 767. 277.Carmelo VINAS et Ramon PAZ， Relaciones des los pueblos de Espana ordenados por Felipe II， Reino de Toledo， IIe partie， t. 2， Madrid， 1963， p. 767. 278.Carmelo VINAS et Ramon PAZ， op. cit.， passim et II， p. 767. 279.Luca Michiel， A.d.S.， Venise， Relazioni Ba63， f°286 verso. 280.Diverses éditions. Recueil commode de G. Garcia MERCADAL， Viajes de extranjeros por Espana y Portugal， t. I， 1952， pp. 259 à 305： Viaje del noble bohemio Leon de Rosmithal de Blatina por España y Portugal hecho del ano 1465 a 1467. 281.Alonso de HERRERA， Libro de Agricultura， 1513， notamment f° 3， v° et f°5. Autres éditions 1539， 1598—celle de 1620 （Madrid）， B.N.， Paris. Rés. 379. 282.Les fortes oscillations du prix du blé caractérisent， en Italie， la période 1550—1602， Dante ZANETTI， Problemi alimentari di una economia preindustriale， 1964， p. 93. 283.Thèse inédite de Bartholomé BENNASSAR déjà citée， chap. VIII， Les hommes du siècle. 284.Guilhermo HERRERO MARTINEZ DE AZCOITIA， La poblacion palentina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1961. 285.Giuseppe ALEATI， La popolazione di Pavia durante il dominiospagnuolo， 1957. 286.Athos BELLETTINI， La popolazione di Bologna dal secolo XV all'unificazione italiana， 1961. 287.Ruggiero ROMANO， Frank SPOONER， Ugo TUCCI，Les prix à Udine， travail inédit. 288.D.BELTRAMI， op. cit.， voir supra， p. 374， note 4. 289.Earl J.HAMILTON， 「The decline of Spain」，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 mai 1938， pp. 169， 171， 177. 290.Ibid.， p. 177， pour l'Andalousie les épidémies de 1560—1570， 1599， 1600， 1648—1649， 1677， G. NIEMEYER， op. cit.， p. 51. 291.Etude inédite de R. ROMANO， F. SPOONER， U. TUCCI. 292.Voir graphique n°38. 293.Tous les détails qui suivent empruntés au travail inédit de B. BENNASSAR， déjà cité. 294.G. HERRERO MARTINEZ DE AZCOITIA， La poblacion palentina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1961， p.39. A partir de 1599， les coefficients， au lendemain de la peste， montent en flèche au delà de 50 et même de 60， maximum 66，87 pour mille. 295.Les pourcentages qui précèdent d'après Athos BELLETTINI， op. cit.， p. 136. 296.D'après l'ouvrage inédit encore de B. BENNASSAR. 297.Sur l'ensemble des Relaciones voir N.SALOMON，op. cit.， supra， p.349. n. 8. 298.Fiche égarée. 299.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92. 300. SANUDO， op. cit.， XL， 25， Constantinople， 24 août 1525.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 （1542）， A.d.S.， Venise. Capiddel Cons° dei X. Lettere Ba285 f°88， Candie， 30 sept. 1557， Duc， Capitaine et Conseillers aux Dix， la population de Candie a beaucoup augmenté. Correr 1586； P.D.975， 1636. 301.Athos BELLETTINI， op. cit.， p. 9.La population de Bologne， en 1596， Galiani Cronaca di Bologna （Marciana 6114. C III—5） serait de 58,941dont religieux et religieuses 4,651， hommes 15,595， femmes 18,079， garçons 7,626， fillettes 6,166， serviteurs 2,760， servantes， 4,064. 302.Op.cit.，p. 80 et sq. 303.Le 31 janv. 1492， de Sicile （exécution du décret 18 septembre， 18 décembre）； de Naples， en 1539， Giovanni di GIOVANNI， L'ebraismo della Sicilia， Palerme， 1748， in—8°， 424 p.et surtout Felipe RUIZ MARTIN， 「La expulsion de los judios del Reino de Nâpoles」， in： Hispania， t. XXXV， 1952； Leon POLIAKOV， Les banchieri juifs et le Saint-Siége du XIIIe au XVIIe siècle， 1965. 304.G.PARISET， L'État et les Églises de Prusse sous Frédéric-Guillaume Ier， 1897， p. 785. 305.Voir infra， p. 507 et 508， notes 7 et 8， ce qui ne veut pas dire que le chiffre ne soit pas excessif. 306.G. ROVELLI， Storia di Como， 1803， III， 2， pp. 116—117， 145—147， cité par A. FANFANI， op. cit.， p. 146. 307.F. BORLANDI， Per la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della Corsica， 1940， p. 66， 67， 71， 74， 82； cité par A. FANFANI， op. cit.， p. 146. 308.U. FORTI， Storia della tecnica italiana， 1940. 309.Même en Angleterre； A. FANFANI， op. cit.， p. 146. 310.Aux origines de la faïence nivernaise à partir de 1550， Louis GUÉNEAU， L'organisation du travail à Never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1919， p. 295. 311.Sur la dispersion italienne à travers le monde， énorme documentation imprimée et inédite. On jugera de son étendue par deux études， l'une en direction de Lisbonne PERAGALLO， Misc.di st.ital.