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聲禮炮 · 第八章 法國介入

法國和叛軍結盟自然使它成了英國這個霸主的敵人，而這正是法國的用意。當然，法國波旁王朝的政策並不是因為贊同傑斐遜的原則：一個民族必須「按照自然法則和上帝的旨意，以獨立平等的身份立於世界列國之林」。儘管是波旁王朝現在引為同盟的這個盟友闡明了這個原則，但這並不符合一個君主的想法。沒有上升到那樣的哲學高度，法國的動機極其簡單，就是要跟英國作對，這種敵意源自1066年以來長達7個世紀的對抗，以及法國想要挽回在「七年戰爭」中所遭受損失的願望。因此，是舊世界的權力爭奪，而與美國無關，導致了法國的介入，使美洲殖民地得以脫離英國，贏得獨立。這個同盟由兩項盟約構成，一個有關友好貿易，而另一個條約的前提是，雙方任何一方在英國承認美國獨立之前，均不得與英國單獨媾和。 1778年7月，即法國與美國簽訂盟約五個月後，法國向英國宣戰，一年後，西班牙也根據《波旁家族盟約》的規定加入戰爭。西班牙加入戰爭的要價是法國答應幫助它收回直布羅陀和米諾卡。 法國最擔心的事是殖民地會與其母國和解，恢復其母國的貿易、殖民地及航海地位，這將使得英國重新居於顯要地位，而法國主要的參戰意圖恰恰是削弱英國的地位。正是由於班傑明·富蘭克林故意暗示法國可能會和解，法國也認為自己偵探到一些和解的跡象和徵兆，這才促使他們簽訂了盟約。不得單獨媾和的誓約使法國無須再擔心英國會與殖民地達成和解——至少當時是這樣。後來又一次的擔憂，是因為英國自己提出與殖民地和解。 法國參戰17天後，在英吉利海峽靠近法國海岸的韋桑島（Ushant）附近爆發了艦船之戰。這場戰鬥與美洲戰爭無關，但從長遠來看，此戰嚴重損害了英國的戰爭實力，即便不是實在的削弱，至少無形中是如此。法國的目的是控制海峽，作為入侵英國的準備。英國已經獲得情報，得知有兩個法國艦隊正從布雷斯特和土倫開出，因此英國的意圖是阻止這兩個艦隊匯合，如果它們匯合了、聯手駛向英吉利海峽，就發起攻擊，除非它們的戰鬥力「明顯處於優勢」，那麼這種情況下就立即返回，爭取增援。英國海峽艦隊的指揮官是奧古斯都·凱佩爾上將。發現法國艦隊駛在最前面的兩隻快速帆船後，他急切地想投入戰鬥，迫不及待地就向它們開火了。依照當時的慣例，艦隊司令應當處於戰列線中部，他在那個位置可以同時看見艦隊的前衛和後衛，或者都看不見，依具體情況而定。要贏得戰鬥的勝利，艦隊司令和艦隊後衛的副手之間應當密切配合。就這支艦隊而言，凱佩爾上將和排名第三的指揮官休·帕利澤（Admiral Hugh Palliser）隸屬不同的政治黨派。結果又出現了誤解信號的情況，至於到底是真的誤解還是出於惡意，後來兩黨人士爭執不下，幾乎打了起來。不管這究竟因為什麼，這種信號系統在適用性上是有缺陷的。在英國的信號體系中，艦長無法用任何信號表明他未能看清或理解某個指令，艦隊司令也無法用任何信號表達後一個信號取代了前一個信號，或者表示對命令做出別的更改。當時並沒有發展出更好的通信系統，除非採用輕型船做信使，它們就像陸戰時將軍的助手一樣，縱橫馳騁傳達口頭命令。但這個辦法不大可行，因為和陸地上的旅級或師級指揮官不同，戰列線上的艦船無法原地不動，等待指令。後來納爾遜嘗試讓艦隊司令處在戰列線最前方的一艘快速帆船上，這樣他可以靠自己而不必通過信號來表明前進路線，但是這種方法並未被普遍採用。 在韋桑之戰中雙方各有30條主力艦船參戰，沒有艦船被俘獲或者擊沉，因而雙方艦隊都無功而返，回到各自的港口。英國公眾原本希望看見自己的艦隊凱旋，腰帶上掛著法國人的頭皮，把敵人打得落荒而逃，便想找個替罪羊，於是陷入激烈的爭執之中。先是帕利澤指控凱佩爾，然後是凱佩爾指控帕利澤，最後兩人輪流接受軍事法庭的審判。公眾及海軍的輿論出現了嚴重對立。當時的公眾情緒傾向於凱佩爾。凱佩爾是輝格黨黨員，屬於反對黨，1775年，他曾宣稱自己不參加針對美洲殖民者的戰爭，法國參戰他才接受了對英國本土艦隊的指揮任務。現在，他被帕利澤指控在韋桑之戰法國艦隊逃跑時下令自己的艦隊撤退，結果葬送了取得勝利的機會。他要求接受軍事法庭審判，以澄清對自己的指控。帕利澤受到桑德威奇的保護，是政府的忠誠支持者。他對自己的上司、一個輝格黨黨員如此放肆的非難引起了同僚的義憤，12名上將聯名抗議他的行徑，最終他也接受了軍事審判。審判和證人證詞使得公眾的情緒愈加激憤。總的說來，輿論傾向於把艦隊兩手空空歸來的責任歸於桑德威奇，認為他讓凱佩爾上將率領一支裝備很差的艦隊應戰，目的就是想讓他遭受失敗，使凱佩爾公開支持的反對黨臉上無光。確實，海軍內部營私舞弊蔚然成風，生產的艦船性能低劣，設備不好，配給不足，人員也不夠。