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時代的中國 · 一、通史

前2000—前1500年，作為中華文明起源的石器文化遍布中國北方。文化間的交融衍生出了君主國商朝，它由乘駕戰車的精英統治，擁有成熟的青銅冶煉技術和已知最早的漢字書寫系統。約在前1122年[1]，商朝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由位於國土西境的拓荒者所建立的周，它成為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朝代。周朝統治者將領土分封給親族和同盟，從而開啟了封建時代（或封建領主制時代）。中國自此由北方向南擴張，進而同化了長江流域地區。中華文明日益成熟，由此衍生出了一個長久不衰的模式，最終成為後世效仿的理想典範。幾個世紀的興盛安定後，王室式微。前5世紀起，諸侯國之間的區域性內戰日益頻繁，政局動盪不安，而社會經濟變遷、技術革新、行政體系變革以及意識形態的變化更加速了這一狀況。中華文明正經歷著一次顛覆性的大變革。 前221年，位於西境的秦國（Ch'in，西方的China一詞正源於這一稱呼）最終征服了其餘諸侯國，統一中國並建立起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秦朝第一個皇帝在前210年去世，此後不久，政局再度陷入混亂，內戰爆發。 史前 根據中國傳說，宇宙本是一團氣體，最後緩慢固化成為一塊巨石。在這塊雞蛋狀的巨石中，生出了盤古。他活了一萬八千年之久，每日生長一丈，耗盡畢生之力將這巨石一分為二，一半成為天，另一半成為地。盤古完成使命後力竭身亡，雙眼成為日和月，氣息化為雲，骨骼成了山川，血肉變為土壤，血液則成了江河湖海。 這是盤古開天闢地傳說的一個版本。約在公元元年前後，中國的文學作品裡還出現了關於宇宙起源的其他傳說。值得注意的是，至此中國人似乎再也不必為宇宙和人類的起源做更多闡釋了。至少在形成階段，中國人認為宇宙已被視為一個無須贅言的必然，而真正值得人們關注的重點是文明的進程。因此，早期中國是由文化英雄、改變人們生活的文化和技術要素的發明者所統治的上古時期。這也是一個值得注意但往往被忽略的地方。在早期傳說中，沒有關於英雄人物將中國人從他處引至中國的任何記載，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源自中國——具體來講，源自位於黃河流域的黃土高原與平原的交界處。就這一點來說，中國人也許和世界上的任何族群都不同，其早期傳統中沒有造人神話，也沒有關於人口遷徙的古代傳說。 在早期記載中，最常被提起的是「三皇」，他們分別是伏羲、神農和黃帝。[2]伏羲的統治約始於前2852年，以馴服家畜、制定家庭生活制度而聞名。神農的統治約始於前2737年，人們認為他發明了鋤頭和犁，視其為農耕經濟、公共市集之祖。黃帝的統治約始於前2697年，木結構房屋、絲質衣物、船、小車、弓箭、陶器以及書寫都在這一時期被發明創造出來。據傳，黃帝在成功擊潰了一個約位於山西省的「蠻族」部落後，被尊為統領黃河平原地區的一國之君。一部分作者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出現，正是始於黃帝時期。 在被稱作「五帝」的一系列傳奇君主中，黃帝位列首位，他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增添了更多要素。位於第四和第五的帝堯（約前2357—前2256）和帝舜（約前2255—前2205）尤被人們尊崇。堯制定和頒布了農業生產可以遵循的曆法節令，通過禮樂進行道德建設，建立起了中央政府的雛形。堯放棄選擇他不成材的兒子接任帝位，尋遍四方，最終找到了能夠勝任君主之位的賢才。在堯帝生命的最後二十八年間，他與繼承者舜共同治理國家。堯的繼承者舜本是一位貧困的農民，因忠孝而名揚四方。為了讓舜的異母弟弟獲利，舜的盲父和陰險的繼母常常懲戒並數次試圖殺害他。然而舜一而再再而三地寬恕了他們，繼續扮演孝順兒子和友愛兄長的角色。繼位後，舜不負眾望成為一代明君。 洪水是堯舜任期內的一大難題。在嘗試了多種治水措施但均告失敗後，舜任命官員禹負責治水。後者為了治水而訪遍四方，歷經十餘年。在這期間，禹三過家門而不入，即使聽到妻兒因孤苦而啜泣也未動搖對治水的專注與熱情。他成功地疏浚河道，導水入海。今日中國北方的河道也由此形成。此後，舜任命禹為他的繼任者，二人共同治理國家長達十七年。作為一名統治者，禹以仁愛著稱。正因如此，在禹過世後，人們無視禹指定的繼任者，轉而請禹的兒子指導生產生活和主持公道。最終，禹的兒子啟在民眾的支持下成了統治者。由此，中國的第一個朝代應運而生。堯、舜、禹三人並稱「三聖」，以禹的統治（前2205—前2198）而開啟的王朝名為夏。 據傳，夏朝統治者為文明的進步做出了諸多貢獻，但終被名為桀的暴君終結。前1766年，夏桀被商湯征服並驅逐。商湯開啟了一個新的朝代，復甦了文明的進程。但最終，王位還是傳到自大黷武、缺乏賢臣輔佐的暴君商紂手中。如同夏桀一樣，商紂也被他的一個諸侯國推翻。於是在前1122年，周朝建立。夏、商、周通常被稱作「三代」。 縱觀整部中國帝國史，三皇五帝、三聖、三代及相關的歷史傳說的真實性從未被質疑過。無論是官方還是大眾，堯舜禹以及周朝建國者的美德和仁政一向是傳統文學的宏大主題，也是傳統教育的經典範本。 20世紀的考古學家以一種最令人驚奇的方式印證了傳世文獻中所記載的商代。