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聲禮炮 · 第七章 羅德尼上將登場

在喬治·布里奇斯·羅德尼爵士上將受命進攻聖尤斯特歇斯島的時候，他是西印度群島英國艦隊背風島基地的指揮官。對於聖尤斯特歇斯島淪為英國敵人的經常性補給地，他早已耿耿於懷。他個性倔強，雷厲風行，早就期待有機會教訓荷蘭人。當他在向風群島東端、離巴貝多不遠處駐防時，在1781年1月27日，他接到了命令，告知他英國現在已經與荷蘭聯省處於交戰狀態，鑒於「聯省議會及其臣民的諸多侮辱性舉動，為了獲得賠償，洗刷恥辱，國王陛下的陸海軍隊指揮官對西印度群島荷蘭屬地的進攻和征服必須成功」，海軍部建議立即採取行動。他們建議「第一批目標為聖尤斯特歇斯島和聖馬丁島，因為預計它們不可能做出像樣的抵抗」。羅德尼還得到授權就相關「行動」與沃恩（Vaughan）將軍商量——沃恩系陸軍指揮，因預期的戰鬥已經在幾周前出發。在18世紀，獲得物質財富幾乎是所有戰爭的正當性理由，在這裡自然也不能被忽視：海軍部指出，由於「那裡儲藏著大量物資」，「如果我們迅速行動，它們就歸我們所有」，因此建議「立即進攻奪取這些島嶼」。羅德尼在12月25日寫給海軍大臣桑德威奇的信中說，由於馬提尼克擁有背風群島最好的港口，因此「是最適合攻擊的島嶼」。假如英國擁有這座島嶼，那麼可能對戰爭進程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但是，英國當時最迫切的目標是切斷從聖尤斯特歇斯島流向其敵人——美洲殖民地反叛者及法國——的違禁品。桑德威奇在剛剛過去的9月曾經告訴內閣，從英國出發經過護航運送的供給和海軍倉儲物有2/3都會最終駛向聖尤斯特歇斯島，然後從那裡轉運給位於馬提尼克島的法國海軍。羅德尼對這個邪惡的運輸途徑了如指掌，因為經常攔截到這類船隻。還有一次他需要修理纜繩，不料該島竟以沒有纜繩為藉口拒絕提供，因此他早已對這聖尤斯特歇斯島懷恨在心，不需要什麼新的藉口了。他向海軍部報告說，他會「毫不遲疑地立即」執行命令。部隊已經登船，船隻已經準備好了水和食物等補給，火炮和纜繩也都檢查完畢，「所有這一切都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完成」，以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給敵人以重擊。1月30日深夜，他率領由15隻艦船組成的船隊揚帆出發，在2月3日抵達聖尤斯特歇斯島。 由於技術故障，島嶼岸上的炮火大多口徑和射程不合適，無法摧毀正在靠近的敵方艦船。人們不禁感到納悶：既然可以把發射10磅炮彈的火炮裝上正在航行的船隻搖盪的甲板上，為什麼不能將它們也裝在陸地上？事實上，由於缺乏遠見，人們往往在防禦上捨不得投入，因此海岸上的火炮數目通常很少，不足以對付主力艦上重炮的火力。當這種大船與海岸上的火炮對射時，被摧毀的經常是岸上的火炮，而不是艦船上的。與在其他島嶼上的情況一樣，奧倫治要塞的庭院中依然配置了火炮，居高臨下直指港口。但是如果這些炮不能抵抗登陸的敵軍，要它們有什麼用？對此技術層面上並無答案。 羅德尼的部隊下了船，接著傳喚了該島總督，命令他在一小時內「代表聖尤斯特歇斯島及其附屬島嶼立即投降，將所有存放或屬於該島的物資都交由英國國王陛下使用。如有任何抵抗，則你必須承擔所有後果」。港口裡只停靠著一艘荷蘭戰船，對羅德尼的重炮及其3000人的登陸部隊無法採取任何防禦措施，因此赫拉夫別無選擇，只能投降。他為顧及代表荷蘭海軍停靠在港口的比蘭特上將的名譽，特從要塞發射了兩發炮彈，以示抵抗，然後就交出了聖尤斯特歇斯島。停在公共錨地的50艘美國武裝商船根本來不及做戰鬥準備，因此被悉數繳獲。羅德尼在信中寫道，從這些船上繳獲的文件進一步證明，聖尤斯特歇斯島在支援叛軍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所有的纜繩、風帆、火炮彈藥、軍火以及其他各種物資均由該島提供；沒有該島的支持，美國根本不可能繼續在海上航行。」他這是再次表明聖尤斯特歇斯島在支持殖民地叛亂方面的關鍵作用。島上的2000名美國海員和商人想放手一搏，無奈英軍已經切斷了他們的食物供給，他們只能一起投降，束手就擒。1781年2月3日，英軍完成了攻克並占領該島的任務。 羅德尼在向海軍部匯報其戰功時寫道：「我真誠地向各位大臣表示祝賀，祝賀因攻克該島而使荷屬西印度公司及阿姆斯特丹那些邪惡的官吏們所遭受的重大打擊。」他希望該島「永遠不會再歸還荷蘭，因為該島的破壞作用比英國所有的敵手都更大，正是該島的鼎力支持，才使得美洲戰爭得以持續」。 他進而寫道：「總督及居民之極度震驚是讓人難以置信的。」這之前兩天，比蘭特伯爵從阿姆斯特丹的海軍部趕到這裡，已經「緩解了他們對出現敵對行動的擔憂」。可能會有人認為，與英國交戰的烏雲已經密布在荷蘭上空，此時比蘭特伯爵到來，理應敏銳地做出預警才是。很可能他認為採取積極的防禦是徒勞無益的，因為他沒有積極防禦所需的任何基礎。不管怎麼說，對英國要求投降感到「極度震驚」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據說羅德尼駛入港口時懸掛的是法國旗幟，不過該傳聞缺乏有信服力的目擊者證據。如果這番偽裝確有其事，那麼這對於皇家海軍的上將來說是非常不光彩和難以想像的行為，因為人們通常認為他們不屑於利用自己老對手的旗幟來進行偽裝。那些世世代代以來一直張口閉口名譽、光榮的勇士們，其實總在遵循「戰爭中一切都是正當」的原則，不管採取多麼具有欺詐性的手段。其實，冒用別人的旗幟並不違背當時既有的國際法原則，也不會招致憤怒。羅德尼的欺詐還不僅僅在此事上：在英軍占領後有好幾周的時間，他仍然讓荷蘭的旗幟飄揚在該島上，作為誘捕那些尚未覺察的船隻的誘餌。 羅德尼占領斯塔蒂亞之後大肆毀滅、罰沒，以致在英國國內引起反對派的斥責，發難者不是別人，正是卓越的演說家、義憤填膺的埃德蒙·伯克。一開始，羅德尼罰沒了130艘靠近岸邊的各種商船，貨物價值約50萬英鎊，就戰利品而言，這已經足夠了。但接著發生了對私產的掠奪，包括商店、住宅、倉庫的海軍倉儲物以及其他物資，彈藥庫中的武器彈藥，以及海灘上一箱箱的食糖、菸草和大米。這些東西價值約300萬英鎊，還不算繳獲船隻的價值。羅德尼要了一份商人名單及貨物清單，專門把已經在島上形成了穩定小群體的猶太人挑了出來，要求搜繳他們的現金、寶石或者任何他們可能藏在衣服里的東西。儘管時人對猶太人普遍反感，但羅德尼的熱情未免過了頭，他命令猶太人在得到命令後一天內離境，且不准告知家人或者回家。他對法國人的做法稍微通情達理一些，命令把法國國民作為敵對國公民驅逐至鄰近的法國島嶼上。羅德尼還以同等熱情對待赫拉夫總督，其作為「以對一艘海盜叛逆船隻的禮炮回應侮辱了英國國旗的始作俑者，在其任內極為敵視大英帝國，支持美洲叛亂分子」，受到了應得的懲處。一艘有26門火炮的美國船被命名為「赫拉夫」號，一艘18門火炮的船被命名為「赫拉夫夫人」號，這兩艘美國船「證明了美國人對他有多麼感恩戴德……他積累了大量財富，據說大多通過壓榨獲得。他的種植園被英王陛下收繳」，赫拉夫本人也作為戰犯，連同他的其他財物一道被遣送到大不列顛。出於對一個富人的尊重，羅德尼還解釋說，總督「獲准可以攜帶自己的家庭用品、家具、碗碟、珠寶、衣被以及所有傭人，由一艘適合接待他和他的家人的、上好的船隻遣送至大不列顛」。 就在清點戰利品的同時，羅德尼還命令兩艘戰艦和一艘裝有大炮的快速帆船追擊一支由30條船組成的荷蘭船隊。這些船「裝載豐厚」，在他抵達聖尤斯特歇斯島之前36小時剛剛駛離該島。這支船隊的荷蘭指揮官克魯爾（Krull）上將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為了國旗的榮譽英勇抵抗，在戰鬥中陣亡，船隊被繳獲。羅德尼得意地匯報說：「一個都沒漏掉。」稍後，從阿姆斯特丹開來的三條荷蘭大船和來自瓜德羅普島的一支船隊也被擒獲，還在「隨時等待著一支由五艘帆船主力艦組成的海軍中隊」。這個中隊和「馬爾斯」號（Mars）戰艦同期到達。儘管該艦有38門火炮和300名船員，但它根本不是羅德尼艦隊的對手。「馬爾斯」號「現在已經被編入現役並完成了船員配置，幾天後即將作為英國軍艦游弋」。他還可以報告繳獲了五艘武裝有14門到26門火炮的美國快速帆船。總體來說，在荷蘭戰爭最初的一個月里，200艘荷蘭商船——這一目標對英國而言的重要性不亞於聖尤斯特歇斯島——被英國繳獲，荷蘭的運輸幾近癱瘓，這加速了荷蘭共和國的衰落。羅德尼忙於搜羅、分配島上的財富，設法將其安全護送到英國，同時還要追逐那些與敵人交易的邪惡的英國商人[1]，因此沒能帶領艦隊在周邊海域巡邏，截擊可能干預美洲的法國部隊。對這個致命的疏忽，與其由他承擔責任，倒不如歸咎於他的政府和負責戰爭決策的大臣們的輕率——他們未能預見或認識到法國干預的嚴重後果。他們從來未向羅德尼下達指令說，其指揮艦隊的首要任務是不惜一切代價攔截法國增援艦隊，使之無法援助美洲叛軍。如果他或者他的政府能夠有預知未來的能力，他們就會預見到法軍出現在約克鎮給英國帶來的致命後果，那麼這位上將得到的命令就該毅然決然得像斯巴達人的命令一樣：「要麼拿著盾牌歸來，要麼戰死躺在盾牌上回來。」羅德尼從未接到過這樣迫切的指示，因為英國人從未認真考慮過美國會贏得這場戰爭，或者法國人的幫助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大臣們從未著手阻止在約克鎮對康沃利斯將軍（General Cornwallis）部隊的圍困，因為他們從未料想到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最讓羅德尼惱怒的是那些在斯塔蒂亞和聖基茨島的英國商人，尤其是聖基茨島的，他們向敵人出售軍火，用來對付自己的同胞。他在賬房裡急切地收繳各種賬目記錄，移交英國負責美洲戰爭事務的喬治·傑曼勳爵（Lord George Germain），由於英軍的突然襲擊，這些文件都沒有來得及被銷毀。兩個為美國負責採購事務的大陸會議代理商，艾薩克·古弗尼爾（Isaac Gouverneur）和塞繆爾·柯曾或者是塞繆爾·庫森（Samuel Curzon or Courson），也隨同這些文件一道被遞解，將作為叛徒受到審判。儘管羅德尼對英國官僚的文牘習氣並不生疏，但還是對政府過於信任了。當後來他受到指控，要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時，他需要的證據——那些證明英國商人通敵行徑與利益的文件，曾交由自己所掌管的殖民地部次大臣威廉·諾克斯保管，一旦公布將損害政府的聲譽——竟都不翼而飛。此事證明了有恰當「關係」的重要性。結果羅德尼在法庭上只出示了一種有關通敵貿易的證據。那些貨物由英國商人負責穿越英吉利海峽運至荷蘭，由荷蘭轉運至聖尤斯特歇斯島，然後再出售給美國代理商，最後在前線用來對付英國士兵。這兩個美國代理商後來的確以叛國罪受到審判，但都是秘密審判，後被囚禁。他們在美國戰爭結束後被釋放，其中一人不久就去世了。為了審判，他們的通信和生意上的文件曾作為證據被提交給議會上院，但後來再也沒有找到。這些證據就算無法給某些大人物定罪，也足夠使他們難堪了。但那時英國在美洲投降已經夠難堪了，誰都沒有心思為丟了某些叛國商人的證據這類醜事而操心了。 在搜集聖尤斯特歇斯島的財寶的時候，羅德尼很清楚，這與海上獲得的戰利品不同——在對船隻和貨物公開拍賣、確定價值後，海上的戰利品通常只在船隊隊長、船長和船主間分配，但以國家名義獲得的領土或者財寶只屬於國王。然而他財迷心竅，貪婪或者說愚蠢地通過海事軍事法庭處理戰利品，並把從島上居民手中奪得的物品公開拍賣。這種拍賣方式允許物資以低於價值的價格賣出，於是貨主們就向羅德尼索要虧欠的部分，引起了大量訴訟。這自然讓他後來再回味勝利時別有一番滋味，他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很大連累。 但是在當時，他真是榮耀之王。他的妻子在寫給他的信中高興地說：「我親愛的喬治，希望你得到的幸福，與你輝煌的成功帶給你家裡的朋友或者整個國家的幸福一樣多……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喜悅，每個人的話語中都飽含著對你的讚揚……」傳達勝利消息的信使在13日到達，「自那一刻開始，我的家就像集市一般……每個朋友，每個認識的人都過來了」。星期四，就在客廳里，「我從陛下處得到的關心足以讓我的腦子發昏。晚上我去了坎伯蘭府（Cumberland House），發現那裡一樣熱情洋溢，到處都充斥著溢美之詞……這個喜訊對反對黨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幾乎沒有反對黨成員在下議院露臉。有傳聞說你會被封為貴族。」 與此相反，在荷蘭，人們對聖尤斯特歇斯島的失陷感到的震驚同樣強烈。約翰·亞當斯寫道：「你根本無法想像此事造成了多大的悲哀和恐懼。」而且正如羅德尼所樂於報告的，此事也讓法屬西印度群島感到「極度」不安，「他們嚴重缺少各種給養和倉儲物」，他希望「實施封鎖，使他們無法得到任何補給」。 羅德尼提醒大臣們，奪取聖尤斯特歇斯島對「荷蘭、法國和美國所造成的損失是無以復加的……此次奪取非同小可，意義之重大是我所不敢揣度的。獲得的一切都由國王陛下自由支配」。