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時代的中國 · 十二、社會與經濟

晚期帝國時代的中國社會史、經濟史錯綜複雜且眾說紛紜，前一章提及的官僚中央集權主義導致的制度規範化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而人口的擴張和經濟的發展導致許多地方組織模式的轉變是另一部分原因。但自宋朝至清朝，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卻無疑是清晰的：一個非世襲的文人管理階層成為社會秩序中的新中流砥柱——他們基本上是地主階級，但經濟來源不全是商業投資或是土地出租後的有償服務。宋朝是一個在人口、城市化、商業化、貨幣化和技術方面急劇發展的時期，但這種趨勢卻因蒙古人的入侵和明朝初期的緊縮政策而暫緩了。到了16世紀，這些趨勢又捲土重來：人口規模日漸龐大，密集地分布於整個中國本土；鄉村充斥越來越多的中等規模的市集，無論對於富裕還是貧困家庭來說，從商都是一個比種地更誘人的選擇。早期對工匠和商人的法律限制和社會歧視逐漸消失，社會整體變得更加公平、公正。但人口的增長還是抵消了其他各類事物的發展，造成了19世紀初期的嚴重社會經濟動盪。特別是技術發展的停滯不前，本土傳統並未衍生出工業革命。中國史無前例地發現它在技術上落後於外部世界。而在國內，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赤貧人口盈千累萬。 人口 由於此時的稅主要基於土地而非人頭來徵收，也由於常備軍不再依靠從百姓中大量徵召，晚期帝國時代的政府對精確的人口數額並不感興趣，因此，宋朝及之後的人口統計數據極不可靠。不過，在結合了其他種種證據後，官方給出了一個合理的人口概況。國泰民安、新糧食品種的引進以及技術進步都促成了人口在11世紀的激增，五代時期的人口為五六千萬到一億不等。但是，金人和蒙古人的入侵似乎使明朝初年的人口數量減少到了唐朝時期的水平，約為六千萬人。明朝的長盛久安使人口在16世紀初期再度增長到了一億或一億以上。而到了1600年，這一數字甚至可能達到了兩億之多。除去明朝末年的叛亂造成的人口減少，中國人口在1750年膨脹到了三億，到了1850年更是有了四億之多[1]。人口增長背後的部分原因將在此章後文中加以探討。 北宋年間，南北方的人口分布大致均等。12世紀女真人在北方的征戰使得人口重心第一次轉移到了南方：南宋有約六千萬人，而北方金朝所轄的人口總數約為四千萬。13世紀蒙古人的滋擾使北方金朝的人口損失巨大，遠大於南方南宋的人口損失。因此，元朝北方的人口數量比例不超過總人口的25%，或許只有10%。明初的皇帝通過一系列積極的舉措恢復了北方的人口數量，17世紀，史載的北方人口比例又增長至了人口總數的40%，但人口的恢復程度十分值得懷疑。明朝時期，除了人口北移的趨勢外，還出現了從人口稠密的東南地區向西和西南方向轉移的趨勢，正是在此期間，古老的原住民土地——貴州和雲南——才徹底被漢化。隨著人口壓力的激增，清朝政府鼓勵人們向中國本土上唯一一個低人口密度地區——四川省——遷移。在明末叛亂年間，四川省被課以重稅。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可以轉移剩餘人口的地方了，除了分隔開長江平原和南部沿海地區的貧瘠山地（包括地勢起伏的西南地區）和同樣瘠薄的中部西側的四川以及山西省中的高地，但這些地形不可能吸收大量人口。新遷徙至此的農民砍伐了中國本土上最後的森林，導致了土地退化和水澇。有著極高農業生產潛力的東北地區不對移民開放，被保留為特殊的滿族保護區。 到了1850年，人口總數約為412 000 000人，其中南方人口占據一半以上，北方也占據了三分之一。各個主要地區的人口分布詳見下表： 城市生活 中國生活的城市化進程在宋朝期間不斷加速，到了11世紀，全國至少有十個人口密集的大都會區域中心，分別位於人口約百萬或百萬以上的州、府：北方有河南的開封和洛陽、山西的太原以及河北的大名；南方有湖南的長沙、江西的吉安、浙江的杭州和紹興、福建的福州和泉州。12世紀，為了躲避女真人的入侵，人口向南逃離，加速了南方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根據一些專家的估算，南宋都城杭州城內約有兩百萬人口，城郊也有兩百萬人。這就是馬可·波羅的描述中令歐洲人目眩神迷又將信將疑的「偉大的都市杭州」，因為當時的歐洲最大的城市也就只有五萬人。另一名歐洲旅行家聲稱，元朝時期，聚集在杭州城十三個城門外的任意一個市集中的人口都超過了威尼斯的人口總數。 元明時期的城市化進程或多或少地放緩了，人口超百萬的州、府數量或許也減少了。但如蘇州、杭州這種位於長江三角洲的大都市仍持續繁榮，連中國人自己都視它們的富麗堂皇為傳奇，一句流傳已久的俗語誇讚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到了清朝，蘇州、杭州和南京成為全國最主要的城市，唯一可以與它們相媲美的便是北方的北京城，而北京城只是作為京城才得以繁榮起來。作為中國近代最大城市的上海此時還未見規模，直到19世紀中葉清廷開放通商、允許外國人居住後，它才開始發展。 早期帝國時代的重要城市主要是作為行政中心，而宋朝以及後世的都市都有更複雜的社會結構。以開封為例，除了作為北宋的都城外，開封無疑還是一個娛樂消遣的中心，據傳城中有超過五十座勾欄，其中一些的觀眾人數竟有千人之多。