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 注 釋
【1】 張心一先生的文章，名「A Statistical Study of Farm Tenancy in China」，見《中國評論周報》1930年9月25日出版的三卷第三十九期。英國經濟學者R. H. Tawney在他的Land and Labor in China一書中所引用的，以及國聯農業專家C. Dragoni對於國聯報告書中所徵引的，都是張先生所發表的材料。
【2】 見L. C. Gray, Charles L. Stewart, Howard A. Turner, J. T. Sanders and W. J. Spillman, "Farm Ownership and Tenancy", Agriculture Yearbook, 1923，第508頁，該文中關於各國佃戶百分數的估計，今亦錄下以供參考。美國，38.1；英國，88.9；阿根廷，38.5；愛爾蘭36；法國，26.1；德國，25.4；加拿大，7.9；日本，28.5；丹麥，8。各國的情形，大約根據1914年至1920年間的報告為多。Ferd R. Yoder在1929年發行的Introduction to Agricultural Economics一書中，引用各國佃戶的比例，即根據此文，但美國另一農業經濟學者，Wilson Gee在1932年所發行的The Social Economics of Agriculture一書中，關於各國佃戶的估計，雖然所採取的時期，與上文相差無幾，但數目字卻不相同，有的相差得很多，今亦錄於下面：英格蘭，88.4；威爾斯，90.3；蘇格蘭，92.3；愛爾蘭，36.0；瑞典，14.2；丹麥，10.1；荷蘭，49.1；法國，29.3；德國，25.4；義大利，22.4；奧大利，22.4；匈牙利，2.7；日本，9.7。此種估計，見該書164頁。由上以觀，中國佃戶的百分數，在國際中，站在一個中間的地位。參閱拙著《中國佃戶問題的焦點》，見《旁觀》第十期。
【3】 《經濟半月刊》二卷十一期中，有《我國之租佃制度》一文，作者說是「全國租種農之百分率，或在50％以上。即以50％計，而假定全國農民之數，為36300萬人，則受租佃制度之影響者，已約18150萬人，即約當全國人口三分之一矣」。又國聯與中國的技術合作委員會，於1934年4月1日給國聯的報告書中，引用一位C. K. Ping在德國發表的論文，其中所用的材料，雖然都是根據張心一先生所發表的，但其結論，說中國揚子江流域及珠江流域，佃戶占43％，與張說略有不同。總之，現在如假定中國的佃戶與半自耕農合計，在50％左右，並不算高，如說佃戶一類，便占40％或50％，未免略高。此外也有一些零星的統計或估計，論中國各地佃戶的百分數還不到四分之一的。如金陵大學的卜凱（J. L. Buck）教授，根據2866農戶的報告，謂中國北部，自耕農占76.5％，半自耕農占13.4％，佃戶占10.1％。中國東南部，自耕農占48.2％，半自耕農占21.3％，佃戶占30.5％。各地平均的結果，自耕農占63.2％，半自耕農占17.1％；佃戶占19.7％。此種統計，見其所著Chinese Farm Economy，第146頁。又李景漢先生，調查定縣農村790家，謂自耕農占70.8％，半自耕農占27.8％，佃戶占14％。佃戶的百分數，要算這個報告所表示的最低。
【4】 見《前漢書》二四上，《食貨志》。
【5】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日，《大公報》所發表的《赤區視察記》，其中有一段記河南商城縣的土地制度云：「昔日地主所收之租谷為二分之一，且僅限於水田中所生產之稻。其無水之地中之產物及柴草悉歸佃農。押金亦甚微。演至近日，人口日繁，佃農增多，地主乃大事壓迫，租期由五年而縮為四年，繼復縮為三年。其押金則增加，幾與購買之地價相等。且須於押金之外，繳納隨禮一份。押金增多，將來退租時，佃農尚可收回，隨禮則由地主沒收。故佃農每三年必罄其積蓄獻之地主，以求保留其佃地之權。同時，地主所收之租稞，亦復加重。稻稞之外，復有所謂麥稞（地中之麥）、魚稞（塘中之魚）、鴨稞油稞、棉稞、柴稞（山中之柴）、草稞等。總之，凡田中所產，家中所畜飼，無一不按五五均分。外此並有所謂人工稞，即地主修房蓋屋及一切苦力所用之人工，均出之佃農，而不給值，如地主外出，以轎代步，轎夫即由佃農充之，甚至所用之僕婦，亦由佃農徵調。吾人於此，當以為地主對待佃農，已過於苛刻矣，不謂於上述租稞之外，又有所謂白供者，即佃農於春夏秋冬四節，及地主舉家之婚嫁生喪以及壽日所送之禮，年有定額，有增無減。如今年春節所送禮物中，魚之一物，重凡三斤，則明年必相等。或多於三斤，否則遭收田之禍。以故農民終日孜孜，勤苦所獲之代價，悉獻之於地主，尚有不足。」地主壓迫佃戶之烈，於此可見一斑。
【6】 農業階梯共分若干段，每段的內容何如，各家的說法不同。此處採用G. S. Wehrwein之說，見其所著論文「Place of Tenancy in a System of Farm Land Tenure」，載在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 Vol. Ⅰ, No. 1 (Jan. 1925), pp. 74-5．參看L. C. Gray and others, op. cit., pp. 547-8; W. J. Spillman, "The Agricultural Ladde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Ⅸ, No. Ⅰ, Supplement (March, 1919), p. 170。
