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聲禮炮 · 第九章 革命的低潮

被囚禁於巴黎的英國最能幹的海軍軍官——羅德尼上將——在遠離桅杆和風帆的地方，成了一個遠離大海的海軍上將。因為無所事事，他悶得快要發瘋了，試圖通過朋友的幫助被召回國內與國王私下談談，但沒有成功。他寫信給自己的妻子，讓她向桑德威奇本人求情，還讓自己的兒子去見諾斯勳爵。桑德威奇拒絕接見羅德尼夫人，回信說，除非她丈夫償清私人債務和財政部的欠債，否則從政治上說，他不可能復出擔任指揮任務。所謂對財政部的欠債，大概就是指給格林尼治醫院那些退休老人發的大衣之類的，這些費用都記到了海軍的賬上。在一封寫給國王的信中，桑德威奇用心非常卑鄙地以並非必需的刻薄寫道：「如果因為貧困，喬治·羅德尼爵士有心想通過採購物資或其他類似業務撈點兒什麼，那麼他眼下恐怕是沒有什麼機會了，因為所有交易現場都需要有一位特派員經手。」正是由於這些伎倆，和桑德威奇同時代的人大多不喜歡他，對他的人品也評價很低。後來羅德尼被召回、重新擔任軍職後，還真的被分配了一位海軍部特派員，確保他不會利用職務損公肥私。在通過採購撈取好處這方面，誰都沒有桑德威奇本人在行。他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都大肆收受賄賂。既然受賄對英國官員來說已是一種生活方式，那麼很難理解，海軍委員會發現羅德尼的債務驚人時，為什麼會認為他負有全部的責任，因而僅僅支付他職位一半的薪水？也許他們的藉口是他住在國外。他在1778年4月寫給他妻子的信中說，如果海軍委員會能夠「付給我哪怕一半作為英國少將應得的薪水，那麼也足夠付清我所有的欠債並有盈餘了」。在信中，他合乎邏輯地指出，出任公職是他能夠為國效力並體面地償付債務的唯一辦法。自然，桑德威奇似乎對他懷有成見。正如羅德尼不久後所展示的，他是皇家海軍一名極為積極進取的海員，而且他還樂意在海軍大臣桑德威奇手下任職，而在當時由於凱佩爾事件，大部分軍官都不樂意在他手下干。在戰爭風雲再起的關頭，把這樣一位海員廢棄不用，這恐怕很難說是符合國家利益的做法。公開給出的理由是羅德尼太好戰，可能會因為他的某些舉動把西班牙也捲入戰爭中。但這種擔心恐怕是多餘的，英國一直以來都嘲笑西班牙膽小，不敢在英吉利海峽採取敵對行動，儘管西班牙與法國的聯合軍力占有數量優勢，本有機會採取敵對行動。 在巴黎的羅德尼沒有收到任何消息或匯款，他在給妻子的信中痛苦地寫道：「等待比死亡更加糟糕，特別是現在這個緊要關頭，時時刻刻都可能爆發戰爭。」他還寫道，一支法國艦隊已經在1月底駛往美洲，護送13條帆船和兩艘戰艦，這兩艘戰艦「屬於大陸會議，各有28門炮，懸掛著大陸旗向法國海軍司令發射禮炮，法國則公然回禮，此舉不啻承認他們是獨立的共和國——這是法國對我們可以施加的最大侮辱」。 除了不能參戰的痛苦，羅德尼還面臨生活拮据的窘境。此時忽然有人出人意料地對他施以援手，提供幫助者更是出人意料，幾乎讓人難以置信。這是一個法國貴族，法國元帥比隆公爵（Duc de Biron）。這位法國衛隊上校及巴黎部隊指揮官聽說了他遭到拘禁的事。羅德尼信中寫道，他提出「他的錢可以讓我用」，「隨便我用多少，哪怕要2000英鎊，他也會馬上給我」。這個提議是在英國友人的家裡提出的，該友人受命通知銀行預支一定數額的錢，元帥會付清這筆欠款。最初羅德尼不大情願接受這令人驚訝的饋贈，但比隆公爵當著英國客人的面向他解釋，「這並不是法國式的誇口，而純粹出於友誼和尊重」，並說「所有法國人都明白我為自己國家所做的貢獻，我所受到的對待乃是國家和當政者的恥辱」，還說如果他有機會「讓我不受責難地離開巴黎」，以表達他的「尊敬和好意」的話，他將倍感榮幸。這個法國人是在5月份提出這個建議的，當時法國已經與美洲的反叛者締結盟約，但尚未向英國宣戰。比隆顯然知道自己是在釋放一個強大的對手，因為當他從中周旋的事逐漸為人所知後，很多法國人都責備他。此時他徵求了法國內閣大臣莫爾帕的意見，他認為此事無傷大雅，因為在他看來海戰不過是「噼里啪啦」的玩意兒罷了。比隆還去凡爾賽宮，請求國王准許他讓羅德尼重獲自由。根據比隆家族的記載，國王回答說：「Je vous envie d』avoir eu cette idée.Elle est Française et digne de vous（但願我也想到了你的主意。這就是法國人的方式，你做的恰如其分）。」如果這是法國人的方式，也許這也反映了中世紀的騎士風度——騎士間超越國界的友愛之情，比其他任何一種忠誠都更加深切。 比隆公爵屬貢托－洛贊（Gontaut-Lauzun）家族，曾一度是篡位者亨利四世的支持者。祖輩中有位夏爾·比隆曾被任命為上將和法國元帥，他的下場和那些與國王走得太近的人一樣，他被指控從事陰謀活動，以叛國罪接受審判，被他曾效力的暴戾君主砍了頭。不過，他的家族在為國王效力中發達起來。到了羅德尼的時代，這個家族已經積累了大量財富，判斷依據是他生於1747年的侄兒阿曼德·路易·德·貢托（後來封為洛贊公爵）的令人吃驚的開銷。據記載，他曾經花150萬里弗爾（相當於40萬美元）捐了上校的軍銜。他的宅邸便是今天的利茲酒店。他花1337里弗爾10蘇租下歌劇院的半個包廂，花1500里弗爾租下義大利劇院（Théâtre des Italiens）的一個包廂，又花同樣的錢租下法蘭西喜劇院（the Comédie Française）的一個包廂。除了看戲和記錄自己的風流韻事——他的情人數目大約與西班牙的唐璜的僕人萊波雷洛自豪地計算出的「1003」相當，他致力於寫一篇有關時事的論文，題目是「英國及其世界各地屬地之防禦」。不知是不是對這個題材太著迷了，這位年輕的貴族自願參加美國革命，並在約克鎮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同情革命，他在1789年被選為三級議會代表，曾率領萊茵河革命軍，但後來因為捲入派系鬥爭，落到和他的祖先一樣的下場，在1793年被送上了斷頭台。 有人曾聽羅德尼吹噓，只要讓他自由返回英國，他就有辦法對付法國艦隊，英國報紙也曾暗示，是因為他的軍事才能，法國才扣住他不讓他上前線，因此有人認為，比隆如此大方，固然是出於他的騎士風度，但恐怕還有刺激英國的因素。不管真實動機是什麼，羅德尼在受到自己同胞的冷遇後，在關鍵時刻感到了溫暖和尊敬，看到了離開巴黎的希望。正如他所寫的，他的護照已經過期，那些債主始終「氣勢洶洶」，使他面臨被起訴的危險，或者更糟——他們還有所收斂，純粹是因為有警察和常來看望的「名門望族」的緣故，「是他們的關心才使得債主們不敢造次」。