， 1944， l'autre en direction de Genève， PASCAL， 「Da Lucca a Ginevra」， 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32， toutes deux remarquables. Des études restent à faire sur l'émigration des soldats； sur le rôle des Comaschi et des habitants du Val du Tessin dans l'art du Baroque， remarque déjà citée par J. BURCKHARDT， Die Renaissance， op. cit.， pp. 16—17； sur les ingénieurs architectes italiens， se reporter à l'index au nom du Fratin， ou par exemple de Jean-Baptiste Toriello， in： DOUAIS， op， cit.， II， 110， etc... 312.WILHELMY， in： 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 1940， p. 209. 313.B.M. Add. 18287. 314.G.NADAL et E. GIRALT， La population catalane de 1553 à 1717， 1960. 315.A.N.， K 1690， F. de Beaumont à l'impératrice， Perpignan， 20 août 1536. 《Esta villa esta llena de franceses que son muchos mas que los nat-urales》. Même information （B.M. Add. 28368 f°23 v°）， Fco de Salablanca à S.M.， Madrid， 16 juin 1575： Perpignan perd ses habitants 「y son todos gente pobre y gran parte dellos franceses...」 316.「Voyage de Barthélémy Joly en Espagne， 1603—1604」， P. P. L. BARRAU DIHIGO， in： Revue Hispanique， 1909， tirage à part， p. 29. 317.Ibid.， pp. 21 et 29. 318.Ibid.， pp. 21 et 29. 319.Littré fait venir gavache de l'espagnol gavacho， le problème n'est pas tranché du coup! 320.「Voyage de Barthélémy Joly...」， p. 82. 321.Ibid. 322.Ibid. 323.Ibid. 324.T.HALPERIN DONGHI， 「Les Morisques du Royaume de Valence au XVIe siècle」， in ：Annales E.S.C.， 1956， p. 164. 325.Ernst SCHÄFER， Geschichte des spanischen Protestantismus， 3 t. en 2 vol.， 1902，vol. 1， t. 2， pp. 137—139. 326.J. NADAL et E. GIRALT， op. cit.， p. 198. 327.P.de MARCA， Histoire du Béarn， 1640， pp. 256—257， cité par Henri CAVAILLÉS， La vie pastorale et agricole dans les Pyrénées des Gaves de l'Adour et des Nestes， Bordeaux， 1932， pp. 137—138. 328.Response de Jean Bodin à M. de Malestroict， éd. Henri HAUSER， op. cit.， p. 14. 329.Voir supra， chapitre III. 330.La Méditerranée...， lre édition， p. 342 et sq. 331.F.BRAUDEL et R. ROMANO， Navires et marchandises à l'entrée du port de Livourne， p. 101. Des centaines d'indications de ce genre mériteraient l'affichage： exportations extra regnum des vins napolitains la moyenne de 1563 à 1566， vini latini， busti 23,667， vini grechi dulci et mangiaguerra， 2,319 busti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2， f° 223， 2 octobre 1567）—「chaque année l'une dans l'autre se vendent en Pouilles environ 80,000 rubii de laine」， ibid.， f°75， 8 août 1564—le commerce français du Levant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èvalué par Savary de Brèves à 30 millions de livres， en 1624 a diminué de moitié， E. FAGNIEZ， op. cit.， p. 324—quelques fortunes de gros marchands à Gênes： beaucoup dépassent 500 000ducats， et de loin en ce qui concerne Tomaso Marino， Adamo Centurione atteint presque le million， Museo Correr Cicogna...， f°2 et 2 v°—les revenus totaux du roi presque le million， Museo Correr Cicogna...， f°2 et 2 v°—les fevenus totaux du roi d'Espagne， ll millions d'or， en 1572， Marciana 8360 CVIII—3， f° ll v0-la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n Europe à la fin du XVe siècle： l milliard （de livres）， P. RAVEAU， L'agriculture et les classes paysannes， 1926， p. II， note 1（l'unité n'est pas nettement indiquée， hélas!）. 332.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l， f°216， 28 avril 1559. 333.Que le lecteur ne se scandalise pas， outre mesure， de voir que nos calculs approximatifs sont estimés en ducats， sans plus. Il y a bien des ducats， de Venise， Gênes， Florence， Naples， d'Espagne... Chacun a sa valeur particulière et provisoire. Ces ducats sont devenus tous， un peu plus tôt， un peu plus tard， des monnaies de compte. Il serait logique de ne pas parler de ducats， sans plus， et de calculer des équivalences en or ou en argent. Les contemporains dans leurs estimations， au fil de la plume， parlent， sans préciser davantage， de 「millions d'or」， entendez de millions de ducats， Dans les documents des instances financières， en Espagne， le ducat est signalé en abrégé par un triangle， la lettre delta， △， l'escudo d'or， monnaie réelle， par un triangle renversé ▽. Entre ducat et écu le rapport， en Espagne， est longtemps de 350 maravédis （ducat） à 400 （écu）. Évidemment les hommes d'affaires sont attentifs à ces valeurs réciproques des ducats （entre eux） et des écus， surtout que les changes， avec l'offre et la demande， enregistrent des cotations variables. Ceci dit， accepter dans nos calculs très approximatifs le ducat comme une unité valable sans tenir compte ni de sa valèur locale， ni de sa cotation ne représente pas une opération illicite. L'erreur se noie dans l'incertitude de nos mesures. 