議會的反對黨成員「大放厥詞，用議會中從未曾有過的惡毒語言」指責桑德威奇在處理海軍事務上的「嚴重無能和瀆職」。為了打擊當局，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提議解除桑德威奇的職務。這個提議未被通過，因為支持政府的議席有103席之多。桑德威奇繼續留任。 當朴次茅斯的軍事法庭熱切地宣布凱佩爾無罪釋放的時候，興奮的情緒異常高漲。倫敦的群氓為了慶祝洗劫了帕利澤的家，還把諾斯首相家的窗戶玻璃全都砸得粉碎。這位性情隨和、善於逃生的首相爬到屋頂上，一直待在那裡直到騷亂者離去。仍然不滿足的群氓轉而去衝擊海軍部的大門，叫囂著要桑德威奇下台。帕利澤也被宣判無罪之後，辭去了在海軍部的職位，之後政府為了補償他在收入方面的損失，任命他為格林尼治醫院總管一職，即羅德尼曾經的職位。凱佩爾則高調錶態，只要桑德威奇還是海軍大臣，他就不會再在海軍服役。然而這兩個對手的離場並未平息這場爭執。意見分歧和敵對情緒已經滲透了皇家海軍，從軍官到造船廠工人無一置身事外，而此時英國正急需一支精悍而自信的海軍，在四個戰區——美洲、英國海域、西印度群島和印度——同時展開進攻和防禦。為了支持凱佩爾，輝格黨的海軍將官也效仿他，拒絕在桑德威奇手下任職，視此舉為政府反對派的榮譽。由於黨派之爭，海軍內部早已分崩離析，很多有抱負的軍官都離開了。那時的海軍軍官幾乎清一色都屬於輝格黨。 當時海軍最上層由專員（Lords Commissioners）掌控，這些專員都是職業海員，通過在議會中占有席位而發揮其政治影響力，其中海軍大臣在更小的、由八九名大臣組成的全國性管理機構內閣中占有一席之地。這是一個龐大的機構，管理著數百艘戰艦，火炮數量足以裝備一支陸軍，人員數量亦足以充任各級軍職、造船廠、世界各地的供給碼頭及倉儲碼頭。對韋桑之戰的不作為政治化的大肆渲染，造成的危害之大，在羅德尼的朋友拉克索爾根據羅德尼私人信件所寫成的文字中有所體現。「他自己艦隊中的黨派和派系之爭如此激烈，幾乎已經超越或者消解了對君主及國家的愛」，而且「對政府……尤其是海軍大臣……懷有如此刻骨銘心的憎惡，幾乎到了希望打敗仗，好讓大臣們辭職的地步」。海軍軍官們自己也證實了存在這種情緒。曾任朴次茅斯造船廠專員的胡德上將（Admiral Hood）在給自己兄弟的一封信中寫道：「一支艦隊軍紀如此敗壞，如此無法無天，這是史無前例的，而且對國王的事業如此缺乏敬意和關心。總之軍官的瀆職真是觸目驚心，上帝才知道這種局面會導致怎樣的惡果。」塞繆爾·巴林頓上將（Admiral Samuel Barrington）11歲就加入海軍，18歲就開始擔當一艘船的指揮任務，他的兄弟是海軍部的一名專員。巴林頓拒絕指揮英吉利海峽的艦隊時說，「軍紀極其鬆散」，「壓力和擔憂」就足以要了他的命，「假如我是指揮的話，那麼我現在所目睹到的事情就足以讓我發瘋」。他對桑德威奇和海軍部均沒有信心，認為海軍部「是一小撮惡毒的傢伙，從來沒有哪位好人會效力於如此惡毒的人」。18世紀時，人們尚未十分明了20世紀美國吃了苦頭才明白的這個教訓：如果軍隊對戰略戰術問題產生異議，或者人民對戰爭目標的正當性產生懷疑，那麼這個國家是無法長期有效地進行並贏得戰爭的。 一位叫傑弗里·卡倫德（Geoffrey Callender）的現代歷史學家曾提出一個大膽的觀點：是韋桑的僵局導致了歷史性的結局。因為如果當時法國遭受失敗後龜縮在他們的港口，他們就不可能來為美國人提供救援，故而很可能出現這樣的結果：英國粉碎了美國革命，美國仍是大英帝國的一員。這種對世界歷史的說明無論多麼有趣，都是不現實的，因為對法國大西洋沿岸港口進行並維持封鎖，只能取決於英國的意願和能力。但艦船的首要責任乃是保護貿易，為從直布羅陀到錫蘭的遠方基地提供防務，在此情況下把一支艦隊束縛在靜止狀態是不大可能的，哪怕在韋桑取得了勝利也是如此。 現在通常認為，英國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失敗，主要是由於海軍不夠強大，這種觀點是可以討論的。毫無疑問，皇家海軍不團結，軍紀廢弛。海軍艦船數量不夠，無法完成任務，而且由於造船廠的唯利是圖和海軍部專員的漫不經心，艦船的狀況很糟，以至於一艘用國王的兒子命名的「威廉王子」號（Prince William）艦船竟然在停靠在泰晤士河時沉沒了。管理者才智有限，經驗很少，沒有統一的戰略，卻對獲勝有無限的信心。但是仍然可以商榷，諸如喬治·華盛頓、紐黑文的達格特牧師（Reverend Daggett，我們在後文中會看到他的事跡）的堅定和意志，美洲大陸的地理與物流情況——5萬名英國士兵中的每一個人、每一粒子彈、供給品中的每一塊餅乾、向指揮官發出指令的每一封信，都需要花6至8個星期才能穿越大西洋抵達北美——這些因素是否也決定了英軍無法贏得這場戰爭。