【7】 L. C. Gray and others, op. cit., pp. 554-6.
【8】 Ibid., pp. 549-550.
【9】 W. J. Spillman, op. cit., pp. 170-2.
【10】 Agriculture Yearbook, 1923, p. 1149.
【11】 社會調查所出版，《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鑑》171至174頁。
【12】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1933, p. 537.
【13】 L. C. Gray, "Accumulation of Wealth by Farmer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Ⅷ, No. 1, Supplement (March, 1923), pp. 170-1.
【14】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1933, p. 541.
【15】 根據國府主計處統計局估計，見二一年四月十一日《大公報》。
【16】 F. C. Howe, Denmark, a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pp. 67-8.
【17】 K. J. Kristensen, "Public Guidance in Rural Land Utilization in Denmark", Annals, Vol. 150 (July, 1930), p. 233.
【18】 E. Mead, "Land Settlement",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Ⅸ, p. 55.
【19】 E. Mead., ibid., pp. 55-6．參看F. R. Yoder, op. cit., p. 181; F. C. Howe, op. cit., pp. 144-6.
【20】 H. Levy, Large and Small Holdings, p. 126. J. A. Venn, The Foundation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pp. 130-1.
【21】 F. C. Howe, op. cit., pp. 147-8.
【22】 K. J. Kristensen, op. cit., pp. 233-4.
【23】 G. T. Robinson,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p. 101.
【24】 E. Mead, op. cit., pp. 55-6．一克朗等於美金二角六分八厘。
【25】 參看陳登元著《中國土地制度》。
【26】 W. Schiff, "The Legislative Agrarian Reforms in European Countr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World War", quoted in P. A. Sorokin, C. C. Zimmerman and C. J. Galpin, A Systematic Source Book in Rural Sociology, Vol. Ⅰ, pp. 424-444; " New Agrarian Legialation in central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Ⅵ, No. 3, (Sept. 1922) pp. 345-363; A. Rose, "Agricultural Workers and Agrarian Reform in Central Europe,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ⅩⅧ, No. 3 (Sept. 1928), pp. 307-338.
【27】 I. L. Evans,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n Roumania, p. 76.
【28】 Ibid., 107-8.
【29】 A. Frundianescu and G. Ionescu-Sisesti, "Aspects of Rumanian Agriculture", in O. S. Morgan (Editor), Agricultural Systems of Middle Europe, p. 322.
【30】 Ibid., p. 323在限田政策實行之前，羅馬尼亞的農場，在100公頃以下的，合起來共有4593148公頃；在100公頃以上的，合起來有3397851公頃。限田政策實行之後，100公頃以下的農場，合起來共占7369549公頃；但100公頃以上的農場，只占地621450公頃。
【31】 中國在300畝或500畝以上的農場，數目是極少的，所以即使實行限田政策，大多數的地主，還不受這種法律的影響。
【32】 C. C. Taylor, Rural Sociology, p. 263.
【33】 W. Shiff, op. cit., pp. 429-30.