實際上，在這個時候，法國已經參與美國戰爭，作為美洲殖民地的盟友提供了大部分需要的軍火，因此聖尤斯特歇斯島的作用已經不是至關重要了。羅德尼奪取該島為時已晚，除了掠奪之外，已經沒有什麼別的意義了。 他並沒有被封為貴族，僅僅被授予第二等巴斯爵士（Knight Commander of the Bath）。考慮到英王喬治三世老是抱怨自己的指揮官太過被動，一直想尋找勇猛善戰之士，這個嘉獎未免太小。對羅德尼手段的種種質疑可能是一個原因。他表示：「如果國王恩准在海陸軍中分配這些東西的話，希望陛下能對分配方式有所垂示，庶幾可以免除紛爭。」 羅德尼對那些與敵人有貿易往來的英國人的財產進行罰沒，這在政府的批評者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其中反對黨的埃德蒙·伯克發出了最有力的聲音，在議會中要求展開調查。伯克在譴責此事時慷慨陳詞，熱情激昂，極具蠱惑性，簡直能讓人相信自己的母親便是魔鬼。他發言的主旨是，羅德尼對待聖尤斯特歇斯島居民的「殘忍和壓迫」，可能招致其所屬國家的報復，而「此時我們正參與著一場最具災難性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有很多敵人，卻沒有朋友」。伯克聲稱，對敵人採用溫和的手法比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展開戰爭」更有利於「化解怨恨」，使敵人「傾向和平」，而中立國「也會讚許我國人民有尊嚴地表達情緒之方式，而在衝突中幫助我們。我們採用相反的行事方式，只會促使他們聯合起來對抗我們，團結一致地守護人性，以免人性墮落到搶劫、偷竊的境地」。很難想像，像伯克這種政治頭腦敏銳且見多識廣、深諳各國在戰時會如何行動的觀察家，會相信自己這番空談；這些話也很難讓哪個對本黨尚不堅定的議員改變陣營。伯克在議會演講時鏗鏘有力，極具煽動性，聽眾如痴如醉，目不轉睛。他接著說，對荷蘭宣戰時所用的語言，「沒有警告會有非人的殘酷，甚至沒有使用嚴厲的字眼」，而「更像老盟友之間的短暫不合，它們悠久的友情和情誼自會彌合分歧，而不至於反而催化出戰爭中各種慘絕人寰的毀滅來。它滿是飽含善意和備受煎熬的字眼」，而發出的威脅「也似乎因不願捲入無謂的紛爭，受到流血的心的規勸而消散」。然而就在最近那場颶風——那場「無比悽慘、範圍極廣」並讓「所有的島嶼都一道飽受痛苦和不幸」的天災——剛剛過去，向聖尤斯特歇斯島開拔的命令就做出了。伯克在這裡表達了一個觀點。「人們都希望，在世界的那個地方，戰爭這條致命的毒蛇會暫時安靜下來……不再進一步增加他們的痛楚……顯然，當人類的傲氣被粉碎，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在萬能的上帝之下渺小如爬蟲的時候，我們自應像爬蟲一樣爬出自己的洞穴，相互感懷著兄弟之情，減輕一點兒我們的積怨，而不是在颶風之上再平添戰爭的蹂躪。可是大不列顛卻不是這樣做的。」他接下去說出的一段更是催人淚下，談到了那些島嶼「毫無防備，大門洞開以及防禦全無」的狀況，仿佛這都是英國的過錯，讓它更罪惡深重。之後他開始洋洋灑灑地談及罰沒物資的事：「無論是敵是友」，不管中立國還是英國的臣民，「不管是富人的財富、商人的物資、手工業者的器具，還是窮人的生活必需品，都無一例外地被罰沒，在那一刻宣布所有民眾都將淪落到赤貧之境地。這種慘絕人寰的行徑在歐洲已經多年未曾聽說了……這是對國際法最無可饒恕的、最粗暴的、最悍然的踐踏……其他各種殘酷暴行更是在野蠻時代亦未曾與聞……倉庫被上鎖封住，便是業主亦不得靠近」，剝奪了他們「誠實勞動所得的利潤……在那一刻之前，誰還曾耳聞比這更加專橫的舉動嗎？……這在人類征服的史冊上史無前例，但是下面還有更變本加厲的」。下一步是「收繳他們所有的信函及私人文件」，使得他們無法在海外辦理貸款，「商人和居民悉遭掠奪，他們失去了世間所有的財物，也失去了任何重新收回這些財物的希望」。對於這些穿金戴銀、僕婦成群、倉庫里堆積如山的商人遭受剝奪，伯克飽含同情，卻似乎對他們與敵人做買賣的事無動於衷。他對此不置一詞，也未提及收繳賬目原是為了這個原因。因為他只是要利用此事指責政府，並不需要客觀公正。 當他在長篇演講中談及羅德尼是如何對待猶太人的時候，顯示了一個頭腦開闊的人的胸襟。他提及猶太人接到命令後一天之內必須離境，且不許攜帶財產、不帶妻兒的命令，他講到了這些人由於沒有自己的國家，多麼容易受到侵害，這比猶太人自己總結出自己問題的本質還要早80年。伯克接著說道：「如果英國人受到傷害，他們可以向軍隊和法律尋求保護和公正。但是沒有勢力、沒有朋友的猶太人卻無法依靠這些。人類應該成為他們的保護者和同盟。」伯克察覺到猶太人沒有國家的問題，儘管他沒有提出解決辦法。這個問題的解決要等到下個世紀。不過伯克憂心的並不是猶太人的問題，而是羅德尼所代表的英國政府的悖逆行徑。他的提議引起了有關是否存在公認國際法的激烈爭論。 作為羅德尼主要辯護者的喬治·傑曼勳爵聲稱：伯克表現得如同戰爭行為的「門外漢」，因為從來沒有哪片被占領的島嶼或領土沒有經受這種「被占領後不可避免的普遍後果」，儘管「人性可能對此畏懼」，卻無從阻止；況且荷蘭人已經使該島成為英國敵人的倉庫，「如果沒有該島定期提供的補給，法國是無法支撐這場戰爭的」，美洲殖民地更是如此；羅德尼在經歷了10月的風暴後，「急需纜繩和物資」，因而申請在聖尤斯特歇斯島購買纜繩，卻遭到拒絕，理由是他們自己存貨甚少，而實際上他們還有數千噸的存貨——足以滿足所有航運船隻此後數年的全部需要；至於罰沒問題，只不過是對私產做了封存和記錄所有者的處理，以便等待法院做出裁決；總而言之，他「在指揮官的所作所為中並未發現任何需要受到怪罪的地方」。 隨著起訴和辯護的不斷升溫，激烈的辯論公開化了。以言語惡毒著稱的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首先開始。他首先向喬治·羅德尼爵士和沃恩將軍深深鞠躬，以示對其本人及品格的敬佩，並說他能肯定，提出要展開調查的那位可敬的紳士（伯克先生）無疑對他們「也懷有深深的敬意，就像地球上任何人一樣」。他指出此事並不涉及他們個人的責任，「而是事關國家的大事」——英國的聲譽，「歐洲各國是否會靜靜地等待海事法庭慢慢做出裁決，然後才就此事發表看法，著手報復……？他們不可能花工夫調查清楚……這究竟是出於侵略者的貪慾、貪得無厭的軍隊的暴行，抑或是一意孤行的政府的野蠻制度，便會立刻公正地認為大不列顛違反了所有戰爭法，因為我們再次犯下這種曾經讓英國化為灰燼的野蠻暴行，而毫不遲疑地懲罰我們，或者枕戈以待，等待我們被別的敵人——正是我們的瘋狂和失策所造就的敵人——消滅掉」。因此，國會應該立即形成決議，「對這種行徑表示震驚和痛恨，並用最尖銳、嚴厲的語言譴責他們……」他很高興地聽到這位大臣（傑曼）表示此事無可指責，因為「現在全歐洲都會明白並宣布，那些掠奪聖尤斯特歇斯島並違背戰爭權利的並非我們的指揮官，而是那些大臣們」。陸軍及海軍因此可「免受不名譽的詆毀，而喬治·羅德尼爵士」——他這位在威斯敏斯特的同僚的「名聲也可以不受玷污，否則無論多麼崇高偉大的人恐怕也禁不住想詛咒他的」。 福克斯語含嘲諷，宣稱他「非常高興這位尊貴的大人如此寬宏大量，就這樣讓海軍和陸軍免去責難。國家軍隊，尤其是海軍，應對他感恩戴德，而他們崇高的聲譽將永遠銘刻在每個英國人的心中。正是由於這群德高望重的雅士，大英帝國才如此受到尊重、如此強大，英國必將繼續堅如磐石並聲名遠揚。如果他們的某些殘暴或貪婪之舉玷污了他們清明的品格或從前的英名，那麼英國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地，將來無論如何懺悔或者殷勤示好都無法擺脫沉淪。這種聲名狼藉的狀態比災難更加可怕，因為奮發拼搏或可扭轉一時的不利條件，但名聲既毀，清名難再」。福克斯繼續侃侃而談各國的報復和輕蔑，佳句迭出，不過情緒未免過於張揚誇張，不免讓人覺得這番渲染非但不會贏得聽眾，還會招人反感。在福克斯之後，蘇格蘭檢察總長（the Lord Advocate of Scotland）開始發言。會議記錄員認為他的發言嚴肅地「捍衛了聖尤斯特歇斯島事件程序之合法性」。在檢察總長看來，「從必要性、策略及國際法的角度看均正當合理」，「指揮官下令摧毀庫存純屬上善之舉，也是其職責所在，因為敵人從這裡得到對付我們的軍火補給……至於說戰爭法則，無論格勞秀斯、普芬多夫（Puffendorf）還是瓦特爾（Vattel）都一致認為，不但要摧毀武器，還要摧毀戰爭物資」。 接著又有六位議員相繼發言，辯論一直持續到很晚，最後由伯克慷慨激昂的一番宏論結束了發言。就投票結果來說，伯克的那番宏論其實毫無必要。政府方以160票對86票的多數穩穩否決了伯克要求展開調查的動議。當政黨起主導作用的時候，辯論無疑是對牛彈琴。 羅德尼對英國商人的貪婪和叛國行徑之憎惡是真摯而強烈的，任何人看到自己的士兵面對著由自己的同胞提供的子彈，都會有這樣的感受。在奪取聖尤斯特歇斯島三周後，2月27日，他在寫給巴貝多總督的信中說，他打算繼續留在聖尤斯特歇斯島，直至那些邪惡的、「為了牟利而卑鄙地為敵人提供支持的英國商人，罪有應得地因為叛國而招致毀滅……直至所有的物資都被裝船，直至那毒蛇聚集的下城被徹底摧毀，所有木材都被運到你那不幸的島嶼和聖露西亞以供使用為止」。在這個「邪惡的島嶼不再是秘密貿易的集市」之前，他是不會離開這裡的。 很多人認為，羅德尼是由於迷戀聖尤斯特歇斯島的財富，因此在島上稽留多時，積聚財富，但是出於憤慨、想懲處叛徒的願望亦是他強烈的動機之一。他提到，「聖基茨島的首席法官喬治先生（Mr. Georges）正在趕回來，要揭露那些居住在這個竊賊麇集的島嶼的英國商人的惡劣行徑。」羅德尼在給喬治·傑曼勳爵的信中言辭激烈地寫道：「他們理應受到鞭笞，他們必須受到鞭笞。」這個願望一直是他的目標。來自聖基茨的法官「拿去了他們所有的賬本和文件」，這些都是遵羅德尼之令收繳的，「能夠揭露他們的種種卑鄙伎倆。聖基茨島和安提瓜的57名英國商人亦同樣有罪」。他在給一個政府專員的信中寫道，通過截獲該島以及鄰近島嶼數百封英國商人的信函，他們的「邪惡伎倆和叛國行徑」成了他的「日常經驗」。他「完全相信，如果不是由於他們的援助，美洲殖民地的戰爭早就結束了……」這些人搖身一變，成了曾為英國人的荷蘭自由民——「上帝對他們做出了公正的懲罰」。這位海軍上將在激動之下，禁不住把自己與上帝等同為一了。 從這個島上掠奪的東西裝滿了34艘商船，在3月底押送回國。海軍部被告知，一支「裝載極豐的船隊」正駛向英國，由4艘戰艦護航：裝有74門火炮的「復仇」號（the Vengeance），62門炮的荷蘭「馬爾斯」號［已重新改名為「愛德華王子」號（Prince Edward）］，還有兩艘船分別裝有38門和32門炮。負責指揮的是霍瑟姆（Hotham）海軍准將，後升為上將，「已受我之命必須極力保障船隊安全」。與此同時，「仍舊停靠在瓜德羅普島和馬提尼克島的敵艦——4艘風帆戰列艦和4艘配有火炮的快速帆船——在我軍的嚴密監視下。他們使出了各種伎倆想誘使沃恩將軍和我離開該島，以便通過突襲重新占領該島，奪回物資……」這些叛國的商人「極盡其卑劣的心機所能，肆無忌憚地編造並傳播各種謠言……」 儘管採取了種種預防措施，這個船隊還是未能逃脫厄運。法國人得到了有關該船隊離港以及所裝載貨物的確切情報，於是派遣卓越的海軍將領拉莫特·皮蓋（La Motte Piquet）率領艦隊準備迎擊。該艦隊有六艘大型主力艦，其中一艘有110門火炮，兩艘配有74門炮，此外還有配有火炮的快速帆船。5月2日，他們在錫利群島（Schilly Isles）附近發現船隊，開始快速追擊。霍瑟姆上將指示船隊分散、各自逃命，但是速度更快的法國戰艦追上了商船，俘獲了其中的22艘——船隊的大部分商船。霍瑟姆寡不敵眾，艦船性能亦劣於法國艦隻，因此並沒有拚死保護自己的船隊，除了幾艘船逃往愛爾蘭之外，價值高達500萬英鎊的戰利品悉數歸法國人所有。在4月17日那場打得很糟的戰鬥中，霍瑟姆曾是羅德尼指揮下的一個艦長，他們原本就關係不好，後來霍瑟姆想調到別的艦隊，但未能成功，因而霍瑟姆對這個上司並無忠誠可言。羅德尼肯定對他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心知肚明，他之所以把護送船隊的任務交給霍瑟姆，是因為他的軍艦「復仇」號，無論火力還是噸位，在羅德尼的艦隊中都是最大的。 這時海軍部獲悉，拉莫特·皮蓋已經離開位於布雷斯特（Brest）的海軍基地，到了海上，於是調遣軍艦進行攔截，如未能攔截，就派遣配有火炮的快速帆船去迎候霍瑟姆，指示他經由北蘇格蘭及愛爾蘭回去，這是西班牙無敵艦隊曾經的逃生路線。然而，負責搜尋的艦隊四處巡視了兩個星期，未發現來自聖尤斯特歇斯島的船隊，無法令它脫離險境。這支船隊抵達英國港口時，並未帶回人們期待的財寶，這讓那些大臣們很是失望。他們本來指望能拿這些戰利品來炫耀政府的功績呢。桑德威奇勳爵在寫給國王的信中不得不承認海軍遭受失利，用他的原話就是發生了「這件不愉快的事」。 羅德尼自然大失所望。他在和沃恩將軍分贓後，本來可以指望分得其中的1/16，約15萬英鎊。同時失去的還有那更為重要的戰利品——聖尤斯特歇斯島。英國在約克鎮之役失去美洲殖民地的一個月後，1781年11月，法國重新奪取了這座島。羅德尼和沃恩將軍曾下決心加強該島的防禦，「以守衛大英帝國征服的這座重要島嶼，大英帝國可以從該島的財富中獲益，也可以補償自己所受的傷害」。