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時代的中國 · 五、通史

秦朝的土崩瓦解（前209—前206）使中國陷入混亂，但混亂並未持續很久。前206年，新的朝代漢朝出現了。它減輕了秦朝的苛政，利用秦朝在政治制度上的優勢建立了一個延綿到220年的國家制度。中國漢朝與西方的羅馬帝國同期，即使它沒能超越後者的成就，二者也不分上下。漢朝建立了一個穩固的貴族社會秩序，在地理和經濟上都實現了大幅擴張和增長，其政治影響力不僅波及近處的越南和朝鮮，甚至跨越新疆，遠及帕米爾高原地區。直到今日，中國人都自豪地稱自己為漢人。但漢朝的政府後來也開始從內部腐敗，人們對政府的信任衰退了，它也與羅馬帝國一樣，被野蠻的遊牧民族入侵和顛覆性的異教擊垮了。在中國這裡，外來的因素是從蒙古來的遊牧民族匈奴和從印度來的佛教。 220年起，漢代讓位於很長一段時間的政治分裂期，匈奴等遊牧民族相繼取得了漢人的家園，即黃河平原地區的控制權，而漢人在南方建立的式微政權使得漢文化得以持續。在所有地區，半封建的門閥主導著政治和社會經濟生活，佛教也成為社會各個層面最核心的文化勢力。589年，北方政權隋朝一舉統一了全國，從而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對外擴張。但其間隋朝力殫財竭，在618年被唐朝取代。無論是在機構的穩定性、經濟和軍事實力，還是文化興盛程度上，唐都將中國推向了一個新的頂峰。 7、8世紀是門閥統治和佛教影響的頂點。唐朝皇帝成為被蒙古的突厥可汗認可的世界性的天可汗，唐朝的文化模式也被越南、中亞、朝鮮和日本競相模仿。如同漢朝末年一樣，唐朝的制度終究難以應付變化的局勢，到了907年，在經歷長時間的衰退後，中央集權的唐朝分崩離析。南方的軍閥紛紛建立自己的政權，而在北方，五個短命朝代相繼建立，探尋重現唐朝的輝煌的模式，但終被來自蒙古的遊牧敵人所脅迫和牽制。 漢朝（前206—220） 反秦的起義軍很快轉化為兩位非凡人物之間的鬥爭，其中一人是楚國貴族後代項羽，另外一人是出身草莽的劉邦（劉季）。項羽的貴族光環和在戰場中的才智吸引了原先反叛的諸侯們，他們聯合在一起，計劃通過重建楚國的名義來一統中國。而劉邦則通過和平勸降秦朝首都守將而聲名大噪，成為項羽聯盟中的漢王。項羽報復性地破壞降都，此舉激怒了劉邦，後者用類似的殘忍方法逐步離間了項羽的支持者。與項羽不同，劉邦公平、大方地對待部屬和軍隊，寬宏大量地處置俘虜，真誠地表達對民眾渴求幸福安康的生活的關懷，從而贏得了大眾的支持。項羽則缺乏與民眾的接觸，儘管未嘗敗績，但是逐漸被對手削弱。前202年，項羽在孤立無援中自殺。劉邦之後登基成為漢朝皇帝，即漢高祖。 西漢（前202—9） 劉邦，史稱漢高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通過自我奮鬥而成為皇帝的平民。因為這一點，以及他從始至終都帶有的樸實又狡黠的農民特質，劉邦成為中國歷代帝王中極為特殊的一位。他也因為制定了兩條貫穿於後世政治思想的行政準則而備受尊崇：第一，應當把自己的勝利歸功於將領和隨從，承認自己能力有限，在做決定時堅持從善如流；第二，消除秦朝的集權主義殘餘，強調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 或許是因為一直忙於打擊早期同盟軍中的反叛者，漢高祖並沒有大力推行擴張主義策略，也沒有著手開始內部改革。他適度減輕了秦朝的苛政，將賦稅降低到十五稅一，並保留了秦朝建立的政府組織模式。高祖所做的最大的改變之一是將帝國東邊的大部分領土以王爵繼承的形式分封給了他最得力的支持者們，此舉一來是出於高祖對現實的考量，即他不認為自己能夠實現秦朝式的中央化，二來是因為他也樂意慷慨地分權給手下。漢高祖的大致方針是穩定秩序，減少政府對人民的干預，讓他們得以從秦朝的暴政下休養生息。 漢高祖放任主義的治理方式主導了漢朝前六十年。高祖自己在位時間很短，在前195年去世，年僅四十餘歲[1]，但高祖的遺孀，同樣出身平民但富有主見的呂后繼續掌權了十五年，且政治風格十分保守。高祖的兒子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和孫子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因勤儉和仁愛而著稱。從呂后到景帝這五十餘年間，所有的高官職位都由高祖的親信、將領以及他們的後代出任，唯一足以威脅到國家穩定的事情是發生於前154年，源於國家內部的七國之亂，但很快便被鎮壓了。在經歷了數百年的動盪後，漢代早期的安定使中國人民有機會而且他們也確實做到了高速發展：人口大幅增長、經濟快速發展、文化高度繁榮。景帝在位期間，賦稅減半，降到三十稅一。即便如此，其在位後期依舊倉廩豐滿、國庫充盈。 漢朝早期的放任主義滋長了大量不公現象，朝廷官員頗有不滿，漢武帝在位期間（前141—前87），朝臣們認為政府應當更加積極地參與國家管理。到了這時，精神飽滿、興旺繁盛的中國人似乎變得驕傲、自信並躍躍欲試。武帝少年登基，活力四射、聰明機敏、富於想像並勇於實踐。他在位時間之長，直到18世紀才被另一個皇帝超過。他為後來的皇帝們提供了一個頗為激進的統治模式，對比文帝和景帝較為被動的模式，他是陰陽中的陽，而文帝和景帝是陰。武帝的模式之所以能夠施行，一是因為關於野心過度膨脹的秦朝的記憶已經淡去，二是無論在經濟還是心理上，中國都已經做好了隨時舒展拳腳的準備。 最初，漢武帝著手集權化並將皇權拓展到更多的國內事務上。高祖時，半封建的王侯分封制與秦朝時的郡縣制並存，而事實證明它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呂后的任人唯親，甚至對宦官的倚賴加重了這一糟糕境況。