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聲禮炮 · 第六章 荷蘭人和英國人：另外一場戰爭

當17世紀結束，迎來了18世紀時，被稱為「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多國之戰終告結束。這場戰爭主要是為了阻止法國將西班牙王室和法國王室合二為一，從而主導歐洲。1713年簽訂《烏得勒支條約》後，路易十四的「Il n』y a plus de Pyrénées」（庇里牛斯山已經不復存在）成為一句空話，戰爭逐漸接近尾聲。 1780年時，儘管荷蘭從世俗觀念來看仍興旺發達，實際上卻已江河日下。這要歸因於其不能發揮作用的政治制度、相互衝突的國內利益集團、充滿分歧的政策，以及明顯衰落的軍事實力。荷蘭在初創時期非常強健，在16世紀時勇敢果斷，在17世紀時雄心勃勃、戰無不勝，甚至可以說是光芒四射。然而18世紀的荷蘭卻由於其組成部分的分裂，無法形成有效的政策。本就很難指望分裂的政治制度會帶來什麼更好的結局。亞當斯在寫給遠在祖國的大陸會議主席的信中說，其憲法「是如此複雜，如此反覆無常」，政府結構如此繁雜，各個黨派之間相互對立的原因如此多樣，以致他成了「歐洲處境最艱難的大使」。 荷蘭每個省都有自己的執政，而這個職位通常通過選舉授予奧倫治親王，由他在其主要職位外兼任。沉默者威廉在擔任執政的同時還兼任荷蘭省、澤蘭省以及烏得勒支省執政。此外每個省還有自己的議長（Pensionary），這是與美國州長相當的行政職位。總的說來，由其同僚選出的大議長（Grand Pensionary）實際上相當於首相。荷蘭省的大議長是彼得·范布萊斯維基克（Pieter Van Bleiswijk），雖被亞當斯描述為「了不起的學者、語言學家、自然哲學家、數學家甚至是物理學家……並在公共事務方面經驗豐富」，但他並無卓越的人格力量來充實這些才能，而且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沒有明確的政治地位。 無論是錢還是帝國的吸引力都不足以平息荷蘭國內的分裂主義，引導荷蘭走向統一。當然，商業利益成功地使商人冒險家們聯合起來，組建大型的貿易公司，但是承擔檢查、維護戰艦職責的海軍事務管理工作，卻分散給了多達五個地區性的海軍部門：荷蘭南部默茲河上的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澤蘭、弗里斯蘭和「北部」地區（North Quarter）。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他們的利益互相衝突，無法制定出維持一支能夠勝任的、強健的艦隊所必需的全國性海軍政策。這五個海軍部門忙於保護沿海地區，使其不受私掠船和其他掠奪者的侵擾；忙於監督分配戰利品的軍事法庭，監督充斥各個港口城市的無賴水手們——據報道其數量多達8萬人。船上生活充滿鞭笞、污穢、營養不良或失衡，再加上風暴、敵人炮火的轟擊和炮彈飛濺的碎片，能夠忍受這一切可怕狀況的人只能是性格粗野之輩，而如果他們因為戰利品的分配或別的什麼原因感到不滿，或者僅僅為了釋放壓抑在狹小的船艙中的情緒，一旦上岸，就隨時準備著掀起暴動或騷亂。儘管荷蘭人一向規規矩矩，正派、誠實的名聲遠近聞名，但是和其他民族一樣，他們中間也不免有些難纏的傢伙。 相比之下，被稱為「攝政」（Regents）的統治階層，無一例外均是貴族出身。攝政為荷蘭總督府的骨幹力量。他們擔當城鎮議員以及省和全國議會代表。他們的任職名義上是通過選舉，可是除非出身名門世族，家境殷實，擁有基於財富和社會關係的社會地位，否則他根本不可能被考慮做這些職位的候選人。這些攝政們互相通婚，彼此提攜，相互任命對方擔任市鎮政府要職，如市長、司法長、軍隊統帥、市議員、金融公司董事——其中包括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中最有實權的那17人，再通過這些市鎮職務而充任省或全國議會代表的職務。他們把圈外人拒之門外。這種制度與中世紀地方政府的任職制度並無二致，實際上也正是從後者演變而來的。此種制度已經根深蒂固，1581年籲求誓絕後，荷蘭共和國就由一個上流社會組成的寡頭所統治，他們代表著大約1萬人——當時在職水手人數的1/8。然而不論是水手還是攝政，每個人都自稱哈萊姆人、萊登人或阿姆斯特丹人——以城市而非國家作為標識——這對國家而言自然是一種損失。 這些攝政自滿且保守，與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所有特權階層對待工人階級的態度一樣，視他們為「小人物」——義大利人所說的popolo minuto，並且在表達這種態度時毫不難為情。一位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市的攝政——他的家族世代都是該市的攝政——曾說：「雖然自由民地位低微，但是他們本來就應該低微。」這是對既有社會秩序的平和陳述，人們堅信這種秩序是由上帝建立的。 這些攝政堅信自己有統治的資格，而「劣等下賤之輩」，即揚·德·威特（Jan de Witt）所謂的「完美的荷蘭人」，則不應該參與政府管理，因為「這必須僅僅保留給能勝任統治的人」。這與參與政府實際事務的英國統治階層的想法一致，但是與法國的精英階層（gratin）不同——他們對國事不聞不問，卻按誰的封號更古老而在禮節和排位這樣的事上糾纏不休。作為荷蘭省的大議長或總督，還是荷蘭有史以來最出色的政治家，揚·德·威特認為自己勝任統治自然不無道理，但是他似乎缺少了些政治圓滑。威特對平民的蔑視太過外露，這讓他觸犯了眾怒，結果在1672年，他和他的兄弟科內利斯（Cornelis）一道被一群暴民用私刑撕成碎片。這些飽受入侵法軍暴虐的平民認為，威特對未能阻止法國入侵負有責任。荷蘭民眾的生活表面上秩序井然，但此次極端的謀殺事件無疑顯示了矛盾性的另一面。 荷蘭攝政一向關心窮人——這可不是養尊處優的統治階層慣有的品性，他們建立了讓外國訪客印象深刻的公共慈善體系。在阿姆斯特丹，每座房子外面都用鏈條掛著一個盒子，上面寫著：「想想窮人。」商人們把每次交易後的零錢放在這裡。盒子上了鎖，教會執事定期來把錢取走。每周兩次，他們挨家挨戶地按門鈴詢問居民是否有東西捐贈到盒子裡。阿姆斯特丹為老人和窮人所建造的救濟所是一幢帶有漂亮花園的氣派建築，至今仍然被導遊手冊列為旅遊景點。這個救濟體系還包括孤兒院、傷殘士兵醫院、年老海員的庇護所，以及精神病院。當時的英國遊客威廉·卡爾（William Carr）認為，該體系的慈善之舉「超過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城市」。 只有統治階層才能夠在政治上發出聲音。沒有財產資格的平民沒有選舉權，因而也就不存在普選。政策通過聯省議會的投票決定，而投票結果取決於各省議會對投票的授權。省議會由市議會的市政官（Burgomasters）主持，其中包括兩名議員、兩名市政官、兩名法官（schepens）以及省議長。儘管議長身份很重要，但他要先得到市政官的委任。 這種政治制度極具名義上的民主制度特徵。聯省議會的政治決策必須經由省議會進行投票同意或者否決，再經市鎮議會投票，最後再回到聯省議會，因此最終形成的決議可能要經過代表50個城市的2000人的討論。正像有人在談到波蘭議會時所說的，「他們製造混亂，並稱之為憲法」。對獨裁的恐懼，造成了拖延和權力的分散，犧牲了效率——在遭遇危機的時候，會釀成尤為嚴重的後果。一個很小的事例體現了這一點。有一次，大議長因為一件急事會見法國大使，大使要求儘快答覆，以便向國王匯報。大議長非常絕望，幾乎流下淚來說：「你知道，我不可能在三周內得到答覆。」 儘管荷蘭政府是個緊密而狹隘的集團，僅代表人口中某個經濟和社會層面的一小部分，卻受到決策過程的極大限制，就像被小人國的人們用繩索捆綁在地上的格列佛一樣，完全無法作為。正像後來不得不與該制度打交道並對其失去幻想的亞當斯所說的，這是部「複雜而令人困惑的憲法」。首先，主權何在？無論是對外國人還是對本國人，這一點都同樣難以確認。名義上說主權歸於執政，但決定權屬於他，還是屬於那些代表七省聯盟的聯省議會的大人們？聯省議會主席由代表們輪流擔當，每周輪換一次，這顯然不是有效的政府管理方式。但荷蘭人太害怕某個統治者取得獨裁控制權了，以至於他們為防範這種高效率的風險，採取了近乎荒謬的預防措施。美國人也一樣，在設計憲法時對任何有君主制意味的東西都感到畏懼，不過他們只是簡單地把君主制徹底排除，而不是把審議機構的首腦置於幾乎無法動彈的廢棄境地。總的說來，在與荷蘭一樣面臨有關建國問題的決定時，美國人的解決方式更為合理，這無疑是因為他們幸運地受益於那些明智又富於經驗的政治思想家，美國憲法歸功於這些人。 國家元首是執政，原先是斐迪南和伊莎貝爾的孫子——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皇帝的代表或者總督。