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二十三章 戰爭結束

戰爭結束 1945年4月21日，在義大利的德軍前線崩潰；4月25日，美軍和蘇軍在易北河邊的托爾高會師；4月28日，C集團軍群的全權代表在卡塞塔簽署停戰協議；4月28日，墨索里尼被槍決；4月30日，慕尼黑陷落；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自殺；鄧尼茨出任帝國總統；5月2日，C集團軍群正式投降；5月4日，G集團軍群在慕尼黑投降；5月5日，西北戰線總司令投降；5月7日，南方戰線總司令（凱塞林）投降；5月7日，德國在蘭斯簽署投降書；5月9日投降生效。 德國南部 我深信戰爭最終將在德國中部地區決出結果，因此我有意忽略了兩翼，特別關注中部的事態發展。如果蘇軍和西線盟軍在易北河或柏林會師，那麼不管兩翼的局勢多麼有利，也都將變得無關緊要。此時此刻，要維繫這場戰爭，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必須爭取時間，讓在東線作戰的德軍勝利班師，再與英美作戰。 我已經說過，德國中部的局勢只能指望新成立的第12集團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不知道這支備受吹捧的神秘部隊的真實情況。隨著局勢的惡化，希特勒通過當面或電話交談，再加上最高統帥部作戰參謀在旁邊煽風點火，總是讓我相信，這支軍隊擁有「扭轉乾坤的力量」。但當我從其整個組建狀態推斷，意識到這支神奇的部隊無法及時參加戰鬥，甚至對於德國中部的局勢起不到絲毫幫助，我想我最好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南方吉凶未卜的局勢上，因此我在4月10日把司令部遷到了上普法爾茨（Upper Palatinate）。 在德國南部，美軍於3月底在奧彭海姆跨過萊茵河，然後又擊敗了G集團軍群右翼部隊，現在他們向東北可以直通吉森和黑斯費爾德，向東直通維爾茨堡（Würzburg），向東南則是幾無駐兵的平原直通紐倫堡。 再向南，美國軍隊已經到了曼海姆和海德堡以南及東南的萊茵河谷。3月底，阿爾及利亞第3師和摩洛哥第2師在施派爾和蓋默斯海姆之間的地區渡過萊茵河，隨後法國軍隊在南普法爾茨（South Palatinate）轉向北方進軍。這些師繼續向東南方向推進，密切支援美軍的側翼，掃平了萊茵河谷，為法國殖民地第9師和法國第5裝甲師渡河提供了條件。 3月26日，敵人的基本計劃已經相當明了。現在的局勢清楚地表明，敵人在南方的戰略目標是從北方肅清這一地區。這項計劃的優勢在於： 大規模渡過萊茵河的行動主要發生在由盟軍部隊控制的地區。 對山地前線和沿河工事進行正面進攻十分困難且代價高昂，但現在此類行動已經不必要了。 在德國南部作戰的美國第7集團軍左翼部隊與在其左側推進的美國第3集團軍仍然保持著鬆散的聯繫。 然而，對這些意圖的解讀並不能彌補我方在戰略選擇上的欠缺。德軍在這一地區的唯一依仗就是地形。但即便如此，他們在沿河防線（美因河）和山地（歐登瓦德山）背後的防禦也令人非常失望，那裡的部隊有些是在調動過程中被發現和消滅的。因此，我們要做的必須是在適當的時機進駐陣地，然後盡最大努力鞏固防禦，直至我們找到另一個有利時機撤退到新的陣地，這意味著我們要選好一些天然防線，在那裡進行陣地戰而不僅是運動戰。但至少第1集團軍的左翼和第19集團軍目前就在防禦陣地上，其中第19集團軍集結在右側，位於黑林山的北部邊緣，所有可用的部隊差不多都調集給它，但這也意味著削弱了黑林山西側的防線。