儘管新的諸侯王都由朝廷任選，也可以被皇帝免職，儘管諸侯王屬地的事務由朝廷任命的行政長官治理，但他們總是試圖擴大權力，從而威脅了王室的聲望。即使他們不問朝政，也往往會手控一方的經濟命脈。前154年，七國之亂被快速鎮壓後，問題並未得以根除，武帝為了打擊諸侯王積極地制定對策，在他之後諸侯王便不過是國家組織中無足輕重的空頭銜而已。武帝對諸侯王下達了專斷且嚴苛的經濟命令，例如命令他們貢獻一種只見於皇家林苑的造價昂貴的白鹿皮。此外，漢武帝還以一些微不足道的藉口將諸侯王削官免職，再把他們的封地變為郡或縣。僅在前114年一年，就有104位王、侯的財產被充公。武帝即位之初就發布了削弱諸侯王的最有力的法令，命令諸侯在死後將財產平均分配給所有男性繼承人。於是，隨著一代代過去，諸侯們的封地變得愈加破碎。 商人階級是武帝著手打擊的另一個棘手的群體，他們利用先前封建制度一時崩潰之機以及漢朝早期的放任主義政策，依靠一些大體免稅的行業聚斂起了大量財富，包括冶鐵、製鹽、造酒以及糧食投機和財產抵押，使大量自由保有土地的農民淪為了佃戶，甚至奴隸。為了打擊這些行徑，武帝制定了針對商品庫存和交通工具的新稅收制度，禁止商人保有耕地；設立「常平倉」制度保證國家對糧食供給的控制；最重要的是，他將鹽、鐵、酒的生產及銷售歸為官營。以上這些政策都使得商人的財富大量流入國庫。 在外交關係上，武帝也同樣表現得很激進。進入戰國時期後，特別是在秦朝崩潰後，一些漢人叛軍在邊境地區建立了許多小國，如在東北地區南部和朝鮮地區、東南沿海地區以及廣東地區。早期的漢朝統治者滿足於穩固現有的中國北方腹地和長江流域地區的國土，後者在這個時期被徹底納入漢文化主流。漢朝勸服周邊小國的統治者認可漢朝皇帝名義上的封建君主地位，並將之視為一種外交勝利。但從漢朝的角度去看，這些鄰居難以駕馭，於是武帝決心嚴懲它們並捍衛漢朝至高無上的絕對地位。前111年至前110年，他發動了征服位於福建的閩越國和居於廣東的南越國的戰爭，從而使漢朝勢力一路南擴至今天的越南。前109年到前108年，武帝征服了東北南部和朝鮮地區大部。同時，其他的漢朝軍隊也對位於邊陲的雲南和貴州有了鬆散的控制權。這些被征服的地區都被分為郡，並有漢朝軍隊長期駐守，其漢化速度明顯加快，特別是在朝鮮和越南。此外，漢朝也開始與海外的日本和南海地區的人們接觸。 武帝的諸多激進策略，無論是在國內事務還是外交策略上，都是為了強化漢朝，從而與長期威脅漢朝西部、北部邊境的遊牧民族匈奴一決雌雄。高祖時期，匈奴在首領冒頓單于的帶領下，結成了一個聯盟。他們的勢力不僅擴展到了整個蒙古地區，還吞併了西域綠洲上的一些小國。高祖曾試圖將匈奴逐出漢朝北境地區，但在前200年被困山西一周。僥倖逃脫後，高祖和他的後繼者只能尋求一種和解的外交策略。他們視冒頓及其繼任者為對等君主，送漢朝公主或貴族女子去和親，有時也會贈送作為貢品的糧食。冒頓曾傲慢地向寡居的呂后求婚，希望能夠通過聯姻來合併兩個帝國，後繼的匈奴首領也不曾停止襲擊漢朝邊境。漢朝將領十分受挫，朝臣和商人也惱怒橫穿中亞的貿易道路中斷。他們依賴這條通道獲取大量奢侈品，其中包括漢人在儀式中所需的重要象徵之物：玻璃、琥珀以及高品質的玉石。[2]因此，武帝被輕易說服：對匈奴的和解策略是失敗的，對匈奴的軍事行動早就應當開始了。 為了抗擊匈奴，武帝希望與月氏的結盟。後者是印歐人種，由於匈奴的擴張而被迫西遷。為此，武帝派遣年輕官員張騫尋找月氏國並與其聯盟。張騫在前139年離開漢朝首都，途中被匈奴俘獲，但他成功與匈奴交好，並娶妻成家。直至十載後，他才趁機逃跑並繼續他的使命。最終，他穿過帕米爾高原，在巴基斯坦北部發現了月氏國，但月氏人無意重新捲入東亞事務之中。張騫在回國途中再次被匈奴抓住，但最終還是在前126年回到了漢朝首都長安，也就是今天的陝西省西安市。張騫的見聞為中國人提供了關於中亞的一手情報，也附帶提及了從中國向西南通往印度的貿易之路，從而激發了武帝征服西南地區的興趣。 同時，前133年，武帝發動了一系列反擊匈奴的大型戰事，耗時十八年的戰爭消耗了漢朝大量資源和精力。為首的軍事目標是長安以北位於黃河「幾」字區的鄂爾多斯地區，這個地區為匈奴提供了一個天然的集結地，使匈奴能夠輕易地南下襲擊位於陝西和山西的農耕河谷地。前127年，漢朝將領控制了鄂爾多斯地區，在隨後的數年中，他們東征西討，將匈奴逐出了今日的蒙古、甘肅和新疆地區。約有七十萬移民徙居到從河西走廊到中亞的一片地區，在更內陸的沙漠地區駐紮著一個個軍事殖民地，它們自給自足，一邊屯田一邊駐守，在軍事都護的支持下令其他統治者敬而遠之，由此通往中亞的商路被打通了。前104年、前100年，李廣利將軍甚至率軍跨越帕米爾高原，直搗大宛，從位於費爾干納（Fergana）的交惡國王處奪得了馬中極品「汗血寶馬」獻給武帝。 通過上述一系列戰事，武帝直接控制下的疆域便涵蓋了近代中國本土的全部疆域，以及越南北部、內蒙古、中國東北南部以及朝鮮的大部分地區。由於中亞地區的地理條件並不適合漢人式的定居，武帝便持續推進所謂朝貢制度的外交策略。當地統治者被允許保留原先的權力，並獲得漢朝地方總督的保護。作為回報，他們需向漢朝王室上貢本地的特產，以示臣服。他們需定期前往漢朝首都來表示敬意，並將兒子留在漢朝宮廷——通常要接受漢式教育，這主要是為了保證他們能夠俯首聽命。這一策略成為中國隨後處理所有對外關係的模式的基礎。 武帝在位期間，中國文化高度繁榮，出現了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漢朝最為人尊崇的詩人司馬相如，以及最具影響的漢朝哲學家董仲舒。在董仲舒的建議下，武帝採取了一種被重新詮釋的兼收並蓄的儒學觀點作為國家正統意識形態，創建了培養儒家官員的初級全國大學「太學」。通過推舉和筆試系統性遴選文官的制度也在這時出現。國家並未在一夜之間便變為一個儒家的官僚體系，縱觀漢朝時期，由世襲貴族構成的門閥世系幾乎完全壟斷了政治、社會以及經濟層面的影響力。