他在5月6日寫給妻子的信中說，「在過去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他沒有收到來自任何人的信，除了「霍瑟姆和你以外」。受到家鄉的朋友如此冷遇，說明羅德尼在英國自己的圈子裡並不太受歡迎，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比隆公爵的善意和慷慨，以及巴黎的「名門望族」對他的款待，會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了——另外可能的解釋就只有，法國人通過幫助處於困境中的敵人，尤其是英國敵人，能獲得一種有悖常情的快感。 就在5月6日，他抱怨沒有收到來自英國信件的這天，可以想像非常沮喪的羅德尼打消了顧慮，接受了比隆借他1000路易的提議，以歸還債主們欠款。他在1778年5月回到英國後，從德拉蒙德的銀行（Drummond’s Bank）籌得了償還借款的錢，這家銀行的董事是羅德尼前妻的親戚亨利·德拉蒙德（Henry Drummond）。當這位紳士了解了情況後，設法安排核銷了借款。羅德尼迫切想要參戰，但此事又被擱置了一年之久，因為美洲、西印度群島和大艦隊的主要指揮職務都已經有人了。其實，這並不是事實。此時已經預計西班牙會動武，同時波旁敵人們正要聯手襲擊，但羅德尼卻並未接替凱佩爾成為大艦隊的司令，這個職位被給予了查爾斯·哈迪（Charles Hardy）爵士，一位年老的海軍上將。桑德威奇任用他，就像把桶底上個季節的干蘋果撈出來，此時敢作敢為的海軍將官都不願意接受任命，怕一旦有了什麼麻煩，自己會成為替罪羊。哈迪本來已經在格林尼治醫院舒舒服服地退休了，有20年沒有出海了。在查爾斯·哈迪擔任大艦隊司令的時候，他手下一名高級軍官在寫給同僚的信中說：「家裡的人是不是認為這個國家處於危險之中？我要告訴你，這裡的情況非常混亂，以至於我一想到這便不寒而慄。毫無遠見……日復一日，從早到晚，我們都陷入瑣屑的事務中不能自拔，關鍵的事情卻完全不被重視……上帝啊，你們這些大人物如此任命意欲何為？」海軍內部的政治紛爭除了使戰友們反目成仇之外，還對海軍造成了另一種傷害——縮小了海軍將官，甚至海軍委員會的選擇範圍，只能選擇年老體弱的老軍官，他們盛年不再，精神和體力都衰弱不堪。 結果還是老天爺解決了這個問題。1780年5月，查爾斯·哈迪爵士在擔此重任一年後死去。大家舒了口氣，但是好景不長，巴林頓上將拒絕接替這個職位後，指揮任務改由70歲的弗朗西斯·吉爾里上將（Admiral Francis Geary）擔當。此人不過是另外一個干蘋果而已，有位軍官描述他「已經完全耳目昏花，記憶衰退，沒有判斷力，幾乎在處理任何事情時都猶豫不決」。三個月後吉爾里雖然沒死，但是已經精疲力竭，報告自己已經無法在早上起床，還附上了醫生的意見支持離職請求。當擔任他的副手的巴林頓再次拒絕升任後，海軍部只好在自己內部物色一位不大可能垮掉的人來擔任這個職位，結果找到了50多歲的達比中將（Vice-Admiral Darby），他願意擔任此職。 羅德尼賦閒的時候，在西印度群島重新展開了一場爭奪。韋桑之戰出現僵局後，法國把攻勢轉向這裡，以便從加勒比海攻擊英國的貿易。部隊進行了冒險的登陸，奪取了位於馬提尼克島和瓜德羅普島之間的多米尼加，這樣他們在背風群島和向風群島之間就獲得了一個堅實的據點。與此同時，英國重新奪回了聖露西亞。羅德尼一直認為這是一個關鍵的據點，可以從這裡觀察馬提尼克島的皇家要塞（Fort Royal）。1779年夏天，更多的島嶼易手，法國奪取了靠近向風島鏈中部的聖文森特島，以及位於底部的格瑞那達。 1779年6月，當西班牙與法國聯手對付英國的時候，雙方都得出這樣的結論：要擊敗他們共同的敵人，最好的辦法是攻擊其心臟，而不是四肢——直接進攻其本島，而非進攻其海上航路以及遍布全世界、從錫蘭到牙買加的殖民地。計劃在1779年夏入侵，聯合艦隊共有66艘戰船，遠多於英國在防禦英吉利海峽所能夠搜羅的45艘戰艦。然而法國各部門優柔寡斷、管理拖沓的程度相比英國有過之無不及，這救了英國一命。凡爾賽和馬德里之間的聯絡自12月就已經開始了，但是艦隊和指揮官之間的協調工作完全是紙上談兵，未經過實踐檢驗，結果證明這是重大失誤。法國的司令德奧維利耶（D』Orvilliers）在6月的第一周接受緊急命令駛往會合點，但直到7月23日才與西班牙主力艦隊會合，這時他已經無所事事地在海上漂遊了6個星期，船隻已經缺乏供給和淡水了。他還抱怨艦隊人員素質低下，有很多「平庸的艦長」，而且「在此次航行中，他們的數量比上次還要多」。疾病已經讓西班牙人嚴重減員，現在又在他自己的船員中蔓延開了。由於在和平時期沒有準備好旗語通訊手冊和命令的相關翻譯，翻譯這些內容又花費了很多時間。德奧維利耶意識到協調的時間太短，不可能配合默契，因此他在信中寫道，他只能寄希望於「勇敢和頑強」了。 當人們看到大批掛著白帆的敵方艦隊駛向英吉利海峽的時候，英國陷入了恐慌之中。皇家公告（Royal Proclamation）命令將牛、馬撤出海岸地區，在港口鋪設橫江鐵索，並派部隊駐紮在南部海岸。天氣再次幫了英國人的忙。與上次把腓力二世的無敵艦隊吹得四散的風暴正好相反，這一次風平浪靜，結果敵人在已經看得見普利茅斯的地方靜止不動了。德奧維利耶報告說，法國艦隊的形勢「每況愈下」，因為疾病蔓延，儲藏的淡水量也不斷減少。更有甚者，一艘快速帆船傳達命令說，要在康沃爾（Cornwall）沿岸的法爾茅斯（Falmouth）登陸，這完全改變了原先擬定的在懷特島（Isle of Wight）登陸的計劃。德奧維利耶還被告知，國王希望艦隊能在海上待上「幾個月」，一支補給船隊「即將離開」布雷斯特去接濟他。在陸海軍部隊均已在海上的時候，在最後一刻改變一項重大的作戰計劃，這絕非理智的做法。補給已經耗盡，「可怕的傳染病」正在削弱著艦隊，這時推遲行動，德奧維利耶不得不說，「非常不幸」，他不得不在秋冬之際把艦隊暴露在海上。一位朝臣沙特萊公爵（Duc de Chatelet）在寫給勒阿弗爾司令的信中說，很顯然，當局已經決定「不惜冒任何危險……向英國進軍，信守與西班牙的約定」。朝廷無法做出決定，這反映了我們大臣們的「無知和動搖不定」，其「行為方式與那些非事到臨頭不知如何行事的、心智衰弱的人並無二致……」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西班牙艦隊中的死亡率，已經讓他們無法有所作為了，於是他們在1779年秋天取消了入侵計劃，並遣散了聯合艦隊。