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時代的中國 · 引言

如後文各章所示，中國歷史被分為三個主要時期，在每個時期內，中華文明的模式和它面臨的問題都經歷了巨大變化。這三個時期分別為：形成階段，從遠古時期到前3世紀；早期帝國時代，從前3世紀到10世紀；晚期帝國時代，從10世紀到19世紀中葉。從實用的角度出發，我們將1850年視為傳統中國或古代中國的節點，此後中國歷史的主線僅作為後記在文後稍稍涉及。古代的這三個時期都以數章的篇幅分析，分別涉及通史或政治史、統治模式、社會經濟組織、宗教文化發展和文學藝術的成就。本書章節按時間排序，因而某一時期內的任何側面一定先於下一個時期發生。若讀者選擇按照主題順序進行閱讀，也不會是件難事。涉及通史的章節以及後記部分為讀者提供了一個中國政治史的統觀，所附歷史年表也具有相似功用。 引言的其餘部分旨在介紹為全書奠定基礎並貫穿全書的內容，其中包括對中國的土地、人民、語言和文字系統的簡要介紹，以及有關中國歷史和生活中無處不在的主題的分析式建議。 國土與人民 地理位置 今天中國的疆域，西起帕米爾高原，東臨太平洋，橫跨五千多公里；自極北的黑龍江起，南至南海以及與諸多東南亞國家如越南、泰國、緬甸比鄰的邊界，從北到南又綿延五千餘公里。中國的地理特徵有兩點需要特別指出。第一，中國的地形使中國文明自具特色。自遠古時代，駱駝商隊就穿梭於中亞的荒漠、草原及山地之中，中國和印度洋之間的海路也早在公元前後就已暢通，但由於道阻且長，隔絕的狀況並未得到改善。因此，在中國的歷史和生活中，地理上的隔絕既可被視作一個限制性因素，也是一個有助於統一的要素。 第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內部地形最具特色的就是秦嶺這片山地地區。廣義上的秦嶺西起西藏東至安徽，橫貫中國中心，亦分隔了黃河灌溉區與長江灌溉區和南部沿海的丘陵地帶。中國北方和南方又被綿延的山嶺劃分成數個子地區。北方包括東部的平原地區和西部的高原地區，南方則包括長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區、位於四川省的長江中上游盆地地區、集中於東南福建省的丘陵地帶、靠近南部海岸的珠江流域灌溉區，以及西南崎嶇不平且叢林密布的山地地區。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的地形特徵，正如歐洲的民族國家一樣眾多。 北方和南方的諸多差異還源自中國的兩個水系。長江經四川盆地奔流而出，直達中國中心的平原地區，是中國的巨大優勢之一。長江可作為航道一直通行至太平洋，它的眾多支流也可直達許多周邊地區，因而為南方人的出行、商品交易提供了便捷、便宜的交通網。長江複雜的水系還可緩解突發的暴雨所帶來的洪水，因而洪水泛濫的情況比較少見。 在這一點上，北方的黃河與長江形成鮮明反差，常常展露極端兇險的一面。黃河水自青藏高原來，為北方農業提供了必要的水源，也規律性地為北方平原地區帶來了新鮮的泥土層。但這些優點的代價很大，黃河攜帶的泥沙量比世界上任何一條河流都要多，泥沙沉積後形成的沙洲使流淌於平原地區的水路不再通暢。且與長江不同，黃河一直都不是有效的交通渠道。更糟的是，黃河沒有一個天然、固定的注入太平洋的水道。人們修築了堤壩，但淤泥的快速沉積使人們不得不修築得更高，以至一些地區的河床甚至與人們的屋頂齊高，甚或更高。當大壩決堤，河水便會淹沒上千平方公里的地區。