334.Maurice CARMONA， 「Aspects du capitalisme toscan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i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1964， p. 85， note 5. 335.Voir notamment J. GENTIL DA SILVA， 「Villages castillans et types de production au XVIe siècle」， in： Annales E.S.C.， 1963， pp. 740—741， qui accepte， dans les villages castillans des consommations annuelles de deux quintaux de blé. Sur cette moyenne la discussion peut être longue. D'après SUNDBORG， en 1891—1893 les consommations seraient procapite de 1，2 en Italie；1，5 en Espagne； 2，5 en France. Cf. Dr Armand GAUTIER， L'alimen-tation et les régimes chez l'homme sain et chez le malade， 1908， p. 296； André WYCZANSKI parle， en 1571， pour la starostie polonaise de Korczyn d'une consommation de 2，2 quintaux de seigle， Kwartalnik historii Kultury materialej， VIII， 1960， pp. 40—41； I. BOG， Die bäuerliche Wirtschaft im Zeitalter des Dreissigjährigen Krieges， Cobourg， 1952， p. 48， consommation de 2，5 quintaux à Nuremberg； de 1，9 à Naples au XVIe siècle， W. NAUDE， Getreide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 vom 13. bis 18. Jahrhundert， Berlin， 1896， p. 156. Pour la France Vauban donne 3，4 quintaux （3 setiers）； l'abbé Expilly （1755—1764）， 2，7 quintaux， etc. 336.Voir infra， p. 540， sur les prix du blé à Venise. 337.D'après les estimations de F. Ruiz Martin. 338.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7， f°131， ler juillet 1604. Ibid.， 218， f°328 ［1595］. 468,000 staia. 339.A.d.S. Venise， Dispacci Spagna， Alvise Correr au doge， Madrid， 11 février 1621. 340.Carmelo VIñAS et Ramón PAZ， op. cit.， II， p. 99， 132， 140， 169， 272， 309， 397—398，342—343，348，408， 426， 470. 341.Réédition de 1960. 342.G.CONIGLIO， op.cit.， p. 24. 343.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7， f°204， 18 janvier 1580. 344.Censo， p. XIII. 345.Ibid. 346.G. LUZZATTO， 「Il Mediterrаneo nella seconda metà del Cinquecento」， in： Nuova Rivista Storica， 1949. 347.lre édition de La Méditerranée...， 1949， p. 450 et sq. 348.L.MENDES DE VASCONCELLOS， Do síto de Lisboa， 1608， éd. Antonio Sergipe， p. 114. 349.Encore au XVIIIe siècle， R. ROMANO， Commerce et prix du blé à Marseille au XVIIIe siècle， 1956， pp. 76—77. 350.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7. 351.Ainsi eau-de-vie de Candie， A.d.S.， Venise， Cinque Savii l， f°14， 6 octobre 1601 et 14 mars 1602， eau-de-vie et jus de citron， 「soliti condursi per Ponente」. L'eau-de-vie ne fait son apparition dans les tarifs douaniers de Venise que lors des dernières années du XVIe siècle. 352.Voir supra，p. 295， note 1. 353.V. MAGALHA~ES GODINHO， 「O milho maiz-Origem e difusa~o」， in： Revista de Economia， vol. XV， fasc. I. 354.D'après le travail inédit déjà cité de R. ROMANO， F.SPOONER， V. TUCCI， sur les Prix à Udine. 355.Hans TELBIS， Zur Geographie des Getreidebaues in Nordtirol， 1948， p. 33. 356.J.F.BERGIER， op. cit.， p. 82 et sq.； la citation p. 83. 357.Miguel CAXA de LERUELA，Rest auración de la abundancia de España， 1713， p. 50. 358.Luis VALLE DE LA CERDA， Desempeño del patrimonio de S. M. y de los reynos sin daño del Rey y vassalos， y con descanso y alivio de todos， 1618， cité par J. VICENS VIVES，Historia economica de España，lre partie， s. d.， p. 300. 359.J. C. TOUTAIN， 「Le produit de l'agriculture française de 1700 à 1958」， in： Cahiers de l'Institut de Science Économiquée appliquée， n°115， juillet 1961， notamment p. 212. 360.Voir supra， p. 386， note 1. 361.René BAEHREL， op.cit.， p. 152. Les calculs rapides qui suivent sur la base d'un quintal de semence à l'ha. 362.J.C. TOUTAIN， article cité， p. 36. 363.Biblioteca Casanatense， Rome， Mss 2084， f°45 et sq. 364.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n°2， f°140， 13 mars 1563， rendement de 20 pour un. 365.Voir le graphique， n°52， p. 541 et tableau 53， p. 546. 366.Voir supra， p. 261. 367.E. LE ROY LADURIE， ouvrage sous presse， déjà cité. 368.L'admirable livre de Carlo PONI， Gli aratri e l'economia agraria nel Bolognese dal XVII al XIX secolo， 1963， ne commence malheureusement qu'avec le XVIIIe siècle. La charrue pió， signalée dès 1644 （p.4）， a dû faire son apparition plus tôt. Mais le texte est peu clair. 369.Voir supra， p. 59 et sq. 370.B. BENNASSAR， ouvrage inédit déjà cité. 371.C'est l'explication de Felipe RUIZ MARTÍN dans son importante préface aux lettres échangées entre Medina del Campo et Florence， op. cit.