斐迪南從勃艮第公爵、法王之子「大膽的腓力」（Philip the Bold）那裡，通過繼承擁有了低地國家亦即荷蘭[1]，這又是通過錯綜複雜的關係和不同王朝的聯姻，從神聖羅馬帝國的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那裡繼承而來的，不過這些我們現在都按下不表。當1555年查理五世遜位的時候，這些領地傳給了其子腓力二世。 1579年，烏得勒支聯盟成立之年，由沉默的威廉擔任的執政一職改為世襲職位，儘管並非屬於皇室。荷蘭獨立時，這個職位由他的孫子威廉二世擔任。這個年輕人繼承了奧倫治家族特有的好鬥性格，在簽訂《明斯特和約》時反對有關獨立的條款，因為他相信，與西班牙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只有拚死一戰。更重要的是，他娶了英國國王查理一世的大女兒，開始了奧倫治家族與英國國王的公主們的一系列聯姻。這鞏固了與英國王室的關係，儘管兩國過去戰爭不斷，將來也會爭執不休。在所有這些聯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們的兒子——奧倫治威廉三世和英格蘭詹姆斯二世的女兒瑪麗的婚姻。當瑪麗的父親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中被罷黜的時候，國王的荷蘭女婿受邀繼承王位。他接受了邀請，按英國的王位序號成為威廉三世，與其配偶聯合執政，此即威廉和瑪麗。身為英國國王和荷蘭執政，兩國成為同盟，威廉成為歐洲聯盟的主導力量，阻止了路易十四試圖控制歐洲的企圖。路易十四把他視為歐洲的首要敵人，對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以期重新得到靠近邊界的法國低地地區。路易十四對擴張法國領土的貪慾無休無止，在其成年後的統治時期（約1660年到1715年），他是歐洲一系列戰爭的始作俑者。他成為霸主的渴望，以及其他國家對他的堅決遏制，是所有邊境地區都衝突不斷的起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704年著名的布倫海姆戰役（the Battle of Blenheim）及其主要指揮官馬爾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在英國詩人騷塞（Southey）的一首詩中，爺爺回答孩子的問題說：「可是他們到底為什麼打仗，這個我可真不明白。」今天，我們的視野更加開闊了，也許可以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他們所爭鬥的是雖然看不見卻非同小可的東西，那便是力量平衡——本質上說，法國不應該通過吞併哈布斯堡王朝或西班牙帝國的領土而取得支配歐洲的地位。 路易十四自5歲就登上王位，習慣於專制統治，而這更刺激了他的胃口，需要不斷擴大領土來滿足。人類對權力的嗜欲古已有之，難以抑制，而且後果往往是毀滅性的。如果這種權力被用來搶奪領土或者壓制自由，那麼就不能說這種權力增進了它所統治的人民的福祉、幸福或者生活質量，也不可能使統治者得到滿足。那麼，它究竟有什麼益處呢？我們這種物種對該活動樂此不疲，但它不過是浪費時間罷了。從成吉思汗到希特勒的這段時期，路易十四算是代表時代精神、推崇這種做法的主要人物了。關於權力這個話題有很多話要說的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宣稱，路易十四的年代「赤裸裸地崇拜權力，無論人或神的法則都要屈從於權威的陶醉和意志的駕馭」。當戰火突破歐洲向全世界蔓延的時候，麥考利（Macaulay）找到了另外的譴責對象：弗雷德里克大帝，以及他為了獲得西里西亞（Silesia）而與奧地利的瑪麗亞·特蕾西亞（Maria Theresa）的無休止的爭鬥。很少人知道西里西亞在哪裡，但是它就像一塊魔石，無論誰摩擦它都會引發戰爭。富有語言天賦而教授歷史的麥考利曾寫道，弗雷德里克的貪婪和欺詐，連「那些從未聽說過普魯士之名的土地上都可以感受到」，在這些地方，「為了他（弗雷德里克）能夠搶劫鄰居……黑人們在（印度）科羅曼德（Coromandel）海岸廝殺，而那些紅皮膚的人則在北美的大湖旁互割頭皮」。 1702年，威廉三世騎馬時被一個小土丘絆倒死去，沒有留下子嗣——死於這樣一種小障礙好像應該別有什麼哲理，但是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誰闡發出什麼深意。在英國，威廉的妻妹繼位成為安妮女王；在荷蘭則由拿騷家族的一個旁系表弟繼位，此即威廉四世。威廉四世生性不愛冒險，規規矩矩地沿著與英國聯姻的既定道路，娶了喬治二世的女兒安妮。作為真正的漢諾威（Hanover）王室成員——這可不是一個隨和的家庭——安妮或者安娜後來成了寡婦，帶著一個3歲的兒子，這就是威廉五世，在本書所涉及的歲月中，他擔任荷蘭執政一職。安妮在威廉五世未成年時擔任荷蘭攝政，被英語世界的歷史學家稱為「安娜女總督」（Governess Anna）。「Governess」並不是一個合適的詞，這裡僅僅是「女總督」的意思。 安娜總督說一不二，以嚴厲的統治著稱，作為遺產，還為自己的兒子指派了一位個性強硬的人充任顧問一職，此人在我們所敘述的歷史階段支配著親王，成為事實上的總督。這就是不倫瑞克公爵，為了與家族很多其他的不倫瑞克相區別，全名為不倫瑞克-沃爾芬比特爾的路易·恩斯特·威廉（Louis Ernest Wilhelm of Brunswick-Wolfenbüttel）。他是更有名的卡爾·威廉的兄弟。卡爾·威廉是毗鄰普魯士的日耳曼公國的大公（reigning Duke），一位令人尊敬的勇士，「開明專制君主」的楷模。不過在他被載入史冊的那個歷史時期，他卻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因為那時他頒布了臭名昭著的《不倫瑞克宣言》（Brunswick Manifesto），僅此宣言便生動揭示了舊政權統治階層的本質——及其崩潰。後來在1792年，卡爾·威廉公爵率領普魯士奧地利聯軍去鎮壓法國革命。向巴黎進軍時，他在自己的軍隊快要到達法國邊界的時候宣布，他的聯軍準備幫助路易十六復位，而任何膽敢對抗其軍隊的法國人都將根據最嚴厲的軍法「受到懲處」，「他們的房屋也將被焚毀。如果國王與王后受到了任何傷害，聯軍將屠城並徹底摧毀巴黎，讓復仇永志難忘」。這咄咄逼人的宣言自然讓法國公眾們相信，這個宣言所試圖惠及的國王是法國的叛徒，是與普魯士和奧地利結盟的。《不倫瑞克宣言》非但未能拯救路易十六，反而為把他送上斷頭台鋪平了道路。如果卡爾·威廉深謀遠慮，他本應該預計到這種後果，然而棋手們能夠深謀遠慮，獨裁君主卻不會。 我們不應當因為他兄弟的緣故，就武斷認為不倫瑞克的路易斯·恩斯特也是個妄自尊大的人，因為他似乎通情達理。他是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的侄子，很受寵愛，被腓特烈稱作「肥胖的路易」。這儘管不太禮貌，卻言之有理，因為公爵的確是個胖子。那些國王們都很有禮貌嗎？至少在普魯士的朝廷里並非如此。 不倫瑞克的路易原為奧地利陸軍元帥，被奧倫治的威廉四世帶到荷蘭。威廉四世在一場歐洲的戰爭中認識了他，並對這位肥胖的公爵印象深刻。威廉四世從血統上說並不屬於奧倫治家族，也沒有卓越的軍事才能，但是有限的軍事才能已經足以讓他意識到，荷蘭陸軍的情況糟糕。他邀請公爵前來荷蘭幫助管理並改造陸軍，許諾給他6萬盾的薪水，同時他還可以保留陸軍元帥的頭銜和他原先的領地。公爵推辭了三次後接受了邀請，被任命為總司令。安娜攝政對他也評價很高，請他輔佐6歲的王儲——未來的威廉五世。威廉成功說服他簽訂了《秘密輔佐令》（Secret Act of Advisership），將管理職責授予一個私人內閣，這包括路易公爵、大議長、資深書記官（greffier）法赫爾（Fagel）以及年老的內閣秘書拉雷（De Larrey）。 曾經拜訪過公爵的英國日記作者威廉·拉克索爾爵士寫道：「我很少見到比他的體格還要大的人……看到他這一身贅肉，難免設想他會因此變得虛弱、腦力不濟，但是他好像並沒有變得無精打采或者缺乏活力。」自然，既然不倫瑞克親近自己的恩主親英黨，他得到一位英國訪客的好評也就不足為奇了。拉克索爾爵士接著寫道：「他個性鮮明、才華出眾，這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奧倫治親王的不足，也讓他所在的這個巨大的國家機器迸發出活力……」他還寫道：「在檢閱軍隊或指揮軍隊時，不倫瑞克顯得既有活力又專業……只要他在場，便讓人睡意全消；即使在餐桌上，他也從無損害聲譽的失態之舉。」這委婉地影射了親王——執政（Prince-Stadholder），因為他在吃飯和內閣會議時都會打盹。據拉克索爾爵士分析，這是由於他的「體質性嗜睡……以及過於經常地有豐盛的食物——尤其是葡萄酒——相伴」。 有身為漢諾威王室成員的母親的調教，再加上普魯士導師的輔佐，本可能旁系遺傳到威廉血脈里的奧倫治家族的些許活力並未在他身上顯現，特別是在他結婚之後，另一位有著強烈個性的人物進入了他的家庭。