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時代的中國 · 十、通史
10世紀的中國四分五裂，在經歷了漫長的衰退後，唐朝最終土崩瓦解。半個世紀後，中國北方終於迎來了一個統一的政權國家，國號曰宋。960年，宋朝始於一次軍事政變，其統治一直延綿到了1279年（有人認為是1276年）。士大夫終於取代了半封建貴族成為中國社會的統治階級，漢文化如漢唐鼎盛之時一樣蓬勃發展。但在北方和西方，宋朝常年被虎視眈眈的遊牧政權所困，需要為存亡持續鬥爭。1126—1127年，整個北方中國都敗於國號為金的異族政權，其統治者為原始滿人，稱作女真。
南宋政權的疆域僅限於長江流域及嶺南地區，繁榮的經濟和興盛的文化又延綿了一個半世紀，直到13世紀70年代才被蒙古政權征服。其時，蒙古政權已然征服了全部歐亞大陸內陸地區並長驅直入到歐洲腹部。忽必烈建立了名為元的漢人式世襲制政權，定都北京，成為統一全中國的第一位異族統治者。一個世紀之後，大規模的民眾起義推翻了元朝，並於1368年建立了一個疆域遼闊的本土新政權——明朝。在明朝穩固的統治下，中國又一次在東亞稱雄稱霸，就像漢唐之時一樣。明朝建立了保守的專制制度，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時期。
1644年，在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最平緩的朝代大更迭後，明朝將江山拱手讓給了自東北方入侵的女真人，後者建立的清朝也成為中國帝國時代期間最後的政權。17、18世紀，強大的女真皇帝將中國疆域擴展到了最大，此時，中國文化繁盛，人口劇增。但是國內的貧富差距持續拉大，清朝還要不斷應對來自歐洲帝國主義勢力的種種外部壓力。19世紀中葉，清朝被世界歷史上破壞力最強的內戰——太平天國起義——所撼。儘管清朝在1912年才正式瓦解，但1851年的太平天國起義標誌著古代中國史的正式終結和近代史的開啟。
宋朝建朝的960年並不僅僅是將中華帝國史簡單地一分為二的中間點事件，它是自8世紀安史之亂起就開始醞釀的中國生活方式轉變的標誌，同時也是其他一些變化的轉折點，而這些變化使得晚期帝國時代的生活與漢或唐時期的生活大相徑庭。其中一個重大轉變已經在上文提及：個人才能成為選官的標準，傳統世襲貴族消失，文官由此成為中國社會和政府中不可動搖的精英力量。治理的方式變得更加專制，社會流動性更大，城市化趨勢加劇，經濟商品化程度加劇。在思想領域，儒學的復興使佛教和道教淪為民間信仰，它變得越發地自省，失去了最初對於社會變革的強調。在文學和藝術領域中出現了同等重要的變化，戲劇、小說和寫意繪畫領域中也都出現了新變化。印刷術的快速普及提升了識字率，同其他科技進步一同成為這一時期諸多變革中的核心要素。
我們不妨更大膽地總結：這一時期的中華精神已經度過了早期帝國時代英勇、冒失的青春期，現在正經歷更受束縛的冷靜甚至嚴厲、單調的成熟期。對於此時的中國來說，漢朝和唐朝有著強烈的值得懷舊的魅力。
宋朝（960—1279）
宋朝的開國皇帝是趙匡胤，諡號宋太祖（960—976年在位）。他本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後周將領，959年，趙匡胤火速被提拔為檢校太尉，成為後周軍事集團的核心人物。幾乎同時，後周年幼的皇帝即位。960年，後周軍隊擁立趙匡胤為帝，他取代幼帝登基，其時年僅三十二歲。在五代十國時期，這不是第一次兵變了，很可能趙匡胤就是事件背後的教唆者，他也是兵變最後的得益者。這一時期的中國需要精力充沛的領袖。
宋朝與前朝政權都有重建唐朝帝國的夢想，但它們面臨著嚴峻的內憂外患。日益強大的契丹人政權遼國盤踞在宋朝的北方和東北方。據載，在唐朝末年，契丹人就開始不斷干涉華北的政事，它占領了長城以南的十六個州（燕雲十六州），而這裡通常被視作漢人的領地。951年，在契丹人的扶植下，北漢傀儡政權在山西建立。而在西北方向，藏人的部落結成了一個党項人的聯盟，9世紀憑藉幫助唐朝平叛黃巢起義而獲利。10世紀，党項人不斷擴張領土，很快就建立了一個獨立且與宋朝敵對的帝制政權，名叫西夏。中國南方依舊有割據的政權，儘管它們不會侵擾北方，但無疑是想要一統中國的北方統治者的障礙，是想要集舉國之人力和物力來抗擊北方和西北方遊牧民族的統治者的障礙。此外，中國北方至此為止還沒有一個足夠強大的政府來消除所有的軍閥割據勢力，951年北漢政權的建立以及960年宋太祖藉以稱帝的兵變都是中國北方政局持續不穩的證明。
宋太祖是一名謹慎且精明的政治家，明白嘗試收復被契丹人和党項人占領的領土是無謂的行動，當務之急是統一併穩固中國北方。因此，他成功說服部下交出兵權來換取豐厚的退休獎勵，此舉成功地避免了針對他本人的任何兵變。宋太祖機智地將手握兵權的地方長官逐步換成了由朝廷委派的文官，而且他還將地方軍隊中的精銳變為守衛宮廷的禁軍，由他個人親自統管。如此一來，宋太祖就建立了一個軍隊編制——其主力軍是駐紮在都城周圍的強大、機動的精銳部隊，而地方軍力則大量依賴於次等的徵召。
此外，宋太祖還實施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證最高權威：他深化了科舉改革；他將所有級別的政府行政事務都交由士大夫管理，士大夫沒有獨立的實權，只是一味地依賴於朝廷的青睞；他給予了中央政府充分的職權——管理所有歲入、任命下至縣一級的所有職官。通過這些舉措，宋太祖構建了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化的制度框架，其集權化程度超出前朝常規制度形態。但太祖並未濫用職權，他尊敬文官，鼓勵他們開動想像力並大膽進言，他的從善如流為後來的統治者樹立了一個可敬的典範。開封位於多產的中原地區，在五代十國期間就是諸多政權的都城，宋太祖在那裡修建了一個樸素的宮殿，制定舉措使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不為外戚和宦官所亂的時代。
在制定這些重大的國家政策的同時，宋太祖還小心、系統地將南方的割據政權收入囊中。963、964—965、971和975年，他發動了數次戰事，除了在宋朝始終保持獨立的西南少數民族政權南詔和浙江的吳越，他依次征服了一個又一個南方政權。然而太祖在四十九歲就英年早逝，他的宏圖偉業還未能全部實現。太祖的弟弟宋太宗（976—997年在位）接任即位，繼續推行其兄的宏韜偉略。978年，太宗接受了吳越的投降。979年，他剿滅了位於山西、由契丹扶植的北漢政權。這樣一來，除了遠處的西北邊陲地區和遼國占據的燕雲十六州，傳統意義上的中國領土再度統一。
西北方的党項人懾於新立的宋朝政權，向宋朝進貢，成為宋名義上的藩屬國。太宗滿足於這樣的朝貢關係，因為多數人都對長城以南的契丹勢力深惡痛絕。979年，在消滅北漢之後，宋太宗立即領兵親征以收復今天的北京地區。被契丹人擊退後，他再度出擊但仍被打敗，損失慘重。之後，宋太宗集中力量修築防禦工事，防禦也成為宋朝接下來的軍事常態。1004年，遼軍大舉向開封方向開進但被挫敗，邊境局勢穩固下來。敵對的雙方訂立盟約，規定北方十六州仍歸遼國所有，宋朝每年給遼國「兄弟之禮」，每年總計白銀十萬兩和絹二十萬匹。數十年後，兩項歲貢的數額都上漲了十萬，但契丹與宋之間也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往來。同時，西北方反覆無常的党項西夏挑起了與宋朝長達四年多（1040—1044）的戰事。此後西夏也與宋朝停戰，代價是宋朝每年提供白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的歲貢。但西夏還是不斷地侵擾宋朝，宋朝也在1069、1081—1082年兩次試圖反擊西夏，但均告失敗。
