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 十 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
旭生先生在《獨立評論》所發表的《教育罪言》，前後共有六篇。前五篇是批評的，指出現有教育制度的缺點；最後一篇才是建設的，提出他的改革教育的方案。我在這篇文章里，所要與旭生先生討論的，只是他的方案。
我覺得旭生先生的方案，其最新穎的一點，便是注重農業教育。六歲以下所受的幼稚教育，我們姑且不談。他的國民教育，與現在的小學不同的，便是「先生學生，盡屬農夫。農忙力田，農閒治學」。國民學校中的教職員，雖然是師範學校出身的，但是這些師範學校，「位置是在鄉野的……師範學校附近有兩個大規模的農場，第一農場為就我國舊法稍加改良者，第二農場為新式工業化者。……師範學校學生，前一半入第一農場，習我國固有農事；後幾年入第二農場，習新法農事。」換句話說，從這些師範學校出身的，只能教授農業，對於別種職業是外行的。旭生先生在高等教育中，還是一貫的注重農業，所以商科各種學校，工科各種學校，都要「附設農場，亦如師範學校。……工商業的學校，如前二三年不須實習者，仍當附設第一農場，資其練習。」「大學教育前有預備學校，預備學校……亦有附設農場，練習農事，而無年限。」
旭生先生為什麼要使全國的教育農業化呢？因為他覺得這種教育，才合於中國的需要。他對於中國社會的組織，以及變遷的趨勢，有下列一句重要的論斷。他說：
中國是以農立國的，我們相信不惟今日如是，即將來亦仍如是。
因為他有這樣一個前提，所以才有他的全國教育農業化的方案。這是他的主張中最新穎的一點，也是我認為最可商榷的一點。
主張以農立國的人，近來真是不可勝數，但是什麼算是以農立國，可惜沒有人給他下一個詳細的解釋。假如說中國以農立國，只是要表明中國的多數人，是依靠農業為生，那誠然是一件事實，但我卻認為是一件可憐的事實。因為這一件事實，只是證明中國的農業生產方法落後，要多數人在農業中勞碌，才可維持全國人的衣食。生產方法進步的國家，只要有少數人在農業中努力，全國衣食的資料，便有著落。如美國在1930年，只有22％的人在農業中謀生，不但生產可以維持本國人的衣食，還有餘剩可以運往外國，便是一個好例。中國在農業中謀生的人數，現在雖無統計，但許多估計，都把他放在70％以上。文化先進的國家，生活程度高的國家，沒有一國的農民，其百分數是在70以上的。根據1932年的國際年鑑，農民百分數在70以上的國家，可考的有南非洲聯邦的黑人（75.0）、印度（72.3）、布加利亞（82.4）、立陶宛（79.4）、波蘭（75.9）、羅馬尼亞（79.5）及俄國（86.7）。俄國的統計，是1926年的，那時五年計劃還未開始。現在我們敢說俄國農民的百分數，要降低很多了。以上這些國家，如把俄國除外，試問有哪一個國家，不是比較貧窮的，生活低下的，文化落後的？所以如說中國以農立國，便是多數人依農為生的意思，那麼我們最好努力改良農業的技術，使少數人耕之，多數人便可食之。如此便可使很多的人，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從事於別種實業，努力於他種生產，使中國的財富，除農業外，還有別種來源。
旭生先生又以為不但現在的中國，是以農立國，即將來亦仍如是。這便等於說是，中國的經濟組織，是固定的，是不變的。但是旭生先生有什麼根據，下這種奇異的推測？在旭生先生所提倡的新式師範教育中，不是要學生習新式農事麼，不是設備一種新式工業化的農場麼？我相信中國的農業，如不開倒車，總有一天會採納新的生產方法，如旭生先生所希望的。假如有那一天，中國農民的百分數，一定要減少的，這可以外國的經濟史為證。我們試看各國的歷史，凡是農業進步的國家，沒有一國農民的百分數，不是下降的。今列表如下：
以上這些國家，第二時期的農民，百分數都比第一時期為低。這些國家裡面的農民，有的只是百分數的降低，如表中所示的。有的不但是百分數的降低，而且是實際數目的降低。如美國在1910年，在農業中謀生的人，有1265萬，1930年，只有1075萬。德國在1907年，農業中有988萬人，1925年，只有976萬人。丹麥在1911年農民有51萬人，1921年，只有47萬人。法國在1906年，農民有885萬人，1926年，只有819萬人。但是這些國家的農民，雖然減少，而農產品卻在增加。以少數的農民，產多量的農品，這是最經濟的生產方法。假如中國採用這種最經濟的生產方法，當然無需70％以上的人在農村中。所以假如中國的農業有進步，中國人依賴農業為生的人，是要減少的。
以上這些討論，只是要說明我與旭生先生對於中國情形的觀察不同之點。我們的見解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都認中國的國民，大多數以農為生。但他以為這是一件好事，所以要把教育制度去遷就他。而我卻認為這是一件可憐的事，能早日脫離最佳。脫離這種畸形的狀態，使中國除農業之外，還要發展工業、商業、交通業、運輸業、金融業、礦業，乃是我們所希望的。此外，旭生先生認將來的中國，還是以農立國，而我以為農業技術進步的結果，農村中可以不必容納70％以上的人口，這些剩餘的人，將來一定是在別種職業中找生活。結果，中國人口的職業分配，一定要與現在不同，那便是說，將來大多數的人，不一定要靠農業為生。我們即使學不到美國，學不到澳大利亞，也應當學到法國。英國當然不足學，因為他誠如旭生先生所說，工商業畸形發展了，弄得不到10％的人在農業中。不過我們要記得，工商業的畸形發展，固不足取，然而農業的畸形發展，如中國與印度，又何足為法。