【34】 根據張心一先生等調查句容縣情形的報告。
【35】 W. Shiff, op. cit., p. 441.
【36】 Ibid.
【37】 C. Turnor, "Land Reform in Czecho-Siovakia",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130 (Dec. 1926), pp. 720-1.
【38】 "New Agrarian Legislation in Central Europe",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Ⅵ, No. 3 (Sept. 1922), p. 349.
【39】 W. Shiff, op. cit., p. 441.
【40】 Ibid., pp. 440-441.
【41】 O. Gorni, "Land Reform in Rumania",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ⅩⅫ, No. 4 (Oct. 1930), p. 466; I. L. Evans, op. cit., pp. 118-9.
【42】 Sir James O'Connor, History of Ireland, Vol. Ⅱ, pp. 27,90,107,161.
【43】 I. L. Evans, op. cit., pp. 118-9.
【44】 "New Agrarian Legislation in Central Europe",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Ⅵ, No. 3 (Sept. 1992), p. 349.
【45】 最近得一機會，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省旅行一月有半，文中關於這幾省的材料，如未特別注出，即系此次考察所得。
【46】 賈士毅：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至六月《湖北財政報告》第1頁。
【47】 《主計法令匯編》，第三類，84至85頁。
【48】 關於新政的理論，可看楊永泰《我們怎樣發揮七分政治的力量》，見《楊永泰先生最近言論集》第一輯。我們參觀武昌縣政府時，看見縣長辦公廳的門上，有一橫匾，上書「有為而治」四字，是前湖北省主席張群先生題的。在江西臨川縣，到處都可看到周作孚專員的標語，便是「動」「實」兩字。「動」字下有數行小注，語出顏習齋，文云：「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在臨川縣汽車站，看到江西建設廳長襲學遂先生所書的訓詞，其首句為：「動則勤，勤則積極，積極則樂觀，樂觀則精神煥發，精神一到，何事不可為！」所謂「有為」，所謂「動」，所謂「積極」，便是新政的精神所在。
【49】 《楊永泰先生最近言論集》。
【50】 各縣分區設署辦法大綱，系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由南昌行營頒行。施行區域，有河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四川、貴州、甘肅。
【51】 《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匯編》第二編，308頁。
【52】 《五年來施政方針》，17頁。
【53】 《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匯編》第二編，308頁。
【54】 新政中對於「管」的改革，還有兩項，是為人所樂道的，便是「合署辦公」及「裁局改科」。《省政府合署辦公辦法大綱》，繫於二十三年七月一日，由南昌行營頒行。大綱第九條說：「省政府及各廳處之組織及員額，厲行改革後，所有節餘之經費，悉數撥增各縣政費。」《各縣政府裁局改科辦法大綱》，繫於二十四年一月四日，由南昌行營頒行。大綱第七條第三項，說：「縣政府裁撤各局所節餘之經費，應移充本縣事業費及分區設署經費。」照立法者的原意，似乎這兩種設施，可以省下一部分經費，移作區署等新政的費用。但實際並不能與理想相符。合署辦公省下來的錢是有限的，辦這件事最有成績的湖北，每年不過省20餘萬元，別的省份，還做不到這種地步。至於裁局改科，是否可以節省經費，還有討論之餘地。根據湖南的情形來說，那兒的教育局長，月薪有18元的，多者亦不過60元。財政局長，普通月薪為40元。如改局為科，一律照科長待遇，月支薪水80元，反而要加增經費。所以管的方面所添出來的費用，假如不是全部，至少是大部分要另籌的。
【55】 在教的費用內，我們因為材料有限，只提到義教的經費。此外還有一種幹部訓練的工作，在各處是普遍的，但其費用無從估計。幹部訓練，在推行新政時為必不可少的工作。因為現在這一套新政，舊的人固然不十分了解，就是從學校出身的人，在課本里也學不到。為使新政順利進行起見，只好把現在從事實際政治工作的幹部，集中訓練。縣長與專員，在南京已訓練了好幾期。縣佐治人員、區長、聯保主任，在各省省會中受過3個月以至6個月的訓練的也不在少數。有些省份中，還在計劃如何訓練保長甲長，這種人的數目太多了，將來只好集中在縣府訓練。每次受訓的人、旅費、津貼以及其他的開支。共需若干，現在還無法知道。
【56】 經濟委員會編《中國公路交通圖表匯覽》，11頁。
【57】 Annu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1936, p. 21.
