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聲禮炮 · 尾聲

有關這個大事件的消息由華盛頓的助手坦奇·蒂爾曼帶到了北方，他從約克鎮向費城疾駛，把投降的消息傳到各個鄉村和農場，就仿佛「午夜騎士」保羅·里維爾（Paul Revere）一般，只不過這回跑的方向正相反。騎馬走過這段行程花了四天，他在10月24日凌晨兩點半到達費城。馬蹄清脆的「嘚嘚」聲在寂靜的街道上格外清楚，在驚恐的居民聽來像是侵略者來了。他騎馬奔向大陸會議主席托馬斯·麥基恩（Thomas McKean）的住宅，使勁敲門，被值夜的人抓住了。麥基恩被外邊的喧鬧聲驚醒，及時現身說明，蒂爾曼才未被逮捕。蒂爾曼在黑暗中說出了這個好消息，聽到的人無不歡欣鼓舞。麥基恩命令敲響獨立大廳的大鐘。更夫是個說德語的老人，他提著燈籠馬上開始巡夜，大聲叫喊著：「現在3點了，康沃利斯被抓住了（Basht dree o』glock und Gornvallis ist gedaken）！」一扇扇窗戶被打開，激動的居民們探出頭來聽這個消息，然後衝到街上奔走相告，互相擁抱；轟轟的禮炮聲響了起來；耀眼的焰火被燃起，整個城市被照得通明；教堂里開始舉行感恩的儀式；報紙開始印製號外；有名望的市民開始演講，舉行舞會；在遙遠的紐約紐堡（Newburgh），熱情洋溢的居民門把本尼迪克特·阿諾德的雕像燒掉了。 獨立大廳響亮的鐘聲所宣告的並不只是軍事上的勝利。這些鐘聲預示著一個新世界的到來，沒有專制，沒有壓迫，鐘聲敲響了美洲的希望和夢想，而懷抱這些夢想的不僅有為革命而戰的美國人，還有自願參戰的法國人、荷蘭的持不同政見者、英國的反對黨輝格黨，還有啟蒙時代所孕育的、深受啟蒙時代對人類之力臻完美的樂觀主義所感染的、無處不在的精神。美國的《獨立宣言》是自由的擔保，而美國獨立革命的勝利則標誌著開始了向這自由邁進的過程。華盛頓在1783年最後一封致各州的公開信中說，正是為了「對全人類所造成的有益影響」，所以到處是焰火，到處是相互擁抱的人們，那偉大的希望，正是美國。正是為此，拉法耶特返回家鄉時帶回了足夠建造一座墳墓的美國土壤，在1834年去世後便安葬於用這些土壤構築的墳墓中。 華盛頓將約克鎮的俘虜安置在有人看守的軍營和衛戍軍駐地，之後他想乘勝對威爾明頓和查爾斯頓發動聯合攻擊，但是由於法國艦隊的離開，這已經不可能了。格拉斯接到命令要在11月初返回西印度群島，於是在11月4日起程前往加勒比海，任務是進攻或攻取任何可能因為颶風而導致防禦削弱的英國島嶼。大家普遍以為他的目標是英國最富裕的島嶼牙買加，因此海軍部命令剛剛做完手術的羅德尼為防禦該島進行頑強抵抗。其他海軍將領均無法讓人放心。這其中包括肯彭費爾特上將（Admiral Kempenfelt），他曾經受命去攔截法國艦隊，但他避而不戰，理由是他有12艘主力艦，而敵人有19艘。法國人首先向聖尤斯特歇斯島下手。羅德尼以為他已經使這個島嶼堅如磐石，但是它卻無法對抗奸詐。法國人讓講英語的德布耶的連隊先登上島嶼，他們身穿英國紅色軍服，「紅上衣和黃色翻領簡直與英國人一模一樣」，連隊部分由本土英國人組成，部分由愛爾蘭人組成，屬於由法國發餉的僱傭軍。這些人登上島嶼後，防禦便陷入混亂之中。這個金島在1781年11月被重新奪走了，就在約克鎮陷落之後不久，這對英國的自豪感無疑又是一個打擊。1784年，法國人恢復了荷蘭人對該島的主權，荷蘭國旗至今仍然在這個曾經極負盛名的島嶼上飄揚著。1779年，該島前總督約翰·德·赫拉夫以普通公民的身份重新回到島上。聖尤斯特歇斯島並未像羅德尼曾怒氣沖沖地威脅的那樣，被夷為「荒漠」，而是重新忙碌著回歸本行、積累財富。