這就是他的妻子弗雷德里卡·索菲婭·威廉明娜（Frederika Sophia Wilhelmina），腓特烈大帝的侄女。據說她「受過良好教育，聰明、富有活力而且充滿熱情」，自然有充分條件與王子的母親和導師一道替他出謀劃策，她的丈夫也太明白她的影響了。 馬姆斯伯里寫道：「他非常妒忌她——不是妒忌她的優良品性，而是她的理智和力量，以至於他都不願意藉助她的影響而進入天堂。而她對他的能力評價如此之低，和一切處於強勢的女性一樣對不如己的男性常抱有輕蔑，所以我不看好他們還可能融洽相處。」 從體型上看，眼睛凸出、嘴唇厚實、身體肥碩的威廉五世與漢諾威一支的表親、英王喬治三世頗為相像，但他缺少喬治決斷的個性。據拉克索爾描寫說：「他的理解力是經過教化的，談吐……風趣甚至富於教益，往往引經據典，顯示出深厚的古典文學根基。」 與當時很多憑藉爵位而非自己的能力或經驗獲得職位的英國人一樣，威廉也堅信自己不適合承擔這種責任，為自己的不能勝任而感到不安。這種不安使得他無法有力、自信地行使職權。他想通過勤於職守來彌補自己的不足，他每天6點起床，經常工作到子夜，整日埋首案牘，或者忙於檢閱部隊，其間還要祈禱、吃飯。但是這樣的忙忙碌碌並未打消他的憂慮，或者改變他的想法——他認為他的軍事素養最多讓他適合做一名士兵。有一次，他處境艱難，不禁感嘆道，要是他父親不是執政就好了，還親口說：「我要是死了就好了。」荷蘭元首就是這麼個悶悶不樂的人。 在此情況下，上層的管理便表現得軟弱而缺乏決斷。親王的顧問們也未能提供可靠的、有力的、統一的管理方式。不倫瑞克的路易公爵是個厲害的人物，但是不受歡迎，因為他八面玲瓏、四處討好，結果人家都不信任他，此外他與親王的關係也遭人忌恨。威廉明娜公主本來可以和他聯合起來，為軟弱的元首提供支持，但是公主對於他給自己丈夫所施加的影響感到不滿。她受到叔叔腓特烈二世親法態度的影響，在親英和親法派這種大對立中，採取了與不倫瑞克對立的立場。因此，威廉這兩位最親近的助手只能給他提供相互對立的建議，而非堅實的指導。阿姆斯特丹作為主要的商業中心和最大的納稅者，有著很大的影響力，該市議長恩格爾貝特·弗朗索瓦·范貝克爾（Engelbert François Van Berckel）必然也傾向於商業利益而反對英國利益，他給出的建議只能是片面的，制定的政策也只是對自己的城市有利。荷蘭不同地區和各大城市之間因為互相妒忌而摩擦不斷，這已經成了荷蘭之痛。在過去與西班牙國王及阿爾瓦公爵鬥爭的過程中，各個縣、公爵領地及主教管區都為各自的利益爭執不休，這埋下了紛爭的種子，以後這個分歧越來越深，積重難返，嚴重地分裂了這個國家。 最難以調和、對國家危害最大的分歧，是應該對陸軍還是海軍加強軍備的議題。陸軍和海軍的情況都很糟，幾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誰應該優先得到國家撥款的問題使整個國家陷入了激烈的政治鬥爭。鬥爭的一方是親英派，主張加強陸軍以對付法國；另一方則是以阿姆斯特丹為首的商業利益集團，主張增強海軍以防英國阻撓貿易。執政本人有一半英國血統，自然持親英立場，但又猶豫不決，在哪一個軍隊部門應該優先得到撥款一事上無法起到主導作用，或做出明確的決定。各省和聯省議會互相掣肘，無法達成決議，結果海軍和陸軍都沒有得到撥款，任何一方都沒有得到增強。 此時的陸軍尚不足3萬人，而且多為日耳曼僱傭軍，情況堪憂。正如約瑟夫·約克爵士所指出的——他自然會不遺餘力地指出軍隊的不足——部隊無法徵到新兵是因為軍餉太低，而且如果不給一半的部隊放假，根本就無法維持下去。一個好戰的社會在給士兵發餉這件事上如此漫不經心，這真是令人費解。沒有軍餉會招致士兵暴亂，在1527年這樣的暴亂中，羅馬曾遭洗劫，之後我們又看到西班牙軍隊的譁變洗劫了安特衛普。類似地，美國國會在革命之初也沒有想方設法籌集資金，為那些離開家鄉、為建立自己的國家而參軍的農民和公民們發餉。如果為了達成目標不惜一戰，為什麼如此不重視軍隊的實力？既然士兵是每個州貫徹政策的工具，那麼為什麼如此吝嗇地對待他們，以至於他們沮喪到了要譁變的地步？與其故弄玄虛地做什麼推論，倒不如簡單地說這是由於無法給有組織的軍隊提供固定經費。在封建時代，服軍役是對國家的義務，國家不必為此提供任何補償。隨著歷史的緩慢推移，在1900年之前，統治者們在管理國家時慢慢地了解了現實，當然還有些像波旁家族那樣的統治者始終沒有長進。統治者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必須要為士兵發餉，要對士兵所屬階層的需求多加關心。自那之後，我們就生活在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所說的變化時代加速度法則之下，使得我們很難理解，對我們的祖先來說，變化的事實和對發生之事的社會、政治的認知之間是有時間差的。 曾經在特龍普和勒伊特的時代那樣勇敢、強悍的海軍艦船，現在被遺忘在港口，風帆破碎，木料腐朽。諸多港口和船塢都已淤塞；就連泰瑟爾（Texel）——位於須德海的深水公共錨地、通向阿姆斯特丹的門戶，也由於吃水不夠，無法停靠遠洋船隻。海軍水手的薪水很低，若採用自願徵募，根本無法與從事違禁品貿易的商船競爭，因此儘管很多人適合航海，海軍船隻卻無法徵到足夠的船員。港口的防禦設施年久失修，任何小海盜或英國私掠船都可以長驅直入。更讓執政面子上不好看的是，那些港口或海運城市的公眾們要求採取措施，保護運輸業不受英國人的無禮干擾。當有人提出計劃派遣一支由20艘船組成的船隊，去加勒比海保護西印度群島的荷蘭殖民地，為其提供補給時，海軍甚至湊不齊20艘船，也招不到足夠的船員，更無法提供有競爭力的工資。實際上，在1767年，威廉五世曾敦促聯省議會，貫徹之前通過的組建並裝備一支25艘艦船的艦隊的決議，但是各省拒絕承擔費用。10年後，荷蘭省宣告，除非有所作為，否則海軍已瀕臨覆滅，並提議花費400萬荷蘭盾建造24艘主力艦，這是最大的艦船。經過了7年無休止的爭論，終於在1778年採納了這項提議；荷蘭省威脅說要解散陸軍，好讓海軍支付艦船的開銷。然而，這為時已晚。 到訪荷蘭的外國人都發現，與聯省令人驚異地成長為強國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時的荷蘭已經衰相畢露。我們不指望約瑟夫·約克爵士會很客觀，但是持相同看法的人並非只有他一人。他說荷蘭曾經富於活力，但現在這種活力僅限於「人民賺錢的熱情。現在，他們幾乎都是商人或者撈錢的人」。與英國其他紳士一樣，約瑟夫爵士把商業和貪婪等同起來，但是他沒有注意到，英國的政治亦不過如此，對官職及其謀利潛力的貪婪，與在荷蘭的商業領域一樣可觀。那些從歐洲大陸甚至美國來的人，也和英國人一樣蔑視荷蘭商業上的成功，視其為墮落的標誌——勢利的人們往往和那些瞧不起他們的人在價值觀上保持一致。一個叫約翰·赫德（Johann Herder）的德國來客在1769年認為，荷蘭「被自己的重量壓垮了……共和國在歐洲的制衡中已經無足輕重……終有一天，荷蘭會變成一個廢棄的倉庫，貨物都搬完了，再也無法裝入新貨」。約翰·亞當斯未能說服荷蘭冒險投資，為他的國家提供貸款，為此他耿耿於懷，對這個國家的最初熱情已經幻滅，他寫道：「這個國家的處境的確十分可悲；它沉迷於安樂，熱衷於追求利潤，受到複雜而令人困惑的憲法的束縛，在利益和情感上嚴重的分歧分裂了他們，他們好像對所有的東西都感到害怕。」正像亞當斯所看到的，他們的經濟在衰退，國家又缺乏統一，此外貧富差距懸殊，但他們仍「洋洋得意」，對自己「強烈的獨立意識和共和國情懷」有著殘存的自豪感——那曾經是他們國民性格的重要元素。 以一個世紀以後的視角，19世紀的荷蘭歷史學家赫爾曼·克倫布蘭德（Herman Colenbrander）承認賺錢的衝動已經裹挾了全民，但他認為，在威廉五世的時代，「荷蘭人已經不像早期那樣，不得不跑遍全世界去賺錢了。他們無須去國外淘金，在家裡就可以繼承遺產而致富，而且他們只想通過利滾利的方式增加財富」。 除了荷蘭人的自滿，其他國家在外貿上的日益競爭和進取也導致了荷蘭的衰落。英國特許建立了一家有競爭力的公司參與北海的鯡魚捕撈，吸引了荷蘭漁民入職。無數捕撈鯡魚的荷蘭船隻曾經雇用數以千計的漁民，現在這樣的船已經為數很少了。英國人也在爭奪東印度群島的貿易，有時甚至是東印度群島的領土。1782年，英國在當地王公的幫助下開通和錫蘭（Ceylon）的貿易時，霍勒斯·沃波爾對來自該島的物產表示感慨，他說錫蘭「被稱為人間天堂。我們將會有不計其數的紅寶石、大象、樟樹和胡椒。這裡出產……長鬍椒、優質棉花、象牙、絲綢、菸草、烏木、麝香、水晶、硝石、硫黃、鉛、鐵、鋼、銅，還有肉桂，金、銀和除了鑽石之外所有種類的貴重寶石……主要商品為肉桂，其品質在整個亞洲是最好的」，接著又用了個最高級，「錫蘭的大象要優於其他種類，特別是有斑的大象。」 不管是普魯士、瑞典還是其他國家，只要能有一帆半船，無不想在東印度的貿易中分得一杯羹。瑞典先把持了與中國的茶葉貿易；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貿易逐漸被法國、英國、瑞典和漢薩同盟（Hanseatic）的商人奪去。各國的「企業家」開始瓜分原來被荷蘭人壟斷的市場和製造業。那些無法再像從前一樣獲得布匹及其他原材料的行業失去了市場，只能倒閉。