洪水消退後，黃河有了新的入海河道，從此又開始新一輪的泥沙淤積。如此周而復始，黃河數度改道，入海河道從山東半島的北側移至南側又回到北側，每次改道都是災難性的。 主導中國的季風氣候加劇了南北方的差異。夏天，來自海洋的暖濕氣流灌入中國，直至亞洲內部的低壓區。暖濕氣流為南方地區帶來充沛的雨水，沿海地區能有150厘米的降水量。而當這些氣流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動時，特別是翻越秦嶺之後，氣流中的水分銳減，那裡的土地也相應變得更加乾旱。冬天，氣流以相反的方向運動，寒冷乾燥的氣流從亞洲內部吹過中國，直抵低氣壓中心覆蓋的海洋，雨水也相應稀少。秦嶺和其他山脈也不能阻隔冬日的寒流南下，中國南方，甚至南至與哈瓦那同緯度的廣東地區也時常結冰。因此，北方地區的氣候條件十分嚴酷——全年乾燥，冬日嚴寒與夏日酷暑交替往復，適合農耕的時間只有四到六個月。相反，南方的氣候就潮濕得多，既不炎熱也不寒冷，可耕種的時間有六到九個月，多數耕地都能一年兩熟，甚至一年三熟。 綜上，北方的土壤為次生黃土土壤，由於缺乏規律性的充沛雨水，以小麥和小米為主要農作物。牛和驢車、極端的氣候以及棕黃貧瘠的土地是北方常見的地區特徵。而南方多為沖積土壤，雨水充沛，適合種植水稻和多種水果，水牛、船塢和挑夫隨處可見，氣候溫和穩定，一片鬱鬱蔥蔥。大自然對北方的嚴酷和對南方的恩惠，亦反映在南北方人的脾性上。外來者常會發現北方人是當兵的好料子。南方人則多變而機智，是做商人的好手。若從狹義的地區概念出發，中國人對本國人也有諸般成見：山西人精明吝嗇，湖南人多智且詐，蘇杭多美女，等等。 種族 若單從外形特徵劃分種族，簡單常見的劃分辦法是將人們分為高加索人種、黑色人種和蒙古人種。中國人認為他們是亞洲獨一無二的、在人種上同質的——擁有統一的蒙古人種的國家。此外，歷史上中國人較少與其他人種有過大規模交往。到16世紀現代歐洲人入侵亞洲之前，中國歷史上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漢人還是非漢人，都是同一種族的。中國人從未有過人種的概念，即自己與他人是否同屬一類。即便如此，中國人依舊從文化角度上來區分自己與他者。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人中依舊有著外貌差異，與前文討論的地形與氣候差異相似，外貌差異可依南北劃分。大致來講，作為蒙古人種的中國人比高加索人種體重輕、身材矮，北方人又比南方人高大強壯些。因此，儘管中國人都有蒙古人種黃膚黑髮、少體毛、單眼皮的特徵，但北方人相對高大健壯，就像臨近的蒙古人、朝鮮人一樣，南方人則相對瘦小，如東南亞人和日本人。我們在歷史中可探尋南北方外貌差異的原因，亦見下文。 語言和書寫 儘管中國的種族單一，但語言種類繁多。多數中國人所說的語言為國語[1]，過去稱之為「雅言」或「官話」。官話曾是國家官員的交流語言，即他們必須要學習這種「第二語言」。官話是中國北方以及長江流域地區居住人群的母語，長江三角洲以南至越南之間的沿海地區的母語則另有其他（為古語演進）。人們通常認為這些沿海地區的語言模式——吳語、閩語和粵語——並非獨立於漢語普通話外的語言系統，而是漢語的方言，每一種方言之下又分多種次方言。儘管如此，方言之間的差異——從發音到詞彙再到少量的語法和語法的變化，使操持不同方言的人們彼此無法溝通。說閩語的人無法與講普通話的人對話。同樣，說粵語的人和說吳語的人也無法溝通。