據說如果有一支更加強大的海軍，那麼結局可能完全不同，因為英吉利海峽或者西印度群島的艦隊就可以被抽調回來，對法國大西洋沿岸港口實施封鎖，阻止法國的海上干預支援殖民地。不過這要取決於英國是否認為這種封鎖有足夠的重要性。可英國人並沒有這樣認為，因為在這場戰爭的任何一刻，他們都沒有認真考慮過美國獲勝的可能性。如果對法國港口進行封鎖，就會牽制大量艦船無法調動，這些船的底部會因為海洋生物叢生而發出臭味，更何況封鎖需要戰時內閣做出一致的決定，但這個內閣從來就沒有想清楚，為了把海軍兵力集中於一處實施封鎖而削弱軍力是不是值得。這些被牽制的兵力本可以去為商船護航，或者駐守加勒比及東印度群島殖民地和本土島嶼。 就像過去和後來的帝國一樣，現有資源無法支撐帝國的過度擴張。無法做出決定是一個主要弊端。桑德威奇勳爵曾央求國王，要求「內閣會議」把達成的決定形諸文字，「一旦有問題出現爭執，就應該明確做出決定，而不是像現在一再發生的那樣往後拖延，卻不做出任何決定」。戰略上的主要失誤在於，未能就達成某一目標集中調動現有資源，賦予該目標絕對優先權。儘管俗話說人們常常忘記前車之鑑，其實人有時候還是會吸取教訓的。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美國與英國達成一致的決定——優先考慮歐洲的防禦，先擊敗希特勒——最終導致了希特勒的失敗。 在1778年的英國，沒有任何人有能力做出如此果斷的決定。國王沒有這種果斷。雖然喬治三世做起決斷來沒有什麼問題，但是他的頭腦里只有一個念頭——征服，而絕不操心如何征服。皮特走了，4月法國與美國結盟時，他中風倒下，一個月後去世了。國王的兩位主要的戰時大臣傑曼和桑德威奇均富於決斷，但是未用到實處，因為他們都沒有清晰的戰略計劃，在實施任何醞釀好的計劃時都拖泥帶水。英國在戰爭結束前所遭受的最大失敗是在薩拉托加，之所以大敗，僅僅是由於疏忽：豪和伯戈因的部隊按原定作戰計劃本應該會合，形成鉗形夾擊之勢，但兩支部隊未能同時獲知有關他們的部隊的調遣計劃和時間。更嚴重的是，傑曼勳爵基於「異想天開的假設」（根據柯林頓傳記作者威廉·威爾科克斯的說法）批准了這個計劃。「異想天開的假設」是，儘管豪的部隊的大部分都在紐約受到牽制，其陸軍主力仍然可以穿越賓夕法尼亞，而伯戈因可以無須豪的配合在北部獨立行動。威爾科克斯教授把英國在這場戰爭中「最糟糕」的計劃歸咎於三位主謀——豪、傑曼和伯戈因「智力上的缺陷」，以及「他們之間幾乎完全互不通氣」。最主要的缺點是自滿，而不是智力上的無能。 自滿是像中國那樣長期存在的大國所特有的秉性。在整個歷史進程中，中國人一直認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中國的四周都是蠻夷。那些不幸「生於化外」的劣等人若想一睹龍顏，只能行跪拜之禮，把臉貼在地上。英國人雖未到這種程度，骨子裡的想法亦相去不遠，唯我獨尊，仿佛自己是這世界的月亮，影響著國際局勢之潮汐。 自大的危險在於，自高自大的人認為，影響著自己打交道的人的當地因素和條件是無關緊要的。遭遇美國革命的英國人，對美國人和從一個大洋延伸到另外一個大洋的廣袤大陸都不感興趣。從沒有哪個英國君主曾親眼見過大西洋那邊屬於他的那塊領地，從1760年到1775年這15年里，殖民地積怨越來越深，終至爆發，但沒有哪個大臣曾經造訪殖民地，了解一下究竟是什麼事情讓這些桀驁不馴的民眾惱火，以及他們都是怎樣的人。最終這造就了無知，而無知在戰爭中是不利的。 「知己知彼」乃是戰爭中獲勝的必要條件，但這在英國人與美國人打仗時是完全缺乏的，英國人的自大也使得他們不可能做出努力去彌補這種了解的匱乏。例如，根據時任英國駐巴黎大使斯托蒙特勳爵（Lord Stormont）在議會中對桑德威奇勳爵提出的指控，桑德威奇未能通過適當方式獲取有關法國海軍行動的情報。他的「失職」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法國戰艦竟然可以自由離開港口駛向西印度群島，而在海上監視它們的英國船隻竟未接到任何警報。大使在上院說：「我們根本就沒有情報。」斯托蒙特說他曾經竭盡全力，多次試圖安排快艇停靠在法國港口外，以獲取情報，然而卻無法說服桑德威奇勳爵批准。 更為關鍵的是負責戰事的主要大臣喬治·傑曼勳爵的態度。他之所以能夠憑藉國王的青睞得到這個職位，是由於他積極鼓吹「傾帝國之力」畢其功於一役，最終讓殖民地不得不做出抉擇：或者歸順，或者遭受毀滅。這便是政府對叛亂分子所了解的程度。 戰爭從一開始就缺少計劃，因為英國人認為，鎮壓叛亂用不著什麼計劃，只要予以痛擊就行了。