我對於旭生先生的前提，既然不能完全同意，所以對於他的教育方案，也不能完全贊同。他提倡農業教育的精神，我是很表同情的，但是他要使全國的教育農業化，就未免「矯枉過正」。我們先不談將來中國的情形如何，就拿現在的情形來說，中國人口的分布，並不完全在農村中。中國人的職業，也不完全是耕田種地。中國在100萬人口以上的都市，據我所知的，至少便有3個，滿10萬人口以上的都市，據托格雪夫（Boris P. Torgasheff）在《中國評論周報》三卷十四期中所說，至少有112個。此外在5萬人口以上的都市，我們還不知道有多少。陶內先生在《中國的農工》一書中，估計中國的市民，占全國人口20％左右，請問這些人的子弟，也都應當習農業嗎？假如他們都習農業，那麼中國的商業、工業、運輸業等等，應當交誰執行？總之，「驅天下之民，歸之於農」，乃是中國以前的頑固思想，由於不明他種職業的生產價值而發生的。自從經濟學發達以後，誰都知道一國的經濟組織，不是靠一種實業所能維持的，一定要各種實業平衡的發展，才可以收國富民榮之效。所以我們如想建設繁榮的中國，不但在農業上要努力，在別的實業上，也要有相當的努力。旭生先生似乎也想到這一點，所以他也「希望我們的工商業有相當的發展，不再受帝國主義的壓榨」。可是他只希望而已，在他的教育方案中，實在看不出實現此種希望的教育。他的國民學校中，先生學生盡屬農夫，一切的學校，都附設農場。從這種學校出身的學生，耕田種地，固然是拿手好戲。但是要他們從事於別種職業，試問有無此種能力？
所以我的意思，以為在市中的國民學校與師範學校，與其附設農場，不如附設工廠。與其教他們種地，不如教他們織布。與其教他們拿耙，不如教他們開火車。與其教他們割麥，不如教他們打電報。與其教他們研究土壤，不如教他們研究都市交通。與其使法官耕田，不如讓他利用那些時間，去研究中國的司法制度。與其使醫生種地，不如讓他利用那些時間，去設法減低中國人的死亡率。總之，中國社會中的生產事業，不只農業一項；中國社會中所需要的人才，也不只農業人才。教育制度，要造成各色各樣的人才，要滿足各方面的需要，所以國民學校中的學生，旭生先生要他盡屬農夫，乃是我所不敢贊同的。
不但在都市中的學校，不必教授農業，就是農村中的學校，也不必專教農業。我是因為看清楚中國農村中的人口過剩，所以有此種主張。農村中的人口過剩，何廉先生在《獨立評論》第六號中已有說明，我們徽州人，尤其深刻地感到這一點。在我們那兒，農場是很小的，一個農場的經營，有時交給家庭中的女子便夠了。這種小農場的生產，不能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同時農場的經營，也用不完一家人的勞力。於是這些過剩的勞工，只好向外發展，向農業以外的職業去發展。中國南部有一句土話，說是「無徽不成鎮」，這是表示徽州人在外路謀生者之多，但這種情形，實有經濟地理之背景的。中國有好些地方的情形，一定與徽州相仿佛，如寧波，如廣東的許多部分都是。在這些鄉村地方，如只給他們以農業教育，一定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辦教育的，一定要斟酌當地情形，除農業教育外，還要辦商業教育、工業教育，以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此外中國還有許多地方，有其特殊的富源，如山西之煤，河北之鐵，湖南之鎢，雲南之錫，為充分利用這些富源起見，那麼在這些省里，豈可忽略礦業教育嗎？
至如中國將來的情形，恐怕對於農業以外的教育，需要更有甚於今日。這是將來的話，現在也不必多談。
最後，我願意對於這篇文章的題目，加一解釋。「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二詞據旭生先生說，是採用梁漱溟先生的。他們都反對都市教育，而主張鄉村教育。假如目前的中國教育，是都市教育，那麼都市教育，誠然是可反對。但是與其稱目前中國的教育為都市教育，不如稱他為遊民教育。因為現在的學校，特別是中學，只製造出來一批一批的遊民。他們當然不會耕田種地，在農村中做生產的事業。但都市的事業中，又豈有他們的地位？他們固然不能從事於農業，又豈能從事於工商業？所以把中國的教育叫做都市教育，真是冤枉了都市教育這個名詞。假如我們說都市教育是工商教育，以別於鄉村中的農業教育，那麼都市教育在中國應當提倡，正如鄉村教育應當提倡一樣。在創造新中國的過程中，我們要發展農業，同時也要發展其他的實業。假如我們承認這一點，那麼旭生先生的教育方案，就應加以修正，使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在他的方案中，都占有相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