毫不誇張地說，在中國南方有些地區，一個內陸農村的人甚至無法與鄰村的人交流。 如此複雜的語言系統是現代社會無法容忍的。20世紀，中國政府在所有學校，以及包括廣播和電視在內的大眾媒體中有系統地推行普通話。時至今日，大部分非普通話地區的人們相繼學會了運用這門語言，少則能夠聽懂，多則能夠用普通話溝通。 我們在鄰國的語言中發現了漢語的近鄰。漢語、泰國語和越南語可能屬於同一語族，而這一語族又與藏緬語族聯繫密切。這兩個語族都可納入漢藏語系，在關係的層次上與納入印歐語系的語族相似。然而，縱覽中國歷史，人們並未發現中國與其北方近鄰——如蒙古——在語言上的任何聯繫。北方民族的語言屬於阿爾泰語系，其中包括突厥語、蒙古語、滿-通古斯語族。時至今日，阿爾泰語系甚至覆蓋了朝鮮和日本。這些語言與漢語截然不同，正如漢語與印歐語言的巨大差異。 人們普遍認為漢語與日語緊密關聯，但沒有語言學上的依據證明這一點。語言學研究分析表明，漢語主要有四個特徵：漢字通常是單音節的；詞語沒有形態變化，在表示不同的時態、單複數和主動被動時，漢字無變形；通過不同的聲調區分大量近音、同音字，對於西方人來說，漢語有著歌詠一般的特性；漢語句式通常遵循名詞、動詞、副詞、名詞的順序，與英文相似。而日語在以上四個方面與漢語顯著不同。讓門外漢困惑的是，在早期，同韓語、越南語一樣，日語借鑑了漢語的非字母系統，但二者在語言學上又沒有必然聯繫。其實，借鑑漢語的書寫形式在語言學上的意義並不大，還不如所謂的阿拉伯數字在世界範圍流通的影響力之大。西方把非字母系統中的符號或漢語書寫中的圖形稱作「字」（character）。通常，古代中國人發明了獨立、有針對性的圖形來表達某個詞語或概念的集合。一本好的字典會收錄四萬以上的圖形（字），正常的閱讀需要五千以上的詞彙量。人們常將多個圖形合併成新的圖形，因此又多了上千詞彙量。現代中國政府希望能夠減小書寫的難度，但到目前為止，他們也只能將其中一部分極難的文字簡化。由於漢語存在大量同音字，加之不同的聲調以及其他各類複雜性，它幾乎不可能被成功地轉化為字母書寫系統。中國傳統語音學家的努力，可看作一種嘗試。 上述圖表展示了漢字特徵的三種基本形態。第一類為象形，它們是以某個特定物體約定俗成的圖形式符號表示，如「木」或「子」。第二類為表意，是表示概念的符號。部分表意文字的結構簡單、直觀且易於理解，例如那些基礎數字或是「上」和「下」，但大部分表意文字是包括兩個或兩個以上圖形（意象）的複雜結構，在某種意義上表示著這些圖形概念的集合。例如，「好」是女人和孩子的集合，「家」是房屋下有一頭豬，「安」是屋內有一個女人，「明」則是將太陽和月亮並置。第三類造字形態是形聲，它不僅表示了某一概念還包含了字的發音。形聲字是一個象形元素或含義有關聯的表意元素與另外一個表示發音的元素結合在一起。在上圖的例子中，「桐」字中的元素「同」在單獨使用時發音為「tong」，含義為「一起」，另一個元素「木」表「樹」的含義，單獨使用時讀作「mu」。這些元素合起來表示了一個與木或樹木關聯，同時又發「tong」音的字——名為「tong」的樹。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文字屬於第三類的形聲字。 象形形態 子（來自甲骨文 ） 木 女（來自甲骨文 ，暗示一個恭順、跪著的、雙手緊扣腰間的形象） 表意形態 簡單： 一　二　三　上　下 複雜： 好（女人和孩子）　安（房屋下的女人） 家（屋頂下的豬）　明（太陽和月亮） 典型的形聲形態： 桐，一種樹，結合了木（音為「mu」）的含義與同（意為「一起」）的發音 中國書寫系統簡介 正是由於漢字書寫系統的複雜性，對中國人來說，它的價值無限且作用巨大。