，Dès que les Génois ont eu la possibilité de régler leurs créanciers en juros， ils ont répercuté leurs pertes sur les autres. Parmi leurs clients， il y a évidemment de nombreux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372.E.LE ROY LADURIE， op. cit. 373.John U. NEF， 「Industrial Europe...」， p. 5. 374.R.ROMANO， 「Aspetti economici degli armamenti navali veneziani nel secolo XVI」， 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54. 375.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2， f°77 v°［1607］， dont 3,300 tisserands à raison d'un maître pour deux ouvriers. 376.A égalité avec le nombre des lanaioli， estimation sûrement trop optimiste. 377.Voir R. ROMANO， 「La marine marchande vénitienne au XVIe siècle」， in： Actes du IV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1962， p. 37. 378.A.d.S.， Venise， Senato Terra 53， 7 mai 1569. 379.A.d.S.， Venise， Senato Terra 2，17 septembre 1545. 380.Lucien FEBVRE et Henri 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1958， pp. 280， 286， 287，293. 381.Voir note 5， et Cinque Savii， 140， fos4—5， 11 mars 1598 「al numero di 20［000］ et pi ù persone computando le famiglie et figlioli loro」. 382.J. van KLAVEREN， op. cit.， p.182 ［1573］. 383.Carmelo VIñAS et Ramón PAZ， op. cit.， II， p. 217， par exemple à Peña Aguilera， village pauvre， il y a des charbonniers， des carriers 「e algunos laborantes de lana」. 384.Fabriques de draps paysans et de douves de tonneaux dans les villages de la Maragateria， cf. infra， p. 408， n. 7. 385.T. HALPÉRIN DDNGHI， art. cit.， in： Annales E.S.C.， 1956， p. 162： industries de la soie， poteries， fabrication d'espadrilles， populaires en esparto （sparte）， fines en chanvre. 386.Jacques HEERS， op. cit.， p. 218 et sq. 387.Voir infra， p. 499， n. 5. 388.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innombrables documents cités： 13， fos389—390； 21， fos51； 31， fos139—146， 180—184； 37， f°41 v°， 42... 389.A.d.S.， Venise Senato Terra 30， Vérone， ler mars 1559. 390.Carmelo VIñAS et Ramón PAZ， op. cit.， II， p. 448. 391.S. SCHWEIGGER， op. cit.［1581］， p. 329. 392.E. LE ROY LADURIE， op. cit. 393.R. GASCON， op. cit.， à paraître. 394.Voir à titre d'exemple clair， François DORNIC， L'industrie textile dans le Maine et les débouchés internationaux 1650—1815， 1955. 395.Roger DION， Histoire de la vigne et du vin en France， des origines au XIXe siècle，1959， p. 26. 396.Méditerranée...， lre édition， p. 345 et sq.； Giuseppe ALEATI， op. cit.， p. 125 y voit un drame de la vie chère： cas de Pavie， Crémone， Côme， Milan... 397.Information que me donne R. Romano. 398.Museo Correr， Cicogna， 2987， août 1576， 30 hommes y travaillent. 399.A.d.S.， Venise， Cinque Savii， l， 139， 20 avril 1603. 400.Censo， tableau 3， la proportion de l à 4， 448 entre produit naturel et produit industriel dans l'Espagne de 1799. 401.Op. cit.， p. 328. 402.Cf. études novatrices de F. RUIZ MARTÍN pour la Castille， op. cit.； John U.NEF，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large 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 1540—1660」，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4， et les commentaires de Henri HAUSER， in：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6， p. 71 et sq. 403.J. HARTUNG， 「Aus dem Geheimbuche eines deutschen Handelshauses im XVI. Jahrhundert」， in： Z. für Soc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898. 404.Malgré des différences techniques （charbon en Angleterre） et de moyens， les identités l'emportent en gros. 405.Voir pour la traduction du mot difficile， M. KEUL， in： Annales E.S.C.， 1963， p. 836， note 3. 406.La Méditerranée...， lre édition， p. 342， d'après H. SIEVEKING， 「Die genueser Seidenindustrie im 15. und 16. Jahrhunder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Verlags-Systems」（remarquable）， in：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Statistik im Deutschen Reiche， 1897， pp. 101—133. 407.Voir note suivante. 408.A.d.S.， Venise， Senato Terra 30， 11 novembre 1559， rappel de la parte du 12 décembre 1497. 409.Rodrigo Nino à Charles Quint， Venise， ler décembre 1530， Simancas， E°1308. 410.A.d.S.， Senato Terra 29， 16 août 1559. 411.Archivio Comunale， 572， Gênes， 1582. 412.Diego de COLMENARES， 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 2e édit.， Madrid， 1640， p. 547. 413.L'explication est de Felipe RUIZ MARTIN dans la préface aux lettres marchandes de Florence，op. cit.. 414.Ainsi A.d.S.