他刻毒地寫道，在自己和沃恩的手裡，這座島「將不再是地球上最了不起的貿易中心，而會淪為一片沙漠，成為一個傳說，不過這座岩石小島……對英國造成的傷害之大，超過了其最強大敵人的武器，僅憑它自身就支持了臭名昭著的美洲叛亂……」關於他自己的期望，他寫道：「如果我這支滿載戰利品的船隊安全抵達英國，我會很開心，因為除了償還所有的債務，我還可以為親愛的孩子們留些東西。」在他的信中屢屢表達出對兩個女兒和兒子們的關愛，顯示了他個性中富於人情味兒的一面。在那命運多舛的船隊離開後，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最大的願望是，不管是你還是我親愛的女兒，都不會再陷入貧困，或者再向別人告貸。」這貧困雖然大多是因為他自己造成的，但是在這封信中還是顯得慘兮兮的。 羅德尼堅信，這座由登陸軍守衛並改造了防禦工事的小島已經堅若磐石，成了西印度群島的直布羅陀，於是羅德尼啟程前往安提瓜，之後又去了巴貝多。當法國人在六個月後再次奪取這座島嶼時，他們發現這裡已是一片廢墟，早就沒有什麼人了。儘管該島在法國占領期經過重新建設，增加了人口，但它再也未能重現往日輝煌。 羅德尼經歷坎坷，這最終使他來到聖尤斯特歇斯島。決定了他在島上的所作所為的生涯，始於他在12歲上加入皇家海軍。他出生在一個舊鄉紳的家庭，該家族自13世紀便定居於薩默塞特郡，擁有斯托克·羅德尼（Stoke Rodney）的產業。在這位海軍上將之前的20多代里，祖輩們曾經擔任過多種軍事及外交職務，儘管成績平平，但是也都盡到了英格蘭鄉紳應盡的責任，儘管沒有建立什麼偉業，但歷史悠久的家世是盡人皆知的。在此過程中，他們與詹姆斯·布里奇斯（James Brydges）公爵建立了關係。此人系第一位錢多斯（Chandos）公爵，因為早年娶了羅德尼家的一位女兒兼繼承人而擁有了斯托克·羅德尼這份產業。錢多斯系喬治一世朝中的常客，與國王一道充當羅德尼兒子的教父，因此這個兒子的名字中兼有喬治和布里奇斯這兩個名字。錢多斯的孫子在羅德尼壯年時通過繼承成為第三位公爵，一直忠於漢諾威王朝並支持喬治三世及其美洲政策。直到大約1780年，這一政策顯然已經徒勞無功的時候，公爵才轉而反對。顯然他並不是拒絕改變的人，能夠接受現實。儘管羅德尼算不上那種勢力強大、占據主導地位的「輝格」黨大戶人家，但是他仍然算得上是一位「結交廣泛、左右逢源」的年輕紳士。在18世紀的社會中，關係對「位子」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有好關係意味著在官場上能得到肥缺，而「位子」自然關係重大，特別是對家裡不是長子的孩子。羅德尼在他哥哥去世前一直是次子，他哥哥去世時他大約20歲。 對他的職業生涯來說，他的個性有利有弊。他身材不高大，但是很優雅，且相當好看。如果喬舒亞·雷諾茲在他42歲時——羅德尼的妻子已經死了，他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為他畫的肖像畫沒有恭維他的話，他應該是很英俊的。他的嘴巴不小，很性感，濃眉大眼，黑眼睛炯炯有神，風華正茂，風度翩翩，情場上自然得心應手。經常忙著寫日記的威廉·拉克索爾爵士對此還偶有提及。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他受到兩種頗為傷神的激情的左右，這就是女人和牌局（賭博）。」根據善於傳播小道消息的霍勒斯·沃波爾的說法，羅德尼得到喬治三世的女兒阿梅莉亞公主（Princess Amelia）的青睞，這段風流韻事還留下了「孽債」。這個孽債後來出落成了一個身材矮小的漂亮女子，在她的圈子裡被稱為「阿什小姐」（little Miss Ashe）。那些專門編纂18世紀的信函和日記的研究人員，根據他們各自的年齡得出結論，認為羅德尼當時年紀還很小，不應為這段皇室風流負責。拉克索爾說，雖然羅德尼很健談，「老愛把自己變成談話的主題」，喜歡「海闊天空，誇誇其談，不管誰在場都毫不顧忌」，但是他從未談及阿梅莉亞公主或者「孽債」之事，至少沒有這類記載。然而，他賭博是毋庸置疑的。他經常光顧懷特賭場（White’s）這個癮君子聚集的地方。的確，他欠下的賭債沒有像當時正走紅的政治新星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那麼多，不過那只是因為羅德尼沒有一位有錢的爸爸為他付賬罷了。這些債務積累了下來，有些債主是握有實權或有政治影響力的人，這就成了他升遷的絆腳石。自然，又由於他揮霍成性，因此一輩子都過得緊巴巴的。拉克索爾接著說：「他舉止優雅，這與他的軍旅生涯並不相配。他的身材甚至有些纖弱和女性氣質，但在戰鬥中很少人能像他那樣勇敢沉著。」他在談吐上也同樣「無所畏懼，無論褒揚還是貶斥都毫無顧忌……自然因此樹敵甚多，尤其是在他的職業上」。 雷諾茲的畫作於1761年，和後來的拜倫一樣，當時雷諾茲一夜成名。無論名流還是趕時髦的人，只要手裡能有25基尼，都會到他家門口排隊。倫敦所有社交界的、政界的或者其他領域重要的大人物，都出現在了雷諾茲的畫布上。這其中有安森上將（Admiral Anson），此人曾經做過環球航行，曾奪下裝滿財寶的西班牙大帆船，後來出任海軍大臣；有老是昏昏欲睡的諾斯勳爵，此人不久即身不由己地做了首相而不得不受到「長期監禁」；有優雅的公爵夫人們，她們輕薄透明的輕紗讓雷諾茲雇用的那些專畫衣著的畫工們的畫筆忙個不停；還有身材臃腫但口若懸河的塞繆爾·約翰遜博士。雷諾茲為海戰和政治鬥爭的英雄凱佩爾上將（Admiral Keppel）所作的全身像最受人矚目。在這幅出類拔萃的畫中，上將像雕塑一般屹立，背景是濃雲密布的天空和洶湧的波濤。但在男性肖像畫中，沒有哪幅面部特寫能比喬治·羅德尼的那幅更令人驚嘆了。 儘管羅德尼風度翩翩，但一位歷史學家說他「極為進取又暴戾乖張，精明強幹又誇誇其談，不容人，亦不容於人，是個介於德里克（Drake）和納爾遜之間的海軍軍官」。這樣的介紹自然吊起了人們的胃口，但這不過是史家慣用的虛誇修辭罷了。不錯，他的確暴戾乖張，但當時哪一位海軍指揮官不是這樣呢？之所以會有這種脾氣，無疑是因為那無窮無盡的磨鍊：要操作笨重的船隻作為戰鬥工具，它的動力是飄忽不定、非人力所能控制的風；要發揮好風這個動力，必須有賴於一群粗暴強悍的海員，要讓他們迅速對指令做出訓練有素的回應，通過無數根幾乎難以相互區別的纜繩對風帆進行精微細緻的調節。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指揮官還要在戰鬥中保證為家鄉帶回捷報，他性情暴戾乖張也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或許指揮一艘船，不管是帆船還是蒸汽機船，自然會讓人脾氣變壞——或許是因為船上某種神秘的真菌的緣故吧。有人這樣形容另一個時代的一位了不起的戰時海軍將領，「此人惡毒、暴戾乖張、傲慢、遭人嫉恨，又令人生畏」。他不是18世紀的人，他是歐內斯特·J·金（Ernest J. King），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的海軍總司令。脾氣暴躁是種職業病。「不容人，亦不容於人」亦屬同一範疇，在航船上的生活條件之惡劣，無疑加重了這種暴躁。到處飄著臭味，這些味道來自腐肉和霉變的奶酪、潮濕的衣服、船底污水，以及開放的尿桶——海員們必須在這裡解手，因為據說尿液在火災時可以用來做阻燃劑。此外，還有五六百人發出的臭味——他們無法洗澡，睡覺時擠在甲板以下的吊床上，或由於喝了朗姆酒而酩酊大醉，或與帶上船的妻子或妓女性交。 船快要接近港口時，如果風正好刮向岸上，那麼岸上的人甚至可以僅憑一股惡臭就預知這艘船的到來。關於這些船長和海軍將領們脾氣怎樣壞、如何愛吵架的描述不計其數，不過納爾遜是個例外。約翰·保羅·瓊斯除了曾經殺死一名也許該死的譁變海員，還曾經和他船隊中一名船長有過深仇大恨，此人便是「聯盟」號（Alliance）的朗代（Landais），瓊斯控告他在戰鬥中叛變。瓊斯的傳記作者，海軍上將塞繆爾·埃利奧特·莫里森（Admiral Samuel Eliot Morison）說他「喜歡找茬，愛嘮叨，吹毛求疵，加之反覆無常，因此很多同行的船員都不喜歡他」。曾數度與羅德尼共事的海軍上將海德·帕克（Admiral Hyde Parker）是巴貝多的指揮官，「性格尖酸刻薄」，因為他的言語舉止被人稱為「酸醋罐兒」（Old Vinegar）。理察·萊斯托克（Richard Lestock）與他的長官、海軍上將馬修斯（Admiral Mathews）積不相能，在土倫海戰（The Battle of Toulon）那個歷史性的結局出現之後，萊斯托克對後者的指控也廣為公眾所知，儘管他們從一開始就「關係很不好」。馬修斯曾在撒丁王國的朝廷中任職，由於他脾氣很壞，義大利人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瘋子」（Il Furibondo）。法國人也是一樣，在美洲海域積極對抗英國人、在西印度群島積極對抗羅德尼的德埃斯坦伯爵（Count d』Estaing），被人認為「粗魯而專制」，無論是軍官還是士兵都不喜歡他。海軍上將格拉斯（de Grasse），這個對美國歷史來說舉足輕重的人物，曾把下屬召喚到甲板上「嚴加訓斥」，對他們在馬提尼克附近遭遇敵人後未能追擊、牽制對方十分不滿。他說，除非他們更好地服從調遣並恪守職責，否則他就辭去指揮官職務。這之後便是讓羅德尼聲名狼藉的事，格拉斯對自己的下屬在1780年馬提尼克之戰所犯下的錯誤大發雷霆，並在給海軍部的公開聲明中說：「英國國旗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假如這是暴戾乖張的話，那麼這並非個人性情的問題。曾經對自己做海軍部大臣的經歷深感痛苦的桑德威奇也曾哀嘆：「再沒有人能像海軍軍官對這種問題處理得那麼糟糕了。」他說：「不管什麼戰鬥之後，他們必然會在全世界面前表達他們相互之間的怨恨。」暴戾乖張這種習性在海軍里是司空見慣的，一位法國軍官在日記中談及海軍內部人員互相拆台的事時，漫不經心地稱其為「迷人的航海人的壞脾氣」。 就艦船的有效管理而言，比壞脾氣更具破壞性的是激烈的政治黨派之爭，這讓軍官們互相對立，無法形成取得勝利的共同意志。托里黨的帕利澤上將（Admiral Palliser）宣稱，是輝格黨的凱佩爾上將導致了戰鬥失敗，這招致兩人之間的激烈爭吵，最後引起了一場加劇紛爭的軍事法庭庭審。支持凱佩爾的民眾怒氣沖沖地對海軍部發起進攻，海軍內部從此對立情緒嚴重，以至於軍官們認為彼此都可能（也許真的要）故意在戰鬥中犯錯或失敗，來損害對立一方的將領。這種對立情緒在美國戰爭期間一直存在：當時政府深信可以通過武力鎮壓美洲叛亂，但反對黨對此極為蔑視。 羅德尼12歲加入海軍，當時他正在哈羅公學上學，那也是他唯一受過正規教育的地方。可是他談吐優雅，成了上流社會光彩奪目的人物。他的翩翩風度或者是天生的，或者源於與風雅之士的交往。建立未來英國海上霸權的軍官們如此年輕就結束了學業，自然對近代或遠古以來的歷史和思想無從了解，這解釋了為何他們在這個興兵撻伐的世界裡，沒有能力就軍事問題展開深入的思考，極少思考戰略問題，沒有對戰爭或既定目標的研究或分析。對他們而言，戰爭這門「輝煌的藝術」也許足夠輝煌，但是好像用不上什麼頭腦。與別的國家相比，皇家海軍軍官們的天資無疑毫不遜色，但要在這個要求嚴苛的職業中達成既定目標，光靠天資是不夠的。海戰理論之父和權威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曾經寫道，儘管英國有強大的海軍，卻無法取得人們期待的結果，教訓就是必須用「對他們所處時代的戰爭情況的學習來武裝」軍官們的心智。但是一個年輕的軍官在12歲便中止學業，能指望他學到什麼東西呢？ 早在馬漢之前，伊麗莎白女王時期，聲名卓著的航海家哈克盧特（Hakluyt）就曾談及讓海員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在他的經典著作《英國人的主要航海、旅行、運輸及發現》（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c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致英國海軍大臣的獻辭中，他指出，過世的英國國王查理五世「富於遠見地建立了航海科（Pilot Major），對船隻負責人職位的應聘者進行檢核」，還「在塞維利亞（Seville）開設了有關航海藝術的著名講座……一直延續至今」。哈克盧特考慮的是航海術，而非戰爭戰略，更與學習歷史和政治無關。人們普遍認為他的對航海者施行教育的想法並不適用於海軍軍官，只有法國不這麼想，法國有專門訓練軍官的軍校。沒有人能斷言，這是否可能對英軍在美國革命時低效的指揮有所改觀。眾所周知，美國非常幸運地在這個歷史時刻出現了一大批極有能力同時又有政治眼光的人。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英國此時正好相反的厄運。喬治三世、桑德威奇、傑曼，還有後來的數任作戰總司令，如威廉·豪爵士、亨利·柯林頓爵士（Sir Henry Clinton），這兩人都缺乏生氣——這些人都不是能在危急時奮發贏得勝利的上好人選。 