與以往的治世一樣，11世紀的中國繁榮昌盛。在該世紀中葉，中國人口達到六千萬，是唐代人口的最大值。到了1100年，人口明顯逼近一億。根源於9—10世紀舊唐秩序崩塌的變化力量如今在加速發展，全新的生活方式開始形成。社會經濟領域也面貌一新，一部分源於政府的推動，另一部分源於私人企業的興起，後者的活躍程度是漢代初期以來新的峰值。新的種子和糧食作物被引進，農業和工業領域也有了接連的技術和組織性進步，生產不斷擴大，政府歲入達到了唐朝歲入的數倍。作為大型城市綜合體，開封和其他幾個城市成為區域性中心，甚至是全國性的貿易樞紐。商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市階級。在商業中心，新的職業和生活方式湧現出來。此外，五代時期迅猛發展的印刷術促進了識字率的提高和教育的發展。當官從政對於中國普通百姓而言不再是一個不現實的夢，這是有史以來的首次。
11世紀的文人生活也變得前所未見地妙趣橫生。隨著城市出身的識字階層極速壯大，學術、文學和藝術領域都空前活躍。最顯著的一點是，奠定宋明理學出現的哲學基礎很快就顛覆了在中國文人階層長期占主導地位的佛教，並直到20世紀初仍對中國有很大的影響。
11世紀的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社會最繁榮、文化最發達的國家。它同時也應是軍力最強的國家，因為宋朝不斷增長的歲入的一大部分都投入到維持龐大的常備軍上。配有大規模生產的鐵制和鋼製裝備，除了傳統的弓箭、十字弓之外，還有各類形態的燃燒武器。宋朝擁有隨時能夠調配的軍力，在11世紀中葉，軍隊人數多達1 250 000人；宋朝還在初期的統一和繁榮階段擊敗過北方民族。若將這兩點考慮在內，人們很難會想到宋朝有朝一日也會成為遼國和西夏這些鄰國的藩屬國吧。
有關宋朝為什麼不能像漢朝和唐朝一樣成功征服北方遊牧民族有很多種解釋，其中最簡單的說法是漢人已經喪失了鬥志。漢化逐步消解了契丹和党項人好戰的鬥志，漢人逐漸意識到二者不再會對大宋發起激烈的新戰事了。用銀子和絲綢（歲貢的價值從未超過宋朝歲入的2%）換取和平的方法似乎很合理，而11世紀的漢人有比收復邊境地區更吸引人、更富挑戰的事情要處理。這種態度很大程度上源於老式軍事貴族的沒落，而正是宋太祖和宋太宗的人事政策加速了它的消亡。軍隊由文官管控，軍中職務備受鄙視，士大夫的利益成為政府的重中之重，而文人精英的尚文精神瀰漫於整個社會。11世紀的中國沒有產生任何杰出的軍事將領，但卻誕生了一批中國歷史上最傑出、最有為的士大夫；宋朝政府對仁政的重視和在民眾福利上的投入，是歷史上任何其他政府都無法比肩的。
因為儒家傳統才剛剛被重新確立起來，因為國家所繼承的意識形態包容了從放任主義到極端改革主義等的一系列方針，也因為那個時代的士大夫都是個性鮮明、思維獨立、意志堅定的人，新成立的官僚制度很快就被一輪接一輪的黨派紛爭所腐蝕。沒有任何一支派系能夠長期占據全部高層官職，隨著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相繼掌權，派系鬥爭愈發地激烈了。
11世紀的論爭之中觸及了一些實質性問題，一部分源於西夏和遼的威脅，一部分則是中國內部正在經歷的變化。冗兵的費用高昂，難以管控，沒有眾人期望的高效。宋明理學思想中的先鋒派不為從早期帝國時代傳承下來的、狹隘學究式的儒學傳統所容，更不要提佛教和道教信眾對它的態度了。傳統農村地區的重農思想——在北方尤為明顯——與在南方日漸蓬髮的都市商業的企業家精神強烈碰撞。除卻正在消亡的老式世襲貴族，半封建的社會經濟不平等依舊在農村地區殘存，大量農民繼續作為依附於大型莊園的家丁而壓抑地活著。獨立農民的生存境況十分不穩定，受迫於方方面面的壓力——積極擴張的大地主、放高利貸的債主以及貪婪的徵稅人。雖然國家的歲入增長了，但開銷增長更快，赤字也見怪不怪了。任何形式的改革都迫在眉睫，即使最具奉獻精神、最為民為公的政治家都不惜在根本問題上爭論不休。
范仲淹（989—1052）是第一批傑出的改革派之一，他宣稱真正的士人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話也成為後世所有儒家積極分子的格言。1043—1044年，范仲淹主持實施的十條新政主要聚焦於官員任選和地方行政改革，但很快就被保守派所打壓。一代人之後，中國近代之前最富爭議的改革措施問世了，即由宰相王安石（1021—1086）主持的「熙寧變法」中的十五條新法。
作為范仲淹曾經的門生，王安石是著名詩人、散文家和經學家，此外還是誠摯、固執的積極分子，認為國家應帶頭改造社會，因而許多同時代和後世的人都視其為儒家偽裝下的法家。王安石延續了以宰相為首的宋朝官僚體系強力領導政府的傳統。1069—1073年，王安石發布了新法，涉及經濟、財政、軍事、教育和官員任選事宜。新法規定了政府對社會的全面管控，其涉及面之廣超出人們所料，特別是在聲名狼藉的漢朝篡位者王莽飽受詬病的改制之後。
朝廷中的保守派被王安石不通人情的方法和政策觸怒，最終壓倒了他。這些人中包括了多才多藝的思想巨匠歐陽修（1007—1072），他早前追隨范仲淹，並引薦了王安石；漢朝以來最具新意的史學家司馬光（1019—1086）；天資聰穎的詩人、畫家，或許是晚期帝國時代最偉大的多面天才蘇軾（世稱蘇東坡，1037—1101）。1102年，王安石變法的支持者在徽宗（1100—1125年在位）一朝重掌大權，驅逐了反對王安石的帶頭者，將209名反對者列入叛國集團的黑名單（這批反對者被稱作「元祐黨」，得名於他們得勢時的宋哲宗的年號元祐，也就是1086—1094年），甚至還下令毀壞部分人的文章。
儘管王安石的主要目的是要增強國家實力和提高官員能力，但他引起的眾怒卻帶來了適得其反的效果。他的黨派接手了一個破產的國家以及一個士氣低落的官僚體系。宋徽宗有他的優點——他是一名高超的畫家和傑出的藝術資助人——但領導能力卻不是其優點之一。長期擔任徽宗宰相的蔡京也好不到哪兒去。不幸的是，恰恰在這時，在遙遠的遼國東北地區出現了一位強有力的新異族首領，即定居在中國東北東部地區的原始滿族女真人部落首領完顏阿骨打（1068—1123）。1114年，他率兵襲擊了遼國邊境並擊退了遼國的報復性打擊。自此之後，阿骨打信心大增，他自立為帝，並在1115年建國為金。
由於女真人一早就經海路至開封進貢，因此宋朝朝廷認為正好可以藉機報復契丹。1118年，宋朝軍隊開始襲擊遼國南部邊境，同時，女真人繼續從東北方打擊遼國。到了1122年，宋朝和金朝就如何協同打擊、瓜分遼國達成一致，但自己一方的戰事進行得並不如意。女真人占領了北京，在多年的掃蕩後於1125年掠走了遼國的末代皇帝。同時，為了尊重1122年與宋朝簽訂的條約，金人將漢人期待已久的燕雲十六州歸還給了宋朝，但十六州的賦稅仍歸金人所有。