【58】 經濟委員會編《中國公路交通圖表匯覽》，第九表。
【59】 公路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功用，是大家都承認的，但對於大多數農民的福利，直接的有何貢獻，卻是疑問。所以把築路看作「養」的工作之一種，一定有人要提出異議的。我們對於這種意見，表示同情。公路對於大多數的農民，並無經濟上的貢獻，是很明顯的。大多數的農民，並不作長途的旅行，即有，一年也沒有幾次，所以坐汽車的機會，是有限的。至於他們的農作物運往市場也用不著汽車。據全國經濟委員會的研究，汽車運貨，每噸每公里，一等貨要五角六分，二等貨四角，三等貨二角四分。帆船運貨，每噸每公里，取洋二分至一角二。四獸拉、二人駕駛的大車，運同樣的貨，走同樣的路程，只取洋五分至八分三厘。所以農夫運貨，決用不著汽車。此處把築路與「養」同討論，完全是為分類的方便起見。其實把他看作一種「衛」的工作，也可以的。
【60】 在四川曾聽賀國光參謀長講碉堡，第一句即為「我們要信仰碉堡，是我們剿匪及自衛唯一的武器」。此種經驗之談，很可注意。
【61】 看《江寧縣政概況》，土地陳報編，及張宗漢《實施土地陳報之商榷》，《汗血月刊》七卷二期，131頁。
【62】 孔祥熙，《整理地方財政簡要報告》（二十四年十月）。
【63】 《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匯編》，第二編，41頁。
【64】 同上注，141 至149頁。
【65】 《江蘇省蕭縣土地陳報概略》，7至8頁。
【66】 地方政府收入的估計，見《金城銀行營業報告》（二十四年份），第44頁。
【67】 此為1927年的估計，見美國出版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第6冊，第10頁。
【68】 16世紀歐洲都市的數目，采自Weber, A. F.,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19th Century，第449頁。19世紀及20世紀歐洲都市的數目，采自Sorokin, Zimmerman and Galpin, Systematic Source Book in Rural Sociology，第三卷635頁。
【69】 Torgasheff, Boris P., "Town Population in China," China Critic, Vol. Ⅲ, No. 14 (April 3, 1930), pp. 317-322.
【70】 Jefferson, Mark, "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ity Folks, V Study in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ⅩⅪ, No. 3 (July, 1931), pp. 446-465.
【71】 Howe, F. C., The Modern City and its Problems, p. 19.
【72】 Thompson, W. S., Population Problems, p.272.
【73】 Weber, A. F., op. cit., pp. 448-9.
【74】 湯姆生在他的《人口問題》第273頁，有一個表，說明近數10年100萬人口以上的都市，常有增加。1900年，11個人口滿100萬以上的都市為紐約、倫敦、柏林、巴黎、芝加哥、東京、維也納、費城、加爾各答、君士坦丁、莫斯科。1930年滿100萬以上的都市，據他表中所載，計有19個。但據1931年的World Almanac所載，世界上滿100萬人口的都市，除美國外，共有25個。又根據美國1930年的人口統計，人口滿100萬的都市有5，所以合起來共有30。但World Almanac所舉的15大都市，其中有香港（1075000人）、杭州（1000000人）、漢口（1500000人）三處之人口統計不可靠，此外又遺漏了天津。假如我們從該表中，除去香港、杭州、漢口，加上天津，其總數便為28。今按字母之先後，排列如下：
Lerlin, Bombey, Budapest, Buenos Aires, Cairo, Calcutta, Chicago, Detroit, Glasgow, Hamburg, Leningrad, London, Los Angeles, Melbourne, Moscow, New York, Osaka, Paris, Peking, Philadelphia Rio Janeiro, Sao Paulo, Shanghai, Sydney, Tientsin, Tokyo, Vienna, Warsaw.