勾欄內常有職業雜耍、舞蹈、雜扮、說唱以及雜劇表演者帶來表演。據稱，作為南宋都城的杭州在最繁盛之時擁有十七個娛樂街區，其中的勾欄常有多層的包廂。明朝最大的都市蘇州不僅僅是一個行政中心，實際上更是一個面向富人的娛樂休閒地，同時還是一個大規模的製造、貿易和出版中心，雲集了各地的文人騷客。 明清兩朝的城市化趨勢擁有區別於宋朝的特徵，宋朝的都市崛起、發展迅猛，而明清時期的都市大體上停止了擴張。但中等規模的集鎮如雨後春筍般在開闊的鄉間湧現——一開始並不是以行政中心的面貌出現，反而大都是隨著人口在全國範圍內暴增而形成商業中心。到了19世紀，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村莊被隔絕於這樣的集鎮之外，也沒有農民對於城市生活感到全然陌生，他們在觀念上多少都算作市郊人了。 社會平均化 伴隨著晚期帝國時代的人口增長、商業繁榮和集鎮興起，社會中逐漸呈現了一股類似於古代戰國時期的平等主義趨勢。除了在非漢族政權下的民族不平等，一個人的血統對於社會成功來說愈發不關鍵，財富日益成為社會地位的決定性因素，向上、向下的社會流動變得十分迅捷。在所有男性繼承人平分家產的傳統之下，任何家族都很難富過三代。 傳統中的「士（官員，現在實際上是士大夫）、農、工、商」的階層降序只在理論上保留下來，但在現實中，社會分層更加錯綜複雜。蒙古人的元朝試圖仿照唐代以前的北朝，通過嚴格的世襲體制來固化階層，但此舉反映出了社會階層的複雜性。它將每一個人都劃入一個分類細緻的世襲戶籍，如一般民戶、儒戶、醫戶、陰陽、兵戶、軍戶、匠戶、灶戶、冶戶等。這些更加專業化的職業群體需要按需輪流為國家服役。 明朝沿襲了前朝的匠籍制，特別是針對從軍、產鹽的家族以及如木工、瓦匠的一系列工匠，時常徵召他們去為國家服役。明朝有兩類工匠世家，一種常駐京師，或多或少都受國家雇用；另一種住在地方，依靠自主經營來維持生計，但也要定期響應國家徵召前往京師服役。元明時期，工匠家通常都能夠通過上繳銀兩折抵役期，到了1562年，繳納銀兩基本成了強制性的任務。 到了清朝，世襲服務的家庭僅限於八旗、鹽戶以及一小部分在明朝末年經皇家批准的鹽商世家。由於軍事家族不再受世襲制的制約，世襲服務的家族也不再是人口總數中的大多數了。此外，世襲家族的身份只是用來為皇家服役，不再帶有歧視的色彩。 早期朝代的歧視性律令禁止非農戶家庭入仕，至少在理論上將工和商排除在官場門外。到了唐宋交際之時，這一限制逐漸行之無效了。明清時期，這種法律性歧視僅僅針對「身份卑微」的下九流，包括政府組織中的最卑下的皂隸、奴隸、娼妓、藝人以及各類地方流民，例如廣東地區的疍戶。「身份卑微」之人被以多種方式與受尊敬的市民階層分隔開來，其子女至少三代被禁止入仕。但在明清時期，沒有任何群體受到公開歧視，工、商甚至軍籍家庭成員都被允許參加科舉。最終，雍正皇帝從法律上「解放」了這些「身份卑微」之人，雖然在實際中他們還是被冷眼相待。 平等主義集中體現在教育的普及上，而這也成為晚期帝國時代最卓著的特徵之一。對於大量中國家庭來說，把至少一個兒子從直接的農業勞作中解放出來，並利用新的教育機會已經不再是夢了。自明朝初年起，農民就被鼓勵，時而被強制去建立、支持社學。窮苦出身的聰穎之人能夠接受基礎的訓練，這樣或許就能夠引起知縣或是督學的注意，而在他們的資助下，農家子弟或許就能夠開啟作為廩生的仕途之路。自宋朝起，由士大夫在城市和城鎮中聯合建立的書院就大行其道。他們還建立了大量藏書閣，資助講學和哲學辯論，為地方上的童生複習科舉考試。明朝時期，書院有時會被視作異端邪說或謀反言論的源頭，因而遭到禁毀。但多數時候，官方還是給予了書院鼓勵和財政支持，就像早期的政權通過禮遇和免役的方式來支持宗教組織一樣。富庶之家和世系龐大的家族會聘用教師或建立小型私塾，就像早期的貴族一樣，這種學校在清朝時期變得愈發普遍。 印刷的普及對於社會平均化的推動不容小覷。自唐至五代，印刷術穩步發展。這種技術無疑衍自早期中國人的篆刻和拓印技術（石碑的紙質複製品），通過雕刻與原稿內容一致的木板，再印製木板上的內容來實現。最早可確定時間的印刷製品出現在770年，是由一位日本皇后資助、印製於中國的一百萬份佛教符咒。[2]佛教徒意識到印刷術對於傳播宗教的意義，成為早期印刷術最煞費苦心的推廣者。現存最早的有明確刊印日期的印刷品在868年5月11日印製，它是一部佛經的複製品，包括六頁文字和一頁插圖，被粘連成462厘米長的手卷。其序言中提到此書是「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佛教徒傳播儒家教義的一例）。到了唐朝末年，官方按期發布邸報，邸報是一份頒布新的限令和任命，刊登官員們感興趣的事務的報紙。五代時期的953年，在政府的資助下，一套共130冊的儒家經典及註疏得以付梓。 有著如此良好的開端，印刷業在宋朝大為普及，當時的政府和類似的私人書坊印製了一些最受人矚目的藝術樣例。很快，利用陶瓷、錫和木頭製作的活字印刷術也被發明了出來，最終，鉛制的活字印刷在元朝問世。然而，僅算上最常見的漢字，操作活字印刷所耗費的工作量也無疑是巨大的，因而木刻板印刷是直到20世紀之前印刷業中普通使用的常規方法。在明朝，複色雕版印刷技術得以完善。縱觀古今中外，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宋朝早年的約972—983年間印製的一部作品，它是所有佛教經典的集合，也稱《大藏經》，其中包含1521部作品，共計130 000頁，每一頁都對應一塊雕版。