1125年，宋金聯盟破裂，部分是因為宋朝自大地無視條約中應履行的責任，部分因為女真人發現南下進軍並非困難重重。金軍很快便滲透到黃河流域並包圍了開封城。徽宗傳位給太子，並號召地方政府發兵支援。儘管人們奮力守城，但金兵不屈不撓地圍城，當開封城彈盡糧絕、人們開始互食人肉時，宋朝政府不得已投降了。這之後，金人撤退，命一名漢人傀儡管理秩序，並要求斂集數額巨大的金銀財寶、綾羅綢緞和馬匹牲畜作為賠償金。宋朝政府放棄斂征賠償金後，金人便在1127年再次掠奪了開封城。徽宗和他的繼承人欽宗以及三千名宮廷成員被一同擄走。金人將都城遷至北京，同時不斷向南進軍。
漢人愛國者隨即擁立徽宗的另一名兒子趙構為帝，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登基，史稱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高宗集結了各路義軍抵抗勢力，此後十餘年間，金人和宋朝在長江流域附近互有攻守。高宗一路退到杭州，最終在金軍奪取杭州和沿海港口寧波時逃竄到了海上。然而到了1130年，一些漢人將領率先開始在與金軍的戰爭中取得勝利。到了1138年，高宗已經在杭州穩住陣腳，同時開始與金軍進行談判。1142年，宋金兩國達成了持久的和平協議，規定宋朝放棄秦嶺淮河一線以北的所有地區——也就是整個黃河流域，正式承認宋朝是金國藩屬國，每年上貢二十萬兩白銀和二十萬匹絲綢。史家將1127年作為北宋和南宋兩個時期的分界。
孱弱的皇帝和強勢的宰相是縱貫南宋一朝的特點；有關維持和平還是向北收復失地的派系紛爭也貫穿於整個朝代；和東漢時期一樣，太學生也時不時地發起抗議。相關的論爭始於過渡時期，一直持續到恢復和平的1142年，將軍岳飛（1103—1142）和宰相秦檜（1090—1155）分別以中國最悲情的愛國者和最臭名昭著的求和派而聞名於世。1140年，當杭州朝廷正在爭取和平之時，岳飛的岳家軍揮師北伐到了黃河流域的洛陽地區。有不少人主戰，但秦檜等求和派還是占了上風，部分是因為宋高宗和他的祖先們一樣，都對軍隊保持懷疑。岳飛很快在獄中被謀殺——這或許是秦檜與金人的和平協議中的一部分，至少傳說中是這樣的。
朝中接連不斷的官僚黨爭並未妨礙南宋時期中國經濟和文化的蓬勃發展。儘管自由農民不斷地淪為大地主土地上的農奴，但農業技術和生產力還是持續提高，其中，從人口稠密的城市輸出的作為肥料的人類糞便也提供了重要貢獻。隨著商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中產階級成為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比例比20世紀以前中國歷史中的任何時期都要大。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貨幣化，且大量依賴紙幣，也由此產生了通貨膨脹。在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的引領下，復興的儒學被塑造成為正統、折中的宋明理學。富足的士大夫愈發地沉迷於學術、高雅文學、藝術以及為城市居民服務的白話文學形式。南海沿岸地區徹底漢化並被漢人占據，沿岸港口充斥著來自東南亞和印度洋的商船。南宋的都城杭州成為大都市，其規模之大是19世紀之前西方任何城市都無法比擬的，人口數以百萬計，分別從事五花八門的各行各業，有受人尊敬的，也有備受歧視的，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著名的威尼斯旅行者馬可·波羅在杭州全盛時期之後不久造訪這裡，驚訝於巨大的人口規模和繁盛的商業。據馬可·波羅的估算，南宋最重要的港口泉州市泊有大量船隻，一日入港的船隻的數目比威尼斯或熱那亞一年入港的船隻都要多。
宋金兩國在1161、1165和1206年多次於邊境交戰但並無成果。1142年訂立的條約也多次被修改，第一次規定宋朝每年上繳的歲貢下調至十五萬兩白銀和十五萬匹絹，第二次又將數額調升至二十五萬兩白銀和二十五萬匹絹。連年的征戰和防禦，以及國內的奢侈浪費加劇了宋朝內部的通貨膨脹並拉大了貧富差距。13世紀60年代，宰相賈似道（1213—1275）當權，作為當時十分典型的淺薄的野心家、個人愛好是資助鬥蟋蟀的人，他積極推行了一系列農業和經濟改革，使黨爭愈發白熱化，成百上千的富庶家庭妻離子散。
在賈似道當權期間，中國北方正在歷經巨變——由成吉思汗率領的蒙古部族迅猛崛起。蒙古人在1210年率先攻打了金國最北的邊境，在1215年占領了北京，在1227年則摧毀了党項人的西夏國。1232年，宋朝決定沿襲一個世紀以前抗遼的外交政策，即與蒙古結盟夾擊金人。1234年，金國覆滅，宋朝也收復了開封和洛陽。然而，漢人並未如預期一樣地收復中國北方地區。從1235年起，他們開始拚命地抵禦蒙古人的猛攻。這時的蒙古人已經橫掃了整個中亞地區並征服了朝鮮，在進攻宋朝的同時還將疆域擴展到了歐洲和近東，並發起了對日本的兩次著名的海上遠征。即便如此，蒙古人對宋朝的進攻絕非斷斷續續，而宋朝也發起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頑強的抵禦。
蒙古人發現很難從人口稠密的長江流域北側切入，因為宋朝在舊時金國的邊境上已經修築了強大的防禦工事。而在西側，蒙古人從北側攻入四川盆地地區，並深入雲南地區，滅了這裡的古老原住民國家南詔。於是，到了1259年，宋朝在西側和北側兩面受敵。位於今日湖北省的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區北部的兩座城池——襄陽和樊城是宋朝防禦線上的重中之重。對漢蒙雙方來說，在襄樊地區的戰事都是史詩般且具有高技術含量的。戰爭中應用了真正意義上的爆炸武器，或許也是世界歷史上的首例。先是防禦方使用火炮，後來圍城一方也使用。蒙古人充分利用了從近東引進的圍城專家。襄陽和樊城幾乎堅守了四年後，在1273年被攻破，宋朝也從此一蹶不振。蒙古人一路向南長驅直入，杭州於1276年不戰而降。宋朝的抗元勢力一直在南海沿岸負險固守，直到1279年全部艦隊即將覆滅之時，最後一個皇帝也在廣東沿岸投海。此後，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可汗順理成章地在北京稱帝，開創了一個漢人式的朝代，國號為元。
北方的入侵王朝
唐朝分崩離析後，異族侵略者從入侵中國最北的州府，到占領中國北京，最終再到占據整個中國，與早期帝國時代的北方入侵者並無二致。無論是組織還是戰術，蒙古人與秦漢時期騷擾中國的匈奴人並沒有太大區別。北方民族的勝利基本可以歸結為宋朝時漢人尚武精神的衰退，我們在前文也提及了這一點。但是契丹、女真和蒙古人都有著強大的領袖。的確，蒙古人最偉大的兩位領袖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可汗都可謂是世界級領袖中的翹楚。此外，北方入侵者積極地採用並掌握了宋朝的每一項軍事技術。最終，儘管他們進行了多種創新，但入侵的異族戰士還是未能建立起一個行之有效的制度來統治地域廣袤、人口眾多的中國。總而言之，入侵民族沒有為仍在演化中的中華文明做出多少建設性貢獻。然而，儘管中原人視他們為野蠻的壓迫者，但在傳統中國政治哲學中，仍將遼、金，特別是元列為中華帝國王朝序列中合法的朝代。
遼（907—1125）
在拒絕漢化這一點上，契丹人比其餘入侵者都要成功，他們保留了自己的原始部落，維持了遊牧生活。儘管契丹人時不時地資助佛教，也在口頭上支持在政府中服務的儒家，但他們大部分仍信仰薩滿教。他們對於人牲和嚴酷刑罰的沉溺特別觸怒了漢人。契丹人對於漢人高度發達的文學和學術傳統不感興趣，也從未創作出任何國家性作品。