這或許是英國自1066年諾曼人入侵之後面臨的第一次入侵，幸免於難靠的是上帝，而非海軍。 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1779年10月，已經是外患深重了。西班牙和法國正在包圍直布羅陀海峽，國際武裝中立聯盟正在躍躍欲試，荷蘭也正在向聯盟靠近，在這種情況下，羅德尼作為一名聲名卓著的勇敢海員，重新被召回服役了。由於他在政治上不屬於反對派，對政府持支持態度，認為「遏制殖民地是完全正當的」，因此他期待已久的覲見國王的願望終於得到了滿足，國王答應儘快給他任命。在倫敦坐了一年的冷板凳後——那時有聲譽的軍官都不願意在桑德威奇手下做事，他接受了任命擔任背風群島基地和巴貝多的指揮官。他眼下的使命是解救直布羅陀，其供給已經快要被耗完了。 直布羅陀是進出地中海的大門，是英國在歐洲大陸上的立足點，因此形勢非常令人擔憂。時間非常緊迫，羅德尼馬上趕往朴次茅斯整飭艦隊，確保艦船和人員都能勝任出海任務。根據他傳記作者的說法，他發現那裡的工作環境和紀律反映出「不同公共部門均極度缺乏敬業精神」，而且「艦隊的軍官均缺乏應有的熱情和活力，對他幾乎都形同陌路，很多人對他甚為不恭，非常冷淡」。 他們的態度是出於政治原因，因為眾所周知，羅德尼是支持政府並主張在美洲用兵的。英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感受非常強烈，分歧極大，在輿論上幾乎導致了一場國內戰爭，而在海軍，這種情緒尤為強烈。反對黨發言人在議會最近一次對政府的攻擊中聲稱，「邪惡的政府體制」使得位於英國領海內的英國海軍陷入「極其可憐」的境地，使英國陷入「混亂、紛爭和毀滅」。豈止是可憐。根據不成文的規則，英國海軍至少要與法國和西班牙聯軍的實力相當，而現在英國遠遠達不到這個水平。作為海軍大臣，桑德威奇難辭其咎。 議會感受到來自公眾的種種不滿情緒，擔心會失去議席，因此議會對國王在1779年11月發出的更加積極備戰的呼籲做出了回應，投票同意增加對僱傭軍的津貼，擬為海軍徵募2.5萬名海員和1.8萬名海軍陸戰隊士兵。羅德尼通過不斷抱怨延誤和軍紀不嚴，好歹湊出了一支適宜出海的艦隊。他經受的最後一番挫折是老是刮西風，然後是「風平浪靜」，將他困在岸上大約整整兩個星期。在這期間，在倫敦的桑德威奇感覺到一陣清風吹過，便不住叨咕：「看在上帝的份上，趕緊出海吧。不要錯過這次順風的機會，你無法想像這對你、對我以及對公眾有多麼重要。」終於一陣風吹過了朴次茅斯，在1779年12月24日，羅德尼揚帆起航，之後的遭遇使他成了當時的英雄。 他率領的大艦隊共有22艘主力艦、8艘快速帆船，以及66艘軍需船和運輸船，此外還護送著一支不少於300艘駛向西印度群島從事貿易的商船隊。他率領的這支浩浩蕩蕩的船隊在海上綿延數英里，向南朝大西洋的西班牙海岸駛去。途中他遭遇了一支前去為圍困直布羅陀的艦隊提供給養的西班牙艦隊。遠處於劣勢的西班牙船隊不戰而降，這樣，羅德尼就把一支包括54門炮的護航艦、6艘快速帆船和16艘補給船的艦隊納入了自己的船隊中。他繼續航行，1月16日在聖文森特角附近、正好在加的斯（Cádiz）以北的地方發現了一支西班牙艦隊。該艦隊事先已經得到預警，正等待著要攔截增援直布羅陀的艦隊。西班牙艦隊只有11艘主力艦和兩艘快速帆船，僅相當於羅德尼艦隊的一半，本應逃往加的斯躲避才是。現在面臨羅德尼的龐大艦隊，他們只能在聖文森特角的港口尋求庇護了。 羅德尼因患痛風病，一邊躺在船艙里，一邊指揮艦隊，在月色下徹夜追擊敵人，一直到凌晨兩點。他雖臥病在床，卻不肯放棄勝利的機會，採取了一個除他之外很少有人敢採用的做法。當時風力很大，預示著即將有一場風暴，他給出信號，命令在下風迎擊敵人——亦即插在敵人和陸地之間，目的在於阻止西班牙人逃到港口避難。下風位是任何一位船長通常都會極力避免的尷尬位置，更何況在當時的情況下還有另外一種危險——在黑夜中，隨著風暴變得猛烈，艦船很可能撞上礁石。他統率下的其他艦長此前從未受過如何應對此種作戰的訓練，而他給他們發出的通知僅僅是，「一旦我靠近那個海角，就準備作戰」。與納爾遜不同，羅德尼不喜歡和軍官商量，更不想跟他們交朋友。他在月色下敢如此冒險，靠的是他的航海術及其手下軍官對他的信任。考慮到他們在朴次茅斯的態度，這種信任似乎並非牢不可破。也許當時他的大膽舉動激起了別人對他的信任。他們跟隨他前進，揚起所有的帆以最大速度前進，又把船上的木桶和木材都推到海里來減輕重量。 英國艦隊以這「漂亮的突襲」向海岸飛馳，西班牙人則像一群被鯊魚追趕的「驚恐萬狀的海豚，向加的斯飛奔而去」。羅德尼吩咐負責航行的船長不要管那些小商船，要靠近那些最大的船，「如果有海軍上將，就跟上海軍上將」。結果發現有海軍上將的是有80門炮的「菲尼克斯」號（Fenix），這是西班牙指揮官唐胡安·德·蘭加拉（Don Juan de Langara）的旗艦，他的旗艦與其他四艘艦船一道降旗投降了。有一條西班牙船爆炸，發出巨響，還有四艘戰艦與英國人在淺灘糾纏時被擒獲。1月白天短，不久便已黃昏，狂風大作，羅德尼只得把船員派遣到俘獲的敵船上，同時提防自己的艦船不要觸礁。到了早晨，他經清點發現共繳獲了6艘敵人主力艦，包括那個海軍上將的旗艦，上將也成了俘虜。還有三艘敵方主力艦在礁石上被撞毀。蘭加拉的艦隊僅兩艘戰艦得以逃脫。此時羅德尼並未忘記自己是前來解困的，在勝利的間歇，他還不忘派快速帆船通知丹吉爾的領事，告訴他英國現在已經控制了直布羅陀海峽，必須立即通過直布羅陀海峽運送補給。冒著狂風，羅德尼駛過波濤洶湧的大海抵達直布羅陀海峽，把擔任封鎖任務的艦隊趕走，停靠在直布羅陀岸邊。他發現衛戍部隊和當地居民的補給嚴重不足，已經面臨饑荒，所有的商店都布置了衛兵，以防哄搶貨架上僅存的一點兒食物。在給直布羅陀和遠處的米諾卡補給了兩年的物資供應後，羅德尼駛往加勒比，快艇則飛快駛回倫敦，報告直布羅陀解圍的大喜訊，講述了月光之戰的經過。 羅德尼在聖文森特海峽占有數量優勢，所以這勝利未必算得上是英雄壯舉，但他能夠取得如此戰績，也要歸功於他頑強和幾近完美的指揮。與沃波爾保持密切通信聯繫的賀拉斯·曼寫道，羅德尼勝利的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傳遍全城」，曼遇見的所有人都向他表示祝賀。羅德尼在國內也備受禮遇，人們認為他不僅解救了直布羅陀，而且維護了海軍的名譽，更重要的是，也維護了國旗的榮譽。倫敦塔上發射了禮炮，連續兩天燃放著焰火。他的大女兒寫信說：「每個人都敬重你，每個人都對你讚不絕口。」