之所以會馬馬虎虎，因為大家都認為英國軍力之優勢實在太大，根本沒有必要花太多力氣。更重要的危險因素是國內的紛爭。而英國國內的不同意見則是一種更加基本的因素，使局面大為惡化。 政治讓英國在美國戰爭中失利，其作用不可小覷。英國人對政治的熱衷，與其說是關乎不同的信念體系，倒毋寧說在意的是誰上誰下。這種情緒通過凱佩爾與帕利澤的官司而傳入海軍後，就像一把刀子，嚴重削弱了高級軍官之間的凝聚力。正如拉克索爾告訴我們的，艦隊中的「黨派和派系之爭如此激烈，幾乎已經消解了任何對國家的愛」。 在凱佩爾事件之後，幾乎所有的人都對桑德威奇失去了信任，唯一的例外是國王。國王依賴他，也不了解讓艦隊運轉的各種因素，對自己所聽到的深信不疑，想當然地認為皇家海軍就像是英國的雄鷹，會毫不猶豫地撲向自己的敵人並毀滅之。他無法更換大臣，因為擔心自己不了解的那些人還不如自己所了解的人。於是他緊緊抓住桑德威奇，正如他曾經抓住比特（Bute），現在又緊緊抓住諾斯勳爵一樣，就像沉入水中的游泳者，在遭受滅頂之災時，會緊緊抓住杆子。 反對黨對這位海軍大臣很是不屑。凱佩爾在韋桑之戰前被任命為大艦隊總司令時，當時很有名望的里士滿公爵（Duke of Richmond）寫信給凱佩爾說，他不認為這個任命值得祝賀。如果桑德威奇有支「很糟糕」的艦隊要派遣的話，他「很樂意讓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去指揮這支艦隊」。他建議凱佩爾和他的軍官親自檢查每艘船，而「不要相信桑德威奇勳爵，哪怕是繩索紗線之類的事」。 英國最擔心的是法國與美國叛軍結盟而成為自己的敵人，現在這已經變為現實。這在力量對比上對英國很不利，很多執政黨成員開始確信，當務之急是把英國從這場花費巨大又徒勞無功的戰爭中解脫出來，這樣就可以騰出手來應對法國的挑戰，那麼唯一的辦法便是與殖民地達成和解，正如輝格黨一直以來所主張的。逐漸地，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所謂的「政府那些善於思考的朋友們」——他指的是跟他一樣的人[1]——注意到這樣一個讓人氣餒的事實：這場戰爭是無法打贏的。查特姆伯爵，亦即那位了不起的前皮特首相，在1777年11月20日的一次發言中最先指出了這一點。在他還未獲知美國在薩拉托加取得勝利的時候，他在上院發言時說：「我知道征服英屬美洲是不可能的。我冒昧地向你們指出，你們無法征服美洲……」這場戰爭「從原則上說不正義，從手段上說不現實，從結局上說是毀滅性的」。徵用「那些強盜般的僱傭軍孩子們」（指黑森僱傭軍及其他日耳曼僱傭軍）已經引起了「深仇大恨」。「如果我是個美國人，正如我是個英國人一樣，如果我的國家正遭受外國軍隊的入侵，我是絕不會放下武器的——絕不會——絕不會——絕不會。」英國堅持要殖民地屈服，將使自己失去殖民地的種種好處，比如貿易以及支持英國對抗法國等，而英國將收穫的只是重新對法國和西班牙開戰。唯一的解決辦法便是終止敵對行動，通過談判簽訂和解條約。 沿著這個思路，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接著說，物資運輸條件就決定了無法取得軍事勝利。在陸地上將軍們距離太遠，無法相互支援，而美國海岸線極長，且海灣、河口、支流縱橫，加之在食物上能夠自給自足——儘管武器方面未必自足——這些因素使得美國幾乎可以不受到海上力量的影響。實際上，敵對只會對英國不利，因為將無法從美國得到造桅杆的高大白松、乾燥的木材、柏油，以及其他用於造船的海軍倉儲物資。在歐洲，陸戰中如果對首都實施包圍往往會導致敵方投降，然而美洲殖民地各地區的獨立自主意味著，無論得到紐約、波士頓還是費城都無法終結戰事。還有個查特姆伯爵也曾注意到的終極問題：即便你征服了所有美國人，也無法讓他們心甘情願地跟你合作。 未能通過常規軍事手段平息叛亂，這對英國來說是種恥辱，但更讓他們失望的是未能獲得親英分子的積極支持——英國人本指望美洲的親英分子能夠揭竿而起，推翻自己誤入歧途的政府，成為戡亂行動的重要組成力量。然而英國人似乎並未意識到這是由於自己的錯誤。他們一如既往地對殖民地民眾持蔑視態度，根本未曾努力招募親英分子，把他們組織成為自己的力量，或者組成親英師甚至親英旅，也沒有委任他們為英國軍隊的軍官。如果親英分子不僅僅想讓自己免受支持美國獨立的愛國者的騷擾及迫害，而且想更進一步，作為組織化的軍隊來戰鬥，那麼他們應該加入哪個部隊？一方面英國政府花錢以越來越令人不滿的代價雇用日耳曼僱傭軍，徵募愛爾蘭人補充極為有限的軍力，一方面又不利用手邊現成的資源，還憤憤不平地抱怨說，沒有自發地冒出一支由親英分子組成的部隊。