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聲禮炮 · 第十章 「一場成功的戰鬥可以讓我們贏得美洲」

如果說法國人並未認識到自己支持叛軍的意義，那麼總的來說，英國人也沒有意識到他們與美洲殖民地的爭鬥在歷史上留下了或者將要留下怎樣的印記。他們僅僅把它看成是殖民地忘恩負義的人們的一場起義，必須藉助武力鎮壓。對於那些具有更宏觀的世界視野的人來說，這是針對法國的霸權之爭。 從意識形態上說，永無休止的或左或右的鬥爭，使得這場叛亂被視為對社會秩序的顛覆，美國人則被視為「平等主義者」。一旦他們成功了，將會引發愛爾蘭或者其他地方的革命運動。英國政府及其支持者則與輝格黨和激進分子正相反，自認為在捍衛自己的權利和特權，為生存而戰，理應得到歐洲的支持而非敵視。當時的法國和西班牙都是敵手，荷蘭即將成為另一個敵手，「中立聯盟」很可能將成為海上主權的爭奪者，歐洲不支持英國，反而積極支持美國人，這被認為是自取滅亡；如果美國人贏了，歐洲將在自己的大地上聽到激進分子的腳步聲，聽到「自由！」的吶喊聲。 所有人當中，倒恰恰是老打瞌睡、老是因自己無力應付局面懇求國王讓他辭職的英國首相諾斯勳爵，察覺到了自己國家與殖民地所陷入的爭鬥的歷史關聯，以及美國如果取得勝利的歷史影響。他預見到：「如果美國成長為一個獨立的帝國，那麼它將給全世界的政治制度帶來一場革命，如果歐洲現在不支持英國，那麼終有一天它會發現自己被充滿民主狂想的美國統治了。」 華盛頓先生的部隊（英國人不願意放下身段管他叫「將軍」）正面臨譁變，極度缺乏供給，這顯出一絲希望，表明美國革命正在顯出頹態，他們不僅缺少物資和錢財，而且缺乏新兵。柯林頓對此感到振奮，安慰自己說：「我有的是希望，而華盛頓只有恐懼。」從邏輯上說他是對的，但若他是一個不偏不倚的觀察者，恐怕也沒有多少可感到振奮的東西，因為「希望」無非是為柯林頓的不作為又多找了一個理由，而對華盛頓來說，「恐懼」也不過是有待克服的一個因素罷了。 英國那些操控戰爭的人對自己軍事上的優勢非常肯定，故而他們確信叛軍必將屈服求和。正如國王的主要謀臣傑曼勳爵所表述的，「叛軍在所有方面都不值一提……而我方的優勢又如此之大，無論他們怎樣抵抗，都無礙於我們迅速平息叛亂。」如此泰然自滿，自然容不得別的想法。對叛軍儘早崩潰的期待，還因為現實上的迫切需要而變得強烈——因為儘管英國人洋洋得意，但是其資源早已捉襟見肘：招募新兵很難，食物很糟，錢餉很少。英國人死死抱住這樣一種想法：只要把戰爭繼續下去，美國人最後只能投降。大陸會議的權威將不復存在，公眾輿論也會傾向母國。他們最深信不疑的是，美國人很快就將面臨財政崩潰。默里將軍從米諾卡寫道：「我認為，和我們一樣，敵人也對這場戰爭的代價無法承受。」一個對此有所懷疑的平民——與沃波爾通信的賀拉斯·曼，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除非對在美洲或歐洲的法軍予以致命打擊，否則叛逆的殖民地的堅韌不拔和法國的榮譽感會將戰爭延續下去，把我們拖垮。」喬治三世本人並不認為會有這樣的結局，他堅信勝利已經近在眼前，真正忠誠的人民即將挺身而出，再予以一兩次重擊，叛軍就會土崩瓦解。 導致雙方預期都出現偏差的是法國的干預。1780年，美國革命陷入最低潮，促使法美共同謀劃，以期革命能夠繼續並堅持戰鬥。華盛頓向法國要錢、要兵，尤其要海軍的支持——儘管德埃斯坦戰役的結果很是令人沮喪。他堅信，如果不能掌控海岸和海上的自由通行，那麼美國人就無法取勝，唯有如此才能夠擊敗英國。英國在美國張開的弓形陣勢的支點是紐約和弗吉尼亞，而切薩皮克灣有很長的海岸線向大西洋開放，因為美國人控制了兩地間的賓夕法尼亞和新澤西，所以紐約和弗吉尼亞之間的通訊，只能通過水路。英國人也不可能通過陸上獲取生活物資，因為當地居民對他們懷有敵意；他們在美國的供應和部隊調遣要依靠水路運輸，有賴於其對港口和港灣的控制。如果能夠阻截他們，或者把這些港口和港灣從他們手中奪過來，那麼英國人就要挨餓了。實際上，後來在談及自己擔心在海上優勢會輸給德埃斯坦的這個階段時，柯林頓說道：「陸軍曾有三次面臨挨餓的危險。」如果這種說法是言過其實、擔憂過甚的話，這大約是他在戰後為自己辯解時哀嘆事事都不如人意罷了。 反之，只有當美國人能夠自由利用水上運輸的時候，他們才能夠運輸反攻所必需的部隊。這就是華盛頓堅持有海軍優勢的原因。他向大陸會議前主席之子、正準備出使法國的勞倫斯上校（Colonel Laurens）解釋，「如果我們掌握了制海權，得以阻截來自歐洲的常規物資」，那麼英國就無法維持「在這個國家的龐大軍隊」了。「如果在這些海岸持續地占據優勢，那麼敵人會立即陷入防守的境地。」占據海軍優勢，「再加上資金方面的資助，這足以讓我們把戰爭轉為積極進取的進攻戰」。華盛頓想進攻紐約，這是英國在美國的軍事基地。他相信，重新從英國人手中奪取長島和曼哈頓將會是致命一擊。然而，紐約入口處的桑迪胡克吃水淺，這個障礙之前已經阻擋了德埃斯坦的道路，加之切薩皮克灣更方便進入，且地域開闊，方便作戰，因此他的法國盟友羅尚博和他意見相左，認為在切薩皮克灣發動戰役更切合實際，效果亦更好。此外，這裡康沃利斯統率下的英軍是此戰最具活力和威脅性的敵人。 華盛頓和部隊中的其他將領，都非常希望由美國人民為自己的事業戰鬥，然而令他們極為沮喪的是，就可以感受到的民眾支持而言，這個國家表達愛國主義的形式未免太過於怯懦。在福吉谷，華盛頓曾經痛苦地承認，由於缺乏供給，他部隊中的有些士兵「連一點兒毯子也沒有」，只憑藉他們「腳下的血跡，就可以把他們從懷特馬什（White Marsh）一直追蹤到福吉谷」。1780年夏，為發動新戰役募集新兵時，招募的最後期限已過去了6個星期後，才有不到30個應徵者零零散散地晃進指揮部。那些志願參加戰鬥的民眾們，一旦看到這裡的匱乏比自己家裡還要嚴重，往往選擇逃之夭夭，而不是同甘共苦。他們並無太大熱情加入穿著破舊、骨瘦如柴的大陸軍。同樣的，農民們也不情願提供運輸物資供給所需的車子和人手。 自德埃斯坦的行動失敗之後，部隊情況開始惡化。士兵抱怨大陸會議不給他們發餉，相互間為了軍階高低而爭吵不休，有時甚至威脅要辭去軍職。就連最堅韌不拔的格林將軍——當時已是陸軍軍需兵司令兼軍需局局長（Quartermaster General）——也憤憤不平地抱怨大陸會議給他的餉「還不夠給他塞牙縫的」。在為重新奪回薩瓦納制訂進攻計劃時，他對大陸會議的失職怒不可遏，連他也想辭職。 在福吉谷經歷了一個嚴酷的冬天后，1781年元旦，賓夕法尼亞部隊又在莫里斯敦經歷了第二個嚴冬。饑寒交迫的部隊飽受睏乏之苦，缺乏糧餉，看到那些自己過得舒舒服服的民眾卻不為所動，不禁怒火中燒。他們缺少衣物，缺少製鞋用的皮革，缺少運輸用的馬匹和車輛，所有部隊都缺少肉、麵粉和彈藥，兵力缺乏，士氣低落，又得不到自己國家的支持，這種種困難讓部隊幾乎無法支撐，難以為繼。將領們報告各種匱乏的信件堆積在華盛頓的辦公桌上。即使供給有了著落，也常常因為缺少運輸工具，無法被運到飢腸轆轆的連隊那裡。部隊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訴求：譁變。同樣飽受睏乏之苦的康乃狄克和新澤西的部隊也與賓夕法尼亞的部隊一道行動，但最終沒有爆發，因為為了殺一儆百，兩個來自康乃狄克的士兵被處決了。在譁變之前不久的1780年，華盛頓曾經坦承：「我幾乎已經不再抱有希望。整體而言，這個國家連對與自己利益攸關的事都這樣漠不關心、麻木不仁，我幾乎不對局勢的改觀抱有奢望了。」 法國卻積極籌備以讓局勢有所改觀。法國外長韋爾熱納雖不樂意接受美國人的開導，但還是被約翰·亞當斯堅決的主張影響了——唯有海軍力量方能最終決定美國戰爭的結局，而法國花費兵力奪取西印度群島的產糖島嶼，圍困直布羅陀，或者集結攻擊力量入侵大不列顛都將是徒勞的，因為只有在美國才能擊敗英國。出於同樣的意圖發自大陸會議的請求也在產生效果。喬治·華盛頓親自給法國駐美公使拉盧塞恩（La Luzerne）致函，強調海軍占據優勢之必要性，請求法國派遣艦隊前往美國。1780年7月，在德埃斯坦的繼任者特耐的統率下，作為先遣隊的7艘法國主力艦抵達紐波特港，帶來了一個人和一支小規模的登陸部隊，他們將成為最後戰役的關鍵盟友。這個人便是讓·巴蒂斯特·羅尚博將軍（General Jean Baptiste Rochambeau），時年55歲。他帶來了三個團，其統帥為克勞德-安·德·聖西門侯爵（Marquis Claude-Anne de Saint-Simon），他的表弟亨利·德·聖西門伯爵（Count Henri de Saint-Simon）後來成為法國社會主義的締造者。這兩人均與著名的路易十四的宮廷史官聖西門公爵（Duc de Saint-Simon）有親屬關係。這位年輕的侯爵志願率領自己的部隊來美國助戰，服從羅尚博的調遣。他的部隊當時駐紮在西印度群島的聖多明各，租借給西班牙。這支部隊可謂雪中送炭，但因為英國對紐波特海域實施封鎖，部隊只能無所事事地在島上待了近一年。由於沒有陸上運輸工具，華盛頓無法利用這支部隊。沒有運輸工具，華盛頓也無法發動攻勢，而他很明白，僅僅靠防禦戰是無法取得勝利的。羅尚博的部隊有足夠的錢購買食物，就待在紐波特吃吃喝喝，跟女人調情，但在軍事上完全是個空白——不過這種局面不會永遠繼續下去。 羅尚博個子不高，身體粗壯，性格隨和，軍事經驗豐富，後來證明是個理想的盟友、堅強的支持者和忠實的夥伴，願意服從總司令的指派，但又不唯唯諾諾，不願做一個僅僅滿足於俯首聽命的副手。他有自己的想法，隨時準備著也有能力將這想法付諸現實。儘管他與長官偶有激烈的爭執，但他受到自己士兵的尊重，且能維持嚴明的軍紀。儘管面臨匱乏，在即將展開的聯合戰役中還不得不與語言、習慣不同的美國人密切接觸，但是他們的合作沒有出現嚴重的摩擦。在關鍵時刻，法國士兵秩序井然、紀律嚴明地在美國土地上行進，其狀態之佳，無論英國兵還是美國兵都難以望其項背。 在羅尚博的部隊中有洛贊公爵（Duc de Lauzun），此人系羅德尼在巴黎的那位恩人的侄子，出手闊綽，他不久後在約克鎮戰役中證明了自己是位衝勁很足的鬥士。在紐波特，他「和美國人相處得非常融洽，因為他極富魅力的風度」——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這是指他大手大腳的習慣。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法軍離開布雷斯特時，承諾的運輸工具中只有一半到位，「這迫使我們留下了一個旅的步兵，1/3的大炮，還有我自己那個團的1/3的人員」。顯然，自前一年那次進攻搞砸了以後，法國海軍的管理並無進步。洛贊的這本回憶錄寫了他在新世界的冒險活動，這涉及締造一個新國家的革命，但最有意思的是，這本回憶錄沒有對他所參與的這場歷史性事件、這個國家、人民或戰爭政治的任何想法、觀察或評論。由於洛贊被視為為法國朝廷增光的年輕人的典型，因此他可能反映了他所屬的階級、類型以及導致他們滅絕的那些特徵。也許我們有點兒小題大做——他不過是對自己生活中的輕重主次有牢固把握的一個人罷了。回憶錄的上半部充滿了對他私情的描述，那是他在革命前最後的貴族生活。