他的妻子則寫信說，無法描述「大眾對你的褒獎有多麼高，也無法說清有多少朋友在這個喜慶的時刻來向我表達對你的祝賀」。毫無疑問，他們中有很多人正是在他巴黎落魄時不交一語，唯恐避之不及的人。人們多麼善變，熱衷於趨奉、依附成功人士啊！羅德尼得到了一些華而不實的嘉獎，議會兩院通過表決，由議會對他致謝，並授予他裝在金匣子裡的「倫敦自由獎」（freedom of the City of London）。更讓他得意的是，乘著勝利的東風，他沒有遭受任何反對就當選為議員，代表威斯敏斯特區。 後來，羅德尼的旗艦艦長沃爾特·揚（Walter Young）宣稱，是自己下令在下風迎擊敵人，而羅德尼由於健康狀況非常糟糕又「生性優柔寡斷」，原本是打算命令艦船停止追擊的。由於羅德尼臥床，必然需要依靠他人為他觀察局勢，但艦隊醫生吉爾伯特·布蘭爵士（Sir Gilbert Blane）證明說，上將曾在太陽落山時與揚討論過下風迎敵的問題，正是在這時候做出的決定。說羅德尼性格優柔寡斷，這恐怕沒有多少說服力。下風迎戰的命令只能來自上將，作戰屬於他的職責。當時沒有出現混亂，各艦長亦沒有畏縮不前，這也從側面說明了這一點。羅德尼對「各級官兵」雷厲風行和勇敢善戰很是滿意，也對包銅的船底很滿意，因為這使得敵人不得不應戰。「沒有銅船底的話，我們連一條西班牙船也繳獲不了。」 桑德威奇寫信對海軍取得的勝利表示祝賀。考慮到他之前對羅德尼那麼冷落，套用一句現代成語，其賀信之措辭真可謂是「厚顏無恥」：「現在哪怕是我的死敵也不得不承認，我選對了人，選中了一名恪守職責、勇敢、誠實、有才幹的軍官。」羅德尼手下一名叫約翰·羅斯（John Ross）的艦長告訴他說，「9個星期」的遠征使「我們從敵人手裡奪取了36艘商船，價值估計合100萬英鎊，還繳獲36艘主力艦，為直布羅陀和馬翁（Mahon）的衛戍部隊補充了兩年的各類補給」，桑德威奇總算還不失公道地說，他希望「能夠說服國王用更實際的方式表達讚賞之情」。他的確這樣做了，之後的報酬也可謂豐厚。 對於在聖文森特海角獲勝的消息，霍勒斯·沃波爾的評論似乎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他在寫給經常通信的威廉·科爾牧師（Reverend William Cole）的信中說：「我一直以來總是堅信，狡詐和鑽營很少用在正道上，恰恰是人類的種種荒謬之舉……延續並維持了上天有意維護的平衡。」沃波爾對這場後來被稱作的「月光之戰」的海戰的評論並不十分妥當。他的觀察更像是俯察人類事務的哲理性格言，而不像是針對羅德尼說的。他接著說：「再見吧，我親愛的先生。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放低身段、和平共處呢？」約翰·亞當斯也同樣感到和平難以企及。他發現英國現在有了一名雄心勃勃的海軍軍官投入戰鬥，他們想要和平解決的願望將不再強烈，因為「海軍的勝利讓他們如痴如狂」。一如既往，亞當斯此話可謂一針見血，因為通過「月光之戰」和直布羅陀解圍，羅德尼激發了英國人的自信，這種自信在美國戰爭中轉變成了致命的過分自信。 聖文森特海角的戰利品被送回到國王陛下那裡，羅德尼則帶領四艘船奔赴加勒比海，就任其在背風群島聖露西亞的職位。就在他到達的那一周，由吉尚伯爵（Comte de Guichen）率領的一支法國艦隊駛入馬提尼克島的皇家要塞，準備藉助修整後的法國海軍再將戰火延伸到西印度群島。 在這個階段的爭奪中，與「七年戰爭」不同的是，英國已經位居下風。從軍事上說，英國已經陷入北美殖民地戰爭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無力支持海軍，而敵方法國的情況卻正好相反。法國在簽訂《巴黎條約》後，從歐洲大陸的戰爭中解脫出來。在1763年以前，歐洲戰爭使得法國將主要力量集中於陸軍，海軍則一直較弱。自那以後，法國開始為建設強大的海軍而傾注大量人力、物力，提高訓練水平，發展造船技術，以期超越英國。1778年，當法國正式宣戰時，共有75艘到80艘主力艦和50艘快速帆船，這些艦船與英國相比更新，設計更好，速度更快。而且西班牙還有60艘主力艦，不過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義大利一樣，西班牙的戰鬥意志不足，因而不是一個可靠的盟友，有時幫忙，有時幫倒忙。對抗這個波旁聯盟的英國有69艘主力艦，但其中僅35艘可以參戰，而且11艘在美洲海域，實力遠遜於法國和西班牙聯合艦隊。 雄心勃勃的法國人在背風群島積極備戰，結果羅德尼在取得直布羅陀的輝煌勝利後僅僅數月，便遭遇了平生最刻骨銘心的敗績。好像為了對他有所補償，當他在1780年3月由直布羅陀重返安提斯聖露西亞的時候，好運正等著他——儘管這種好運也不可能撫去戰敗帶給他的心頭之痛。這個好消息便是桑德威奇勳爵給他的一封賀信，賀信正式通知他，國王賜給他每年2000英鎊的養老金，更重要的是，在他死後，養老金將持續下去，每年給予他的遺孀500英鎊，長子1000英鎊，次子和四個女兒每人100英鎊，「此養老金在他們各自的有生之年將一直續存」。這筆錢消除了他對自己家人最大的擔心，也讓一種常見的論斷——在聖尤斯特歇斯島獲取的財富讓羅德尼鬼迷心竅，忘記了自己在海上的職責——不再可信。養老金讓他放下心來，他在給自己妻子的信中未免過於自信了。「我現在就想儘快償付我所有的債務……待我償清了所有債務，我們的收入足夠讓我們體面地生活，而且還能夠省下一些錢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聖尤斯特歇斯島和聖基茨島的幾個商人因為財產被他罰沒而和他打起了官司，這些官司讓他此後的生活一直過得捉襟見肘。當時自然還不可能預料到後來的種種不如意，因此也不可能敗壞他由於時來運轉而帶來的好心情。養老金的喜訊觸動了羅德尼很早就懷有的渴望——加入「俱樂部」，這俱樂部不是別的，乃是議會下院。他尚未得知自己已經被選入威斯敏斯特時，便同喬治·日耳曼勳爵提起此事。他寫道：「游離在議會之外，便是游離在世界之外，而我一心一意想進去。」在給桑德威奇的信中，他亦表達了同樣的心愿，「我現在時來運轉」，不但可以償清所有債務，而且足夠「餘下一筆錢在必要時讓我進入議會」。 他從直布羅陀趕來的途中，有消息說有一支強大的法國艦隊正駛往西印度群島，該艦隊有15艘到20艘主力艦，以及載有1.5萬名士兵的運輸船。這個消息的來源是曾在布雷斯特做俘虜、後來逃出的英國海員。