這些被削弱的防線占據地形的優勢，在防守時可以相對稀疏一點。但是，有一個事實無法忽略，即對於挾勝利之威而來的敵人，在面對人數、訓練和裝備都不如他們的守軍時，是不可能被牽制很長時間的。 為了使這個邊打邊撤的計劃得以順利實施，我們著手鞏固了陣地，並調集了大炮和其他重型武器來支援。但這也是我們最匱乏的地方。 這段時期我沒有處理日常事務，而是在總結我所認為重要的戰術階段以及其中的關鍵部分。 敵人在突破了米爾滕貝格（位於美因河轉彎處）與埃伯巴赫之間的接合部，緊接著又在阿沙芬堡攻占了美因河上的橋樑，這標誌著敵人開始了兩項重大行動，打通了前往維爾茨堡的道路（4月1日—7日），隨後經此打通了前往班貝格（4月15日）和紐倫堡的道路，緊接著越過梅根特海姆（Mergentheim）到達紐倫堡（4月16日—20日）。 敵人沒有改變戰術方案，他們的裝甲師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穿插，並藉助於快速集結的方式，為步兵師的後續行動開闢了道路。敵人在這一階段實施的裝甲部隊快速前沖的戰術，實屬罕見。 在把第1集團軍左翼部隊調配至突圍部隊的過程中，G集團軍群和第1集團軍的指揮官們都表現出了非凡的靈活性。然而，他們到達得太晚了，甚至沒有及時趕到陶伯河—亞格斯特河（Jagst）防線。基於現有的部隊，連敵人的先頭部隊都無法阻擋住。 這種壓力也讓最高統帥部感到擔憂，他們於4月3日命令G集團軍群的新任指揮官舒爾茨（Schulz）將軍，讓其在第1集團軍右翼背後組建一支由托爾斯多夫（Tolsdorff）將軍率領的強大突擊隊，從北方發起進攻切斷敵人向維爾茨堡的推進，並與第82軍連在一起。這一命令是行不通的，我撤銷了這一命令，隨後上報最高統帥部並獲得批准。這個例子與H集團軍群的情況類似（命令斯圖登特發起進攻），表明地圖和報告永遠不能代替個人觀察。 在我們看來，敵人在美因河流域的快速推進，讓美國第12集團軍群有能力將正在圖林根林山西側和南側作戰的第11裝甲師、第14裝甲師轉到東南方向，來掩護和加強美軍受到阻擊的左翼。 在第1集團軍的左翼，第13軍和第8軍的各師屈服於敵人的壓力，被迫退到亞格斯特河和內卡—恩茨防線（Neckar-Enz Line），然後在4月10日又退到科赫爾河（Kocher）。現在已經建立起了通信聯繫，而且事實上，在他們到達這些防線之後，戰鬥出現了短暫的平靜。4月10日，第1集團軍駐守普瑞根施塔特（Prickenstadt）—烏芬海姆（Uffenheim）—下施泰滕（Niederstetten）—英格爾芬根（Ingelfingen）—科赫爾河防線，其右翼差不多位於施泰格林山（Steiger Forest）的西部邊緣。第1集團軍的左翼和第19集團軍的右翼共3個師調到了受威脅較大的紐倫堡地區，但這也削弱了在戰略上相當重要的內卡—恩茨防線和科赫爾河防線，不過，這些防線也依託地形進行了鞏固，而且似乎沒有什麼迫在眉睫的危險。令人遺憾的是，調防的3個師很晚才抵達新的戰鬥區域，而且從其實力上看，也不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強大。 德軍右翼的局勢發展使這種轉移非常必要。疲憊不堪的第82軍各師無力抵擋美國第7集團軍和第3集團軍側翼師的追擊。而在班貝格（Bamberg）地區，第36國民擲彈兵師和第416步兵師被分割開來。4月15日，班貝格和拜羅伊特被攻占，南方的國土向敵人敞開了大門。 在西部，我們的調動更加完整順暢，前線也並沒有土崩瓦解。4月14日—15日，我們在艾施（Aisch）開展了一場戰鬥，因為紐倫堡像磁石一樣把美國第7集團軍吸引了過來。 