在140頁的篇幅中，我們看到他如數家珍地提到他的那些情人，她們怎樣與他初次見面或者比較熟悉後便「對我產生了明顯的好感」，他寫下每一個名字，絲毫不顧及這些人的身份、家庭或丈夫。在復辟時期——正是流亡國外的貴族們希望展示自己的道德和生活多么正派的時候，此書一經發表，立即造成巨大轟動，其真偽問題引起了兩個重要評論家——塔列郎（Talleyrand）和聖伯夫（Sainte-Beuve）的憤怒爭論。在當時，對這本書感興趣的大約只有那些認識書中提到的女士的人，或者那些女士曾經寵幸的人，而對於後世的人們來說，這本書早已是明日黃花，只是一個空殼，留下當時壯麗海面的一絲漣漪而已。 8月25日，華盛頓從羅尚博那裡得到了由法國快速帆船帶來的一個消息：原來指望法國第二艦隊可以支援南方的拉法耶特和格林，但是該艦隊在布雷斯特遭到阻攔，最快也要在10月份才可能抵達，到那時，部隊早就消耗完那個地區所能提供的物資了。聽到這個消息，就連有鐵一般的意志、飽經憂患的華盛頓，也在給他兄弟塞繆爾的信中流露出失意。「非親臨現場，誰都無法體會我的窘境，也無法想像在我們所處的情況下，部隊竟然還能夠支撐下去。」此後不過幾天，便傳來了南卡羅來納卡姆登（Camden）大敗的消息。這場失敗使得弗吉尼亞可能面臨來自南面的進攻。華盛頓只能勉為其難地挽救危局。他從馬里蘭派遣了一個團趕赴格林那裡，同時鼓起勇氣，在哈特福德（Hartford）與法國盟友會談，商量制訂相關戰役計劃。 抵達紐波特之後，特耐和羅尚博由羅得島（相距100英里）出發，通過康乃狄克於9月20日到22日到達哈特福德的會面地點。華盛頓這次帶上了年老但很可靠的亨利·諾克斯將軍（General Henry Knox）。諾克斯曾經是波士頓的書商，後來成了一名炮兵軍官，曾經把在提康德羅加戰役中奪取的大炮拽過溝溝壑壑，翻山越嶺，最後在1776年用這些炮把英國人從波士頓趕了出去。誰都沒有帶來什麼好消息。拉法耶特剛剛從南方的戰場過來。1780年8月，就在查爾斯頓陷落後僅僅三個月，美國人在卡姆登遭受慘敗。在這裡，好鬥的康沃利斯勳爵將軍發動戰役，準備收復整個州。康沃利斯在卡姆登狠狠地收拾了蓋茨將軍（General Gates）。蓋茨乃薩拉托加之戰的英雄，後來參與了康韋陰謀（Conway Cabal），散布了種種敗壞華盛頓名譽的流言，企圖迫使華盛頓辭職並取而代之。華盛頓自知無可替代，拒絕辭職，卻未能阻止大陸會議中那些心懷不滿的人成功任命蓋茨為南部指揮官。在卡姆登之戰中，由於蓋茨指揮失當，美軍有800人陣亡，1000人被俘。更為尷尬的是，他們的指揮官倉促離開，撤退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戰鬥當晚就逃了70英里，到達夏洛特（Charlotte），而且並未止步，繼續逃到山區的希爾斯伯勒（Hillsboro）。根據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一份陳述，膽怯的蓋茨在逃跑過程中，在三天半的時間裡跑了180英里。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完成這個距離簡直是不可思議，即便是換乘新馬接力也不大可能，撤退時也不可能準備換乘的馬。不管真實情況到底如何，這番可恥的撤退讓蓋茨顏面盡失，無法再待在軍中了。官方曾經下令對他展開正式調查，但是後來不了了之。 勝利者把英國人的枷鎖牢牢地套在南卡羅來納後，便開始向北通過北卡羅來納朝弗吉尼亞前進。弗吉尼亞別稱「老自治領」（the Old Dominion），系南方最富裕的州。該州的中部有切薩皮克灣切入，按照康沃利斯的想法，可以在此阻止南部的富饒資源流向北部，通過這致命一擊終結戰爭。他喜歡說的一句口頭禪是：「一場成功的戰鬥可以讓我們贏得美洲。」戰爭雙方的所有指揮官都受到這種蠱惑：企圖畢其功於一役，結束這場無休止的痛苦戰爭。 結束一場戰爭是件困難而微妙的事。哪怕是聰明的統治者——假如有這樣的統治者的話——也常常發覺自己無法終結一場戰爭，即便他們很想如此。雙方必須同時並同樣程度地確信戰爭目標無法實現，或者不值得讓國家付出如此代價。確信程度必須相當，因為如果任何一方感到自己占了一點兒便宜或吃了一點兒虧，這一方就無法提出對方能接受的條件。在14世紀法國和英國所捲入的百年戰爭中，雙方均想停戰，但卻不能，因為擔心失去權力和地位。戰爭加深了他們彼此間的仇恨和不信任，使他們不願意商談。在1914－1918年那場傷亡慘重而又徒勞的戰爭中，除非某一方獲得勝利，否則不可能通過談判結束戰爭，因為這場戰爭代價如此之高，任何一方都覺得必須給自己的人民帶來什麼好處才能有交代——這個好處可以是領土、海港，或者工業資源。兩手空空地回去可能導致國內對統治者的反抗——或者至少會使統治階層失去職位和社會地位，比如1918年被推翻的德皇和霍亨索倫家族。普通的士兵並非統治者，他們無須為丟掉王位或職位而擔心，那麼當他們飢腸轆轆、衣不蔽體的時候，為什麼還要繼續戰鬥？答案很複雜，有很多因素：因為他們認同戰爭目標；因為開小差或譁變會被處以極刑；因為戰友的情誼；因為假如他們離開部隊將無處可去，也無法回家。統治者放棄實現自己所宣揚的戰爭目標，就相當於承認自己和支持者的無能——這無疑就像要駱駝從針眼中穿過一樣難。除非遭遇徹底的失敗，否則美國革命的領導者會放棄為自由和獨立而戰嗎？或者英國國王和大臣們會放棄對自己帝國的控制嗎？答案很可能是：「萬能的上帝啊，還是不要這樣吧！」於是，美洲戰爭雙方都在勝利和「致命一擊」那微弱曙光的激勵下繼續戰鬥。 在奪取查爾斯頓後，柯林頓帶著不太常見的樂觀情緒，在寫給政府的信中說：「再發動幾場加強的攻勢，那麼從這裡到哈德孫河之間的地區就都屬於我們了。」在倫敦，傑曼受到這種情緒的感染後也說道：「再有一場戰役，南方各省即可悉數收入囊中。」不管戰事有怎樣的起伏，他一直相信鎮壓叛亂輕而易舉，英國戰略家們這類想當然的假設，純粹是由於他們對美國人完全缺乏了解。他們不相信那些未經訓練的農夫和樵夫——特倫頓的一位僱傭軍軍官所說的「這些鄉巴佬小丑們」，能夠與訓練有素的英國和傑曼職業軍人相抗衡。他們忘了那些為信仰而戰的人還有別的武器。訓練水平通常可以用來衡量作戰效果，但這次是例外。 美國人的作戰風格是導致英國人一直低估叛軍的主要原因。這些美國人穿著暗色的手工紡織粗布或者綴有邊飾的印第安人緊身短上衣，躲在牆體或樹後面射擊。這與歐洲士兵形成了鮮明對照。歐洲士兵身著顏色鮮艷的制服，非常注重外觀整潔，以嚴整的隊列行進、射擊或被擊中。自打出第一槍的萊克星頓開始，直到通往波士頓的道路上，到處都是被射殺的英國兵。射出的子彈來自藏在石牆後面的民兵，而不是訓練有素的法國國王的（或者約克公爵的）士兵——像那首童謠唱的，4萬名士兵整整齊齊上了山，又整整齊齊下了山。那時起，就改變了農民——雖不能說野蠻人——無法應對歐洲步兵的印象。在萊克星頓之戰後不久，英國人整整齊齊地登上了邦克山（或布里德山），然後遭受重創的英國兵又整整齊齊地下來了，顯然他們還沒有改變對美國兵的看法。 儘管美國的打法有種種優勢，但在哈特福德會談時，前景卻非常暗淡，羅尚博很悲觀，拉法耶特就更不用說了。自查爾斯頓陷落後，美國的聲譽大減，加之有關卡姆登及大陸會議財物狀況惡化等「極為不利」的消息，拉法耶特對「此次戰役」的預期極低。他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說：「我們的士兵比以往更加缺乏衣服、帳篷和車輛。」「假如能夠找到運輸工具的話」，亟須給他們運送給養，「如果無法做到，就儘可能通過可以航行的河道往北面運送物資」。他的報告自然無法讓人感到振奮，但是前方的目標使他們沒有陷入沮喪。哈特福德會談的主要參與者是華盛頓和羅尚博這兩位指揮官。他們互相試探，看看在哪些方面可以或不可以建立夥伴關係，並探討在何處可以協同作戰。羅尚博是個經驗豐富的戰士，而華盛頓僅憑他的人格就能受到別人的崇拜，這樣的兩個人自然很容易相互敬重，但制訂協同作戰計劃就沒有那麼容易了。他們一致認為，如果要進攻華盛頓最期盼的目標紐約，必須要法國人協助控制附近的水域才行，但僅靠特耐的分隊無法完成控制。此外，羅尚博無法提出確切的作戰計劃，因為他接到指令說，法國艦隊和陸軍必須協同作戰，因此在增援的法國海軍到達之前，他認為自己有義務繼續支持特耐駐紐波特的部隊。直到一年後，接替去世的特耐的巴拉斯（de Barras）率領第二支法國陸戰部隊到達，與他同時到達的還有一支法國艦隊，這給美國人提供了他們所亟須的海軍力量，最後贏得這場戰爭的大膽的海陸包抄計劃才得以形成。 但是，這位美國將軍的頭腦里還是執著於紐約。羅尚博提出的另一個方案是在切薩皮克灣地區發動戰役，切斷來自南部的英軍的威脅。但是華盛頓不喜歡這個方案，他認為法國士兵會因為忍受不了弗吉尼亞炎熱的夏季而生病，他自己那些來自新英格蘭的士兵也對南方抱有偏見，因為那裡有蛇、高溫和蚊子，還懷疑南方的氣候不利於健康，甚至是有毒的，極易引起發熱。當時的人們對導致發熱的病菌和感染尚不了解，因此發熱成了一種統稱，可能包括瘧疾、肺炎、黃熱病、傷寒、斑疹傷寒和痢疾。這些在弗吉尼亞流行的疾病與其說與氣候有關——人們總喜歡將疾病歸咎於氣候——倒不如說與沼澤、蚊子和軍營里士兵們不衛生的生活條件關係更大。在18世紀，每10個死者中就有8個被歸咎於「發熱」。 將部隊運送至弗吉尼亞需要經過大約500英里的旅程，這都要靠步行完成，因為唯一可資利用的海上運輸工具，是路易·德·巴拉斯伯爵上將——現在那裡的法國海軍司令——所統帥的一支由8艘艦船組成的艦隊，但紐約附近英軍的艦隊力量太強大，巴拉斯拒絕沿著海岸往弗吉尼亞運輸裝滿士兵的運兵船。華盛頓認為陸上行進太危險，代價太高，部隊很可能由於疾病和開小差而減員1/3。他還認為，只要英軍仍保持對弗吉尼亞海岸附近水域的控制，那麼發動這場戰役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他相信，如果對紐約發動進攻，就能牽制英軍，迫使柯林頓從南部調遣部隊過來，這樣就可以緩解拉法耶特的壓力，比直接支援他更有效。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在情感上，華盛頓對紐約割捨不下，因為他正是在紐約遭受了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大敗，那是在長島之戰早期，這次大敗使他一直渴望能奪回這個城市。根據盟約，華盛頓為總司令，羅尚博應服從他的命令，因此最後的決定權在華盛頓身上。不過羅尚博雖為人隨和，卻也很有謀略，他很清楚必須支持自己的側翼。不久，在他的勸導下，法國駐美公使拉盧塞恩、巴拉斯和其他人都接受了羅尚博的意見，在他們寫回法國的信函中極力主張在切薩皮克灣發動戰役的種種好處。 切薩皮克灣是什麼地方，為什麼受到如此關注？大切薩皮克灣包括弗吉尼亞的海岸線，沿大西洋往馬里蘭和新澤西方向延伸200英里。這裡有很多通向歐洲的門戶，並有很多面向陸地的港口和入海口，可以直通內陸，它是通往這個國家南部地區的最為開闊的入口。該灣上游水系距離靠近費城的德拉瓦河還不到20英里，因此它是南方與中部大西洋各州連接的天然水道，形成了一個康沃利斯認為必須切斷的戰略性瓶頸。 