赫拉夫的財富和影響力使得他能夠成功地積聚財富。他又活了35年，在1813年死去時非常富有。 在失去聖尤斯特歇斯島之後，背風群島中又有兩個較小的島嶼被法國納入囊中，格拉斯則和咄咄逼人的布耶部隊一道奪取了聖基茨島，同時威脅聖露西亞。他們所造成的損失就不僅僅是傷害自尊心了，這還減少了英國財政所依靠的食糖的收入。在遭受了這些打擊之後，英國的怒氣開始指向桑德威奇，指責他不該讓肯彭費爾特像賓那樣率領一支弱小的艦隊出發，而當時有「6艘主力艦停靠在英國港口」。根據反對黨領袖羅金厄姆伯爵（Lord Rockingham）的說法，「眾所周知，我們現在有10艘主力艦，但上面幾乎都沒有人。」譴責桑德威奇他應當為海軍的積弱負責的提議未獲通過，因為執政黨仍然占有21席優勢，而此時格雷夫斯上將更加糟糕的表現和美洲陷落的消息尚未傳來。桑德威奇得以繼續留任。 羅德尼在寫給他的信中說，「但願伯爵閣下再也不必經歷我所經受過的痛苦和磨難了。」但是他仍處在手術後的康復中，身體十分虛弱，正面臨攻擊的海軍無法指望他來拯救牙買加了。他新近被任命為大不列顛海軍副元帥，這是常規職位之外的榮譽職稱，現在還有龐大的「威力」號作為他的旗艦，儘管他飽受身體透支的折磨，但是他精神飽滿，很樂意繼續為國效力。在他64歲的時候，他再次接受指揮艦隊的任務，在1782年1月前往普利茅斯接管艦隊，並在後來的聖徒之戰中取得了異乎尋常的戰績，使之成為納爾遜在特拉法爾加勝利之前最為重要的一場海戰。他永遠終結了海戰縱列的主導地位，通過突破法軍戰列線取得了歷史性的輝煌勝利。作為最顯眼的紀念品，世界上最大的戰艦「巴黎」號被英國繳獲了，格拉斯也成了階下囚。 此次戰績是在1782年4月取得的。當時羅德尼的艦隊實力頗強，有12艘主力艦，此外還有來自美洲的胡德的艦隊。他們看見格拉斯正從馬提尼克島的皇家要塞向北駛往牙買加。格拉斯在從美洲返回後便駐紮在馬提尼克島。在艦隊合併後，格拉斯共有33艘主力艦，而英國的聯合艦隊共有36艘。當時其艦隊正在等待風向變化，以便穿越多米尼加和瓜德羅普島之間的聖徒島——那裡正好有些以聖徒之名命名的小島。經過那裡時，雙方艦隊相遇，但經過短暫交火後——用手槍近距離射擊，還發生了一次撞擊——便相互脫離。雙方互有傷亡，並有桅杆折斷。風力短暫減弱時，法軍竭力想排成戰列線，此時他們的陣形上出現了一個缺口。「威力」號上的艦隊參謀長（Fleet Captain）查爾斯·道格拉斯爵士（Sir Charles Douglas）認為，如果有陣順風，「威力」號就可能從這個缺口通過。他趕忙找到羅德尼並朝他喊道：「只要衝過戰列線，喬治爵士！今天是屬於你的，我保證你會取得勝利。」由於事先未經安排，而且羅德尼不能肯定自己的艦長是否會跟隨他，或者像上次一樣使他在戰鬥中孤立無援，因此羅德尼拒絕命令轉舵。這意味著他將違反《作戰條例》，可能導致他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甚至可能像賓一樣被行刑隊射殺。道格拉斯用不著承擔後果，海軍司令將擔負全責。道格拉斯不斷催促他，結果羅德尼改變了主意。曾經跟他失之交臂的那種機會現在再次出現在他眼前。他心中的豪氣讓他熱血沸騰。他幾乎隨意地回答道：「好的，好的，就依你吧。」這次他沒有犯上次的錯誤——仍然掛著「縱隊前進」的旗幟，而是降下了這面旗幟，代之以「交戰」的信號。當「威力」號的船頭慢慢轉向右舷的時候，艦上的見習生趕緊跑到炮手那裡，讓他們準備從外側射擊。當羅德尼忐忑不安地朝船尾看過去的時候，他看見自己戰列線後面的5艘戰艦整整齊齊地跟著他後面，從法國戰列線的缺口穿了過去。