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聲禮炮 · 第五章 海盜——「巴爾的摩英雄」號

一艘名為「巴爾的摩英雄」號（Baltimore Hero）的私掠船本不屬於美國海軍，但因為受到馬里蘭安全委員會（the Council of Safety of Maryland）的委派，不等正式授權便迫不及待地想投入戰鬥。1776年11月21日，與其說是靠其武裝（該船有6門到14門炮），毋寧說是靠其膽識，它在距離聖尤斯特歇斯島海岸3英里的地方，俘獲了一艘英國的貨船——「五月」號（the May）。當時「五月」號正駛出聖基茨島，無論在聖基茨島還是在聖尤斯特歇斯島上，該船均在視野範圍之內。押解船員登上甲板，受命將「五月」號運至美國的德拉瓦。船主是位於背風群島最南端多米尼加島的一個英國居民。他通過多米尼加總督向該地區的英帝國高官、聖基茨島總督克萊斯特·格雷特黑德（Craister Greathead）[1]表示強烈抗議；這個名字倒是有著十分恰當的自信。 大量外交信函抵達海牙，轉達了格雷特黑德的譴責，他譴責聖尤斯特歇斯島居民「經常公開地」向美方提供物資，「協助其反叛行為，成為其海盜活動的保護者」；「巴爾的摩英雄」號事件就發生在聖尤斯特歇斯島大炮的射程內。格萊特黑德聲稱，該船還獲准回到聖尤斯特歇斯島，「顯然受到了各種保護」，這都要歸咎於未能嚴守中立的聖尤斯特歇斯島總督赫拉夫的默許——如果不是縱容的話。他要求召見赫拉夫，要他就此事給予解釋，對「五月」號船主給予賠償，堅持要找出並緝拿「教唆犯」，讓他們受到「應得的懲罰」，「以儆效尤」。格雷特黑德又舊事重提，說到了「安德魯·多利亞」號事件的嚴重性，儘管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他認為赫拉夫對反叛者的旗幟行禮時已明確知道對方身份。提及禮炮事件，他更是義憤填膺，要求「就奧倫治要塞向英國叛逆臣民的旗幟行禮而對英王陛下旗幟所造成的侮辱，做出富於教益意義的補償」。 他撰寫了一篇冗長的檄文，長篇累牘地表示非常遺憾，「我們兩國朝廷」之間的諸多合約遭到「粗暴的踐踏」，「對英國背叛者的援助和承認」違反了國際法，「……這些被蒙蔽的民眾本不會被視為合法……況且國際法從來不承認臣民對其宗主國所發動的戰爭為合法戰爭行為，因此任何僭權施加的搶奪行為，都只能被視同海盜之流的墮落行徑……令所有公眾信仰和國家尊嚴蒙羞的是，一個荷蘭屬地成為背叛和海盜行為的公然教唆者，而其閣下（在外交上，此詞指荷蘭議會）第一個公開承認了從未被列入列國國旗的旗幟」。文章洋洋灑灑，鏗鏘有力，華麗的辭藻連綿不絕。（讓人驚訝不已的是，在18世紀，那些寫信的人——尤其是那些官員們——有那樣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對詞句推敲雕琢，使語法臻於完美、遣詞造句恰到好處，而20世紀的後來者只能嫉妒過去，他們的讀者只能在學究氣的叢林和官腔十足的泥沼中艱難行進。） 他還進一步指控說，該海盜船的船主之一實際上是馬里蘭的代理商范比伯，其承諾將搶掠的部分財物分給島上的一位親屬。不過，對這種說法，范比伯先生及所謂的分贓者——一位叫奧爾（Mr Aull）的先生——都堅決予以否認。 在最後的激憤控訴中，克萊斯特·格雷特黑德提到，當赫拉夫得到機會，可以親自向聖基茨總督做出解釋的時候，他竟然拒絕與總督談話。為加強效果，格雷特黑德先生特別安排英王閣下的議員之一、閣下任命的副檢察長「屈尊前往送達」此函，然而赫拉夫仍然不為所動。在措辭傲慢的回信中，他拒絕回應傳喚，也拒絕與格雷特黑德總督或自聖基茨的所有其他人商議此事。 