羅德尼通過關係，作為「國王親筆信男孩」（King’s Letter Boy）——意為他有國王的介紹信——進入海軍。他最初的職位不過是艦長的僕從，比艦船見習生（midshipman）的身份還不如，但是人們都對這個職位趨之若鶩，因為一旦在軍階上升到一定職位後，准能做上軍官。1730年羅德尼進入海軍時，英國正處於和平時期。當時英國和法國均無力承受戰爭費用，在各自的要臣羅伯特·沃波爾爵士和弗勒里大主教（Cardinal Fleury）的悉心指導下，雙方都竭力和平相處。無仗可打的和平狀態意味著，雄心勃勃的年輕海軍見習生們不可能通過戰爭而快速升遷。然而，和平不可能，事實上也沒有長久維持下去。1739年，英國與西班牙為爭奪西班牙西印度群島的貿易控制權而發起戰爭。原來，一個叫詹金斯（Jenkins）的商船船長在和一個西班牙稅務官的衝突中被割掉一隻耳朵，此事引起公眾一片譁然。在由詹金斯的耳朵所引發的這場戰爭中，根據波旁家族盟約，法國成了西班牙的盟友，這標誌著英法在殖民地和大陸上爭鬥的時期開始了。這斷斷續續貫穿了羅德尼的一生，為他的升遷製造了戰鬥機會。 這番爭鬥由來已久。在哥倫布以西班牙名義宣布發現新大陸後，1493年又經由一位西班牙主教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的劃分，新大陸歸西班牙和葡萄牙——大部分歸西班牙所有。這為歐洲的海外爭鬥埋下了伏筆。毋庸置疑，西班牙在1580年征服葡萄牙之後將所有領土收入囊中，從而獨自控制了貿易以及從巴西到古巴的大帝國。英國人在此地從事走私，試圖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的貿易中分得一杯羹，卻招致詹金斯被割耳的奇恥大辱。 對於海軍來說，在軍官和船員之間瓜分的戰利品，與風向起著同樣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海戰中戰利品也是比戰略意圖更直接的目標，在當時的大多數戰爭中都是如此，詹金斯之耳引發的戰爭自然也不例外。戰爭沒有為控制殖民地而掌握海上航道或陸上基地的明確戰略意圖，更多地是為了船長們和國家能得到財富——船長可以從戰利品中分得一份，國家亦可從對手的貿易中分得一大塊。1747年5月，英國人在安森上將的指揮下在西班牙菲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對法國船隊發起攻擊，摧毀了法國護航艦隊，奪取6艘法國艦船，俘獲40艘商船船隊中的5艘武裝東印度商船以及六七艘其他商船。其餘的船逃往加拿大。這樣，英國人奪取了價值30萬英鎊的財寶和貨物，還不算奪取的船隻。法國人進行了英勇的抵抗，其中一艘只有40門火炮的「光榮」號（Gloire）小船和3艘英國主力艦一直戰鬥到日暮時分，待它降旗投降時，艦長已經被一發炮彈削掉腦袋，75名船員橫屍甲板，主桅和風帆一片狼藉，彈藥幾乎全部耗盡，船艙也已進水。他們如此頑強不屈，可能和「光榮」號上的一位少尉有關，這就是25歲的弗朗索瓦·德·格拉斯。他是一位外省貴族，從做軍校學員開始就以活力和魄力著稱。在「光榮」號被俘後，他成了囚犯，在英國的溫切斯特（Winchester）被關押了三個月。繳獲的錢財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裝了滿滿20輛車，車隊先在街上遊行，接受民眾的歡呼，最後變賣的錢款存入了英格蘭銀行。第二次遭遇戰發生在6月，就在離布雷斯特不遠的地方［這裡經常被誤以為菲尼斯特雷角，因為該地屬法國菲尼斯特雷省（French Finistère）］，對手是一支滿載西印度群島貿易所得財富的法國船隊。英國海軍中隊，包括「老鷹」號（the Eagle）的羅德尼在內，在此戰中俘獲了48艘滿載各類財寶的船隻。儘管逃脫的法國船隻比這個數目還要多，羅德尼和其他指揮官還是在戰利品上收穫頗豐。通過那個時代的主要衝突——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戰爭」，英國成了海上霸主，僅僅在還未正式宣戰的1755年這一年，他們就俘獲了300艘商船，估計價值600萬英鎊。 海軍將領和艦長都靠分得的戰利品發了財，分配依據的是極為複雜的戰利品分割法規，這在這個體系中極為重要。取得勝利的中隊艦長可以獲得繳獲貨物及船隻總價的3/8，不過根據該中隊是否接受某位海軍上將的指揮，還有1/8預留給上將所在旗艦的艦長。上尉、上校、准尉、牧師以及其他下級軍官可以分得1/8。另外還有1/8分給見習生和制修風帆的工人（sailmakers），最後剩餘的2/8，即25%，會分給水手、廚師以及服務人員。此外，根據船隻大小和火力大小，該法規還詳細規定了調節分配的方式，讓大船和小船所得份額相對公平，因為大船在攻擊方面發揮更大作用，船員更多。調節的比率需要使用一個係數，該係數由船員數目乘以該船的火炮口徑得出。顯然，對戰利品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了對壞血病或信號系統的重視。 羅德尼作為參加布雷斯特之戰的「老鷹」號艦長，分得8165英鎊。他用這筆錢在鄉間購置了一座房子，為他的財富積累打下了基礎，但後來被他賭博輸掉了。 1761年奪取哈瓦那後，分配的戰利品高達75萬英鎊，擔任副總指揮的凱佩爾上將分得2.5萬英鎊，他的上司波科克（Pocock）上將分得12.2萬英鎊。據說當時著名的海軍將領安森上將通過各種戰鬥共賺得50萬英鎊。因此，儘管在海軍服役充滿危險又很不舒適，年輕人還是在重賞之下踴躍加入。 在1713年結束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英國通過兼併直布羅陀和米諾卡島取得了在地中海的支配地位。在美洲的殖民地之爭加劇了——或者說取代了——在歐洲的悠久衝突。為了爭奪殖民地，法國從加拿大和新斯科舍通過陸地穿過美洲北部森林抵達俄亥俄，建立殖民地，以阻止那裡的英國殖民地向西擴張。法國在印度的殖民地也同英國殖民地發生了衝突。然而法國已經被路易十四的陸上戰爭耗盡，海軍由於長期被忽視已經窘迫不堪，根本無法為爭奪海上霸權——貿易和帝國都有賴於此——進行激烈的戰鬥。 從詹金斯之耳引發的戰爭到法國革命之間的50年，也就是從1739年到1789年，18世紀的戰爭經歷了不同階段，變換了不同的名稱延續下來，直到法國革命和拿破崙重新發動的戰爭對事態產生了衝擊和調整。就法國和英國之爭而言，它們基本上是為了美洲和印度的海外貿易和殖民地而展開海戰。美國革命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不過從政治上說，戰爭目的改變了。 一種頗為奇特的情況是，當時的三大海上強國——荷蘭、英國和法國，賴以奪取海上霸權地位的工具，均由於缺乏資金、不受重視，以及官僚和造船廠的經理們中飽私囊的腐敗而陷入衰落。此外，英國皇家海軍的戰鬥力還因為其雙重功能——進攻與防禦——而降低了一半。它被英國人尊稱為「英國海上長城」，也是運送英國軍隊去攻打敵人的唯一工具，不管這個敵人是殖民地叛軍還是法國。作為島國，英國要對任何敵國使用陸軍都受制於其海軍實力。然而海軍並未得以經常修整、補給並處於最佳狀態，以備不時之需。1762年海軍的撥款還超過700萬英鎊，在「七年戰爭」結束後的1766年卻減至280萬英鎊，不到一半，到1769年又減少了一半，至150萬英鎊。桑德威奇成了眾矢之的，儘管當時他還不是海軍大臣，但早已因背棄廣受歡迎的英雄約翰·威爾克斯而受到公眾的唾棄。 桑德威奇此時所任職務是所謂的北方事務大臣，這其實是負責外交事務的部門。儘管他由於此前的服役經歷而與海軍部素有聯繫，據說他也非常關注海軍，然而和當時法國的海軍大臣舒瓦瑟爾（Choiseul）一樣，他也沒有全力以赴地重建海軍，鑄造出一支聲名遠揚、勇敢善戰的戰鬥艦隊。 除了政治和黨派造成的分裂，另一個因素是，此時的海軍不像陸軍那樣由職業人員管理，而是由一位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來負責，此人是從當時被稱為「國王的朋友們」（the King’s Friends）的那一群人中選拔出來的。在1771年至1782年的11年間，海軍大臣為桑德威奇伯爵四世，他被有些人認為是英國最不受歡迎的人，從政時貪贓枉法，人品亦有污點，懶惰、放蕩。他11歲即從爺爺那裡繼承了伯爵的爵位，成了一名貴族，遵循貴族通常的路徑，經過伊頓公學、劍橋、大陸遊學（Grand Tour），然後就任一系列政府職位，而這些職位的任命並不要求什麼特定的優點，只要有「關係」，對國王忠心耿耿，並支持在美洲殖民地採取強硬政策。他26歲便在海軍部謀得一個職位，30歲便爬到海軍大臣的位子，在1748年至1751年短暫任職，又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再次任職，這一次任期較長。他之所以名氣那麼大，是由於自作自受地陷入一樁醜聞。1768年，他在上院朗讀了一首題為「論女人」的淫詩，該詩是他的朋友約翰·威爾克斯寫的。此人聲名狼藉，已經因為在自己主辦的期刊《北不列顛人》（North Briton）上發表了一篇誹謗國王的評論，犯了不敬罪而被捕——儘管其支持者認為這次被捕是非法的。由於這項有礙風化的指控，他被剝奪了議員資格，同時被褫奪了公民權利。而他的好友桑德威奇自此之後便被稱為傑米·推切爾（Jemmy Twitcher）——《乞丐的歌劇》（The Beggar’s Opera）中一位出賣朋友的卑鄙小人。在他任海軍大臣期間，海軍職務的任命全靠關係，也即由桑德威奇及其同夥控制的下院中17人的投票決定，他能當權靠的也是這17人。作為海軍大臣，他掌管著海軍本部委員會委員（Lords Commissioners of the Admiralty），這些委員中有在下院中占有席位的政客，也有職業海員。 距腓力二世的無敵艦隊被摧毀已經過去了將近200年，但是西班牙仍然暮氣沉沉，已然對海戰沒有興趣。法國海軍此時也萎靡不振，正處於最低點。路易十五的海軍大臣、18世紀法國最能幹的公職人員、堅韌不拔的舒瓦瑟爾正在大力振興海軍。他創建了海軍軍校，致力於設計、建造戰艦和培訓軍官，同時頒布「海軍徵募法」（inscription maritime），定期招募海員以補充船員，不必像英國那樣在街上強征醉漢、流浪漢和窮苦無靠的人入伍了；一支由1萬名炮手組成的兵團經過了嚴格的射擊訓練；造船廠停滿了各種新船，規模和設計均在英國之上。在對海員駕駛術的訓練中，法國人還注重訓練操縱船隻時的美感。經過嚴格訓練後，一個中隊的船隻可以同時或者漸次轉彎，精確度之高仿佛在跳芭蕾，風帆在迎風飄起或者收攏時都能呈現藝術造型。為了造船，舒瓦瑟爾在一個又一個城鎮發起籌集資金的運動，每一艘船在造好並交付使用時，他都會用捐款數額最大的城鎮名稱命名該船。艦隊擁有110門火炮的巨型旗艦被命名為「巴黎」號（Ville de Paris），它將在羅德尼最後也是最為輝煌的戰鬥中被迫投降。這裡瀰漫著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與昏昏沉沉的西班牙迥然不同，也與主導法國戰術思想的防禦海戰格格不入。在加入某場戰鬥時，法國海軍艦長所遵循的首要法則是採取下風位這種防禦姿勢，迫使敵艦發起進攻，然後在保障己方艦船安然無恙的情況下，摧毀敵人的艦隊。用法國海軍上將格里韋爾的話來說，該理論是，兩敵相遇時，「艦船數量少的一方在沒有把握時要儘量避免衝突……或者如果出現最糟情況，不得不對抗的話，要儘量保證處於有利條件下」。簡而言之，法國在「七年戰爭」失敗後在海上一直處於劣勢，而為了扭轉這種不利局面，法國堅定不移地堅持「慎重、果斷和防禦戰」的原則。如果多年來一直堅持這種原則，那麼被灌輸這種思想的軍官的銳氣勢必受到影響，缺乏積極進取的精神。或許平常之輩的確受到了影響，但是法國卓越的海軍將領格拉斯上將在做出那個拯救了美國的決定時，毫無困難地就壓制了心中那要他謹慎的聲音，在勇敢冒險的衝動中果斷下定了決心。 羅德尼第一次服現役是在紐芬蘭，之後升為上尉並轉移到地中海，接受馬修斯上將的命令擔任「普利茅斯」號（Plymouth）艦長。該艦有64門火炮，為主力艦——所謂「主力艦」是指最大型的艦船，至少有64門火炮，結構和武器裝備能夠以一行縱列隊形對敵展開戰鬥，在敵人經過時發射舷炮——在18世紀時，這是帆船在作戰時採用的常規隊形，也是唯一的戰術隊形。主力艦中最大型艦船有上百門火炮，排成3層，船長達200英尺，用橡木建造，造價達10萬英鎊。其中最大的是納爾遜的皇家海軍「勝利」號（Victory），建於1776年到1777年，船員達875人，而較小主力艦上的船員亦達490到720人。建造船身長達220英尺的「勝利」號共用去2500棵大樹，相當於60英畝森林。主桅用杉木做成，在水線以上的高度有205英尺，基部直徑達3英尺。主力艦主桅共有3個，分別裝在3個不同位置，能夠懸掛36片風帆，這相當於面積4英畝的帆布，能推動船以10節的速度行駛。主桅遭遇強風時會彎曲，施加的扭力會使船的地板漏水，因此必須不斷地將水抽乾。配有火炮的快速帆船主要用於襲擊商船，長130英尺到150英尺，船員通常是為了獲取戰利品自願加入的。 火炮大小是根據炮彈的重量衡量的。炮彈重12磅到42磅的火炮（快速帆船的炮彈為4磅到6磅），如果用400磅火藥發射，最大射程可達1英里。