自奪取查爾斯頓後，英軍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南方，使南方地區成了重要的戰爭中心地帶。人們相信，這個地區殖民地人民對英國人的忠誠度如何，將決定英國是否能重新獲得整個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忠誠。如果南方人民的人心向背有指示意義的話，那麼這意味著遙遙無期的等待。受命統治被占領的查爾斯頓的鮑爾福上校（Colonel Balfour）在報告中說，南卡羅來納的「背叛」「如此普遍，以至於除了減少其人口這種辦法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辦法」。鮑爾福的極端解決辦法反映了親英分子的態度，他們在與愛國者的衝突中體會到了內戰的殘酷，而且在相互的爭鬥中孕育出日益深切的對反叛的敵視。 從戰略上說，南方作戰的意圖是奪取該地區叛軍的資源以及可以和歐洲通商的大西洋港口。最激烈、時間最長的戰鬥就發生在那裡，親英分子參與了對農村人民及資源的毀滅性襲擊。英國人對美國反叛者針鋒相對，無論是對美國將領納撒尼爾·格林、人稱「沼澤之狐」（the Swamp Fox）的弗朗西斯·馬里恩（Francis Marion），或者綽號「老車夫」（the Old Wagoner）的「不可戰勝」的丹尼爾·摩根（Daniel Morgan）——「老車夫」的綽號來自25年前，他19歲時，曾經在布拉多可針對法國人和印第安人發動的那場失利的戰役中負責駕馭一輛提供給養的車子。南部的交戰從不占領領土，因為戰爭目的主要是為了摧毀叛軍的武裝力量和戰鬥力，而非為了奪取領土。所有進攻性戰役之目的無非兩個：摧毀人力和奪取領土。有史以來——或者說自有戰爭以來，這兩種說法反正是一個意思——達成第一個意圖的方法除了殺害對方士兵，還包括摧毀支撐對手的資源：食物、房舍、交通、勞力以及購買這一切所需的財物。由於掠奪、焚燒和整體摧毀，使占領變得非常困難，而且正如鮑爾福上校隱隱感覺到的，這些行徑無助於英國達成重獲美洲殖民地人民效忠的大目標。儘管如此，英國仍然在南方看到了他們取得最後勝利的機會，因為他們非常肯定，那裡大致忠誠的民眾必將在未來某個時刻為了王冠而挺身而出。 負責統帥南線戰事的是位咄咄逼人的將軍、第二代康沃利斯伯爵查爾斯，他位居駐紐約的亨利·柯林頓之下。柯林頓與他性格迥異，謹慎且游移不定。兩人互無好感，這削弱了英國陸軍和海軍的指揮。在美國革命的整個進程中，每個人都對某個別人心存怨恨，而在這個事例中，怨恨不但導致相互間的厭惡，而且使得雙方在政策和目標上出現了分歧。 南線戰場 柯林頓是個固執的保守分子，對得到的東西一定要緊緊守住不放，這裡指的是他在紐約和查爾斯頓的基地，尤其是紐約，他的全部精力似乎用在了防守紐約上。康沃利斯則是個積極進取的人，他認為查爾斯頓是守不住的，除非穩穩掌握其腹地南卡羅來納，而要征服整個南方，就非奪取弗吉尼亞不可——親英派報紙把它形容為「富饒繁榮的弗吉尼亞」。作為一名貴族，康沃利斯的社會地位較高，柯林頓則沒有這種優勢。康沃利斯很頑固，野心勃勃地想得到晉升，他受到自己部隊的敬愛，因為他是個勇敢的鬥士，像法國騎士巴亞爾（Bayard）一樣「無所畏懼、不怕非議」（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士兵們還認為他是個像慈父般的指揮官，對他們的生活非常關心。柯林頓認為這個下屬桀驁不馴，自己較低的社會地位也無法約束他，並疑心他正在四處活動，試圖取代自己。因為柯林頓老是說自己要辭職並將職位讓給康沃利斯，康沃利斯也已經得到了成為柯林頓繼任者的休眠任命（dormant commission，這可以避免一旦總司令有什麼意外，可能由某位傑曼將軍接任的局面），誰會繼任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了，但是這對柯林頓還是有妨礙的，因為他覺得自己無須為繼任者制訂計劃。 從他們交往伊始，柯林頓就疑心康沃利斯會自行下達指令。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對這樣的人不可能熱絡起來。」他覺得康沃利斯受到傑曼的青睞，相形之下，自己受到了冷落。他向傑曼抱怨說：「我被忽視了，受到了不公平對待。所有人的意見都可以採納，除了我的以外。誰的計劃都可以採納，除了我的以外……我不得不按別人的計劃來行動。」康沃利斯則因為柯林頓做出的決定模稜兩可、經常推諉並推遲計劃而惱火。他請求國王准許他辭職回國，喬治三世的想放棄職位的又一位裨將。這個請求被拒絕了。同一戰區的將領們互不信任，這對於指揮來說絕非吉兆。 在歷史發展的軌道中，個人有時會對歷史進程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正如經濟或天氣等更大的客觀因素一樣。康沃利斯勳爵就是一個這樣的人物。他在議會的席位代表薩福克郡（Suffolk）的艾易區（the Borough of Eye），他的家族自14世紀以來就開始時斷時續地在議會代表該區。他和喬治三世一樣，都出生在1738年。從伊頓公學畢業後，他由於顯示出軍事方面的才能，得到委任成了擲彈兵近衛團（the Grenadier Guards）的一名少尉。他18歲與自己的導師——一位普魯士軍官——在歐洲遊學時進入當時歐洲最好的都靈軍事學院（the Military Academy of Turin）學習。在義大利的寬鬆氛圍中，軍校開設的課程往往很有意思，與切身專業主題無關。早上7點到8點上舞蹈課，據說是為了讓學生從睡眠中清醒過來。之後根據勞逸結合的原則，從8點到9點是德語課，9點到11點是早飯時間。軍事教育從11點到12點，占一個小時，此外下午還有兩個小時的數學，以及從3點到5點的築城學。到了5點又是舞蹈，去歌劇院看演出，直到晚餐。每周有兩天時間，學生必須在薩丁國王的朝廷里執勤。都靈原屬西班牙，之後又屬於法國，是薩丁尼亞國王居住的地方，後來他的王室稱號傳給了薩伏伊（Savoy）公爵，在義大利統一戰爭期間的1860年又由公爵傳給義大利王室。 雖然這種軍事學習未能在科學或戰爭藝術方面對學員有深入指導，但是對培養軍事人才的紳士風度卻大有裨益。在擲彈兵近衛團服役期間，康沃利斯曾作為不倫瑞克親王斐迪南（Prince Ferdinand of Brunswick）的盟友參與「七年戰爭」在歐洲大陸的局部戰役，對戰爭產生了濃厚興趣。1762年，他在父親去世後繼承了爵位。在那年回到英國接替在上院的席位時，他的立場讓人驚詫，因為他與「輝格黨」站在一起，而「輝格黨」為反對黨，極力反對國王及政府對蠢蠢欲動的美洲殖民地人民採取威懾政策。是優雅的都靈軍事學院課程影響了他的選擇，還是他天性如此，抑或是受到好友輝格黨領袖謝爾本勳爵（Lord Shelbourne）的影響，已經不得而知了。雖然從表面上看，他屬於正統的近衛隊軍官，但實際上他的個性有頗多矛盾之處。儘管他支持輝格黨，但各方面的行事還是很得體，成了自己團隊的上校，又成為國王的隨行參謀。並沒有記錄表明他參與了上院的辯論。 比他可能曾說過的言論更引人注目的是，1766年3月，他曾與四位富於勇氣的貴族一道，支持卡姆登反對《公告法案》（Declaratory Bill）的提案。該法案是政府為了重申議會擁有向殖民地徵稅的權利而提出的，旨在抵消由於廢除《印花稅法》所產生的對殖民地民眾有所姑息之印象。根據報道來看，康沃利斯在提案辯論期間並未開口，但是他投票支持的卡姆登勳爵在上院的發言是非常明確的。卡姆登說，《公告法案》是「完全非法的，違背本憲法的基本法則」，而憲法本身是「根植於永恆的、不可變更的自然法則」的，因為「徵稅和代表權不可分離地聯繫在一起……該立場是基於這樣的自然法則，即屬於某個個人的東西絕對屬於其個人，未經其同意，任何人均無權剝奪。無論誰試圖這樣做，便是侵犯；無論誰這樣做了便是實施了搶劫；他忽視並消除了自由和奴役之間的界限」。這些話很像是出於湯姆·佩恩或派屈克·亨利之口，不過也許還不會出於約翰·亞當斯之口，因為亞當斯絕不會如此浪漫地看待「自然法則」。可以推測，康沃利斯勳爵是支持這些看法的，因為他投票支持了發言人。但是他並沒有拒絕在這場戰爭中擔任指揮官，而傑弗里·阿默斯特勳爵、拉爾夫·阿伯克龍比上校（Colonel Ralph Abercromby）——不倫瑞克戰爭的英雄，是軍中一位卓越的戰士——以及其他反對威懾美洲殖民地的人都這樣做了。相反，北美殖民地武裝反叛、英國陸軍在美洲需要增援的時候，康沃利斯主動請纓，要求得到任命。他受到強烈的責任感的驅使，認為作為一名接受了國王委任的戰士，他有義務幫助平息叛亂。不過，或者因為他的責任感萌生得很慢，或者由於他心裡已經有些矛盾，直到美洲殖民地在萊克星頓發出第一槍7個月後，他才決定接受委任，負責鎮壓叛亂的指揮任務。這種滯後，一部分也是因為他深深愛戀的妻子的懇求。然而，他於1776年2月率7個團開赴美洲，到達哈利法克斯。那裡的豪將軍在放棄波士頓後已經退役。康沃利斯經歷了長島和白原（White Plains）之戰，奪取了哈德孫河澤西岸邊的李堡，之後一直追趕華盛頓，穿越新澤西到達特倫頓。他在這裡的布蘭迪萬河戰役中阻遏了華盛頓的進軍步伐，進而占領了費城。 使康沃利斯來到美國的那種責任感也許並不那麼強烈，畢竟對殖民地那些衣衫襤褸的民兵作戰無助於提升一個近衛隊軍官的名譽。在1777年，他請了假，經過長途航行回家了。1778年，他被升為中將後返回美洲就職，途中與卡萊爾委員會的成員同船。他擔心自己的隨行人員會擠占掉委員會成員需要的空間，但他很喜歡與兩位伯爵開開心心地打惠斯特牌，也就把擔心置之腦後了。到了美洲後，他發現自己被任命為僅次於亨利·柯林頓爵士的指揮官。柯林頓已經取代聲名狼藉的威廉·豪成為總司令，但他不久就表現得比前任更加缺乏衝勁。康沃利斯擔任南方戰場的總指揮後，對柯林頓的不作為感到絕望，並與羅德尼一樣認為戰事一塌糊塗，因此也想辭職，但未獲准許。 法國同盟現在已經開始參與戰事，康沃利斯認為，必須關閉法國人可能進入的門戶，尤其是切薩皮克灣，因為法國可以經由這些門戶給叛軍帶來援軍、金錢與軍火。美國人經常利用切薩皮克灣的港口運輸菸草和棉花，向歐洲貿易商出口貨物，用收入購買武器彈藥。康沃利斯想在南方發動一次大的攻勢，徹底平息那裡的叛亂，但是柯林頓顯然對此不感興趣。柯林頓想讓康沃利斯舒舒服服地長期待在一個基地，並將他的部隊用於幫助賓夕法尼亞的戰事或者防守紐約。康沃利斯認為這樣做毫無意義，並在寫給同事菲利普斯（General Phillips）的信中提出了一個讓人震驚的見解：「如果我們要在美洲發動一場進攻性戰役，我們就必須放棄紐約。」我們應當「將全部兵力集中於弗吉尼亞」，因為「在那裡的開戰至關重要」，在那裡可以實現他老是掛在嘴上的「一場成功的戰鬥可以讓我們贏得美洲」。 要證明他的觀點的正確性卻進展緩慢。此時幫助英國人作戰的主要是兩位讓人們既恨又怕的人物：騎兵隊的巴納斯特·塔爾頓上校（Colonel Banastre Tarleton），此人很被康沃利斯看重，被視為部隊的先鋒；還有叛徒本尼迪克特·阿諾德，此人認為既然自己已為1萬英鎊及其他利益賣身給了英國人，就必須要通過暴行來證明自己對得起這筆錢。