作為對喬治三世國王陛下日益具有威脅性的抗議的回應，荷蘭議會聲稱，其中立地位意味著平等地對待殖民地和英國，因此荷蘭港口對美方船隻開放。這意味著荷蘭把戰爭中的美方視為平等的交戰方，而非叛軍。然而荷蘭共和國分成了兩派，一派是忠於貿易和利潤的、阿姆斯特丹的親美派；一派是忠於奧倫治親王的親英派，他們並不想面臨戰爭的危險，故而召回赫拉夫接受質詢，並在聖尤斯特歇斯島周圍派出自己的巡邏艇，搜查可能裝有軍火或其他違禁品的過往荷蘭船隻。 赫拉夫想方設法避免回去，他提到的諸多藉口包括：健康問題，家庭責任，繁重的公務，還有——這對一個荷蘭國民未免顯得奇怪——「對大海的恐懼和厭惡」，因為他「極度暈船」，以至於全程他都無法抬頭吃喝任何東西。他的藉口並沒有被接受。正如當時某人說的，暈船「是種不被同情的疾病，雖然這種病亟須同情」。儘管他把歸期推遲了一年多，最後還是不得不回去。在經歷了暈船之後，他在1778年回到阿姆斯特丹，接受西印度公司一個委員會就三項主要指控的調查：走私違禁品，准許掠奪一艘英國船隻，以及給叛方旗幟以鳴放禮炮的禮遇。關於第三項指控，他堅持認為，對「安德魯·多利亞」號鳴放禮炮，純屬對過往船隻的通行禮節，與國籍無關，也並不意味著承認美國。 其中的關鍵問題，即赫拉夫是否明白他給予禮遇的旗幟的性質，並未得到澄清。格雷特黑德聲稱該旗幟「已被認為是美國叛軍的旗幟」，但是他並未就此詳細解釋。他也許是從「安德魯·多利亞」號一位接受質詢的水手的證詞中得出這個結論的。在接受聖基茨議會調查時，這個叫約翰·特洛特曼（John Trottman）的水手做證說：「安德魯·多利亞」號在到達聖尤斯特歇斯島時，向奧倫治要塞鳴放了13響禮炮，在經過一段時間間隔後，該要塞回應以9響或者11響禮炮，具體次數記不清了，而此時該船一直「懸掛著大陸旗」。該證詞表明，如果17歲的特洛特曼能認出大陸旗的話，那麼其他人也一定認識。事實上，特洛特曼是在費城被強制征上「安德魯·多利亞」號服役的，費城恰恰是大陸旗的誕生地，他可能在那裡見過升旗的儀式；這樣一來，他對旗幟的了解並不能說明赫拉夫對此亦有了解。很可能赫拉夫在鳴放禮炮時的確認出了該旗幟，否則他為什麼堅持讓要塞指揮官對一面不認識的旗幟表示禮遇呢？赫拉夫對自己是否認識這面旗幟未置可否；他只是簡單地反問指責他的人，如何證明他當時認出了這面旗幟。考慮到在過去10個月中，該旗幟一直在陸地及海上的戰鬥中飄揚著，像聖尤斯特歇斯島這樣繁忙的港口不可能不注意到它，因此他的回答是沒有誠意的。 總的來說，赫拉夫的那份正文有202頁、附錄達700頁的自辯書並非對指控的有力反擊，而是對自己的嚴密辯護，幾乎像一個律師一樣。在談及英國對荷蘭運輸船隻屢次橫加阻撓的時候，赫拉夫提醒西印度公司注意，儘管他有權強行阻止英國人的搜查和沒收，他感到自己不得不「謹慎行事，因為缺乏相關手段」。他的現實主義態度指出了荷蘭人的致命弱點，正如他所說的，在同美國船隻的貿易這方面，由於聖尤斯特歇斯島必須依靠外界提供所有供給，因此他認為自己有責任不干擾貿易。向外輸出的貨物都經過嚴格檢驗，但是總有些想方設法違規的人。他否認為美國船隻提供裝備，說自己只不過提供美國船6周所需的供給和水，並聲稱把所有的荷蘭人稱作美國人的「堅實合作者」是「最不厚道、最無恥的侮辱」。如果有人嫌他這樣的抗議未免過甚其詞的話，那麼他接著就要求提供能證明其錯誤的相關證據，並聲稱，如果在沒有原告和證據的情況下就隨隨便便對某人提起訴訟，冒犯了他作為總督委任的尊嚴。在談及相關的侮辱問題時，他認為自己被人稱「Mynheer」（先生）時感覺受到了侮辱，他稱該詞在英語裡是用來嘲弄和貶損荷蘭人的。他還驕傲地說：「這個世界上除了我的上司，沒有人可以傳喚我就管理行為做出解釋。」 關於「巴爾的摩英雄」號，他表示事件發生在聖尤斯特歇斯島的火炮射程之外，因此他無法阻止，正如他無法阻止在非洲海岸上發生的事情一樣。