契丹人歡迎並招募投降的漢人來為他們的政府服務，或是建設農業設施以輔助他們的遊牧經濟。然而，他們不支持與漢人通婚，通常是禁止，因為漢人被視作一個單獨的下等社會階層。因此，遼國的政府形態也以二元的面貌出現，「北面官」以部落習俗來統治契丹人，而「南面官」按唐朝傳統來統治臣服的漢人。受教育的漢人甚至會通過唐朝式的科舉考試而被選入政府工作。漢人農民則作為步兵被徵召入伍，用於支援契丹的騎兵。
在開國皇帝耶律阿保機（872—926）之後，遼國沒有一位傑出的統治者。遼國最後一任皇帝天祚帝（1101—1125年在位）終日沉迷於狩獵。遼國被推翻、天祚帝被女真人俘獲後，首領耶律大石（1087—1143）與一些支持者一同向西逃亡，在維吾爾人的庇護下建立了西遼國。西遼國位於中亞內陸深處，信仰伊斯蘭教的突厥的臣服者稱其為喀拉汗（又稱黑汗）。西遼保留了部分漢人行政和文化特徵，一直延續到13世紀初被蒙古人征服為止。
金（1115—1234）[1]
女真征服者最初在中國東北東側的山區中以狩獵為生，但逐漸成為強大的騎士，以至於契丹和朝鮮人都不得不修築城牆或柵欄來限制女真人的發展。從很早之時起，女真人就是漢文化的崇拜者，在推翻遼國並征服了黃河流域後，他們很快便在漢化的過程中喪失了能征善戰的特色。1134年，在先後建立了一個部落政府和一個近似於遼國的二元政府後，金朝政府變為由尚書省領導的徹底漢化的成熟行政組織。漢人官員通過考試來任選，許多女真貴族成為認真研習漢人經典著作的門生。女真部落成員在中國北方定居，成了屯田的殖民者。儘管金國皇帝經常嚴厲喝止部落成員數典忘祖的行為，時而也對取漢名、著漢服、習漢俗的行為進行嚴厲懲罰，但在四千萬到六千萬子民中大多數都是漢人的國家裡，漢化似乎在所難免。在女真領主的統治下，北方漢人備受歧視，但整體而言，女真和漢人之間的關係並非劍拔弩張。在蒙古人最終的征服中存活下來的女真人都十分輕易地融入了中國北方群體。
金代的政治史基本上由初期對抗南方宋朝和後期抵禦崛起的北方蒙古人兩部分組成。金朝傑出的統治者完顏雍諡號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在其一朝，金基本上在平穩和繁榮中度過。金世宗試圖恢復女真人能征善戰的傳統，但到了金朝末年，國家北境的防禦工事還是要大量依賴於被征服的契丹部落，而在蒙古的威脅真正到來的時候，契丹部落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可靠。
元（1271—1368）
在13世紀迅猛崛起的蒙古人創造了世界史上最大的陸地帝國，儘管他們聲稱自己是匈奴人的後代，但顯然他們其實是5世紀占據蒙古地區的柔然人的近親。在唐朝時，他們在貝加爾湖以南的中國北部和蒙古交界的山區狩獵為生。到了唐朝末年，蒙古人開始向鄂嫩河流域的西伯利亞平原地區遷徙，在那裡分化成為數個部落或國家，一部分繼續漁獵為生，另一部分則成了草原遊牧民族。後者就是我們所謂的蒙古諸部和韃靼人。這兩個稱謂最終泛指所有說蒙語和其他語言的北方人，包括了非蒙古人的滿族人。
13世紀初，在部落首領之子鐵木真（1162—1227）的帶領下，蒙古諸部很快就結成了一個大的聯盟。1206年，鐵木真本人被尊為「成吉思汗」。在去世之時，他已經征服了蒙古和中國東北地區，收服了朝鮮，使金人退守到了開封城中，摧枯拉朽般掃蕩了從山東到山西、黃河以北的所有地區。他摧毀了中國西北方的西夏王國，將勢力範圍延伸至整個新疆和相當於今天的中亞五國地區，還在俄羅斯南部的基輔大公國掠奪戰利品，因此在東至日本海，西至裏海和頓河之間他已稱王稱霸。他驕傲地宣稱沒有任何事物比屠殺敵人、掠奪牛馬和強暴女人更令人愉悅了。他尤其痛恨城市和城市居民。成吉思汗的兒孫沿著他的腳步一路向西南殺到了近東地區，向西北殺到了莫斯科，此後又到了今波蘭和今德國境內，他們長驅直入到了匈牙利、奧地利和亞得里亞海地區，最終也占據了整個中國。對基督教徒來說，成吉思汗無疑是反基督的，他的存在是對上帝的侮蔑。1212—1213年，在第一次橫掃中國北方平原地區時，他燒毀了九十餘座城鎮，在1215年侵襲北京時放火燒城，大火持續了一月之久。
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作為成吉思汗的孫子，是第一位統治全中國的蒙古人，他是蒙古第五位大汗，也是第一位不是通過部落首領的集會而選出的大汗。1259年，蒙哥汗病亡，忽必烈停止了在中國西南方對南宋的攻擊，返回位於今蒙古國地區的蒙古都城哈拉和林登基為帝，並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戰爭，打擊與其對抗的弟弟。1264年，他將都城遷至北京，到了1271年，儘管南宋仍未被征服，他還是立朝為元。在中國歷史中，人們通常稱忽必烈的廟號，也就是元世祖。
在早期大汗的統治下，人們在歷史上第一次能夠從歐洲和地中海地區一路暢通無阻地行至中國。蒙古人紀律森嚴，對不尋釁滋事的往來人很友好。但「蒙古治世」卻被忽必烈在選舉過程中的專權和違規破壞了。終其一朝，忽必烈都在斷斷續續與他憎惡的在中亞的一支親族聯盟作戰，他和他在中國的後代都未被公認為大汗。不過他們的的確確直接統治著包括整個中國本土以及蒙古、中國東北大部的帝國。鄰國如高麗、吐蕃、緬甸、暹羅、越南北部的安南、越南南部的占城都是元朝的藩屬國。13世紀80年代，元朝重新將緬甸和安南收為藩屬國，儘管其軍事打擊不總是百戰百勝。
與之前的中國皇帝不同，忽必烈積極地擴展疆域，向世人展示蒙古人多麼快速地適應了與家鄉大草原截然不同的各種環境。忽必烈派使者前往遠至蘇門答臘、錫蘭以及印度南部的地區，聲稱自己對這些地區擁有統治權。1292年，他派遣一支艦隊前往爪哇打擊那裡負隅頑抗的統治者。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兩次派遣海軍遠征日本。第二次的遠征包括了從朝鮮半島和長江三角洲兩路出發的巨大艦隊，有4500艘船和150 000人。同第一次一樣，他們遭遇了日本人瘋狂的抵禦，船隻也遭到颱風的嚴重打擊，軍隊損失慘重。日本人聲稱他們的島嶼是神聖的，由神祇派來的「神風」庇護。
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可謂是一次徹底的軍事占領，南方漢人備受壓迫和剝削，其上不僅是蒙古人，還有備受歡迎的為汗國服務的外國冒險家，包括女真人、契丹人、維吾爾人以及中亞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俄羅斯人，甚至還包括少許西歐人。其中便有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1275—1292年，他作為忽必烈的副官在中國走南闖北。在隨後的筆記中，他對中國超乎尋常的精準描述使早期現代歐洲人發笑，他們都認為馬可·波羅是一個狂妄不羈的騙子。歐洲人不相信從山坡一側挖出的「黑色石頭」可以作為燃料燃燒，也不相信金錢可以是紙質的，更不要說馬可·波羅對中華帝國龐大的歲入，對中國城市數量、規模，對城市中心和繁忙擁擠的港口中興旺的商業生活的描述。