該艦隊的目標是在皇家要塞與少量帆船會合之後去奪取巴貝多——英國在那裡關押了2000名法國俘虜——再重新奪回聖露西亞。羅德尼看到了予敵痛擊——也許是致命一擊——的機會。他對當時那些花架子戰術和充滿煩瑣程序的戰鬥一直很不滿，對「作戰條例」也從不盲從，認為打仗就要打出名堂來。「從未離開過他視野的目標，」馬漢評價道，「就是法國艦隊」——敵人在海上的有組織兵力。這的確是關鍵所在。只要法國海軍可以作為盟友靠近美國，為叛亂者提供人力、武器，尤其是金錢支持，那麼叛亂者就不會被擊敗。從法國與美國結盟那一刻起，英國戰略的主要目標本應該是阻止法國靠近美國。然而，在內閣決議中對此從未有明確表述，也沒有向海軍指揮官下令說這是當務之急。結果不可避免地，在聖尤斯特歇斯島發生的私掠行為，以及維護估價甚高的西印度群島之公共職責——作為背風群島總司令的羅德尼認為這是他的責任——模糊了他的視野。羅德尼的視線游移不定，在一個關鍵時刻，錯誤的判斷把戰略意圖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1780年，羅德尼在西印度群島的作戰計劃是打破縱列作戰法，正如約翰·克拉克曾經在愛丁堡港設想的那樣。在這種非常規的戰法中，戰艦不是根據縱線的順序一部分一部分地交戰，而是在與敵方前鋒交戰前便傾全力襲擊並摧毀敵方中部和後衛。羅德尼已經事先就此計劃向軍官做了說明，但由於這違背「作戰條例」，因此這些軍官或者真的沒有搞明白，或者像後來羅德尼所指控的那樣，出於邪惡的政治原因而故意違抗。 又一次，100年來一成不變的不可救藥的信號系統葬送了本來至為關鍵的一場海戰。根據這樣一種理論，為了便於理解，信號旗應該儘可能地少而簡單，因此該系統非常原始。根據規定，信號旗每次只能升起一面，如果要進一步表達各種意圖，就要通過增加三角旗，通過旗子在桅杆上的位置，或者通過懸掛旗子的桅杆來表示。由於這種種局限，一面信號旗往往以一個數字來表示「作戰條例」中的某項規定。因此除非羅德尼非常仔細地對自己的計劃做過解釋——而這並不符合他的習慣——否則考慮到鬆懈的紀律，他是不可能就發出的信號得到及時、準確的回應的。 1780年4月17日，在馬提尼克島海岸附近，英國和法國艦隊都發現了對方。羅德尼在早上轉為順風，且艦隊相互距離很近，而法軍則排成一排，羅德尼認為自己很快就會大勝，準備發起突襲。結果卻未能實施他預先計劃好的宏大戰術，因為英國的信號系統似乎註定會把艦長們搞糊塗。為了表達自己的意圖，羅德尼必須得發出「21」這個信號，此信號包含在「作戰條例增編」（Additional Fighting Instructions）中。在常規戰術中，「21」信號意味著每隻船都轉向迎擊敵方的對應艦隻。此時信號旗要懸掛在上桅杆上，同時要放一槍，這在作戰中途自然並非最簡明的通訊方式。那些本來已經精疲力竭的艦長又被這種非正統的戰術搞糊塗了，在混亂中各自為政，倉促出擊，有的去襲擊敵人前衛了——這倒符合常規的做法，但別的艦隻不知所措，互相跟隨著襲擊了法軍戰線的非對應部分，結果把自己的海軍上將孤零零地晾在一邊，完全打亂了他的計劃。足足有一個小時，他都在孤軍奮戰，直至他的旗艦遭受重創——船舷中了80發炮彈，其中有三發是在水線以下，主桅和後桅都被打斷，船帆裂開很多道口子，主帆桁就像斷了的手臂一樣無奈地垂下來，以至於接下來的24小時，旗艦都無法繼續浮在水面上，羅德尼只能轉移到屬於後衛的另一條船上去。艦隊中其他的艦隻亦在混戰中損傷很大，其中有兩艘後來在海灣中沉沒了。由於雙方艦隊均未能達成目標，他們只能相互脫離接觸。希望落空的羅德尼氣急敗壞，在私人信函中指責自己的下屬「無恥地拒絕遵從命令和信號」，企圖敗壞他的名譽，進而敗壞政府的名譽，好把他們都趕下台。現在此事過去已久，平心而論，這次違背命令既可能是出於政治目的，也可能是由於無法理解不同尋常的作戰法所致，這種戰法嚴重違背神聖的縱隊作戰原則。 羅德尼在給海軍部的正式報告中則比較克制，說自己不得不「帶著無可言表的憂慮及憤慨」稟告閣下，英國國旗「未能得到應得的支持」。但在海軍部看來，這話還是太重了，在《新聞報》（The Gazette）發表該報告時，這段話被刪去了。羅德尼私下裡對完全不服從軍令的指責很快被傳開了，結果導致了一種人們在凱佩爾騷亂後並不想看到的結果：更多的軍事審判。桑德威奇發誓要讓那些「使你失去了擊毀法國海軍重要組成部分之榮耀的人」受到「羞辱和懲罰」。羅德尼不想通過公開調查對海軍再造成新的傷害，因此他只是警告自己的軍官，任何人若膽敢不遵守號令，他都會毫不客氣，如果有必要的話，他會派出快速帆船送信，確保號令得到執行。 羅德尼認為，他本來「極有可能對敵方海軍實力造成重創」，但現在失去了這個機會，對此他極為憤懣不平，決心不能就這樣便宜了法國。他的對手吉尚已經撤退到瓜德羅普島的一個基地，但羅德尼認為，吉尚肯定會很快試圖奪回皇家要塞這個庇護所。儘管羅德尼的艦船受到重創，他還是想在這裡嚴密防衛，迫使敵人交戰。然而，處於逆風位的吉尚沒有上當，堅守自己的有利位置，拒絕出戰。當英軍在距離馬提尼克島15英里、位於瓜德羅普島和聖露西亞之間的海峽發現了法國艦隊時，吉尚如果願意本來是可以先發制人的，但法國的戰術是避讓。法國的信條是保存艦隊實力，尋求戰略結果，但同時避免戰術危險，因此他們選擇規避。當他們意識到羅德尼這個對手喜歡不按常規出牌後，他們就更有理由避讓了。就這樣，在游移不定的風向中，每一方的指揮官都想通過精心布置戰勝對方。吉尚的航海術很好，他進入的位置既可以進入皇家要塞，也可以進攻聖露西亞，而羅德尼的意圖則是想藉助風力，在吉尚可以完成上述任何一個動作前逼他出戰。就像他之前所威脅的，他要將各艦長置於嚴密指揮之下，因此他將旗幟移到一艘快速帆船上。他認為他們都被自己的決心「嚇蒙了」。他事後對桑德威奇說：「我的眼睛比敵人的大炮更加令人生畏……看到他們敬畏的樣子真是不可思議……」他在讚美自己的成績時總是毫無保留。但他還不滿足，直接告訴艦長指揮的實質：「思考這項令人痛苦的任務屬於我，你們只需要無條件服從命令就行了。」 在14個日日夜夜裡，大炮已經裝彈，緩燃引線也已經被點燃，敵對的雙方都機動地占據有利位置，雙方距離如此之近，以至於「無論軍官還是海員都不可能睡眠……」羅德尼在寫給桑德威奇的信中說，「這個目標如此偉大，使我的精神能夠承受起我體力所無法支撐的東西」。在這14個日日夜夜裡，他沒有上床睡覺，只是「在艦隊已經完全秩序井然的時候，我時不時地悄悄跑到船艙地板上睡上一個小時」。羅德尼很喜歡戲劇化地描述自己，實際上，當他的旗艦拆除不必要的東西準備應戰時，他的家具會被收起存放好，他的船艙也會被改造為火炮甲板的延長部分。 