， Venise， Senato Terra 74， 18 avril 1578； 106， 7 mars 1584， 112， 24 novembre 1589. Negrin de Negrini depuis 1564 a fait fabriquer 1884 draps de laine. Esprit de novation de certains entrepreneurs， ibid.， Cinque Savii， 15， f°21， 7 février ［1609］. 415.Alfred DOR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Italiens im Mittelalter， trad. ital.， 1936， p. 491. 416.D'après Maurice CARMONA， voir supra， p. 313， note 1. En 1608 une épidémie （celle des petecchie） décime les ouvriers， on fait venir des ouvriers de Milan pour fabriquer les très beaux draps nécessaires aux noces du Prince， Haus-Hof-und Staatsarchiv， Vienne， Staats-kanzlei Venedig， Faszikel 13， f°359， Venise， 9 mai 1608. 417.A.d.S.， Venise， Senato Terra， 35， 15 décembre 1561. 418.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60， fos53 et 53 v°. 419.A.d.S.， Venise， Senato Secreta Signori Stati， Tommaso Contarini au doge， Bolzano， 23 mars 1610. 420.A.d.S.， Venise， Cinque Savii l， 200， 27 mai 1614. 421.Ibid. ， 16， f°53， 15 novembre 1611. 422.D'après J. GENTIL DA SILVA， travail inédit sur les foires italiennes du XVIIe siècle. 423.Jean DELUMEAU， op. cit.， notamment le graphique des pages 132 et 133. 424.R. GASCON， op. cit.，p. 89； Clemens BAUER， op. cit.， p. 9， à propos d'Anvers à la suite de Goris et de Strieder. 425.Andrzej WYROBISZ， Budownictwo Murowane w Malopolsce w XIV i XV wieku （Les métiers du bâtiment en Petite-Pologne aux XIVe et XVesiècles）， 1963（résumé en français， pp. 166—170）. 426.Émile COORNAERT， op. cit.， 493 et sq.， et diagramme V bis. 427.Pierre SARDELLA， art.cit.，in： Annales E.S.C.，1947. 428.Domenico SELLA， art.cit.，in： Annales E.S.C.，1957. 429.Ruggiero ROMANO， 「A Florence au XVIIe siècle. Industries textiles et conjoncture」， in： Annales E.S.C.， 1952. 430.Aldo de MADDALENA， 「L'industria tessile a Mantova nel 1500 e all' inizio del 1600」， 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1962. 431.A. ZANELLI， Delle condizioni interne di Brescia...， p. 247， place le sommet de la production drapante， 18,000 pièces， vers 1550， je préférerais la placer vers 1555； tout a été déterminé par les mesures douanières de Venise， Senato Terra l， 20 mai 1545. Ensuite impossible de rétablir la situation： les maîtres partis ne reviennent pas. 432.D'après les études inédites de Felipe RUIZ MARTIN. 433.Voir supra， p. 118 et Senato Mar 7， f°26 v°， 18 août 1461. 434.Conférences à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du Doyen Ömer Lutfi BARKAN. 435.A.d.S.， Florence， Mediceo 4279， un marchand juif cherche à acheter à Tripoli des esclaves chrétiens sachant faire velours ou damas. 436.I. S. EMMANUEL， Histoire de l'industrie des tissus des Israélites de Salonique， 1935. 437.S.SCHWARZFUCHS， 「La décadence de la Galilée juive du XVIe siècle et la crise du textile du Proche-Orient」， in：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janvierjuin 1962. 438.Voir infra， p. 489， et sq. 439.A.d.S.， Venise， Senato Terra 4， f°71， 18 avril 1458：「se ha principiado adesso el mester de la lana in questa città et lavorasse a grandissima furia de ogni sorte pani et principaliter garbi...」 440.Ibid. Senato Terra 15， f°92， 23 janvier 1506：「... el mestier de la lana che soleva dar alimento a molte terre nostre et loci nostri hora è reducto in tanta extremità che piu esser non potria...」 441.Voir la note de P.SARDELLA et l'article si souvent cité de D.SELLA. Difficultés à Venise même， Senato Terra 15， f°93 et sq. 9 février 1506 et plus nettes. A.d.S.， Venise， Consoli dei Mercanti， 128， 29 septembre 1517. 442.Ibid. 443.Émile COORNAERT， op. cit.， p. 48. 444.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7， fos 33 à 39， 28 février 1578： production en 1576 de 26,940 canne de draps de soie. 445. Fragilité aussi des industries drapantes de Brescia compromises par le contrôle douanier des laines， elles ne peuvent plus se ravitailler à Verceil， Senato Terra l， 20 mai 1545. 446.Remarques de François SIMIAND，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1928—1929， II， passim et p. 418 et sq. 447.L. F. de TOLLENARE， Essai sur les entraves que le commerce éprouve en Europe， 1820， p. 3， un produit 「n'est pas complet， il n'a pas toute la valeur d'échange dont il est susceptible， tant qu'il n'est pas à la portée du consommateur. C'est le commerce qui lui donne sa dernière façon ...」 