他沒有提及，為什麼幾個月前，當「西福德」號指揮官科爾包伊斯試圖在聖尤斯特歇斯島附近俘獲一艘美國船隻時，奧倫治要塞指揮官亞伯拉罕·拉維尼成功制止了這起類似事件。 赫拉夫以攻為守，指責說荷蘭人更應當指責英國人的所作所為，而不是反過來，並且，他提醒委員會發還兩艘因為運送違禁品而被扣押的荷蘭船隻，連同貨物以及對相關費用和損失的賠償。 這一套顯然十分管用，調查委員會報告說對赫拉夫的辯解非常滿意，並向荷蘭國會建議，讓他回到聖尤斯特歇斯島繼續擔任總督。此時荷蘭國會表現出了更大的勇氣，而非慣常的官僚做派。國會拒絕屈從於英國人的要求，接受了西印度公司的判決，將赫拉夫派回去繼續就任總督一職。荷蘭主權的尊嚴無疑是一個動機，而知道赫拉夫會繼續開展令商人階層滿意的與殖民地的獲利豐厚的貿易，無疑是另外一個動機。 赫拉夫於1779年在斯塔蒂亞繼續擔任總督一職。在他回去重任總督之後，其島嶼與美國人的貿易額明顯增加了。「安德魯·多利亞」號及「巴爾的摩英雄」號事件似乎讓聖尤斯特歇斯島人更加大膽。根據指揮對荷蘭商船進行護航任務的一位海軍上將的詳細記錄，在1778年到1779年的13個月裡，共有3182艘船駛離該島，平均每天有七八艘船，數量令人吃驚。英國人曾阻止並搜查了一艘船，結果發現該船裝載著1750桶火藥和750套武器裝備，此外還有諸如刺刀和彈匣等情節嚴重的違禁品。這類供給為幾乎空空如也的美國彈藥庫提供了補充。在這一年，作為對海軍物資的交換，美國人往聖尤斯特歇斯島運去了1.2萬大桶菸草及150萬盎司靛藍。 港口外英國的監督船隻不斷增加，毫不客氣地搜查和罰沒，這無疑減少了膽敢冒險裝載供給的美國船隻的數量。至於英國人在加大抗議和威脅的力度之後，聖尤斯特歇斯島和美國之間的貿易究竟是增加還是減少，歷史學家的意見並不一致。但約翰·亞當斯似乎對此毫不懷疑。「經過聖尤斯特歇斯島的數個成功貿易案例表明，兩國（聯省與合眾國）之間的貿易很可能會加強。」他在1779年8月給大陸會議主席的信中寫道。 掌控這些活動的總督是個值得紀念的人物，這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英雄壯舉或者豪言壯語，而是因為他目標堅定，並能有效地達成目標。當時的美國人為了表彰他在促進和鼓勵為美國革命提供供給上的重要作用，作為對此的承認，將兩條私掠船中的一條以他的名字命名，另一條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為「赫拉夫夫人」號（Lady Graaff），儘管這位夫人對桌布的品位低下。此外還有一位自稱「心存感激的美國公民」F·W·克拉金（F. W. Cragin），「為了紀念第一聲禮炮」還特地定做了赫拉夫的肖像畫。克拉金來自新罕布希爾，是蘇里南的居民；這幅畫現在懸掛在捐贈者的家鄉新罕布希爾州州政府。 英國人對國旗一事依然不依不饒，通過約瑟夫·約克爵士專橫地通知荷蘭國會，必須停止向叛軍鳴放禮炮，懲治肇事者，召回並罷免聖尤斯特歇斯島總督。此外，他還警告說，除非滿足這些條件，否則「國王陛下為維護國王之利益和尊嚴，將會毫不遲疑地採取他認為適當的措施」。英國和荷蘭有長期的關係，時而親密，時而磕磕碰碰，但是這次已是劍拔弩張，公開對立了。 約克爵士這位傲慢的使節，他的表達方式並不令人感到奇怪。他的父親在1754年4月被封為伯爵，這一榮耀對英國人來說如飲甘醇，刻骨銘心。作為他的兒子，約克爵士自然有資格趾高氣揚，哪裡還將一個大使應有的凡俗禮節放在眼裡，即使這些禮節很有可取之處。亞當斯說，約克向荷蘭國會致辭的口吻與過去英國人對波士頓人的口吻是一樣的。 