親英分子大多屬於有產階層，實際上對這場戰爭的感受要比英國統治階層更加強烈。他們的情緒更多地不是源自對英國王室的忠誠，而是來自對將被革命推翻的自己的特權的眷戀。儘管美國革命的領袖中，既有華盛頓、傑斐遜那樣的土地所有者，也有像莫里斯家族那樣的富豪，但人們通常認為他們代表的是在這個世界上蓬勃而起的顛覆精神。既然針對親英分子，獨立革命從本質上說必然是場階級之戰，和所有會危及財產的衝突一樣，它激起了強烈的情緒。 英國原來的打算是在1777年春天之前平息叛亂。然而，到了1778年，在美洲成功終結戰爭的前景依然遙遙無期。法國的參戰讓「這場戰爭是無法取勝的」這一論斷更具說服力了，也導致諾斯勳爵的政府在態度上出現重大轉變：向殖民地提出了和平和妥協條件，以期它能夠重回宗主國的懷抱，並斷絕與法國的聯姻。就這樣，在1778年2月，「安撫議案」（the Conciliatory Propositions）被提出，這讓議會感到難以置信。這個議案的真實意圖是為了安撫反對黨，而非與美國人媾和。擁有像福克斯和伯克這樣的卓越演說家的反對黨繼續譴責這場戰爭是非正義的，它對大英帝國必然是毀滅性的，因為必須不斷加重稅賦，才能維持規模越來越大的陸軍及艦隊的費用。 為了緩和不滿情緒，政府提出了和平提議，用意是為了保住權力——這是任何政府的首要考慮——而無關乎方針政策。3月，和平委員會成立，負責人是弗雷德里克，即卡萊爾第五代伯爵。這位年輕人非常富有，是霍華德家族的後裔、氣派的霍華德城堡的擁有者。他的名聲主要是作為時髦人物，他有任職的資格是因為他是高爾勳爵（Lord Gower）的女婿——高爾勳爵是忠於國王和諾斯勳爵的貝德福德派系（Bedford Gang）的著名成員。通常擁有巨額財富和宏大產業並不會讓其擁有者小心翼翼，樂於妥協。生活並沒有把卡萊爾伯爵鍛煉成為一個善於妥協的人，尤其是在面對塞繆爾·亞當斯和班傑明·富蘭克林的追隨者的時候。 除去一個被忽略的要素之外，英國所提出的和平條款包含了美國人想要的所有東西：免除議會徵稅，在下院擁有議席被原則接受（方式與議席數目有待討論確定），承認大陸會議為立憲機構，取消茶葉稅以及其他懲罰性法令——總之，除了准予獨立之外，包含一切。但美國人堅持，獨立乃談判的前提條件，而非談判的內容。就因為獨立這塊礁石，這次使命觸礁了。此外談判未涉及從美國撤回英國的軍隊和船隻問題，而這亦為美國的一項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大陸會議成員是不會與和平委員會成員見面商談的。不管怎麼說，和平倡議來得太晚了。美國人已經向法國保證過不單獨媾和，此時即便想與英國媾和也是不可能了。埃德蒙·伯克曾說：「人們的驕傲常常讓理性無處容藏，直到理性已經無濟於事。」 結束戰爭、重建和平需要謹慎行事。卡萊爾及其委員會同僚約翰斯通總督（Governor Johnstone）——這樣稱呼他是因為他曾任西佛羅里達（West Florida）總督——卻在行事時手段粗暴，不免讓人懷疑他們存心要讓和談失敗——也許他們的確是這樣想的吧。英國政府厭惡並拒絕接受美國獨立的想法，正像人們猜疑的那樣，成立和平委員會原是為了安撫反對黨，並非真的想取得好結果。靠約翰斯通的方法——總是適得其反——他們也不可能得到什麼好結果，我們將在下文中看到這些。在出任西佛羅里達總督一職之前，他是個海軍軍官——屬於咄咄逼人、獨斷專行、動輒與人吵架的那種人。他動不動要跟人決鬥，軍事法庭判決認定，他在一次決鬥中犯有不服從軍命的過失，但由於他在戰鬥中的勇敢表現，只是對他進行了訓誡，並未判刑。在佛羅里達任職期間，他的同僚曾經正式控告他行事獨斷專行。他並非和平使命的理想人選。正像之前指出的，卡萊爾對談判根本就是外行。委員會第三位委員是威廉·伊登（William Eden），曾任貿易與種植園委員會（the Board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機要秘書，該委員會負責處理與殖民地的關係。伊登是英國議會議員，後來又任愛爾蘭議會議員，因此既要與美國人打交道，又要與愛爾蘭人交涉，都是很麻煩的人。在與美國戰爭期間，他負責秘密情報工作。因為他的這些職務，本指望他能領會有策略地行事的種種好處，可惜即便他學會了，似乎也未能把這些經驗傳授給自己的同僚。 實際上，英國政府自己在該委員會可以採取行動前就已經取消了其使命，因為英國政府下令撤出費城，將指揮部轉移至紐約，結果在和平委員會委員抵達美國前英國已經撤退了。進一步增強妥協之表象的舉動，是把5000名占據費城的士兵調遣至西印度群島，應對預期中法國對這些島嶼發起的進攻。