這些炮不但可以發射炮彈，還可發射各種類型及形狀的投射物，比如成桶的燒得通紅的鐵釘或削尖的廢鐵，足以使船帆燃燒。火炮安放在有輪子的炮座上，通過繩子固定，可以把炮從炮眼中移入移出，還可以緩衝後坐力。每發射一次均須向操縱火炮的人員連續發布九到十個命令：「解開繩炮索」——繩子被解開捲起；「把炮放平」——炮被放到跟甲板平行的位置；「去掉炮口塞」——把塞子從炮口中去掉；「裝藥」——裝在布袋中的黑火藥被倒入炮口壓實；「添加炮彈」——將炮彈或者其他投射物塞入炮口；「伸出炮筒」——調整火炮，使炮口從炮眼中伸出；「注藥」——火藥從牛角制火藥筒中倒入火口中；「瞄準炮」——緩燃引信放在炮尾，而炮手小心地向它吹氣使它繼續燃燒，在炮基上調節火炮；「開火！」——當在搖搖晃晃的船上可以很好地看見目標時，將燃燒的引信放在火口上；開火之後的命令是「用炮刷擦炮」——把綁在一段很硬的長繩上的炮刷蘸在一桶水中，再伸入炮口，用來熄滅可能還在燃燒的火藥袋碎片。然後火炮復位，再一次重複裝藥過程。在納爾遜那個時代，一個訓練有素的火炮操縱組可以每兩分鐘完成一次這樣的過程。 操作船帆來搶風調向——亦即為了利用風，為了壓制敵人，為了在戰鬥中占上風，追擊或者撤退，改變船或者船帆的方向來適應風向——需要另一整套命令，涉及調節橫帆（square sails）邊緣的轉帆索（braces）、帆腳索（sheets）、一整套升降索（halyards set）、帆角索（bowlines），拉緊它們來繃緊風帆。此外，還有主帆（mainsails）、頂主帆（top mainsails）、上桅主帆（topgallant mainsails）、支索帆（staysails）、船首三角帆腳索（jib sheets）、後牽索（backstays）以及無數其他附件的名稱。這些術語對不懂航海的人來說無疑是對牛彈琴。每個船桅旁都有軍官或者水手長站著，準備拉緊或者放鬆船帆，而艦長除了發布命令，還要與舵手保持聯繫。在船調整方向的那一刻——也就是改變或者倒轉方向的時候——是一種精度要求極高的、令人興奮的操作，主帆伴隨巨響轟然落下，正好用上對面的風。正如莫里森上將所描述的——他舉了船由東南風轉向西南風的例子——這包括針對不同船帆及帆桁端（yardarms，用來固定船帆懸掛在主帆上的木柱子）而下達的不同命令。 首先，水手們在儘量靠近船身軸線的地方調整船桁，拉緊從船頭到船尾的驅動帆或後桅（mizzenmast）上的後檣縱帆（spanker），把船尾轉過來。甲板上的軍官喊道：「準備，後轉！」然後水手長通過笛聲傳達命令。操縱方向舵的人盡力向右舷轉向，這會把與舵桿頭（rudderhead）相連的舵轉為順風位，完成這個操作後，他會拖著唱腔喊道：「先生，舵已經是順風位了！」然後放開用來調整前桅帆（headsails）的船首三角帆及支索帆的絞索。舵杆直接朝向東南風，帆桁顫動不已，繩索因為解除了張力而四處飛舞。一旦船頭穿越風眼並開始由東南往南轉向，則左舷船首三角帆（port jib）和支索帆腳索即被拉直；這種作用力，加上現在已經處於背風——即從背後吹向桅杆——的前帆、前頂帆和前上桅主帆的作用，它們共同像槓桿一樣，使船首擺脫風的作用，駛向擬定的航向。一旦風吹到橫主帆的右舷後帆邊（leach）或者主頂帆，甲板上的軍官就會叫道：「主帆迎風！」這是個了不起的時刻……只要還閒著的人手都會抓住主帆桁及後帆桁上的順風轉帆索，將其拉成約70度的斜角，直到船帆被左舷的風吹到。如果時機把握得恰到好處的話，那麼風可以幫助轉向。到這時候，除非船非常靈敏、輕巧，而且海面非常平靜，否則船就已經沒有了前進速度…… 其次，重要的命令便是：「放開並拖拉！」這意味著放開轉帆索和帆腳索，並拖拉前帆桁，這時帆的逆帆一直是繃緊的，直到後表面再迎風。放開向風船首三角帆及支索帆帆腳索，繃直順風船首三角帆，所有其他船帆亦經過調整，開始加速，向新航向前進……在一個船員數量眾多的戰艦上，這個過程可能至少需要10分鐘，也許還需要更長時間…… 儘管每次改變方向——這被稱為迎風轉向（tacking）——的煩瑣過程緊張而令人激動，卻很難說是種有效的機動過程。要改變一艘船帆翻滾的大船的風向，在天氣好的情況下，訓練有素的船員可能需要10分鐘，但不熟練的船員可能要花上幾個小時，天氣如果不好甚至要花上半天時間。如果遭遇大風，可能根本無法轉向。若要到達任何不處於順風向的地點，則整個航程都要不斷調整方向，走「之」字形，艦船和船員都精疲力竭，對此不必感到奇怪，艦船和船員通常很快就虛弱不堪，無法繼續服役了。 到了18世紀中葉，各國為了海上霸權又重新開始展開拼殺。在1744年的土倫戰役中，各國海軍的公開衝突發生了。不像約翰·保羅·瓊斯對抗「塞拉皮斯」號的那場戰鬥一樣充滿英雄氣概，這是一次混亂不堪、充滿各種麻煩和缺陷的戰役。而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這個時期的海戰，以至於法國大臣莫爾帕（M. Maurepas）對海戰很不以為然，認為海戰往往造成重大的人員傷亡，卻無法取得決定性結果。他說，「不過是這邊那邊噼里啪啦，但結果海水還是像從前一樣咸」。在土倫海戰中，英國對法國和西班牙作戰；法國和西班牙為波旁家族盟約國，屬同盟國，但都因家族努力維持的聯合而深受其苦。除了在美洲和印度殖民地的對抗之外——這種對抗是衝突的真正源頭——與通常的情況一樣，第二層的爭鬥源自大陸上的複雜爭端。此時這種爭端便是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爭端的焦點是遙遠又無關緊要的西里西亞。要追尋導致這場戰爭各種錯綜複雜的原因未免太耗費精力了，不妨簡單概述如下：1740年，腓特烈大帝登上了普魯士王位，而此時奧地利皇帝查理六世去世了，將縱橫交錯的領地及受到多方覬覦的王位傳給了大女兒瑪麗亞·特蕾西亞，歐洲大國已經認可了她的繼承權。腓特烈二世出於自己的打算想罷黜她，當他入侵西里西亞時——他的諸多不友好舉動之一——普魯士和奧地利開戰了，其他幾個國家也分別站在普魯士或奧地利一方。 在這場混戰中，西班牙、法國和英國這三個海上大國在土倫展開了一場較量；土倫是法國在地中海的海軍基地，位於尼斯和馬賽的中間。當時作為奧地利敵人的西班牙準備奪取由奧地利統治的義大利地區。西班牙進入了土倫，因為受到英國的封鎖，滯留達四個月。西班牙請求法國給予護航，好使艦船回去。法國答應了請求，但是因為不信任西班牙的戰鬥力，法國海軍上將請求西班牙艦船分散部署在自己的艦隊中。自然，西班牙海軍上將納瓦羅（Admiral Navarro）拒絕了這個建議。作為一種折中的解決辦法，西班牙戰艦在編入戰艦戰列線時——包括前衛、主隊和後衛幾個部分——仍維持自己的艦船組合。聯合艦隊總共有27艘戰艦：9艘法國艦位於前衛，主隊是6艘法國艦和3艘西班牙艦，後衛是西班牙的9艘艦船。這些艦船駛離土倫港，去對抗英國由29隻艦船組成的艦隊。指揮英國艦隊的是地中海中隊的馬修斯上將。他的副手是他所鄙視的萊斯托克上將，萊斯托克對其上司也毫無好感。他們的不和純屬個人原因，源於瑣事，與政治無關，起因是馬修斯從英國趕來擔任指揮任務的時候，萊斯托克沒有派出快速帆船去迎接他。據說馬修斯是個文盲，缺少教養且盛氣凌人，為了發泄怒氣，他「用髒話辱罵」下屬，使得作為歷史學家的馬漢將軍不大自信地表示，或許這兩人之間的「心存芥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土倫海戰的「慘敗」。 馬修斯在黃昏時發現有船帆離開土倫港，處於上風位的他立刻發出「全體追擊」的信號。然而當次日早晨前衛接近敵人時，由萊斯托克指揮的後衛卻落後了很多——約5英里之遙——無法前來支援，也無法發揮英軍數量上的優勢。前一天晚上萊斯托克就未能抵達預定位置。馬修斯發出信號要求艦隊「頂風停住」（lie-to）——意思是當晚停在那裡——還發了「保持密集隊形」（close order）的命令。如果對方不是心懷不滿的下屬，任何一位欣然受命的下屬都會理解，這個命令意味著要在夜間趕上並占領戰列線位置。結果到了早晨，萊斯托克還落後幾個小時的航程。他選擇接受了停住而不是追趕的信號。 馬修斯對磨磨蹭蹭的萊斯托克失去了耐心，擔心敵人逃脫，使得殲滅敵人的計劃落空，因此他單槍匹馬地獨自離開戰列線向敵人發起攻擊。他相信，或者說希望能趕在法國前衛折回來救援之前就擊潰西班牙艦隊的後衛和法國艦隊的主隊。不知是出了錯還是因為自己的大膽行動過於激動，他發出了進行交戰的信號，但是同時還懸掛著保持戰列線的信號。這把他的下屬搞糊塗了，因為無論是根據信號本還是在當時通行的《作戰條例》（Fighting Instructions），都無法解讀他的意圖。他們只明白「保持縱隊」的命令是壓倒一切的。因而也不管信號到底是什麼意思，馬修斯艦隊中的一些船隻跟著他走了，有些則畏葸不前，結果統帥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其火力也在有效射程之外。就在這種混亂局面中，敵人逃跑了。只有一位艦長果斷出擊，俘獲了一隻敵艦，這名艦長就是日後名氣很響的未來的霍克上將（Admiral Hawke）。到了夜幕降臨的時候，馬修斯只好撤退，重新編隊。儘管他貿然追擊，勇氣可嘉，但一無所獲，唯一的滿足便是將萊斯托克逮捕並押送回國。 這個可悲的事件在議會下院引起了激烈的辯論。在對海軍部大加撻伐，並經歷了一系列軍事法庭的審判後，依照軍人那無可指摘的邏輯，主動出擊的馬修斯遭受了處罰，而沒有加入戰鬥的萊斯托克則被宣告無罪。 在這裡，我們要見識一下這能終結一切的惡龍：《作戰條例》。這是個專斷的文件，要求每個戰列線上的艦船都要緊密地相互保持一鏈（200碼）的距離，並與敵人戰列線相應編號的艦船保持對應，無論前衛、主隊還是後衛都要相互對應，絕不允許擅自離開戰列線自行其是。這個稱為「縱隊」的規則是為了避免被稱為「混戰」（mêleé）的混亂局面——可能使艦船遭受自己戰友的火力；也是為了隊列中的某一部分有機會攻擊敵方隊列的相應部位，當然這要有緊跟的後方艦船的支持才行。《作戰條例》是奧利弗·克倫威爾執政時在第一次對荷蘭戰爭時頒布的，因而自然反映了克倫威爾的專政思維模式。也有人說，《作戰條例》是詹姆斯一世那個可憐蟲制定的，但詹姆斯一世個性軟弱，這個文件卻透著不妥協的意味，恐非詹姆斯一世所為。由於當時的艦長作戰時常常採用自己的戰術，結果造成嚴重混亂，因此海軍部頒布了這個條例，要求各艦船依據指揮官通過旗語發布的命令協同行動，禁止自行其是，以提高艦隊的戰鬥力。總的來說，戰鬥力的確提高了，不過在個別情況下——比如在約克鎮之戰前夕的切薩皮克灣之戰時格雷夫斯上將（Admiral Graves）的表現——也可能導致災難，因為一個過於聽話的艦長可能會墨守成規，而緊急情況可能更需要隨機應變。對於違反該規定的人，那些怒氣沖沖的軍官會向上告發並交由軍事法庭審判，因此該條例自然降低了——如果不是徹底摧毀的話——作戰主動性，除非艦長有強烈自信，能利用意料之外的有利條件。在戰場上，這樣的機會並不罕見，不過很少有人會像英國人那樣墨守成規。不要說風和海洋捉摸不定，人又何嘗不如是。該條例卻不允許利用這種捉摸不定的條件相機行事，它是軍事思想僵化的產物，註定會讓那些業餘人士感到吃驚。 在土倫海戰時，位於戰列線後衛的萊斯托克裹足不前，這到底是因為他對自己的指揮官懷有惡意，還是像他後來在接受軍事法庭審判時所宣稱的，他已經全速前進，無奈無法追上，法庭並未對此做出裁決。對於他能夠進攻卻沒有進攻的指控，他利用《作戰條例》的規定為自己辯護說，發出進行交戰的信號的同時還懸掛著「保持縱隊」的信號，他如果離隊作戰，則不可能不違抗「保持縱隊」的命令。 「縱隊」作為海戰的核心，是由當時的艦船結構所決定的，艦船的主要武器是舷炮。唯有這種隊列方可在艦船轉向敵人、以橫樑對敵時，避免任何一艘自己的船處於火炮和目標之間。縱隊原則使得海上正規戰鬥的調遣仿佛巨船伴隨著炮火的樂聲跳小步舞。戰艦先是前進、鞠躬，然後退卻，鼓手則敲著鼓點，命令炮手們各就各位，然後炸藥從炮口中噴出。戰線正好與對面敵人的戰線相對應，每艘船在到位時都開火射擊。英國人對船體射擊，法國人則對著桅杆和纜繩射擊，同時為了扯碎船帆，會在炮里加入鐵鏈、葡萄彈和廢鐵。火焰四射，木頭碎片四處亂飛，造成各種難以處置的傷害。甲板上布滿屍體，因為鮮血四處都是而變得很滑、很危險，受傷的人無助地躺著，擔心自己會與別的屍體一道被推入大海。船的周圍到處都是鯊魚，它們的血盆大口將成為海員們的葬身之地，只是這個墓地沒有墓碑的標誌罷了。在空蕩的大海上上演的這場廝殺大戲震天價響，很是過癮，卻並不總是有戰略價值。如有來自另外一個星球的客人看到這場表演，目睹片片船帆仿佛跳著西班牙薩拉班德舞，不免會感到曼妙無比，但又疑惑：這樣做的意義究竟何在？ 在飄忽不定的大海上展開戰鬥，其勝負往往是由參戰方相對的傷亡數量來決定的，甚至歷史學家也是這樣判定的。這種「噼里啪啦」的戰鬥之死亡數目動輒可達七八百人，不可謂不大了。歷史記載中唯一對此表示過關注的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六，這未免令人詫異，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對民眾富於同情心的人。他在對議會的一場發言中說：「但是誰能讓那些為我英勇捐軀的勇士們起死回生？」他對此事的關注程度顯然要高於任何接到過傷亡報告的官員，也高於那些目睹過自己甲板上堆積如山的屍體的海軍將領們。 無論何種戰爭，最終目的是為了取得政治和物質上的好處。當時的人們認為，這要依賴於殖民地和貿易。