失業率持續上升，從一個城鎮向另一個城鎮，從一個行業向另一個行業蔓延。街上到處是乞丐和無家可歸者。從前乾乾淨淨的街道現在布滿垃圾，原先一塵不染、明亮潔淨的窗戶現在布滿塵土，再也無法映照出運河旁大樹的綠色。 那些信奉自由主義、心懷不滿的人無法忍受保守的現狀（status quo），積極地支持美國革命。他們的代言人是約翰·德爾克·范·德·卡佩倫·托特·登·波爾男爵（Baron Johan Derck van der Capellen tot den Pol），他是上艾瑟爾（Overyssel）省首府茲沃勒（Zwolle）的聯省議會代表。范·德·卡佩倫出身貴族，全心認同18世紀的自由理想，曾經撰寫過一本歷史小冊子，內容涵蓋了從古時底比斯到荷蘭反抗西班牙統治的自由鬥爭的歷程。詆毀他的人說他是「拉法耶特式的人物（a Lafayette），只是更加沒有頭腦」。 1775年12月，范·德·卡佩倫在議會的發言引起了很大轟動。他譴責把蘇格蘭軍（Scots Brigade）借給英國——這是親英黨派的主要提議，提出為美洲殖民地提供貸款以緩解其睏乏，因為殖民地資金之匱乏並不亞於彈藥之短缺。蘇格蘭軍在荷蘭獨立後來到這裡，幫助對抗西班牙的天主教勢力，此後留在荷蘭作為對付法國人的屏障。根據1678年荷蘭與英國簽訂的盟約（the Dutch Treaty of Alliance with England），兩國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進攻時均可以提出請求借用該軍隊，以示互助。該軍本來應該有6000人，但由於費用短缺，已經減至1800人。為區區這樣一支軍隊大動干戈，實在有些小題大做。 如果荷蘭同意出借蘇格蘭軍，英國打算出借一支漢諾威軍團（Hanoverian regiment）作為交換，或者出資裝備一支荷蘭軍隊填補蘇格蘭軍借出後的空缺。這個提議又引起了分歧。總司令不倫瑞克公爵在此事上反對親王的意見，認為讓這支隊伍離開會進一步削弱陸軍力量，軍力損失很可能無法彌補。那些主張出借該軍隊的政治對手則推測，時任英國首相的諾斯勳爵預計到做出這個提議後會遭到拒絕，然後他就可以以被拒絕作為藉口，要求國會投票通過為美洲戰爭而徵用更多日耳曼僱傭軍的決議。因為在美洲使用僱傭軍在殖民地遭到仇視，因此當時反對派輝格黨對此持強烈的反對態度。 英國人料定有關蘇格蘭軍的討論在聯省議會中會引起長時間的紛爭，為了為難荷蘭，他們要求在一個月內給予答覆。 范·德·卡佩倫粗暴地違背了心平氣和議事的當地傳統，痛斥出借蘇格蘭軍違反中立的立場，對為正義事業而戰的美國人來說是不公正之舉。當時對此事的分歧愈演愈烈，中立的立場已經難以維持，因為「自由船隻，自由貨物」的原則可以提供很大的賺錢機會。然而誰都不願意公開對美國獨立事業的態度。范·德·卡佩倫是第一個公開表示支持的人，而且他毫不畏縮。他說，無論美國戰爭的結局如何，他都會為曾經支持了這項事業——它理應是全人類共同的事業——而感到榮耀。他蔑視中立立場，認為這不過是為了維護荷蘭商業和工業利益所採取的立場。美國人民為了捍衛上帝——而非英國人——所賦予的權利而戰鬥，理應受到全世界的尊重。曾經同樣身為反叛者的荷蘭人，若是對這樣一個英勇的民族橫加干涉，將是一種恥辱。他呼籲說，派遣一支荷蘭軍隊去和他們作戰會讓荷蘭蒙羞。 當范·德·卡佩倫印刷、散發自己的演講稿時，紛爭更為劇烈，這讓執政大為光火，儘管他優柔寡斷，但脾氣還是有的。 或者因為親王的影響，或者因為議會代表本來就不願意支持美國事業，最終范·德·卡佩倫在聯省議會的席位被剝奪了。和英國的約翰·威爾克斯（John Wilkes）事件一樣，這在國會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在荷蘭，國內的政治自由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並未深入骨髓。 范·德·卡佩倫如此決然地支持美洲革命，連他自己所在的省也感到震驚，剝奪了他的代表身份，甚至廢除了他攝政的職務。他們藉此表達了自己不願鼓勵美國人的態度，因為儘管垂涎於難得的商業機會，但是攝政們對從美國革命中所感受到的社會「平等」（social「leveling」）的反感更加強烈。此外，他們還擔心美國獨立可能為荷蘭自己殖民地的獨立起到示範作用。 是否同意出借蘇格蘭軍，這對於本來就積不相能的英荷關係來說無疑是火上澆油。這個問題在聯省議會中引起了激烈的辯論，其中以影響力巨大的荷蘭省為首的親美派堅決反對借兵。荷蘭省反對的理由主要是，要替代出借兵力的耗資巨大。諷刺的是，這並非為了回應范·德·卡佩倫熱忱的呼籲，而是因為阿姆斯特丹堅決地拒絕支付這筆開銷。經歷了漫長的辯論之後，聯省議會最終在1776年4月投票拒絕出借蘇格蘭軍，不管這會招致英國怎樣的憤怒。此舉自然並不友好，加之英國曾經答應為此支付費用，因此這個投票結果是不明智的，特別是對可以預見的敵對後果缺乏相應準備。 英國並沒有立即重申自己的要求，但是它越來越感覺到，就「友善法則」（law of sociability）而言，荷蘭的所作所為實在不像一個盟國。這個富於魅力的法則，頗具代表性地反映了18世紀對人們在各種交往中都能顧及禮節的期望，這自然並非正式頒布的法律，卻是處理國際關係時的理想狀態。根據該法則，每個國家在對待盟友或友邦時都應持互助或者友善之心，比如，不應拒絕對方國民過境，為遭遇風暴的船隻提供庇護，救援戰爭中的傷員，更進一步說，對敵對雙方應一視同仁。這是個每個國家都想置對手於死地的時代，正如英國國歌中所唱的，「破陰謀，滅奸黨，把亂萌一掃光」（confound their politics，frustrate their knavish tricks），而國際關係上的「友善法則」提醒我們，這是切斯特菲爾德勳爵（Lord Chesterfield）所生活的時代。 自從赫拉夫對叛軍的旗幟行禮之後，英國的敵對情緒就在不斷升溫。英國人對這件事的義憤填膺，賦予了它非同尋常的意義。「西福德」艦的指揮官科爾包伊斯在給上司揚上將的信中寫道：「我發現，他們（美國人）軍艦的禮炮不但在斯塔蒂亞得到回應，在聖克羅伊（St. Croix）島亦是如此。」這一新添的侮辱是科爾包伊斯想像出來的，因為聖克羅伊島並沒有鳴放禮炮。然而約瑟夫·約克爵士無須藉助想像力，就能知道荷蘭並未終止違禁品的運輸。他在歐洲建有最為發達的情報體系，源源不斷地提供關於所有違反荷蘭禁運令的運輸活動、數量及航線的各種證據。運輸商經由葡萄牙運送貨物，在葡萄牙將貨物出售並轉讓給美國代理商。一艘名為「斯邁克」號（Smack）的方帆雙桅船不敢貿然出港，因為擔心會被在阿姆斯特丹港口外守候的英國船截獲，於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個美國代理商將它出售，使它以新的船主身份、新名稱、新漆的外觀和中立國的資質順利出港。另一艘歸波士頓人所有的「貝齊」號（Betsy）也從事走私，報告稱它裝運了200桶火藥，每桶112磅重，還有1000支滑膛槍和1000支手槍，外加其他貨物。 英國為自己無法鎮壓叛亂而感到屈辱，但它把這歸咎於荷蘭不斷向自己的殖民地輸送武器，引得約克就此發表了一番最具英國本色的評論。他在1778年5月寫給諾斯勳爵政府的一位部長薩福克勳爵（Lord Suffolk）的信中說，必須取得一些軍事上的成功，「以恢復英國人理所當然應當維持的體面」，確保鄰國會再次使用「尊敬和友好的語言」。儘管這對帝國來說是必要的，但約克表達了更為深沉的內容，英國不僅僅渴望尊敬，還渴望自己作為主宰大國的地位得到承認。對於人們為什麼要參與戰爭，哲學家們自然各有各的宏論；的確存在很多原因，但約瑟夫·約克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答案。他關於渴望尊敬的說法非常準確地描述了1914年德國皇帝的心態。德國人確信自己是當代民族中最勤奮、最文明的，受上蒼眷顧，理應在歷史上占據顯要地位，所以德國人迫切地渴望得到其他劣等民族的承認。讓德國皇帝鬱悶的是，人們在尋求終極文明時總是去巴黎，而非自己的首都。正如約瑟夫·約克的話語所暗示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爭固然可以由於某種嚴重的事態造成，亦可以因自尊心受損而致。 荷蘭政治紛爭中有關先裝備陸軍還是先裝備海軍的爭議，決定了對待美國革命所採取的態度。執政及相關黨派自然反對美國叛亂者，這不但因為他從血緣上自應屬於英國陣營，還因為他那些同情美國革命的國內政敵表達了革命性的共和觀點，而這危及了他繼承的君主地位。這些人用法語稱自己為愛國者（patriotes），隨著公眾對親王的尊重的下降，他們的勢力相應地越來越強大。不倫瑞克公爵是親英的，而且公眾認為是因為他的誤導才造成了親王對時局的誤判，因此他成了愛國者們最厭惡的人物。 對美國獨立一事影響最大的是商業利益，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的領導者相信，一旦美國這個未知的大陸從英國重商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它就會成為源源不斷的貿易來源：哈萊姆的布匹和斯希丹（Schiedam）的杜松子酒的出口，大米、藍靛、食糖、棉花、咖啡和朗姆酒的進口。