這樣一來費城失去了防禦，而卡萊爾「用火藥或者金錢就能解決問題」的理論也落空了。 不管是哪個交戰方，一旦提出議和，總會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他們取得勝利的意願和決心削弱了。而另一方一旦感受到這種削弱，往往會更不願意接受議和條件。這就是為什麼要結束一場戰爭總是比發動戰爭更困難的緣故。和平委員會和安撫議案不可避免地給人這樣一種印象——英國人的戰爭熱情正在消退，而事實的確如此，美國人自然也有了拒絕，甚至拒絕討論這些和談條件的理由。 約翰斯通在美國處處遭受冷遇，大陸會議拒絕會見他和他的同事，於是約翰斯通試圖通過行賄說服個別議員，通過他們讓頑固不化的大陸會議同意展開談判。他在信中提出了這些建議，表示願意賄賂費城的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美國首屈一指的富豪，全心支持革命；還有約瑟夫·里德（Joseph Reed）——來自費城、支持獨立的愛國者。約翰斯通出價1萬英鎊，只要能讓殖民地與英國達成和解。約翰斯通還許諾給成功促成和談的其他議員封爵。他還接觸了亨利·勞倫斯（Henry Laurens）——大陸會議主席。收到約翰斯通信函的人們義憤填膺，把信件交由報界發表，引起了軒然大波，結果這位不可一世的和平委員會委員只能辭去職務，回到英國。伊登比較慎重，未參與同僚這種積極得過頭的運作——也可能私下裡也這麼幹過，但沒有留下書面材料。伊登只是在寫給家裡的兄弟的信中說，如果「我的願望和苦心沒有白費的話，那麼這片高貴的疆土不久就會重新回到英國的懷抱」。他的長官卡萊爾勳爵所採用的策略則是恐嚇、威逼和毀滅。他在1778年10月發布了一份公開宣言，並吩咐將這份宣言發給所有的大陸會議成員、喬治·華盛頓與所有美國將軍、所有省總督與議會、所有牧師、英軍指揮官與監獄長。在宣言中，他以和平委員會的名義宣稱，既然殖民地已與英國的敵人結盟，英國就有責任「盡全力採取一切手段，讓這企圖毀滅英國的聯盟受到摧毀或失去效力」。簡而言之，英國「過去參戰時以人道和慈悲為懷」，此後便要狠一些了。殖民地人民飽受搶掠、毀滅之苦，村落被焚毀，農場、田野和林地成為荒地，卡萊爾竟還大談仁慈，公信力可想而知。大陸會議對這些威脅善加利用，建議地方政府在本地報紙上刊發英國人的文本，「好讓這些州的善良百姓們了解」和平委員會「之用心是何等惡毒」。 軍事上的失利，和平委員會成員個人所遭受的侮辱，都促使委員們發布了被稱為「卡萊爾公告」（Carlisle Proclamation）的宣言。較之未經發表的草案，該公告的威脅語氣略有和緩，只是提出陸軍與艦隊將實施「徹底的毀滅」，而起草者衷心認為這「會產生效果」。接著就在康乃狄克進行了實驗。不知是否是從「卡萊爾公告」中受到了啟發，紐約總督特賴恩（Tryon）於1779年7月發動了一場短暫的恐怖戰。亨利·勞倫斯將此次戰役與因西班牙恐怖而長存記憶的阿爾瓦公爵所發動的戰役相提並論。康乃狄克之役沒有發生大屠殺，但其暴虐足以激起，而非遏制更堅定的反抗——這類手段總是起到適得其反的結果——居民們在各種記錄中將戰事記載了下來。 之所以選擇康乃狄克，除了因為在地理位置上有方便之處，還因為紐約及其周邊的英國人對康乃狄克無不恨之入骨：它為殖民軍製造彈藥，所供應的叛軍數量之多在殖民地中僅次於馬薩諸塞，還頻頻在陸地和水上發動襲擊，打亂英軍總司令亨利·柯林頓爵士的軍事計劃。此外，據測算，康乃狄克人口中有3/4不忠於英國。柯林頓打算「狠狠地教訓」他們。執行此次任務的是由紐約總督特賴恩將軍率領的一支發自紐約的3000人的部隊，還將加入一支由海員和海軍組成的2000人的部隊，該部隊通過48艘運輸船從長島運來，這些船配有補給船，由兩艘軍艦護航。這是有史以來在長島海灣集結過的最大艦隊，行進的場面十分壯觀。它浩浩蕩蕩地駛向紐黑文，並在1779年7月5日拂曉抵達。 此前一天，即7月4日，特賴恩印刷並散發了一份極富感染力的宣言，顯然被普遍認為很有說服力，但據他說，其效果「還要期以來日，待發動進一步戰役，在他們的海岸登陸後再做判斷」。他期望自己的話語能夠在海岸人民心中激起「恐怖和絕望」，認為民眾「已經出現分歧，容易被說服」。他告訴他們，他們的生命以及「位於毫無防禦的海岸上的居住地仍然存在，這足以顯示英國在以和風細雨的方式從事其高貴事業時的隱忍和寬恕」。他敦促百姓不要受別有用心的人蠱惑而忘恩負義地肆意反叛。特賴恩將軍的這份呼籲書，反映出英國人一直以來抱有的信念：美國大眾基本上是忠於英國的，只需推翻那些蠱惑人心的教唆者，便會重新歸順。正是這種信念使得英國人總感到勝利在望。公告還發出這樣的疑問：「僅憑你們整個省的力量難道能與大英帝國的軍隊抗衡？