無論發音如何，漢字圖形的表意都不變，從而克服了漢語中同音、聲調、方言變化帶來的重重困難。即便不能用口語順暢地交流，識字的中國人也能用漢字來溝通。因此，文字系統成為主流文化的載體和中華文明的凝聚力。此外，漢字的視覺美是其他字母式文字系統所不能比擬的，中國人也將偉大的書法作品尊為最好的藝術品。從某種角度來看，漢字書寫抵消了中國文字系統的某些弊端。 漢語的書面語遠比口語簡潔。若書面語和口語本來同源，那麼在歷史早期書面語就已從口語中分離，並隨著時間衍生出了不同的文體。我們把傳統書面語稱為「文言」，以與「白話」相區分。文言有一套與口語無關的語法規則，晦澀，但有一種優雅的含糊。20世紀現代化運動推進者的一項重大成就就是推廣白話文，這一舉動讓原本十分難記的漢字變得簡單起來。但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1920年以前的著作仍舊晦澀，就像古典拉丁文對當代西方人一樣。文言從此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當代版本的古文需伴以白話注釋和譯文出現。儘管中國人一早就開始採用圓點來表示語句的停歇和完結，但文人常常隨性地選擇是否運用它們。一篇文言文常常通篇沒有任何標點，這也增加了閱讀文言的難度。人們難以從頁面格式上判斷某一篇文章的文體，因為詩歌和散文都可以不斷開地書寫。另外，由於是漢字，人們不需要通過大小寫來判斷專有名詞和句首。中國人一貫如此推崇、尊敬他們的文學大家。 中國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延續性 基本的社會經濟模式 家庭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核心單元。數千年前，中國人就有了家族姓氏。姓氏按父系血緣傳給下一代，財產亦然。財產通常會平均分配給家族的男性繼承人，因此家族會定期分解成為更小的分支。但理想化的中國傳統是將多代成員維繫在一個家庭中，成為一個大家族。傳統的社會就是由數個大家族組成的一個相互聯結的巨大網絡，每個人在其中扮演明確、固定且令人滿意的專職角色。個人的成就有益於整個家族，而個人的離經叛道和失敗也會禍及整個家族。面對外界時，個人從不是一個人，他既是家族的代表，也需承擔家族責任並維持家族榮耀。美式理想中頑強的個人主義在這裡是不受推崇的。 理想化的大家庭是由祖先崇拜的信仰約束凝聚在一起的，因此它變成一個無限延續的團體，其中的成員對他們的長輩和晚輩都負有責任。大家庭同時由社會經濟約束凝聚，家長（或族長）控制了家庭（或家族）的社會經濟大權，也對所有成員的活動擔有責任。大家庭包含一名家長（或族長）、家長的家庭以及他所有男性後代的家庭。比較理想的狀況是這些人同住在一個互助式的家庭內。家長去世後，他的財產被分割，他的兒子們便成為各自家庭的新首領（家主）。理想狀況下，由一對夫妻及其子女構成的核心家庭是更大的生活、工作單元，即大家庭的一部分。聯繫密切的家庭自認屬於同一宗族或世系，它們以某種合作性的關係聯結起來，並由一位年長的家長任族長。這些宗族認為自己與其他同姓氏的宗族有關聯且負有義務，從而又組成了共同的世系集團。非近親結婚原則僅適用於父系宗族：一個男人可以娶他母親家族的堂表親，因為她們與他姓氏不同。但這個男人卻不能迎娶同姓女子，即使與對方非親非故、遠隔千山萬水也不行。