自宋至元，基於最初的雕版，這套《大藏經》被複製了20遍。 除了宗教和經典書籍之外，印刷術還使農業和技術專著廣為傳播，從而使宋朝的生產效率迅速提高。此外，印刷術還促進了元明清期間面向公眾的知識性百科全書和白話文學作品的傳播。最遲至16世紀，很大一部分中國人已經能夠識讀基礎的文字了。 社會平均化還要得益於宋朝初年開始發展的宗族組織。這種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後世政府所倡導的儒家觀念。秦漢時期對門閥的厭惡此時已經煙消雲散了，多代同堂有益於社會安康已然成為官方教條。11世紀著名士大夫范仲淹同他人一起倡導將同一地區的家族世系組成義莊，以謀求共同福利——維繫宗族學堂和祠堂、扶持宗族中的鰥寡孤獨、為貧困族人提供貸款以及為族人謀求各類福利。范仲淹等人購置田產，將其永久性地歸為宗主所有，地租所得用於義莊支出。他們還頒布並印製了「族規」，規定了個人品行標準和管理宗族事務的準則。宗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舊時貴族的門閥世系，成為地方上的強大勢力，能夠防止地方官員及其代理人對族人和核心家庭的侵擾。族長備受政府權力機構的尊崇，因為他們需要依靠前者來維持地方穩定並建設、維繫有益的地區工程。宗族組織在南方，特別是在福建省尤為普遍。當今大多數南方家族都能夠上溯其世系至宋朝年間。 秘密社團是另一個介入個人與政府之間的組織形態。這些社團有著悠久的歷史，至少可溯至漢朝時期。其中有宗教動因的組織（一般稱作「教」），也有單純只有政治動因的（稱作「會」）。大多數社團都倡導結交兄弟、俠義精神、傳統道德理念和——特別是在清朝期間——排外的愛國主義。每個社團都有一套複雜又獨特的暗語、手語、誓言、神聖的數字，甚至有一套特殊語言和文字。在清朝之前，最活躍的社團莫過於白蓮教。它最初是一個激進的救世佛教團體，一直延續到了清朝時期，常與其他愛國勢力結合，鼓吹恢復明朝。但清朝秘密社團的主體還是源於清朝初年的前朝遺民勢力，其大本營為洪門，下設兩個分支，一個稱作三合會或者天地會，另一個稱作哥老會。它們都有一系列多變的地方分支，每一支都有稀奇古怪的名稱。儘管這些社團帶有黑幫色彩並參與勒索和保護的營生，但它們擁有廣泛的民眾支持，為民眾交流和組織提供了一個框架結構，也是對清帝國穩定的統治的一個潛在威脅。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這些社團日益頻繁地起義，最終導致了1851—1864年間大規模的太平天國起義。 新興管理階層 在唐朝末年和五代時期，軍閥割據猖獗一時，之後這些早期帝國中的貴族逐漸淡出了人們視線，中國社會很大程度上被一個很難精準定義的階層主導。這個階層顯然不受出身限制，雖然軍事將領源自或已融入此階層，但它本質上絕非軍人階層。中國人通常稱其為士人階層，也就是西方人口中的文人。許多當代西方學者將其概括為士紳階層（gentry），這個詞很不幸地令人錯誤地聯想到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中的英國鄉紳。因此，非誤導性的詞語，例如社會精英（social elite）或許是指代該階層的最佳詞語。 同舊式貴族一樣，新興精英階層占據了政府要職並主導著社會整體，不參與體力勞動。宋朝時期，在從事商業活動還要忍受些許社會歧視的情形下，精英家族通常都是大地主。但隨著時間推移，從商日益受人尊敬且利潤豐厚，越來越多的精英將土地出租，在收納佃租的同時也投身於城市和城鎮中的商業、工業和放貸活動。於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城市化、理性和文雅。無論是作為地主還是企業家，這個群體都享有充足的受教育機會。精英們吸收了古時的禮樂文化，浸淫在經義史書之中，成為儒家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同時，他們還在商業繁榮中牟利，在惡俗的娛樂活動、資本家的消遣活動以及城鎮的景點中尋歡作樂。 精英階層中的低級成員包括一系列店主、小型製造商和批發商、錢莊莊主、通俗文學書坊主、雇用文人、畫家以及政府幕僚。在他們之上的上層成員則是鴻商富賈，其中最著名的富商是清朝的鹽商，他們壟斷著淮河流域的食鹽貿易，生活奢靡，對有潛力的文人、書生一擲千金。 社會精英階層是參加政府科舉考試的主要群體，因此也是歷朝歷代政府取士的最主要的來源。由於財富能夠打開仕途，又由於官商相護（得益於稅收減免、一些法律特權以及權力的濫用），以至於大量現代研究都致力於探討究竟是財富帶來了地位，還是反之。然而地位和財富二者既糾纏不清又互為因果，回答這一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是：比起舊秩序，新的社會秩序是更「民主」了還是反之？換言之，新的社會精英是否是一個自我延續且本質上抵制「新鮮血液」的階層？由於科舉考生會記錄、指認他們的父輩、祖輩和曾祖輩的階層地位，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在宋明時期考生祖先三代中沒有功名的人占進士中的大多數。但這一情況在清朝逐漸發生了變化，到了19世紀，這部分人的比例降到了30%左右。根據非統計性的證據，宋朝年間，貧苦之人也有機會考取進士，並能夠節節高升；在明朝時期，這種情形時有發生但稍有減少，但在清朝年間卻一去不復返了。