同契丹人一樣，蒙古人成功地避免了被漢化。蒙古統治者在處理朝廷事務時用蒙語，定期在蒙古地區過夏天。最初，蒙古統治者想要把中國全部變為大草場，但最終聽從了契丹人耶律楚材（1190—1244）和遁入佛門禪宗的僧人劉秉忠（1216—1274）的勸告。蒙古人允許漢人按他們傳統的方式生活，把部分稅收工作下放給了中亞的商團並從中獲取可觀利潤。蒙古人逐漸允許漢人按照自己的意願建立了一個類似唐或宋式的政府組織，但這個組織只是一個表面工程，真正控制國家的仍是蒙古的軍事制度。在猶豫再三後，蒙古人在1313年重新開啟了科舉考試，但有固定的名額分配給蒙古人和非漢人的合作者，儘管這些人成績不合格，但還是能夠占據半數以上的進士之位。漢人很難在蒙古政府中成為達官顯貴。儘管蒙古人鄙視漢人的官僚主義程序，但他們還是依律例，將下到縣一級的主要官職都安排給蒙古人。不出意料，宋朝時期開始呈現的中央化、集權化趨勢在元朝時期加速發展，政府權力以一種更暴力甚至殘忍的方式得以施行。
儘管蒙古人恣意徵收土地用來駐軍，甚至強迫富庶的東南稻田退耕為草場，但他們還是想要擴大稅收，因而也鼓勵農耕和商業活動。自北宋以來就廢棄的大運河[2]在元朝時期得以重修並延長到了北京；棉花產量大幅增長，超過了宋朝初期的產量；高粱被引入中國，很快成為中國北方重要的補充性糧食作物。但國家的繁榮僅浮於表面，經濟飽受腐敗的侵蝕，加上政府的無能，特別是貨幣操控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地主所有制變得前所未有地猖狂，更多的漢人淪為徹底的奴隸，其人數之多是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
由於沒有受到蒙古人的刻意壓制或鼓勵，受12世紀晚期萌發的、由朱熹集其大成的宋明理學的啟發，漢人的思想蓬勃發展。傳統教育得以保留，特別是在由宋朝文人建立的私塾中。一些著名的畫家發揚了宋代士大夫引領的寫意畫風，白話小說也不斷朝著長篇小說體裁發展，戲曲成了新的大眾娛樂方式，其中的部分戲曲作品成為20世紀以前中國最偉大的戲劇經典。
最終，政府連年的孱弱無能、宮廷的陰謀不斷、官僚的派系鬥爭、軍隊的腐敗、對農業所倚仗的水利工程的不重視以及接連的自然災害共同導致了元朝政府在1340年爆發的政變。同時，絕望的中國農民揭竿而起，到了14世紀50年代，蒙古人無力控制各路起義軍占據的長江流域，而起義軍彼此間也在不斷爭奪領導權。14世紀60年代，在北方，蒙古的不同派系陷入爭鬥；在南方，漢人平民朱元璋也逐漸統一了長江流域。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一個新的朝代，國號大明。隨著他的軍隊向北進攻，元朝最後一任皇帝和隨從倉皇逃回了蒙古的大草原。
明朝（1368—1644）
朱元璋（1328—1398）是自漢朝開國皇帝以來的第一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同劉邦一樣，朱元璋在中國史中也扮演著同樣重要的角色。他引領並塑造了中國到近代以前的生活方式和基調，其影響力比歷史上任何一人都深遠。朱元璋所創立的朝代恢復了唐朝時期中國在東亞的威望和主導權，並為中國帶來了長時間的安定繁榮。與漢唐時期的貴族情操或是宋朝時期的文化氣度相比，明朝的氣質沒有那麼波瀾壯闊，反而更加樸實平常，但正是在這一時段內，古代中國社會和文化全面實現了近代性的成熟。
導致明朝如此平淡無奇的一大原因可能在於朱元璋試圖使整個社會經濟平均化的激進措施。元朝時期，南方漢人平民備受蒙古人、其他異族以及受蒙古人恩惠的漢人的羞辱，出於民族主義，新政權對這一切極端厭惡，有意偏向貧人而輕視富人。奴隸制被廢除，大塊土地也被政府充公。國有土地再次出租給無田的農民，國家負責提供種子、工具、農畜以及稅收優惠，人們得以重新前往荒蕪、人煙稀少的北方土地上定居。對於富庶、知書達禮的東南部，也就是蘇州周邊地區，國家則課以重稅。這一地區一度是崛起中的明朝的最大敵占區。上千戶富庶之家被迫遷移，特別是在明朝都城南京的那些人。此外，儘管通過科舉遴選人才的行政機構得以恢復，並像宋朝一樣在國家行政體系中占得主導地位，但士大夫階層卻不可能回到宋朝時那種備受尊敬的地位了。在這些政策之下，貧富差距不但不可能消失，早期明朝生活還朝著民粹主義的庸庸碌碌方面發展。由於國家急需修復——恢復和重建，而非創新——一個穩固的常態，因而這種趨勢再次被強化了。
朱元璋的廟號是明太祖（年號洪武[3]，1368—1398年在位），他是安徽省一對流民所生的孩子。在進入一家小佛寺做行童後不久，因為時局艱難，朱元璋被派去四處化緣。在中國東部遊蕩數年之後，朱元璋發現遊方和尚的身份並不受歡迎，於是成了元末農民起義中的一個小首領。在此，朱元璋成長為一名十分成功的將領，並在1356年占領了南京。到了1367年年末，他在南京建立了一個初級政府，最終成為獨立的地方軍閥，並帶領下屬橫掃了長江流域地區的全部敵人。1368年，在朱元璋猛烈的攻勢下，中國北方本就組織混亂的蒙古人被迫逃離。同時，朱元璋還將新建的明朝的勢力範圍擴展到了南海沿岸地區。至1370年，明朝軍隊已經完全控制了內蒙古地區，並持續向東北地區的松花江流域挺進（1387），以打擊蒙古人。明朝軍隊一直向北追擊到今蒙古國地區，越過哈拉和林，甚至到了貝爾加湖畔（1387—1388）。在西北方向，明朝軍隊深入今新疆的哈密地區（1388），即通往中亞的咽喉要道。與此同時，明朝軍隊還征服了四川、貴州和雲南。這樣一來，明太祖一朝三十年間，政府所轄的疆域已然覆蓋了整個近代中國，包括從哈密到內蒙古再到東北地區的北部邊境地區。此外，朝鮮、中亞附近的綠洲國家以及東南亞的諸多國家都承認了與明朝之間的藩屬關係。
在結合了唐、宋以及蒙古政府的傳統後，明太祖建立了一個高度集權的行政組織，他在其中有著無上的權威。他還建立了一支大型常規軍，由至少在理論上自給自足的世襲軍戶組成，但他分割了軍隊指揮權，因此沒有任何一名將領能夠私自調遣軍隊。明太祖嚴禁宦官干政。為了預防地方長官濫用職權，他將評估、徵收和調撥土地稅的職能下放給了地方社會，要求每個村子都組織起各種形式的基層自治政府。明太祖也比先前任何一任中國皇帝都更加重視全國範圍內的初級教育。
由於朱元璋成功恢復了中國的世界主導地位，特別是因為他出身布衣以及對廣大農民充滿同情，近代中國史學家想盡各種方法把他塑造成一名光輝的文化英雄。儘管如此，人們還是很難掩飾他為政期間的種種瑕疵。在稱帝數年後，他變得十分多疑、殘暴，因為出身卑微且相貌醜陋，他總是懷疑他人在嘲弄自己。他還總疑心旁人在陰謀謀反，於是多次下令迫害他的手下，致使成千上萬幫他一同打下江山的手下丟失性命。除此之外，他還是一個極端反智的皇帝，留下了殘暴、多變的形象，使得明朝朝野上下一致對他敬而遠之。
明朝第三任皇帝，明太祖的兒子明成祖（年號永樂，1402—1424年在位）也表現出了同樣的鬥志昂揚和獨斷專行。通過三年的內戰「靖難之役」，明太祖將柔弱的繼任皇帝，也就是他的侄子推翻，從而登基為帝。明成祖重建北京，清理了泥沙淤積的大運河，於是糧食和紡織品就能從富庶的東南地區直接供應北京城並直達北方邊境地區。1421年，明成祖改定北京為都。他設立了內閣，使其與內廷相通，很快就總攬機要，經常斡旋於皇帝和常規官場之間。明成祖使明朝北部駐軍保持高度警戒，防止蒙古人捲土重來，他本人更是曾五次帶軍攻入蒙古。當南方的安南國遭遇繼承問題時，明成祖將安南視作明朝的行政區劃，直接進行干預。14世紀，倭寇不斷侵擾中國和朝鮮沿海地區，明成祖大怒，強迫日本消滅倭寇，並要求日本朝貢。明成祖還派遣巨型艦隊進行朝貢貿易，足跡遠至非洲地區。他最著名的艦隊指揮是回族宦官鄭和（1371—1433），1405—1433年，鄭和七次帶領船隊遠至印度洋，中國在這時也成為亞洲水域內海軍實力最強的國家。