之後6個星期，試圖讓法國人參與戰鬥的努力也沒有成效。 儘管羅德尼自己的船已經受到重創，主桅被擊碎，船舷也開始漏水，但他還是在追尋敵人，他在航行途中發現，吉尚受命把商船隊護送回歐洲，已經把自己的艦隊從西印度群島撤回，準備回國。就這樣，1780年西印度群島這又一場「噼里啪啦」的戰役，終於在早秋颶風季來臨前結束了，雙方都沒有占到什麼便宜，唯一的成效便是，由於面臨眼前羅德尼艦隊的威脅，法國未再進一步對這些島嶼展開進攻。 法軍的撤退解除了羅德尼對自己指揮下的背風群島命運的擔心，但他自己對這場糟糕的戰鬥所感到的憤怒並未平息，因為他喪失了「可能很難再遇到的可以最後終結海上戰鬥的絕好機會」。他一直渴望能再次遇到決戰的機會。恰在此時，他從一艘被俘的美國船上獲悉，一支由7艘主力艦組成的法國艦隊已經被派往美國，護送支援美國叛軍的運兵船，這便是運送羅尚博（Rochambeau）部隊的特耐（de Ternay）的艦隊。羅德尼意識到，一旦敵人的援兵抵達，紐約敵人的兵力將在數量上占優勢，並在美國水域占據主導地位，因此，他認為自己必須前去紐約解救危局。在不得不閒居巴黎的時候，他的頭腦並沒有閒著，一直研究美國的戰略，因為他認為那裡的戰事進行得非常糟糕。1778年法軍參戰後不久，他曾在一封致桑德威奇的信中闡述了自己的想法。這封信現在已無抄本流傳，但通過他和別人談及此信的情況來看，羅德尼認為首先應將英國的各類衝突視為一個整體，視為一場戰爭，為部隊制訂統一的計劃和具體的目標。他認為法國對叛軍的支持已然是一個關鍵因素，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建議英國應該努力在西印度群島牽製法國人，這樣他們就無法騰出船隻與兵力去干涉美洲戰事，而在颶風盛行、加勒比戰事平息的那幾個月里，他可以將艦隊開往美洲海岸，聯合那裡所有可資利用的力量設法平息叛亂。桑德威奇認可、同意了他的意見，但實際上英國沒有足夠的艦隻，無法騰出來在西印度群島牽製法國。 羅德尼準備將自己的戰略付諸實施，他的朋友——在他赴美前在克利夫蘭羅（Cleveland Row）的宅邸和他常有往來的拉克索爾，認為羅德尼「天性樂觀自信」，經常喜歡過多談及自己。 主管戰爭的英國大臣們所做的唯一變動便是，他們為駐美英軍任命了新的總司令。心思根本就不在打仗上的威廉·豪爵士被亨利·柯林頓爵士替代，但柯林頓並不比其前任強。柯林頓系紐卡斯爾公爵的表親，而紐卡斯爾公爵是專門安插各種有背景的人的大管家，因此柯林頓能有這個位子，恐怕也因為他「有關係」。戰場上的指揮任務落到了一個神經質的人身上，他老是猶豫，結果往往錯失良機。 1778年5月，柯林頓得到任命還不到三個月時，便對局勢的各種要素進行了分析：這裡幅員遼闊，又正如「卡萊爾委員會」剛剛發現的，叛軍矢志獨立，絕無意退而求其次，英國原來指望有大量熱忱的親英分子能積極支持，而事實上這是子虛烏有的——這些情況讓這位新任指揮官提不起精神，更遑論還抱有什麼幻想了。他在戰後的陳述中說，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懇求國王准予他辭職，因為這場戰爭「不切實際」。既然不許辭職，柯林頓只能悶悶不樂地勉為其難了，這情況與擔任首相職務的諾斯勳爵頗為相似，只不過諾斯是認為自己不適合這個職位，柯林頓卻和前首相皮特一樣，認為戰爭是無法獲勝的。要完成這個任務，可資利用的手段太有限了。他抱怨答應給他的援軍遲遲不能趕到，他缺少適當的兵力，而且「缺少錢財、物資、艦船或可以勝任的軍隊」，身在祖國的殖民地大臣傑曼勳爵——柯林頓不喜歡也不信任他——卻不住地敦促他在這裡，在那裡，在所有的地方奮勇作戰。傑曼是英國的。 有一次，他怒不可遏地寫道：「上帝啊，我的勳爵大人，如果你真希望我干成點兒什麼事情，那你就讓我自己來干，讓我自己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相機行事。」到了1780年9月，他在給傑曼的信中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如無援兵，此戰斷無繼續之可能。」這就仿佛要摘取月亮，純屬痴人說夢。英帝國的人口相對於疆域廣大的殖民地來說太少了，亦缺少足夠的財力用於僱傭軍，況且如果再增加僱傭軍，反對黨更要氣勢洶洶了。近期不會有援軍到來。這是戰爭的經常情況：雄心勃勃，但資源上力不從心。 柯林頓認為，自己在紐約的野戰部隊數量太少（這似乎是神經質的表現，因為他很清楚，飽受缺員和暴動之苦的華盛頓部隊無力發起進攻），並因「四面楚歌漸起」而憂心忡忡，為此柯林頓感到「極度不安」，和諾斯勳爵一樣屢次上書國王，希望能解除自己的總司令職位，將指揮權交給在南部指揮作戰的康沃利斯勳爵。現在處於不安之中的柯林頓不僅僅是請求，簡直是在「央求」陛下能夠解除其指揮職務，到了第三次的時候，他的請求變成了「祈求」解除其職務。雖然他並非國王所期望的那種勇於進攻的將軍，但國王還是讓他繼續留任。喬治國王狂熱地堅信，自己的征伐乃正義之舉，堅信勇猛進攻乃制勝之道，且只能依靠自己的主要首領——一個是政治上的，一個是軍事上的，仿佛兩個同時駕車但都勉為其難的馬車夫，每個人都想卸去這個責任，從馬車夫的位子上下來。這可不是制勝的徵兆。 此時，美國戰事最激烈的地方是在南方。英國想重新控制這些親英派集中的地區，希望重新獲得他們的支持。最受期待、積極進取的英國陸軍將領康沃利斯勳爵，在給另一位在弗吉尼亞的同為軍官的戰友的信中悶悶不樂地寫道：「我親愛的朋友，我們的計劃到底是什麼？沒有計劃我們不可能成功。」他告訴朋友，柯林頓毫無計劃，「而且我老實告訴你，我對這種四處行進尋求冒險的做法感到厭倦。」本來打算通過弗吉尼亞向北部前進，但此番戰役被能幹的納撒尼爾·格林（Nathanael Green）所阻滯。他是華盛頓最可信賴的將軍之一，儘管屢遭敗績，卻頑強抵抗，為了拖垮針對他部署的英軍而堅持在戰場上。格林的戰略是讓敵人取得代價極高的皮洛士式勝利（Pyrrhic strategy），但是敵軍中的默里將軍（General Murray）已經看穿了他的意圖。這位沃爾夫的副將和魁北克總督曾經預言，如果人數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那麼敵人（美國人）的計劃應當借鑑中國人的模式，「每周輸給你一場，直至讓你消損殆盡」。 就在美洲的陸上戰鬥勝負難分、時斷時續地進行著的時候，羅德尼覺得自己需要參與其中，為戰鬥注入一些意圖和活力。關於美洲的使命，他完全是自行其是。