（他曾索價1萬英鎊，但只得到6000英鎊，這是根據西點衛戍軍每人兩基尼測算出來的。）塔爾頓的重騎兵踐踏種滿玉米和黑麥的田地，阿諾德的士兵則搶掠已經收穫的菸草和收入糧倉的糧食，四處散播毀滅。曾經有人指控，塔爾頓將牛、豬以及家禽趕進倉庫，然後放火燒死它們。他被人稱為「毫不寬恕的塔爾頓」（no quarter Tarleton），因為在沃克斯華大屠殺（Waxhaw Massacre）中，他違反了有關投降的規定。在沃克斯華，他俘獲了一群美國士兵，這些士兵恪守敵人距離50碼再開火的準則，結果開火太遲，已經無法阻止衝過來的騎兵了，在投降以後，這些士兵被砍殺。塔爾頓的那些士兵受到縱容，手持鋒利的馬刀殺害113人，砍傷150人，傷者中有一半最後因傷而死。沃克斯華大屠殺的消息傳遍卡羅萊納的時候，點燃了仇恨之火。隨著敵對情緒加深，親英分子和愛國者之間的對抗亦變得激烈。 因為妻子重病，康沃利斯再次趕回家，到英國後不久即經受了喪妻之痛。他極度悲傷，給自己的兄弟寫信說，妻子的去世「完全摧毀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得到幸福的任何希望」。除了部隊，他再也沒有別的能支撐他生命的東西。喪妻之痛讓他倍感孤獨和空虛，他在1779年7月重返戰場。 1780年8月，康沃利斯在卡姆登之戰中擊敗了蓋茨。儘管英國人把卡姆登之戰視為一次卓著的勝利，但是反叛勢力並未因此被削弱，美國民兵和大陸軍也並未就此解散，將領土拱手讓給勝利者。正如格林在寫給盧塞恩的信中所說的，「我們戰鬥，挨打，爬起來再戰。」他所言極是，英國人在戰場上取得了一次勝利，但是他們並沒有讓這場戰爭接近勝利。格林所採取的簡單辦法讓南方的核心隊伍和革命的火種得以存續，而卡姆登之戰所遭遇的失敗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因為蓋茨被撤換，華盛頓任命格林和施托伊本去改革和統領南方部隊。他們現在僅僅留有大陸軍民兵的一些殘餘，這些民兵聚集在一起，打上幾天或幾個星期仗就要回家照料莊稼和田地。幸虧還有一些強悍的游擊隊和游擊隊領袖，比如「沼澤之狐」安德魯·皮肯斯（Andrew Pickens）和托馬斯·薩姆特（Thomas Sumter），他們使得戰鬥依然激烈、抗英活動仍能繼續。塔爾頓的士兵因為有騎兵，增加了靈活性，其劫掠行為日益嚴重，而沃克斯華大屠殺引起的憤慨激發了復仇的欲望，加劇了親英分子和愛國者之間的仇視。他們之間的紛爭也讓卡羅萊納的反叛之火越來越熾熱。在南卡羅來納，康沃利斯不得不承認，沼澤之狐「或藉助種種恐怖手段和懲罰，或憑藉對戰利品的許諾，結果『當地』幾乎沒有一個居民不是拿著武器跟我們對著幹的」。塔爾頓和本尼迪克特·阿諾德搶掠居民的家宅，焚燒麵粉磨坊，把民眾當作俘虜拖到致命的專門關押俘虜的船上，康沃利斯在對敵對情緒的分析中竟無視這些事實。這反映了這些入侵者有意識地自欺欺人，試圖安慰自己：當地人之所以不友好，完全是受他人的挑唆所致。康沃利斯確信，美國人在卡姆登遭受那樣的慘敗之後，除非有來自北方的幫助，否則不可能在南方繼續開展革命事業。對他來說這意味著一件事情——必須徹底清剿北卡羅來納的反叛勢力並控制該省。事實證明，他沒有能力獲得勝利的一個必要條件——摧毀敵人的軍隊。無論何時，只要某個地區的叛亂被認為已經平定了，那裡就準會發生游擊戰，康沃利斯在該省的指揮官派屈克·弗格森少校（Major Patrick Ferguson）對此深惡痛絕，開始採取恐怖手段進行威懾。他在1780年9月頒布通告，警告愛國者軍官，如果他們繼續抵抗英國軍隊，那麼他將翻過山去，把他們的首領絞死，用火與劍將鄉村夷為廢墟。弗格森並非暴戾之人，反倒很有人情味、十分溫和。他14歲開始服兵役，家人花了錢讓他在皇家蘇格蘭騎兵團（Royal Scots Greys）當旗手。在學習了比跳舞和歌劇更有技術含量的軍事學之後，他發明了快速發射的後膛裝填步槍，每分鐘可發射4發子彈，能在200碼遠的地方射中目標。因為它比英國陸軍所擁有的任何槍的效率都要高，這種武器自然沒有被採用，僅生產了200支。弗格森屬於為數不多的能平等對待美國親英分子的英國軍官，他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和他們坐在一起談論國事或者叛亂的毀滅性影響。在偏遠地區，他是當地人心目中的英雄，因此特地選擇由他率領作戰，清除愛國者力量。不過他極不明智地發出上述警告，一如既往，這個警告只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游擊隊領袖們利用它來號召「山民」擺脫壓迫者鐵蹄的踐踏，奮起捍衛自己的家園和土地。這個號召吸引了1000多名配備狙擊槍、騎著馬的志願者，他們身著鹿皮馬褲，聚集在田納西的梧桐淺灘（Sycamore Shoals）。弗格森感覺到了危險的氣息，於是他向康沃利斯請求增援，當時康沃利斯正和他的部隊在北卡羅來納的夏洛特宿營，距離這裡僅僅35英里。弗格森的信中寫了「必須採取行動」，表示情況緊急，不過援軍並沒有到來。弗格森繞過國王山（King’s Mountain）的山峰去夏洛特，和別人一樣，他想當然地認為美國人必然會被擊敗，準備在山峰上與追擊他的人對戰，儘管本來再等幾小時他就可以和康沃利斯會合了。他在山峰上一塊橢圓形的空地上停了下來，這個山坡上下布滿了挺拔的松樹，因此他認為這是個堅不可摧的據點。那些拓荒者已經從密探那裡打聽到了他的位置。他們冒著雨連夜行軍，手中的步槍為了防潮都嚴嚴實實地包好，他們的耳朵隨時警覺是否有遭遇埋伏的異響。天放晴了，他們在下午3點到達國王山。他們下了馬，把山峰團團圍住。因為他們沒有指揮官，便選舉威廉·坎貝爾上校（Colonel William Campbell）擔任指揮，然後他們一面叫喊著一面放著槍向山峰衝去，在爬山時小心蜷縮在樹幹的後面。原以為山頂高地是個令人生畏的阻礙，結果卻發現這對他們反而有利，因為英國人從山上發出的槍彈「都從我們頭上飛過，除了騎馬的人外，其他人都毫髮無損」。弗格森所率領的那些親英分子都亮起了刺刀，從山上衝下來，拓荒者發出的槍彈使他們紛紛應聲倒下。英國兵的隊伍動搖了，開始往後撤退。試圖重新鼓舞士氣的弗格森一馬當先，騎著一匹白馬，揮刀將自己的士兵在恐慌中舉起的投降旗幟劈成兩半。他成了50支步槍的靶子，被多發子彈穿透，從馬鞍上摔了下來，成了地上的一具屍體。山峰被占領，國王山之戰半個小時便結束了。弗格森騎的那匹白馬浸透了血跡，從主人倒斃的地方向彈痕累累的山坡沖了下去。國王山戰敗的消息很快在當地傳開，那些親英分子的追隨者如驚弓之鳥，四散而去。用康沃利斯的原話來說，這些人「膽小如鼠」，他們在國王山之戰後拒絕支持英國人，而叛匪們「愈加肆無忌憚」。與弗格森一道參戰的700名親英分子成了俘虜。反叛者對其中的24人進行了戰地軍事法庭審判，判處其中9人有罪，處以絞刑。這加深了親英分子和愛國者之間的對立情緒。 在這種情況下，康沃利斯確信他必須放棄進攻北卡羅來納，退回南卡羅來納過冬。因此他奔赴溫斯伯勒（Winnsboro），此地在國王山南約50英里，距離卡姆登——曾讓他那樣得意的福地——30英里。此番撤退距離雖短，卻是噩夢一般的煎熬，在溫斯伯勒過冬不啻他的福吉谷。雨水連綿不斷，他行進中的士兵沒有帳篷，食物嚴重短缺，只能靠從田野中搜羅的蘿蔔和玉米度日，由於數量有限，每兩個人一天僅能分得5個玉米。沒有朗姆酒，沒有牛肉，他們的傷員也只能放在車子上拖著，在崎嶇的田野上顛簸。過河是最艱難的，餓著肚子的馬匹勉強渡過了冰冷的激流到達對岸。他們又丟掉了唯一的碉堡，再一次遭受挫折。山丘上的這個碉堡是親英民兵魯奇利上校（Colonel Rugeley）建造的，由堅硬的木料製成，地基系夯土，周圍嵌入一圈木樁，除非以火炮攻擊，否則很難摧毀。美國騎兵威廉·華盛頓上校（Colonel William Washington）用樹幹造了一門假炮，把它架設起來，雖然架設的距離尚遠，看不真切，但也足夠要求碉堡里的人投降了。魯奇利上校未發一槍便妥協了。 對於愛國者來說，儘管在國王山取得小勝，但他們還是面臨著種種困難，要做好過冬的準備，才能避免遭受在莫里斯敦和福吉谷的那種痛苦。賓夕法尼亞有5000頭牛，但是都很瘦，沒有什麼肉。反正這些牛也無法宰殺，因為他們沒有硬通貨可以買鹽來保存牛肉，而且那些醃肉的生意人不接受紙幣。什麼都很短缺：首先是缺錢，此外還缺少衣服、鞋子、毯子、彈藥，還有並非實利卻至為重要的——民眾支持。在富庶的弗吉尼亞，民眾明顯態度冷淡。格林在寫給時任弗吉尼亞省長的傑斐遜的信中說，儘管他相信「大部分民眾的意見和意願與我們是一致的，然而，除了少數人的影響外，這些人不過是毫無生機、毫無活力的一群行屍走肉，缺乏指導和精神，無法利用他們現有的手段來維持他們自己的安全」。法國人看到了美國部隊的貧乏和「寥寥無幾的應徵者」，這讓華盛頓很是難為情。如果法國人來到後發現「我們在戰場上的士兵也寥寥無幾」，他擔心他們會「揚帆離去」。華盛頓發現自己的同仁意志薄弱，這讓他感到難過。他寫道：「這是非常令人沮喪的景象：公德淪喪，最美好的前景被蒙上烏雲，就因為一小撮卑劣小人，為了一己私利，寧可葬送這塊偉大的大陸……除非各州領袖振作起來，我們的事業將無可挽回。」然而，他從未真的相信就這樣不可挽回了。儘管有種種不如意，他依然「堅信，那曾經把我們從各種困境中紓解的慷慨的上蒼，最終仍然會讓我們轉危為安，經過一番奮鬥取得成功」。他們面對種種挫折和失望——譁變，聲譽下降，心存懷疑的軍官們，士氣低落的部隊——但是當華盛頓從勞倫斯那裡得知格拉斯正率領自己的部分艦隊趕來美國時，他仍然以他特有的自信向大陸會議的一位成員說：「局面仍然控制在我們手中……我們頭上會有烏雲經過，某些個人可能會遭到毀滅，大部分鄉村和某些州可能會經受暫時的困頓，但是我肯定我們有能力讓這場戰爭有個好的結局。」如果說時勢造就了這位有著堅定的目標、不可動搖的信念的人物，那麼這同樣的時勢卻尚未造就出可以與他相配合的民眾。 儘管康沃利斯最近遭受了挫折，但擊潰南方叛亂的發動者——格林的部隊——仍然是他的首要目標。1781年是個關鍵的年份。這年元旦，擔任康沃利斯部隊先鋒任務的塔爾頓接到了將軍下達的命令，要他「竭盡全力驅趕格林部隊中的摩根（Morgan），機不可失」。塔爾頓的部隊包括一支訓練有素的重騎兵、輕步兵，5個營的英國正規軍，以及一支小規模的炮兵，總計1100人。丹尼爾·摩根指揮著1600名大陸軍步兵、馬里蘭及弗吉尼亞等州的民兵、200名弗吉尼亞步兵，還有他自己的一支160人的騎兵隊。摩根已從當地民兵那裡得到了塔爾頓正在接近的情報，於是他在靠近南卡羅來納北部邊界的布羅德河（Broad River）的一個拐彎處的密林中安營紮寨。此地不像阿拉莫（Alamo）或阿爾貢（Argonne）那樣有個英雄味十足的名字，地名平平常常，叫「考彭斯[1]」，因為牛在被趕到市場上之前，常常要關押在這裡。飽受關節炎折磨的摩根腿腳不便，在圍繞著樹林的山腳下安營紮寨，防止突襲。他的民兵沒有受過訓練，因此他預料到，當令人生畏的騎兵團發動進攻的時候，他們會落荒而逃，但又跑不了多遠，因為他們的後面有條無法涉過的河。