同時，考古學家也為商以前的文明進程提供了一些思路，但至今為止，考古發現並不能完全印證關於商之前的文獻記載。在未來，考古發現或許可以確定河南、山西兩省的一些早商文化就是夏文化。而這可能暗示舜、堯乃至黃帝這些傳說中的文化形象是對華北新石器文化早期首領的記憶。然而至少到目前，在華北地區的考古發現揭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先商文化進程，比傳說要可信得多。 在中國，已知最早的人類居住者發現於北京市西南方周口店村附近的山洞。遺址的年代可上溯至20萬到50萬年前，有約40名個體的遺骸，其中包括14個頭蓋骨。遺骸表明這是一群近似原始人類的類人猿物種，成熟者身高1.5米左右，直立，腦容量介於現代人類和猿人之間。他們有著扁窄的頭骨、凸出高聳的眉骨，還有下陷的雙腮。他們的腦容量足以支配語言活動、狩獵、採集、取火。遺骸也暗示著他們很可能是獵人頭顱的食人族。這一物種被稱為「北京人」（學名「中國猿人北京種」或「粗壯猿人」），與在爪哇島發現的一個物種（爪哇直立猿人）有明顯聯繫。北京人代表著從猿到人過渡的最初階段，同時也因為具有現代蒙古人種的鏟形門齒而備受關注。 考古證據發現，從北京人生活的兩個古代冰河時期之間的舊石器時代起，在餘下的冰河時期直到後冰河時期，中國北方地區經歷了一個非常緩慢的尼安德特人式的發展進程。直到兩萬年前，成熟的蒙古人種智人才開始出現。在這個進化過程的最後階段，中國南方開始出現帶有黑人種族特徵的原人，他們使用的石器較中國北方的稍微落後。然而，東亞地區的石器時代的技術——打制石器的種類與歐洲和非洲的迥然不同。 約一萬兩千年前，中國從舊石器時代過渡到新石器時代。農業的出現和陶器的製作成為這個時期的特徵。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即現在的河南、山西和陝西交界處成為發展的核心地帶。這裡的人們從以採摘、狩獵為主的遷徙式生活轉變為以狩獵、畜牧和農耕為主的半遷徙半定居式生活。最早出現在這個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仰韶文化[3]，以其最初發現地的地名（河南省仰韶村）命名。有代表性的仰韶文化遺址超過一千處，分布在黃土高原各處，最西可達甘肅省，每處遺址各具區域性特色。仰韶文化最顯著的特徵是手工製作的、以紅黑花紋裝飾的紅陶、灰陶、黑陶器。這些以彩陶器著稱的部族人口聚居在小村落中，最大的村落不過一百間房屋，常坐落在俯視河谷的梯台上。但是，沒有一個群體會在一個地點停留很長時間。他們主要的農作物為粟，家畜主要是狗和豬。他們用箭和長矛狩獵，用絲和麻編織衣物，也運用各式石制、骨制、鹿角制工具。因為人們相信來生，所以人在死後被恭敬地埋葬，他們也舉行豐饒儀式。在前3000年前後，仰韶文化達到頂點。 仰韶彩陶文化逐漸被位於華北平原的新石器文化取代，也可以說是它衍生了後者。後者逐漸擴展到了除西南地區外的整個中國本土。如仰韶文化一樣，這個文化也有很大的區域性差異。人們以初次挖掘出土的山東省（濟南市的）龍山鎮的名字命名，稱其為龍山文化。龍山文化最顯著的特徵是輪制的素麵黑陶器。黑陶胎薄質硬，光素錚亮。黑陶文化的聚落比彩陶文化更大、更固定，其房屋有牆，坐落於黃河、長江流域的低矮平台或平原的山丘。龍山文化遺址分布廣泛，從中國東北地區一直到越南，以及在仰韶文化一度盛行的西北山地地區都有分布。龍山文化的主要作物為粟和稻，家畜包括牛羊，也有狗和豬。比起仰韶文化的先祖們，龍山文化的人們發明了更多樣式的建築和農具。通過墓葬形制，我們發現龍山文化比仰韶文化有著更嚴格的地位和階級劃分，職業分工也變得愈發顯著。他們的信仰更接近於一種祖先崇拜，而非生殖崇拜。他們用所謂的「甲骨」來占卜，這種形式被後來的商文化繼承。分布甚廣的龍山黑陶文化在前2000年前後達到鼎盛。很明顯，商朝正是從位於河南的龍山文化的一支中演變而來。 商（前1766？—前1122？） 現在，商文化已被華北的多處考古遺址所印證。這些遺址散落在黃河沖積平原的各處，從最西端，至最東端的山東省。核心區域位於河南省北部——以現在的洛陽和鄭州為南端向北直抵黃河北岸的安陽的一個扇形區域。在洛陽附近，人們發現了疑似商代第一個原始都城的遺址，與傳說中商湯所建立的都城相佐證。現在的鄭州市位於諸多遺址之上。目前，挖掘工作正在有序地進行，其遺址十分有可能是商代的第二座都城——囂（隞）。根據早期歷史記載，商在囂（隞）之後有五個都城，但只有最後一個都城殷的存在有確鑿的證據。在安陽地區，成熟的商文化共建有17座城池，殷是其中之一。有史以來人們便稱之為「殷墟」。共有12位商王在此統治，自前1395年起，歷經273年。因此，商代也因其最後一座都城而被稱作殷。 中國的城市文明發展，比起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慢了一千年，比印度河谷的印度半島的城市文明則晚了五百年。幾乎毋庸置疑的是，源於西方一些更古老文明的元素通過某種途徑（如經過中亞）到達了中國。在安陽最初的挖掘中，人們發現了與下層龍山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暗示著商文化可能是某種舶來品。然而，在近期洛陽和鄭州的挖掘中，人們發現了清晰的階段劃分和過渡——從龍山文化逐步演變為商文化。商文化是一個從華北獨立衍生出來的文明，這一概念在當今中國不容置疑。 與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河谷文明相比，商文化並不以人口稠密和城市林立著稱。