要不是黨衛軍第13軍第2山地師和黨衛軍第17裝甲擲彈兵師在最後一刻及時趕到，這一戰事必然遭到災難性的失敗。同時，我重組了兩個損失慘重的師—第36國民擲彈兵師和第416步兵師，他們由經班貝格撤退而來的部隊和一些新招的應急部隊所組成。這樣他們匆匆忙忙地重整裝備，並於4月16日—17日在高速公路以南建立了一小塊防禦陣地。不幸的是，第17黨衛師的一個團不得不為了保衛紐倫堡而先行撤離，而這在第82軍和第13黨衛軍之間造成了一個缺口，並且一個美國師抓住了這個機會潛行而入。現在弗蘭克尼亞瑞士（Franconian Switzerland）、上普法爾茨直至納布河（Naab），整個側翼都暴露在外，要想加以防護，只有調用在格拉芬沃爾（Grafenwöhr）軍事基地中的一個戰鬥隊，其他再無部隊可用。這些格拉芬沃爾的部隊（裝甲兵和卡車步兵）被派往美國第14裝甲師的側面，這支美軍正在從拜羅伊特向紐倫堡推進。我當時就在現場，目睹了這場攻擊。戰果不大，這並不完全是由於部隊實力薄弱，主要原因還是缺乏前線經驗、戰鬥訓練和衝鋒氣勢。因此，除了從上普法爾茨延伸至納布河有個缺口外，德軍還是在4月18日—19日從安貝格北部經施瓦巴赫（Schwabach）、安斯巴赫（Ansbach）和哈爾（Hall）直至勞芬（Lauffen）建立了一條可憐的防線。 隨著這條防線的建立，第1集團軍再次顯示了戰鬥力。在4月14日—15日，敵軍向前推進，在海爾布隆的內卡河兩岸建立了一座橋頭堡，這不能歸咎於第1集團軍指揮部或部隊。 從海爾布隆到普福爾茨海姆，內卡—恩茨防線的突出部擋住了歐登瓦德山和黑林山之間的通道。如果突破內卡河前線，則意味進入了斯瓦比亞汝拉山（Suabian Alb）北部平原，這裡非常適合坦克自由行動，並可以渡過恩茨河進一步威脅斯圖加特和位於黑林山和汝拉山之間的南部盆地和河流。 在3月底，局勢已經很明顯，美國集團軍群的南線部隊並不想在路德維希港—海爾布隆防線以南的地區開展實質性的冒險行動，這意味著巴登和符騰堡將是法軍的行動區域。 4月13日，法軍從卡爾斯魯厄地區向我們在黑林山北側的陣地發起進攻，到4月18日已向維爾德巴特（Wildbad）和黑倫阿爾布（Herrenalb）進行縱深推進，並對普福爾茨海姆形成了部分包圍。即使在一個堅固的區域後面，我們的部隊也站不住腳了。因此，在機動性如此強大的敵軍面前，任何「計策」都註定要失敗。第19集團軍現在已無力實施阻滯行動，這是無法掩飾的事實。即使是裝備最好的第8軍和第64軍在強大的天然防線背後都沒有多少抵抗能力，那麼地區防禦營和其他部隊又能指望上什麼呢？在開闊的平原上，所有的戰術行動都以逃命而告終，不過，儘管失敗讓德軍跑得飛快，但敵人移動得更快。儘管第19集團軍重新集結力圖重振旗鼓，但還是不能阻止敵人橫掃普福爾茨海姆東部地區。 美軍和法軍從普福爾茨海姆出發，至4月20日—21日已到達斯圖加特附近，期間一支美軍向斯圖加特以東發起進攻加以配合，這切斷了第1集團軍和第14集團軍之間的聯繫。第80軍現在處於絕境。4月22日，當法國裝甲師向菲林根（Villingen）推進時，第64軍和第18黨衛軍的部分部隊也同樣陷入困境。經過幾天的戰鬥，符騰堡失守，這樣恩茨河—黑林山防線也將難以守住。 4月24日，第19集團軍帶著大批兵力從駐防的多瑙河（Danube）和勒爾河防線向肯普滕（Kempten）撤退。 可悲的是，這些天的失敗不僅影響了德國南部官兵的士氣和戰鬥力，而且決定了未來戰局的走向。 在第1集團軍的右翼，美國第3集團軍的先頭部隊橫掃弗蘭克尼亞瑞士東部的剝蝕區，並威脅魏登（Weiden）和諾伊馬克特（Neumarkt）。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們連同美國第11裝甲師入侵黑林山。