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時代的中國 · 序言

毋庸置疑，本書所用方法絕非敘述古代中國文明史的唯一方式。然而，在二十五年的教學和寫作中，在通過對歷史上每一個時期的主要組成要素及其相互關係和演變給予同等關注，試圖為無數中國歷史的難題找尋公正答案時，我發現本書的方法仍是我最滿意的一種。 本書的重點並非對簡單事實的羅列，而是規律和主題。然而，對於非專業讀者來說，由於缺乏對中國的研究，他們需要忽略掉那些干擾性的名詞和術語。我已經盡力將這些名詞術語減到最少。此外，在提到中國地名時，我放棄它們古時的稱謂而採取現在的名稱，以為讀者提供便利。 我的同事和學生們的分析、解讀與洞見，影響、重塑了我對中國文明的觀點，也對本書貢獻極大，我非常感謝他們。儘管無法盡抒對所有教導過我的老師的感激之情，但我仍希望能夠在致謝章節中對他們，尤其是芝加哥大學的兩位已經退休的傑出學者致敬。在他們兩位的諄諄教導下，我充滿信心地踏上了中國研究的征程。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人的鼓勵與幫助，包括我在密西根大學的同事，特別是羅伯特·布勞爾（Robert H. Brower）、道格拉斯·克拉里（Douglas D. Crary）、柯潤璞（James I. Crump）、杜志豪（Kenneth J. DeWoskin）、艾瑞慈（Richard Edwards）、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弗吉尼亞·凱恩（Virginia C. Kane）、林順夫（Shuen-fu Lin）、馬偉怡（Wei-yi Ma）、羅茲·墨菲（Rhoads Murphey）、愛德華·賽登施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和萬惟英（Wei-ying Wan）。同時，也要感謝在其他地方任職的同行們：高居翰（James Cahill）、齊思（W.T. Chase）、史克門（Laurence Sickman）、素柏（Alexander Soper）和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儘管他們與書中的實質內容無關，但我仍要感激他們的熱心支持，是他們讓我意識到創作此書的重大意義。 我還要特別感謝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在寫作的重要階段為我提供了部分的資金支持。也要謝謝我的同事馬盛靜恆（Jing heng S. Ma），是她幫我完成了第8頁[1]的簡體書法。兩位同樣來自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同仁費舍爾·彭（Fischer Peng）和諾拉·靈韻·史劉（Nora Ling-yun Shi Liu），分別為我完成了第240、248頁的草書和行草，在此也對他們表示感謝。另外，還要謝謝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的員工們，包括貝爾（J. G. Bell）、巴巴拉·姆努金（Barbara E. Mnookin）、阿爾伯特·伯克哈特（Albert Burkhardt）等，謝謝他們對本書的關注與垂青。 在漫長的寫作和出版過程中，是我的愛人包容、鼓勵並照料了我，我對她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我希望她能夠持續相信，她的努力並未付諸東流。 賀凱 1975年5月於安娜堡 * * * [1]序言中的這些頁碼，都指英文原版頁碼而並非中文譯本頁碼。——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