他一瘸一拐地從一堆堆篝火旁經過，鼓勵戰士們第二天早晨要沉著，至少要堅持完成三次射擊。「孩子們，你們只需揚起頭來，打三槍，然後你們就自由了。」他還告訴他們，在他們回家的時候，姑娘們會怎樣親吻他們，老人們會怎樣祝福他們。當第一波英國步兵一邊吶喊著一邊大踏步衝過來的時候，摩根喊道：「他們給了我們英國式的問候。上帝啊，讓我們也給他們印第安式的問候吧！」他自己的部隊便發出了震天價響的吶喊聲。他讓士兵們瞄準軍官的肩章打，然後騎上馬來到了拴馬的地方，他看到有群民兵正在向這兒逃過來。當他們到了拴馬的地方，將軍已經在那裡了，他揮刀擋住了他們的去路，朝他們喊道：「再排好隊形！只需再放一槍，我們就贏了！」在戰線後面，弗吉尼亞的狙擊手把塔爾頓的騎兵從馬鞍上撂了下來。突然，英國重騎兵遇到了威廉·華盛頓上校率領的美國騎兵的衝擊。他們揮舞著馬刀，氣勢與敵人相比毫不遜色。在被美國人追了將近一英里之後，英國人的戰線支撐不住了。華盛頓上校下令道：「再給他們一番射擊，我就向他們發起衝擊。」山下的步兵和大陸軍向英國步兵密集射擊，在聽到「上刺刀！」的命令後向他們撲去。塔爾頓的騎兵看到自己的步兵已經崩潰、逃竄，不管塔爾頓怎樣氣急敗壞地命令，他們都拒絕再發動衝擊，轉身逃離了戰場，不久就連他們的指揮官也緊隨其後了。他們深陷充滿復仇之火的叛軍的包圍之中，結果他的連隊、他的重騎兵、他的輕步兵及常規步兵都投降了——只有少數炮兵除外，這些拒絕投降並堅守炮位的人或者被殺，或者被活捉。英國人在考彭斯的損失計死亡110人，被俘700人，被繳獲800支滑膛槍、100匹馬，還有塔爾頓全部35輛車的彈藥給養。除了逃跑的300人，幾乎塔爾頓的全部兵力或被擊斃，或者被俘——這占了康沃利斯總兵力的相當分量。他不久以後說：「最近這件事傷透了我的心。」格林將軍卻志得意滿。他說：「自此以後，再無難事可言。」 康沃利斯決心要讓叛軍無法為考彭斯的勝利而太過得意，因此發狠追擊敵軍，以期在追上後徹底殲滅他們，要把因自己的失利而助長的敵人的那點兒威風統統打消。正如康沃利斯的副職奧哈拉將軍（General O』Hara）在給諾斯政府的掌璽大臣格拉夫頓公爵（Duke of Grafton）的信中所說的，其部隊的意圖幾近瘋狂：「官兵幾乎都沒有輜重、必需品或任何給養，身處北美最荒蕪、條件最惡劣和不利於健康的地區，面臨最兇殘、最背信棄義的敵人，僅憑刺刀和熱忱，決心要追上格林的部隊直到天涯海角。」康沃利斯需要打一場勝仗，這不僅僅為了提振公眾信心，也是為了控制這個地區，因為只要作為抵抗中心的格林的力量還在卡羅萊納，那麼就無法剷除叛亂。摩根也同樣熱切地想帶著戰利品和俘虜擺脫追擊。決心剷除格林、收復南方的康沃利斯不久得到了1500名援軍，援軍由萊斯利將軍（General Leslie）率領，是柯林頓派遣來的，柯林頓剛剛得到了一批愛爾蘭籍援兵，可以在紐約代替駐守。有了這些援軍，他想將進攻的範圍擴展到北卡羅來納。 最近的大雨使得河水上漲，道路泥濘不堪，泥巴粘住了行進者的靴子，降低了行軍的速度。飽受病痛折磨的摩根無法讓馬小跑，甚至無法騎在馬背上。了解摩根狀況的格林焦急地想把他平安帶出來。他行事一向認真仔細，特下令準備好有輪子的平台，這樣可以隨軍拉上簡易浮橋，從河上通過。由於他的先見之明，摩根才能順利、迅速地逃離，自己的部隊也成功渡過了發洪水的河流，現在這些河流已經太深，無法徒步涉水渡過。泥濘的道路經由摩根的部隊在通過時的攪和之後，康沃利斯的大部隊再通過時只能艱難慢行，每次遇到河流都要耽擱好些時間，但他們仍然堅持前行。天氣很糟，一直雨雪交加，他們每日只能行進不到6英里。康沃利斯意識到，以這樣的速度，他無法抓住那隻狐狸，因此他決定減輕輜重以加快行進速度。1月25日，正是嚴冬的時候，距離最近的位於北卡羅來納威爾明頓（Wilmington）的補給點還有250英里，他下令把深通此理的羅馬人所說的「累贅」悉數拋棄，這意味著除了最低限度的補給和彈藥之外，所有的「奢侈品」——帳篷、毯子、個人行李，還有讓士兵們感到恐懼的數桶朗姆酒這些「奢侈品」被付之一炬，仿佛要把英國人自薩拉托加之後所遭遇的最大恥辱一把抹去。為了以身作則，康沃利斯把自己的行李帶頭扔到火里。在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這種做法無異於自殺。就仿佛已經預料到了結局，這種預感就像投射到大地上那烏雲的陰影，讓人不寒而慄，讓人對前途感到渺茫、絕望。剛開始的時候，由於沒有了重輜重車的牽累，隊列的行軍速度加快了，但不久他們就受到漲水的丹河（Dan River）的阻擋。河岸上光禿禿的，所有的船隻都被美國人拉走了。扔掉「累贅」的極端做法現在證明是徒勞無益的。康沃利斯別無選擇，只能後退，期望能得到鄉村親英分子的支持，到達給養補給點。在鄉村四處搜刮，宰殺徵用的牛作為肉食，他終於帶著精疲力竭、飢腸轆轆的部隊回到了當時的北卡羅來納首府希爾斯伯勒。此地被認為是親英分子的據點，因此他升起了王室的旗幟，號召民眾拿起武器，加入他的部隊。根據宣布完成某事就相當於完成了某事的道理，他還宣布，北卡羅來納已經被王室收復。應召入伍者寥寥無幾，這讓奧哈拉對其政府一廂情願的期待感到吃驚。「要命的執迷不悟！什麼時候我們的政府才能夠正確估量這些人？我想永遠也不可能了。」此時已是1781年2月，英國人在南方穩住陣腳，和在「可以讓我們贏得美洲的戰爭」這兩方面均毫無進展，儘管康沃利斯還是一心一意地想通過與格林交戰來達成這個目標，希望將這個南方抵抗運動的支點消滅掉。格林的部隊總是能置之死地而後生，他們之於康沃利斯的關係，就仿佛高盧人之於愷撒：必須征服它，不僅是為了打過敗仗而復仇，更是因為除非他竭力把恢復南方英國政府作為光復美洲的基礎，否則他的作戰將變得毫無意義。只有這樣才能告慰那些在國王山和考彭斯戰死的戰士，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他們並沒有無謂地死去。 由於援軍的到來，損失得以補充，康沃利斯覺得可以再戰了。 康沃利斯在追擊敵軍時總是精神十足，雖然他經常遭受叛軍民兵和馬里恩士兵的騷擾，還因為得不到情報而束手束腳。他從當地的親英分子那裡什麼都得不到。他在給塔爾頓的信中寫道，「我們這裡的朋友既膽怯又愚鈍」，什麼忙也幫不上。他的給養本來應該經由查爾斯頓從紐約運送過來，但由於游擊隊在路上阻撓，給養常常無法送達。在又濕又冷的天氣里經過一天的行進，卻連朗姆酒也喝不上，這是最難以忍受的。很多因為得了瘧疾而身體虛弱的士兵只能靠鴉片維持。由於食料不足，很多馬匹瘦弱得拉不動大炮，只能由那些因發燒而虛弱或因瘧疾而發抖的士兵代替馬拉炮。這位將軍一面要讓部隊行進，一面還要設法組織保護供給線，並前去迎戰格林的隊伍。冬天下雨後河水暴漲，必須設法徒步涉水。有時在漲水的河岸一等就是兩三天，康沃利斯只能怒氣沖沖地等待水位降下去。卡托巴河（Catawba）既深且寬，水流湍急，滿是「大石塊」。康沃利斯被虛假情報蒙蔽了，選擇了「可以泅水渡過」的車渡渡口渡河，而非較淺的馬匹渡口。結果，最強壯的士兵和馬匹都被捲入激流中沖走了。率領先鋒隊的康沃利斯騎著一匹很有衝勁的馬，這匹馬縱身投入激流。當馬渡過一半的時候，藏在渡口樹木後面的北卡羅來納民兵開槍打中了馬。這匹馬頗有那位將軍的頑強精神，堅持爬到對岸才倒下。奧哈拉將軍的馬絆到石頭後倒下，和騎著它的將軍一起在激流中被衝下40碼。河裡到處都是拚命掙扎的英國兵，一位親眼看到當時情景的親英分子說，他們「一邊喊叫，一邊哼哼，一邊下沉，一邊喊叫，一邊哼哼，一邊下沉」。他們的彈藥都在背包里，他們的滑膛槍都扛在肩上，因此這些英國兵都無法射擊。不過由於河上籠罩著大霧，那些北卡羅來納人也無法準確測算射程，也就無法大開殺戒。 格林確信，康沃利斯必定要為考彭斯的敗仗報仇雪恨，解救被俘的士兵，絕不會善罷甘休，因此他和自己的追擊者一樣拚命前進。他的戰略是讓康沃利斯不斷前行，誘使他往北走，使他們遠離自己的供給點，一旦沒有了供給，他將會精疲力竭、孤立無援。格林自己從施托伊本那裡得到了一批援軍，大約有4000人，其中1/3是民兵，他很願意轉回去與對手展開決戰，但是考慮到敵人的兵力有所增加，他可不想在敵人期望的時間和地點被追上。因為對手的部隊更加訓練有素，因此他的上策是按照自己的時間把部隊部署在對自己有利的地方。他們都輕裝上陣，士兵們帶著少量的干牛肉和玉米，用包袋裝了少量的鹽，在熟悉沼澤和森林小路的民兵指引下，他與康沃利斯相比已經遙遙領先，直至3月初，他已經到達北卡羅來納中部的吉爾福德（Guilford）。他之前曾經偵察過此地，它位於南北主幹道上，和一條東西向的道路垂直相交，這條路沿著一個布滿森林的山脊延伸。道路交匯處坐落著吉爾福德法院，建在一個緩坡下面，這裡有一條主幹道一直通向山峰。登上山坡半腰處有塊寬闊的空地，周圍森林密布，這塊空地沒有遮擋、一覽無餘，很適合步槍射擊。這個地方和考彭斯相似，因此格林準備在此安營紮寨。他很想念摩根，他已經派人用擔架把摩根抬回他的故鄉弗吉尼亞了，不過摩根並沒有完全消失，因為在考彭斯之戰後，摩根曾經給他寫過一份詳盡的報告。摩根深知康沃利斯必然會追趕他們決一死戰，因此建議格林把最不可靠的北卡羅來納民兵放在戰線的中央，在其中夾雜一些以頑強著稱的士兵，後面一線則以大陸軍老兵殿後，他們會「射殺那些最先逃跑的士兵」。前線兩端，每一端都部署弗吉尼亞步兵和60名騎兵組成的騎兵隊，還要在這裡部署格林四門炮中的兩門，對付主幹道上膽敢接近的敵人。 在得到偵察兵的情報後，康沃利斯知道，實現自己願望的時刻來到了。之後發生的衝突就仿佛是教科書中18世紀的愚蠢戰術實例：身著鮮艷制服的步兵保持緊密的方陣，向著敵人的槍口前進。這種戰術對雙方均產生了預期的效果。刀光劍影，刺刀無情地沖向他們，守方士兵魂飛魄散，互相踩踏著逃散。英國士兵也成了弗吉尼亞步兵近距離射擊的活靶子，死傷慘重。排槍隊中訓練有素的衛兵和擲彈兵一個個倒了下去，但幾乎都仍然倒在隊列中。在兩個半小時的時間裡，一個個連隊冒著槍林彈雨前進、後退，防禦、反擊。精疲力竭的部隊繼續頑強戰鬥，直到雙方的指揮官看到己方的陣線即將崩潰，幾乎同時下達了撤退的命令。吉爾福德法院之戰結束了。康沃利斯占領了陣地，取得了戰術勝利，但他承認的傷亡數達532人，約占其部隊人數的25%；格林的傷亡數為261人，約為康沃利斯傷亡數的一半。正如康沃利斯所承認的，這場勝利「變得沒有實用價值」，因為缺乏供給，他們無法守住占領的地方。後來，作為遠離槍林彈雨的平民，查爾斯·福克斯頗不厚道地評價說：「再有這樣一場勝利就可以摧毀英國軍隊。」 不管吉爾福德法院之戰的勝利是否讓康沃利斯元氣大傷，這場戰鬥並未遏制住他積極進取的天性和向弗吉尼亞進發的衝動。他在寫給柯林頓的信中說，進攻弗吉尼亞是「唯一可行的計劃，哪怕這意味著放棄紐約，在我們某種程度地征服弗吉尼亞之前，繼續占有卡羅萊納一定是困難的——如果不是已經岌岌可危的話」。儘管他無法寄希望於親英分子的支持，但還是想完成此時正因發熱而奄奄一息的菲利普斯將軍的未竟之業——建立一個比查爾斯頓更加重要的海軍基地，這是英國發動戰役所必需的。 在哈特福德會議之後的1780年至1781年冬天，美國人的情況並未有所改觀，但是英國人並未充分意識到叛軍的情況究竟有多糟糕。