在4月26日—5月3日，他們占領雷根（Regen）、茨維瑟爾（Zwiesel）和卡姆（Cham）等地。魏森貝爾格（Weisenberger）將軍在納布河的防禦或被摧毀或被擊退。 第82軍也同樣被擊退，部分師被打散，最終部隊的重新集結得益於在多瑙河北岸雷根斯堡（Regensburg）橋頭堡的陸軍工程兵學院的工程兵部隊和在河對岸的黨衛軍「尼伯龍根」（Nibelungen）師。 黨衛軍第13軍也被迫回撤，部分部隊也被打散，但整個軍始終保持著內部聯繫。他們在英戈爾施塔特（Ingolstadt）和多瑙沃特（Donauwörth）之間建立起4個橋頭堡，在多瑙河後方展開戰鬥，並準備建立一條新的防線。 4月19日，敵軍對第1集團軍左翼的第13軍發起了決定性攻擊，他們在克賴爾斯海姆（Crailsheim）和巴克南（Backnang）之間多地撕開了防線，並為在迪林根（Dillingen）和烏爾姆之間的美國師開闢了通往多瑙河的道路。然而，部分德國軍隊在迪林根以西形成了一個大橋頭堡，他們於4月24日從那裡順流而下，渡過多瑙河，並在迪林根以西直至烏爾姆一線重新恢復防禦。但敵人在4月23日突襲迪林根獲勝，並且兩三個美國師在烏爾姆附近聯合作戰，這些行動決定了這些英勇部隊的命運。 所有這些事件都比不上4月20日蘇軍大範圍突破奧得河（Oder）的勝利。德軍對此的反應，是於4月24日在最高統帥部中設立了一個德國南部作戰參謀團隊，由溫特將軍負責，後來我以南方戰區總司令的身份把它們納入麾下，成立計劃參謀團隊。 敵人的行動與前幾個星期大致相同。4月3日，美國裝甲師臨時收起了他們的謹慎態度，突襲了波希米亞森林（Bohemian Forest）的深處，並沿著多瑙河向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進發。儘管如此，盟軍最高統帥部還是努力讓第二戰線的各支部隊齊頭並進，在整體上保持一致，避免局部出現逆轉。在這裡，和非洲與義大利一樣，法國師也表現出了他們在山地作戰方面的實力，而德軍指揮部卻無法再拿出同樣的實力進行對抗。 德國軍隊暴露出來的弱點，以及在訓練、裝備和機動性方面的不足，再加上盟軍對第7集團軍和第1集團軍之間缺口進行的不懈追擊和突破，可能會使盟軍提早取得勝利。美國第10裝甲師的突破理念也是一種戰術策略，如果能夠被充分利用，可能會給第1集團軍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此外，美國第12裝甲師對迪林根的猛攻，完全顯示了他們的銳氣，但令我驚訝的是，這種銳氣在渡過多瑙河之後似乎衰退了。 城市爭奪戰 4月2日，希特勒下令保衛所有城市。毫無疑問，他深信每一個德國人都會通過最後的犧牲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並相信所有人也是這麼考慮的。如果這本身只是一種幻覺，那麼該命令用在軍事上總是結果難料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行不通。現在的軍事問題是削弱敵人的攻擊力，從而阻滯敵人的進攻。因此急需一線部隊，而民兵則做不到這一點。成功的城市防禦戰需要高度的戰術經驗、軍事訓練和戰鬥紀律，以及不能被圍困住的適當地形，這種情況只發生在少數情況下，因此單是這一條命令就必須三思而後行。整個西線戰役都證明了這一點，對此我的命令是，保護城市是我們的目標而非手段，決定戰場位置的是地形以及部隊的性質和能力。對於路德維希港、卡塞爾、愛森納赫（Eisenach）、施韋因富特（Schweinfurt）、紐倫堡和慕尼黑的防禦都是典型的例子。 