這又有賴於通過控制海洋、建立對運輸線保證供給的基地，從而保證交通線的自由，因此海戰的目的便是戰勝敵人的海軍，利用一切機會摧毀敵人的艦隊。然而，正如馬漢所告誡的，基地的數量不能太多，因為控制這些基地又要依靠海軍的保護。根據這種論點和邏輯推論，最好的結果便是避免參戰了。法國人，作為有邏輯的民族，得出這個結論後便積極按照這種辦法行事了。 18世紀帆船的戰鬥方式會讓理性的人們感到困惑不解。顯然，「縱隊」戰略的基礎便是敵方也作為目標或對手排成相應隊列。但是假設對方不這樣做，他們拒絕按戰列線編隊，為了占領上風位而調遣，一旦成功，就能逃往友邦的基地或者自己的港口。法國人經常這樣干，或者乾脆拒不迎敵，讓張牙舞爪的英國人只能幹著急。 理性和啟蒙備受推崇的18世紀的一大悖論，就是常顯示出它的缺乏理性，比如上面說到的島上岸邊火炮發揮不了作用一事，又如這頑固不化的「縱隊」戰術。參與海戰的人對「縱隊」就像對自己的名字一樣熟悉，對這種戰術早已習以為常，儘管在戰術上出人意料才是制勝的法寶。 中世紀作戰時，人們要穿戴60磅重的盔甲，戰鬥時飽受蒸烤，摔倒後還無法站起。自那以後發明的戰爭裝置，就不舒適、不實用和違背自然法則而言，再沒有什麼能比得上帆船作戰時代的浮動堡壘——戰列艦了。戰列艦之動力依靠多變的老天，確定方位要靠遙遠的星辰，其結構之主體構件——桅杆要靠很難獲得的、經過乾燥處理的木材，動力控制則依靠纜繩，複雜程度足以讓巴黎大學的哲學家也莫名其妙，更不用說那些大多從大街上搜羅來的目不識丁、窮困潦倒的無家可歸者充任的船員了。指揮官與其艦隊的聯絡主要依靠旗語，但這種聯絡方式很容易受到距離、火炮的煙幕或者艦船的顛簸之影響，因此這種笨重工具的操作難度，就仿佛牛仔們騎著倖存下來的恐龍去放牛一般。人們為了滿足戰鬥的衝動，便心甘情願地遷就了這種種困難，這一點充分體現在帆船戰艦上。當時有不少人對海戰中的這些稀罕東西感到茫然，其中莫爾帕更是因此認定，那不過是「噼里啪啦」罷了。 土倫海戰所引起的軍事法庭的判決，並不是為了鼓舞海軍士氣，反而更加強了《作戰條例》的控制。這讓公眾感到疑惑，並加深了對政府的不信任。29名艦長中的11名都受到指控和審判。11名被控艦長中，一名死了，一名被流放，從此音訊全無，7名被褫奪軍職，只有兩名被無罪釋放。自然，此事對海軍造成重創，大大影響了士氣。 在1777年，英國海軍部的報告認為，大艦隊（Grand Fleet）中的35艘主力艦是有水分的，因為調查人員發現它們大多數都無法航海，只有6艘適合服役，而且新任總司令凱佩爾上將在視察了這些適合服役的艦隻後，認為這些軍艦也「難入海員的法眼」。1749年調查時發現軍官散漫、不學無術，船員無所事事、業務生疏，倉儲物擺放得雜亂無章，各種設備破破爛爛，艦船骯髒不堪，缺乏合格的船員，因而無法適應海上航行。當局並未著手從源頭上革除這種種弊端，即管理層的腐敗問題，卻轉而頒布了比《作戰條例》更加嚴格的《補充作戰條例》，以及更正式的1749年《海軍軍紀法令》（Naval Discipline Act）。根據該法令，作戰時如果非常消極，完全不能完成作戰任務，則應以「失職」做出處罰。這項立法導致了那個世紀海軍史上爭議極大的一個事件，這就是1757年對海軍上將賓（Admiral Byng）的審判，因為他在救援米諾卡的戰鬥中「未盡全力」而被判處死刑。在導致賓悲劇的這場戰役中，當他受命救援米諾卡時，海軍部低估了敵人的實力，就像經常發生的那樣，派遣給賓的艦隊規模太小，裝備也不夠好。當他到達直布羅陀海峽時，敵人已經登陸並占領該島。直布羅陀總督本應派兵支援賓，但是他拒絕發兵，理由是這些部隊對防守要塞是必不可少的。儘管賓已經抱怨過自己的兵力不夠，但他並沒有違抗命令，繼續向法軍進發。法軍的艦船比賓的大，火炮威力更大，但是往往拘於防守。當兩支艦隊相遇時，法國人在下風處，賓在上風處。他發出排成縱隊的信號，但沒有在處於有利地位時立即命令對敵發起攻擊，因為他的艦隊還沒有形成戰列線。他隱隱感到了馬修斯軍事審判的影響，馬修斯正是由於未能完全形成戰列線便貿然作戰而受到懲處。賓在審理馬修斯－萊斯托克一案時曾擔任法官，他引述此案判決對其旗艦艦長說：「你看，加德納艦長，縱隊的信號已經發出了。」他還指出有兩支艦船還沒有到位。「馬修斯上將很不幸，由於未能帶領全隊一道作戰而不被理解，因此我應該竭力避免重蹈覆轍。」當賓發出信號進攻時，他的船隻還沒有到位，正以一定的角度加入戰列線，因此前衛遭受了法軍猛烈的襲擊，而主隊和後衛距離敵人尚遠，無法進行火力支援。結果，前衛被擊潰。在黃昏時，艦隊已經分散開了。賓並沒有嘗試重新集結，只是召開了一次戰事會議，並立即接受了在他本人的指揮下形成的建議：已經無能為力，米諾卡只能聽天由命了。因此，他沒有再展開進一步戰鬥便帶著艦隊回到直布羅陀海峽，在這裡他被撤職、逮捕並押解回英國。根據《海戰條例》（Articles of War）第十二條規定，他被指控未盡全力解救米諾卡要塞，未盡責任奪取並摧毀敵人艦隊。第十二條規定是指「膽怯、疏忽或者不滿」而導致的失職行為，既然已明確賓並無膽怯或心懷不滿之罪，那麼就只能指控他失職了。對他的判決讓《作戰條例》顯得愈加怪異，因為這意味著，馬修斯因擅自離開縱隊攻擊敵人而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賓則因拒絕這樣做而同樣受審。海軍將領們現在是進退維谷了。指揮一旦被剝奪了獨立判斷的權力，必然無法贏得戰鬥，包括將要影響美國命運的那最為重要的一場戰鬥。 這個死刑判決引起了軒然大波。那些大臣們很樂意看到由賓承擔罪責，這樣可以推卸自己未能調遣足夠兵力進行防禦的責任。喬治二世從不心慈手軟，因此沒有特赦賓。羅德尼是個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遇事懂得怎樣把荒謬性和實用性區別看待。他與極力主張為賓辯護的海軍上校奧古斯塔斯·赫維（Captain Augustus Hervey）一道，積極為賓求情，希望賓能獲得寬恕，但未能成功。判決使得輿論一片譁然，海軍內部的分裂對立情緒也更加嚴重。最終賓被由軍官同事組成的行刑隊射殺，這麼做的唯一目的，正如一位心地狹隘的法國人所說的，僅僅是為了「激勵別人」。伏爾泰的評論讓這件事永垂史冊，成為啟蒙時代的又一件乖戾之事。這種處決不可能有什麼作用，因為即使是當時的人們，也不認為通過法規就能讓人變得勇敢，或者通過懲罰就能使人糾正自己的弱點。 如果毫無意義，為什麼還要執行死刑？因為那些自以為是的立法者制定的法令就是這樣規定的，所針對的正是賓犯下的這種所謂的罪行。因為規定就是如此，又沒有替代處罰，結果是無法避免的。法庭的自由裁量權被取消了，並要求沒有替代處罰。然而，進行選擇是擁有思考能力、身而為人的責任之一。不進行選擇可能更容易些，但是長期不選擇會使人變得滯澀，這也許就是為什麼英國在美洲殖民地戰爭中表現得不盡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賓是在為自己的時代承受痛苦。這個時候，英國正擔心成日靠杜松子酒澆愁的窮苦人會揭竿而起，害怕所謂的罪犯階層——他們認為這一階層是真實存在的——會讓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為了鎮壓他們，他們制定了各種嚴刑峻法。一個11歲的小男孩會因為偷了一隻襪子而被判終身流放，遠離自己的家人和故土，無論從理性上，從同情心的角度或者從常識的層面來說有何種反對意見，國家都置之不理，因為必須不折不扣地遵守法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未經思考的嚴刑峻法正是政治自由的結果，而英國人正是這方面的先驅，為了建立法制以取代人治，為了建立憲法制度以取代專制而不惜發動革命。英國的孩子們，亦即北美殖民地，此時正為此奮鬥，但英國一直置之不理，自欺欺人地認為，美國叛亂不過是由於受到誤導而陷入狂熱罷了，結果葬送了重新贏得效忠或和解的機會。 賓的法官判他死刑，原指望國王或者大臣們會赦免他。民眾因為失去領土而叫嚷著要血債血還——米諾卡是1708年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取的，在英國人手中不過48年——對此心存顧慮的政府沒有進行特赦，賓作為替罪羊被槍決了。行刑隊奉命開槍了，這位海軍部的大人物躺在「君主」號（Monarch）的後甲板上，蜷成一團，成為法律之暴行的無聲見證，而法律本應是人類行為的看護者。 考慮到開火的角度問題，也許縱隊是唯一的選擇，不過富於創造性的人還是會在戰術上有所變化、出其不意，正如羅德尼所做的一樣。但是海軍並非接納創新之士的場所，而是收容家裡那些不求上進或者愚笨不堪的孩子的地方，他們那些更有出息的兄弟們往往會加入陸軍，或者成為神職人員。突破戰列線可以說是對當時戰術思想最為激進和重要的貢獻，此後的情況大為改觀，不過提出這種思想的並非職業海員，而是愛丁堡的一個男學生。這個孩子很小就喜歡在池塘中擺弄玩具帆船，最後在一篇論文中闡釋了他的想法，而羅德尼在機會到來時竟然有膽識採用這個想法。這個男孩便是約翰·克拉克（John Clerk），由於聽說魯濱孫·克魯索的船隻遇難的故事而對航行船隻的運行狀況發生了興趣。他開始借同學的模型船，研究在刮過愛丁堡利斯（Leith）港的海風作用下船的移動規律。不久他開始自己製造模型船，觀察這些船在父親的池塘里航行的情況。此時公眾都在關注凱佩爾和帕利澤的軍事法庭庭審，男孩在跟蹤了各方證詞之後，了解了什麼是「縱隊」，還有其他在海戰中產生的問題。克拉克有蘇格蘭人特有的機敏——這種秉性常讓邊境那邊的英格蘭人感到不安——他注意到縱隊的一個重大缺陷：如果敵人艦隻未能抵達相應的位置，那麼依據《作戰條例》規定，那一天將無法開戰。在觀察自己的小船在風的作用下的移動時，他想出了擺脫這種致命束縛的解決辦法：不採用己方艦船與敵方相應艦船戰鬥，而是集中全部火力攻擊敵人一點，這樣便可以打開一個缺口穿透並切斷敵人的防線，而敵人此時正忙於調遣艦船，藉助風力試圖增援自己的同伴呢。約翰·克拉克在一本題為「論海軍戰術」（An Essay on Naval Tactics）的小冊子中圖文並茂地闡述了自己的論點，此書本來在他的友人和海軍愛好者之間傳閱，後來被出版商出版了，不久便引起職業海軍人員的注意，其中就有羅德尼上將。調查人員後來發現他曾擁有此書的抄本，做過批註，並在聖文森特角（Cape St. Vincent）和1780年馬提尼克島附近那場受挫的戰鬥都使用了這一戰術，尤其在1782年「聖徒之戰」（the Battle of Saints）取得最終勝利時，最為明確地應用了它，贏得了對法國的關鍵性勝利，使得英國在約克鎮失利後重新獲得自信。該戰鬥的名稱是用位於瓜德羅普島和多米尼加之間海峽的兩個島嶼命名的，戰鬥就發生在這裡。 在船上經常有一半的船員處於生病狀態，不僅因為海員在長達數月的時間裡一直生活在甲板以下，天氣炎熱，空氣齷齪，食物腐敗，飲水變咸，而且也由於種種因循懶惰的惡習。如果當局稍懂得道理或稍有決心，原是可以有所改觀的。從1622年到1825年這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裡，皇家海軍的正式食物便是啤酒、鹹豬肉及咸牛肉、燕麥、干豆子、黃油及奶酪（通常是變質的），還有像在斯摩萊特（Smollett）小說中的羅德里克·朗德姆（Roderick Random）所說的，會自己走來走去的餅乾——這是由於有蟲子已經在那裡安了家。由於食物無法提供身體所需的維生素C，結果船員們普遍得了壞血病，起初的症狀是出現標誌性的皮膚損傷，然後擴展為全身性衰弱，再發展為衰竭，最後是死亡。海軍部花了40年才開始採用現在廣為人知的治療方法：吃柑橘。這是皇家海軍一位叫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的外科醫生髮現的：給那些瀕臨死亡的人發放橘子、檸檬和酸橙有特效。他在1754年發表了《論壞血病》（A Treatise on the Scurvy），提出所有人都須食用一定量的酸橙汁。當時認為這過於昂貴，因此直到1795年才強制實行。雖然這是啟蒙時代，但當時並未意識到，裝載那些身體虛弱到無法工作的海員，為他們提供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照顧，要比裝一桶酸橙汁的代價更高。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公元前600年的一位傳奇「哲學家」認為，世界上共有三種人：活著的人、死人和航海的人。有沒有可能海軍將領們是因為受到了海上生活的某種影響而拒絕改變？直到20世紀，信號甲板上還是墨守成規，惰性嚴重。根據權威海軍史學家理察·霍夫（Richard Hough）的觀點，1914年，時任海軍大臣的溫斯頓·丘吉爾認為：「『一戰』時皇家海軍的各級職業軍人都固守傳統，毫無冒險精神，缺乏主動性和聰明才智。」 然而羅德尼卻是個異類，他有這些稀缺的品質，還自始至終充滿自信。當他認為某種狀況明顯需要改進的時候，就會非常積極主動，勇於創新，儘管這樣做一度對自己造成了損害。他在牙買加服役期間，安裝了一種從水庫往船上泵水的裝置，這樣海員可以不必費大力氣把水桶長距離推來推去了。然而當他們發現，這種辦法效率如此之高，導致他們沒有時間上岸休假時，情緒就從喜悅轉為怨恨了。