然而，商朝城市具備多種功能，其中人口按等級、地位和職業加以區分和分層。每個商代都城都有一個核心區域，其中包括大型公共建築、祭壇以及統治階層的住處。這些建築有著高出地面的夯土地基，地基內嵌花紋對稱的大型石制、青銅製鑄件，支撐屋頂的木柱就立於其上。其中一處建築的地基寬8米，長28米。圍繞這個核心的行政、宗教區域的，是青銅、陶器、石器和其他工藝品的作坊，此外還有成片的半地穴式民房以及墓穴。 在安陽，至少有11座墓穴屬於殷墟時期的商王（除了最後一位王，據傳他死於宮殿內的大火）。每個墓穴都呈方形或長方形，深約9米。墓穴呈南北向分布，周長12—18米，內含一間木製墓室。墓室有2條或者遍布四方的4條斜坡式墓道，最長約30米。隨葬品表明人牲的存在，在墓穴和墓道上都有戰士和工匠的遺骸。 人們在安陽沒有發現城牆遺址。但鄭州出土了大量夯土牆遺址，它們高約9米、寬20米，牆基最厚處30米，長近7公里。城牆中只有行政和祭祀區域。從安陽地區四散的遺址來看，整個群落至少占地41平方公里。簡而言之，商代都城並非小型的聚落。 除卻大型城市，另有三個特徵使商文化與之前的新石器文化截然不同：馬拉戰車、高度發展的青銅冶煉技術和高度成熟的漢字書寫系統。 對於乘駕戰車的統治階級來說，戰事似乎是他們的主要職責。他們隨時可能徵召1000、3000或5000人不等的平民入伍，對周圍非漢人所在的「夷狄」之地進行征討。然而，戰車在戰爭中的具體作用已經不得而知。當時的戰爭基本上是近身肉搏，有時也利用弓箭和長矛。貴族會和平民並肩作戰。商代的弓由木、骨或角製成，屬於複合弓，日後成為草原遊牧民族最常見的武器，也就是西方口中的土耳其弓。這種弓要比西方傳統弓箭強大，通常有160磅的拉力，能夠射殺200碼內的目標。在沒有戰事的時候，商代貴族會參與到狩獵活動中，一方面是為了採集食物，另一方面也起到軍事演習的作用。 青銅器由可能是世襲且專為統治者服務的專門工匠生產，它們更多是儀式性而非實用的器物。青銅器當然也包括武器、盔甲和戰車，但占比例最大的是造型精美、形態各異的爵、角、甗和鼎，其中最重的能達680公斤。它們通常藉助模範法分次澆鑄，再將各個部件完美拼合，技術之巧妙使當代考古學家一度以為這些銅器是通過失蠟法一次性鑄成的。部分青銅器物腹部內側還有短篇銘文。大體來講，商代青銅器的造型受龍山文化甚至仰韶文化的陶器造型直接影響，三足器物造型十分常見。部分商代青銅器顯然是宗教祭祀儀式中的酒器，更多的器物則是大型墓葬中的隨葬品。這些隨葬青銅器往往滿盛酒水和食物，供亡靈享用。隨葬品中還有陶器，大多呈暗灰色，部分帶釉。 商代史官用毛筆和削成條狀的竹簡或木簡來記錄王室活動，竹簡、木簡串聯成冊，就像現在的垂直木柵欄一般。這些易腐的材料早已消失，但安陽的挖掘卻發現了另一種記錄王室活動的載體——甲骨。甲骨由龜殼或牛一類動物的肩胛骨製成，通常用於占卜，由卜官保存。在占卜過程中，人們先在甲骨表面鑿一凹槽，再用一枚加熱的鑽頭在槽的一側鑽出一個鑽孔，於是甲骨就會爆裂出呈傾斜的Y字形的裂痕。其中一道裂紋從鑽孔處貫穿上下，另一道從Y字形的中心斜裂開來。這兩道裂紋是卜官判斷吉凶的卜兆。不少甲骨上的鑽孔都不止一處。 安陽的檔案提供了多達十萬件這樣的甲骨，其中約兩萬件有卜官用尖筆刻下的卜辭和解釋。甲骨文常見的格式是：「某天占卜，王讓占卜的人某某問某件事情。」常見的問題有：「某某王有兒子嗎？」「明天會下雨嗎？」「明天適合打獵嗎？」「國王頭痛，是因為祖先某某作祟嗎？」「國王晚上會睡好嗎？」「現在是祖先某某引起的大幹旱嗎？」「如果我們派三千人從某地到某地，會成功嗎？」「祖先滿意儀式和祭品嗎？」許多卜辭並非答疑解惑，更像是向神靈匯報，比如戰事或狩獵的情況。 甲骨文是中國已知最早的文字形態。這些圖形與它們的當代變體一同成為當今一大學術成就。這一成就說明了商代的書寫系統已然囊括了象形、形聲和會意的文字形態，而正是這幾種文字形態支撐了今天的漢字書寫系統。此外，甲骨文幾乎是我們了解商代歷史——無論是行政、文化還是宗教——的全部途徑。 商代是一個君主制國家，這意味著王位常常由兄傳於弟，或由父傳於子。商王由官員來輔佐，官職的名稱通常暗示著他們之間的功能與區分。官員通常屬於世襲貴族，很可能也是王的親屬，而且特殊的職位可以世襲。王會發動針對北境非漢人的「夷狄」的遠征，這些北方「夷狄」常被形容為麻煩的入侵者。商朝晚期，王也會發動進攻南方沿海地區或是長江流域的戰事。然而，統一的商國卻很難將勢力擴展到黃河兩岸的華北平原之外，雖然不排除它時而與周邊文化地區進行有限的貿易往來並傳播了文化影響力。對於所謂的商代政治史，我們知之甚少。究竟商朝是奴隸制社會還是原初的封建社會，當今學術界仍存爭議。 西周（前1122？—前771） 在前1122年推翻商朝的周人，並非入侵的非漢人蠻族。與商代的子民一樣，周人也是說著漢語的龍山文化的後裔。幾千年前，他們遷徙到了近乎北方農耕盆地的最西端，也就是今天陝西省的渭河河谷。但在最初，遠在邊疆的周人並未對河南的青銅文化的崛起出過力，因而在武王伐紂時，周人仍被商人視作半開化的鄉下佬。在被推翻前，商王分封周人的領袖為西伯侯，並按照傳統將一名商朝貴族女性嫁給他。周人最初與名為羌的原始藏人結盟並聯姻，後者占據了中國本土西境的大片土地。商的統治者十分懼怕、憎惡羌人，視他們為走獸，常派兵討伐羌人。與周人結盟或許是商朝一個機智的外交策略，其旨在培植周這一諸侯國勢力以打壓、抑制西方的羌人。 同對商代歷史的了解一樣，我們對周人早期的歷史也知之甚少。根據傳說（如《詩經》），我們可以相信周人最初是在名叫亶父的先祖的引領下，從蠻夷之地遷徙至陝西盆地中部。