若有關於考生的直系親屬（兄弟、叔伯、各類姻親）和經濟狀況的系統性證據，那便可以斬釘截鐵地得出結論：擁有政治裙帶關係的富庶之家始終能夠順利地使其子孫考取進士之位。特別是在清朝，類似於美國的「從木屋到白宮」的中國夢幾乎化為泡影。每年進士與總人口的比例從宋朝的1：500 000，降到了明朝中期的1：1 000 000，最終一落千丈到了1800年的1：4 000 000，因此成功的機率極度渺小。若要形容19世紀年輕人的前景，前途渺茫一詞可以算是最輕描淡寫的說法了。 另外一個造成此情此景的原因在於擁有低等功名的人數泛濫，這一情況始於明朝，在清朝尤甚。當任何人都可以通過不算巨額的錢財來購買功名，當任何人都能夠獲取政府恩準的特權並自視為闊綽之人時，有功名之人的泛濫也在所難免了。雖然低等功名考取者沒有一官半職，但他們有機會成為官員的副手、督學、幕僚或富裕家庭的管家以及地方組織的公共工程上——例如水利工程——的督導。因此，俗話言稱的「天高皇帝遠」可謂是清朝時期的一個寫照。整個朝廷變得高高在上且遙不可及，甚至連知縣這種芝麻官都難得一見。普通人對於子孫考取進士不再抱有幻想，同時也完全有理由期待他的某個子孫能夠通過努力和些許幸運來增加家族財產、提高家族地位，成為低階的管理精英。這樣一來，整個家族至少在一到兩代人期間就可以免於辛苦勞作。對於一個平凡的人來說，這樣的境遇無疑是夢寐以求的。 雖然如此，考慮到不斷加劇的人口過剩，到了清朝中期，農村地區遍布上百萬連這種夢想都不復存在的人。可以說，他們被永久性地剝奪了權利，在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秩序中沒有一席之地，於是也就對漢文化中的傳統文化觀念置之不理了。民眾怨聲載道，當他們的怒火被太平天國起義點燃後，中華的帝國傳統已然被宣判了死刑，而這種變革導致了一百年後反傳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現。 總體經濟發展 晚期帝國時代的中國人從祖先長時間積累的農業、技術、工業、商業知識中汲取了無限的營養，特別是在宋朝時期，中國人在各行各業中持續發揮了創造力。11、12世紀的中國不僅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且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國家，還是世界上農業、工業、市場、貿易最發達、最先進的國度。回顧當時，宋朝的中國似乎站在了發展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經濟的起跑線上——商業化、工業化、貨幣化甚至還有一定程度的機械化。從大多數方面來看，任何一個18世紀以前的歐洲國家都無法與11世紀的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比。這些成就也為晚期帝國的人口爆炸式增長奠定了基礎。但在此之後，經濟發展的腳步卻放緩了，經濟體系的複雜程度最終超出了中國的管理能力，一系列的遭遇——不堪回首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入侵後的恐外的收縮政策、由宋明理學衍生出的內省的理智主義、主導國家和社會的教條主義的士大夫、權力的不斷中央化、數百年的充裕富足——衍生出了一種自我滿足的保守主義。有限耕地上的農業生產力達到了上限，隨之而來的是1750年之後技術領域的停滯不前，但人口卻在不斷增長，於是生活水平下降，市場需求低於製造能力。在面對這樣的國內經濟難題時，19世紀的中國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更不要說在各個口岸不斷叫囂的西方人所帶來的騷擾了。 農業 晚期帝國時代中國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可謂是革命性的。它有兩個主要階段，即北宋初期開始的水稻耕作的進步，以及明末清初新引進的旱作作物和在貧瘠土地上種植的糧食作物。 前文多次提到，一直到唐代中期以前，中國人口的重心一直集中在北方，而氣候乾燥的北方的糧食作物——主要是粟——也是人們的主食。唐末宋初，隨著南方人口增多，在南方十分普遍的水稻成為農業生產和國民攝入食品中日益關鍵的作物。中國人迅速發現了種植水稻的優勢，因為它的畝產量高，但想要進一步提高水稻產量卻是難題。那時，南方水稻種植需要的畝勞動力巨大，從播種到收割需要多達150天的周期。若沒有保證提供充足且規律的水源的水利系統，水稻很容易受乾旱侵害，也經常遭受每年夏末席捲沿海地區的颱風的破壞。 為了提高水稻產量，宋朝初年的皇帝向南方派遣農業專員，向農民大量派發介紹新式農具（如改進後的梨、耙）的小冊子，並促進堤壩、水閘、水車以及其他的水利設施的建設，特別是派發從占城（越南南部）引進並在中國進一步選育的新種株。政府同時還提倡在南方種植北方小麥，作為南方的冬播作物，並推廣使用土壤肥料。隨著南方人口增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有機糞更易獲得，到了宋朝末年，城市和城鎮到鄉村之間的人類排泄物的運輸成為一個組織完備的大型產業——所有造訪東亞的近代西方旅客很快就能注意到的「糞桶」行業。南宋時期，人們開始開墾中國南方水量豐沛的山坡上的梯田。 宋朝最具革命性並影響深遠的進步就是引進所謂的占城稻。