【75】 Jefferson, Mark,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ity Folks, V Study in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ⅩⅪ, No. 3 (July, 1931)．在那篇文章里，哲佛生以各國人口在大都市（滿10萬以上的都市）中百分數的多少，定各國都市化的深淺。他所計算的國家，總數共為70。其中都市化程度最深的國家前10名如下：
此處所用的統計都是1927年左右的。哲佛生在1933年正月份的《地理雜誌》中，又發表了一文題為Great Cities of 1930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Comparison of New York and London，在這篇文章里，他說美國在1930年。大都市的數目，已增至87，但沒有算出這些都市中的人口，占全人口百分之幾。87這個數目，也許是不對的，因為根據美國1933年的統計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s of the U. S.）第48頁，說是美國的都市，人口在10萬以上的，共有93個，人口占全體29.6％。文中所用的美國統計，便根據此書改正。
【76】 Burgess, E. W. (Editor), The Urban Community, pp. 125-6.
【77】 Taylor, C. C., Rural Sociology, pp. 68-9.
【78】 Carver, T. N., Selected Readings in Rural Economics, p. 54.
【79】 關於美國人口，農民及農產品在過去20年之加減情形，可閱下表：
【80】 此處統計，除丹麥外，余均見R. H. Tawney所著的A Memorandum o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China37至38頁。丹麥統計，見Ainsworth-Davis所著的Crops and Fruits34頁，該書引1920年統計，謂英國小麥，每英畝只產28.8蒲式耳。其餘國家每英畝的產量如下：荷蘭（38.0），比利時（33.6），紐西蘭（31.2），瑞士（30.2），瑞典（29.2），美國（13.6），澳大利亞（16.1），加拿大（14.4）。中國每英畝的產量在各國中算是最低的。美國因為行大農場及粗耕制，所以每英畝的收穫，較歐洲各國為低。但是每人的收穫量，美國的農民，平均較任何國家為高，這是大農場的結果。
【81】 見1929 Haris Foundation Lectures263-4。
【82】 見1929 Haris Foundation Lectures276-7頁。貝克耳的論文，題為The Tre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North America and its Relations to Europe and Asia，收入該演說集111至280頁。
【83】 Sorokin and Zimmerman, Principles of Rural-Urban Sociology, pp. 537-8.
【84】 關於圈地運動的歷史，可看：Gras, N. C. B.,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Europe and America, Ch. 7; Cheyney, E. P.,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pp. 120-125, 185-188; Chapin, F. S.,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al Economy, Ch. 14。
【85】 關於俄國五年計劃中的農業改革，可看Chamberlin, Wm. H., Soviet Russia, A Living Record and a History; Burus, E., Russia's Productive System; Farbman, M., Russia's 5-Year Plan。
【86】 工業革命前，英國的工業組織，見Chapin, F. S., op. cit., Chs. 10-12; Hobson, John A.,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Ch. 3。
【87】 《中外經濟周刊》226期（南京各種工商業之調查）。
【88】 《中外經濟周刊》214期（常熟之經濟狀況）。
【89】 《中外經濟周刊》228期（國內工業發展之狀況）。
【90】 Cheyney, E. P., op. cit., p. 189.
【91】 參閱Weber, A. F., op. cit., pp. 193-5。
【92】 Gras, N. S. B.,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 pp. 213-4.
【93】 工業應當設在什麼地方，近來經濟學者討論的很多。W. Krzyzanowski對此曾有一結賬式的報告，文章的題目，是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見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5, No. 2 (April, 1927), pp. 278-291。後來R. M. Haig研究紐約工業的歷史，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論。也有貢獻，見Major Economic Factors in Metropolitan Growth and Arrangement (Regional Survey of New York and its Environs, Vol. Ⅰ.）。
【94】 各國對付華工的法律，可閱拙著《中國海外移民鳥瞰》，載於世界書局印行的《中國人口問題》115至142頁。
【95】 原文如此，疑有誤。——編者注
【96】 Overton, A. E., "Trade: World Statistics", Encyclopaedia Britainica, 14th Edition.
【97】 Gras, N. S. B., op. cit., Chs. 4-5.
【98】 Thompson, W. S., op. cit., p. 275.
【99】 Adams, Lewis and McCrosky, "Population, Land Values and Government", Regional Survey of New York and its Environ, Vol. Ⅱ, p. 101.
【100】 Hart, H., The Technique of Social Progress, pp. 75-77.
【101】 Baker, J. E.,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Annals, Vol. 152 (Nov. 1930), p. 165.