約克爵士的言語中暗含威脅，荷蘭親王的首席顧問和非正式首相不倫瑞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對此非常惱怒，說「這是我所見到的主權國家間的函件往來中最傲慢無禮、最不成體統的」。信函被公布後，群情激昂，不過親王的另外一個顧問指出，儘管眼下「很難咽下這口惡氣，不過，沒有力量的怒氣是無效的，因此我們只能先把火氣壓一壓」。這個顧問指出，荷蘭並不具備所需要的力量。 對於英國人來說，赫拉夫重回聖尤斯特歇斯島官復原職，是一種侮辱之舉，遠非滿足倫敦提出的條件，因此他們開始考慮主動的報復手段。有傳言暗示性地警告說，有百年歷史的、1674年締結的英荷條約將會中止——英國人一直不喜歡這個條約，因為它把「自由船隻，自由貨物」原則確立為中立權的基礎。荷蘭當時在政治上非常混亂，根本沒有注意到這種暗示。 這時，有些怒氣沖沖的荷蘭公民建議停止向英國大使館提供補給。約瑟夫爵士對自己可能陷入不便一無所知，仍然頗為自得地向倫敦的大臣匯報說，他遞交的備忘錄「在此國釀成激烈的情緒」，使民眾感到震驚和恐懼。而不倫瑞克公爵則對威廉五世答覆說，英國大使所表達的威脅對聯省來說既是一種不公，也是一種侮辱。他認為更糟的是，約克在口頭上表示，如果三周內不能得到圓滿的答覆，他就會被召回。公爵曾經提醒過約克，因此約克自己應該很清楚，在荷蘭政體中，決議要獲得議事各方同意才行，因此不可能在三周內做出任何決定。不倫瑞克說，為了榮譽和尊嚴，除非聽取被告方的陳述，否則不可能滿足英方要求。荷蘭議會有義務保護本國的貿易和港口。公爵顯然生氣了。約克過分的言辭適得其反，把英國的強大盟友變成了敵人。不倫瑞克得出結論說，約克的威脅無非是想證明搜查和罰沒荷蘭船隻之正當性的恐嚇戰術。 在這個事件中，約克所取得的結果與大使的使命正好相悖——大使的職能原是為了維護相互之間的和睦關係，掩飾一切暗藏的不愉快。在此種氛圍下，荷蘭政治和輿論中最深層、最嚴肅的爭議展開了，並轉向與英國的對抗。當時的議題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要求國會投票贊成無限制護航，這事實上意味著抵制搜查和罰沒，完全落實「自由船隻，自由貨物」的原則。一開始，英國人自認為是主導的海上強國，有權制定公海法則，因而強烈抵制mare liberum——亦即後來美國人所說的「海洋自由」。荷蘭親王及執政急切想維持與英國的和睦關係——他把英國視為阻止法國入侵，更重要的是避免親法的愛國黨革命和活動的保護者，因而對無限制護航持強烈反對態度，其支持者奧倫治黨也是如此。倡導無限制護航的主要代表是阿姆斯特丹的運輸大亨們；正是這個省支付了各種費用，在荷蘭擁有最大的影響力。這些倡導者決心不但保護自己的，而且要捍衛整個國家的海上貿易——他們的生命線和繁榮之本。他們預感到，英國無休止的干涉將會毀掉這種貿易。這一爭論分裂了整個國家，儘管並不是階級分裂，因為農民、手工業者和店主中的中產階級也和無產階級，特別是海員一樣，支持商人的訴求，因為他們也依賴航海貿易以及原材料進口，這些原材料是給他們提供工作機會的製造商們所需要的。因此，他們和富人一樣呼籲無限制護航。 荷蘭政府並不想捲入戰爭，因為這會完全中止貿易。經過一年的激烈辯論，當阿姆斯特丹投票通過了無限制護航的提議時，荷蘭議會卻拒絕認可省議會投票。就在西印度群島的荷蘭人竭力想平息事態的時候，亞當斯寫到，所有有身份的人「都因害怕而戰戰兢兢」；而在約克挑起事端的這個甚囂塵上的當口，「我肯定不可能得到貸款」，他發現「政府里所有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樣」躲著他。 [1] 格雷特黑德意譯為「大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