此外還可以通過對美國商人的大量貸款，動搖英國在大西洋的霸權地位。正如海牙一名法國使節所描述的，這些機會將會「極大地增加」，因此在改善與這樣一個「機會極大」的國家的關係上，荷蘭可不想落在別的國家的後面。 然而，亞當斯發現，即使在阿姆斯特丹，也幾乎沒有哪個有影響力的人嚴肅地對待殖民地的鬥爭，都認為那不過是「少數缺少法紀、原則或約束的人，徒具熱情，逞一時之怒」罷了。幾乎沒有人對美洲及其日益增長的人口和貿易有直觀的了解。即使像荷蘭這樣對美洲抱有發財夢的國度，又對美洲了解多少？美洲領土廣大，不免令人生畏，一些偽科學家和自認為無所不知的學者更是助長了人們對美洲的古怪看法，比如無所不知的雷納爾神父（Abbé Raynal）的著作《歐洲人在東西印度群島殖民和貿易的哲學及政治歷史》（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s and Trade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Two Indies）。作為一個新近造出的地方，美洲被認為還不完善，不適合人類居住，更不要說適應文明發展了。在談及其自然地理條件時，著名的博物學家布豐（Buffon）曾經像其他歐洲人一樣異想天開，認為那裡「天時不順，土地貧瘠」，使得動植物不能健康生長，甚至人類都發育不健康，生育力低下。自然，布豐自己從未跨越大西洋到美洲親眼看過。根據同樣不稱職的其他科學家的描述，在其他氣候條件下發育的成年人，一旦在那裡定居便「失去了能力」。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布豐還得到了一個別出心裁的發現——印第安原住民「生殖器短小」，且「性能力低下」。根據1775年被譯成荷蘭語的一篇暢銷的法語論文的說法，新世界的氣候讓人無精打采和懶散，他們也許會感到快樂，但是絕不會強健。這個學者確信，美洲「是為了快樂，而非帝國建造的」。如果這些話原是出於安撫目的的話，那麼這還透露出歐洲人內心對新世界心存恐懼，擔心那裡的某種巨大的原始力量會崛起並戰勝他們。 對美洲的遐想導致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最終達成一致的看法便是對美洲抱有的發財夢要謹慎一點。有一種理論認為，美洲太大、太分散，不可能成為一個統一國家，交通範圍太廣也無法統一為一個國家。即使它獲得獨立，也將在內戰中分崩離析，況且其海岸線漫長，除非擁有制海權，否則無從抵禦外敵入侵。另一種理論則認為，美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註定會成為一個大國，不可避免地會與荷蘭發生衝突，危及荷蘭的貿易，尤其是在殖民地。悲觀的人們警告說，指望從貿易中獲取厚利的人必須要顧及這種種限制。這兩種論調或認為美國太弱，或認為美國太強，卻都被英國的宣傳利用，用來打消阿姆斯特丹那些主張與美洲殖民地建立更緊密聯繫的人的熱情。 1779年，中立權這個棘手問題所導致的海上衝突，使得局勢更加緊張。中立問題之所以棘手，是因為在當時戰爭不斷的情況下，各交戰方都需要不斷補給，而這只能依靠中立國的運輸方能完成。據稱建立在「自由船隻，自由貨物」基礎上的中立法，是荷蘭法學家雨果·格勞秀斯於1625年確立的。其主要規範包括，除了軍火之外，任何中立國船隻都有為交戰方運輸其他貨物的「自由」。與此同時，任何交戰國船隻一經認定（ipso facto）即可成為戰利品。至於由此引發的其他問題，比如哪些貨物屬於「自由」的，哪些屬於違禁品，何為交戰方搜查和罰沒的權利，何為船主利用護航阻止搜查和罰沒的權利，這些複雜的細節都通過各種條約和議定書詳加規範，其煩瑣無以復加，如迷宮一般，便是忒修斯（Theseus）亦只能徒呼奈何，找不到出口。格勞秀斯的原則本來非常純粹，但是後來的各種修訂導致了很多混亂，比如海軍「倉儲物」——指用於造船的材料，主要是木材——不在違禁物之列。英國人非常討厭這限制了他們行動自由的海軍倉儲物豁免條款和「自由船隻，自由貨物」的原則，但是為了結束與荷蘭耗資巨大、無休無止的戰爭，英國在1674年和荷蘭簽訂的《威斯敏斯特條約》中承認了這個原則。 這項有關海軍倉儲物的條款讓法國人躍躍欲試。雖然很多法國人受到美洲殖民地反抗鬥爭的自由理想的感染，但是法國的官方政策與自由無關，法國之所以給叛軍提供援助，是因為它為了失去的加拿大和「七年戰爭」中遭遇的其他失敗，要向英國報仇。為此法國需要重整衰敗的海軍，建設所需的波羅的海木材，要藉助中立國荷蘭的船隻來運輸。因此，建立合格的荷蘭護航艦隊是符合法國當前利益的，儘管目前荷蘭船隻匱乏。英國人卻希望減少並嚴格限制護航艦隊。 荷蘭各省為建造更多船隻的必要性和代價爭執不休，相互間的對立情緒比以往更為嚴重。荷蘭省和弗里斯蘭省對外貿和造船業的依賴最深，因此與想要加強陸軍的烏得勒支、上艾瑟爾和赫爾德蘭省（Gelderland）相互對立。爭執的焦點便是引起激烈辯論的「無限護航」問題——這是指為從荷蘭駛出的所有商船提供護航，只要所裝載貨物全部或者部分明確為非違禁品。這就產生了海軍倉儲物的問題，可能對向法國運送木材的船隻提供護航，所以英國決不同意，而法國堅持這樣做。對英國人來說，這還不僅僅是給法國運送造船材料的問題。護航意味著拒絕搜查，這便違抗了英國對英國海岸到歐洲大陸之間海域擁有主權的主張。這一主張是由知識淵博的英國法史專家約翰·塞爾登（John Selden）在《海洋閉鎖論》（Mare Clausem）中確立的。該著作是為回應格勞秀斯的觀點而作，自然非常合英國人的胃口。塞爾登斷言英國對周圍島嶼海域具有排他權，這也確認了約克聲稱的英國「應享有的權利」。無限護航成了另一個自尊心的測試，即可能的宣戰藉口（casus belli）。由於相信英國人不會放棄搜查權，而是會為此發起攻擊，因而有很多荷蘭人不同意進行這樣的測試。 這場爭論不只限於不同省份之間，還將不同黨派和集團捲入了紛爭之中。執政指望藉助英國的支持來對抗愛國者黨人的革命思潮，自然對護航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中產階級的手工業者和無產者認為，無限制護航可以增加貿易，復興手工業，他們對護航的支持同樣堅決。如果荷蘭是統一的，那麼他們可能會堅決採取其中的某一種立場，然而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有足夠的力量或者權威強制做出決定。 法國大使沃居庸公爵（Duc de la Vauguyon）是個深諳法國宮廷之優雅風度的外交家，態度溫和，說起話來輕聲細語。他父親曾是路易十六的教師。他建議荷蘭儘可能採取和緩政策，不要耗費巨資進行武裝，因為就法國這邊來說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但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尊嚴，需要一支強大的海軍。氣急敗壞的約克則因為無法阻止荷蘭從事違禁物貿易，而變得愈加蠻橫無理，嚴厲警告說，英國可能會中止《威斯敏斯特條約》，從而使所有荷蘭貿易都面臨被罰禁的風險。 聯省議會並沒有把這看成是英國準備積極報復的信號，或許部分是因為怒吼的（the Thunderer）約瑟夫爵士太喜歡發出威脅，更因為他們認為，英國現在既同美國作戰，又與法國和西班牙對抗，如果再開闢一個戰場，也未免太冒險了。事實卻正相反。1779年6月，西班牙剛剛加入殖民地一方同英國作戰。作為最頑固的君主制國家，如果美國叛亂成功，西班牙自然得不到什麼好處，因此西班牙只同法國結盟，續簽了業已存在的《波旁家族盟約》（Bourbon Family Compact）。該盟約的續簽讓同盟國可以翹首期盼入侵英國的這一天——這是眾多帝國的夢想。西班牙參戰，是計劃在1779年實現這個夢想，這是「菲利普」號的無敵艦隊全軍覆沒後191年。另一個稍小的目標，是收回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於1704年被英國奪去的直布羅陀和米諾卡（Minorca）。英國同時受到兩個歐洲大陸勁敵的夾擊，西班牙自然相信它的機會已經到來了。 為法國運送物資的荷蘭船隻每個星期都會在海上遭到英國的阻攔，這讓荷蘭海軍軍官擔心，一旦真的開戰，他們將處於劣勢。那些倡議加強海軍的人要求增加護航船隻數量，以保護海上貿易，然而內陸省份不願支付開銷，投了反對票，這之後的漫長紛爭並沒能增加護航艦隊的數量。與此同時，護航艦隊的一個指揮官比蘭特上將（Admiral Bylandt）報告說，西印度群島缺少足夠的防禦，其中還特別提到了聖尤斯特歇斯島，提醒必須為該島增加武器和設施，以抵禦進攻，維護繁榮的貿易。他的要求並未得到恰當的回應。當海軍擴建計劃終於有了結果的時候，交給比蘭特上將指揮的護航艦船是8艘，而不是24艘。 在這個新時代，荷蘭人想得到安逸與和平是不大可能了。