部隊譁變，大陸會議又面臨災難性的財政危機，羅尚博預計，貨幣不久可能貶值到「一文不值」，這讓前景更形黯淡。在弗吉尼亞，雙方都公認為才具極高的本尼迪克特·阿諾德正一馬當先，率領2000名士兵（大多為南方親英分子）展開「疾風暴雨般的突進」，以期徹底摧毀敵人。防禦正一點點變弱。各種不利消息接踵而至，大陸會議決定派約翰·勞倫斯上校作為特使前往法國，「明白無誤地」告訴法國王室「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困境」。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革命事業，法國的額外援助至關重要。此時班傑明·富蘭克林已經作為大陸會議專員被派駐法國，但是仍然需要一位新人，他的意見或能和這位哲學家的策略相得益彰。這位小勞倫斯曾經親身體驗過戰場上的睏乏，此外他對抗英軍還有個人原因：他父親曾在海上被俘，因攜帶與荷蘭簽訂的條約文本而獲罪，仍然被關押於英國倫敦塔監獄，因此，有理由相信，他的兒子是個強有力的說客。約翰·勞倫斯曾經在布蘭迪萬和蒙茅斯（Monmouth）一同作戰，之後華盛頓還曾數次派遣他完成秘密使命。他被大陸會議委任為上校時，曾與無事生非的查爾斯·李決鬥，因為他認為李侮辱了華盛頓。李在1778年新澤西戰役曾下令從蒙茅斯撤退，這激怒了華盛頓，自那以後，他一直試圖詆毀華盛頓，期冀取代他的總司令職位。自決鬥事件發生後，勞倫斯開始擔任華盛頓的秘書，華盛頓說他個性「堅毅、幾近魯莽」。富蘭克林在與韋爾熱納交涉外交事務時文質彬彬，藉助勞倫斯或能打破這種局面。富蘭克林在巴黎頗受女性歡迎，也得到巴黎人的敬佩，但是他得到的名氣要超過了他獲得的實質性援助。 在勞倫斯赴任之前，華盛頓非常坦誠地向他評估了局勢。他認為當時已是危急關頭。大多數人民已經失去信心，強征物資造成「沉重的負擔，盤剝太甚」。這種強征制度導致了「嚴重的不滿」和「令人吃驚的反抗跡象」。部隊已經遭受「災難性的磨難」，他們的耐性也「即將耗盡」。如果能得到金錢，聯軍可以通過「奮發努力」贏得美國的自由和獨立；如果沒有資助，「我們可能僅僅能夠勉強一搏」，很可能也是最後一搏。華盛頓在4月9日給在巴黎的勞倫斯的信中，儘可能坦率地描繪了當時的危局：「我們已經山窮水盡，要麼現在，要麼再無機會拯救我們了。」 富蘭克林看到自己還在任上，卻又派來了一位特使來做比自己更有成效的交涉，自覺受到了侮辱，對勞倫斯的到來頗受刺激。他在與韋爾熱納的通信和會晤中都效仿了華盛頓的「要麼現在，要麼再無機會」，告訴法方外長，必須面臨嚴峻現實，除非美國「從盟國那裡得到大力支援，尤其是金錢方面」，否則美國只能屈服求和，任由英國「收復美洲大陸並成為歐洲的霸主」。他直截了當地問韋爾熱納，就從法國能得到何種援助這個問題，他該怎樣向大陸會議交代。韋爾熱納回答說，國王打算直接贈予600萬里弗爾，作為曾經承諾派出第二支海軍艦船分隊的補償。 勞倫斯到達法國後迫不及待地展開了攻勢。他立即向韋爾熱納請求2500萬里弗爾（約合600萬美元）的現金貸款，還要求提供武器、彈藥、衣物、設備及帳篷等物資供應。韋爾熱納回答說，國王無法代表法國提供貸款，但作為友好表示，國王願意直接給予600萬里弗爾的贈予。勞倫斯知道他們已經向富蘭克林承諾了這筆贈予，因此他直截了當地回答說，如果沒有物資供給，光有這筆贈款是不夠的。他還說，除非滿足他的全部要求，否則法國過去救助美國的努力都將付諸東流。勞倫斯會講法語的秘書威廉·傑克遜（William Jackson）對會談做了記錄。當時在場的富蘭克林感到非常震驚，他向國內匯報說，勞倫斯對他們「太過粗魯」。勞倫斯在如此粗魯行事之後更有驚人之舉。他對韋爾熱納說，除非立即提供幫助，否則「我作為英國的臣民，將不得不把我為了捍衛法國和自己的國家而佩戴的這把劍向法國捅去」。這樣一番發作後，他還意猶未盡，第二天又去朝廷覲見，徑直走向國王，呈上一卷文件，上面詳細列舉了他的請求。對這種違反朝廷禮節的做法，國王未置一詞，只是把文件遞給站在一旁的陸軍部部長塞居爾伯爵（Comte de Ségur）。第二天早晨，本來預計自己會被晾在一邊的勞倫斯，意外地受邀與財政部長內克爾（Necker）晤談。內克爾答應提供所需供給的大部分，並當即交付了大部分現金。由於這位部長的承諾，勞倫斯得到了價值200萬里弗爾的物資及200萬里弗爾的現金，安排四艘運輸船將這些物資等運至美國。他後來還通過談判，經由法國擔保，從荷蘭借到1000萬的貸款。 就在勞倫斯完成使命的同時，羅尚博經過精心策劃，設法讓一艘快速帆船通過了英國的戰列線。這艘船載著他的兒子羅尚博上校，去法國報告哈特福德會議的情況，並詳細說明了需要的兵力、船隻和金錢數目。為了預防途中被俘，他的兒子將這些情況悉數記在了腦子裡。羅尚博在與格拉斯上將的通信中對前途的看法頗為黯淡，但這並沒有讓這位海軍上將及其國人感到畏懼。 勞倫斯和富蘭克林所描繪的前景——北美殖民地將放棄與英國戰鬥——讓法國很是擔心。在這之前，他們以為可以通過在外圍奪取英國產糖島嶼，摧毀其貿易而擊敗英國。現在他們已被說服相信，對英國傷害更大的辦法是援助美國獨立，讓英國失去美洲大陸。在勞倫斯訪問法國期間，法國已經決定繼續努力，讓法國海軍發動一次大的戰役，一舉結束美國戰爭。在入侵英國遭遇失敗之後，法國準備在美國和安提斯都發動攻勢，旨在解救關押在巴貝多的2000名法國俘虜，並把聖露西亞從英國人手中奪回來。 路易十六選中了那個被歷史選中的人物，下令讓弗朗索瓦·德·格拉斯元帥率領一支強大的艦隊，帶著物資前往背風群島，在那裡根據波旁家族盟約向西班牙交付了它應得的援助物資後，轉赴美洲，配合革命將領們進行他們策劃的任何軍事行動。這是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最為積極的舉動。 為了強調此次行動的重要性，格拉斯被擢升為少將，並帶有相當於陸軍中將的頭銜。與此同時，克勞德-安·德·聖西門侯爵通知羅尚博，他準備帶著他在聖多明各的三個團與他在美國會合。聖西門是後來成為法國社會主義締造者的那位聖西門的表親，也是路易十四的宮廷史官——聲名顯赫的聖西門公爵的親戚。格拉斯捎話給羅尚博說，他受國王之命參加美國行動，最快會在1781年這個夏季的7月15日，攜帶資金和士兵抵達沿岸地區。他還說，因為有幫助西班牙的承諾，他受命只能待上6個星期。 格拉斯精力無限，每天早上5點都要出現在位於布雷斯特的兵工廠營地，查看艦船的修理和補給情況，之後每個人都會忙忙碌碌一整天。格拉斯生於1722年，比華盛頓年長10歲，比羅德尼年輕3歲，他的先祖系16世紀的貴族。他在11歲的時候成了海軍軍官候補生（Garde de la Marine），獲此資格者可以在土倫海軍學院接受教育。在這裡，年輕的貴族受訓成為海軍軍官，他們在防波堤的邊緣熟悉海上的各種行動；從學校的窗戶里看到了林立的主桅，無數的帆索和飄動的旗幟在天空上形成一片片圖幅，而艦船側面的洞口則伸出一排排黑黑的炮管。在這裡學習一年之後，12歲的格拉斯——正好與羅德尼第一次出海的年齡相當——得到一份相似的任命，成為馬耳他騎士團大團長（the Grand Master of Malta）的侍從。馬耳他騎士團有很多海軍軍官，他們的艦隊負責護送在地中海航行的商船，以防它們受到來自突尼西亞、阿爾及爾和鄰近摩洛哥海盜的襲擊。擔任護航任務的時候，格拉斯在其生涯伊始便遭遇戰鬥，其高潮是菲尼斯特雷之戰中在「光榮」號上英勇抵抗的事跡。在本書中，1781年是個關鍵年份。正是在這一年，他被任命為法國駐西印度群島海軍總司令。這是羅德尼被任命為背風群島英國海軍司令兩年之後。與身材矮小的羅德尼正好相反，格拉斯高大、魁梧，用一位對他非常崇敬的下級軍官的話來說，他身高6英尺2英寸（約為1.89米），戰鬥時在甲板上高6英尺6英寸（約為2.01米）。來自瑞典的卡爾·古斯塔夫·特恩奎斯特（Karl Gustaf Tornquist）曾在這些關鍵的年份里在格拉斯的船上服役，就當時的經歷寫過回憶錄。據特恩奎斯特說，格拉斯被認為是「當時首屈一指的美男子」，但一旦發怒，他面色「嚴厲」，態度「粗暴」。 正當法國和美國的計劃正在哈特福德醞釀，相關信函穿越大西洋的時候，羅德尼已經在1780年9月抵達紐約。由於柯林頓拒絕從防守紐約的部隊中抽調出部分兵力支援他，加之他與阿巴思諾特上將就誰是更高職位的指揮官一事發生了很多爭執，他的進攻行動受挫了。羅德尼得出的結論是，面對如此多的障礙，他很難有所作為，因此對他的艦隊來說，當務之急是前往背風群島去保衛那裡的島嶼，以免法國趁他不在時乘虛而入。他準備離開了。柯林頓看到自己即將失去一位意志堅定的戰友，不免有些失落，特地寫信向他道別，表示希望能再見到他，還在結尾依依不捨地寫道：「願上帝保佑你不但能成為在西印度群島，同時也成為這裡的總司令。」然而，此時上帝並未站在英國人的一邊。這塊西方大陸正在從英國人的手中滑了出去。當此之時，英國人本可以讓像羅德尼那樣精力充沛、富於衝勁的人來擔任指揮，但是他們卻讓老朽、小家子氣的阿巴思諾特負責指揮美國水域作戰。這即便不是愚蠢之舉，也很欠考慮，一系列這樣的舉動把英國在美洲的戰事搞得一團糟。柯林頓本來與阿巴思諾特積不相能，也都看不起對方，根本無法協同作戰，現在卻一道留下，而勇猛善戰的羅德尼卻滯留西印度群島——西印度群島的重要性仍被認為超過美洲大陸。1780年11月，羅德尼率領由15艘主力艦組成的艦隊離開紐約。在他朝南航行的時候，他的艦隊遭遇了兩天兩夜的狂風。狂風吹散了他的艦隊，但他並未預知島上的可怕慘狀，也不知道英國政府正小題大做、不依不饒地與荷蘭人爭執，起因是阿姆斯特丹背信棄義，與反叛者訂立貿易和友好條約。他在12月6日到達巴貝多時，發現從一端到另一端，遍布背風群島的是滿目瘡痍，就好像某支矢志毀滅的復仇之軍剛從這裡經過。但這一次施虐者並非敵人，而是一場10月的颶風，一場記憶中最可怕的颶風。10月9日，狂風掀起巨浪，把牙買加變成澤國；此後的一天一夜，氣勢不減的狂風吹走了聖露西亞房屋的頂部，將拋錨的船隻推向岸邊並摧毀了它們。雷電交加，大雨傾盆，整整一夜狂風怒吼，直到次日早晨8點。房屋的牆壁和窗戶被毀，牛被從地面刮到空中，屋頂上到處是人的屍體，房屋變成廢墟，被埋在廢墟中的人們絕望地呼號，但他們的聲音淹沒在狂暴的大自然的怒吼和牆壁轟然倒下的聲音中。暴風將樹木連根拔起，並將樹皮從樹幹上剝離。原屬羅德尼艦隊，但在紐約附近被狂風吹散的那部分船隻到達了。這些艦船均「遭受重創」，而他在巴貝多的12艘艦船中有8艘已經完全被摧毀，船上僅有10人倖存；巴貝多居民中有400人遇難。島上的水和食物本來就緊缺，現在匱乏到了危險的程度。照顧無家可歸者，提供避難所，維修道路、水井、房屋和其他設施，這無論是對各個市鎮還是對艦隊的船隻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負擔。英國人設想各要塞及海岸大炮應已悉遭颶風摧毀，因此選擇在颶風兩個月後向荷蘭宣戰，同時命令羅德尼奪取聖尤斯特歇斯島以及其他他們認為已經無法抵抗的島嶼。 羅德尼於1781年1月27日在巴貝多附近的海面上接到命令後，立即讓艦船做好進攻聖尤斯特歇斯島的準備，同時與沃恩將軍做好協同迎戰工作。他準備三天內啟程，在2月3日抵達奧倫治要塞下面。