然而，武帝的舉措無疑有著重大的長足影響。 無論是從國力、聲望，還是從士氣來看，武帝的統治都是漢朝的頂點。漢朝軍隊持續打擊匈奴，在前73年，五支聯軍擊垮了今蒙古地區死灰復燃的匈奴勢力，由此匈奴分為彼此對抗的兩支。前51年，南匈奴首領來到長安，向漢朝臣服。北匈奴則被迫西遷，但在前36年被跨越帕米爾地區，長驅直入到撒馬爾罕的漢軍擊敗。據傳，漢軍在這裡擊敗了包括羅馬軍團在內的聯軍。但在大部分方面，武帝的繼任者都表現平平。在他們的統治下，武帝建立的對國內經濟的管控逐漸失效，大權落入宦官與外戚之手。朝廷任人唯親之風盛行，廟堂之外，貪婪的地主勢力持續蔓延，皇家毫無聲望和智勇可言。隨著一系列無子嗣的幼年皇帝的早夭，劉姓家族終於失信於朝廷，也失去了天命的寵眷。公元6年，一位襁褓中的嬰兒即位，漢朝由攝政大臣主政。9年，權臣王莽在勸進下篡位。 王莽（9—23年在位） 漢高祖以及漢代初期的皇帝從未致力於建設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但到了武帝時期，儒學——很大程度被漢朝重新詮釋了，由此囊括了命理學和宇宙學的觀點——成為國家的正統思想以及所有官員所受教育的基礎。到了公元前最後一百年，這種集大成的漢朝式儒學已經成為朝堂內的主流思想，受儒學薰陶的文官們也正在為後世中國卓越的官僚行政體系夯實基礎。推類至盡，儒學支持的其實是柏拉圖所言的「理想之國乃是哲學家當國王的國度」的概念。從這一思想氛圍出發，王莽的稱帝之舉才可以被理解，因為他沒有任何軍事背景或追隨者。王莽出身強大的門閥世族，其家族長期以來與劉姓皇室聯姻。他最初只是家族中一個不起眼的鄉野成員，但作為孝順、仁愛等儒家所稱頌的品德的道德楷模，也是儒家學說的堅定支持者，王莽脫穎而出。儘管他反覆聲稱自己並非那麼優秀，但由於聲望以及其家族在朝中的勢力，人們還是公開稱頌他為周公再世。最終，在民眾的支持下，王莽登基並建立新朝，意為新的王朝。 王莽政權從9年持續到23年，可謂一敗塗地，以至於後世的中國歷史學家都將其視作無惡不作的篡位者。他通過甄選經典和不時地偽造經典來合理化一切事物，著手重建周朝早期的制度並實踐「真正的」儒學。他以古代名稱來重組政府，將大量王姓家族成員提拔成為半封建的貴族，試圖恢復一些舊時封建勢力的貴族頭銜，並將許多官僚職位變成世襲的。他恢復了對商人家庭的歧視性政策，禁止奴隸買賣，並在總體上試圖提高奴隸的境遇。他復興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傳統，將所有大地主的財產收公，並建立一個分配製度，使所有成年男性都能夠分到一塊耕地。他聲明了國家對山、林、河、澤的所有權，而在之前這些都被認為是公共所有的。他還頒布了新的幣制，恢復了武帝時的「常平倉」和國家壟斷策略，引入新的稅收制度，並加強了國家對市場和信用的管控。儘管王莽的大多數改革策略都被證明難以落實，很快就被收回，但它們幾乎激怒了社會中的每個階層，連匈奴和中亞地區的小國都不滿新政中它們有名無實的地位，宣布脫離與漢朝的藩屬關係。 從王莽即位之初，一切都好像與他的意志逆向而行，甚至連大自然都是。氣候異常帶來一連串的歉收，連年的乾旱籠罩著首都所在地的陝西河谷地區。更糟的是，黃河一次次的決堤造成了11年的一次大水災，吞噬了北方平原的東部地區，黃河也從原先的山東半島北部入海改道為從南部入海。不計其數的人被淹死或流離失所。饑荒帶去了瘟疫，而國家賑災計劃力度不足，糧食價格飛漲，流民遍布全國，並在絕望無援的情況下結成了盜匪。到了18年，強大的反叛聯盟赤眉軍成立。22年，一些劉姓家族成員也加入了他們。一年後，叛軍攻入皇宮並殺死王莽。最終，一位劉姓家族的後裔重建了秩序，在25年恢復了漢朝。 傳統的觀點認為，王莽是一個無情的機會主義者，他的整個官員生涯都是為了奪取王位而設計的虛假騙局，他當權期間的種種新政無不是為了滿足、擴大他個人的勢力。但公平地講，王莽其實更像一位理想化的知識分子，他有許多真誠的人道主義初衷，但被政治野心引誘，最終被權力腐蝕。他情不自禁地被一些無法實踐的或是政治上不利的方針綱領吸引，滿腹狐疑地拒絕放權，讓自己在制定細節上耗費過多精力。總而言之，王莽證明了自己並非領袖之材。 東漢（25—220） 漢光武帝光復漢朝，在鄰近家鄉的今河南省洛陽市建都，因此，光武帝開啟的朝代又被稱作東漢或後漢。從漢高祖時期到王莽登基，漢朝都城皆位於今陝西省西安市，這一時期也相應地被稱作西漢或前漢。 光武帝（25—57年在位）和他的直接繼任者漢明帝（57—75年在位）、漢章帝（75—88年在位）都是精力充沛、深明大義的君主。在他們的治理下，中國恢復了往昔的安定和繁榮。自然災害和王莽統治時期的叛亂使得人口減少、農商受挫，但隨著和平與漢朝早期似的放任主義政策的重新實施，人口數量和經濟都回升了。儒家文人備受尊崇，學術、教育和文化一片欣欣向榮。到了1世紀末，中國人的生活又如西漢鼎盛時期一樣富足且多彩斑斕了。 同樣，東漢早期在對外關係中也表現良好。匈奴在王莽時期再度成為中國的威脅，而東漢早期時，匈奴的內部矛盾再次爆發。50年，光武帝允許一支前來臣服的南匈奴在中國傳統邊界線內——山西和陝西北部——定居。據說，到了1世紀末，一部分北匈奴開始向西遷移，最終前往歐洲，成為阿提拉帶領下的匈人。在中國歷史上最有為的三位將領的帶領下，漢朝也重新控制住了其他邊境地區。第一位是馬援（前14—49），他向南收復了南部沿海和越南北部地區。另外兩位是班超（32—102）和班勇（活躍於120年前後）父子，他們恢復了漢朝在西域的威望。97年，班超率軍長驅至裏海沿岸，並派遣助手前往地中海地區偵察。在回國復命前，班超的助手遠達波斯灣或是黑海沿岸。在接下來的幾百年間，載著中國絲綢的駝隊從中亞去往羅馬，而航海家們頻繁貿易於東南亞、印度洋和中國南方港口之間。 但1世紀之後，漢朝國內狀況每況愈下。