這些新的種株比中國早前的水稻更耐旱，成熟周期更短。水稻的生長期由此開始迅速縮減，先是120天，隨後到了100天，到了宋朝末年，由於持續的種子選育實驗，其生長周期縮短到了50多天。因此，早至宋朝時期，基於各地不同的土壤和氣候條件，各類兩熟制就已經施行了。在南方，一年內在同一塊土地上種植兩茬水稻加上一茬冬小麥已經成為標準做法，一些地區也可以實現一年三熟。逐漸地，間作早稻和晚稻也成了十分普遍的做法。這樣一來，無論天氣怎麼變化，每年都可以有收成。 這些進步為宋朝時期的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盛況，也使中國經濟在經歷蒙古人的征服和占領後得以恢復。玉米等作物的引進，作為旱地作物麥和粟的補充品，有效地幫助明朝恢復了元末以來大量減少的北方人口。 17世紀以降的人口激增，部分得益於上述累積不斷的農業創新，部分源於16世紀玉米、紅薯和花生的引進。這些作物都是在歐洲大航海和殖民時代從美洲發現的。玉米和紅薯有著很大的優勢，因為它們可以種植在傳統意義上的不毛之地——任何地方的沙質土壤、北方和內陸省份的乾旱山地。雖然中國倚重粟和稻的飲食習慣使新作物的推廣緩慢，但清初時政府還是大力推廣了玉米和紅薯的種植。結果，到了1800年，玉米和紅薯占中國糧食總產中的重要比例，並成為貧困人家的主糧。同時，隨著山坡地帶成為邊遠的農田，中國本土上的森林也嚴重退化，低矮農莊中的大片田地也頻繁遭受洪水的侵害。水稻在糧食總產中的比例下降，因而價格也隨之直線攀升。到最後，對於貧困的中國人來說，大米成了一種過分奢侈的主食。 晚期帝國時代的最後數百年間，中國農民種植的經濟作物嚴重影響了糧食生產，特別是棉花種植，而菸草種植也或多或少地影響了糧食總產。棉花在宋元時期被引入中國內地後，元、明兩朝政府皆不遺餘力地推廣棉花種植，但卻遭到頑固的農民的抵制。但到了15世紀，棉花還是成了一種主要作物。菸草則在17世紀進入中國，儘管政府想盡辦法限制菸草生產，但它還是很快就變得極為普遍。不過，隨著人口的翻倍，對糧食的需求限制、減少了類似的經濟作物的種植。 除了糧食生產的變化，晚期帝國時代還經歷了農業組織上的轉變。唐朝末年，大量寺產田地被充公，在叛亂和軍閥混戰中，舊式貴族被瓦解，因此農村湧現出大量自由農。然而，自由農民在面對富人和特權階級的侵蝕之時，一如既往地難以保全。宋朝時，自由保有土地的農民數量眾多，與自由的佃戶一起構成了農村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然而大地主還是不可避免地成為在農村呼風喚雨、執掌大權之人。大地主的佃戶雖然不是奴隸，但他們的狀態距離自由還很遙遠：他們被綁縛在土地和勞作之上，而宋朝政府也通過實施法令來確保佃農的農奴身份，同時懲罰以農奴之名庇護難民的行為。一個頗有爭議的觀點指出，宋朝之所以有如此顯著的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業生產提高，正是因為擁有資本來源和大地主的規模經營。 兩位著名的宋朝改革家試圖在一定限度內約束地主所有制。一位是王安石，在11世紀70年代時設立了名為「青苗法」的借貸制度，以緩和地主、高利貸者對邊緣農民的盤剝。在「青苗法」下，農民在農耕需要時向政府借貸，政府規定農民在豐收時償還貸款（年息40%，但這一利率已然低於當時的私人借貸利率了）。宋朝末年，另一位改革家宰相賈似道在13世紀60年代設立了地主所有土地的上限，並不遺餘力地執行這一法令，多出的土地則被政府徵用、出租。儘管如此，宋朝政府並沒有著力解決土地所有制的問題，終其一朝，地主所有制依然蓬勃發展。但宋朝的大地主沒有扮演任何特殊的軍事角色，與之前的大貴族兼莊園主或是中世紀歐洲的封建領主不盡相同。事實上，與上述角色相反，宋朝的大地主在文官體系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並促進了宋朝非軍事價值體系的發展。 蒙古入侵者又重新在農村地區施行了新的農奴制，甚至是徹底的奴隸制。出於對賈似道改革的深惡痛疾，宋朝的一些大地主轉而開始與新的蒙古族政權合作，從而保全了地產和特權。但元朝政府為了維持軍隊並為蒙古貴族提供賞賜，將大量土地收歸公有，由此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景象。同樣，宗教組織也被賜予大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農民。自由農民的數量銳減，被壓迫的程度也比之前的時候都要深重。 明太祖一舉廢除了元朝式的奴隸制，資助自耕農在人煙稀少的北方地區安身立命。但就像元朝一樣，明朝仍將大塊土地收入囊中，用來賜予明朝衛所制中的世襲士兵。從元朝精英手中收公的大莊園依舊歸為國有，而國家再將這些莊園土地出租給佃農，租金則遠遠高於當時通行的地稅。這一情形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區，如蘇杭地區尤為突出。除此之外，明政府在土地所有制的問題上遵循了不干涉的放任主義方針。儘管佃戶不再像宋朝時一樣被法律束縛在土地上，但宋朝式的地主所有制不可避免地再度蔓延開來。整個明清兩朝，自耕農都在與綿延不絕的地主所有製做著不懈的鬥爭，而佃農也試圖與地主博弈，為自己爭取到最好的契約安排。 與此同時，隨著商業和貿易在16世紀的發展，特別是對於商人階層的法律性歧視終止，經濟條件尚可的農村家庭開始了空前規模的多元化投資，並遷徙至城市或城鎮中居住。