448.Le jeu tient une place importante dans la vie de la noblesse （surtout à la fin du siècle） mais aussi dans celle des marchands. Tout est prétexte à paris， nombre de cardinaux qui seront promus， mort ou survie des grands personnages， sexe des enfants à naître... A Venise alors que l'on donne Pavie prise par les Français à 25 p. 100 de prime， un Espagnol Calzeran s'obstine à jouer contre le courant. Sans doute est -il en liaison avec Lannoy et Pescaire， en tout cas， il gagne une fortune， A.d.S.， Modène， Venezia 8. 16. 77. VIII， f°66， J. Tebaldi au duc， Venise， 15 mai 1525. 449.Cité par R. GASCON， op. cit.， p. 177， Claude de RUBYS， Histoire véritable de la ville de Lyon， 1604， p. 499. 450.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81， juillet 1603， f°53. 451.Giulio MANDICH， Le pacte de ricorsa et le marché italien des changes， 1953. 452.Jacques HEERS， op. cit.， p. 75， 79 et sq. 453.F. BRAUDEL， 「Le pacte de ricorsa au service du Roi d'Espagne...」， in：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I， 1957. 454.A.d.S.， Florence， Mediceo 4745， s. f. janvier 1589. 455.Modesto ULLOA， op. cit.， p. 108. 456.Selon l'opinion de Felipe RUIZ MARTÍN. 457.Modesto ULLOA， op. cit.， p. 132. 458.Alvaro Castillo PINTADO， 「El servicio de millones y la población delReino de Granada in 1591」， in： Saitabi， 1961. 459.Albert CHAMBERLAND， 「Le commerce d'importation en France au milieu du XVIe siècle」， in： Revue de Géographie， 1894. 460. B. PORCHNEV， Congrès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de Stockolm 1960， t. IV， 137. 461.Pour G. von BELOW （Über historische Periodisierungen 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enze zwischen Mittelalter und Neuzeit， Berlin， 1925， pp. 51—52）， cette période， par l'éclat de la vie économique et de l'art， est un sommet. Pour Lucien Febvre une période heureuse avant les 「tristes hommes」 d'après 1560. Franz LINDER， 「Spanische Markt-und Börsen-wechsel」， in： Ibero-amerikanisches Archiv， 1929， p. 18， prétend même que 1550—1600 est la période du Ricorsa-Wechselgeschäft. 462.Jacques HEERS， in： Revue du Nord， janvier-mars 1964， pp. 106—107. 463.J.FINOT， 「Le commerce de l'alun dans les Pays-Bas et la bulle encyclique du Pape Jules II en 1506」， in： Bull. hist. et philol.， 1902； Jean DELUMEAU， L'alun de Rome， XVe—XIXe siècle， 1962； 「The Alun Trade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Alun Industry in England」， i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Rhys Jenkins， Cambridge， 1936； L. LIAGRE， 「Le commerce de l'alun en Flandre au Moyen Age」， in： Le Moyen Age， 1955， t. LXI（4e série， t. X）； Felipe RUIZ MARTÍN， Les aluns espagnols， indice de la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de l'Europe au XVIe siècle （à paraître）； G. ZIPPEL， 「L'allume di Tolfa e il suo commercio」， in： Arch. soc. Rom. Stor. patr.， 1907， vol. XXX. 464.Nombreux documents， A.d.S.， Naples， Sommaria Partium， 96： 1521， fos131 v°， 133 v°， 150， 153， 「navis celeriter suum viagium exequi posset」（navire génois）， 166 v°（poùr la Catalogne）， 177（pour Oran）， 175； 1522， fos186 v°， 199， 201， 221， 224—225. 228 v° et 229， 232， 244， 252， v°. 465.D'après Felipe RUIZ MARTIN， voir infra， p. 533， note 1. 466.Voir infra， pp. 544—545. 467.Dans des études de prochaine publication. 468.Ibid. 469.Voir infra， p. 513， n. 5， et Micheline BAULANT， Lettres de négociants marseillais： les frères Hermite， 1570—1612， 1953. 470.Cf.F.RUIZ MARTÍN， Introduction aux lettres de Florence， XXXVI—XXXVII. 471.Cité par Maurice CARMONA， 「Aspects du capitalisme toscan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i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1964， p. 96， note 2. 472.Archivo Ruiz， 117， cité par Felipe RUIZ MARTÍN， dans El siglo de los Genoveses， à paraître. 473.Sur ces questions voir le beau livre de Clemens BAUER， déjà cité. 474.Op. cit.， p. 580 et sq. 475.Notamment le front hispano-portugais contre l'Inde et le rôle d'une agence de renseignements au service de marchands allemands et flamands： Hermann KELLENBENZ， Studio， 1963， pp. 263—290. 476.Pour des comparaisons utiles， R. ROMANO， 「Per une valutazione della flotta mercantile europea alla fine del secolo XVIII」，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1962. 477.D'après J. KULISCHER， op. cit.， II， p. 284. 478.R. KONETZKE， op. cit.， p. 203. 479.Saint-Gouard au roi， Madrid， 21 mai 1572， B.N.， Fr. 16104， fos 88 sq. 480.S. LILLEY， Men， Machines and History， Londres， 1948， p. 72 et J. U. NEF，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Londres， 1932， I， p. 173. 