同西漢一樣，政府放任主義的政策使得農民落入大地主手中，這些人與朝廷或皇家有聯繫，因而總有辦法逃稅避稅。許多農民再次淪為半封建莊園裡實實在在的農奴，大家族豢養成百上千家臣，美其名曰「客」，也組織起由私兵（部曲）構成的整支軍隊。剩餘的自耕農總是受制於地方門閥的威脅。隨著賦稅的增長和徭役的增加，他們的負擔也愈發地沉重。2世紀中葉之後，一系列自然災害加重了農民的不滿情緒。175年，特大洪水和蝗災來襲。173、179年，瘟疫肆虐全國。農民開始在從道家思想衍生出的宗教中尋求出路，道教為他們提供了有關社會福利的方案、神秘的信仰療法以及或許可行的鍊金術。到了182年，東部的黃巾軍和四川地區的五斗米道這兩個團體均吸引了大量信眾，184年，黃巾軍的叛亂加速了已然衰微的漢朝的滅亡。 貴族階層一方面享用著前所未有的富足，沉浸在異域傳入的娛樂活動和奢侈品中，例如中亞傳入的新樂器和香粉，另一方面也經歷著信任危機。西漢儒學中浮誇的樂觀主義已在王莽的潰敗中破碎，光武帝培養了一種沉靜、真誠、精煉的現實主義，但很快又被宿命論、懷疑主義和最終出現的逃避主義代替。公元元年前後，超凡脫俗的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逐漸吸引了這些正在好奇求索的上層貴族。到了2世紀末，復興的道家學說開始重獲知識分子的喜愛，作為大眾信仰的道教則在窮人中廣受歡迎。 88年，未成年的漢和帝的登基開啟了東漢政治惡化的進程，此後，東漢接連出現由一系列短命、孱弱的皇帝所導致的混亂。外戚通過在宮中的陰謀和政變來獨攬朝政。為了自保，年幼的皇帝將越來越多的權力交給最受信任的同盟者——宮廷宦官，於是宦官旋即公開在許多政府部門中掌權。儘管文官試圖去維持執政的公正，但很快就被宦官和外戚兩股勢力誣陷、排擠。在太學中作為預備官員的三萬學生在宮門前組織聲勢浩大的抗議，接連支持那些敢於仗義執言的「清流」。很快，陰謀和示威就變為大屠殺。159年，漢桓帝手下的閹黨誅滅了梁皇后的家族成員，五名宦官隨之被封爵封地，成為一方的總督。166年，官員示威抗議宦官專權，結果兩百多名官員和太學生鋃鐺入獄。169年，在又一輪對宦官侯覽（據傳他沒收了大量房產和土地，最後為自己建造了十座豪宅和一座地面建築高百尺的陵墓）的抗議中，超過一百名「清流」被以結黨叛國之罪投入監牢，冤死獄中，另外還有七百名官員和一千名太學生被投入監牢並遭嚴刑拷打。 黃巾軍叛亂於184年爆發，負責鎮壓的將軍們一舉成為地方軍閥，最終從宦官手中奪取了對天子的控制權。將軍董卓（卒於192年）在190年包圍了洛陽。他廢掉皇帝，將傀儡天子推上王位，謀殺了太后以及一位皇子，並大量屠殺宦官。一支聯合軍隊起兵反抗他，董卓攜傀儡皇帝西遷長安。很快，董卓被殺，天子的控制權旁落到將軍曹操（卒於220年）手中。曹操本是宦官的養子，隨後成為全境的統治者並成功鎮壓了黃巾軍。220年，曹操去世，他的兒子曹丕（卒於226年）接受了漢朝最後一位皇帝的禪讓並自命為帝，建立了新朝代魏朝。漢朝的統治延續了四百年，被古代中國人視作盛世典範，引得後世的偉大王朝爭相效仿，但至此，它也迎來了不甚光彩的終結。 分裂時代（220—589） 直到220年，漢朝才正式終結，但自190年董卓圍攻洛陽起，帝國就陷入了混亂，並開始了長達四個世紀的分裂。這段時期通常被視作中國的「黑暗時代」，與羅馬陷落後統一歐洲的帝國的四分五裂相對應。[3]雖然這一時期的社會組織和文化生活仍有創新的發展和復興，但漢朝之後的政治史無疑是一部四分五裂、充斥陰謀、衝突不斷、飽受異族入侵的陰暗歷史，中國人並不以此為傲。 在2世紀80年代的黃巾起義後，漢朝末年最重要的人物曹操未能成功統一中國。他的餘生都在與有分裂主義傾向的地方軍閥交戰。統一事業中最主要的舉措，最終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戰役之一——208年在湖北省赤壁的赤壁之戰，曹操被兩個對手聯合擊敗。此後，他以漢室的名義掌控中國北方，而兩個對手則占據著中國南方。220年，當曹丕在洛陽登基建立魏朝時，對手也在南方先後自立為帝——孫權（卒於252年）的吳國以南京為基地，雄踞長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地區；劉備（卒於223年）的蜀漢以成都為中心，掌控著四川和西南地區。劉備以及其結義兄弟張飛（卒於221年）、關羽（卒於220年）本是曹操舊時盟友，後來成為曹操最堅定的敵對者，他們的軍事冒險式的傳奇成為中國最偉大的傳說，也成了後世小說和戲劇的靈感來源。實際上，關羽本人後來被尊為中國的戰神。劉備朝廷中的丞相諸葛亮也極具傳奇色彩——他並非關羽一般的猛將，而是足智多謀的策略家，運用高明的策略任意擺布魏國軍隊。諸葛亮在234年去世，此後的蜀漢再無力與北方的魏國相爭，最終在263年被魏國吞併。280年，魏國對吳國的征討標誌著所謂的三國時代的終結。古代中國人賦予了這一時期一個勇往直前的俠義光環，令人不難聯繫到中世紀歐洲的騎士精神。 在魏國與蜀國、吳國混戰時，曹氏統治者的聲望逐漸被司馬家族的將領們掩蓋。265年，司馬氏篡位並改朝換代為晉朝。晉擊敗吳國之後約一代的時間中，中國又一次統一，但卻十分脆弱。晉朝的統治者以一種新封建主義的方式將帝國分封給司馬家族成員，於是地方王族幾乎成了自治的地方統治者。特別是在300年後，由於地方王侯的爭權奪利，弒君和禪讓頻繁出現。漢朝末年，封建主義式的社會經濟組織開始發展，到了三國混戰和晉朝時期則得以蓬勃發展，由是創造了一個由大地主占主導的社會，每個大地主麾下都有大量農奴、門客和私兵。漢朝末年文人的不幸使上層階級變得極為憤世嫉俗又潛心於文學藝術。佛教思想、藝術和建築開始主導中國文化，並受到有著佛教內涵的玄學的挑戰。匈奴以及其他北方遊牧民族利用中原的分裂和動盪，趁機一次次滲入邊境。