水手們的怨恨是羅德尼無法得到牙買加總督職位的原因之一，他的革新之舉所遭受的不幸結局，表明因循和惰性會更加安全。 容忍那種令人噁心的生活條件，不思改進，這顯示出一種精神上的惰性，正是這種惰性奠定了積習難改的習性。其實，其他選擇並非遙不可及。當時到處都是敵對關係，要找到採購新鮮食品的港口並非易事，但也並非不可能。完全可以打開艙蓋引入新鮮空氣，只要小心地在船向右舷傾斜時打開左舷艙口，或者反過來，就可以避免海水灌入。然而為了生活舒適如此殫精竭慮，這不是通常的做法。食物腐爛也許無可避免，人的臭味卻並非必然。汗味、嘔吐物、大便、小便、性交時排出的東西，以及婦女經期流出的東西，人本不是一台潔淨的機器，把眾多人群聚集在一個封閉空間，他們的各種排出物自然會讓人極為不快。假使人們有意，本來不難找到改善衛生條件的方法，因為人為了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通常會想方設法從技術上找到辦法，除非「這辦不到」成了他們的口頭禪。 偶爾也會有創新，不過那不是為了舒適，而是為了改善船的功能。其中最重要的創新便是用銅包裹船體，避免甲殼類動物、蟲子以及植物的寄生造成船底腐爛、船速降低，有時甚至使船隻完全無法再使用。羅德尼總是要求得到船體包銅的艦船，儘管海軍部很少捨得花錢，但偶爾要求也可能得到滿足。駕駛台上的方向舵通過滑輪與舵相連，這種裝置使得舵手可以擁有機械控制力，算是另外一種創新，因為新裝置效率實在太高，成功克服了一貫的惰性。還有，自中世紀以來為弓箭手建造的船樓被拆除了，這樣可以降低船的重心，也可以騰出地方安裝更多的船帆。另外，為了利用那些飄忽不定的風，還安裝了船首三角帆，儘管老水手曾經對此訕笑不已。 1742年，羅德尼首次在地中海指揮艦船「普利茅斯」號就身手不凡，讓人刮目相看。他護送一支有300條里斯本商船的龐大船隊，儘管在海峽西側到處有私掠船出沒，但他還是平安地把船隊護送回來。他的非凡表現引起公眾以及倫敦和布里斯托爾感恩不盡的商人的關注，當然也受到海軍部的注意。海軍部不久提升他為艦長，委任他指揮擁有64門火炮的主力艦「老鷹」號。 羅德尼艦長在「老鷹」號上忙於摧毀商船，未參加土倫戰役，否則他定能展開戰役亟須的積極進攻，就像三年後，他在1747年10月第二次西班牙菲尼斯特雷角戰役，以及那之前在布雷斯特的戰鬥中一顯身手時那樣。那年羅德尼是霍克上將的部下，受英國海軍部派遣，率領一支艦隊在大西洋巡航以搜尋法國商船隊。在第一次交鋒時，羅德尼的艦隊在托馬斯·福克斯准將（Commodore Thomas Fox）率領下向4艘法國戰艦發起攻擊，當時這些戰艦正護送大約150艘來自聖多明各的商船，商船滿載著來自西印度群島的食糖、咖啡、靛藍以及其他物品。在追逐這支分散得很開的船隊的兩天裡，羅德尼俘獲了6艘船，然後將戰利品護送回國，再次出海。他重新加入霍克的艦隊，受命襲擊一支準備出港的由250艘船組成的法國商船船隊，該船隊由9艘主力艦護送。英國人在歐洲最西部的西班牙菲尼斯特雷角不遠的水域阻截了法國船隊，在隨後的戰鬥中亦絕無被動或者失職之嫌。法國海軍上將伊艾蒂安杜爾（Admiral l』Etenduère）為了讓自己護送的船只有逃脫的機會，把自己置身於船隊和英國艦隊之間，展開了6個小時的戰鬥。這大大激勵了艦長們的戰鬥意志，他們就像保衛載有法國皇太子的船一樣毅然決然。法國損失慘重。擁有70門火炮的「海王星」號（Neptune）棄船前，7名軍官和300名海員陣亡。羅德尼一直與比自己的艦船更強大的「海王星」號以及旁邊另外一艘法國船戰鬥了足足一小時，直至遭受舷炮襲擊，方向舵被毀，船帆和纜繩也被擊碎，之後才通過漂流脫離戰區。儘管法國人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到了晚上，共有6艘法國戰艦投降。只有兩艘逃跑了，經過修整並渴望再戰的羅德尼以及另外兩艘英國戰艦一直追擊到夜裡。最後護送的法國商船逃跑了。 羅德尼的這番收穫進一步提高了他的聲譽，這主要因為菲尼斯特雷角之戰所展示的精神，一洗土倫之戰導致的軍事法庭審判之恥，更是因為此次戰利品價值超過30萬英鎊。這些戰利品在倫敦街頭展示，市民們可以再次體驗他們並不感到陌生的勝利的喜悅。 為政府帶來這筆財富的羅德尼受到了佩勒姆兄弟的提攜。佩勒姆兄弟——首相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和他的弟弟紐卡斯爾公爵（Duke of Newcastle），是那些渴望上進者的主要庇護者。通過他們，羅德尼得到了執政黨的庇護，以及任何有進取心的人都不可或缺的東西：議會席位。通過菲尼斯特雷角戰役時的艦隊總司令安森上將的引薦，他受到喬治二世國王的接見。他的年輕令國王印象深刻。正如周圍的朝臣們在記錄中所寫到的，喬治二世說他「過去從未想到在自己的海軍里有如此年輕的艦長」。對此安森勳爵的回答是：「我希望陛下能有上百名這樣的艦長，這樣陛下的敵人們就會不寒而慄了。」 國王迅即回答道：「我也是這樣希望的，勳爵。」 作為羅伯特·沃波爾的追隨者，佩勒姆兄弟想結束戰爭，菲尼斯特雷那次斬獲豐厚的戰役後，在1748年簽訂了《亞琛和約》（The peace of Aix-la-chapelle），從名義上說戰爭結束了。該和約交換了一些領土，但實際上只是暫時的休戰，根本沒有解決任何有關爭奪殖民地霸權的問題，因為各國擔心會延長戰爭，根本不願意認真談判。加拿大和新斯科舍的邊界問題、針對西班牙的貿易問題以及航行權等問題均懸而未決，在西印度群島和北美的敵對行為也繼續存在著。 次年，即1749年，受到皇室青睞的羅德尼被任命為「彩虹」號（Rainbow）艦長，同時任紐芬蘭基地總司令兼總督。1753年，他與諾思漢普頓伯爵（Earl of Northhampton）的妹妹結婚，在完婚前他已經在漢普郡一座莊園主的舊宅基礎上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大房子。秉持著凡事只求最好的一貫風格，房子由凱珀比利提·布朗（Capability Brown）這位業內翹楚擔當景觀設計，正如羅德尼曾經請雷諾茲作肖像畫一樣。同時他還在倫敦希爾街購買了一處私宅，這對一位海軍艦長來說可謂是出手闊綽了。 1752年，由於嚴重的痛風病，羅德尼從紐芬蘭回到英國時不得不被人抬到朴次茅斯港岸上，並將自己的船交由副手指揮。此後這種病還多次發作，他在最後的40年里飽受病痛折磨，有時甚至到了無法動彈的地步。他初次患痛風時只有33歲，算是很早的。此病的起因之一系18世紀盛行的飲酒之風，在船上人們喝得更厲害，為了忘記船上令人作嘔的氣味，打發無聊的漫漫長日。正如痛風病摧毀了英國最了不起的政治家——查塔姆伯爵老皮特（Elder Pitt，Earl of Chatham）的健康一樣，最終痛風病也摧毀了羅德尼，那要到他74歲的時候了。他回國後，糟糕的身體狀況也還有些用處——1756年，他接到命令要參與對賓的軍事審判，但他以「腹部劇烈絞痛」為由獲准不必參加。更加幸運的是，對賓的處決計劃在羅德尼的「君主」號上執行，但處決前不久他恰好被調派到「都柏林」號（Dublin）上，因此他無須在自己的甲板上向行刑隊下達「開火！」的命令了。然而他的好運氣也有到頭的時候，1757年2月，已經為他生下兩個孩子的妻子簡（Jane）在生第三個孩子時死了，女嬰活了下來。失去妻子的羅德尼渴望戰鬥，不久便迎來了1759年這個「奇妙的年份」，此時「七年戰爭」戰事正酣，英國在幾乎所有的交戰中都所向披靡。 「七年戰爭」是那個世紀的主要戰爭，主要發生在法國和英國之間，為的是爭奪海上霸權以及美洲和印度的殖民地。在美洲，此次戰爭被稱為「法印戰爭」（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後來的歷史學家高屋建瓴，把它視為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因為在歐洲，這場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為了領土和王位的決鬥，引發了錯綜複雜的各種規模的爭鬥，其他國家也各自結盟，支持其中一方。站在普魯士一方的法國反對與奧地利結盟的英國，而瑞典、西班牙和聯省亦各有歸屬。 戰爭的結果是肯定了英國海上霸主的地位，其海上的主導地位不久即被公認。霍勒斯·沃波爾在描述英國船隊從印度歸來時平靜地寫道，船隊「經由我們都市的街道——海洋」回歸故里。陸地上主要的收穫，乃是法國割讓了加拿大，以及因為把哈瓦那歸還西班牙而得到了佛羅里達。馬漢將軍用一句話精闢地總結了戰果：「大不列顛王國已經成了大英帝國。」 皮特的樂觀並非毫無根據。「七年戰爭」期間，英國的海上力量得到增強，貿易量高達50萬噸，相當於歐洲貿易總量的約1/3，共計8000艘商船滿載新興產業的商品駛向新市場。對這些船隊的護衛被視為神聖的。貿易便是實力。貿易收入使英國可以維持艦隊，為20萬士兵和商人提供薪俸，其中包括駐紮在美洲的5萬人。英國所看重的是貿易，以及貿易帶來的收入。在各個航線上行駛著那麼多英國商船，以至於法國那些專門攻擊商船的船隻和私掠船的侵襲，並未對戰爭的力量對比產生實際的影響。西印度群島物產價值極高，而其貿易至關重要，這一點直接體現在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主身上，他們在議會占有12到15個席位，儘管數量不多，但他們通過財富和關係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這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廉·貝克福德爵士（Sir William Beckford），牙買加最大的地主，18世紀60年代曾經兩度出任倫敦市市長。即使北美革命已經變成武裝反抗，那裡的殖民地之重要性仍然是次要的。1778年，費城有5000名士兵被抽調去西印度群島，以防法國人重新奪取那裡的島嶼，此後又第二次往背風群島運送了四個團的兵力，1779年又往牙買加運送了四個團。正當柯林頓將軍在紐約頻頻告急、要求增援的時候，英國在愛爾蘭搜羅、招募士兵，動員監獄的囚犯，自美國革命開始後，英國將總計22個營的兵力運送至西印度群島。 在1759年這「美妙的一年」里，最不同尋常的戰績便是沃爾夫將軍（General Wolfe）在魁北克擊敗法軍。這是英國海上力量取得的一次間接勝利，而皮特卻深信它預示著英國將會在長達數世紀的爭霸戰中最終戰勝法國。通過英國控制的海路，沃爾夫的9000名士兵被運至加拿大，在他們打算攀越懸崖進入亞伯拉罕（Abraham）平原之前，由於在提康德羅加（Ticonderoga）和皇冠角（Crown Point）已經先期取得的勝利，通往平原之路已經洞開。儘管損失了一位英雄——沃爾夫將軍在山頂的戰鬥中殞命，這場勝利還是取得了決定性的成果，此後的占領蒙特婁，為英國最終征服加拿大奠定了基礎。法國人因此失去了可以與英國人爭奪美國所依賴的領土基地。蒙特婁同時還在後方受到來自安大略的阿默斯特將軍（General Amherst）的進攻，腹背受敵。因此，法國的加拿大總督沃德勒伊侯爵（The Marquis de Vaudreuil）只得在1759年將魁北克省，即新法蘭西，交給英國。法國系天主教勢力，且與易洛魁（Iroquois）印第安人勾結，而這些印第安人對新英格蘭定居者充滿敵意，因此無論是英國人還是美國殖民者都認為，這些因素能使殖民地效忠英國，以期得到保護，免受來自北部的威脅。真是造化弄人，命運喜歡讓人空歡喜一場。英國人在魁北克取得的勝利，以及他們解除了天主教的威脅，都使得美國可以放手進行反叛了。 雖然羅德尼在1758年隨博斯科恩上將（Admiral Boscawen）率領的艦隊向路易斯堡（Louisburg）進發，但是他的船「都柏林」號狀況很糟，船員大多感染熱病。結果船沒有跟上艦隊，停在了哈利法克斯，船員都待在由船上的木匠倉促搭建在岸上的棚子裡。由於「都柏林」號所處的困境，羅德尼未能參加對那個宏偉的法國要塞的攻擊戰。攻下這個要塞後，去魁北克的道路便打開了。就在敵人投降前，他才與勝利者會合，與他們一道勝利回國。他也錯過了1759年11月霍克上將摧毀了企圖入侵英國的法國主力艦隊的戰鬥，這是發生在布列塔尼海岸的基伯龍海灣之戰（the Battle of Quiberon Bay）。一位不知名的狂熱分子稱此次勝利為「自無敵艦隊之後最了不起的勝利」，為這「美妙的一年」錦上添花了。當時羅德尼參與了抵抗入侵計劃的另外一項行動，受命率領一支中隊，通過爆破船摧毀集結在勒阿弗爾（Le Havre）的一支登陸平底船小艦隊。這些船長100英尺，每艘可以裝載400人。在1759年5月，羅德尼已經被提升為藍旗少將（Rear Admiral of the Blue，藍色、白色與紅色最初是用來標誌主力艦中隊位置的，從藍色到白色再到紅色在級別上略有提高），他率領有60門火炮的「阿喀琉斯」號（Achilles）旗艦，以及4艘炮艦、5艘快速帆船及6艘爆破雙桅船，前往勒阿弗爾港轟炸、燒毀那裡的船隻。儘管羅德尼受到「著實猛烈的」岸上炮火的襲擊，他還是讓法國船遭受重創，船隻檣櫓損毀，「船體看起來嚴重折彎」，作為海軍軍火庫的港口亦被摧毀，在後續戰爭期間已經不復為英國的心腹之患。法國艦隊在基伯龍海灣之戰遭受失敗之後僅存的入侵意圖，都被羅德尼的這番轟炸徹底終結了。 羅德尼從硝煙瀰漫的勒阿弗爾返回英國的時候，發現英國有了新的國王。