他帶領周人依照商人的方法開墾農田，並在周原地區建邑築城，這也就是「周」之名的由來。亶父的兒子、他的繼承人與一名商朝貴族女性結婚，所生的子嗣中包括了赫赫有名的歷史人物，即周文王。在早期文獻中，文王以仁慈智慧的楷模形象出現。但很顯然，文王有更雄心勃勃的計劃——削弱商政權。他開始與周圍的部族首領聯盟，最終得以發動對商朝的總攻。根據一些傳說，文王勢力大到商統治者不得不將其囚禁在羑里，但文王的支持者最終還是以高價將其贖回。 周文王的兒子武王於前1133年前後即位，他將首都東遷至今天的西安附近，新的都城名叫鎬京。即位後的九年里，武王繼續貫徹其父合縱的政策，同時也開始發動對商朝的戰事。起初，武王被擊退，但兩年後的前1122年，他又捲土重來。據傳，武王的五萬大軍需要對抗商朝的七十萬大軍，但商朝軍隊由於不滿商紂王的統治，士氣低落，甚至轉投武王陣營。紂王最終只得退回他的宮殿，自焚而亡。然而，「小邦周克大邑商」，周朝在記述這段歷史時顯然有所偏頗，雙方軍隊規模的巨大差異也顯然不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商周之間必然發生了一系列戰爭，最後以周的勝出告終。 歷史傳說並未將武王刻畫成如他父親一般的仁愛君主，而是將其塑造成強大、嚴厲、在短時間內恢復國家秩序的君王。武王無意徹底剿滅商朝，反而任命商王室的後裔為殷都名義上的統治者，明顯是讓他們繼續供奉其偉大的先祖。但同時，武王也委派了他的兩三個兄弟密切監管殷都。此後，武王返回鎬京。前1116年，仍然十分年輕的武王去世。 武王雖然推翻了商代，但卻無力控制曾是商代故地的更東邊的平原地區。我們有理由相信武王以及他的追隨者沒有過大的野心，只是想掠奪殷都或者殺掉商王一雪前恥。而武王的弟弟旦，也稱周公，因為目光長遠並為長久不衰的周朝建立了一系列基礎制度而被歷史稱頌。因此，當後世的中國人提起周朝建國初期時的賢王時，除文王、武王外還包括周公。 武王賓天之時，其子周成王仍是幼童。成王的叔叔召公與周公一起擔起了監國的職責，前者統治陝西的周朝故地，後者掌控新征服的東部平原。很快，周公掌權，為成王攝政。與此同時，駐守在殷都的周公的兄弟迅速聯合紂王之子謀反，企圖恢復商政權。也許是由於嫉妒，有關周公篡奪年幼侄子王位的謠言四起。但周公反應及時，成功鎮壓了反叛，並處決了紂王之子以及參與謀反的一位兄弟。他向東開展了一系列軍事擴張，最終將黃河流域平原地區收入囊中。據稱在這一系列擴張中，周公滅掉了五十個小國，並且在那些地方新設立起七十一個行政機構。之後，他在位於平原西部的今天的洛陽附近新建了一個都城。新的都城作為周朝的陪都，可以更好地統治東面領土。許多商朝貴族遺民從被夷平的殷都紛紛遷往洛陽。這批人在河南省東部的黃河以南地區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宋。為了更好地對他們加以控制，周公親自負責管控他們。在完成以上諸事後，周公在攝政七年後還政於成王。此後，他仍不斷輔佐成王，教導侄子為君的職責。到前1079年成王一朝結束，周朝獨特的政治和社會秩序已在中國北方穩定下來了。 周朝從來都不是統一的國家。周王室通過分封制將東部平原地區的領土分與親族、親信。這些被分封的諸侯組建戍邊軍隊、建立要塞，周圍都是東方的土著。在一些情況下，當地的首領臣服於周朝，於是被視為周朝新的擁護者。如上文所示，商代遺民被恩准獲得一小塊領土。因此，平原地區出現了一批四散的城邦（國），它們的軍事和政治勢力逐步擴展到了城邦（國）周邊的村莊中。可以說，周人及其同盟者對東方平原地區實施的是軍事占領。早期的周朝統治者善於快速打擊甚至罷黜地方領袖，同時詳加甄選地方領袖的繼任者。 周統治者按不同等級、頭銜來分封區域性的城邦首領，就像分封王室成員一樣。分封的等級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級。儘管「公」的頭銜往往限於王室後代，但地方首領也時常，甚至通常被賜予「公」的稱號。這些首領被統稱為「諸侯」，實際上，早期小國的首領往往位列「侯」一級。 由於周朝的制度在一些方面與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頗為相似，於是西方人和當代中國人常將周朝歸為一個封建時期，其中的諸侯便是封建領主。如果封地和分封制度被視作封建政治組織的核心元素，那麼周朝無疑是一個封建國家。但周朝的封建制度與後來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又有迥然不同之處。除了周王與諸侯之間的原始契約性關係外，最顯著的區別在於周的統治階層是由血緣維繫的。在此之前，家族間的關係並未通過婚姻來安排確定。於是，諸侯都認同作為大家族族長的周王的地位，並且認為他們自己身上也流淌著周人先祖的血液，正如周的開朝君王一樣。 時光流逝，數十年、數百年過去，早期的親緣關係自然疏遠。諸侯逐漸更加認同他們的區域性地位而不再尊崇周王。即使是在平原地區的宋國（商遺民）和魯國（周公後代），這種情況也不足為奇。對於邊境地區較大的諸侯國，這種情況就再正常不過了，比如位於今天陝西省的秦國、北京地區的燕國以及山東半島的齊國。到前8世紀，已出現了近兩百個諸侯國。此外，還有一些未被同化為漢人且不在封建體系內的國家，它們與周朝和各諸侯國時有軍事或外交往來。西方高原地區有許多這樣的部族，被統稱為「戎」。聚集於北方的人群被稱作「狄」，占據大部分東部沿海地區的人群被叫作「夷」，同一時期，南方的非漢族人群則被統稱為「蠻」。南方政權楚國與周朝分庭抗禮，盤踞於整個長江中遊河谷地區。