與明朝早期的擴張主義同時出現的還有排外的孤立主義。除非是在公務中或官方的監督下，否則漢人不得與外國人接觸，漢文化似乎需要被保護起來，免受外界的玷污一般。於是，明朝的氛圍與唐朝世界主義的開放包容形成了鮮明對比。從鄰國前來的朝貢使臣的行動也備受限制和約束。數世紀以來蓬勃發展的國際貿易，特別是在南方港口的貿易活動遭受了嚴重打擊。
此時，漢人似乎已然厭倦了明朝初年的南征北戰，特別是在屈居於蒙古人之下悲慘地生活了那麼多年後。儘管明成祖的繼任者都保持了專制的態勢，但他們在處理外交關係問題上變得更加緩和。前往海外的遠征終止了，朝廷不再繼續努力壓制麻煩不斷的安南國，並在1428年默許了它的獨立。有利於日本的貿易關係逐漸被默許，駐守內蒙古的明朝邊防部隊也退守關內。明朝重修了長城，氣勢撼人，正如今天所見，其宏偉規模前所未有。連中國在中亞地區有名無實的軍事統治都崩潰了。
中國人對於外族的態度從積極擴張轉變成了消極防禦，軍事編制停滯不前了。受寵信的宦官鼓動，明英宗（1435—1449年在位，年號正統；1457年復位後改元天順）在1449年發動了一場對蒙古首領也先的炫耀性軍事行動，但自己愚蠢地被俘，諸多隨從被屠。一百年後，另一名蒙古首領俺答汗持續侵擾明朝邊境地區，直到二十年後的1571年獲得貿易特權後才停止了襲擊。與此同時，以日本為基地、通常由中國叛徒領導的海盜時常洗劫東南沿海的港口城市。中國人通過巧妙的外交手段，以及武力應對這些海盜。在仍未完全漢化的西南地區時有原住民爆發起義，政府也成功將他們打壓。16世紀90年代，明朝派遣了大量部隊成功幫助朝鮮王朝抵禦了由日本軍閥豐臣秀吉發動的軍事進攻。但到17世紀，明朝的軍力日漸頹弱。
儘管尚武精神在長時間內不斷衰退，但明朝仍有重大的制度、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接受程朱理學教育的文官逐步適應了明朝的專制風格，逐漸構成一個穩定、稱職的管理團隊，致力於實施相對保守的政策。北京的中央政府由新立的內閣全權運營，他們與宮廷宦官合謀以操控軟弱的皇帝。明朝地方省級行政機構在元朝行省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其結構繁複，可以避免地方割據勢力的抬頭。全部的政府編制則由一個擴大了的、活躍的督查機構來監督。總體而言，史學家給予了明朝政府很高的評價。
中國北方從長期的政治和經濟壓抑中緩慢地恢復過來，但一直到20世紀之前仍未能達到與南方同等的人口規模和經濟繁榮程度。總的來看，自元至明，早期的中國人口總數約少於六千萬，但到1600年時，人口數量已膨脹到一億之上，甚至接近兩億。在基本上持續了整個15世紀的最初由耕地問題引發的緊縮之後，城市化和商業再度開始發展。這與官學和私學的持續發展相結合，導致16世紀出現了一種生機勃勃、富足的中產階級的氛圍。到了1600年，在意識到貨幣經濟的存在後，國家要求全部稅賦都以白銀上繳。然而，或許由於官員中的官僚保守主義——其親戚裙帶掌控著商業命脈，技術進步並沒有跟上人口增長和城市化的腳步。此外，明朝初年的自耕農飽受稅務和官員特權的剝削，田地租賃現象愈發普遍。因此，明朝晚期的富足既不是可持續發展的，也非人人平等的。
明朝文人創作了大量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同時，元朝的戲劇傳統得以發展。經過了數百年的醞釀，為大眾創作的白話小說之中終於衍生出了一系列聞名至今的長篇小說，但只有在今天回顧時，我們才能發現其文學價值。在哲學領域，許多人厭倦了朱熹的樸素理性主義，開始在王陽明（1472—1529）的反專制主義和個人主義原理中收穫啟發。王陽明又名王守仁，是明朝最傑出的士大夫之一。在16世紀，正是由於這些文人的努力，思想、藝術和評論領域都產生了打破陳規、令人興奮的事物。
晚明的皇帝任性依舊，並越發地深居簡出。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在位）和明神宗（萬曆，1573—1620年在位）二人數十年不與大臣直接接觸。腐敗的內閣首輔嚴嵩（1480—1567），嚴嵩的繼任者、厲行律己的張居正（1525—1582），與大權在握的宮廷宦官之間掀起了官場上無休止的黨爭，導致政府在面對社會問題時無所作為，皇帝也越來越刻薄殘暴。在熹宗（天啟，1621—1627）一朝，行政效力達到了最低。熹宗是一名少年皇帝，做事猶豫不決，以至於把幾乎所有權力都讓給了魏忠賢（1568—1627）。魏忠賢無疑是中國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宮廷宦官，他殘害了與東林黨這一保守改革派相關的數百名官員，並在政府中安插了大量阿諛奉承之人。
不幸的是，在政府士氣和效率日趨衰微的同時，明朝還需要面對威脅國家穩定的兩股勢力，一個是經濟萎靡的西北地區的農民叛亂，另一個是東北地區敵對的滿族政權大聯盟。應對其中一個威脅倒還在明朝的承受範圍內，但同時應對兩個威脅就不行了。1644年，國內的起義軍首領李自成（1606？——1645）占領北京，明朝最後一任皇帝在景山上吊自盡。一位明朝邊境將領吳三桂與滿族人合作，一起打敗了李自成的叛軍，而滿族人也藉機登上了皇位。
明朝對其內向性政策感到沾沾自喜，並在面對所有「蠻族」時保持著文化優越感，然而，此時的西歐國家正在進入大航海、殖民以及帝國主義時代。1498年，達·伽馬繞過了南非併到達了印度；1511年，葡萄牙征服者占領馬六甲，控制了從印度洋到中國南海的交通咽喉；1514年，一支葡萄牙艦隊來到廣東並希望與明朝建立外交和貿易關係。儘管一再被明朝政府所挫，葡萄牙人不屈不撓，並於1557年在中國沿海的澳門建立了一個長久性的據點。從那裡開始，耶穌會士開始向中國內陸滲透；到了1601年，利瑪竇獲得明朝皇家的資助，在北京建立了天主教的傳教總部。到了明朝末年，其餘歐洲人也試圖接觸中國人，而中國人對他們的態度最好也只能算是屈尊俯就的寬容了。
清（1644—1912）
滿人在1644年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國號大清。滿人是1127—1234年問一直統治中國北方的金朝女真人的親族。1636年，滿人改國號「後金」為「清」，並改「女真」為「滿洲」。在明朝的大部分時間內，這些北方部族作為明朝的藩屬部落在東北地區極東的山林中狩獵為生。由於時常受到滿人的騷擾，明朝當局不得不在遼河流域的漢人聚集地外建立起防禦性的柵欄。但滿人最終成為漢文明的熱情仰慕者和學徒，在控制了中國後自視為明朝傳統的繼承者，而非明朝的敵人。事實上，滿人對漢人的統治是最和緩的，尤其是與之前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對漢人的壓迫相比。
滿人有兩位功不可沒的開國領袖，分別是努爾哈赤（1559—1626）和其子皇太極（1592—1643）。努爾哈赤本是一位微不足道的部落首領，以向住在中國東北的漢人兜售草藥為生，並進京朝貢。到皇太極作為皇帝去世時，都城立在瀋陽的清朝已然是一個強盛、高效的王朝，控制了蒙古、朝鮮，當然還有整個中國東北地區。此時的滿軍正在山海關——也就是長城與海交接的地方——與明朝最精銳的部隊對峙。李自成占領北京後，在1644年迅速進攻駐守在東北方向的明朝守將吳三桂（1612—1678）。吳三桂與滿人皇子多爾袞（1612—1650）作為友好的敵人，共同擊退了李自成的部隊。李自成的部隊損失慘重，倉皇逃回北京，在將它洗劫一空後向西逃走。吳三桂的部隊和混合了滿人與漢人的勢力分別擊垮了李自成，恢復了中國的秩序。滿人許諾給吳三桂藩王的地位並分封大片土地。多爾袞此後在北京立其侄子為皇帝，也就是順治皇帝（清世祖，1643—1661年在位）。