一夫多妻（準確講為「一夫一妻多妾」）是被接受的，但無論何時，丈夫只有一個主要的或合法的妻子。所有的婚生子女都是合法的，並按長幼排序，但嫡庶有別。家庭稱謂廣泛運用於社會之中，人們用叔、伯、姨、表、堂、從等詞語稱呼他們的鄰居和朋友，用「父母官」稱呼地方官員，用「民之父母」稱呼統治者。 不斷有人指出遠古時期的中國是母系氏族社會，但通觀有文字可考的歷史，無論在社會中還是家庭中，婦女扮演的都是從屬角色。她們的地位在有文字以來顯著下降，多數家庭將女兒視作多餘的負擔。為女兒包辦一門婚事需要嫁妝，但女兒出嫁後卻只為夫家做貢獻、添福利。貧困家庭常常被迫將女兒賣作女僕、妓女或小妾。在極為艱難的時代，殺害女嬰的現象無處不在。無論有多卑躬屈膝和忍辱負重，中國婦女還是培養出了一種超越其丈夫的精神力量。中國文學作品和外界的觀察都認同中國丈夫在世界上最懼內，而中國婆婆常欺壓她們的兒媳。 典型的中國家庭通常是一戶坐落在村莊內、與十餘戶家庭來往密切的農耕家庭。他們的田地不大，花園有大有小，散落於村莊附近。近幾個世紀以來，一戶家庭的田地通常不會超過三四公頃。男性負責耕種這些田地，女性也下地幹活，但她們多數時間負責看家、餵雞、養蠶和織布，即「男耕女織」。人們幾乎沒有任何閒置土地，土地上生出的作物也不會被浪費一粒，即使糧食豐收過後的秸稈，也會作為薪柴來做飯和取暖。 通常，在目光所及的平原和山谷中坐落著一兩個相似的村莊，距它們數公里的地方會有一個集鎮，集鎮上都是店鋪和稍微富裕者的宅邸。農民在集鎮上賣出收割的餘糧，買入所需的工具和種子，並與熟人互致問候、探聽消息。至少在過去的幾千年間，集鎮是規律性舉辦廟會和慶祝節日的地方。廟會和節慶活動由周邊的鎮子輪流主持，行商會將外來的商品帶至廟會兜售。在過去的數個世紀裡，集鎮最遠的輻射範圍可影響三四十公里外的農民。於是，一部分條件不錯的集鎮進而擴展為城市，變成附近區域的大宗貨物集散地，也成為所有合法政府的最低一層行政單位縣衙的所在。 與西方傳統中的典型農民不同，中國農民並不能自給自足和獨立生存。從很早開始，至少在近一千年內，中國的農業生產高度專業化和商業化，農民習慣於在市集上買入賣出。假使一位農民有一片高產的稻田，並且住在人口稠密、對糧食需求高、糧食價格也高的地區，那麼他很有可能傾全家之力，將所有的耕地都用來種植水稻，再全部賣到市場上去。他個人和家庭可能會買入一些低廉的食物，甚至通通購買從其他地方引進的糧食。因此，如果市場條件可以提供差異化優勢時，即使某一地區適合一年兩熟，這裡的農戶仍有可能只種一季，或者將生產力投入家庭手工業，譬如紡織業等。簡而言之，中國的農業經濟並非簡單和僵化的模式，它隨著行情和貨幣狀況而變，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情況都不盡相同。 在古代中國，超過80%的人口為農民，現代占比亦重。這些人辛勤勞作並窮盡各種方法來維持生計，卻只能勉強過活。他們沒有受過正當教育，只能依賴腳下的土地和頭上無常的老天爺，「靠天吃飯」。在歷史上，我們很難知曉這些人的想法和感受。不過，仍有區域性的「小傳統」，例如民間迷信和歷史傳說等通過口頭流傳下來，其中充滿了對於生存的熱望。而且，這類區域性的歷史與城市的高雅文化並非毫無瓜葛。 剩餘的約20%的人口參與到了「大傳統」，即同質的書寫文化之中，並做出貢獻。由於中國人口在公元元年時已達六千萬人，到1100年前後已有一億人左右，這群有文化、出身於城市的知識分子無疑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在過去的兩千年間，無論在什麼時間點，這群人的數量和影響力都超越了許多現代國家。