儘管早在前8世紀楚國就接受了周王的分封，但楚國的首領仍自稱為王。此外，在政治上稍遜於楚的吳國也盤踞於長江三角洲地區，越國則在更南方的今天浙江省境內。 在武王伐紂後的三百年間，周的統治者基本上維持了在中國北方的政權並擴展了疆域，但這期間不乏麻煩和災禍。周昭王（前1053—前1002年在位）不斷南征長江流域，但卻死在最後一次征程中。昭王的兒子周穆王（前1002—前947年在位）有著層出不窮的傳說，據傳他是一位強勢的征服者和冒險家。根據一個版本的傳說，周穆王曾遠征中亞並造訪了西王母。對於西王母，我們所知甚少，19世紀的傳教士通過紮實的研究，試圖將西王母與示巴女王聯繫起來。前9世紀以後，諸侯們便不再重視他們對周王室的義務，開始你爭我奪。與此同時，周朝周邊的蠻夷也趁火打劫，在邊境頻繁滋擾。據記載，周厲王（前879—前828年在位）一度發動了長達十四年的抗擊南方和西南「蠻族」的戰爭，但均告失敗。在統治的大部分時期，周宣王（前827—前781年在位）幾乎需要不斷地抵禦北戎的進攻。到了前771年，宣王之子周幽王死於北狄之手，都城鎬京也被洗劫一空。歷史常將此難歸咎於幽王對妃子褒姒的痴迷和寵愛。只因褒姒喜歡看皇家軍隊整裝列陣，幽王便常亂點烽火示警。幽王的軍官們都厭煩了這種遊戲，於是當北狄真正來襲時，無人再注意幽王點燃的烽火。 在面對外族入侵時，鎬京的地理位置因過於暴露而不堪一擊。幸免於難的王室繼承人和遺民便捨棄鎬京而東遷陪都洛陽。平王東遷標誌著周朝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此前的周王朝被稱作西周，以區分之後位於洛陽的周朝政權。前770—前256年這段時期的周朝被稱作東周。 東周（前770—前256） 西周於前771年的滅亡標誌著周王絕對權力的終結和諸侯混戰局面的開始，諸侯之間的動向成為這一時期的歷史焦點。周朝初期的城邦小國，尤其是那些位於邊緣地區的小國已然成了雄踞一方的霸主，許多諸侯擁有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比周王強大得多，而周王只能龜縮於洛陽附近的一小片王室領土。位於陝西的王室故土被託付與秦國，而在此之前，秦國不過陝西北部的蕞爾小國。但它很快成長為與東方齊國、北方晉國比肩的大國。到前700年前後，這三個北方國家與南方半漢化的楚國共同形成了這一時期中國的主要權力中心。位於黃河流域平原中心地帶的周王朝的勢力被夾在其中，成了為數不多的享有文明、地位尊貴卻又不具實力的小邦，因而各大諸侯對它只是表面尊奉而已。 東周時期的第一個階段從前722年到前481年，稱作春秋時期。這一名稱源於魯國文獻《春秋》，它記載了中國這一時期所發生的大事。這時大小諸侯國都有一個共同優勢，即不斷地合縱連橫。皇室權威的瓦解使得中國處於群龍無首的局面，而各個小國也努力通過合縱連橫來維繫現狀。沒有任何國家能夠獨大，數個強大的諸侯國則足以擾亂現有秩序。如此一來，周王得以繼續做名義上的統治者，但諸侯國內的事務則完全由諸侯自己做主。各國之間戰事時有發生，但並不十分慘烈。諸侯國之間的角力主要局限於外交斡旋、認真學習併合理運用的外交禮儀。 前8、前7世紀，除了政治角力，我們稱之為「霸主」的霸權政治開始湧現，成為春秋時期最顯著的特徵。「霸主」的出現是為了在不挑戰周王權威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削弱周王室的實權。楚國在前680年前後開始屢屢侵擾中原地區的小國，這些小國轉而投向山東的齊國尋求保護，於是就出現了「霸主」。齊國有著穩固強健的經濟以及龐大的軍隊組織，其首領齊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由精明的輔臣管仲相佐，於是在那一時期成為中國北方最受尊崇的諸侯國。為了吸引更多周邊小國，齊桓公於前681年會盟諸侯，諸侯盟誓、訂立共同防禦的條約，同時還約定了違反條約的懲戒措施。次年的會盟有更多諸侯參加，並由周王派來的大夫主持。所有中原和東部地區的諸侯都爭相加入該聯盟，在前678年的一次會盟中，諸侯們公開擁立齊桓公稱霸，同時尊崇周王的地位並與其和平往來。在齊桓公在世前，他一直維繫著這個聯盟，在情形緊迫的時候臨時召集會議，幫助其他諸侯國免於羌和夷的侵擾，並成功遏制了楚國的擴張。前656年，楚國甚至簽署了一個停戰協議，承諾會定期向周王室進貢，第一次向周朝臣服並被囊括進了周朝的封建秩序。 齊桓公之後，霸權制度不再重要，但仍延續了兩百年之久，諸侯國之間的會盟時而舉行。齊桓公之後有一任諸侯值得一提，即晉國的文公（前636—前628年在位）。前632年，晉文公在著名的城濮之戰中大敗楚軍。此役之後，周王親自赴會慶賀，並冊封晉文公為新一任霸主。霸主之名於是傳到晉國，這個制度一直保留到前5世紀才逐漸消亡。 晉國位於今天的山西省，內部的衰弱常常使它無法領導中原諸國。於是，楚國不斷取得對北方平原的控制權，齊國則偶爾稱霸。但到了前6世紀，位於西境、漢化程度並不比楚國高的秦國開始了一系列入主中原的舉措。晉國時而與齊聯盟以擊退楚國，時而與楚國結成不穩定的聯盟以對抗秦國。前453年，晉國內部統治力式微導致了一系列內戰，最終致使「三家分晉」。晉王作為這三家所保護的主公得以殘喘。到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認了晉國三家的諸侯國地位。此後，能一統中原的勢力只剩下北方的秦國、齊國以及南方的楚國。 春秋早期，諸侯之間的戰爭多是禮儀性的競技。真正的戰事鮮有發生，人員傷亡也極少。