481.S.LILLEY， ibid， p. 72. 482.Museo Correr， Donà della Rose， 271， f°46 v.， 7 mars 1605. Voir également Alberto TENENTI， Naufrages， corsaires et assurances，p.563 et sq. 483.Iorjo T ADIĆ， 「Le port de Raguse et sa flotte au XVIe siècle」， in： Michel MOLLAT, Lě navire et l'économie maritime du Moyen Age au XVIIIe siècle. Travaux du Deux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1959， pp. 15—16. 484.B.M. Add. 28478， f°238， avril 1594：「...se deve ter consid eraça~o ao preço das cousas ser mayor」. 485.Voir supra， p. 266 et sq. 486.Que je dois à l'amitié d'Ugo Tucci d'avoir feuilleté. 487.A.d.S.， Venise， Senato Zecca， 39， 12 juin 1638. 488.A.d.S.， Naples， Regia Camera della Sommaria， Reg， 14， 1594， 1623—1637. 489.Voir supra， p. 269 et sq. 490.José Luis MARTIN GALINDO， 「Arrieros maragatos en el siglo XVIII」， in： Estudios y Documentos， n°9， 1956. 491.Pedro de MEDINA， op. cit.，p. 209， dans le cas d'Alcala de Henares. 492.Archives de Brigue， Papiers de Stockalper， Sch 31 n° 2939， Genève， 10 juillet 1650 et n°2942， 14 juillet 1650： arrêts dus à la moisson. Ces renseignements m'ont été fournis par M. Keul. Arrêt pour les semailles， ibid.， n°2966， 18—28 septembre 1650. 493.Information communiquée par Felipe RUIZ MARTÍN. 494.B. BENNASSAR， op. cit.， à paraître. 495.Voir les graphiques， infra， II， pp. 28， 31， 33. 496.Op. cit. （édit. ital.）， I， p. 174. 497.Ruggiero ROMANO， art. cit. 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54. 498.Ali Sahili OGLU， travail inédit sur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en Turquie. 499.Je n'oublie pas l'antécédent de la Banque de Stockholm（1672）， ni celui d'Amsterdam（1609）. Mais il s'agit là d'une banque surtout urbaine. Il est vrai que la Banque d'Angleterre relève de Londres. 500.La première tentative remonte à 1576, Felipe Ruiz Martín me signale à ce propos un document important， Simancas， E°659， f°103. 501.Jacques HEERS， in： Revue du Nord， 1964. 502.Ömer Lutfi BARKAN， 「L'organisation du travail dans le chantier d'une grande mosquée à Istanbul au XVIe siècle」， in： Annales E.S.C.， 1961， pp. 1092—1106. 503.Je songe au travail de la pierre， à l'utilisation du plomb， aux appareils de levage， tous détails que suggère la visite de l'Escorial et du Musée consacré à sa construction. 504.Cf. les remarques de Paul HERRE， Papsttum und Papstwahl im Zeitalter Philipps II， Leipzig， 1907， p. 374. 505.Le calcul et le graphique （II， p. 33） sont d'Alvaro Castillo Pintado. 506.A.POIRSON， Histoire du règne de Henri IV， 1866， IV， pp. 610—611. 507.Bilanci Generali， op. cit.， vol. I， t， I， p. 466， et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61， f°144. 508.Ömer Lutfi BARKAN， 「Le budget turc de l'année 1547—1548 et le budget turc de l'année 1567—1568」， en turc， in： Iktisat Fakültesi Mecmuasi，Istanbul， 1960. 509.Op. cit.， p. 128. 510.Contribution à paraître dans la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511.Op. cit.， p. 42 512.J.A.SCHUMPETER， op. cit.， I， notamment p. 476， note I； Jacques HEERS， Raymond de ROOVER... 513.Op. cit.， p. 128. 514.Carlo M. CIPOLLA， 「La prétendue révolution des prix. Réflexions sur l'expérience italienne」， in： Annales E.S.C.， 1955， p. 513 et sq. 515.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81. 516.Les informations hollandaises， que me signale Morineau， inciteraient à gonfler les entrées clandestines de cette période décisive. 517.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81， f°62， 3 à 4 millions d'écus par foire. 518.Gino LUZZATTO， Storia economica del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I， 1932， p. 179 et sq. 519.D'après les explications orales， d'Ömer Lutfi Barkan. 520.Simancas， Expedientes de Hacienda， 122， 1559. J'aurais pu aussi bien partir de l'exemple de Medina del Campo （1561） et du bel article de B. BENNASSAR， 「Medina del Campo， un exemple des structures urbaines de l'Espagne au XVIe siècle」， in：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61. A Venise les textes officiels distinguent toujours les poveri， les mendicanti， les miserabili， il y a des degrés dans le dénuement， Ernst RODENWALDT， Pest in Venedig， art. cit. p. 16. 521.Je pense aux estimations reprises par Hektor AMMANN， Schaffhauser Wirtschaft im Mittelalter， 1948， tableau de la page 306. 522.Voir supra， p. 234， note 2. 523.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3， f°23 v°. 524.Heinrich BECHTEL， op. cit.