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 九　再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我在去年9月9日的《大公報》上，曾發表一篇短文，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贊同的人固然很多，但反對的人也不少。贊成我那篇文章的人，有許多是補充我的意見的，這兒暫且不提。反對的文章，我見到的有三篇。一是李炳寰先生的《評吳景超之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眾志月刊》二卷一期）一是劉子華先生的《評吳景超的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鋤聲》月刊一卷第四、五期合刊）一是萬鍾慶先生的《發展都市必先救濟農村》，（《民間》半月刊一卷十七期）他們的論點有許多是相同的，所以我在這兒，作一個總略的答覆。 在我寫那篇短文的時候，早就料到那篇文章，會引起一部分從事農運的人的誤會，所以我在篇首便先聲明，我所要說的，只是救濟農村的一條途徑。在這條途徑之外，還有別的工作可做而且應當做的，如從政治、教育、自衛等方面著手，去救濟農村都是。想不到雖然這樣小心的聲明，而有一部分人仍舊誤解，以為我要提倡一種新的觀點，來抹殺其餘的觀點，其實我決沒有這種意思。反對我的觀點的人，一定要提出證據來，說明發展都市，於救濟農村無益處，或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才可推翻我的主張。關於此點，我相信至今還沒有人做到，所以我的主張，還是可以成立的。 發展都市的事業，我以為至少三點是要做的。第一種事業，便是興辦工業。關於這點，李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說：「工業是萬分的急需……用新興的民族資本工業，來代替帝國主義的榨取，抵制舶來品的傾銷，削減原料的輸出，挽救巨額的入超。」看了這段文章，好像李先生是贊成興辦工業的。可是幾行之後，李先生忽然改變了口調，他說：「試問把98種工業，全設在都市，那麼誰敢擔保便減少了中國的無業者？恐怕適得其反，都市無立足之地者更多，農村破產益烈呢！」新興工業，既可「抵制舶來品的傾銷」，又可「挽救巨額的入超」，而其結果，乃使「農村破產益烈」，這種理論，未免前後矛盾。李先生的文章中還有一段，論在中國振興工業之難，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壓迫」，由於「關稅未能完全自主」。這一點劉先生與他完全同意。劉先生於承認「興辦工業是發展都市的急務」之後，便顧慮到「不平等條約未盡廢除，帝國主義侵略無法抵禦之時，中國工業能不能日趨發達，尚是極大問題」。當然在今日的中國，振興工業，是有相當困難的，但我們要問，這種困難，是否無法克服？假如無法克服，那麼我們只好束手待斃。假如有法克服，那麼我們豈可畏難而退？發展中國工業的困難在什麼地方，以及這些困難如何克服，是我國民族的一個大問題，不能在這短短的篇幅內討論。但是我們敢斷言的，就是這些困難，決不是「帝國主義」幾個字便可包括的。我們的困難，一方面固然由於外來壓迫的劇烈，一方面也由我們自己的不爭氣。假如從事工業的人，都能深刻的反省，都能盡其在我，都能把一切營私舞弊、因循懶散等等惡習慣，噁心理都改良了，我們的困難便要減少許多。這是我們可以努力之點，比空喊打倒帝國主義要切實得多。即如李先生所提到的中國絲業的衰退，在二十年度輸出的不及十八年度的四分之一，在李先生雖然要歸罪於「帝國主義壓迫」及「關稅未能完全自主」，實則全不相干。中國生絲輸出的衰退，最要的原因，由於美國絲織工業中人，近來都願用日本絲而不願用中國絲。