戰場上被別國計謀所挫的諸侯常遭到對手的羞辱，但他們作為周王封臣的地位並沒有因此發生實質性的變化。這時，外交藝術是頭等重要的。但到了前5世紀，政治氣候改變。從任何角度去看，戰爭都不再是彬彬有禮的競技。軍事硬實力成了主要的目標。這時的戰爭往往十分嚴肅，常伴以慘重的傷亡。敗北的諸侯會亡國甚至喪命。 激烈的戰爭延續到了戰國時期。「戰國」得名於《戰國策》（交戰各國的謀策）一書，一般以前403年三家分晉為開端。參與混戰的列國變少了，於是彼此間戰爭的殘酷程度也直線上升。主要的參與者被稱為七雄，為首的是西方的秦國、東邊的齊國和南部的楚國；其次是位於現在北京的燕國，以及三家分晉後的趙、韓、魏三國。地處長江三角洲的越國偶爾扮演著關鍵角色，但在前333年被楚國一舉征服。 由於此時形成的傳統已強調華夏一統，並且每個諸侯都渴望成為大一統的君主，於是戰爭持續不斷。不是贏就是輸，不是被吞併就是吞併別人，不是被殺就是殺人。局面如此混亂，直到一個最終的贏家擊敗所有對手，一統中國。在此期間，人們簽訂停戰協議、合縱連橫、互換人質、復興霸主會盟，還進行了種種試圖限戰的措施，但都徒勞無功。 這是一個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變化迅猛且混亂的時期。一旦周朝早期的禮教，即強大的祖先崇拜被證明無益於保證戰事勝利和提供抵禦時，它即刻被拋之九霄雲外。當周王的權威在整個疆域內衰減時，諸侯在國內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三家分晉之後，齊國在前5世紀也陷入了更加混亂的分裂局面。但它的衰落勢頭在前391年時被遏止，齊國的國相家族攫取了權力，罷黜了齊公，依靠支持者重新組織國家。其他諸侯國內部也有類似的篡位，諸侯成為國相的傀儡。大體來講，他們逐漸喪失了對貴族官員的管控。當戰事愈發頻繁和激烈時，君王們的權力普遍被削弱了。血統越來越不重要，而個人能力則反之。在獲得一定的成就和功績後，個人也能從普通百姓變成大權在握的股肱之臣。同時，戰爭的白熱化加速了國家的中央集權。於是，略顯諷刺的是，地方諸侯的控制力得到空前加強。 戰爭策略的轉變也帶來了政治和社會層面的動盪。在戰爭中，長江三角洲，以及黃河和長江流域之間潮濕又多沼澤的地區無法使用戰車。因此，位於東南方的吳國和越國依靠步兵崛起。在組織紀律良好的前提下，吳、越的步兵並不遜於乘駕馬車的貴族軍隊。同樣，山西的山地地形使晉王及其後代大量依靠組織化的步兵，在與他國的軍隊對抗時，晉國軍隊不曾落入下風。隨著戰爭的擴大，戰車的高昂造價及其易損的特性使得它愈發不實用。在戰國時期，戰車在戰爭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據記載，到了前300年，諸侯國在對戰時會派遣出成千上萬的步兵。至此，貴族血統再無任何優勢。在作戰中，貴族禮儀和教養反倒成了戰場上的實際障礙。 與此同時，北方和西方的非華夏族群正緩慢地向徹底的遊牧形態過渡。到了前4世紀，西北方的諸侯國發現他們需要應對戰術高度熟練的騎兵，這正是遊牧民族的優勢。到了世紀之交時，山西北部的趙國開始在部隊中引入騎兵，秦國也很快效仿。至前3世紀，騎兵已經成為各國軍隊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這一發展成為壓倒乘駕戰車的貴族的最後一根稻草。同時，弩和鐵制武器也在約前5世紀時被引入，使戰爭變得更加殘酷。 由於諸侯國此時已經大量依靠步兵打仗，因此每個國君都需要確保有足夠可支配的兵力、高昂的士氣以及充足的軍備。我們無從得知那時的人口數據，但所有的證據都表明，儘管戰事頻發，但中國人口在戰國時期仍在高速增長，人口數量達到了五六千萬。人們大量開荒，尤其是地處邊境的秦、楚和齊。特別是在前7世紀大量修建水利灌溉工程後，農業產量也隨之大幅增長。如果一個諸侯想要擁有甘於付出的士兵和工匠，他就要考慮到子民的安康。傳統上的階級區分不可避免地被弱化。可能社會階層的平等化最主要還是因為周朝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逐步瓦解。統治者發現自由保有土地的農民比受制於土地的農奴干起活來更加賣力，被徵召入伍時也更意願打仗並表現得更出色。 除了良好的軍隊和充足的補給外——當然，也為了確保擁有這些——各諸侯國還需要儘可能培養或吸引治國賢才。為了爭奪和吸引人才，各國都使出了渾身解數。於是在這種高度競爭的環境下，有志、有識之士遊走於各國之間，向求賢若渴的主顧們建言獻策。這一階段各派哲思爭芳鬥豔，史稱「百家爭鳴」。其中著名的派別有道德至上的儒家、自然主義的道家，以及通常歸類為法家的宣揚執政效率學說的專家。無論是社會經濟秩序還是與之相關的價值系統，周朝的各個側面都在轉變。 戰國時期的政治史複雜而混亂。在一百餘年間，勝利的鐘擺總是肆意徘徊於齊、秦和楚幾個大國之間。到了前335年，諸侯開始自立為王，很快，每個諸侯都變成了王。以至於在前256年，當最後一任周王被廢除、土地被秦國所兼併時，卻引不起一點漣漪。到前323那年，秦和楚達成停戰協議並約定一同快速打擊齊國。但短短四年之後，楚又組建了一個抗擊秦國的同盟。前302年，齊、楚、秦幾乎三分天下。但到了前297年，秦國俘虜了楚王並向楚國境內大舉逼近，這一舉動使得中原的其他國家不得不結成一個大聯盟以壓制秦國。到了前285年，所有國家，包括楚和秦又開始聯合對抗齊國。齊國十分狼狽，甚至一部分領土被北鄰的燕國吞併，與燕國的戰爭也因此持續了多年。