【102】 Walker, G. M., The Measure of Civillization, p. 56.
【103】 關於交通與商業的關係，本文多采顧勒教授之說，顧勒教授的意見，發表於「The Theory of Transportation」一文中，該文現收入Cooley, C. H.,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pp. 17-118.
【104】 Gras, N. S. B., op. cit., pp. 204-5.
【105】 Smith, J. R., North America, pp. 121-131.
【106】 有人懷疑：社會學如以社會組織為研究的對象，範圍是否太廣？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組織的，政治學是研究政治組織的，社會學現在又來研究社會組織，是否把政治學、經濟學等都包括在內，而使「社會學」與「社會科學」的範圍相等？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經濟組織的研究，是經濟學範圍內的工作，但經濟組織與別種社會現象的關係，便是社會學的工作。假如說得更準確一點，這種工作，便是經濟社會學的工作。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不同之點，可以類推。
【107】 等級一詞，在英文為Estates，德文為Stände。英美學者，除少數外，對於等級社會與階級社會的分別，多不大注意。德國學者，對於此兩種社會，多相提並論。如富萊爾（Hans Freyer）的社會學系統，便以等級社會（Ständegesellschaft）與階級社會（Klassengesellschaft）為其主要概念，見其所著Soziologie als Wirklichkeits Wissenschaft, Leipzig, 1930及Einleitung in die Soziologie, Leipzig, 1931。
【108】 關於等級社會與階級社會的差別，除上面所引富萊耳的著作外，可看Albrecht, G., Die sozialen Klassen, S. 61-70; Baner-Mengelberg, K., "Stand and Klasse", Köln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Soziologie, Bd. 3 (1923-24) S. 275-287; Ginsberg, M., Sociology, pp. 164-168; MacIver, R. M., Society, its Structure and Changes, pp. 82-3; Mombert, P., "Zum Wesen der sozialen Klasse", in Hauptprobleme der Soziologie, Erinneruugsgabe für Max Weber, Bd. 2, S. 247-8; Tawney, R. H., Equality, pp. 124-27; Tönnies, F., "Stände und Klassen",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 S. 617-38; von Wiese, L., System der allgemeinen Soziologie, S. 579-85; Weber, M.,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S. 177-80, 631-40。
【109】 近代階級流動的材料，索羅金教授（Pitirim Sorokin）曾有結賬式的報告，見其所著Social Molility, Part 5。靳世保教授（Morris Ginsberg）根據他自己的研究，以為現在的社會裡，上升的機會雖然很多，但已爬入上層社會，那麼跌下來便不容易，因為有許多勢力在那兒維持他。他所以得到這樣的結果，是因為他研究英國的社會，發現父親在上級中，而兒子跌到下級中去的（他把英國社會，分為上中下三級）不過1％左右。反是，父親在下級中，而兒子爬入上級的，倒有12％。詳細材料，見他所著的Studies in Sociology, Ch. 9。其實細看靳世保教授的報告，從上級跌至下級的，雖不到1％，但從上級跌至中級的，便有7％，從中級跌至下級的，便有27％。這種統計，表示現代社會中，下降的事實，還是有的，不過下降乃是按步的下降，很少突然的下降而已。大約社會上升或下降的流動，總是逐漸的多，而突然的少，此說創自德國的孟伯特教授Paul Mombert，見其所著「Dia Tatsachen der Klassenbildung」，Schmollers Jahrbuch, Bd. 44(1920)S. 1041-1070.
【110】 參閱本部分第四節。
【111】 有些學者，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及孟伯特等，認這一點差異，為等級社會與階級社會分別的主要點。孟伯特說：「Von einer Gliederung nach Klassen oll dann gesprochen werden, wenn zwischen diesen Gruppen ein Wechsel persönlich und in der Generationenfolge leicht möglich ist und typisch stattzufinden pflegt. Von einer Gliederung nach Ständen wird man im Gegensatz dazu dort sprechen, wo ein solcher Wechsel mehr oder weniger ausgeschlossen, wo die Zugehörigkeit zu einer bestimmten sozialen Gruppe durch Sitte und Recht eine gebundene ist.」Hauptprobleme der Soziologie, S. 247。
【112】 Albrecht, G., a. a. 0., S. 68.