鄉村的情景逐漸改變，只留下了自由農民和沒有地主的佃農。17世紀間，佃農起義反抗濫用職權的地主代理人，加快了富庶之家向城鎮的遷徙速度，也促使了一個基本模式的誕生：少量的地租和一個幾乎不容置喙的、享有無限租賃周期的佃耕權。到了清朝中期，中國農村的人口組成魚龍混雜，包括小自耕農、基本上無差別的佃農，以及既耕種自己的土地，也耕種他人土地，還將土地轉租出去的地主兼佃農。人們很難分清究竟誰是地主、誰又是佃農。無論出身農民還是商人，出於農耕傳統上的優勢以及它為人們帶來的長期安全感，城市中的富庶之家也會投資農田。但由於高額的回報率，他們更多地還是投資商業和借貸活動。 明朝期間，政府實施了一項極度濫用職權的措施，即命令大莊園上繳額外賦稅，以填充皇室金庫，供皇家貴胄和宮中寵信之人，包括宦官使用。在15世紀，這一措施的力度不斷加強，到了17世紀，北京周邊的城市近遠郊的大多數農田，以及約大半個河南省的農田都成了皇莊。這些皇莊只存在於理論之中，換言之，它們是受優待的個人貪污常規稅的來源。派往皇莊的稅務代理人常常貪得無厭，以至於最後收稅的職責還是落回了常規地方當局手中，由他們負責將收穫的皇莊糧食轉交到享有特權的「所有者」手中。設立皇莊之後，國家並沒有在對應的省份中減免相應的稅收，因而額外的稅收壓力逐漸轉嫁到了剩下的自耕農的肩上。但從長期來看，設立皇莊對農民造成的損害並沒有對國家造成的危害大，因為它赤裸裸地從國家手中剝奪了一部分正常的稅收收入。 整個晚期帝制時代，地方稅制沿襲了唐朝在780年改革後施行的「兩稅法」模式。稅收基本上還是基於土地徵收，分為田賦和徭役兩部分。王安石變法中的一條是將田賦金額與田產和糧食品質掛鉤，被後世所沿用。因此，富裕地區，特別是精耕細作的江南地區逐漸成為國家田賦收入的主要來源。到了明朝時期，人們通常認為南方貢獻了國家歲入中的九成，江南地區又貢獻了南方中的九成，而最富庶的五個州府又占江南地區的九成。蘇州府內有大量皇莊，需上繳大量田租而非田賦。由於這裡一度被搖搖欲墜的元朝政府控制，與明太祖激烈對抗，因而被征以歧視性的重稅。據稱，蘇州府要上繳全國賦稅收入的1/10，而它在冊耕地只占全國的1/88。 總體而言，晚期各朝代都試圖將徭役攤入統一的田賦中去，按一定支付方式收取，例如作物或銀兩。傳統中徭役在身的男性——丁——逐漸成為一個隨意的財政單位，不再與人頭掛鉤。16世紀，地方政府施行一系列財政措施，簡化了地主所需上繳的賦稅內容，這些措施被統稱為「一條鞭法」。16世紀80年代，明朝最強硬的宰相之一張居正在全國統一貫徹施行了「一條鞭法」。在醞釀了數百年的基礎上，「一條鞭法」將各類稅費匯總為一條。 如第十一章所示，地方稅收基本上都是由人數眾多的族長、士紳來收取，他們通常都共同或輪流來承擔這份職責。每名族長或士紳負責將他收繳的財物遞交到縣政府管制下的規定倉庫或金庫。每縣收繳的財物會按照一個高度複雜的方案分配到全國各地的要塞和機構。只有稅收總額中的一小部分由中央政府直接分配。 商業 晚期各朝代在日常執行中基本上沿襲了早期帝國時代制定的、針對商業剝削的限制性措施。官營工坊大致能夠滿足政府的商品需求，並在產量上持續增長。至於它需要的其他商品，則通過半充公形式的「和買」（採辦）從商人或工匠行會索要。國家依舊把控著大型的建築工業。晚期政權在建築、建造、經營方面的成就——造船、水道維護、宮殿和陵墓修建，以及得益於爆炸性武器的新磚石結構的圍牆建築——往往是巨大的。國家工程需要成百上千的工匠和勞動力。國家持續批准並管控著食鹽等「壟斷性」商品的生產和分銷，而對外貿易也在持續且緊密的監管之下。漢朝的常平倉制度以某種形式繼續成為官營經濟中的標準化模式，以穩定糧食供給和物價。然而，在私營企業主導的經濟領域中，放任主義前所未見地成為政策的主流，私營企業空前繁榮。通常，官員、宦官、皇家貴胄以及鄉村地主至少算是兼任的商業企業家和投資家。城市化的中國逐漸成為小商戶的國度，城市和城鎮間儘是小販、依靠工薪生活的工匠以及各類散工。 唐朝末年，隨著城市中市坊之間的隔斷被打破，國內貿易也從緊縮的國家把控中緩慢脫離出來。到了宋朝初年，商店和工藝品店遍布每一座城鎮的每一條街道，混在民房中間，特別是集聚在城門附近。經營同類商品的商人開始集聚，最終，晚期帝國時代的城市中有了頗有特色的專營某一種產品或服務的一整條街道。古漢語中對街道的稱呼為「行」，於是，商人和工匠自發組織起來的「行會」或「商會」也被稱作「行」，主要用來規範貿易並平均分配政府的徵用。政府常需要依賴這樣的「行會」來向社會最底層貫徹國家的財政方針，這一點類似於族長、士紳在鄉村維持秩序的作用。 在中華帝國的最後幾百年間，特別是從18世紀起，商人和工匠行會數量急劇增長，功能也愈加強大。它們類似於當代的工會，為成員提供社會性或商業性的多種服務，比如提供社會保障基金、資助娛樂項目、為商品運輸提供保險方案等。行會之間的合作產生了一個類似於當今商會的組織，使之成為帝國層出不窮的市集的實際管控者。通常，每一省的眾多商會都會在都城或是主要城市聯合建立會館和總部，為通商在外的行會成員提供落腳之處。如此，一名江西商人便可以放心地前往北京，因為那裡會有行會的工作人員歡迎並接待他。 在晚期帝國時代的小城鎮中，貿易活動通常都是在商業市集上進行，游商時常出現並在街頭或是開闊的地方分銷貨物，在附近城鎮的協商下，游商們會輪替出現在商業市集之中。宗教組織也常常在逢年過節之時資助集市，其間，商人和參加花會的人群將聚集在寺廟周邊進香拜神。 帝國早期市坊界限的消失導致了一系列多變的新貿易稅目的出現。在整個晚期帝國時代，商鋪基本上都要繳納某種名目的庫存稅。