此外，社會的運轉模式削弱了城鄉間的二元化。判斷政府好壞的單一標準以及單一價值系統，自上而下地主宰了整個社會和社會經濟。底層的群眾未被逐出，反而被囊括進了這個系統。因此，若把「大傳統」視作掩蓋無聲、被壓制且充滿憤恨的大眾的單薄飾面就大錯特錯了。中國古人在很多方面都出類拔萃，但其中沒有任何一項能與和諧的自律相比肩。 邊境關係 歷史起源之時，漢人並未擁有整個漢地，但是，他們通過逐步的發展，從華北平原這片最初的家園擴展到了整個漢地。正因如此，不同時期的中國有著不同的地理實體，作為整體的中華文化也隨著時代不斷變化。早在公元前漢人就開始了對長江地區的開發，但直到8世紀前後才完成。到12世紀，南部沿海地區才被正式納入中原中央政府版圖。自15世紀起，漢人才開始大力開發位於西南高原地區的雲南省和貴州省。雖然北方在很長一段時期一直是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中心，但12世紀後重心開始南移。時至今日，南方依舊在經濟和文化上領先。 中國南方早期並非無人居住的荒蕪之地。在向南擴張的過程中，中國未像美國那樣驅逐不相干的「野蠻人」。當中華文明在北方平原地區崛起時，南方的土地上也居住著一群人，屬於漢藏語系的蒙古人種，是漢人的近親。而且至少在當時，這群人的文明發展程度並不遠遠落後於漢人。漢人和中華文化逐步成為這些南方人和他們文化的主流，一部分是通過軍事化行動，但更多的是通過和平融合，將這些非漢人吸收到中國中。無論通過哪種方式，剛剛被征服或同化的南方人並不會自動變為北方人，他們的信仰、習俗或是生活方式亦然。然而，當新人將他們非漢人的生活方式融入中華文明時，中國的含義也隨著每一次的新擴張而改變。因此，中國版圖的南擴可被視作中國人民和文化的一種漸進充實，也解釋了廣泛存在於當代的中國人的文化、氣質、形體、語言的多樣性。 中國人稱自己為漢人，名字取自早期的朝代名稱。漢人熟悉許多部落名稱，最常見的集合稱為蠻夷戎狄。並非所有部落和族群都被中國同化或融合了，那些極不情願成為漢人的部族與相對先進的中華文明漸行漸遠。他們選擇執著地發展自己的文明，使之相對獨立。在中國的歷史記錄中，有漢人與這些部落和族群之間的衝突。多數情況下，漢人會試圖緩和與他們之間的關係。 到了20世紀，南方和西南的部落民族依然是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時至今日，他們依舊以少數民族或族群的身份生存，被冠以苗、瑤、壯、彝族和摩梭人等稱謂。在近幾個世紀中，中國政府默許這些民族及部落的存在，將它們劃為國家的自治地區。20世紀，政府也一再嘗試保護和鼓勵部族的本土文化。一支很有趣的族群叫作客家人，遍布中國南部和東南沿海地區。客家人被認為是在12世紀從華北遷徙到今日的所在地，他們與周圍的民眾隔絕，嚴格保護著「純正」的北方生活方式。 中國很久以前就對越南北部有很大影響，但中國版圖的南擴還是止步於今日漢地的南界。中國政府先是在13世紀，隨後又在15世紀派遣海軍遠征。15世紀的那次出海控制了印度洋地區，船隊直至非洲東岸。然而，中國並沒有嘗試把這些海外地區納入中國版圖。大量華南沿海居民開始向南洋遷徙，到20世紀，這些華僑已然遍布東南亞國家，有的還成為當地的經濟大鱷。 中國北部邊境則面臨著徹底不同的局勢。儘管在種族上與漢人相近，但北方民族屬於完全不同的阿爾泰語系，與漢人語言不通。