1760年10月，喬治三世加冕為國王。他是漢諾威王朝第一位在英國出生的君主，堅信自己的公正，也不斷受到母親的激勵：「喬治將成為國王。」他想成為英國的好國王，以及英帝國，尤其是那些蠢蠢欲動的美洲殖民地至高無上的君主。喬治三世和他的大多數國民一樣，認為這些殖民地忘恩負義，因為英國是為了他們才與法國開戰的。他們拒絕為這場戰爭以及未來的防禦費用繳稅，這被認為是忘恩負義之舉，而無關乎繳稅的基本憲法問題：他們在決定徵稅的英國議會中沒有代表席位。不管喬治三世是否能從這種角度理解這個問題，他都決心肯定議會的權力，或者不如說王冠的權力，向殖民地徵稅。他希望採取積極的行動，起用富於進取心的指揮官。 國王也意識到，西印度群島是一個關鍵的防禦區域。20年後的1779年，當美國革命已經演變為戰爭的時候，喬治三世在寫給桑德威奇勳爵的信中說：「我們的島嶼必須得到防衛，哪怕是面臨我們本島受到入侵的危險亦在所不惜。」喬治喜歡過甚其詞，大臣們恐怕未必贊同「哪怕是面臨我們本島受到入侵的危險」的說法。但是海軍無法同時顧及各個地方的情況，如果守著領海防止法國入侵的話，就無法在加勒比海派遣足夠的防禦力量。這位國王在信中繼續寫道：「如果我們丟掉了產糖的島嶼，那麼將無法再籌錢進行戰爭了。」此言看似有些絕對，但是考慮到西印度群島那些富有的莊園主和商人為政府所輸送的財富之多，這並非沒有根據。桑德威奇也同樣認為，由於法國在海上的支配地位危及了產糖島嶼，因此英國的海上戰鬥應該主要集中於加勒比海。儘管1779年背風群島的艦隊情況「非常可悲」，亟須增強，但是還是「急切需要」針對馬提尼克島發動一場成功的攻勢。如果攻取了該島，其他的法國島嶼就會應聲歸順，對法國的打擊將是刻骨銘心的，「以至於它有可能就此終止戰爭」。桑德威奇在1779年給國王的備忘錄中還建議說，應對聖尤斯特歇斯島發起進攻，因為法國人可以通過該島為西印度群島的艦隊提供給養。假如擊潰了法國在加勒比海的艦隊並奪取島嶼的話，那麼英國海陸軍的主力便可開赴美洲，平息叛亂。儘管在1759年，美國還沒有發起武裝叛亂對抗其宗主國，而國王和海軍大臣的信件所反映的也是針對未來局勢發展的戰略，但是這些信還是顯示了在英國人的思維中，西印度群島有著高於一切的重要性。國王總想發動「勇敢而威猛」的戰役和攻勢挫敗法軍，而不願採納大臣們所建議的「謹慎策略」。在國王登基一年後，即1761年10月，他便如願任命羅德尼為背風群島基地巴貝多的總指揮官，其用意是在馬提尼克島發起的海陸攻擊中，由他來負責海軍行動。馬提尼克島是所有法國島嶼中人數最多、最繁榮的，是島鏈中最大的島嶼，有時被歸為向風群島，有時被歸入背風群島。正如研究該地的歷史學家所哀嘆的，這種命名法「不夠嚴密」。馬提尼克島名義上歸入背風群島，但實際上主要占據著上風位。皇家要塞（Fort Royal）有最好的海港，作為最繁榮的法國島嶼，它是法屬西印度群島的首府，亦是法國總督府政務議會（sovereign Council）所在地，對所有法屬安的列斯群島擁有管轄權。島鏈更遠處的巴貝多島更加背風，沒有好的港口。英國人使用的英吉利港（English Harbour）位於比馬提尼克島更北的安提瓜。 1761年10月21日，當羅德尼接受新的指揮任務，從普利茅斯出發加入西印度群島的艦隊時，攻擊計劃已經被制訂好了，最初的制訂者還是時任首相的皮特。 羅德尼向西穿越大西洋，經過30天航行，於11月22日抵達巴貝多，與蒙克頓將軍（General Monckton）的登陸部隊會合。1月7日，他們一起到達馬提尼克島。儘管對方進行了異乎尋常的頑強抵禦，登陸還是波瀾不驚，與其他西印度群島的登陸行動沒有什麼不同。「讓海岸的要塞安靜下來」之後，艦隊在聖皮埃爾灣停靠，此時僅損失了一隻艦船，而且並非因為敵方的炮火，而是碰上了珊瑚礁。羅德尼就此報告說：「我們已經救出了船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物資，我希望還能搬出所有的火炮。」艦隊現在已經登陸並獲得一個優良港口，於是便派遣由兩個分隊組成的中隊前往小海灣（Petite Anse）建立基地，並派遣另一支中隊去大海灣（Grande Anse）。「威龍」號的赫維上校停下火炮後，羅德尼的海軍陸戰人員及海軍士兵發起攻擊，占領了要塞。「1月14日，我也隨艦隊和陸軍抵達」，此時已經再次摧毀了敵人的岸上炮火。他在巡視了岸上情況後，與蒙克頓將軍決定於16日襲擊皇家要塞。在「成功以最小損失平息了火炮後（此次這些炮似乎發揮了超乎尋常的用處），我在日落前把蒙克頓將軍及其大部分部隊運上去了；第二天黎明，所有的陸軍都已經上岸，連一個人都沒有損失」，所有必需的供給品均完好，且「就海岸狀況而言，所有艦船及運輸船均以最安全的方式拋錨停靠」。接著，各由450名海軍陸戰隊士兵組成的兩營隊伍也安全登陸，開始攀登高地，以便包圍要塞。到了2月10日，羅德尼已經可以向大臣們表示祝賀了：皇家要塞這個重要的堡壘投降了，「國王陛下的部隊擁有這個地區最宏偉、最好的海港了」。他還繳獲了「敵人最好的私掠船」中的14艘，而且預計島上其他地方還有很多私掠船會依據投降條款歸順於他。他非常高興地報告，陸軍和海軍「和睦相處，融洽無間」，都奮發效力於國君和國家。一位參與登陸行動的步兵軍官生動描述了海員如何將榴彈炮和最重的迫擊炮拖拽到山上，以占據有利地形。「因此，」羅德尼報告中轉述道，「無論在岸上還是在海上，他們為我們所做的貢獻都是無與倫比的。」無疑，擺脫了船上的痛苦生活，他們在崎嶇的地面上進行拖拽時格外有勁。 馬提尼克島投降後，整個小安的列斯（the Lesser Antilles）群島無力防禦，因此有三個島嶼向羅德尼的艦隊投降了，包括馬提尼克島以南的聖露西亞島，以及島鏈最下方的聖文森特島和格瑞那達。這些基地都很有價值，因此羅德尼祝賀海軍部「和平占有」這些島嶼。聖露西亞島是英屬向風群島中最大的，同時也被認為是最好的，羅德尼對之垂涎已久，該島良港眾多；而格瑞那達這個「重要島嶼」在颶風盛行的幾個月里可以作為避風港和堅固的堡壘。 與此同時，由於預計會受到法國和西班牙的聯合進攻，牙買加向他緊急求救。羅德尼認為此番冒險必然所獲豐厚，於是沒有英國的命令便擅自打算前去救援，但蒙克頓將軍更傾向於服從權威，在沒有接到本部指令前不願派遣部隊和他同去。羅德尼向海軍部報告了他的意圖，解釋說自己「有權力、有義務為任何處於危險境地的國王殖民地提供救援」，並向大臣們保證，他「除了忠心耿耿效力國王之外別無他意」。然而，海軍部並不相信他「別無他意」，命令他不得擅自施行自己的計劃，因為此時正在籌劃一次秘密討伐，「其他一切都應讓位」，他必須原地待命，隨時準備協助。被剝奪了像其他海軍將領一樣發筆橫財的機會，他在慍怒之下準備率艦隊參與即將展開的對哈瓦那的行動，哈瓦那是西班牙貿易的支點。對古巴用兵獲得勝利後，負責指揮海軍進攻的波科克上將確實發了橫財，羅德尼卻悶悶不樂地一無所獲。心懷不滿的羅德尼和蒙克頓將軍吵了一架，聲稱這位將軍對在馬提尼克島之役所繳獲的戰利品分配不公，就在不久前他還聲稱，自己和這位將軍在馬提尼克島戰役中「和睦相處，融洽無間」呢。 第二年，即簽訂《巴黎條約》（The Peace of Paris）的1763年，出現了更大的失望。因為英國軟弱的讓步，該條約使得英國幾乎放棄了在「七年戰爭」中通過戰爭得到的所有好處。新近得到的馬提尼克，這顆安的列斯群島的珍珠，以及鄰近的瓜德羅普島和聖露西亞島，都歸還給了法國，以換取法國割讓的全部加拿大，包括新斯科舍、布雷頓角島以及聖勞倫斯灣的島嶼。與英國一樣，法國也認為西印度群島的價值超過了加拿大。法國情願用加拿大換回馬提尼克島、瓜德羅普島和聖露西亞島，因為它認為一旦英國失去這些島嶼，就會對英國視為生命的貿易造成重創。法國人和喬治國王一樣，認為貿易對英國人至關重要。英國公眾對這個交換深惡痛絕，認為英國對殖民地的重視超過了對西印度群島巨大財富及貿易重要性的重視。同樣讓公眾不滿的還有英國和西班牙達成的協議：古巴和菲律賓將歸還西班牙，條件是西班牙保證將佛羅里達以及除紐奧良之外所有密西西比河以東的西班牙領土都割讓給英國。此次交換旨在保障南部殖民地的安全，也被認為是視美洲殖民地利益高於一切的一個明證。 英國公眾認為，「七年戰爭」是為了保衛英國殖民地不被法國蠶食而進行的，而殖民地卻沒有為自己的防禦出一丁點兒力。實際上，殖民地士兵曾幫助沃爾夫打通從提康德羅加到魁北克的道路，參與對路易斯堡的第一次包圍，抵抗受法國人挑唆的印第安人對殖民地居住地的攻擊，但這些事實都被一筆抹殺了。既然戰爭後英國的地位已經空前鞏固，成了毋庸置疑的海上霸主，在巴黎的退讓就顯得更加沒有必要了。英國通過條約實際上獲得了整個北美大陸的控制權，但在當時並不被認為是占了便宜，反倒普遍被認為過於看重那些荊棘叢生、森林密布、沒有路徑的荒野，卻看輕了可以馬上產生效益的食糖和貿易。對當時的人來說，這種交換之荒謬是難以想像的。如果說這意味著對美國未來潛力隱隱有所預見，那麼這或許是啟蒙世紀直覺的第一次啟示，正因如此，當時的英國公眾才不能理解。 對於那些有非凡洞察力的人來說，讓這些殖民地高枕無憂，不必再擔心受到法國或者西班牙的蠶食，這種前景並不那麼美妙。羅德尼的女婿，同時也是其傳記作者寫道，當他們「不再需要英國的保護」，「從那一刻開始，就可以認為他們已經贏得了獨立」。不過這自然都是事後的看法，他這是在讓歷史加速前進，因為這時距離獨立運動真正生根發芽，還要經歷多年的各種紛繁事件。然而就殖民地從此擺脫了法國和天主教控制而言，的確可以說已經出現了轉折點。對於1762年10月升為藍旗中將的羅德尼來說，戰事終結意味著升遷放緩、沮喪和陷入債務，這把他的生活帶入一個奇怪而具決定性的階段。在《巴黎條約》簽訂後，他回到英國，最初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不過還算平靜。與艦船上其他士兵和軍官的命運一樣，即使發了薪水也只是半薪。1764年1月，為了表彰他把三個很有價值的島嶼納入英帝國版圖，羅德尼被加封為男爵。次年，在他第一個妻子去世7年後，他再婚了，第二任妻子是亨麗埃塔·克萊斯（Henrietta Clies）。她後來生下了他的第二個兒子和三個女兒，此外對她的情況所知甚少。1765年11月，羅德尼出任格林尼治醫院（Greenwich Hospital）總管之職，這類醫院是為了幫助那些有殘疾或者貧困的海員設立的，是個經常會接受打點、進項頗豐的肥缺。在羅德尼任上有一事值得提上一筆。他曾經指責他的副手，因為在冬天后者拒絕為那些領退休金的人發放大衣，自己卻穿著大衣在爐火邊烤火。羅德尼說，他的管理方式是要「讓老人們生活得舒適自在」，這樣那些年輕的訪客們便會說：「誰不想做個海員，老年生活像王子一樣幸福！」這之後便定做了大衣。 遠離艦船，距離倫敦和那些時髦人士又近，羅德尼再次受到賭博的誘惑，但是與其說最後毀掉他的是賭博的誘惑，倒不如說是議會的誘惑。靠恩人的提攜，羅德尼曾擁有三個席位。但是在1768年，他所代表的北漢普頓突然被外人爭奪，羅德尼若想繼續擁有這個席位，就必須進行一番競選。儘管當時的競選不像現在一樣有諸如上電視等開銷，但還是有娛樂、酒水、直接用錢買選票等花費，足以使人傾家蕩產。議會的魔力極大，羅德尼心甘情願花3萬英鎊換取那虛幻的權力，但這權力無法讓他施展任何影響力，也得不到任何好處，反而債台高築。1771年，他榮膺大不列顛海軍少將這個榮譽職位，並被任命為牙買加總司令。他做海軍少將時有一半的工資被暫時扣下，要等他就在牙買加的公款花費情況向海軍部陳述完畢、清償完要求用工資支出的費用後才能發放，因此他要求保留在格林尼治醫院的差事，指出有三個前任都曾經獲準保留職位。然而，不知為什麼，桑德威奇勳爵好像對他抱有成見，拒絕這樣做，而且當羅德尼在牙買加任職結束後提出就任牙買加總督一職時，同樣遭到了拒絕。三年任職結束後，他將回到英國靠半薪生活，除非他能得到其他職位，這個局面讓他大為惱火、憤憤不平。1774年9月他回國後，有人建議他出國，否則可能因為欠債而招致牢獄之災，於是他逃往巴黎。在巴黎，他沉湎於上流社會的種種享樂之中，周圍不乏景仰這位英俊的英國海軍上將的時髦人士，於是他故態復萌，欠下的新債又把他囚禁在這個法國首都，儘管他並沒有真正被關進監獄。法國警方明確向他表示，除非他償清巴黎債主的欠債，否則他不得離開這個城市。 此時，萊克星頓和康科德的槍聲宣告美洲叛亂開始了，興奮不已的羅德尼迫不及待地想出海作戰。然而他卻完全無法動身。他給桑德威奇勳爵寫了很多急信，宣稱他願意奔赴戰場，隨時準備「一有召喚……便欣然赴命」。海軍部杳無音信，就連與他通信時總是虛情假意地自稱為羅德尼的摯友的海軍大臣，也只是回復了一封正式的公函而已。 英國的首要殖民地反叛既然已成事實，這預示著可能出現國際紛爭。1778年2月，法國與殖民地結成同盟，國際紛爭也成為現實。不久之前，1777年10月，美國在薩拉托加取得輝煌的勝利，迫使伯戈因將軍的5700名陸軍士兵投降，他們在發誓不再對美國作戰後，作為戰俘被運送回國。四個月後，1778年3月，法國向英國政府通報說，法國承認美利堅合眾國的獨立，並已經與大陸會議簽訂同盟、友好貿易協定，前提是雙方的任何一方在英國承認美國獨立之前，均不得與英國單獨媾和。這個同盟改變了這場戰爭，讓一個大國站在了叛亂者一方，將英國再次捲入了與宿敵的對抗之中。 [1] 除了自己做生意，很多人還在英國充當商人的代理。這些代理負責將貨物通過英吉利海峽運至荷蘭，再與荷蘭貨物一道轉運至聖尤斯特歇斯島，從那裡再運至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