在周期性的市集期間，殷實者常常需要承擔收繳銷售稅的職責。運輸商品的過程中通常也要繳稅，政府在道路和河道的恰當位置設立關口，以徵收運輸稅。 在官營經濟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成就是北宋時期國家壟斷業的擴張。這一擴張史無前例，但又曇花一現。當時北宋政府已經讓出了冶鐵的專營，但還壟斷著鹽、茶、酒、明礬以及一些特定的進口香料和奢侈品行業。源於官方專營的國家歲入從997年的11 000 000貫錢增長到了1076年的55 000 000貫錢。改革家王安石——前文已然提及他試圖通過「青苗法」來抑制私人借貸者對農民的盤剝——頗為野心勃勃地試圖為國家贏得更多商業利潤（但這個利潤實際上並非通過壟斷獲得）。在所謂的「市易法」中，國家建立一個倉庫網，用於大量買進和賣出各類商品，與私營商人進行競爭。但這樣的機構過於龐大，以至於成本要遠遠高於獲得的利潤，於是「市易法」在施行了十三年後就擱淺了。 鹽是明清時期唯一顯著的一項官營產業。明朝長期要求鹽商向邊境運送糧食以換取鹽引，以此保證戍邊的糧食供應。靈活多變的商人於是在邊境貧瘠的土地上建立了私人資助的農莊，用來種植邊境所需的糧食並減少運輸成本，這或多或少使北方人口和經濟得以恢復。然而，從長遠來看，「納糧換引」並不利於政府。它減少了官營鹽業的收入，同時又沒有從本質上解決邊境長期缺糧少米的困難。於是，「納糧換引」被廢止，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向邊境戍衛直接撥款，由戍衛購買市場上可得的食物。明朝末年，政府減少了對鹽業的干預，將一部分食鹽分銷移交給了一小群作為大戶批發商的鹽商。這些鹽商成為清朝中國最著名且最富有的一群商人。 就海外貿易而言，儘管中國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都態度消極，但宋朝政府卻積極鼓勵，甚至還向海外派遣了特殊使節，以尋求新的貿易機會。新型中國船隻與阿拉伯商船在南海糾纏不清、頻繁競爭，而後者長時間把控東西之間的海上貿易。中國人用絲綢和陶瓷換取香料等奢侈品，政府收取利潤的30%作為關稅。中國船隻利用當時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針，依靠由多年經驗沉澱而成的優秀航海圖，最遠行至印度的馬拉巴爾海岸。國家在廣州、泉州、寧波以及杭州設立了市舶司，用來監管貿易和徵收關稅。到了南宋時期，貿易關稅成為政府歲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對外貿易上，明朝一反宋朝時期的積極策略。15世紀初期鄭和下西洋是外交行為，而非貿易活動。比起公開的貿易往來，明政府更傾向於嚴格管控下的朝貢活動，它禁止中國人與外國人私下通商，外國商人則逐漸退居到了廣東一隅。如第十章所示，清朝時期的對外貿易只局限於經政府許可的一小批廣東中間機構，歐洲人稱之為「公行」。清政府不遺餘力地限制西方的經濟影響和其他類型的滲透。無論如何，自明朝中期開始，絲綢等中國商品從廣東出發，一路傾銷至西方，白銀則源源不斷地湧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福建商人將絲綢運至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由此換來秘魯銀或墨西哥銀，於是在墨西哥特別鑄造的銀幣最終成為中國沿海貿易中的標準貨幣，又稱「鷹洋」。到了19世紀初，隨著西方人開始向中國兜售鴉片，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中的逆差也被扭轉了。白銀大量流失，以至於為清政府帶來了嚴重的貨幣危機。 在私營方面，北宋興旺蓬勃的鋼鐵產業是晚期帝國時代頗為卓著的一項成就，而這特別得益於優質鐵礦和煤礦所在地與最大的國內市場開封極為接近。政府在開封積極地生產鋼鐵盔甲和武器，以供軍隊配備。在開封獨立經營大型煤、鐵製造的商人常常會雇用數百名工人。在11世紀末期，開封周邊的煤鐵產量占中國總產量的一半之多。位於河北省齊村的一座大型煤礦綜合體中雇用了超過700名煤礦工人、1000名鐵礦工人以及1000名燒爐工人，每年消耗近35 000噸鐵礦和42 000噸的煤礦，生產出超過14 000噸的生鐵。全國的鋼鐵產量急劇增長到了每年125 000噸，較9世紀翻了六番。除了生產軍事裝備，如刀劍、箭鏃和十字弓以外，製造商還生產非軍事用品，如釘子、犁頭、耙、鋤頭以及鐵鍬。在北宋之後，中國的鋼鐵產業開始走下坡路，部分原因是在距離鐵礦如此近的半徑內再也沒能形成一個優勢市場了。 紡織是貫穿於整個帝國時代的主要產業之一，從很早開始，布料就已經是中國重要的出口物之一，我們從如下的英語詞彙就可看出：shantung（山東綢，源於中國的省份名稱）、nankeen（南京布，源於南京城）以及satin（緞子，源於福建港口泉州，馬可·波羅以及其他早期西方人稱泉州為Zayton）。儘管紡織品是重要的出口物，但它們在國內市場的銷量仍遠遠超過出口量，與糧食一同構成了區域貿易中的大宗貨物。在晚期帝國時代，紡織成為東南大都市，特別是蘇州和杭州的專長生產領域。元明時期，棉花的發展自然改變了紡織的市場格局，儘管絲綢的產量依舊巨大，但逐漸只被當作奢侈品使用了。 銅錢依舊是晚期帝國時代常用的貨幣，但8世紀之後，中國遭遇了難以擺脫的銅錢短缺。