你們很明白不可能。那麼你們為什麼還要孤注一擲，以卵擊石，自取滅亡？我們希望你們能夠迴轉心意，從分裂了這片土地的狂熱中解脫，我們堅信，終有一天這片土地會為曾經受到的蠱惑感到羞愧。」 特賴恩堂堂一個殖民地的總督，怎麼一點兒都不了解與自己作對的這些民眾？就在前一年，康乃狄克及其他6個殖民地——兩個在新英格蘭，兩個在大西洋中部，還有兩個在南方——還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意圖，共同簽署了奠定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聯邦條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7月5日，太陽升起的時候，參與特賴恩突擊的一條船上發出了一聲槍聲，這是登陸信號。立刻，每隻大型運輸船的尾部都放下很多裝滿英國兵的小船，直接向岸上划去。他們遭遇了滑膛槍的猛烈射擊，看來這些人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麼「容易被說服」。這些保衛者事先已經從紐約愛國者那裡得到了特賴恩出發的情報，之後便帶著安妮女王時代的老式遠射程滑膛槍，從附近的城鎮湧向紐黑文，總人數達數千人之多。他們熟悉這裡的每一棵樹、每一個柵欄，他們為了捍衛自己的家園和權利而戰，他們躲在印第安人的玉米地里向敵人開火，7月的玉米已經長到了最大高度。他們的槍法都很好，讓特賴恩的那些預言徹底破了產，但他們寡不敵眾，無法保衛自己的家園及鄉鄰免遭掠奪和燒殺。滑膛槍發出的清脆聲音和燃燒的建築物上發出的濃煙標誌了入侵者前進的方向。他們闖進每一戶人家，把裝飾物扯下來踩在腳下，把家具摞成一堆，付之一炬，對居民施以毆打、姦淫等種種暴行，甚至殘酷地殺害了一名手無寸鐵的老人。此人便是班傑明·英格利希（Benjamin English），根據兩天後的《康乃狄克日報》的描述，一群醉醺醺的英國兵衝進他家裡要吃的東西，對他的女兒很是粗暴無禮，他訓斥了這些人。這些英國兵用刺刀一連朝他捅了好幾刀。他的女兒進來後看到父親倒在血泊中，驚呼道：「天哪，你們怎麼能這樣殘忍地殺害我的老父親？」一個士兵問道：「他是你父親嗎？」在她回答「是」以後，這個士兵用腳踩跺老人的胸部和仰起的臉，把他的鼻子都跺陷了。 在紐黑文的遭遇戰中，一群耶魯學院的學生一起行進，準備與敵人戰鬥。他們看到前任校長、牧師納夫塔利·達格特博士（Dr. Naphtali Daggett）騎著一匹黑色老母馬，拿著一支獵槍準備戰鬥，不禁發出了一陣歡呼聲。這位曾經有9年時間擔任耶魯神學教授及校長的達格特快馬走過，不久便有人看見他獨自站在附近的小山丘上，向前進的英國兵隊列射擊。一位英國軍官走過來大喊道：「你這個老糊塗蛋在幹什麼？在向國王陛下的部隊開火？」達格特不慌不忙地回答說，他「在行使戰爭的權利」。然後他們問他，如果免他不死，他是不是還會繼續這樣干，他回答說：「毫無疑問，我當然會的。」這種冷峻的蔑視引起了尊敬，儘管是短暫的。士兵們沒有槍斃他，允許他投降並用刺刀押解他回到城裡。據一位旁觀者說，那是自己經歷過的最熱的一天，又正值中午，「再強壯的人恐怕也要被熱化的」，他們用刺刀趕著他前進，讓他受了點兒傷。老牧師漸漸體力不支，精疲力竭，眼看要倒在地上了，士兵們就用槍托把他打得遍體鱗傷，最後還扒掉他的鞋子，取下鞋子上的銀質帶扣，同時管他叫「該死的老叛逆！」，想方設法侮辱他。因為受傷失血，他沒有被帶走，受到鄉鄰的照顧，但是他的傷勢太嚴重了，最後沒能活過這一年——大家都堅信，他的離世完全是這番遭遇造成的。 紐黑文有兩座教堂和一座宗教聚會所被焚毀，特賴恩卻輕描淡寫地說，這些建築是由於附近房屋著火碰巧被點燃的。從耶魯學院掠取的文件和文稿再也沒有歸還，儘管校長艾茲拉·斯泰爾斯（Ezra Stiles）怒不可遏地向特賴恩提出抗議說，「多少年來，哪怕是最強大的將軍，只要是聰慧之輩，無不譴責針對知識的」戰爭。特賴恩竟然回答說——這一點恐怕是阿爾瓦公爵做不到的——調查沒有發現這些文件的下落。這只是整個悲劇中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而這場悲劇在紐黑文尚未結束。特賴恩總督的部隊繼續前進，掠奪、焚毀了費爾菲爾德（Fairfield）和諾瓦克（Norwalk），還毀掉了豪斯耐克（Horse Neck）的鹽田，之後才又向紐約進發。 他們這樣迫害平民的用意何在？是想說服美國人放棄他們的事業，乖乖歸順於英國主權？要想讓戰鬥有價值，戰爭就必須有合理的政治目標及短期的軍事目標，但不能僅僅為了愚蠢的入侵。