此外，北境民族為遊牧民族，而漢人過著農耕生活，二者不同。歷史中的很多篇幅都記載了北方遊牧民族、西方草原民族與定居不動的漢族之間為贏取勝利的鬥爭。遊牧民族在移動性上占優，這意味著他們可以短時間內在中國邊境的任何位置集聚起占壓倒性優勢的兵力。漢族農民不擅長養馬和騎術，因此在與遊牧民族的交戰中需要強大的補給車隊。但交戰時間一長，漢人軍隊的持久力就能逐漸消磨掉遊牧民族的爆發力。因此，戰事主動權常在雙方之間流轉。直到18世紀，現代大炮的出現才打破了邊境雙方的力量平衡，自此中央政府穩操勝券，加強了對新疆和蒙古等地區的直接管理。 最初，北方的民族並非遊牧民族，最早的漢人也非定居的農耕民族，二者都是以畜牧、採集和原始農業為生的遷徙部落。在中原地區崛起的漢人逐漸依賴農耕，而北方的部落並沒有發展農業。也許是因為極端的乾旱氣候，北方部族反而愈發致力於發展更加有利的遊牧生活。騎馬遊牧出現於前9或前8世紀，到前5或前4世紀才得到全面發展。至此，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分道揚鑣。也是自那時起，北方遊牧民族成了中原政權存亡的威脅。北部的防禦問題也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個持續的重大問題。 中國持續南擴的部分原因其實是為了應對北方遊牧部落不斷聯盟的壓力。對於一個遊牧部落的可汗來說，掠奪城市甚至政治占領是其野心再自然不過的表現。一部分遊牧民族難免會留了下來並成了漢人。於是，每一次遊牧民族的入侵都為中國北方帶來了新的血液和文化元素，正如中國的南擴也會吸收南方的血液和文化一樣。另一方面，一部分遊牧民族未能占領中國，同時又受到更北方的部族的欺壓，於是向西遷徙，跨越中亞，成為歐洲歷史上的匈人和突厥人。同樣，中國南方的一部分原住民向南遷，成為東南亞史中的越南人、泰國人和緬甸人。 國家統一與朝代更迭 若不論其他而只從內部看，中國史是反覆實現、重現政治統一的一長串奮鬥過程。中國本土的複雜地形、多樣的文化和語言，以及持續變化的漢人族群，使維持國家統一併不是一件簡單、自然的事情。在中國歷史上，地方軍閥勢力周期性地興盛。 經典的朝代更迭模式是：一個軍事強人靠武力統治全中國，然後將皇位傳於長子。開國皇帝的活力往往能鞏固其子孫的統治，他建立王朝機構體系，以此鞏固政權並維持後代的和平與繁榮。但數代後的皇帝則生於宮牆之內，被宮中婦人和宦官的阿諛奉承嬌慣，遠離宮外的現實世界。一旦登基，他們便成為不切實際且不負責任的君主。同時，政府機構和政策不能及時適應急速變化的生活水平。國家機器不能對新的國家需求做出及時應對，於是地方豪強或軍閥——本土的叛軍或北方的入侵者便趁機分裂國家，突然發動內戰。最終，一名軍閥會鎮壓其餘人，建立一個新朝代，然後開始同一個循環，即統一、鞏固、停滯、最後四分五裂地陷入混亂，此後再周而復始。 誠然，上述模式並不能解釋所有的朝代更迭；同樣，也不是所有的朝代更迭都與中華文明的重大變革息息相關。這種循環——從強到弱、從集權到分權、從秩序井然到兵戈擾攘、從天下一家到四分五裂，儘管很難被解釋清楚，但並不妨礙它成為傳統中國歷史中重要的一環。正是由於中國人成功地建立了一套穩定的社會、政府系統，部分朝代才得以持續了三百餘年之久。 * * * [1]北洋政府時期民族共同語的稱呼，1949年後改「國語」為「普通話」。目前，「國語」主要是中國台灣地區對漢語普通話的稱呼。——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