維爾茲堡戰役受到了元首命令的影響，其在軍事上是不合理的，這個想法來自大區長官。 我非常仔細地觀察了施韋因富特的保衛戰。戰鬥是在遠離城鎮的地方進行的，因為那裡有許多高射炮部隊，所以可以依託這些環形陣地。隨著這一外圍陣地的突破，城市中的滾珠軸承工廠也自動停止了抵抗和工作。 如果我的命令得到執行，紐倫堡之戰也會在城市外圍打響。但是，由於城市具有「納粹慶典」的神聖性 ，省納粹黨領袖拒絕了這些命令，堅持繼續戰鬥，最終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事實上，紐倫堡牽制的敵軍數量之多，確實超出了我們和盟軍的預期。4月16日，我本人就在紐倫堡，正在前往第1集團軍和G集團軍群總部的路上。我正好趕上了一次炸彈襲擊，親眼見證了這座城市所遭受的破壞。巷戰雖然慘烈而且不必要，但也不會造成更多的破壞。 儘管大區長官不斷催促，對慕尼黑這個「運動之都」 的保衛，我曾兩次斷然禁止。 即使在戰術形勢要求堅決保衛一個城市的時候，也不能說就要極端地執行希特勒的命令，我不記得有哪個例子是這樣的。 橋樑的拆除 由於未能及時炸毀橋樑而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雷馬根、哈瑙（Hanau）和阿沙芬堡都是極具說服力的例子。但無論是這些教訓，還是希特勒一再發出嚴厲的命令，都沒有任何效果。雖然多瑙河前線已得到保護，也發出了專門的警告，但迪林根大橋還是在4月23日落入美國第12裝甲師之手。類似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多次發生。這些疏忽的例子表明，隨著我們的戰爭潛力達到極限，大部分新兵的戰鬥力已明顯跟不上，正如我們的資源也已不堪重負。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部隊無法區分什麼是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就像全部橋樑中只有零星幾座被拆除了。第7軍區和其他行政中心強烈要求保存那些經濟方面十分重要的橋樑，但也無法否認它們在軍事上也很重要。在這些情況下，我會禁止拆毀這些橋樑，但同時讓當地指揮官負責安排其他的安全措施。畢竟，還是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比炸藥更有效。 阿爾卑斯山要塞 1945年4月20日左右，我在位於慕尼黑北部的莫森霍芬的總部接到了保衛「阿爾卑斯山要塞（Alpine Fortress）」的命令，我需要儘可能地把該要塞弄清楚。關於阿爾卑斯山要塞的說法有很多，但大部分都是胡言亂語。 我在義大利的時候，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脈的南側邊緣就已經築起了防禦工事，一直延伸到瑞士，目前部分地區仍在建設中，由黨衛軍安全部隊（卡車步兵）駐守，指揮官是霍費爾（Hofer）大區長官。在北側和東北面都沒有防禦工事，到4月20日也沒有任何開工，也沒有任何部隊長期駐紮在那裡。 據當時的報道，西南戰區司令部於4月底命令費厄斯坦（Feue-rstein）將軍率領各支部隊向北移動。雖然這個報道明顯不準確，但也表明在德國境內有軍事任務。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里，戰事的發展把四面八方的許多參謀人員和後方部隊都帶到了阿爾卑斯山陣地。結果該地區人滿為患，糧食供應嚴重不足，但在1945年4月的大環境下，撤離也是不可能的。 