， p. 52， note 6， à Erfurt， en 1511， 54 p. 100 des censitaires dans la dernière classe des possédants de 0 à 25 florins，15 p. 100 des personnes 「ohne jedes Vermögen」. 525.Cf. L'Unterschicht， colloque franco-allemand de 1962 de prochaine publication. 526.A.d.S.， Venise， Senato Terra 22， Trévise， 22 juillet 1555； Trévise， 30 juillet 1555； Brescia， 11 août 1555， incendie de Tizzo. 527.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2， fos68 v° et 69， 27 juillet 1564. 528.Ibid.， f°59 v°， 22 mai 1549. 529.Se reporter à l'ouvrage général de Noël SALOMON， cité p.349， note 8. 530.J. GENTIL DA SILVA， 「Villages castillans et types de production au XVIesiècle」， in： Annales E.S.C.， 1963. n°4， pp. 729—744. 531.A.d.S.， Naples， Notai Giustizia 51， f°5， 17 octobre 1520， 36 ducats à payer en draps neufs； ibid.， fos177 v° et 178， 24 août 1521， un esclave noir de 12 ans， 36 ducats， ibid.， 66, fos151 v° et 152， le prix d'un cheval， 33 ducats. 532.Ibid.， Sommaria Partium， 595， f°18， 28 janvier 1569， un esclave noir， âgé de 30 ans， acheté à Lecce 60 ducats. 533.Ibid.，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9， f°303—305， Naples， 18 juin 1587. 534.A.d.S.， Venise， Senato Mar 145， 24 mars 1600. 535.Voir J. MATHIEX， 「Trafic et prix de l'homme en Méditerrané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in： Annales E.S.C.， 1954， pp. 157—164. 536.Simancas Napoles， E°1046， f°25， Comor Giron à S.M. Naples， 17 septembre 1554. 537.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6 f°65， 11 mars 1487： il s'agit de stradioti employés en Morée. Voir la réflexion prêtée à Charles Quint， infra， II， p. 91. En 1522， les janissaires toucheraient de 3 à 8 aspres par jour， donc à 50 aspres par ducat， de moins de 2 ducats à moins de 5 ducats par mois （Otto ZIERER， op. cit.， III， p. 29）. A Zara， en 1553， un bombardier touche 40 ducats par an. Mais le bombardier est un spécialiste. 538.Les constatations que permettent les archives ragusaines sont sans ambiguïté. De très nombreux contrats entre maîtres et serviteurs conservés dans les registres de Diversa di Cancellaria （ainsi vol. 98， 122， 132， 146， 196） m'ont permis un rapide sondage. Pour les apprentis， catégorie à part， il n'y a formellement pas de rémunération prévue à la fin du stage， mais selon les pratiques du métier， le nouvel artisan reçoit un vêtement， des souliers neufs， ses outils. La rémunération en argent， pour les autres， est octroyée à la fin du contrat （de 2 à 5， 6， 7， 10 années） et s'ajoute aux avantages en nature （logement， habillement， nourriture， soins en cas de maladie）. Cette rémunération calculée par année de service s'élève peu à peu： de 1 à 2 ducats d'or en 1505—1506； à 2，5 en 1535； à 3，4 et 4，5 en 1537 et 1547； à 3 （légèrement au-dessous ou au-dessus） en 1560—1561； à 4 en 1607； à 8 et 10 en 1608. Compte tenu de la dévaluation du ducat， la situation ne s'améliore guère avec les années. Il y a là un plafond structurel. 539.Voir le tableau d'Hektor AMMANN， supra， p. 413， note 4. 540.A.d.S.， Venise， Senato Terra 15， f°106. 541.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6， f°46 v°. 542.Ibid.， f° 48 v°. 543.Ibid.， f° 100. 544.Bien établie pour la période 1572—1601 par les réclamations des boulangers： les salaires ont doublé dans l'intervalle，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8， f°302. 545.A.d.S.， Senato Mar 23， fos36 et 36 v°， 29 septembre 1534， soit un peu plus de 63 ducats par an. 546.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61， f°80， 1606， il y a à la Zecca 72 salariés （54 pour l'argent， 18 pour l'or）. Au total annuellement 5,280 ducats， moyenne presque 72 par salarié， il y a en moyenne surpaiement des personnes qui s'occupent de l'argent. Parfois un employé occupe deux postes. 547.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61， f° 208 v°， 1586， 28 secrétaires， total des salaires 2,764 ducats. 548.A.d.S.， Venise， Senato Terra 23， Venise， 20 mars 1556. 549.Juan REGLA， in： J. VICENS VIVES， H. Social de España， III， p. 300. 550.Frank C. SPOONER， 「Régimes alimentaires d'autrefois， proportions et calculs en calories」， in： Annales E.S.C.， 1961， n°3， pp. 568—574. 551.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3， f°204 et sq.， 8 mars 1571. 552.Piri RE'IS， Bahrije， ed. par Paul Kahle， 1926， Introduction， II， p. XLII. 553.Foulquet SOBOLIS， Histoire en forme de journal de ce qui s'est passé en Provence depuis l'an 1562 jusqu'à l'an 1607， 1894， p. 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