以前，美國的市場，是中國人所壟斷的，後來美國絲織工業中人，以中國生絲，不適宜於機器的運用，提出幾點來請中國繅絲的人改良，中國人置若罔聞，日本人便利用這個機會，把本國的絲產，改良得適合美國人的需要，於是美國的市場，便為日本所奪了。這段故事，哈佛大學的陶適教授，在他的大著《幾個關稅中的問題》裡面，說得很詳細。我們聽了這個故事，應該得到一個什麼教訓？ 萬先生對於在都市中興辦工業一點，提出三點意見：（一）農業中並非無路可走；（二）興辦工業，不一定須在都市；（三）工業的發達，必有賴於糧食及原料，假如不先改進與維護農業，民族工業便難發展。我們先從第三點說起。萬先生說工業的發達，非有農業做基礎不可，這是醉心農業的人一種誇大的態度。最近章伯雨先生在他的《經濟上的復古論辨》（《農林新報》第372期，是駁我在本刊125期中《我們沒有歧路》那篇文章的，所以附帶也在這兒討論一下）一文里，也犯了同樣的毛病。我們無論採用哪一種或一國的工業分類，就可知道有許多工業，其原料的來源，並不靠農業。美國清查局所用的工業分類表，把全國的工業，分為16大類，其中有11類，如鋼鐵業、化學工業、印刷工業、金屬工業、機器工業、音樂器具業、交通工業等等，都是無農業根據的。而且在生產的各種原素之中，原料不過是一種，有了原料，假如別的條件不合，那麼根據於此種原料的工業便不能發展。沒有原料，而別的生產條件，卻都完備，工業也未嘗不可發展。紗布業在英國與日本都很發達的，但英國與日本出棉花麼？絲織業在美國是最發達的，可是美國卻不出產生絲。這種例子很多，萬先生既然是專治經濟的人，自然也都知道，不必我來細舉。即使退一步說，發展工業，非農業供給原料不可，那麼我在那篇短文里，又沒有反對「改進與維護」農業，為什麼萬先生要提出這一點來對我宣傳？ 關於萬先生所說的第二點，興辦工業，不一定須在都市，只含片面的真理。工業的位置，有的不必設在都市，有的非在都市不可，關於此點，我在《清華學報》八卷二期中，有一篇《近代都市化的背景》，詳細討論，不必贅述。萬先生提倡那些不必設在都市的工業，我在那篇短文中，提倡要設在都市中的工業，彼此是不相衝突的。 關於萬先生所說的第一點，我以為最有討論的餘地。我說農村中已無路可走，是根據一些簡單的數字而下的結論。中國的可耕地，雖無統計，但中外各專家的估計，如我們的翁文灝先生，及美國農部的貝克耳先生所發表的，相差不遠。這個數目，如與美國的可耕地相比較，要比美國的為小。但美國人在農業中謀生的，只有1000萬人左右。以1000萬人的努力，便可使10000萬以上的人衣食有著，還有盈餘可以運銷外國，這是使我最為驚異的。中國在農業中謀生的人，據估計，在全人口70％至80％之間，這點數目字，便可十足的表示中國農業生產方法的落後。我總希望政府與一切從事農運的人，設法改進中國農民的生產技術。假如這是應該做而且是可以做到的，那麼中國農業吸收人口的力量，將逐漸減少，這是生產技術改良後必然的結果。歐美各國的歷史，昭示我們是千真萬確的。在這種時候，興辦工業，便是為全國的農民，多辟了一條生利之道。但萬先生卻不願意人走這條路，他指出現在每村還有200元之儲蓄，可以為農民另闢生路。我們願問：中國的農民，還是停留在鄉村中分這200元的儲蓄好呢，還是在工業中去尋比這200元要多的進款好呢？ 李、劉、萬三先生，對於我所說的發展都市的第二種事業——發展交通——都抱同樣的疑懼。李先生說：「即遍設鐵路，也不過助長外貨的暢銷，促進農村之破產而已。」劉先生說：「交通發展到那裡，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巨爪也就伸張到那裡。」萬先生也說：「在此交通動脈為外人所把持之情形下，鐵路與航運，只不過為推銷舶來品的運輸機關，所以中國今日交通最便利的地方，洋貨的侵入更為敏捷，農村的破產更為厲害。」這三種說法證明了我在《我們沒有歧路》一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因噎廢食派」在國內大有其人。