304年，一位漢化的匈奴首領宣稱自己是王位的唯一合法繼承人，並在山西建立了漢國（後改稱趙國）；311年，匈奴從這一基地出發，洗劫了晉朝的首都洛陽，俘虜並最終殺了晉朝皇帝。在一位新皇帝的帶領下，晉朝在西面的古都長安重組，但在316年，長安還是被匈奴攻破了。 晉朝在北方潰敗的兩百餘年中，中國分裂成了兩個迥然不同的社會——北方和南方。從北方逃難的人在南京建立了東晉，努力收復了一些領土。347年，他們重新攻入四川；383年，他們在著名的淝水之戰（淝水位於今安徽省北部）中，依靠軍事動員和計深慮遠，擊退了北方非漢族軍隊最猛烈的一次攻勢；415—417年，東晉大舉進軍西北方，重奪途經甘肅並通往中亞的貿易走廊。儘管如此，王室還是不可避免地被黨爭擾亂和削弱，一系列篡位導致了一連串越來越孱弱的後繼朝代——宋（420—479）、南齊（479—502）、梁（502—557）、陳（557—589）。這些所謂的南朝自認為是漢文化的代表，在它們的統治下，中國南方的土著以及他們的習俗被徹底納入中國主流文化。佛教逐漸成為最主要的思想和宗教力量，封建的社會經濟模式根深蒂固，貴族變得格外清高、頹廢。梁國的開國皇帝武帝本人就是一位特別值得一提的佛教贊助者和高雅的文學家。 在匈奴大肆破壞了晉朝都城洛陽和長安後，北方出現了一連串眼花繚亂的短命區域性政權，被統稱為「十六國」。此時，作為原始突厥人的匈奴開始受到其他族群的攻擊，例如原始西藏人（羌人）、原始蒙古人（鮮卑人），以及姓拓跋的另一支原始突厥人。北方還時而湧現出漢人爭奪者，特別是來自甘肅的晉朝邊境總督的後代[4]。4世紀後半葉，北方暫時由氐人首領苻堅（357—385年在位）統一。他制定了一個野心勃勃的南征計劃，卻在383年的淝水之戰中潰敗，之後他的前秦迅速土崩瓦解。拓跋鮮卑建立了一個更穩固的北方統一政權，名為北魏（386—534），成為統稱「北朝」的一系列朝代中的第一個。除北魏外，北朝還包括東魏（534—550）、西魏（535—556）、北齊（550—577）和北周（557—581）。再往北的蒙古地區本是由匈奴、鮮卑等占據，但到了5世紀早期，新的遊牧帝國蠕蠕（即柔然）代替了這裡的拓跋鮮卑。它是原始蒙古和原始突厥人的混合體。551年，蠕蠕帝國被推翻，向西遷徙，最終成為東歐史上的阿瓦爾人。突厥人則繼續統治蒙古地區。 自漢朝末年起，特別是在4世紀匈奴的大洗劫後，大量漢人從華北遷到長江流域。留在北方的漢人通常淪為奴隸或農奴，服務於入侵的部落戰士。一些大型門閥藉助他們的斯文舉止威懾住了遊牧民族，成為異族統治者的老師和行政專家。這些門閥通常會堅持保留漢人的儒學傳統，因而北方人的思想氛圍比南方更冷靜、實際並飽含倫理道德。若論及佛教的滲透，北方與南方類似，只不過程度更為徹底，特別是把佛教作為一種民間信仰來看時。異族統治者被佛教吸引，通常都將佛教定為國教，他們自己也因此成了活佛。特別是拓跋統治者，都是佛教的大讚助人。 佛教在中國北方異族統治者間大肆流行的另一個原因是其普救說的觀點，這點與儒學中的排他主義形成鮮明對比。於是它也為中國北方的兩個群體——以家庭為核心的農民和以部落為根本的遊牧戰士——提供了一個共同利益與合作的基礎。中國文明向佛教社會的徹底轉變或許是文明復興的一個根本性因素，在復興的文明中，漢人和異族都被納入了一個新的中國的概念之中。這個復興的文明也為南北方的再次統一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北方入侵民族的漢化過程並非一蹴而就的。最初，一些遊牧民族拒絕任何形式的漢化，這些固執己見的部落保守分子與漢化的提倡者之間的矛盾，也成為4—5世紀的北方異族政權根本的不安定因素。然而，華北的新入主者若不能根據該地的地理和社會經濟現實進行自我調整，無疑是死路一條。那些固執地保留了民族認同的部族最後不得不退回草原，並被蒙古的突厥人吞併。與此同時，那些提倡漢化的人，例如拓跋氏，最終也丟失了獨立的自我認同，徹底捲入中國北方的滾滾人流中，貢獻了些許他們的特色。這些部族的領袖建立了政府組織模式，為華北的穩定統一提供了可能，並在與南朝的鬥爭中得以循序漸進。 隋朝（581—618） 再次統一全國的大業終於由楊堅完成。楊堅的先祖長期為拓跋鮮卑統治者服務。他娶了一位意志堅定的異族貴族女性，成為北周朝廷中位高權重的丞相，並把女兒嫁給了北周皇帝。當尚在襁褓中的外孫[5]即位後，楊堅被說服取代外孫稱帝，由此在581年開啟了隋朝。這時，南方地區一片混亂。555年，一位北方政權的皇子攻入長江中游流域，並在現在的漢口地區建立了傀儡政權後梁。到了580年，位於南京的陳國飽受朝廷內部的黨爭摧殘。新立的隋朝皇帝，也就是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是精明實際的行政人員和技巧高超的宣傳家，他利用佛教、道教和儒家的聲明和慣例贏得了各方的支持。587年，隋朝軍隊毫不費力地征服了後梁，588—589年又征服了陳國。 自此以後的數十年間，全國都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因此北方和南方都一片繁榮祥和。隋文帝節儉、溫和的政策使得繁榮得以延續，其中央化的政府擁有東漢以後鮮見的權力。584年，重新疏通的運河將隋文帝的都城長安與黃河相連，以幫助他穩固在北方的統治。在隨後對南方的征服中，他借鑑了北方的經驗。為了改善再度統一的帝國的出行和交通問題，隋文帝著手在東部平原地區的天然水系間修建連接黃河和長江的運河，這一工程也就是今天西方人口中的「大運河」的一段。611年，大運河在隋文帝的繼任者在位期間竣工，並進而北延至北京、南擴至杭州。大運河不僅是南北政治統一的象徵，也使南方經濟增長的財富能夠方便地滿足北方的軍事或政府需求，並為迥異的南北文化的持續交融提供了一個溝通渠道。 