四年多前，正是在這裡，這個要塞對美國戰船「安德魯·多利亞」號發出禮炮，對美國大陸會議旗幟表示敬意。之後羅德尼假沃恩的士兵之手大事罰沒和驅逐，導致後來對伯克和福克斯的指控，這讓保守黨陣營的人很高興。在柯林頓的參謀人員中，弗雷德里克·麥肯齊上尉（Captain Frederick MacKenzie）是有記日記習慣的人中最富觀察力、最活躍的，他記錄的一份報告稱，在羅德尼到來之前，聖尤斯特歇斯島的倉庫中儲藏有6900大桶的菸草，價值達3.6萬英鎊，他有些幸災樂禍地說：「毀掉其中一半就足以摧毀美洲所有叛逆的商人。」 羅德尼成功地在島上進行罰沒，這讓他在本來很不穩固的海軍中的身價增加了。不知是為了對他加強約束，還是為了提高他的地位，海軍部還給他派來了一位很有衝勁的副手，這就是塞繆爾·胡德爵士（Sir Samuel Hood）。羅德尼早年在地中海執行護航任務時，胡德曾經是羅德尼手下的海軍候補生，後來在勒阿弗爾焚燒入侵艦船時，他也在羅德尼手下擔任上尉。由於他們曾經在兩次戰役中並肩戰鬥，相識的時間已經超過了40年，他們相互之間已經非常了解，也許太了解了，甚至都不把對方當回事。他們現在共同接受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任務：阻止格拉斯穿越海洋增援美國人。互相信任本來是很有幫助的，不過他們的關係總有點兒說不清楚。 胡德獲悉將在老上司手下任職後，先是給海軍部寫信表示拒絕，但兩天後又寫信說，希望現在改變想法還不至於太晚。羅德尼對他表示支持，在信中寫道：「除了我的老朋友塞繆爾·胡德爵士，再沒有別的人更合乎我的心愿了。」這個態度好像非常明確，不過據他的一位下屬說，他曾經私下裡抱怨：「他們還不如把一個賣蘋果的老婦人派給我好呢。」此事再次表明，在這場被弄得很糟的戰爭中，將領相互之間存有敵意的情況是多麼普遍。 羅德尼的蔑視很令人吃驚，因為後來在拿破崙戰爭期間，納爾遜對胡德頗多溢美之詞，幾乎到了肉麻的程度，稱他是「我所見過的最了不起的海軍軍官，無論面臨何種情況都是個卓越的上將」。胡德在未來的發展中將起到重要作用，這兩位高級指揮官根據各自的親身經歷，對胡德的評價竟然如此不同，這很有意思。納爾遜通常對自己的軍官過於包容，因此對胡德的評價有些言過其實，他的讚譽並不適用於胡德在美國時的情況。在美國的胡德在大多數情況下不但談不上了不起，甚至可說是不稱職的。 桑德威奇頗為率直地對羅德尼說：「挑選適合為你效力的將官還真不容易。」不過他又說，這種困難倒不是由於個人原因。有些人不適合是因為政治原因（桑德威奇稱之為「他們與各種幫派的聯繫」），而另一些人則因為「不夠堅定或者無法勝任，因此最後為了妥善辦好此事，我們不得不特地破格提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羅德尼聲稱他對選用塞繆爾·胡德爵士很滿意，不過後來他們的關係越來越緊張，老交情也蕩然無存了，他們的艦隊更是在關鍵時候因主帥失和而無法密切配合。 胡德到來時本指望率軍遠征攻取蘇里南和庫拉索這兩個荷蘭殖民地，就此發一筆橫財，不料羅德尼接到假情報說有一支法國艦隊正駛向西印度群島，因此不得不將他所有的部隊用於準備這些島嶼的防禦，終止了蘇里南——庫拉索遠征行動。這是第一件讓胡德不滿的事。之後，他們又為海軍兩個空缺的任命問題鬧翻了。對於其中的一個職位，胡德認為羅德尼已經答應過給他的一位中尉，羅德尼卻說，他只能優先考慮對一位出身於「英國的名門望族」的貴族子弟的承諾。胡德在給海軍部的信中說了很多羅德尼的壞話，說他「搖擺不定」，最大的願望便是留駐聖尤斯特歇斯島，以守護他在那裡奪取的財物。這兩位英國軍官之間的不和，似乎比法國和美國人之間的分歧還要嚴重。 羅德尼受命處置在聖尤斯特歇斯島的罰沒物資，把這些財物裝上30條運輸船，還要指派合適艦船將這些船隻護送回英國，這讓羅德尼不堪重負，真正的麻煩則是，他本來就飽受痛風的折磨，現在又添上了尿道狹窄這個毛病。疾病纏身，他唯一的願望便是能獲准回家養病。他數次寫信給桑德威奇請假，但均未獲准。他在3月7日的信中寫道：「過去一年來，我經受了持續的身心疲憊，這已經讓我心力交瘁，除非我獲准在雨季離開，擺脫這裡的氣候，否則我確信，我將無法像我所希望的或者一如既往的那樣對國王和國家盡職盡責。」他懇請桑德威奇向國王陳情：「如果此次戰役結束時我的身體未見起色，需要在北方的氣候里養病，希望他能夠開恩准許我在雨季的三個月里返回大不列顛。」「哪怕是要求片刻脫離職守」都讓他深感痛苦，「但是我疾病在身，由於工作繁忙、積勞成疾，我的醫生認為我絕對需要離開熱帶氣候……」這裡夏季的幾個月氣候濕熱，疾病很容易傳播。有數百名士兵和水手已經因患病而無法動彈，羅德尼也被警告，如果他尿道狹窄的毛病得不到治療，這種病有可能致命。他急切地想回到英國，這本是情有可原的。桑德威奇在5月覆信說，就羅德尼的請求，他已經「正式致函」，國王顯然已經准假，但希望「在當前這種關鍵的時刻，你不會因得到准假便擅離職守。只要你繼續擔任指揮，無論是政府還是全體公眾，都會非常滿意」。桑德威奇還自信地宣稱，這場戰爭「不會持續太久」。這種自信只能出於一位無知而又不願意從戰場或者對手那裡學任何東西的部長。至於法國的干涉，桑德威奇更是輕鬆自如，根本不當回事。他的見解是：「很可能在你所處海域的法國艦隊會在颶風來臨的幾個月奔赴北美……」這暴露了他對時間季節的了解有多麼貧乏，因為還有5個月才是颶風季節，而法國人在聽到美國人的緊急召喚後，根本無須等到那個時候——事實上，他們的確沒有等那麼長時間。最後桑德威奇說，「至於是否要追趕他們，你在判斷這一點上最有發言權」，他讓羅德尼跟隨「自己的感覺」行事。羅德尼的感覺並不複雜，他在3月18日給他妻子的信中說：「我最遲必須在6月離開這裡。」他提及嚴重痛風的毛病，還有「一種非常令人痛苦的病症」（前列腺疾病）。他還對聖尤斯特歇斯島上那些背信棄義的生意人表示了很大的憤慨。「我無法表達在這個島上，我經歷了多少痛苦。如果我不在這裡的話，那些自稱為英國人的人會為所欲為，無惡不作。」正是此時，在他飽受病痛折磨的時候，他憤怒地威脅說要讓這個島成為「一個沙漠」。他還悶悶不樂地表達了後來並未實現的願望：「如果裝載我戰利品的船隊安全抵達英國，那我應該感到開心了，因為除了可以償還所有債務之外，我還能給自己親愛的孩子們留下點兒東西。」 3月21日，桑德威奇給羅德尼轉發了一個情報，說一支由25艘帆船組成的艦隊即將駛離布雷斯特，不過桑德威奇未能說明這支艦隊駛向何方。他說，艦隊很可能駛往西印度群島，之後再駛往北美，也可能在卡迪斯跟西班牙人會合，以「阻遏你的征服活動」。他的判斷是正確的，不過也算不上機敏，因為這是格拉斯率領艦隊赴美行程的第一階段，當時已是盡人皆知了。在法國首都為沃波爾殷勤報告各種傳聞的杜德芳夫人（Mme. Du Deffand）已經在給他的信中提到，聖西門所率領的一個團「亦在赴美之列。這是誰都知道的了（Voilà nouvelles publiques）」。儘管已是盡人皆知，但當此報告送到羅德尼手裡的時候，格拉斯已經到達背風群島一周，向胡德開戰了。 海軍部的各種公文急報是通過名為「燕子」的快艇傳送的，這個名字顯然是為了表達快速之意。儘管快艇就其大小而言速度不算慢，但這種單桅船獲取推動風力的風帆面積，比快速帆船的風帆小太多了。對比之下，美國人利用法國快速帆船「康科德」號（Concorde）遞送羅尚博和格拉斯之間的急件，波士頓和背風群島之間的文件傳送很快，僅需16和18天。他們的航行時間有如此顯著的差異，不僅因為所用船隻不同，還因為英國人過於自信地認為自己有豐富的大洋知識，堅持要逆灣流而行。這種洋流以環形向北流動，減緩了從歐洲到加勒比的航行速度，但在大西洋的洋流速度加快，這減少了從歐洲到美國郵件的傳送時間。楠塔基特（Nantucket）的獵鯨者在跟蹤鯨群時首先發現了洋流的流向和速度，一位楠塔基特的船長蒂莫西·福爾傑（Timothy Folger）將此發現告訴了表親、時任美國郵政局長的班傑明·富蘭克林，以方便穿越大洋遞送郵包的郵政人員。福爾傑解釋了為什麼從倫敦到羅得島的美國商船船長要比從倫敦到紐約的英國郵船船長走得快。這是因為美國船長受到了鯨魚的啟發，知道了灣流的流向並穿越過去，而不是一連數日逆著洋流航行。福爾傑繪製的海圖和文字說明，指導船長們如何通過按一定間隔吊下溫度計，測量表面泡沫的速度，觀察水面顏色變化等方式監測洋流流向。在戰前的1770年，富蘭克林曾將此發現告知英國郵政大臣安東尼·托德（Anthony Todd），但英國的船長們根本不屑從美洲殖民者和漁民那裡接受什麼教導，因此未予理會。富蘭克林在1776年的一次航行中親自做了實驗。從早上7點到晚上11點，他每天兩次或者四次將溫度計投入水中。他有關灣流的報告直到戰後才發布，那時這個發現已經不可能惠及英國人了，但是福爾傑的地圖——有關灣流的第一幅地圖——在1768年就出版了，這是在敵對公開化和發生革命之前。 桑德威奇仍然優先考慮西印度群島，他在給羅德尼的信中說，除非羅德尼能在格拉斯抵達馬提尼克島之前攔截他，否則法國人在艦船數量方面將處於優勢，因此英國必須依靠「我們總指揮官的謀略和表現以及其手下官兵的勇猛了」，因為沒有可能為他增加援兵。羅德尼一直在留意法軍何時到來，還將三艘主力帆船調撥給胡德，命令他在馬提尼克島逆風處巡弋並偵察敵人。不久，胡德又被調派到靠近海岸的地方偵察皇家要塞的動向，防止駐紮在那裡的四艘法國主力艦在格拉斯到達後出來增援，同時防止格拉斯進入並占有那個「最宏偉、最好的港口」（按照羅德尼的說法）。胡德不喜歡這個靠近海岸的位置，屢次請求羅德尼讓他回到他原來的位置，但遭到羅德尼的拒絕。在何處能更好地偵察和攔截敵人這個問題上，他們發生了爭執，這使得他們的分歧加重了。 在聖尤斯特歇斯島，羅德尼任命了一個特派員，由他來監管如何處置收繳的財物和文件。他對背信棄義的英國商人的那些勾當了解得越多，他的火氣也越大。「我是為國王和國家而收繳」了這些罰沒資產，因此「希望這些資產能夠成為國民收入。我不認為自己有資格得到哪怕其中的一枚硬幣，我也沒有想得到的願望。令我高興的是，我幫助自己的國家讓這些無賴之徒得到了應有的懲處。他們應當受到鞭笞，也一定會得到鞭笞的」。羅德尼這種對個人利益全無興趣的說法是否真確，這自然另當別論，但是很顯然，在整個3月份和4月初，當羅德尼的敵人穿越大西洋朝他挺進的時候，支撐他堅守聖尤斯特歇斯島的信念正是將這些無賴繩之以法，並親手拿起鞭子鞭笞他們。 格拉斯率領著一支強大的艦隊，有20艘主力艦，3艘快速帆船，還有龐大的由150艘運輸船組成的船隊，專門為西印度群島運送補給和兵力。格拉斯於3月22日從布雷斯特出發，他乘坐的是龐大的旗艦、有三層甲板和110門火炮的「巴黎」號——法國艦隊的王者，當時服役的最大艦船。他預計將在西印度群島的戰鬥中與胡德或者羅德尼相遇。在為需要補給的島嶼補充物資後，他將為古巴和聖多明各的西班牙部隊提供必要的援助，然後在冬季快要到來的時候前往美國。一支由40艘商船組成的東印度公司船隊也加入了他的艦隊，這些商船航速低，必須由軍艦拖行。他於1781年4月底到達距離馬提尼克島不遠的海域。 5月8日，格拉斯正駛往西印度群島，下一個目的地就是美國的消息傳到了紐波特，並很快傳播開來，仿佛一針強心劑，一掃頹廢的氛圍。