他作為背風群島及其周邊海域的總司令，這個委任實際上使得他在整個西半球都可以見機行事。他在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我藉助高漲的民族熱情展翅翱翔，必欲挫敗法國人的狼子野心，讓叛逆、受到蒙蔽的美國人斷絕後想。」如果蒙蔽確實存在，那麼它存在於英國人的想像里，羅德尼顯然也是這麼想的。他們都認為，美國人是由於受到別有用心的人的蒙蔽而反叛的。他們未能認識到獨立運動的本質，因而始終無法嚴肅地對待美國革命。 在1780年9月抵達美國後，羅德尼橫掃卡羅萊納海岸，之後向紐約進發。他指望重新團結一致、奮發進取，但未能達成願望。柯林頓有很大的惰性，而駐美海軍指揮官阿巴思諾特上將（Admiral Arbuthnot）本來就脾氣不好，又自恃年長，對羅德尼凌駕於他人之上早已心生怨恨。阿巴思諾特已經年屆七旬，可以算得上是從桶底撈起來的另一個老古董，有人評價他「對基本的海軍戰略都一無所知」。他本來就跟柯林頓不和，現在又反對任何來自羅德尼的命令。羅德尼發現整個南部海岸都沒有設防，「從（卡羅萊納）海岸到桑迪胡克，看不見一艘快速帆船」，但海岸附近卻充滿了美國私掠船。羅德尼下令把艦船派遣到各個省附近，「通過這種方法已經繳獲了13艘敵方私掠船，有效保衛了國王陛下的貿易」。這兩位海軍上將各自不斷發出命令和與對方相反的命令。他們又怒氣沖沖地向海軍大臣告狀，或許還算措辭文雅，但這對於增進期望達成的團結一致沒有絲毫幫助。 1780年，叛軍失去了查爾斯頓，遭遇了阿諾德的叛變，戰場上的軍隊資金也十分匱乏，英國自然有充分的理由指望美國人放棄抵抗，這樣一來，這場令人感到沉重的戰爭便可以宣告終結了。柯林頓認為，羅德尼來到美國對叛軍來說不啻於一場災難。他說叛軍在發現華盛頓「多次高調宣揚的第二支法國艦隊和增援部隊純屬子虛烏有」後，都「陷入恐慌之中」。華盛頓很難再招募到新兵，之前他之所以能夠招募大量兵力，「純粹是由於這些虛構的援軍的作用」。華盛頓想讓法國再增派一支艦船分隊，以便對紐約發起攻擊。柯林頓在寫給羅德尼的信中說：「多虧你來到這個海岸，這完全挫敗了敵人的計劃……叛亂分子在華盛頓擴軍這方面有所懈怠，還因為開小差的不斷增加而削弱了軍力。因此，爵士閣下，就防禦而言，你來到這個海岸可能會被證明是至關重要的。」柯林頓表示很遺憾，他不主張進攻敵人在羅得島的陣地，因為該陣地現在已經非常堅固。他認為更好的選擇是向切薩皮克灣進發，「此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我們雙方都認可的」。這是個可能會改變整個戰爭進程的有趣提議。 這種可能性本來很小。柯林頓脾氣不算太壞，習慣把無所作為歸咎於衰老無能的阿巴思諾特上將。他在寫給英國一位朋友的信中說，如果有位稱職的將帥，「那麼可以對這個戰役期望很高，但對這位老紳士什麼也不能指望：他每時每刻都會忘記事情，老是自言自語，對我的信也不做回復」，他也許心腸不壞，「但是腦子不行了」。在亟須海軍的時候，英國海軍卻墮落到了這種境地，由於政治紛爭，海軍軍官都由那些過時的耆老之輩充任。 戰利品經常是紛爭之源，此時亦未能例外。由於羅德尼成了英國在美洲的最高海軍指揮官，這意味著阿巴思諾特在分配戰利品時將失去主要一份。對此，羅德尼還一本正經地向海軍部報告說：「在我看來，阿巴思諾特先生怨恨的真正原因實在讓我難以啟齒，不過有確鑿的證據表明，是因為戰利品。」他還轉來了相關文件作為證據。呈交國王之後，國王對這海軍將領間的不和所做的裁斷是支持羅德尼。他說羅德尼的行為「一如既往值得嘉獎……（而且）暗示戰利品」乃是原因「似乎言之有據」。儘管柯林頓和羅德尼都威脅除非撤回阿巴思諾特，否則他們都要辭職，但海軍部沒有任何行動，顯然不願意再得罪一個人。最後是阿巴思諾特因為自己的年紀——也許還因為同事的敵意——主動提出辭職後，才解除了他的職位，在1781年由諾斯勳爵的一個表親接任指揮在美洲的海軍。海軍部直到此時仍然執迷不悟，沒有意識到已經到了危急關頭，那些老朽的老水手已經難當此任。他們繼續在狹小的老水手圈子裡挑選，結果選上了托馬斯·格雷夫斯爵士。他67歲了，在那個時代算是高齡了，早已華年不在，也過了參加海戰的最好年齡。格雷夫斯最大的特點便是高度謹慎，他過去的職業生涯差一點兒就毀於軍事法庭對他的「失職」指控——賓上將受到處決的同一個罪名，但最終被判為「判斷失誤」。這項指控本來也可能是致命的。如果說消極的個性也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的話，那麼格雷夫斯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根據羅德尼的看法，在美國的最糟糕錯誤便是從羅得島撤退這一「致命舉措開始的」。柯林頓於1779年10月放棄該島，以便集中兵力用於南部戰役——或者像他後來聲稱的，這是他在阿巴思諾特上將的「強制性」建議下實施的，因阿巴思諾特說，羅得島「對海軍來說毫無用處，況且他甚至騰不出一艘艦船用於該島的防禦」。英國人離開後紐波特落入法國人之手，導致了納拉甘西特（Narragansett）陷落這個嚴重後果。羅德尼把納拉甘西特稱為「美國最好、最宏偉的港口，足以容納整個英國海軍」，他還卓有遠見地說，海軍從這個港口可以在48小時內「封鎖美國的三個州府——波士頓、紐約和費城」。 最讓羅德尼感到受挫的是，儘管他「竭盡全力」，但仍然未能說服同為將官的柯林頓和阿巴思諾特發動攻勢重新奪回羅得島。阿巴思諾特不願將海軍置於這樣危險的境地，他和柯林頓之間的敵意也註定他們不可能同意採取一致行動。一位海軍軍官聲稱：「艦隊再也看不到羅得島了，因為將軍痛恨上將。」柯林頓說現在為時已晚，法軍在重新占領後已經構築了堅固的工事，如果說之前需要6000人能攻下該島的話，那麼現在就需要1.5萬人，而他無法調派這麼多部隊，因為預計華盛頓的部隊會對紐約發動進攻。他的這個消息是從親英派人士那裡獲得的，他們在截獲有關信函後轉交給他。也有被截獲的信件是關於發動最後聯合戰役的計劃。多年來有傳言說，這些信件是華盛頓為了迷惑柯林頓而設下的圈套，但是之後的研究推翻了華盛頓使用欺詐手段的說法。 羅德尼有了個把法國人從羅得島上驅趕出去的主意。這個主意新穎、離奇，體現了羅德尼喜歡不考慮成命、自行其是的性格特點。在他和柯林頓的一次討論中——柯林頓對該討論做了記錄——他建議讓一些英國艦船冒用法國旗幟出現在布洛克島附近，因為當時大家都相信有一支法國艦隊正趕來加入在紐波特統帥的法國海軍的特耐。