文帝統治期間的穩定、繁榮以及高昂的士氣卻在其子隋煬帝（604—618年在位）一朝間灰飛煙滅，致使朝代早夭，隋煬帝也被視作嚴酷暴君，與前3世紀的秦始皇相提並論。隋煬帝的母親正是文帝固執的異族妻子，他也有秦始皇一般的狂妄自大，許多史家視其為徹頭徹尾的妄人。據傳，他通過下毒弒父登基為帝，此後在洛陽修建了一座奢華的行宮並將都城遷至那裡。在大運河工程仍未竣工之際，他加重了徭役，修建長城、大型糧倉以及從北方平原通往北方邊境地區的道路。他舉兵再度討伐越南北部，並把占人驅逐到了更南方的地區。他還開啟了前往台灣的探索式征程，成功打擊了西域的突厥人，威懾住了蒙古地區的一些突厥遊牧民族，使他們臣服於隋朝。他於612、613和614年分別發動了征服朝鮮地區高句麗的大規模戰事，但均未成功。 隋煬帝瘋狂的工程建設和軍事活動擾亂了國內的經濟，也引發了大規模的不滿。615年，他的軍隊被北境的突厥人羞辱。617年，煬帝親自領兵對突厥軍隊進行打擊報復，但險些被俘。與此同時，各地百姓揭竿而起。為了應對崛起的突厥勢力，隋煬帝將打擊突厥的工作交付給邊境大將唐國公李淵（566—635）。此後，隋煬帝逃到南方並沉迷於花天酒地之中。618年，隋煬帝被一位朝臣刺殺。此時，李淵已經宣布不再忠於煬帝，並在長安擁立了一個隋朝後裔為傀儡皇帝。煬帝死後不久，李淵接受了隋朝傀儡皇帝的禪讓，建立唐朝。 唐朝（618—907） 在唐朝統治下，中國社會之繁榮、文化之興盛、貴族之成熟、軍力之強大以及在外交之中的至高無上均是漢代之後的朝代從未企及的，這一時期無疑是個偉大的時代。唐朝都城長安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最繁華的世界性都市，是商人、使臣和文化探尋者的夢鄉。這些人從日本、朝鮮、中亞、越南和南海地區遠道而來，從地中海地區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猶太人和基督徒也在長安受到了歡迎。後世的中國人視唐朝為比肩漢朝的偉大王朝，唐朝的成就也是後世朝代聲稱要效仿的典範。 早期唐朝的強大和繁榮大部分要歸功於北朝和隋朝時期所建立的日臻成熟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央集權式的穩定行政結構外，唐制中還特別引入了一套文官制度，它是強大的地主門閥的世襲制的補充，改進了漢朝制定的官員任選、評價的條例。經濟上的不平等被最小化，「均田制」的土地租賃系統實現了財政穩定，國家擁有所有土地，並按照人丁將土地終身租賃給人民，再按人頭分配賦稅和兵役徭役。軍事實力大部分得益於全國性的軍事制度——府兵制，這個體系提供了大量頗有名望的志願軍人。這批兵農合一的人靠耕種國家分配的農田生活，輪番參軍打仗，有些駐守都城，有些則戍守邊境。 唐朝的李氏家族在一定程度上象徵了中國的轉變，在分裂時期衍生出的新舊兩種元素在他們身上都有體現。一方面，李氏家族聲稱自己是西漢將軍李廣利的後代，家族可上溯至古代道家哲學家老子李耳；另一方面，由於李氏家族長時間與鮮卑貴族通婚，以至於在漢人的標準下，李氏家族最多只能被視作半個漢人。唐朝的活力可以集中體現在李淵的兒子李世民（599—649）身上，他是唐代真正的開朝國君，也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英才蓋世的皇帝，史稱唐太宗。甚至李世民的麾下大將都在後世的民間信仰中被神化為宮殿和廟宇的門神，他鍾愛的戰馬也成為樂師和畫師所讚美的對象，即「昭陵六駿」。 617年，正是在當時僅十八歲的李世民的鼓動下，李淵脫離隋煬帝陣營。那時全國有超過一百支起義軍隊，其中十一支是正在崛起的唐朝政權的主要敵人。七年間，李世民及其手下為爭奪霸主地位四處征討，同時成功地將突厥人拒守於北境之外。最決定性的對抗是發生在洛陽附近的虎牢關之戰，唐政權依靠計謀以少勝多，擊破了河南的鄭國與東北方的夏國的聯軍。李世民憑藉此戰鞏固了他在北方的統治。此後，通過相對輕鬆的征戰，李世民平復了南方的叛亂。到了624年，唐政權鎮壓了所有反叛勢力，憑藉仁政和大赦，這個新朝代也贏得了全國性的支持。同年，李世民通過「玄武門之變」伏擊並殺掉了他的兩名兄弟，其中一位是他的兄長，也是順理成章的王位繼承者。於是，李淵立李世民為太子，並給予了他幾乎全部的行政實權。兩年後，在李世民的意志下，李淵正式退位。 在登基後，唐太宗（626—649年在位）還取得了諸多軍事成就。作為傑出的軍事家和戰略家，他使蒙古地區的突厥人在630年尊其為天可汗，成為第一個對北方草原地區有著空前控制權的皇帝。之後他聯合漢人和突厥人的力量，將唐朝勢力擴張到西域，一路穿越帕米爾直達阿富汗，也將位於中亞西部的西突厥汗國的統治者逐出了當地。639—640、647—648年的西征也使西藏成為唐朝的藩屬國。648年，一支唐朝軍隊從西藏穿越喜馬拉雅抵達印度東北地區，懲罰了一位對唐朝使節不敬的地方君主，將其作為犯人押往長安。在7世紀40年代間，唐太宗也曾兩次發兵攻打高句麗，但高句麗頑強抵抗，唐朝不得不放棄行動。 除卻軍事成就，他也被後世的中國人尊為勵精圖治、聰明神武、寬厚愛民的政治領袖。他發展教育、從善如流、選賢任能並簡政放權。對於哲學和宗教事務，他既表現出興趣又體現了包容。儘管唐太宗主要的行政政策遵循了儒家思想，但他也與道教、佛教交好。635年，他歡迎從中亞來的基督教聶斯托利派的傳教士，並批准其建立教堂。在唐太宗的統治期間，中國最負盛名的佛教朝聖者玄奘（約600—664）完成了耗時十六年的往返大唐和印度之間的歷史性旅程，之後在皇家的資助下，潛心致力於翻譯他從印度帶回的佛教經典。 唐太宗的兒子唐高宗（649—683年在位）以沉迷於其父的妃子武則天而聞名。據傳，武則天在唐太宗賓天后退隱佛教寺院，唐高宗將其從寺中召回皇宮，並默許她通過陰謀詭計和下毒殺人成為皇后。660年，高宗視力衰退，於是非正式地令武后攝政。