一個月前華盛頓還坦言「我們現在已經瀕臨絕境」，現在這個消息讓美國革命重現生機，有了新的希望。前一年夏天，羅尚博率領5700名步兵來到紐波特，之後由於美國人缺乏主動性，也由於阿巴思諾特一直對海灣施行封鎖，因此在之後這10個月裡，他們只能鬱悶地等待。在此期間，法國的海軍指揮官死於發熱，繼任者是路易·德·巴拉斯伯爵。巴拉斯經由波士頓趕來，給華盛頓帶來了格拉斯正在趕來途中的消息。他們立即準備在5月21日召開由華盛頓、羅尚博和巴拉斯（後來他未能參加）參加的作戰會議，會議地點是韋瑟斯菲爾德（Wethersfield），一個瀕臨哈特福德的城鎮。會談中，華盛頓計劃對紐約發動戰役的提議表面上被接受，但法軍還有所保留，提出戰役的前提是格拉斯配合調派其陸上部隊與美軍一道協同作戰。儘管德埃斯坦組織的法國海軍和美國陸上部隊之間的協同作戰曾經兩度失利，但是與會者還是同意再嘗試一次。羅尚博顯然與不少20世紀的歷史學家一樣，認為華盛頓在戰爭方面沒有什麼謀略（這顯然未能考慮到更為重要的指揮素質），因此他馬上置韋瑟斯菲爾德計劃於不顧，於5月31日給格拉斯寫信，建議他在切薩皮克灣發動攻勢。他在信中附上了韋瑟斯菲爾德計劃的副本，說格拉斯應當對桑迪胡克沙洲的問題做出獨立判斷，並提議說，在他到達後，可以了解一下切薩皮克灣的情況，如果他認為那裡不適合作戰，可以再去紐約。他還提出借用同來的聖西門所率領的幾個團，借期為三個月。 他又分別在6月6日和11日寫了兩封信，坦誠地報告說，美國的戰事已經陷入「嚴重危機」。這些人沒有錢，也借不到錢，「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先生，我不應該向你隱瞞，華盛頓手下的實際兵力連他號稱的一半也不到，我認為——儘管他對此諱莫如深——他目前的兵力還不足6000人，而拉法耶特保衛弗吉尼亞的正規軍和民兵還不到1000人，還有大約這麼多數量的兵力正在增援他的途中……因此至關重要的是，你要儘可能多地裝載兵力，4000人或者5000人都不算多，不管你是打算在弗吉尼亞增援我們，還是準備奪取桑迪胡克，幫助我們對布魯克林實施包圍……先生，這便是你可能面臨的不同前景，以及這個國家令人沮喪的現狀。不管怎樣，我相信你能夠幫助我們得到海上優勢」。在信末，他重申必須多帶兵力，還要帶錢來給他們發軍餉。這個報告恐怕很難算得上是為了激勵盟友同生死共患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但卻達到了期望的效果。我們不知道當時格拉斯是怎麼想的，感受如何。我們唯一的判斷依據是，他後來全身心地投入當時已經是風雨飄搖的事業中，而這項事業還是別人的。法國人在處理與盟友或者鄰國的關係時往往很是生硬，甚至很令人不快，但他們在那充滿使命感的1781年的所作所為卻極其令人欽佩。只要還有些許能力，他們就不願意讓美國為獨立而戰的事業灰飛煙滅，讓自由的嚮往沉淪下去，並讓他們的宿敵重新居於絕對霸主的地位。 羅尚博在給格拉斯的信中提到，他傾向於在切薩皮克灣作戰，這一點也得到其他在美國的法國使節的贊同。他們認為進攻紐約過於危險、代價太高，而且在格拉斯離開後，華盛頓是否能夠守住紐約也很成問題。正如羅尚博的兒子在與巴拉斯一同回來後所報告的，法國朝廷不想付出長期包圍紐約所消耗的人力和物力。法國人本來指望在1781年結束戰爭，因此只打算讓格拉斯在美國進行6個星期的戰鬥，然後讓他回西印度群島與英國人作戰。在和羅尚博制訂計劃時，他在美國海岸何處登陸，何處發起進攻，這些決定權均由格拉斯自行決定。這體現了對他的信任，這種信任可能基於他對士兵的了解。考慮到當時的危局，此舉表現出很大的對好運的信心，而直到那時，美國的運氣都不好。還要考慮到，協調不同國家指揮官所率領的陸海軍部隊共同作戰，這本來就有相當大的冒險成分，此前德埃斯坦的行動已經遭遇失敗。這還不算跨洋通訊——受制於風向、天氣和敵人的行動等等——帶來的風險。這些因素幾乎肯定會導致失誤，正是這類失誤使得豪和伯戈因無法協調發動戰役，結果導致了薩拉托加的敗績。然而好像雙方都對此不甚在乎。結果，命運之神——或者華盛頓很是信奉的上蒼，外加他自己的努力——終於對美國一方表示了眷顧。在各個關口上時機都恰到好處，加之好運，成就了非常罕見的一次戰役——在這次戰役中，各個方面都配合得天衣無縫，過程中出錯的機率也低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在從布雷斯特前往加勒比的途中，格拉斯做出了他的選擇。他寫信告訴羅尚博，他是奉國王之命前來，之後他還先行派遣了一支由30條船組成、共計700名士兵的先遣分隊在紐波特與羅尚博會合。和華盛頓的期望相反，他決定在切薩皮克灣發起進攻，這是基於一個海員的考慮：因為從西印度群島到這裡的航行距離較短，這裡水深，導航更加方便，此外還因為他接受了巴拉斯給他提的建議。帶來韋瑟斯菲爾德來信的快速帆船帶回了他的答覆，這樣可以儘快讓美國的指揮官得到回覆。他還請求美國導航員在海灣幫他導航，這證明了他完全是鄭重其事的。 與此同時，華盛頓也打消了進攻紐約的想法，開始接受羅尚博偏重切薩皮克灣的想法。他的著眼點開始從船轉移到士兵身上，開始考慮讓部隊徒步行軍。康沃利斯現在已經滲入弗吉尼亞，從那裡發來的報告讓人「觸目驚心」。由於本尼迪克特·阿諾德發動的襲擊，華盛頓的家鄉弗吉尼亞損害非常嚴重，對此他深感不安。此外還有更加正面的理由，那就是現在出現了一個可能捕獲康沃利斯的機會。這讓華盛頓相信，與其在卡羅萊納發動無法影響結局的戰鬥，還不如在弗吉尼亞發動可能有決定性影響的戰役。他還警告大陸會議說，如果康沃利斯和他的部隊膽敢在弗吉尼亞為所欲為的話，那麼他們很快就會穿越到波托馬克河以北。出於對自己安危的擔心，大陸會議不得不做出反應，派遣賓夕法尼亞、德拉瓦和馬里蘭的民兵給格林提供增援。在寫給拉盧塞恩的信中，華盛頓敦促法國人從西印度群島調遣部隊過來，這樣可以「給予決定性的一擊，將敵人從美洲大陸趕走，成就美國的獨立」。與羅尚博在報告中有關「嚴重危機」和兵力漸少的悲觀描述相比，華盛頓所展示的是一幅遠為樂觀的前景。這表明這位總司令已經開始考慮在切薩皮克灣對康沃利斯作戰，徒步向弗吉尼亞行軍，這將把他帶往約克鎮。由於格拉斯的到來已經確定無疑，加之羅尚博之子的報告又肯定了那位上將的意圖——派遣艦隊過來，在美國海域確立海上優勢，這些因素影響了有關在切薩皮克灣作戰的決定。後來對柯林頓在紐約防禦情況的偵察表明那裡的防禦非常堅固，再次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美國的戰略計劃是針對英國的戰略計劃而確定的。他們同樣認為，必須在南方才能擊敗敵人。他們之所以要在切薩皮克灣發動戰役，是為了對康沃利斯勳爵和在美國最後的英國部隊進行包抄，將他們置於盟軍部隊和法國艦隊的鉗夾中，阻斷其海上聯繫。這樣一來，他們將無法得到來自紐約的援助或來自海外的補給。與此同時，位於南部的盟軍指揮官拉法耶特和格林會阻斷英軍的陸上逃跑路徑。簡而言之，他的部隊將被緊緊包圍，他要麼投降，要麼頑抗直至滅亡。由法國艦隊負責封鎖海上出口的任務，自然是該計劃必不可少的一環。當盟軍在韋瑟斯菲爾德討論如何解決掉康沃利斯時，他在切薩皮克灣還沒有站穩腳跟。他正準備前往那裡，而對盟軍來說，他留在那裡是至為重要的，否則等到盟軍完成布置、下好套子的時候，卻沒有獵物可供獵殺了。 就英國人來說，要取得勝利，顯然需要一個比查爾斯頓更靠近這個國家中心的海軍基地。在從紐波特撤出之後，他們只剩下紐約和位於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由於桑迪胡克的沙洲，紐約並不是一個好的港口。這樣他們的選擇便落在了切薩皮克灣南部、位於弗吉尼亞的朴次茅斯。但是戰區指揮官康沃利斯個人不喜歡這個地方，因為這裡炎熱，不利於健康，且無法為在此停靠的主力艦提供保護。在巡視了這個地區後，他更傾向於約克鎮。這是個富於吸引力的鎮子，位於更北面大約100英里處的約克河（the York River）「美麗的藍色河口」，有1英里寬，就在這裡的查爾斯角（Cape Charles）下，約克河流入切薩皮克灣。當時這個鎮子就叫約克，距離弗吉尼亞首府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僅僅12英里。威廉斯堡僅有一條街道，根據布朗夏爾（Blanchard）的說法，這條街道「寬敞、漂亮」，「有兩三座很宏偉的公共建築」。曾是重要的貿易中心、有很多喬治王朝風格的漂亮磚房的約克，建於18世紀初，已經大為衰落，人口降至僅3000人，約有300幢房屋。衰落是由於菸草種植已經轉移到別的地方，而英國人的侵襲也迫使商人和農民遠走他鄉。約有300幢房屋的約克坐落在高原上，四周溝壑縱橫。遠處是沼澤地和一片500英畝的農場，威廉斯堡的道路就沿著那裡通過。穿過基本與約克河平行的詹姆斯河（the James River）之後便是詹姆斯鎮，這是英國人來到美洲後建起的第一個城鎮，根據特恩奎斯特的說法，這裡出產「世界上最好的菸草」。格洛斯特角（Gloucester Point）與約克位於同一邊，但位置正好相對，這裡被康沃利斯占領，成了他的防禦陣地。約克這個通向海灣的入口為大型船隻提供了唯一的深水港，船隻可以沿著大西洋岸北上，直達紐約。敵方很容易接近這裡，因此阿巴思諾特上將認為切薩皮克灣很容易受到攻擊，但是他的看法並未被重視，被視為這個老是嘮叨、抱怨的將官的又一次發作罷了。 1781年5月，羅尚博在韋瑟斯菲爾德，敦促在切薩皮克灣發動戰役。正是這個時候，康沃利斯在得到海軍參謀人員認可的情況下，決定把他的基地選在約克，而不是朴次茅斯。之所以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這個地區的其他港口都太淺，還因為約克是這個地區勞力供應的中心，便於修建防禦工事。修建基地，再在城鎮外面用泥土構築一圈防禦工事，這需要花三個月的時間。這個時間上的遲滯對美法所計劃的跨大西洋攻擊行動很有幫助——儘管當時他們並不知道。康沃利斯在8月2日完成了向約克鎮的轉移，三天後，格拉斯從西印度群島起程，駛往弗吉尼亞海岸。 由於其後來的命運，選址約克鎮的決定後來飽受爭議。柯林頓肯定是同意了的，只是有個附加條件：康沃利斯必須抽調一部分部隊去增援紐約的防禦。康沃利斯聲稱，除非調派他至少一半的部隊，否則紐約是守不住的，就此還發生了爭執。也許他是正確的，不過如果提供足額的部隊從事防禦，那麼可能補給問題會更加嚴重。大家相互指責，這掩蓋了誰應該負責的問題。柯林頓時斷時續地保持著寫信的習慣，他在7月給康沃利斯的信中向他保證，為了保障他基地的防禦需要，他可以儘可能多地駐留部隊以供防禦之用，而且「可以完全自由地支配切薩皮克灣的所有部隊——我相信這樣寬泛的授權足以讓勳爵閣下信服，我對切薩皮克灣的海軍基地是多麼重視」。顯然，對於這個決定，雙方都應當承擔責任，同樣可以確定，康沃利斯得到授權可以自行其是地轉向約克鎮，在那裡滯留了一個月，直到法國艦隊到來並關上大門。 [1] 考彭斯（Cowpens），意為「牛棚」。——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