「威力」號的中桅帆已經千瘡百孔，與它同行的「喬治王子」號戰列艦失去了前桅，另外一艘戰艦進了水，每小時湧入3英尺水，還有兩艘戰艦已經用完了火藥。但法國軍艦的甲板同樣遭受重創，上邊擠滿了士兵，堆滿了陣亡士兵的屍體。在被血水染紅的水面上，鯊魚圍著艦船，隨時準備撕咬從船上扔下的水兵的屍體。由於一些纜繩已經斷了，桅杆也倒了下來，很多法國艦船已經在水中靜止不動了，結果在戰列線中形成了更多的缺口。英國艦長在明白了羅德尼的意圖後也興奮不已，不肯放掉機會。他們御風行駛，船帆被風吹得嘩嘩作響，都不失時機地從相應的缺口裡通過。法國戰列線被切斷並被包圍，從兩邊受到炮火襲擊。天色漸晚，法軍利用陣風調轉船頭向南，準備逃跑，但英國人緊追不捨。法國艦隻一個一個地降旗投降，連他們的旗艦「巴黎」號也顧不著了，而旗艦上的格拉斯還把拖纜繩拋向受傷的艦船，試圖重整旗鼓。人們看見身材魁梧的他孤零零地站在甲板上。由於英國人緊追不捨，沒有機會進行修理的法國艦船被追上了。被友艦拋棄的「巴黎」號遭到英國「拉塞爾」號的射擊，胡德的戰艦「巴弗勒爾」號（the Barfleur）從舷側發出的一枚炮彈，擊中了「巴黎」號並引起猛烈的爆炸。與此同時，周圍的英國戰艦也都集中火力瞄準這個巨大的旗艦。它的甲板已經起火，它失去了纜繩、船帆和方向舵。此時距離戰鬥開始時羅德尼掉轉船頭穿越戰列線已經過了九個半小時，格拉斯終於降下了自己的旗幟。與此同時，法國國旗也從旗杆上降了下來。英國軍官劃小船過去受降。 在「威力」號上，一個躺椅被放到後甲板上，羅德尼在月光中躺在躺椅上，思量著自己這龐大的戰利品，還時不時為自己竟能成功突破戰列線而嘖嘖稱奇。當天放亮的時候，格拉斯在眾人陪同下登上了「威力」號親自投降，羅德尼在給海軍部和自己家人的信函中描述說，格拉斯「此時就坐在我船尾的大划艇上」。他在給自己兒子的信中說：「國王陛下的武器勝過了敵人的武器。牙買加將因此得到拯救。法國艦隊遭遇了徹底的失敗，我相信他們在這場戰爭中不會再跟我們交戰。他們遭受重創，連彌補損失都來不及呢。」 事實的確如此，只是很可惜，這一切來得太晚，對於半年前失去美洲的損失，已經無濟於事。正如胡德在給別人的一封信中講到這個消息時所說的，失去美洲是「大不列顛所得到過的最為悲慘的消息」。此事造成的衝擊引起了政治上的混亂局面，並將導致英國政府垮台。倫敦是在11月25日從法國那裡得知約克鎮的消息的，那時已是英軍投降5個星期之後。羅尚博曾經派遣兩名使者——洛贊公爵和曾率領法軍為奪取九號陣地浴血奮戰的德雙橋伯爵——分別乘坐兩艘快速帆船向法國國王報告這個消息。收到消息的同一天還有另外一個喜訊：瑪麗·安托瓦內特生下了一個王太子，這似乎保證了王位的繼承。但是這個男孩永遠未能見到自己的王位，國王和王后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不但丟掉了他們的王位，也丟掉了自己的腦袋。儘管路易十六為了支持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國皇室花費了近15億里弗爾，獨立革命的成功對他自己的王冠而言卻並非吉兆，而他如果對政治後果有更深理解的話，本應預計到這一點的。 那些密探很快就將康沃利斯遭難的消息傳過了英吉利海峽，先將消息告訴了喬治·傑曼勳爵，他又轉告唐寧街的諾斯勳爵，這位首相張開雙臂，「就好像抱著一隻球一樣」，然後喊出了也許這場戰爭中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話：「呃，我的上帝啊，都結束了！」他一邊在房屋裡來回踱步，一邊「狂暴地」重複著這句話。