683年高宗辭世，武后先後將兩個兒子推上皇位，從而維繫了自己的權勢。最終，在690年，她廢除了第二個兒子的皇位並自立為帝，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有著皇帝頭銜的女人。她創立了一個新的朝代，以備受尊崇的周朝為名，一直統治到705年她八十一歲高齡之時被迫退位。 武后為後世所唾，被視為無情、殘暴的篡位者。的確，她為了一己之私而操控朝政，在政府中安插了大量親信。儘管如此，她仍不失為一位有擔當的統治者，她維繫了中國在對外關係中的權威。在7世紀60年代，她和高宗強勢地干預朝鮮半島上的新羅國內戰，在唐的幫助下，新羅得以一統朝鮮半島。中國勢力也開始向之前被朝鮮人占領的部分中國東北地區蔓延。儘管新羅依舊頗為獨立，但它還是極不情願地臣服於唐朝，並在武后一朝對中國恭恭敬敬。 武后退位後的數年間，李姓家族的紛爭致使朝政動盪。712年，大唐另一位偉大天子李隆基稱帝，在他的統治下，中國經歷了至今為止最嘆為觀止的文化盛世。這便是唐玄宗（712—756年在位），又稱作唐明皇。他是盡職且精幹的行政管理者，徹底肅清了官僚體系中的寄生蟲和寵臣，削減了朝廷的奢侈開銷，制定了特殊政策以持續體察民情。他還廢止了死刑，並貫徹了先帝們強勢的對外政策。此外，唐玄宗還鼓勵所有形式的文化發展，在朝廷內部設立了一直得以延續的翰林院，用來庇護那些天資異稟的學者和文人。他還建立了一個樂曲和舞蹈機構，用來培訓宮廷娛樂中的戲劇表演者。唐玄宗的朝廷生活頗為多彩精緻，在他的統治期間，中國湧現了一批歷史上最偉大的天才，包括詩人李白和杜甫，還有畫家吳道子和王維。 然而，無論對於他自己還是中國來說，玄宗似乎都活得太長了。他漸漸依賴那些阿諛奉承的朝官和宦官，將邊境的軍事指揮權交給奸佞且懷有貳心的異族將軍。此後，在745年唐玄宗六十歲之際，他愛上了某個兒子的妃子，也就是豐艷的楊玉環，並成為她寵溺的跟班。她是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紅顏禍水」，常被稱作楊貴妃。很快，她的親戚便壟斷了幾乎所有重要官職，她最喜愛的大將安祿山（卒於757年）——一個肥胖、機智、大膽的突厥人——作為她的義子，能夠自由出入宮廷，並在北方掌控著最精銳的邊境部隊。 官員向唐玄宗抗議，他一反常態地忽視並開始懲戒進諫者。最終，唐朝政務荒廢，軍隊編制縮減，邊境關係惡化。在中亞，阿拉伯的擴張已達鼎盛，開始迫近唐朝在撒馬爾罕附近的最遠處的藩屬國。740年，唐朝不得不鎮壓反叛的吐蕃和西突厥。747、750年，唐朝軍隊跨越帕米爾高原去嚴懲那些洗劫了喀布爾和克什米爾的難以駕馭的吐蕃人，但751年在撒馬爾罕附近的怛羅斯戰役中，唐軍被一支阿拉伯和西突厥的聯軍擊敗，於是撤退到帕米爾高原東側。在離唐朝中心更近的地方，雲南的一位土著部落首領宣告與唐朝脫離關係，建立南詔國。南詔國在西南地區延綿數百年，並在751年一舉擊退了唐朝的報復性打擊。於是，唐政權加劇衰退。755年，節度使安祿山舉兵叛亂。其致命後果之一是唐朝在中亞勢力的崩潰，中亞地區於是從佛教文化逐漸變為穆斯林文化，而直到六百年後，中國才重新取得對中亞的控制。 763年才平息的安史之亂成為中國政治史上的重要轉折點，它以不可遏止的勢頭不斷侵蝕著唐朝政權的穩定性。安祿山的部隊先後洗劫了洛陽和長安，而玄宗和他的宮廷隨從則向南逃入四川，情景之淒涼可見著名的詩歌和名垂千古的畫作。途中，玄宗的宮廷侍衛將國家的災難全部歸罪於楊貴妃，他們縊死了楊貴妃並將她的屍體投入溝槽。玄宗在羞愧和哀傷中退位。安祿山旋即稱帝，並立新朝大燕，但很快就變得盲目、急躁，在757年被其子謀害。但此後，安祿山的兒子也被他的下屬史思明殺害。在史思明的帶領下，叛變的燕國維繫了一段時間，但史思明最終也被兒子謀殺，唐朝遺民趁機恢復了一部分秩序。但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機會主義者都舉兵造反，唐的節度使和將軍通過鎮壓反叛而手握重兵，成了半自治的軍閥。 安史之亂備受歷史學家的重視，除了它的高度政治戲劇化外，也是因為它與中國社會的一些重要轉變不謀而合、互為因果。安史之亂之際，部分制度已經崩塌，包括被募兵制替代的府兵制，以及關於土地分配的均田制。隨著中央政府的疲弱，唐朝早期對剝削的地主所有制、私人貿易和社會流動性的限制也減弱了。舊時貴族階層的經濟和政治顯要——唐初盛世的中流砥柱——逐漸在社會浪潮中一去不復返了。到了8世紀末，新的潮流開始萌生，使後唐朝時代的生活與之前的大相徑庭。 在回紇人的軍事協助下，類似於安史之亂之前的政治秩序終於得以恢復。這些回紇人是突厥人的一支，他們在744年推翻了蒙古地區的東突厥汗國後，甚至占領了中亞的一些阿拉伯藩屬國。唐朝政權雖得以恢復，但徹底喪失了之前的對外影響力。隨著國內事務上的權威被在安史之亂中崛起的地方軍閥奪取，朝廷內部也被官員間的黨爭所困。朝廷漸漸被宦官掌控，程度之深甚至超過了東漢末年。唐憲宗（805—820年在位）和唐敬宗（824—826年在位）都被宦官殺害，唐穆宗（820—824年在位）後，幾乎所有的皇帝都由宦官所立，不過是宦官侍從的傀儡而已。 在接下來的年月中，唐朝時而爆發小規模的叛亂和軍隊譁變，時而被西南方的南詔國侵擾。如此一來，在安史之亂後的一百年間，唐朝皇帝的聲望和權力日漸式微。不過，唐朝的政體仍舊維繫了社會基本常態、經濟穩定繁榮和文化興盛，特別是湧現了大詩人白居易和道學家、散文家韓愈。隨著佛教勢力衰微，儒學開始復興。841—845年，政府開始積極削減佛寺，令成百上千的僧尼、僧眾還俗，如此一來，國家就可以對他們徵收賦稅、徵發徭役了。 875—884年，再次出現的叛亂終將盛唐的餘威一掃而空。其導火索只是因乾旱而造成的河南人民起義，但這很快橫掃了中國東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區。