冒充的艦隊應該在風向有利於特耐出港的時候出現，假裝與阿巴思諾特的艦船展開戰鬥。自然，特耐會出來幫助他所他誤以為是同胞的艦隊，一旦他上當出來，羅德尼和紐約的艦隊就可以聯手徹底殲滅之。顯然，如果讓這個人冒用法國旗幟去攻打聖尤斯特歇斯島，那麼他也不會心存什麼顧慮的。無疑，這個計劃對於慣於求穩的柯林頓和阿巴思諾特來說太異想天開了，因為後來再無下文了，羅德尼大視野中的「宏偉的海灣」也依然置於法國控制之下。 離開北美時，羅德尼在寫給桑德威奇的報告中說，這場戰爭中「每一個部門都懈怠得讓人難以想像」，並特別指出了柯林頓的惰性。截獲的華盛頓的信件——不管這是真的還是欺詐手段——像高效安眠藥一樣，讓柯林頓在此後最為關鍵的幾個月中都陷入無所事事的狀態中，如果他立即增援，本可以避免後來約克鎮的致命結局。但是當時英國人毫不擔心，因為美國人的命運已經岌岌可危，似乎很快就要崩潰了。 1779年到1780年這個階段非常艱苦，是美國革命的最低潮。美國人指望德埃斯坦率海軍干預的希望落空了，又丟了查爾斯頓，在福吉谷（Valley Forge）和莫里斯敦（Morristown）經歷了冬季的嚴重匱乏——由於國會提供的援助太少，也沒有民眾的熱情支持，匱乏更形嚴重。 就在沮喪快要變成絕望的時候，1779年12月，華盛頓寫道：「毫無疑問，我們現在的前景比此前戰爭的任何階段都要糟，除非有紓解困境的妙法並能立即實施，否則由於匱乏而難以為繼的部隊之解體將無可避免。部隊有一部分已有數日沒有麵包了。」在卡羅萊納和喬治亞的戰鬥雖然取得了局部勝利，但後來局勢逆轉，帶來了南方可能與北方殖民地分割開來的致命危險。1780年5月，局勢更為嚴峻了——查爾斯頓陷落，5000名美國士兵和4艘船被俘，是這場戰爭中最慘重的失敗。 1780年9月，本尼迪克特·阿諾德（Benedict Arnold）的背叛，讓華盛頓個人承受了更大的打擊。阿諾德計劃叛逃到扼守哈德孫谷（Hudson Valley）的駐西點（West Point）的英軍那裡。由於他與英軍聯絡的中間人、柯林頓的助手安德烈少校（Major André）的偶然被捕，挫敗了他的叛逃計劃，而這時距離將要塞的鑰匙和圖紙轉交給敵方僅相隔幾個小時。 從1779年到1880年，新澤西莫里斯敦營地的情況比此前一年的福吉谷還要糟糕。那些本已飢腸轆轆、在風雪中瑟瑟發抖的士兵的配給再次被削減，僅相當於正常量的1/8。為平息暴動，康乃狄克團帶頭抗議要求得到全部供給和欠薪的兩個士兵被絞死。1781年1月，賓夕法尼亞團譁變，與新澤西的部隊一道開小差，等到脫逃被控制的時候，兵力已經減員了一半。在邊遠地帶，在親英分子帶領下，印第安人從森林中走出來焚燒農場、家園，屠殺平民。就連讓士兵駐守陣地也成了一個大問題，因為民兵中的士兵需要請假回家收割莊稼，如果得不到准假，他們乾脆就開小差。部隊的普魯士籍訓練官馮·施托伊本將軍（General von Steuben）說，在這種情況下打仗，哪怕是「愷撒和漢尼拔也會顏面盡失的」。 華盛頓桌上的信函堆積如山，都是陣地將領寫來的，訴說他們多麼缺乏各類軍需品：食物、軍火、戰場設備、常規運輸所需的馬和車——所有這些都需要軍隊從當地民眾那裡徵得，這必然會引起地方愛國勢力的反感。華盛頓在他1781年5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們沒有作戰所需的任何東西，相反，我們一無所有。擺在我們面前的不是一場輝煌的進攻戰，而是一場混亂、暗淡的防禦戰——除非我們能從慷慨的盟友那裡得到強有力的艦船、登陸部隊和錢財的支持，但眼下這種支持太靠不住了。」 在如此沮喪的形勢下要想不垮掉，並能夠支撐危局，需要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一種高貴的氣質，這是華盛頓所擁有的，但在歷史上那些將軍身上難以見到。這接近「沉默者威廉」的某些氣質，擁有這種氣質的人勢必成為總司令一職的當然人選。美國的另一個天才班傑明·富蘭克林和熱情的拉法耶特將這種氣質傳達到國外後，路易十六——舊制度枯乾上的最後一片枯葉——被說服了，他將皇族的信念和命運寄寓於在森林中對抗權威和王室的叛軍身上，這些王室還曾支持他保有王位。拉法耶特魅力十足，這種魅力讓華盛頓待他像對自己父親一般敬愛有加，讓國會把他任命為上將，讓美國兵心甘情願地在他的指揮下衝鋒陷陣——他們通常是不樂意受外國人指使的。在拉法耶特之後，年輕的法國貴族紛紛自願參加美國革命。他們原來生活在宮廷的真空中，因無聊而躁動不安，唯一能讓他們激動的事情便是爭得戴著塗粉假髮、酒足飯飽的國王的頷首，或者邀請他們出席國王早上在更衣室的例行儀式的微微擺手。他們渴望在軍事操練中體驗真正的男人的感覺，傳統上這也是通向獎賞的道路，同時又有機會將他們的勇敢獻給具有魔力的自由女神——她在令人厭倦、充滿紛爭的舊世界裡也打開了人們的心扉。美國《獨立宣言》中所承諾的「政府的正當權利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仿佛具有魔法，讓多少代以來置於君主和貴族專制統治下的臣屬們的思想和心靈都為之振奮。這種承諾似乎就體現在美國這個為了建國而戰鬥的年輕民族身上。他們感覺到，一旦這個國家出現在這個世界上，它必預示著舊歐洲將迎來自由、平等和理性的新秩序。對於熱愛自由的人來說，還有什麼比把武器和財富致力於促成這樣一個事件更加崇高的事業嗎？ 還有一個不那麼崇高的願望：為失去加拿大報仇。自11世紀諾曼人威廉找到了一個爭執的理由後，法國人的骨子裡一直有想與英國人幹仗的衝動。國王及精明又不屈不撓的外長韋爾熱納，一直想讓北美殖民地的戰爭繼續下去，這在法國與英國的爭霸戰中是可以利用的。通過增強叛軍的資源，他們可以挫敗英國的銳氣，並為自己在北美爭得好處。此外通過騷擾英國的海上力量，奪取一兩個產糖的小島，他們甚至可能擊潰防禦英國的艦隊，入侵英國本土。 韋爾熱納為法國所構想的意圖不是幫助北美殖民地獲得勝利，或者使他們強大到英國想要與之媾和的程度，因為這會使英國重新騰出手來，縫合其帝國這件織物上出現的裂縫，再次全力對付法國。確切地說，法國的目標是通過增援北美殖民地而使他們能夠繼續戰鬥，牽制住英國人。 所以，正是出於想要取代英國成為霸主的渴望，波旁法國和歷史開了一個大玩笑，它利用自己的財力、物力和軍火增援叛軍，而這些叛軍所捍衛的理念和原則將會開啟民主革命的時代——它和被它耗盡的法國財力，共同使得舊時代轟然垮掉，這永遠地成了舊世界和現代世界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