於是秦國成了最強大的國家，在前236—前221年，它發動了一系列戰事，並將對手一一擊敗、吞併。楚國於前221年陷落，當秦軍逼近齊國時，齊國竟不戰而降，由此中國一統。 秦朝的勝利（前221—前206） 從很多方面來看，秦的崛起與千年前周朝的崛起十分相似。秦也位於國家的西境，在與非漢人部族多年的交戰中得到了歷練。它吸納了許多戎狄，制約周朝貴族的制度和禮教對於它來說作用甚微。就像周人一度被商人視作鄉巴佬一樣，秦人對於周人來說也是頑強、粗魯、奸詐的惡霸。據載，前260年秦國在山西長平打敗趙國時，它屠殺了所有降服的趙軍，共四十萬人，而這只是秦國一系列極端殘忍的暴行中的一項。 秦朝的崛起有許多要素，其中一點是它有利的地理位置。秦國的大本營主要位於今天的陝西省，在前316年新擴展的領土則位於今天的四川省。這兩個地區幾乎是中國本土最堅固的自然要塞，有峽谷和山脈作為隔離東部地區的天然屏障。從陝西往外則有直通華北平原的黃河河谷通道，四川也有類似的通往長江平原地區的通道。但這個地形很難從東向西入侵，秦朝的腹地從來沒有成為戰場。對比來看，楚國的位置就十分易於攻擊，秦國可以從陝西或是四川兩路夾擊楚國。齊國則暴露於一個三方都沒有任何天然屏障的平原上。在這幾個主要的大國中，秦明顯占據地理優勢。 此外，地理位置還給予了秦國經濟優勢，秦也充分利用了這一點。渭河河谷很早以前就以肥沃的良田而聞名全中國，秦國也是諸國中較早開發水利系統的國家。吞併四川為秦國帶來了另一塊沃土，以及豐富的礦物和森林資源。由於秦國的邊境位置和半開化的文化傳統，它從未像其餘中原諸侯國一般完全浸淫在周朝的禮教之中。因此，在前4世紀從農奴制到自由土地保有制的大過渡中，秦國一馬當先。最後，儘管秦國殘暴，但其國內的穩固和安定依然吸引了大批國破家亡的中原人口，秦國也歡迎各國的移民前去發展農業。如此一來，秦國建立了一個強大牢固的農業基礎並囤積了富足的糧食。在前230年秦國發起統一中國的總攻時，它已然占據了中國三分之一的耕地以及三分之一的人口。 在對外吸引治國賢才方面，秦國在那時也是相爭列國中最積極的國家。部分原因在於，秦國與其他諸侯國不同，在給人才加官晉爵一事上從不猶豫。其中，從鄰國魏國招納來的公孫鞅（常稱作商君）在前356—前338年擔任秦朝的首席大臣，對秦國後來的強大居功至偉。他制定並嚴格執行了法家的法令，重視農業，強化國家秩序；他將農奴解放為繳納賦稅的自由保有土地的農民，制定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行政系統；他將所有家庭都劃入互相監督的單元，違法者重罰，舉報者則重賞。另外一名游士呂不韋本來是河南的商人，前249—前237年在秦國為相。前237年，來自楚國的李斯成為秦國朝堂上的股肱之臣，並最終成為秦朝的丞相。同時，李斯還是前221年後秦推行於天下的法家體系的主要集大成者。 秦朝的大一統最主要還是歸功於秦王嬴政。嬴政於前247年繼承王位，精力充沛，野心勃勃，最終通過一系列軍事勝利統一了全國。嬴政以「秦始皇帝」——秦朝第一個皇帝——之稱見於史冊。在統一了全國後，嬴政認為「王」的稱呼已經不再適用，他需要一個新的頭銜，由神和神話英雄的稱號「三皇五帝」組合而來，即「皇帝」。「皇帝」的頭銜被延續到中華帝國的最後一天，西方將皇帝譯作「emperor」。嬴政十分自信，相信他和他的法家輔臣創建的這個國家機器能夠萬世萬代永世長存，於是自命為始皇帝，並規定繼承者依次名為「二世」「三世」，以此類推。然而，嬴政的苛政、對那些後代掌管史冊的儒生的迫害，以及前210年他死後政策的徹底崩潰，使他以殘忍、卑劣的暴君形象留在中國古代史書中。以任何標準去衡量，嬴政都不是一位模範統治者，但不可忽略的是，他是一位不同凡響的、權傾天下的男人。他在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完成了被視作歷史必然的大一統。 作為一個全國性的王朝，秦朝的成就在於去封建化，這也讓短暫的秦朝霸權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去封建化表現為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以及其中的非封建、非繼承性的官僚行政機構。舊時的諸侯國都被廢除了，自由保有土地的農民身份在全國普及。在李斯的建議下，秦始皇甚至開始避免任人唯親。統一的帝國被分為三十六個（後來變為四十二個）行政區劃，被稱作「郡」。郡下又設置「縣」，後者至今仍是中國地方行政的一個基礎行政區劃。縣對郡負責，郡對位於今天陝西省的中央政府負責，後者則最終由秦始皇本人直接掌握。 中央集權需要並推行了標準化。周朝晚期的最後幾百年間，地方主義盛行，隨之而來的是各類事物的多樣化，例如度量衡、貨幣、車輪距離以及字體。秦政府推出了一個新的統一標準（「車同軌」以及「書同文」），規範了以上諸多事物，並以謀反的名義嚴懲地方上的標新立異者。 同樣，思想上的標準化是法家和秦朝政策的重要目標。他們認為哲學思想危害國家急需的高效的工作和打仗，各種學說會導致人們對於國家政策產生叛逆性的質疑。因此，秦朝禁止了一度盛行於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嚴禁讚揚過去或者批評現在。到了前213年，除了秦朝一國的史書以及一些實用書籍，譬如占卜、農業、醫藥等，其餘書籍都被毀之一炬。過去的文獻都由政府授權保存在國家圖書館中以便諮詢，其餘地方不得私藏。由於知識分子難以接受這種巨變，為了制止各種非議，秦始皇在前212年坑殺了四百六十餘名學者以警世人。