【113】 現代階級的各種定義，可參考下列文獻：Geiger, T. "Zur Theorie des Klassenbegriffs und der proletarischen Klasse", Schmollers Jahrbuch, Bd. 54 (1930) S. 377-392; Derselbe,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s, S. 5-12; Mombert, P., a. a. 0., S. 240-43。
【114】 我們在下面引用許墨留教授（Gustav Schmoller）對於階級所下的定義，以作綜合定義的代表。他說：「Wir verstehen unter sozialen Klassen diejenigen grosseren Gruppen einer arbeitsteiligen Gesellschaft, die sich nicht nach Blut, Geschlccht, Verwandtschaft, nicht nach Religion, nicht nach Orts-Kreis-Provinzial-und Staatszusammengehörigkeit bilden, sondern die durch gleiche oder ähnliche Eigenschaften und Lebensbedingungen, durch gleiche oder ähnliche Berufsund Arbeitstätigkeit, durch gleiche oder ähnliche Besitzart und Besitzgrösse, durch gleiche oder ähneliche Art der Einfugung in die Ordnung der Volks wirtschaft und des Staates. durch gleichen oder ähnlichen Rang in der hierarchischen Geseilschaftsordnung, durch gleiche oder ähnliche Interessen aller Art ein Bewusstsein der Zusammengehörigkeit hagen und dem Ausdruc hgeben.」Die soziale Frage, S. 142。
【115】 參閱Albrecht, G., a. a. O., S. 37-8; Bober, M. M., Karl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p. 102-3, 328-9; Cole, G. D. H., What Marx Really Meant, pp. 101-8, 125-132; Ginsberg, M., Sociology, pp. 169-72。
【116】 von Wiese, L., a. a. O., S. 583-4.
【117】 關於階級起源的理論，可看：Albrecht, G., a. a. O., S. 78-102; Fahlbeck, P. E., Die Klassen und die Gesellschaft, S. 10-16, 98-121; Schmoller, G., a. a. O., S. 150-162; Oppenheimer, F., System der Soziologie, Bd. 1. S. 45-8; Sorokin, P., op. cit., pp. 337-345。
【118】 這一類的材料，可看：Sorokin, P., op. cit., Part 3; Lorimer, F. and Osborn, F., Dynamies of Population, Chs. 8, 10。
【119】 以為智力測量的結果，可以表示一個人的天生智力，固然是錯誤，但反過來說，以為智力測量，只表示教育的結果，也未免矯枉過正。因為社會上有許多低能的人，即使給他很好的環境，最優的教育，其智慧商數，也沒有加高的可能。智力測量所測量的到底是什麼，我覺得福利曼教授（F. N. Freeman）的說法最妥當。他說：「Intelligence tests have made a marked advance toward the measurement of native capacity, but their scores are still influenced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by the effects of training, and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this influence must always be taken into account.」Mental Tests, p. 475。
【120】 Bücher, K., Industrial Evolu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third German edition by S. Morley Wickett), p. 342.
【121】 Tawney說：「War, the institu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ur, have all been adduced to explain the facts of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differentiation. The diversity of doctrines is natural, since the facts themselves are diverse.」Equality, pp. 66-7. Fahlbeck在討論各種階級起源的理論之後，也說：「Bemerkenswertenweise aber kann man nicht sagen, dass eine von diesen verschiedenen Meinungen die ganze Wahrheit enthält, während die andern nichts als Irrtümer seien. Denn eine jede kann unbestreitbare Tatsachen als Stürtzen. für sich anführen. Dies ist jedoch nicht verwunderlich. Eine in Zeit und Raum so umfassende Erscheinung wie die soziale Difierenzierung in Stände und Klassen nimmt viele Gestalten un und hat mehrere verschiedene Selten.」Die Klassen and die Gesellschaft, S. 17。
【122】 Cooley, C. H., Social Organization, Ch. 18.
【123】 Ginsberg, M., Studies in Sociology, p. 198.
【124】 Tawney, R. H., op. cit., p. 90.
【125】 Eoss, E. A.,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p. 358.
【126】 Hammacher說過：「Das soziale Ideal heisst Identität der möglichen und wrikiichen, der natürli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Rangordnung.」見上引Mombert論文中第274頁。這種理想，只有機會平等，公開競爭的社會中可以實現。
【127】 Sydenstrcker, E., Health and Environment, Ch. 5.