這部分是由於唐宋時期蓬勃發展的商業活動和區域性、全國性的市場擴展，二者都需要流通中的錢幣的持續增長。但這種情境進一步惡化是因為許多鄰國都開始用中國銅錢作為它們的統一貨幣，特別是越南、朝鮮和日本。因此唐朝以降，政府定期禁止私人用銅。（正因如此，陶瓷才成為晚期帝國時代的一項主要產業：人們生產碗、盤以及大量日常陶瓷用品，以代替以前的銅或青銅器皿。）由於銅的短缺，鐵制、鉛制甚至陶瓷質地的錢幣也用來流通。 錢幣的短缺不僅僅是商業增長的縮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經濟滲透到了社會方方面面的體現。有時，政府會試圖阻礙這一滲透進程——例如，政府會規定必須要用絲綢等商品來支付私人債務。但在宋朝，貨幣化進程已然勢不可擋了。1065年，政府歲入中的現金有史以來第一次超過了商品收入：現金收入占政府當年歲入的51.6%，而這一比例在749年時還只有3.1%。錢幣供應的浮動導致了商品價格的顯著波動，高瞻遠矚的宋朝政府在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方面已經有了深刻的思慮。1073年，政府每年鑄造六百萬貫錢（每一貫一千錢），是唐朝時期的二十倍，但還是出現了流通錢幣短缺的情況。 為了緩解長時間的錢幣短缺，也為了減輕管理大量錢幣的負擔，中國紙幣隨即誕生了。大宗跨區域貿易在唐朝末年開始發展，商人們需載著數車的錢幣穿越整個國家，但紙幣的發明使商人從此擺脫了這種負擔。商人們開始把現金存在廣受信任的鋪戶（鋪戶是銀行系統的鼻祖），甚至放在政府機構中，將憑據看作方便攜帶的存款證明，並將其用於商業貿易之中。最終，在宋朝初年，政府開始自己印製「官交子」（面值單位為「貫」）。到了11世紀初，流通的紙幣已經多達一百萬貫。為了預防通貨膨脹，政府試圖將紙幣的數額控制在一百萬貫以內。但應對女真人入侵的軍事開銷使金錢需求日益增長，這導致了12世紀的惡性通貨膨脹，並一發不可收拾。南宋時期，流通中的會子（南宋由政府官辦、戶部發行的貨幣）多達上億數額，但其背後卻沒有什麼真金白銀的支撐。物價自然也就薪貴於桂了。 蒙古人繼續使用紙幣，一開始十分小心謹慎，但最後比南宋還要不著邊際。明朝政府進行了新的嘗試，但這時的中國百姓已經學會了不再相信紙幣。明朝政府只有通過強制用紙幣支付某一種稅目才能保證紙幣的流通，但大眾基本上倒退回了以物換物的經濟模式。銀錠成為受信賴的用來交換的貨幣，一兩（約一盎司）銀子在理論上等同於一貫銅錢，也等量於一石大米。儘管實際市場中的白銀價值未能保持恆定，但銀錠還是逐漸被接納成為標準的貨幣媒介。16世紀的「一條鞭法」稅制改革的巨大意義就是將所有稅款從商品轉化為白銀。一直到清朝，銀兩都是標準的貨幣媒介和財物單位。到20世紀以前，中國政府再未啟用紙幣。 自宋朝起，中國的商業化和產業化程度比世界其他地區都要高，無論是官方還是私人渠道都有大量的投資資金，那麼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為什麼古代中國沒有自己衍生出工業革命？這一問題困擾了幾代的專家。我們逐漸清晰地發現，早至宋朝時期，中國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水平已經為徹底的工業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至少在特定製造領域是這樣的。是不是中國的國民心態或政治模式和社會組織模式中有某些根深蒂固的傳統，從而在工業革命這一步上裹足不前？邁出步伐或許很難，但並非天方夜譚。連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供給都不曾是抑制性因素，至少它沒能阻礙中國人發明諸多節省人工的設備，諸如利用牲畜、風能和水利。可以確鑿地說，官方對大規模營生的步步緊逼式管控扼殺了關於發明創新的私人投資，而這些發明創新也許能夠極大地改變經濟秩序；或者說，晚期帝國時代的技術和製造力已然遠遠超過了當時市場對於這種創新的需求。然而，沒有一個自然法則規定社會必須要從前工業化狀態向工業化狀態推進，因此，比起解釋中國為何沒有工業革命，分析導致或觸發歐洲工業革命的特定綜合原因總是更容易一些。 明清時期，中國的技術發展在本質上止步不前，與此同時，歐洲正在迎頭趕上並為19世紀爆發式的工業化摩拳擦掌。就整體而言，這一特徵無疑也是中國晚期帝國史中最濃重的一筆。毫無疑問，在宋朝，甚至晚至16世紀，中國經濟都足夠成熟、高效，全世界沒有一處能與之相比，這使中國人的生活條件也遠高於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們。但到了19世紀，在表面的繁榮和自鳴得意的保守主義之下，中國內部的經濟矛盾正將它轉化為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的炸藥桶，隨之而來的政治腐化也將它暴露於正在強勢擴張的西方以及正在高速西化的日本面前，而後者的欺辱最令中國蒙羞。 * * * [1]為了對比，試想1800年美國只有約四百萬居民，比中國最小的省的人口還少；英國和法國的人口約為六百萬；整個俄羅斯的人口總數估計也只有三千萬。 [2]1974年在西安出土的梵文《陀羅尼經咒》，被認為是至今為止已發現的最早的印刷品，印刷於7世紀初。——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