即使是秦始皇的皇長子也未能躲避責罰，由於反對這些政策，他被調至北部邊境。 秦朝的另一個成就是皇權和皇城的強化，二者都是集權化的表現。秦始皇建立了一座宏偉精美的宮殿，他數次週遊天下，並伴以華麗浮誇的陣仗以威懾子民。在前221、前219和前213年，秦始皇將富庶之家和沒落貴族遷往首都，以便密切監控他們，並為都城的生活增添活力。據載，僅在其中一個遷徙工程中，就有約十二萬戶家庭被迫遷移。秦始皇還活著時就開始修建陵墓，這一工程規模龐大、耗資巨大，但隱蔽性極好。根據傳說，在秦始皇下葬後，數百工匠和侍衛被活埋。陵墓中設置了各種機關以殺死任何盜墓者。陵墓上是一個巨大的土丘，以模仿天然的山丘。 此外，秦朝還修建了其他大規模工程。例如寬五十步、從首都輻射到帝國每個部分的交通網，它既方便了秦始皇的出遊視察，又能使中央軍隊快速到達暴亂地點。水道也在不斷改進，秦國大臣李冰在四川成都地區建造了一個非凡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使用。另一些秦朝工匠開鑿了聯通長江水系與南方珠江水系的運河，使秦國的軍隊能夠直達國境最南端。秦朝的常勝將軍蒙恬領命在北境加固長城，以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從而建造了從甘肅省一直延綿到太平洋沿岸的萬里長城。這些宏偉的工程是用數百萬苦力的生命換來的。 如此規模龐大的工程主要依賴於對秦朝無所不包的法律的嚴格執行。成百上千的人們被罰勞役，其餘的刑罰還包括割掉鼻子或砍掉腳、活埋、燒死、在鼎里煮死、車裂等。 秦朝除了成功征服了包括長江流域在內的傳統意義上的漢地外，還舉兵征服了分布在南方沿海地區的百越。與百越的戰爭持久而艱難，主要是由於百越人習慣於不與秦朝軍隊正面戰鬥，而是依靠游擊戰術使得秦朝要塞和行政中心時常處於防禦狀態。直到前210年，秦的勢力才抵達了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即使如此，秦朝南部沿海的郡縣——它們在名義上被納入統治，但同越南河內地區一樣遙遠——與孤立的崗哨沒什麼兩樣，南方的人們遠沒有被同化或牢牢控制。 秦始皇也向北進軍內蒙古地區，阿爾泰語系的遊牧民族正在此形成第一個強大的大聯盟，即匈奴。然而，秦朝忙於鞏固中國本土的勢力，無力在北方推行積極擴張主義策略。於是，它修築長城，認為與匈奴保持一定的攻擊距離就足夠了。 在落實安撫和集權化政策的過程中，秦朝政府摧毀了所有城市和地方的城牆，以杜絕地方割據活動。秦朝還收繳了軍需以外的所有武器。多餘的金屬武器被融化鑄成鼎和銅人，用來裝飾秦始皇的新宮殿。 秦始皇生性多疑，在經歷三次刺殺未遂後，他開始害怕死亡並迷信術士、方士、道士，以乞求長生不老之道，於是朝政大權旁落於大臣李斯和寵宦趙高之手。前210年，秦始皇在尋求不老藥的巡遊中駕崩，下旨將皇位傳於被流放的皇長子。但李斯和趙高隱瞞了皇帝駕崩的消息，假傳聖旨命令皇長子和大將蒙恬自殺，篡改詔書助秦始皇的二兒子登基。 秦二世生來懦弱，於是大權很快便牢牢地掌握在趙高手中。趙高設計將李斯投入監牢，李斯受盡嚴刑拷打，最終被殺。到了前207年，趙高毒殺了秦二世，並立秦二世的太子子嬰為帝，後者旋即將趙高斬除。到這時，整個帝國已經搖搖欲墜，到了前206年，新王子嬰（不敢自稱為皇帝）向起義者投降。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秦朝恰恰毀於它的嚴刑酷法，而這又是法家篤信的政策。不過，推翻秦帝國的星星之火源於楚地草民陳涉。陳涉帶領和指揮一隊新徵召的士兵前往北境服役，途中被暴雨耽誤了行程，他意識到他們無法按時到達集結地。根據秦律，類似的微小失誤也要施以重罰，且無法減輕罪責。陳涉說服了他的同伴，與其被當作罪犯處置，不如落草為寇，陳涉遂自命為楚王。出乎意料的是，數千名對秦朝不滿的人響應了他的號召，一時間，類似的起義運動在帝國四方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儘管秦朝將領四處奔走鎮壓反叛，甚至逮捕並處死了陳涉，但起義運動的發展很快就超出了他們的控制能力。由於知曉鎮壓反叛未遂的懲罰，這些將領開始轉投起義軍。於是，一個巨大的起義軍聯盟形成，並打著楚國貴族後代的名義。其中一支軍隊進入陝西，並於前207—前206年間攻占了秦都。很快，隨著秦朝滅亡，起義軍也開始彼此爭鬥。各方勢力爭奪分裂帝國的控制權，中國又一次陷入了割據混戰的局面。 * * * [1]我國史學觀點一般認為，武王伐紂，商滅周興是在前1046年。本書寫於1970年代，作者的認知以及當時的一些歷史信息與今略有不同，為尊重作者原作計，除特殊情況外，一般予以保留，不再作出說明。——編注 [2]關於「三皇」，流傳最廣的版本中，「三皇」分別為燧人、伏羲和神農。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的說法見於東漢《帝王世紀》。——譯註 [3]仰韶文化並非中原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已知的新石器文化中，挖掘於河南新鄭的裴李崗文化被測定約在距今7000—8000年前，分布於黃河中游地區，符合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特徵，且時間上早於仰韶文化。——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