在官場失意的鹽商黃巢的帶領下，起義向南擴展到杭州和廣東地區。879年，叛軍占領廣東，屠殺了在這裡頻繁進行海外貿易的上千名穆斯林和猶太教、基督教及摩尼教的商人。此後，黃巢舉兵北上，在881年圍攻長安城。如安史之亂期間一樣，唐皇室向南奔逃，而黃巢也稱帝並建朝大齊。突厥勢力從北方集結，幫助唐朝遺民鎮壓了叛軍，黃巢在884年自殺，但此後的唐朝已經名存實亡。將軍和節度使愈發橫行霸道，其中兩名強將在爭奪對宦官專權的朝廷的控制。一是李克用，他是一名突厥將領，在鎮壓黃巢起義中頗有功勞；二是黃巢的部將朱溫，他精明了得，在恰當的時機投降，靠鎮壓曾經的同伴而聞名。到了900年，朱溫已然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軍閥，唐朝靠他殘存著最後一絲的聲望。901年，朱溫入長安挾持天子並屠殺了腐敗不堪的宦官。僅僅一年後，他便將被軟禁的天子投入洛陽大牢並殺掉了他，另立一位年幼的繼位者。最終，907年，朱溫接受了傀儡皇帝的退位並登基為帝。他建立一個新的朝代，一直統治到912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年。 五代時期（907—960） 在接下來的兩代人的時間內，黃巢叛亂後開始的政治紛爭日趨白熱化。朱溫創立了後梁，並在根據地開封建都。緊接著，朱溫的敵對軍閥也與其分裂，在中部和南方紛紛建立了自己的國家，都依循唐制。這所謂的「十國」[6]都是因對北方篡位者的痛恨而建立的，大多心向安定、留戀晚唐的文化繁榮。因此，沒有一國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實力去統一南方，更不要說去統一全國了。它們躊躇不前，似乎十分享受所占據的一隅的繁榮，坐等著實力更強大的北方軍閥來決定中國的命運。 但對於北方來說，統一事業遠沒有那麼簡單。隨著軍事力量從一個家族轉移到另一個家族，北方先後有五個朝代崛起並滅亡——後梁（907—923）、後唐（923—936）、後晉（936—947）、後漢（947—950）以及後周（951—960）。這些北方政權沒有時間，也不願意去發展文化，一心只想維持它們多變的軍事權威。只有對政府進行徹底重組，持續多年的權力分散化的局面才能被扭轉，一個曾經給予早唐天子無上權力的強大中央政府才可能出現。然而，即使在最佳的條件下，重組政府也非易事，五代的統治者並未掌握有利的時局。在他們的北邊，一個新的遊牧勢力正在崛起——原始契丹人。905年，他們在中國北境集結了一個部落聯盟。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機在916年稱帝，朝代名也很快改作遼。936年，契丹協助一位節度使在洛陽建立後晉。作為回報，後晉將全部北京地區割讓給遼國，並每年定時給遼國上供歲錢和絲綢。但後晉的第二位統治者拒絕承認遼國的宗主國地位，挑起了曠日時久的戰爭，最終以後晉的失敗告終。契丹人占領了開封，在946—947年統治著北方地區，但最終因為實力不足而不得不放棄對北方的長期占領。此後，北方的國家再也不去刺激自負的遼國，今天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區也就依附於地處今日蒙古地區的契丹國了。 不幸的是，10世紀的中國幾乎複製了漢朝的最終崩潰。人們有一切理由相信中國會再次墮入漢朝後期的模式，他們將進入一個悲哀且漫長的政治分裂和異族入侵的時代。 * * * [1]劉邦實為六十餘歲（前256—前195）。——編注 [2]政府和私人對礦產和奢侈品，如珍珠、象牙的需求，在漢武帝努力控制東南和南部海岸地區的策略中也發揮了同樣的作用。 [3]這一時期又被稱作六朝時期，因為漢朝的「正統」繼承者定都現在的南京：吳（229—280）、東晉（317—420）、宋（420—479）、南齊（479—502）、梁（502—557）、陳（557—589）。 [4]十六國時期從304年延綿至439年，為了方便，我們以地區（當今的名稱）分組，在下文一一介紹：山西和陝西：漢或趙（匈奴，304—329）、後趙（羯人，319—351）、秦或前秦（氐人，350—394）、夏國（匈奴，407—431）和西秦（鮮卑，385—431）。四川：成漢或蜀國（巴氐人，304—347）。河北：燕或前燕（鮮卑，337—370）、後燕（鮮卑，384—407）、南燕（鮮卑，398—410）和北燕（漢人，407—436）。甘肅：涼或前涼（漢人，317—376）、南涼（鮮卑，397—414）、後涼（氐人，386—403）、西涼（漢人，400—421）和北涼（匈奴，401—439）。其中大多數政權所帶的「前」「後」「北」都是後世史學家為了區分不同統治世系而貼的標籤，但這種努力也不是十分成功，因為一共有三個國家叫作後涼，有上文提及的386—403年位於甘肅的後涼，也有位於長江漢口附近的555—587年的小國後梁，又有907—923年統治整個中國北方的後梁。幾乎所有帝國時代早期的朝代名稱都來自周朝封建領主之名。 [5]周靜帝即位時已有七歲，嚴格說來不能算作嬰兒了。——譯註 [6]歷史學家習慣上把位於中原和南方的地方政權統稱為「十國」，它們分別是蜀（903—925）以及蜀國的後繼政權、位於四川的後蜀（933—965）；位於湖北的南平國或稱荊南（924—963）；位於湖南的楚國（907—951）；吳國（902—937）及其後繼政權；基於南京市的南唐或齊國（937—975）；浙江的吳越國（907—978）；福建的閩國（909—945）；廣東的南漢或越國（917—971）；山西的北漢（951—979），是強大的北方遊牧民族的一個傀儡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