保衛這個所謂的阿爾卑斯山要塞，需要組建相應的軍隊，然而，在這個地區已經沒有什麼軍隊了，國內的運輸部隊和場站都只能提供炮灰。5月初，倫杜利克想率領南方集團軍群撤退到阿爾卑斯山，在那裡戰鬥到底，結果我花了很長時間才說服他這個計劃是行不通的。 儲存食物和裝備的任務本應交給黨衛軍波爾將軍，儘管他應該就在德國南部的某個地方，卻沒有找到他。像往常一樣，在需要後勤保障或空軍部隊的時候，他們什麼也做不了。 純粹從軍事角度來看，阿爾卑斯山要塞的價值體現在，保衛它是為了達成某個結果，而不是為了保護一個要塞。如果這裡有強大的多兵種後備隊，不僅能夠通過廣泛出擊和空襲來牽制住大批的敵軍，而且還能摧毀他們，那就太好了。不過最後一點是不可能的，其他的也都是自欺欺人。 1945年4月中旬的局勢 到4月20日，整個西線的主要任務就是保護東線的後方，讓他們放手同蘇聯人進行最後一搏。這也是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最後希望所在。同樣地，在4月20日以後，東西所有前線都在繼續戰鬥，現在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如何把東線軍隊撤退到英美戰區去。 我不同意最高統帥部的觀點，即西線盟軍在認識到共產主義的危險時，會向前推進，建立一個抵抗蘇聯軍隊的防線，儘管當黨衛軍沃爾夫（Wolff）將軍在瑞士向美國人提出停戰建議時，我的名字也在上面。他認為羅斯福（Roosevelt）已經相信蘇聯的政策是兩面派的。也有人說，與西線盟軍的戰爭應該在蘇聯人抽手打出王牌之前就立即結束。儘管出於軍事和政治上的原因，有很多人反對這種觀點，但我個人只是對心理上的爭論有興趣——如果在西線的所有德國軍隊都投降了，會如何影響到那些仍在蘇聯前線作戰的人呢？他們還會決戰嗎？他們會覺得自己被拋棄了，被無情的命運出賣了，被集體交到了蘇聯人手裡。這個結果是我們有義務必須絕對防止的。討論如何去實現這個想法毫無意義，但有一件事必須努力做到：給他們時間，讓他們邊打邊撤，進入被美國和英國占領的地區，當然已經很難確定這些地區該從哪裡起算。後來的事件表明這個想法有多么正確。沒有什麼能改變這一點，即使事實上許多盟軍指揮官將盟軍間的協議置於人道主義要求之前，阻止德國軍隊越過分界線，或者在他們越過分界線後會把他們移交給蘇聯人，也無法改變這一事實。 西線的中央樞紐哈茨山脈和圖林根林山可能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牽制了強大的敵軍，但也在4月中旬陷落了。在德國中部，本來計劃由剛剛成軍的第12集團軍從哈茨山或其北部高原發起反攻，但局勢的急速變化使得這一打算化為泡影。在這一時期，東西戰線已經幾乎壓在一起並相互影響，給德軍指揮部帶來了巨大的難題並造成了嚴重分歧。本應為前線提供補給的區域急劇縮小，特別是從馬格德堡延伸到德勒斯登的易北河走廊，以及從大柏林（Greater Berlin）地區到唐格明德（Tangermünde）北部易北河段的這個主要集結地。 當美國第3集團軍轉向東南方向時，多瑙河南北兩側的首批美國部隊攻入倫杜利克的南方集團軍的防區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必然給後者帶來不利影響。當巴頓的軍隊橫掃南方時，我計劃對其側翼發起猛攻，但執行命令的兩個德國裝甲師（第2師和第11師）在穿越波希米亞森林時行動太慢了，而隨後命令他們配合南方集團軍群在波希米亞森林的南部邊緣阻止美國第3集團軍，又有些不切實際。 從3月底至4月底，在萊茵河和美因河潰敗後向東逃竄的師級戰鬥群行進了250多英里。