為了對荷蘭增加護航施加壓力，法國曾威脅取消授予個別城市和省份的進口特權，這會影響荷蘭的收入。但後來轉念一想，客客氣氣的禮遇往往比威脅更加有效，因而法國宣布免去阿姆斯特丹和哈萊姆的進口稅，此舉很快就得到了回報：1779年3月，荷蘭省通過投票，同意實行無限制護航。然而紛爭並未因此結束，聯省議會擔心英國會有所反應，否決了荷蘭省的投票結果。 一直在等待批准為運送波羅的海海軍物資的商船護航的艦隊，選擇無視不異于禁止貿易的否決結果，揚帆起航了。艦隊共有4艘軍艦，指揮官是比蘭特上將。1779年12月31日，這一年以及多災多難的70年代的最後一天，比蘭特率領的艦隊在懷特島（Isle of Wight）附近遭遇了一支由6條船組成的英國艦隊，指揮官是菲爾丁准將（Commodore Fielding）。他受命對所有船隻進行檢查，無論是否有護航艦隊。當他示意要進行檢查的時候，比蘭特不同意檢查，並發誓說他護航下的荷蘭商船沒有一艘裝載了違禁品或者木材。菲爾丁准將堅持說鐵和大麻亦可被視為違禁品，並派遣了一艘單桅小帆船來進行搜查。比蘭特開了兩槍以示警告，結果立即受到菲爾丁艦隊舷炮的猛烈齊射。不知是因為擔心寡不敵眾，還是怕挑起戰爭，比蘭特指示自己的軍官投降，因為不願意留下下級而自己離開，和他們一起被敵人帶到了英國的一個港口。消息傳到荷蘭，人們先是覺得難以置信，接著是對英國人滿腔怒火，認為英國是海上的暴君和災星，並說必須維護中立權，哪怕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荷蘭仍然想維持中立帶來的利益，不想開戰，但英國已經妨害了荷蘭的貿易和航海權，出於對英國毀掉自己作為貿易國的生計的擔憂，荷蘭開始變得不顧一切。這種不顧一切和菲爾丁事件引起的義憤填膺結合起來，使得聯省議會在1780年4月冒著大不韙，投票同意進行無限制護航。 在英國看來，這次投票是個敵對行動，對英國人的傷害程度不亞於菲爾丁開火對荷蘭人的傷害。雙方現在都有了開戰的理由。英國後來遭受的打擊更是嚴重損害了它的名譽和自尊，進一步助長了它日益增長的戰爭熱忱。這一打擊並非來自聯省，而是來自反叛的殖民地，由美國軍隊中一個最大無畏的戰士一手造成。 約翰·保羅·瓊斯（John Paul Jones），從13歲就開始做水手學徒，曾在開往西印度群島的商船上擔任見習船員和大副。在一次航行中，船長和大副都在船上死去，他便接手擔任指揮。他被征入大陸海軍擔任上尉一職。當時大陸海軍很難徵到人，大陸會議的一個議員曾形容說，入征的人無非是「修鍋匠、鞋匠和賽馬騎師」的烏合之眾。他最初的任命是擔任「阿爾弗雷德」號指揮，在對巴哈馬島的新普羅維登斯發動襲擊之後，在回程中參與了與「格拉斯哥」號的戰鬥。儘管人們認為他好爭論，有著當指揮官的野心，而且「從眼神中就可以看出」他性格怪僻，儘管還有人指控他在船隻距離多巴哥不遠的地方殺死過一名譁變者，他還是在1776年晉升為海軍上校。海軍委員會感到此人雄心勃勃，便把他看成了海上的寵兒，未免對他將要完成的任務有了一番憧憬：截獲開往魁北克的軍需船，摧毀英國在紐芬蘭的漁場，在法國聖勞倫斯島上豎起美國的旗幟，解救被迫在布賴頓角煤礦勞役的美國人，攔截為紐約豪將軍部隊提供補給的運煤船隊。在幾次受到諸多限制的戰役中，他已經顯示出自己的勇氣，截獲了8艘船，並擊毀了幾艘大型英國縱帆船和方帆雙桅船。 1777年，瓊斯很高興能親自傳達伯戈因在薩拉托加投降的消息，率領著有18門炮的「漫遊者」號（Ranger）駛往法國。他原本指望會在那裡擔任威力強大的「印度」號（L』Indien）軍艦的指揮官，當時該船正在阿姆斯特丹建造。英國指責說這樣做違背了中立，並通過在荷蘭的親英分子施壓，阻止該船交付。結果，瓊斯得到了一艘老舊的法國商船。他把這艘船改造成戰船，並將它重新命名為「好人理察」號（Bonhomme Richard），以向班傑明·富蘭克林致敬。還沒有等到該船的改造工程和外交手續完成，他便受命自行游弋，去「騷擾美國的敵人」這一非常對他胃口的使命。他指揮「漫遊者」號駛離法國後便直接來到敵人海域，圍繞英格蘭航行，襲擊沿岸城鎮，炮擊港口的船隻，俘獲商船，最後以繳獲裝有20門大炮的護衛艦「德里克」號（Drake）圓滿結束了此次冒險。當他帶著戰利品等返回法國的時候，被當作英雄受到歡迎，在歐洲開始廣為人知。 指揮「好人理察」號的瓊斯渴望得到更多的榮耀。他得知一支英國護航艦隊護送著大批商船回來，便在海上偵察，想看看這些船隻。1779年9月23日，太陽落山的時候，他在英國約克郡沿岸弗蘭伯勒角（Flamborough Head）發現了船隊。他看到了一支由41艘船組成的龐大船隊，擔任護航任務的是英國皇家海軍的雙甲板船「塞拉皮斯」號（Serapis）。此船裝備有50門炮，其中包括20門發射18磅炮彈的炮，這要比瓊斯40門炮（其中有6門18磅炮彈炮）的船優越。兩艘艦船互相接近時，同時開火。接下來的三個小時，從太陽下山到月亮出來，隨著天色黑沉下來，旁觀者見證了海軍歷史上難忘的一場戰役。當兩船接近到可以用手槍射擊的時候，「塞拉皮斯」號射出的一發子彈引燃了「好人理察」號火炮甲板上的火藥，炸死了很多炮手，使得瓊斯船上最大的火炮失去作用。但瓊斯還有有利的風向、不屈不撓的精神和精湛的船技。他捲起了主帆以減緩「好人理察」號的航速，讓它對著「塞拉皮斯」號船尾，以便發揮舷炮和掃射的威力。他精確地計算，抓住了唯一的機會靠近敵船以便登船，並最終經過巧妙的運作讓自己的船與敵船靠在了一起。他叫嚷著準備抓鉤，將「好人理察」號和「塞拉皮斯」號綁在了一起；與此同時，他的神槍手們見了英國人就開槍，帆桁上的人紛紛倒下，甲板上躺滿了屍體。投向「塞拉皮斯」號甲板的手榴彈引爆了一大堆火藥倉，結果一半的炮都成了啞炮。借著濃濃夜色，兩艘船都近距離開火。看到這一幕的人憑藉火焰就可以看到兩條船的輪廓，它們死死糾纏在一起，仿佛拚死搏鬥的兩隻麋鹿。「好人理察」號的甲板起火了，船體開始進水。面對船隻下沉的危險，「好人理察」號的主炮手對「塞拉皮斯」號大喊：「投降！投降！看在上帝的份上！」瓊斯立即用手槍給了他一槍，把他放倒。然而「塞拉皮斯」號的指揮官皮爾遜（Pearson）已經聽到了叫喊聲，叫道：「你說要投降嗎？」接著伴隨著戰鬥的喧囂聲、炮擊的聲音以及噼啪的火焰聲，他隱隱聽到了那個著名的答覆：「我還沒有開始打呢！」瓊斯可不是在吹噓。他跳到一個9磅炮彈的火炮旁，這裡的炮手不是戰死就是受傷了，他自己裝上炮彈，對準「塞拉皮斯」號的主桅開火，反覆裝彈、發射。主桅倒了下來，皮爾遜的周圍都是屍體，纜繩起了火，於是他只能扔下自己的軍艦旗，示意投降。他被帶到「好人理察」號的後甲板，向瓊斯交出了自己的佩劍，也正在此時，「塞拉皮斯」號的主桅轟然倒下，壓在船舷上，船帆再也無法揚起，掉入大海，被巨浪吞沒。「好人理察」號——遭受重創的勝利者，也於次日沉入海底。瓊斯乘著作為戰利品的「塞拉皮斯」號向東朝荷蘭的方向行駛，並在船帆殘缺的情況下經過10天的航行，最終在10月3日搖搖晃晃地抵達泰瑟爾港。他在這個中立港口為自己俘獲的敵船尋求庇護，尋找補給，照料傷員，看護俘虜，這些無疑會引起荷蘭和英國之間的矛盾。果然，這加劇了英國已有的不滿情緒。 瓊斯沒有去他本可以去的法國，反而去荷蘭，據說這是有意為之，是根據大陸會議秘密通訊委員會（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的指令行事。這個委員會負責外交事務，指令由該委員會好管閒事的半正式委員查爾斯·杜馬（Charles Dumas）轉達給瓊斯。杜馬是班傑明·富蘭克林的合作者，當時富蘭克林正在巴黎試圖建立美法關係，據說起著中間人的作用。有人說利用瓊斯是法國的主意，旨在把荷蘭拖入對英作戰，而英國也通過約瑟夫·約克爵士的情報網了解了這個情況。他截獲了杜馬跟法國外長韋爾熱納（Vergennes）的通信，由專人負責為他謄抄副本，此人經過一段時間後破譯了密碼。在18世紀，要滲透進大使館還無法藉助電子設備或者利用易被引誘的海軍陸戰隊隊員，偷看並謄抄外交大臣的信函是慣用的手段。瓊斯很樂意採納法國人的主意。愛德華·班克羅夫特（Edward Bancroft）是美國委員會會員（a correspondent of the American Commissioners），實際上是為英國諜報機關服務的秘密間諜，被稱為「他那個世紀最了不起的間諜」。瓊斯在寫給他的信中說，他最大的滿足「在於利用自己在這裡的職務讓荷蘭和英國的關係變得緊張，直到無法修復。現在唯一使荷蘭保持中立的便是那些船主的影響，他們以極高的運輸費用幾乎壟斷了歐洲貿易」。瓊斯報告說，荷蘭人民是支持我們的，亞當斯在一封信中將此轉達給了大陸會議。「每天都有無數善良的女子來到船上，有母親、女兒，甚至小女孩，為我們的傷員帶來無數來自荷蘭家庭的問候。這些敬意是發自人們內心的，因此遠遠蓋過了那些反對我們的政治和外交伎倆。」 人們還譜寫了讚美瓊斯的歌曲，以慶祝他來到阿姆斯特丹為主題的歌謠則在街上出售。瓊斯的出現，尤其是那艘被奪去的「塞拉皮斯」號的出現——甲板上空無一物，每日孤零零地停在港口，俯首帖耳，仿佛一條喪家之犬——讓英國大使每天都很不自在，立刻就像往常一樣提出懲罰的要求，並堅持要把瓊斯驅逐出境。他通知聯省議會說，作為一名英國臣民，瓊斯只能被視為叛徒和「海盜」，應當連同船隻和船員一道遞交英王陛下政府。