明清過渡遠沒有13世紀蒙古對漢人的征服兇殘，實際上，明清更迭是中國歷史上破壞性不大的幾次主要王朝間的過渡之一。即便如此，江山雖易攻但不易守，清朝用了將近半個世紀才穩固了在全國的統治。有兩個要素使得明清過渡較為和緩，一是滿人尊崇並貫徹了明朝的意識形態、治理模式和社會組織；二是中國史上頗為諷刺的一幕：明朝遺民被搞得筋疲力盡，他們不單要應對滿人和滿蒙聯盟，同時還要應付為滿人服務的漢人同胞。
滿人在東北地區起兵的最初幾年間，許多居住在東北地區的漢人和落敗的明朝遠征軍中的逃兵轉投了滿人，因為他們厭倦了明朝朝廷中的黨派紛爭，也厭倦了明朝軍隊的無能。特別令人痛心的是，殘破的明王朝甚至不能為派往東北平息滿人叛亂的部隊提供有效的訓練和物資補給。此外，滿人並不反漢人，他們樂於將降清的漢人納入他們的社會兼軍事團體，也稱作「旗」，也樂於給予精明能幹的漢人重任。此後，當滿人依靠吳三桂等前朝將領而統一中國北方時，他們自視為把人們從混亂中解救出來的解放者，而非壓迫的征服者。於是，在經歷了明朝最後數十年的動盪不安後，許多漢人接納了滿人。
北方的叛軍被剿滅後，吳三桂等漢人將領領導的漢人軍隊就在摧毀南方的南明政權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若沒有漢人的支持，滿人無疑會滿足於與南明政權劃江而治，正如他們的祖先女真人與南宋的做法一樣。就當時的情況而言，的確有南北劃江而治的可能性，因為南方的明朝遺民積極地抵禦滿人。但南明政府也不能免於持續的黨爭禍害，而恰恰是這些導致了之前在北京的明朝政府的癱瘓。先後有四位無所作為的皇子被南方的明朝將領擁立為帝，直到1662年，逃亡緬甸的南明最後一任皇帝才由緬甸皇帝交由率清軍入侵的吳三桂，隨即被絞殺。
即使在此之後，大陸之外的東南海域上依然殘留有抗清家族，其領袖是著名的明遺民、在台灣建立政權的鄭成功（1624—1662，歐洲人一般稱為「國姓爺」）。鄭成功勢力最大時，清政府不得不下令讓全部東南沿海地區的軍民撤離，以減少被鄭家軍掠奪的可能性。此外，吳三桂等數名明朝降官在南方獲得大面積的幾近自治的封地後，於1673年舉兵反清，史稱「三藩之亂」。一時間，叛軍勢力幾乎占據了整個中國南方地區。但到了1681年，在八年的鬥爭後，大陸上的叛亂終於被平息了。頗為諷刺的是，這次平定叛亂絕大部分又是依靠新崛起的效忠清廷的漢人將領。這之後，在1683年，清政府發動了一次前往台灣的軍事行動，終於將在沿海地區不斷滋擾的鄭家勢力剿滅。此後，出於民族主義的反滿勢力殘存於秘密社團之中，以近代西方概念中的地下黑幫組織的形式存在（如「洪門」），也殘存於一些明朝時發展起來的、在海外東南亞國家活躍的大型團體之中。但對於清朝來說，這些不協調音不足以構成威脅，在17世紀80年代清朝終於穩固了對中華帝國的統治。
明朝遺民的長期抵制堅定了清廷原本就要謹慎對待漢人的決心。他們公開尊崇那些為明朝犧牲的男男女女，減輕了對不願為清廷出仕的文人的懲戒，容忍了一支編修南明史的小型秘密團體，並通過種種討好漢人的方式尋求合作。到了18世紀，中國出現了一些史學家口中的「滿漢蜜月」。
滿人前一百五十年的統治期內，政府健全且領導得力，於是中國的生活在方方面面都處於蓬勃發展中。到了18世紀，中國進入了帝國傳統中的最後一次盛世，很可能也是當時世界上最令人嘆服的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國富民安且持續對鄰國人民耀武揚威，中國的人口和財富都不斷增長，並且日臻多樣化。清廷的執政和社會組織理念為伏爾泰等西方知識分子高度讚揚，以至於孔子都成了歐洲啟蒙時代的守護神。對於中國事物和中國風的廣泛喜愛體現在了歐洲藝術、文學、建築、園林和裝飾領域。這種繁盛大多要歸功於精明強幹的早期滿人皇帝，特別是兩任清朝帝王——康熙（清聖祖，1662—1722年在位）和乾隆（清高宗，1735—1796年在位）。
康熙帝七歲即位，在位時間比之前任何一位皇帝都要長，或許也是晚期帝國時代最受人敬仰的統治者。他認真、好奇、不知疲倦，有著旺盛的體力和精力。從文化上看，他是徹頭徹尾的漢人，能撰寫極佳的散文和詩作，並鼓勵文學、藝術、精細印刷及陶瓷創作和製造。在耶穌會士的指導下，康熙學會了拉丁文、高等數學、科學以及新發明的西方科技。康熙帝還特別喜愛鐘錶，像內行一樣熱衷收藏它們。他與歐洲國王和教皇互通往來，但到了晚年厭倦了天主傳教士的宗派紛爭，並對居於羅馬的教皇有權主導中國基督信徒的信仰選擇感到憤怒。
作為一位謹慎、勤儉且有能力的政治家，康熙不遺餘力地保證政府的廉政以及促進滿漢和諧。他本人六次大舉巡視全國，以考察國情。他尊敬漢人文人，聘請他們編纂經史子集，也任命他們做官處理日常政務。康熙同時還小心謹慎地監管著國家經濟，不斷促進水利工程的發展以保證農業的興旺發達。
康熙在軍事上能謀善斷且高屋建瓴，表現不輸於處理內政。清朝初年，同時也是康熙帝的少年時期，他勇敢地應對吳三桂等藩王在南方地區的割據，親自製定了剿滅三藩之亂和收復台灣的方案。與此同時，1675年，北方的漠北蒙古人（也就是韃靼人和喀爾喀蒙古人）發動叛亂。康熙皇帝沉著應對，成功平息了叛亂，並自命為所有蒙古人的大汗。隨後，漠西蒙古首領噶爾丹（1632？—1697）從中亞入侵蒙古地區。17世紀90年代，康熙皇帝三次親自率軍向北進攻，逼迫噶爾丹在1697年自盡，並在中亞綠洲哈密和吐魯番建起了軍事基地。另外，通過外交謀劃，康熙帝爭取到了反蒙的達賴喇嘛的支持，並扶植後者成為西藏地區的統治者。1717年噶爾丹的繼任者進攻西藏，康熙率軍遠征，並在1720年將其驅逐出西藏，將西藏地區置於清朝中央政府的統治之下。
在17世紀，俄羅斯人初步完成了穿越西伯利亞、向東直達太平洋的擴張。在康熙帝一朝，俄羅斯人在黑龍江沿岸建立了崗哨。黑龍江沿岸為大清的疆域，故康熙帝在1685—1686年派清軍收復要塞雅克薩。俄羅斯人撤退。1689年，大清與俄羅斯簽訂了中國與歐洲國家的第一個條約——《尼布楚條約》。條約規定俄羅斯放棄黑龍江河谷地區，清朝允許邊境貿易。自此以後，中俄之間保持了長時間的和平。
康熙皇帝之後，其四十五歲的第四子繼位，即雍正皇帝（清世宗，1723—1735年在位）。雍正皇帝能夠繼位實屬不易，因此他格外謹慎，比其父更加嚴厲。雍正還進一步提高了清朝統治的專製程度。不過，雍正是一位精明強幹的皇帝，他加強了官僚紀律，積極地壓制了已滋生的腐敗。
1796年，雍正的後繼者乾隆皇帝退位，這樣他就不會逾越祖父在位六十年的記錄了。但在退位後，乾隆還是以太上皇的身份持續把控著朝政，直到1799年以八十九歲高齡去世為止。比起先祖，乾隆更加愛慕虛榮，以一位偉大君主的形象示人，十分接近同時代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但他也是一位嚴肅的皇帝，和康熙帝一樣，大概是那個時代最強幹的統治者了。對內，他大致上沿襲祖輩的步伐，特別是在資助編纂大型類書上做出了極大貢獻。在乾隆一朝，各類文學和藝術蓬勃發展，而中國的盛世似乎也無邊無沿。隨著人口增長和農業發展，鄉村地區新的市集城鎮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區域性和全國性的市場越發細分，產生了在城市基礎上衍化出的新職業和新觀念。富裕的家庭開始遷出鄉村前往城市，並專注於商業活動。農民的構成也越來越複雜，包括帶有半自耕農、半佃戶、半小地主性質的各種農民，他們對都市和城鎮中浮動的市場需求越來越敏感。此時的中國洋溢著自信和自滿。