最終的目標則是通過摧毀敵人的武裝力量與支持資源，通過滲透、占領敵人領土，以及通過恐怖手段在民眾中激起恐懼和絕望，從而促使敵人投降、放棄其意圖，不管是何種意圖。從台伯河畔的塔克文（Tarquins）時代到1914年在比利時的德國人，或者194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Lidice）慘案，為了報復某些抵抗行為，把鎮上所有的成年人都集中起來射殺，這種手段幾乎從未奏效，除非毫不動搖地徹底施行。柯林頓和特賴恩難道指望會有什麼不同的結果嗎？很可能他們和他們的士兵只是由於戰事不順感到惱火和無奈，通過暴力來發泄。這常會導致暴行，比如美軍在越南美萊村（My Lai）的大屠殺——有時這種屠殺經過上級的授權和策劃，比如在荷蘭的西班牙部隊、在中國的日本部隊或者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人。人們總說——而且總是在事後說——士兵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但什麼時候普通士兵能夠自行約束而停手不干？如果現行政策系統地弱化了這種自我約束，那麼這種約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英國堅決要維持其美洲殖民地帝國，殖民地同樣堅決地要取得獨立，這種衝突實際上無法化解。從英王喬治到所有的普通英國人，包括反對黨，都堅信大不列顛的輝煌有賴於對殖民地的控制，而放棄美洲便意味著作為世界強國的大不列顛的輝煌將不復存在。沃波爾曾經寫道，英國將淪為「可憐的小島，像丹麥或撒丁島一樣無足輕重」。反對黨領袖舍爾伯恩（Shelburne）曾宣稱：「美國獨立得到承認的那天，大英帝國的太陽便將落下。」即便英國贏了，它與這被擊敗的、憤怒的民族的貿易和有利聯繫亦將中斷，除非能夠採取措施重建友誼。特賴恩發動突襲好像並非重建友誼的捷徑。 沒有了貿易或殖民地，英國的衰敗已經指日可待。一位官員說：「像迦太基一樣，一旦立身的根基——貿易不復存在，它就將轟然倒下。」這個預言與草莓山（Strawberry Hill）的那位哲人的看法不謀而合。霍勒斯·沃波爾曾預言：「接著它將失去東印度群島的殖民地，到那時，法國將對我們發號施令，它頤指氣使的態度將遠遠勝過我們對愛爾蘭的。」這當然正合法國的心意，但是歷史選擇了不同的道路。30年後，面對拿破崙的挑戰，英國奮發而起，在納爾遜的指揮下，英國海軍在尼羅河和特拉法爾加擊退了挑戰者。最後，英國沒有像預言那樣淪落到丹麥或撒丁島的境地，反而重現輝煌，重新列入世界強國，並將這個地位又保持了100年，直到遭受1914年的大變故。 在美洲，卡萊爾和平委員會試圖結束一場無休止的、可恥的戰爭的努力失敗了。大陸會議成員堅決地拒絕了會面商談，卡萊爾及其他成員在1778年11月空手而歸。他們此行正如特賴恩所發動的襲擊一樣，都是在做無用功。 此時，美國的命數也變得變幻莫測，盟友法國提供的首次軍事支持遭遇大敗，且法國提供的正是美國所亟須的海軍支持，所以令人倍感失望。早在1778年7月，法國剛剛參戰的時候，由海軍上將德埃斯坦伯爵率領的由12艘主力艦和3艘快速帆船組成的艦隊就抵達弗吉尼亞海岸，並向紐約進發。根據作戰計劃，此舉旨在由法國艦隊與美國的陸上部隊一起對紐約發動聯合進攻，但出人意料的是，法國的大型戰艦無法通過紐約灣桑迪胡克（Sandy Hook）的沙洲。華盛頓建議對羅得島紐波特發動聯合進攻，於是德埃斯坦轉而向北駛去。一支由豪上將率領的英國艦隊自紐約出發後一直跟在後面，但是之後出現了各種意外，最後一場兇猛的風暴把雙方的艦隊都吹散了。在狂風中，德埃斯坦的旗艦失去了桅杆和方向舵，他不得不藉助臨時拼湊的應急設施退回波士頓進行修理，最終未能與英軍交手。他未經任何戰鬥從波士頓駛離，沒有帶走任何眷戀，留下的是無盡的失望。失望至極的美國人聲稱，自己「被以極其卑鄙的方式拋棄了，仿佛魔鬼就在法國艦隊中一樣」。華盛頓和其他人都竭力化解累積起來的對法國人的惡劣情緒，但是效果不大，因為德埃斯坦的運氣不太好。他從波士頓駛向西印度群島，次年又回到波士頓參與跟美國合作的另一場戰鬥：重新奪取薩瓦納（Savannah）——英國在前一年奪取了這個地方。在戰鬥中，德埃斯坦伯爵受了傷，結果這次攻擊同樣未能達成目標。美國原本寄希望於法國強大的海軍能夠切斷英國人的補給線，但現在隨著沮喪的德埃斯坦上將打道回府，他的艦隊慢慢消失在地平線上，這種希望也破滅了。 [1] 吉本在1774年被選為議員，他對政府持支持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