他告訴親王，瓊斯入境到泰瑟爾的「用意是想讓荷蘭捲入與英國的糾紛」，他自己樂於見到這個結果，因為與其有一個偽裝的中立國，還不如有一個乾乾脆脆的敵人，雖然民眾對瓊斯所表現的熱情讓他很不舒服。 約克在1779年10月8日寫給海軍部的信中說，「我昨天忽然冒出一個想法」，在他離船準備進城的時候，「我們可以逮捕他……」至於一名大使逮捕一個中立國的來客是否妥當，約瑟夫爵士可不是會為這種問題煩心的人。他一本正經地繼續寫道：「我專門派了一個朋友來嘗試此事。」不料警長阻止了他們，因為「沒有任何搶劫或索要錢財的證據或證人」，他無權逮捕，而此事可能立即成為一個政治事件。結果大使說：「我不得不遺憾地放棄跟蹤。」這真是個為英國外交界增光不少的寶貝，有時他的手法直來直去，讓人難以索解。 既然無法直接逮捕，他便退而求其次，尋求通過法院下達判決將瓊斯驅逐，然而由於阿姆斯特丹及其他商人對此反應強烈，這個要求亦被拒絕。瓊斯想為傷員——包括英國的俘虜——尋求救助的請求變得異常複雜，因為在中立國荷蘭國土上由美國士兵看守英國俘虜，這個問題難以解決。最終瓊斯得到許可，可以將一些傷員俘虜送到泰瑟爾島上，「在島上的要塞由我們美國士兵看管，可以自行考慮決定是否拉起吊橋」。沒有食物和水，船還未進行修理，船隻就無法起航，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又花了些時間，最終在讓·德·紐夫維爾（Jean de Neufville）的幫助下解決了。此人為阿姆斯特丹一個商會的主要負責人，當時正參與另一件與美國有關的重大事件。 正當瓊斯等著風向變化，好讓他能夠離開海峽，擺脫在外邊等著追捕他的英國艦船的時候，紐夫維爾參與了一項談判，這將對打破阻礙荷蘭事務的困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前此一年，法國曾與美國簽訂友好貿易條約，一旦美洲殖民地獨立，條約立即生效。當時美國駐巴黎專員班傑明·富蘭克林、賽拉斯·迪安（Silas Dean）和阿瑟·李（Arthur Lee）曾將條約的備份遞交荷蘭大議長范布萊斯維基克，暗示荷蘭亦照此行事。此事亦提交給更加積極的阿姆斯特丹市議長恩格爾貝特·弗朗索瓦·范貝克爾，這是個生性好鬥的律師。作為阿姆斯特丹市的領導者，作為該市與美國結為貿易夥伴之夢想的帶頭人，他熱切地想趕在美洲殖民地屈從於英國的和平主張、回到英國管轄下之前與美國締結貿易協定。 此時英國卡萊爾和平委員會（Carlisle Peace Commission）正在美洲殖民地向大陸會議調解，就連那些並不期盼美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人，也開始擔心美國可能會屈服，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獨立的貿易夥伴了。因為曾有過節，范貝克爾憎惡英國人，從個人角度很希望看到紐夫維爾的條約能夠壓一壓他們的傲氣。儘管紐夫維爾準備與英國的敵人結盟一事本應保密，聯省議會大議長范布萊斯維基克還是按規矩徵求了執政威廉五世的意見。威廉五世勃然大怒，宣稱這個條約無異於承認美國為獨立國家。他告訴不倫瑞克公爵，他寧願放棄執政的職務，攜全家離開這個國家，也不願接受這種條約。不過公爵還是設法讓他平靜下來，並說服他同意就這個提議進行秘密討論。與此同時，范貝克爾建議阿姆斯特丹議會不要就此條約正式告知聯省議會，但作為預備措施，可以通知其他城鎮議會。結果不久就有幾百人知道了這個秘密，還沒有到年底，整個共和國已經充斥著各種傳言，英國報紙也開始刊載各種秘聞了。范貝克爾還授權紐夫維爾與美國人商議條約草案，準備秘而不宣，直至英國承認美國獨立。對於約克來說，在經歷了從格拉夫鳴放禮炮到奉承約翰·保羅·瓊斯這一系列冒犯之後，這些謠言已經無以復加了，而這一切的根源都是那讓人不得安寧的——英國無法鎮壓美洲叛亂。現在竟又有傳聞，說一個大國正在與叛徒們平起平坐地議定條約。 他認為，對此除了戰爭別無選擇。戰爭作為政治的延續，在那個時代並不是什麼不可想像的事，相反卻被認為是可行的，甚至可能是有利可圖的。如果以充足的兵力和武器作戰，那麼策劃戰爭的英國人有可能收復丟掉的殖民地，或得到新的領地，而且對於目前在美洲的敗局引起的公眾輿論也可以有個交代。然而好計劃常常會有種種禁忌，諸多不利因素亦給人心理上投下陰影：英國在美洲的兵力本已捉襟見肘，海軍亦不能滿足作戰需要，而美國甚至還新增了20艘主力艦。並不擔心這些問題的約克在與奧倫治親王會面時表達了自己的不滿，責備威廉在討論這個擬定條約前，沒有先與英國這個盟友通氣。奧倫治親王——他在荷蘭共和國並不擁有王室地位，這個缺陷讓他那些英國王室的親屬們頗覺惱火——出於尊嚴回答，這是屬於自己國家的內政，所以沒有義務與任何人商議。對此，約克毫不遲疑地予以駁斥，指出那「三個可憐蟲」——指美國駐巴黎專員——背叛了他們的國王，他們所炮製的任何計劃均不屬國家機密。因為沒有掌握更多消息，亦無法採取什麼行動，約克也就沒有像往常一樣，蠻橫地要求對肇事者做出「相應懲處」，此事也就告一段落了。 這個秘密條約就像一根被點燃的導火索，看似平靜，卻在持續發酵。但是此時政局被另外一團火焰所裹挾。這便是旨在共同對抗英國海上進攻的國際武裝中立聯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由新近登場的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醞釀並倡導。這個當權的冒險家便是伏爾泰所說的「北方的塞米拉米斯女王」（The Semiramis of the North），後世所熟知的葉卡捷琳娜大帝。她對領土的野心和路易十四一樣大，想把自己的領土擴張到奧地利和波蘭。此時她已經從波蘭奪取了一塊土地，在此後對波蘭的另外兩次瓜分中又分割了其兩片領土。她的另一個目標便是顛覆奧斯曼帝國，恢復拜占庭帝國，並將其置於俄國的羽翼之下。她還非常想在地中海擁有一個暖水港基地。馬姆斯伯里在到海牙來之前曾任駐聖彼得堡大使，他曾經成功說服其政府，如果俄國能夠簽訂進攻、防禦聯盟條約，並通過斡旋讓英國、法國和西班牙達成體面的和平的話，那麼就把英國珍貴的米諾卡送給葉卡捷琳娜二世。葉卡捷琳娜早就對米諾卡垂涎不已，但是她還是拒絕了這個誘惑，因為她擔心這裡有鬼，自己要付的代價或許太高。正像她說的——此話後來在外交上經常被引用——「La mariée est trop belle. On veut me tromper.」（新娘子太漂亮了。他們想算計我。） 並非只有荷蘭才怨恨英國阻礙其貿易。班傑明·富蘭克林在寫給秘密通訊委員會的信中說：「歐洲所有的國家都想看到英國受到羞辱，因為它們都曾吃過傲慢無禮的英國的苦頭。」葉卡捷琳娜二世想通過一個聯盟來表明自己的態度，這並不只是由於聯合比單槍匹馬更加有力，而且因為她不想獨自出頭露面，顯得就她跟英國過不去。現在這場殖民地戰爭已經擴大為一場全面戰爭，而她想在其中扮演調停者的角色：葉卡捷琳娜二世認為，這個調停者的角色會提升她的聲望——像所有沙皇一樣，她對此不那麼有把握。此外她也像別人一樣，想在美洲貿易上先走一步，她認為，一旦美國脫離英國獨立，其貿易量將急劇增加。她還想利用交戰方對俄國物資需求增加的機會增加出口，這些物資主要是海軍倉儲物，由荷蘭運往法國和西班牙。兩個導火索——武裝中立以及秘密的貿易協定——正在慢慢燃燒並將交織在一起，一旦它們交匯，就將點燃熊熊戰火。 兩艘俄國船在靠近直布羅陀海峽附近遭到西班牙扣押，因為它侵入了一個已經宣布卻名不副實的西班牙封鎖區。此事發生後，俄國女皇決心要結束海洋上的無政府狀態。她在1780年2月29日通過頒布五項中立原則表達了自己的意圖，凡是簽署國際武裝中立聯盟的國家都必須捍衛這些原則。其中三項原則規定：海軍倉儲物將一如既往地不被視為違禁品；某國若要對特定港口宣布封鎖，則必須派駐相當武力，實際地實現封鎖，封鎖方被承認；中立方船隻可以在交戰方海岸港口之間自由游弋。剩下兩條原則涉及交戰方與違禁品相關的財物問題。瑞典和丹麥也追隨俄國加入該聯盟，同時宣稱，它們將依據公布的原則，利用海軍保護自己的船隻。荷蘭收到了加入的邀請，但此事立即引起了紛爭，阿姆斯特丹和奧倫治的追隨者以及其他黨派之間開始互相爭吵，無法在8個月內達成任何協議。眾所周知，假如荷蘭準備利用武力保衛其中立的話，那麼準備不足的荷蘭海軍將無法抵抗英國的報復，這不能不使荷蘭感到疑慮。阿姆斯特丹決心要保護自己的貿易，最終使得荷蘭省議會投票同意加入盟約，但是當聯省議會亦表示接受時，遭到了澤蘭、赫爾德蘭省和烏得勒支省的抗議。由於它們施加的壓力，加之約瑟夫·約克爵士譴責該投票違反了1678年締結的盟約，並一如既往地要求「對此侮辱給予解釋」，聯省議會最終宣布投票無效，重回到爭論不休的狀態。約瑟夫爵士和他的政府對此並不滿意。顯然，無論在情感上還是所作所為上，荷蘭的敵意都加重了。英國認為，阿姆斯特丹拒絕要求約翰·保羅·瓊斯返還其戰利品，荷蘭拒絕依據舊盟約提供援助和資助，以及1780年4月這次剛剛通過的含有敵意的支持無限制護航的投票——所有這些都使得荷蘭沒有資格依據舊條約享有各種優待了。已經做出決定的英國準備放手一搏。這個決定是在一次內閣會議上做出的。