乾隆皇帝對其異稟的軍事才能和偉大的軍事成就頗感自豪。在處理麻煩不斷的邊境鄰人時，乾隆實施了擴張性的方針。漠西蒙古（主要由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和準噶爾四部構成）仍是最難對付的鄰人。他們不斷滋擾清朝邊疆，直到18世紀50年代，乾隆皇帝發動了一系列軍事打擊，徹底摧毀了中亞地區的蒙古勢力，漠西蒙古的滋擾才告結束。到了1759年，整個古稱西域的天山南北地區都歸為大清治下，而這時也才有了它當今的名稱——新疆（即故土新歸之意）。數年之前的1751年，西藏再度爆發叛亂，清朝通過遠征加強了控制。在後來的1792年，西藏的清軍南下尼泊爾，打擊長期侵蝕並襲擊西藏地區的廓爾喀部落，於是尼泊爾也被迫承認了清朝的宗主國地位。此外，清軍還大力打擊中國西南地區的原住民部落，直到1776年這些部落才完全被清軍征服。1765—1769年以及1788年，緬甸和安南分別遭受了清軍的打擊，不過它們以藩屬國的身份保持了主權獨立性。
但乾隆皇帝的豐功偉績卻因為兩件事情而大打折扣，一是18世紀70年代開始的、為了壓制反清情緒而進行的大規模文字獄；二是乾隆皇帝在晚年間的個人腐敗。乾隆逐漸變得鋪張浪費、窮奢極侈，周邊也全是阿諛奉承之人。從大約1775年一直到他去世，乾隆都被機智又不知廉恥的滿族侍衛和珅（1750—1799）玩弄於股掌之間。和珅面容英俊且為人風趣，很快從一名卑不足道的皇家侍衛扶搖直上，從而權傾天下。他屢受表彰，進而藉機斂財，腐化墮落。文字獄以及和珅的惡劣影響共同導致了清政府在乾隆晚年間的急劇衰落和人心的迅速散亂。
有兩股壓力加劇了19世紀帝國傳統的衰亡，其中之一便是西方日益增長的勢力和野心。到了1800年，英國、荷蘭、西班牙、法國和葡萄牙都已經在亞洲建立了殖民地，而新獨立的美國也在全世界揮舞著自由貿易的大旗。但三百年來，中國——世界上人口最稠密、最富裕，也是西方人眼中最強大的國家——卻在小心翼翼地閉關鎖國。與俄羅斯之間微不足道的陸路貿易仍在繼續，但與西方國家的海上貿易卻只能在廣東進行，並且只能在中國規定的時間內、與中國授權的一個壟斷組織（西方人稱「公行」）、在政府的監管下進行。除此之外，西方人熱衷中國的商品，例如茶葉、絲綢和瓷器，而中國人卻對西方產品不感興趣，於是大量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湧入中國國庫。但到了19世紀，西方人發現他們可以向中國人大量兜售鴉片，雖然非法，但貿易逆差得以平衡了。到了19世紀30年代，廣東的貿易形勢自然逆轉了：鴉片不斷湧入而白銀卻大量流出。清政府意識到了白銀流失和鴉片濫食的危害，試圖對局勢進行控制，由此也導致了主導鴉片貿易的領頭國家英國對中國的宣戰。鴉片戰爭從1839年持續到了1842年，但雙方都沒有發動猛烈的攻勢，戰爭也不過只是在沿海地區小打小鬧，但中國的局勢卻從此急轉直下了。為了防止遭受更嚴重的羞辱，清廷決定與英國和談，很快也與其他貿易國家簽訂了條約，其中規定中國必須要進一步擴大與野蠻、糾纏不休的「外國魔鬼」間的接觸。條約開放了五個口岸，從廣東一直延綿到上海，同時也供外國人居住。令清廷萬分沮喪的是，外國形形色色的勢力從此不斷地向內陸滲透開來。
日益尖銳的國內矛盾是19世紀中國所面臨的更艱巨的難題。自明朝中期以來，人口持續增長，到了1750年已達三億之多，1850年更是達到了四億。糧食生產在不斷增長，一部分得益於從美洲引入的新糧食作物，包括玉米、番薯和花生。但到了18世紀，即使中國有著極高的前現代農業科技，土地利用還是達到了飽和，人們的生活條件隨之每況愈下。政府中無處不在的腐敗和瀆職等「陋規」使形勢愈發惡化。中國史無前例地湧現了一批永久性的赤貧流民，這些人既沒有土地也沒有職業，且他們的規模正在翻倍。反清秘密組織的殘餘勢力對清廷的威脅日益增大，延綿了數百年的白蓮教在1796年發動了一次叛亂，打破了中國北方的平靜，直到1804年才被平息。此後的19世紀20、30年代里，群眾起義接連不斷地爆發。鴉片戰爭的失利使得清政府不再威風凜凜，它的自信和應對層出不窮的矛盾的能力也日益衰微。最後，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在南方揭竿而起，在接下來的十四年間雖沒有一舉摧毀清王朝，但還是極大地動搖了它的根基。超過十五個省份受到波及，上百座城市和城鎮被損毀或被夷為平地，約有三千萬人喪失了生命。傳統帝制的根基——基礎政治理念和社會組織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當時國內國外的中國人並未立即意識到問題的所在，但在驀然回首時還是洞見了癥結：正是太平天國運動，以及鴉片戰爭所帶來的種種變化迫使傳統中國在方方面面都進入了一個前所未見的劇烈的過渡時期。舊時的秩序——從秦統一中國再到秦亡漢興的循環——已然行至盡頭。在深陷內憂外患時，中國人正努力尋找一個新的國家凝聚力，而中國也開啟了它艱苦卓絕的近代歷史，其主要階段和主題可參見後記中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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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中國朝代的名稱通常都有地理上的緣起，是為了恢復備受尊敬的周朝封建諸侯國而立。契丹的國號「遼」源於中國東北地區的遼河，或者是與遼河相關的一個地名。但當女真人建國大金時，他們引入了一個朝代命名的新模式，也就是說朝代名稱有著符號性的意義。漢字「遼」有「鑌鐵」一說，而女真人選擇表示黃金的「金」字則是因為金比鐵更珍貴和持久。這種符號主義的命名方式被後世的朝代所沿用：元是開端、創始、初始的含義，明是光明之意，清則是清廉之意。值得一提的是，女真人一朝的國號金與漢朝之後晉朝之「晉」並非同一字，後者源於周朝時期位於山西的晉國之稱。一些歷史學家試圖以不同的拼寫來區分晉代和金代，前者為「Chin Dynasties」，而後者為「Tsin」或者「Kin」。
[2]北宋時期的大運河並未荒廢，事實上，政府還進行了大量淤泥疏導工程，並修建了大量水閘以保證大運河的正常運行。到了南宋，由於戰火紛擾、政府腐敗，大運河北段部分被荒廢。——譯註
[3]從漢朝起，中國皇帝會不定期地頒布一個名稱，規定從次年新年初始開始，會以某某名稱命名這一時段，這個名稱被稱作「年號」。年號是帝王對未來祥兆的希冀，會因為時過境遷而在恰當的時機改換。中國人根據年號來紀年，例如「元祐三年」等等。皇帝通常會在其一朝內多次更換年號。而明太祖以傳統的方式「洪武」開啟了他的統治，但卻終其一朝沒有變換年號。他之後的所有明清皇帝，都沿襲了他的方式，所以這些皇帝的年號基本上也對應著他們的統治時期。正因如此，西方學者通常用年號來表示明清皇帝的姓名。儘管「洪武帝曰」是正確地指代「明太祖曰」的表達方式，我們也時常看到「洪武曰」這類字眼，但嚴格來講，後者的表達方式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