【128】 Tawney, R. H., op. cit., p. 91.
【129】 Epstein, A., Insecurity, a Challenge to America, p. 194.
【130】 Todd, A. J., Industry and Society, p. 313.
【131】 Gemmill, P. F. and associate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roblems, pp. 626-30.
【132】 Gillette, J. M., and Reinhardt, J. M., Current Social Problems, p. 183.
【133】 Gemmill, P. F., op. cit., pp. 623-4.
【134】 產生公平社會的方法，像這篇文章里所說的，主張的人頗多，但說得最有條理的，還算湯納教授，看他的名著《平等論》（Equality, London, 1931）。
【135】 大意采自下列各書：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enin, 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Sombart, W., 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Bd. 1, Kap. 30。
【136】 Mitchell, W., Business Cycles，pp. 387-394.
【137】 1848年，馬恩二氏寫他們的《共產黨宣言》時，覺得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工人的前途，是很黑暗的。他們說：「The modern laborer, on the contrary, instead of rising with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Sinks deeper and deeper below th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of his own class. He becomes a pauper, and pauperism develops more rapidly than population and wealth.」
【138】 Douglas, P. H., Real W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1926, p. 130 ff.
【139】 Seventeenth Abstract of Labor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Kingdom, (1915) p. 66. W. Sombart在他的近著Deutscher Sozialismus（1934年出版）117頁里，也有一段文章，談到過去一百餘年工人實際工資的升降問題，他所舉的實際工資指數如下。
【140】 Smith, H. L. (Editor), The New Survey of London Life and Labour, Vol. 3, p. 126.
【141】 Bukharin, N.,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1929; Lenin, N., Imperialism, 1916; Lenin, N., Toward the Seizure of Power, 1932.
【142】 Lenin, N., Toward the Seizure of Power, pp. 224-5, 277-8.
【143】 Laski, H. J., Democracy in Crisis, pp. 235-6.
【144】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我們認為是在手段方面。下面的兩個定義，與此同意。Norman Thomas說：「In its broadest sense, socialism is the doctrine that l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rincipal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should be socially owned and democratically managed so that production should be for public use, rather than for private profit... but socialists would employ political action and the machinery of existing states to achieve their end.」Anna Rochester說：「Communism is the workers' international movement of revolut; onary, change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見Spahr and others, Economic Principles and Problem, Vol. 2, pp. 564-5．雖然共產主義者，以為社會主義違背了馬克思的學說，但社會主義者，也可從馬克思的文獻中，找到他們理論及行動的根據。如在1872年，馬克思曾說過：「Der Arbeiter muss eines Tages die politische Gewalt in der Hand haben, um die neue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zu begrunden... Aber wir haben nicht behauptet, dass die Wege um zu diesem Ziel zu gelangen, äberall dieselben seien. Wir wissen, dass man die Institutionen, die Sitten und das Herkommen der verschiedenen Gegenden berücksichtigen muss,... und wir leugnen nicht, dass es Iänder gibt, wie die Vereinigren Staaten, England, und, wenn ich Ihre Institution en recht kenne, Holland, wo die Arbeiter zu ihrem Ziete kommen durch friedlihe Mittel.」見Sombart. W., a. a. 0., Bd. 1, S. 391-2．這是馬克思對荷蘭工人說的話。在那時，他認為美國、英國及荷蘭，都可用和平的手段，達到無階級社會的目的。
【145】 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是承認的。他說：「Still I must seize upon this occasion to state that, as the costs of producing laboring powers of different quality differ, so must differ the values of the laboring powers employed in different trades. The cry for an equality of wages rests, therefore, upon a mistake, is an insane wish never to be fulfilled. Value. Price and Profit.」收入Algernon Le．所編的The Essentials of Marx第146頁。
【146】 參考Webb, S., "The Worker in Soviet Russia", Current History, (Dec, 1932)pp. 273-280; Chamberlin, W. H., Soviet Russia, 1931, p. 456; Counts. G. S. and others, Bolshevism, Fascism and Capitalism, 1932, pp. 207-8。
【147】 Lenin, 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Vanguard Press, 1926), pp. 19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