在那次會議上議論此事時，諾斯勳爵睡著了，而希爾斯伯勒（Hillsborough）和桑德威奇（Sandwich）勳爵也打起了瞌睡——據說這都是在飯後決定大政方針的後果。馬姆斯伯里在寫給同僚的一封信中說，這意味著英國要獨自對抗四個國家——法國、西班牙、荷蘭和美洲反叛者，「其中有三國是僅次於自己的海上大國」。同時對付四個敵人似乎不是慎重之舉，但是英國似乎頗喜對荷蘭用武，認為可以一展國威，儘管——或者說正因為——英國在美洲表現很糟。此外，他們對荷蘭很惱火，這種情緒向來不利於清晰思考。阻止荷蘭為法國艦隊提供補給，在當時被認為比阻止荷蘭為美國人提供補給更為重要。對荷蘭的這種情緒從馬姆斯伯里的評論中可見一斑，此公在接替約瑟夫·約克爵士的職位之前，似乎也從他那裡繼承了滿腔刻薄。還在聖彼得堡時，他在給一個同為大使的同僚的信中刻薄地寫道：荷蘭人是些「忘恩負義、寡情少義的骯髒的豬玀」，而且「既然他們必定會被毀滅，他們就應順從命運」。 除了怒氣，英國人頭腦中還有更為實際的動機。即使像英國那樣鄙視貿易的國家，也開始像其他眾多貪婪的貿易國一樣，開始盤算「與美洲獲利豐厚的新貿易」的前景了。馬姆斯伯里在信中直言不諱地說，這是決定與荷蘭開戰的「影響因素」之一，荷蘭將成為美洲貿易最重要的競爭者。時間是至關重要的因素。當時無法預料荷蘭獨特的政治體制會在中立聯盟一事上做出何種決定。不過即使他們加入該盟約，也不能利用該事作為開戰理由，因為那樣的話，荷蘭有其他盟約成員作為盟友，就處於有利的地位。英國人明白，如果他們要宣戰，那麼應該是在荷蘭加入盟約之前，而非之後——假如荷蘭的確想加入盟約的話。 為了找到一個更加切實的藉口，他們抱怨荷蘭未能依據1678年的盟約，為英國提供援助和資助（其中包括出借蘇格蘭軍一事）。但是他們又不敢公然採取行動，以免刺激荷蘭貿然加入中立盟約。此時發生的一件蹊蹺事幫他們擺脫了困境。由紐夫維爾起草的這份與美國建立良好貿易關係的文件被發現了，同時被發現的還有一些關於其由來的信件，儘管這些文件都已被海水浸濕，但效用不減。與紐夫維爾談判並起草該文件的美國人為威廉·李（William Lee），是弗吉尼亞這個李姓大家族中一個好管閒事的成員。大陸會議派遣他出任駐普魯士和奧地利特使，但是維也納及柏林均未接受其委任，因為它們均不願由於承認一個美國使節而引起與英國的麻煩。李繼續轉道荷蘭，想阻止對賽拉斯·迪安（準備取代亞當斯）的任命，並設法為自己取得了這個職位。由於李受到極力想推動阿姆斯特丹貿易的阿姆斯特丹議長范貝克爾的庇護，他不久就與紐夫維爾接觸，與他一起起草友好貿易條約的條款。這些條款所根據的，是班傑明·富蘭克林和威廉的兄弟阿瑟·李在1776年為可能的盟國締約起草的藍本。威廉完成條約的起草後得意揚揚，立即將文本寄給在大陸會議的朋友們，把這作為獲得外交任命的資本。他本來是無權以自己國家的名義擅自簽訂條約的，正如范貝克爾或者紐夫維爾也無權代表自己國家一樣，但是當時誰都沒有為此擔心。在費城，這個文件轉到了亨利·勞倫斯（Henry Laurens）手中，此人是南卡羅來納的富裕農場主，後來擔任大陸會議主席一職。實際上，他是接替亞當斯在海牙職位的人。在1780年8月乘船起程就任新職的時候，他拿出條約草案並細細查看了各個條款。他當時乘坐的是一艘定期班輪（客輪或者郵輪），沒有護航艦船，結果他乘的「墨丘利」號（Mercury）在紐芬蘭島附近被英國巡洋艦「皇家維斯塔爾」號（H. M. S Vestal）追逐。勞倫斯立即把自己行李箱中的外交文件清出，塞進一個袋子裡，加入鉛塊加重，然後扔進海里。很不幸，他沒有把袋中的氣放出來，結果袋子浮到海面上，被「皇家維斯塔爾」號上一個機敏的海員發現，用鉤子撈上船來。強行登上敵船的英國人發現，勞倫斯的身份是「應自稱美利堅合眾國的國民的要求赴荷蘭辦理貸款事宜的紳士」，於是在9月3日將其逮捕，帶回英國關押在倫敦塔監獄。他在獄中一直被關到戰爭結束。 在勞倫斯的文件中發現的條約及其他相關信件，讓英國很興奮，作為荷蘭人敵對舉動的證明，這一發現可謂恰逢其時。負責殖民地事務的大臣斯托蒙特伯爵（Lord Stormont）在寫給約克的信中說，這是阿姆斯特丹與美國人直接接觸的證據。他還添油加醋地說這「實際上與直接侵略並無二致」。考慮到此條約為非正式條約，且起草者均無權代表荷蘭或者美國，英國就此事的反應之強烈無疑是過分的——他們顯然是有意為之。他們想製造聲勢，使荷蘭不敢加入中立盟約，因此就此事大事張揚，就好像勞倫斯企圖謀殺英國國王一樣。斯托蒙特在寫給約克的信中說，如果發現聯省議會參與了此事，那麼這可以作為宣戰的理由。如果荷蘭受到親法派影響而加入中立盟約的話，勞倫斯的文件足以「向全世界證明（英國）有權採取任何措施」，並「對於戰爭給予最恰如其分的引導，使其成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和荷蘭之間的紛爭，與任何其他中立國無涉」。約克馬上完成了把英國受到的威脅轉告親王這一很合他胃口的使命。他報告說，公布此事不可能「不在該國引起震驚……並對其參與北方盟約的熱情大潑冷水」。但約克處理此事時顯然有些太咄咄逼人了。他要求執政必須宣布廢除條約，並以「擾亂公共和平和違反國家法律」的罪名對范貝克爾及其同黨做出懲罰，以儆效尤，否則國王陛下只能採取措施來維護自己的尊嚴。此時尚未離任的亞當斯重申道：「傲慢的英國人對待阿姆斯特丹的態度與對波士頓的態度毫無二致。」由於他們生性不會吸取教訓，因此導致了同樣的結果——反抗壓迫者的團結一致，這曾在美洲使得本來紛爭不已的殖民地聯合起來，結成聯邦。亞當斯報告說當地普遍地期望著戰爭。他在聖誕節寫道：荷蘭共和國正被「猛烈的鬥爭」所裹挾。大街上到處可以聽到反英歌曲，這些歌曲是專門為了投海員所好而譜寫的。「前天……一位唱了這歌的婦女在一個地方一個小時便賣掉了600份。這都是戰爭的跡象。」就在對中立盟約的爭論還在繼續的時候，英國發出了最後通牒，聲稱荷蘭違反了1678年盟約的規定。荷蘭對此的回應是，由於英國提出援助是為了對付殖民地叛亂，而非由於第三方攻擊，因此該條約並不適用。他們拒絕接受最後通牒，並在1780年11月20日同意加入中立盟約。12月10日，各交戰方得到了有關這個決定的通告。 秘密條約讓英國人更加沒有臉面，因為這表明自己的盟國正在與叛逆做生意；此外，讓英國沒有顏面的還有，自己無法阻止肆無忌憚的違禁品交易，除非採取斷然措施：奪取聖尤斯特歇斯島並從源頭上斬斷之。據說這個辦法是約瑟夫·約克爵士向其政府建議的。羅德尼上將受命完成這個使命。 既然最後通牒遭到拒絕，那麼發布最後通牒的一方只能有所行動了。於是正如預料的，英國在12月20日對聯省宣戰。他們設法將指令下達給海上的指揮官們，尤其是喬治·羅德尼上將——他受命在荷蘭尚未能通知聖尤斯特歇斯島備戰前駛向該島。在向國會宣戰的講話中，諾斯大臣歷數了荷蘭對英國所做的種種悖逆之事。他們「公然違背條約」，拒絕向英國提供其應得的援助；他們為法國提供戰爭物資；他們藉助阿姆斯特丹之手通過「與叛亂殖民地締約」而支持「對英國施加的侮辱」；他們允許約翰·保羅·瓊斯這個「蘇格蘭人和海盜（這兩者顯然均為罪過）將英國船隻開進他們的港口並在那裡進行修理」；他們允許在聖尤斯特歇斯島對一艘「叛逆私掠船」鳴放禮炮，而該船剛在「其要塞火炮射程內」搶掠兩艘英國船隻。儘管諾斯勳爵在歷數「安德魯·多利亞」號的罪過時頗有誇張，因為我們知道它並沒有劫掠任何——更不要說兩艘——英國船隻，不過他把向大陸旗鳴放禮炮列為開戰理由之一，這足以表明赫拉夫的所作所為讓英國人感到多麼不滿，不僅僅因為這是對「反叛者」的承認，而且因為他平等地對待了被英國人在某種程度上視為賤類的美國人。 有趣的是，諾斯勳爵最為惱火的乃是荷蘭未能做好充分準備，結果導致他在採取攻擊時似乎感到有些愧疚。他在英國國會發言時說，儘管他們極盡挑釁之事，「卻極不慎重，未對可能遭受的進攻做好戰爭準備；而且儘管他們非常清楚，他們悍然違背各類現行國際法，商人們不斷為英國的敵人運送戰爭物資和給養，還把聖尤斯特歇斯島作為倉庫，卻從不認為有必要對偵查有所防備，或針對英國海軍或者海上指揮官發起的突然襲擊有所防範，他們不可能對英國海軍的機警和主動性一無所知」。顯然，如果英國是對一個做好戰爭準備的敵人宣戰，他無疑會感覺好受一些。 這之後的戰爭便是荷蘭人所說的第四次英國戰爭，這場幾乎被人忽視的邊緣戰爭，就世界範圍而言影響很小，微不足道。就局部影響而言，在赫拉夫鳴放禮炮所展開的這幅歷史畫卷中，聖尤斯特歇斯島屈服了，而一個新的大人物登場了，這便是喬治·布里奇斯·羅德尼爵士上將，英國海上霸權的核心人物，他的一次失職對美國戰爭的結局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對荷蘭來說，戰爭導致了英國對其殖民地、貿易和船隻的掠奪，並最終毀掉了親王的聲譽——他因為忽視了海軍，太晚加入中立盟約，以及幾乎其他所有災難性的事件而受到譴責。結果親法的愛國者黨支配了政治，執政政權被推翻，隨著法國勢力的擴張，聯省於1795年被拿破崙併入法國，這意味著荷蘭共和國在艱難地獲得獨立之後不到150年，就宣告滅亡了。 [1] 荷蘭的英語名Netherlands意為「低地」。——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