向國王喬治稟報此事的不是諾斯而是傑曼，國王卻仍然對自己的信念堅定不移，命令傑曼制訂出切實可行的計劃設法將戰爭繼續下去。除了內閣中圍著傑曼和桑德威奇轉的一些頑固派之外，議會乃至整個英國支持戰爭的人並不在多數。大多數人都認為，戰爭沒有取得效果，如果像傑曼提議的那樣通過採取防禦措施繼續戰爭的話，並無獲勝希望，只是拖延美國獨立的時間而已。這在和美國談判時能稍有餘地，但不會改變戰爭結局。這意味著要觸犯眾怒花費巨資徵募新兵以彌補康沃利斯丟掉的那些部隊，此外還要支付之前的戰爭費用。公眾中瀰漫著非常沮喪的情緒，一如之前英軍在戰場上的懈怠情緒，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在傑曼看來——承認美國獨立便意味著大英帝國的「毀滅」。英國國王也同樣極端，堅持認為承認美國獨立會將英國帶入「不可避免的毀滅」，而他是寧可退位也不肯與聞此事的。他如此排斥的真正原因是，一旦主持戰爭的諾斯政府倒台，那麼他就必須招入令他深惡痛絕的反對黨，這種前景讓他很是畏懼。他只能氣急敗壞地咆哮：「我寧可丟掉王冠，也不會召見一群要奴役我的人！」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正在逼近。諾斯此時告訴傑曼，重新奪回美洲已不可能，他也無法繼續花錢，支撐這場目的僅僅是在和談時爭取到比較強硬的談判地位的戰爭。既然美國人矢志獨立，那就不可能在不讓他們獨立的情況下與他們和談，除非繼續保持戰爭狀態。 有趣的是，沃波爾在給賀拉斯·曼的一封信中寫道：「康沃利斯的恥辱並未產生太大的影響，對議會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但是對於一個已經滿滿的容器來說，再有一滴就足以讓整個杯子傾覆。我們的事情已經很糟，只會變得更糟。」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戰爭正接近尾聲，儘管現在談其後果還為時太早。他不僅僅是在閒談，而是頗有歷史感地預測說：「從某些方面說，事情的發展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其意義已經不僅僅關乎我們。」議會已經滿得快要溢出了。在經歷了約克鎮敗績後又失去了聖尤斯特歇斯島，預計法國還會在西印度群島發動戰役，可能因此失去更多的產蔗糖的島嶼及相應的收入，這時軍方瀰漫著一種壓抑的氛圍。英國原來就沒有強烈的必勝信念，現在這種情緒更是不可能占據主導了。倫敦城敏感地意識到，戰爭可能在很長時間裡造成巨額開銷，因此懇請國王結束戰爭。倫敦郡會議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議會中關於結束戰爭的動議受到政府的抵制，但是政府的多數地位越來越微弱。12月12日，一個叫詹姆斯·勞瑟爵士（Sir James Lowther）的非內閣成員的下院議員提議：「未來所有試圖鎮壓叛逆殖民地的企圖都與本王國的實際利益相違背。」該提議以41票的多數被否決，但這個多數的票數還不及從前的一半。到了2月，前國務大臣（Secretary of State）亨利·西摩·康韋提議說，「不應為了以武力屈服其居民的不切實際的目的而繼續進行」美洲戰爭，這個提議僅以一票之差被否決。一周後，康韋提出的另一個內容相似的議案獲得通過。這個康韋不依不饒，又在3月4日第三次提出議案，要求告知國王「不管是誰，如果繼續建議在北美大陸進一步發動進攻性戰爭，即會被本議會視為國王陛下及本國的敵人」。