他們應當知道，中國的交通工具，除運舶來品外，還要運國貨的。假如中國沒有交通工具，各地的有無，如何調劑？陝西的棉花，如何運往上海？山西的煤，如何運往天津？四川的桐油，如何運往漢口？難道我們用鐵路航路來運棉花，運煤，運桐油，不是事實麼？鐵路與航運，豈真如萬先生所說：「只不過為推銷舶來品的運輸機關」麼？我還願意在這兒提出一些事實，證明這三位先生所痛恨的舶來品，其所以能暢銷中國，有一部分是由於中國交通事業的不發達所造成的。美國的安諾德先生，前幾年寫了一本極有趣味的書，名為《中國問題里的幾個根本問題》，其中有一段話，極可注意： 達科他人之去西亞德埠，猶陝西農人之去上海。由達州運麥至西埠，計程1000英里，鐵道運價每噸約華幣23元。自西埠至上海，計海程6000英里，輪船運價約計13元。自達科他至上海，總計運費為36元。再益以自鄉間至車站，平均25里路之汽車運載，故總計運費每噸為40元。即使提高之，假定為45元，計亦不過每擔費3元而已。回顧自渭河流域運1擔麥抵車站，須費7元之巨，加以300里之火車抵漢口，600里之江運抵上海，兩相比較，即可知其貴賤矣。……漢口距陝西只600里，然磨粉業人與其應付運費而受渭河之饋麥，毋寧出價購買美國之麥，較為便宜也。 安諾德先生的話，告訴了我們美國的麥，所以暢銷於漢口，不是長江的航運太發達了，而是渭河流域至漢口的交通太不發達了。孫中山先生在他的民生主義第三講內，也提到一個富有意義的故事。他說： 像前幾年我遇著了一位雲南土司，他是有很多土地的，每年收入很多租谷。他告訴我說，每年總要燒去幾千擔谷。我說谷是很重要的糧食，為什麼把他來燒去呢？他說每年收入的谷太多，自己吃不完，在附近的人民都是足食，又無商販來買，轉運的方法，只能夠挑幾十里路遠，又不能運到遠方去賣。……因為沒有用處，所以每年到收新谷的時候，只好燒去舊谷，騰出空倉來儲新谷。這種燒谷的理由，就是由於生產過剩，運輸不靈的原故。 孫先生對於這個故事所下的結論，是值得我們玩味的。因為運輸不靈，所以有谷多的地方，也運不出去。我們不在發展交通上注意，只怪外國糧食進口。有什麼用處呢？從這兩個例子，我們便可格外明了發展交通，對於農民的貢獻了。至於交通發展之後，都市的製造品，運銷於內地，對於農民的手工業，自然要予以打擊。但這是在經濟進步的過程中所不能免的結果，農民只可適應潮流，在新局面下謀新發展，假如因此而反對新式交通，新式工業，那便是抱殘守缺，結果一定是要受淘汰的。 關於我所說的發展都市的第三種事業——擴充金融機關——李先生以為「銀行家對於農村的放款投資全存了戒心」，若想叫他放款於農村，他是「不肯」的。萬先生也說：「在今日的農村破產情形之下，期望都市的金融機關負起放款於內地的責任，又談何容易。」但隔了幾行之後，萬先生忽然提到「中國、金城、大陸等銀行肯假手華洋義賑會，參加農賑放款」。所以萬先生提出的事實，打破了自己的理論，同時也替我們回答了李先生，銀行家並不是「不肯」放款於農村的。劉先生倒是看得到「銀行界今日因將內地現金集中得太多，誠然想多設分行，以便貸款農民，使手中現金出路」，但他卻為誅心之論，說「他們的目的，決不是要救濟農村的破產，乃是要救濟自身的損失」。我並沒有說銀行家放款於農村，是抱辦慈善事業的目標而來的，這種動機的討論，不在本題範圍之內，可以不談。我只願意指出這種行為的結果，不管他的動機怎樣，對於農民是有利益的，也便是可以救濟農民的。這件事不必強辯，我們只要比較農民向銀行借款——直接或間接由合作社——所負的利息，與向地主、店戶、紳士、高利貸者借款時所負的利息，其輕重為何，便可瞭然。 最後，我願意謝謝李、劉、萬三先生，因為他們的辯難，我才得到一個重新申說我的觀點的機會。我們的看法雖然不同，但是我們對於中國大眾生活的關心，以及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視，大家都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