這個頗為令人驚詫的提議未經投票即獲得通過。這平息了相關爭議。違背議會的決議會被視為違憲。喬治三世既然不是什麼為所欲為的君主，當然知道他必須遵守法則。像先前那樣繼續下去，就意味著與議會發生公開衝突，他只能同意或者退位。他還當真擬定了一份退位宣言，聲稱由於立法機構「使他無法有效繼續戰爭，或者在不損害英國貿易及基本權力的情況下締結和平……朕意識到自己已經無法為國效力，不得不走出痛苦的一步，永遠退位」，因此「朕宣布退去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及其附屬自治領王位」。 然而國王並未採用這非常之舉，而是採取了不那麼痛苦的做法，即同意放棄諾斯並進行和平談判。1782年3月20日，「國會經歷了……歷史上參加會議人數最多也最為緊張的時刻」，外面的街道上也擠滿了人，首相終於去職，在過去12年來他一直穩穩掌控著自「火藥陰謀」（the Gunpowder Plot）以來英國最動盪不安的年代。諾斯勳爵早就想放棄這個職位了，或許現在不免有些矛盾，但他終於辭職了。反對黨政府上台了，這其中包括羅金厄姆、舍爾伯恩、福克斯和小皮特。4月25日，內閣同意就和平條款進行談判，且不許否決獨立。 與此同時，聖徒之戰讓英國人群情激昂，甚至驚擾了霍勒斯·沃波爾爵士的清夢。他——表達了輝格黨人對羅德尼的看法——抱怨說他的窗戶被鬧哄哄的遊行人群打破了，「都因為那個虛榮的傻瓜羅德尼不惜麻煩地擴大了戰績」。聖徒之戰對法國海軍聲譽所造成的傷害確保了法國人不會再去美洲進一步支援華盛頓，加之羅德尼重新為英國人贏得了自信，這使得英國人在和平談判時重新又挺直了腰杆。而美國人的腰杆也挺直了，因為荷蘭正式承認了美國獨立。荷蘭各省先是很謹慎地一個個地投票，接受亞當斯作為美利堅合眾國公使的委任，而聯省議會於1782年確認了投票結果，荷蘭成了繼法國之後第二個正式承認美國的國家。一個英國談判代表——並非著名政治人物的名為理察·奧斯瓦爾德（Richard Oswald）的自由黨蘇格蘭商人——被選擇派駐大陸會議。各種棘手的問題千頭萬緒，多如亂麻，很難處置。與加拿大及其西北部地區、佛羅里達及其南部的西班牙地區的疆界問題，如何對待親英派分子這樣的老問題，以及印第安人的關係問題，貿易權問題，軍事行動對土地和財產所造成的種種破壞和廢墟等——這都需要無休止的商談。在1782年11月30日簽訂了初步條約後，有關未盡事務的商談被移至巴黎，富蘭克林和約翰·傑伊（John Jay）代表美國參與談判。他們之間本來就有分歧和爭論，而這由於他們在大陸會議中所隸屬黨派的不同而更形嚴重，結果這使得談判變得無比漫長，韋爾熱納還試圖讓談判條款有利於法國，因此和談所費時間更多了。由於這諸多困難，相關討論又延續了10個月。正式表明終止敵對活動並承認美國獨立的條約定稿是在1783年9月3日才簽署的。 甚至到那時，這個新國家也還沒有經歷完分娩的陣痛，完全誕生。要把利益和習慣差別很大的13個殖民地——情況並不比荷蘭好多少——締造為基於穩定財政基礎，有單一主權和共同認可的法律的統一民族國家，其道路之曲折崎嶇並不亞於革命本身。在克服了重重障礙並化解了各種紛爭之後，這個曾經多次由於激烈的爭執而幾乎瀕於破碎的年輕國家終於生存下來，成長為聯邦，並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在它的成長過程中，它有種種缺點和不足，然而考慮到它體格如此之大，資源如此之豐富，更兼它有新移民那種背井離鄉遷移到陌生他鄉的韌性，毫無疑問，它將來必然會成長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 在簽訂這個和約之前很久，早在1777年時，當雙方敵對情緒還很強烈、英國正忙於封鎖美國海岸各個港口的時候，曾經第一次接受鳴放禮炮禮遇的「安德魯·多利亞」號，在德拉瓦被它的船員放火燒毀，以免落入英國人之手。它在海軍第一中隊的友艦、曾一同首次參戰的「哥倫布」號和「普羅維登斯」號亦遭遇同樣的命運，為避免落入敵人之手，被船員燒毀或炸毀了。在費城第一次升起大陸旗的「卡伯特」號和「阿爾弗雷德」號被英國人繳獲。「普羅維登斯」號在美國海軍最初建造的幾隻艦船中存在時間最長，1779年在緬因的佩諾布斯科特（Penobscot）被毀。最初於1775年組建海軍中隊時，有人說這是「世界上最異想天開的想法」。現在這些艦船化為木板，散落在德拉瓦河岸、納拉干西特岸邊和切薩皮克灣內，這些被燒焦的殘存物透出了人事無常的淡淡悲哀。 還有一種個人的悲哀困擾了華盛頓一生，那就是他一直沒有自己的孩子可以繼承他的事業。他沒有意識到，獨立自主的美國本身便是他的孩子。但是他對美國的未來充滿自豪和自信，就像任何一個生了有出息的兒子的父親一樣。在1783年6月《致十三州總督公開信》（Last Circular to States）中，華盛頓對美國的未來歡欣鼓舞——儘管今天回過頭來看不免讓人黯然神傷，他說，美國「似乎是上蒼專門為了展示人類的偉大和幸福而造設的。上蒼給了美國極佳的締造善政的機會，這超越了任何其他祝福，足見上蒼對美國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眷顧，因此它必將成長為一個對整個人類有良好影響的國家」。 在他的引召下，19世紀的歷史學家，進步的信徒，將其國家的歷史描寫為穩步向自由邁進的歷史。先是贏得獨立戰爭，這被視為民眾自發軍事行動歷史上的卓越成功，而由此締造的國家則被視為遵照上帝的旨意，建立一個政治上體現正義、平等和自治的模範國家。到了20世紀末，我們看見那個可以讓人引以為豪的政治設計已經變得讓人悲哀：背棄公平原則把美洲本土印第安人從他們的故土上趕走，踐踏平等原則歧視那些膚色、信仰不同的人民，統治權則並沒有交給那些良善之人，而是給了一小撮齷齪的竊賊，他們無能而貪腐，雖然偶爾亦有實幹家和期盼改良的夢想家點綴其中。 自「安德魯·多利亞」號上的大陸旗受到鳴放禮炮的禮遇後的兩個世紀中，美國歷史上值得慶賀者約有數端：為其他國土上渴望呼吸自由空氣的人開啟避難所的大門，為改善勞動條件立法，為保護和支持窮人採取措施。然而，華盛頓認為「必然由美國主權」而導致的「人類福祉」並未出現。2000年來人類的侵略、貪婪和權力的瘋狂——這一切已抹殺了費城那個歡樂夜晚的喜慶，提醒著我們，「改良」的步伐何其緩慢，而華盛頓、格林、摩根和那些在嚴冬幾乎衣不蔽體、「連一片破毯子也沒有」的士兵們為之浴血奮戰的東西，經過我們之手，變得何其庸劣不堪。 如果克雷夫科爾（Crèvecoeur）活在今天，再次提出他那個著名的問題：「美國人，這個嶄新的美國人，究竟是什麼人？」他會有怎樣的發現？他曾經嚮往的那個存在於新世界的自由平等的新人僅僅偶爾可見，儘管相對於在其他被顛覆的社會而言，產生這種新人的條件出現在美國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在法國，這種新人並未被賦予自由、平等和博愛；當俄國人推翻沙皇后，這種新人並未擺脫壓迫。革命所造就的是別的人，並非新人。「在真理與無盡的謬誤」之間，物種所受到的束縛方是永恆的。這便是地球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