他們經歷了行軍、潰散、戰鬥、再失敗、被包圍，最後遍體鱗傷、精疲力竭，卻又重新集結、再次戰鬥和行軍。這是一種強大的堅韌，儘管有其局限性，但大大超出了他們所做到的或所能達到的成就。 北方局勢的發展無須詳細討論，因為自4月6日起，H集團軍群直接劃歸最高統帥部指揮。希特勒所期望的改善從未實現。他對布拉斯科維茨應對局勢的方式很不滿意，於是對斯圖登特加以任命，希望能把死氣沉沉的局面一掃而光。但有一次，在討論這個問題時，約德爾對他說：「您可以派十幾個斯圖登特去，我的元首，但局勢不會改變。」 總之，這就是我們所有人的想法。 西北戰區總司令布施於5月5日投降了，次日，在荷蘭的布拉斯科維茨也投降了。 在德國南部、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戰鬥宣告結束 蘇聯人已經取得了突破，並於4月底逼近柏林。當決定性的戰役在那裡打響的時候，位於德國南部的英美軍隊卻出奇地被動。人們有一種印象是他們已經準備打包回家了。 無論如何，我們在德國南部的抵抗正在逐漸減弱。第19集團軍被打敗了，其殘餘部隊現在駐防在多瑙河和伊勒河上。敵人已經在兩個地方突破了多瑙河，並從烏爾姆向第1集團軍的左翼發起猛攻。在這一側的第80軍也面臨著被包圍和殲滅的威脅。 實力較弱的美軍部隊駐紮在曾經的奧地利邊境。他們企圖沿著多瑙河北岸推進，穿過波希米亞森林進入捷克斯洛伐克，這一做法顯然更像是在保護他們的側翼，並無其他意義。 西南戰區司令部（在義大利的C集團軍群）在波河以南的戰鬥中損失慘重，以致撤退工作進展緩慢，被困在構築良好的南阿爾卑斯山防線上。 東南戰區司令部（在巴爾幹地區）正在進行激烈的戰鬥，敵人正在迫近其右翼，而C集團軍群在義大利的撤離更增加了這個方向上的危險。 在奧地利（倫杜利克的南方集團軍群）的戰鬥暫時平息下來，他們在前線背後還有相當多的後備力量。 中央集團軍群（舍爾納指揮）的右翼部隊在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進行激烈的戰鬥。 前線後方唯一完整無缺的德國大型編隊是新組建的第12集團軍，但它一直在西線作戰。現在東西雙方都受到了威脅，它的實力不足，無法避免厄運。 儘管如此，我們在東部的軍隊，包括東南戰區司令部和第12集團軍，都保存了相當大的力量，不需要對他們關注過多，而在義大利、巴伐利亞的部隊和第7集團軍則處於崩潰的邊緣。 在這種情況下，還有繼續戰爭的理由嗎？ 由於現在所有可用的師都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仍然在戰場上的德國部隊註定要走向前所未有的共同的命運。無論他們是立足自己幫助友軍，還是前拉後扯共赴深淵，都不會有什麼出路。例如，我們在德國南部前線的瓦解必將嚴重危及在阿爾卑斯山，東南、西南和南方的其他部隊。如果在義大利的軍隊被消滅，那就意味著巴伐利亞軍隊也走向終結，並且巴爾幹地區的危險也隨即增加。 對於戰爭中的心理，當所有人都被捲入了同樣的命運，士氣的波動就會像野火一樣蔓延，而更嚴重的是人們會不顧整體影響而選擇獨自行動。同志關係的原始職責使得一個正派的軍人在知道他的同志們正在最後一戰中堅持到底時，他不可能放棄戰鬥。如果他堅守的陣地關乎他同伴的生死存亡，那麼無論放棄或投降都是不可想像的。 這些想法在我腦海里悲壯地盤旋著，這已不再是為乞求和平而戰鬥的問題。現在最重要的是絕不讓我們的德軍戰友落入蘇聯人之手。因為這個原因，而且僅僅就是這個原因，我們將不得不戰鬥到底。 在戰爭的最後幾年裡，我越來越關心的問題是，戰爭能持續到什麼程度。顯然，一名指揮官對下屬和部隊士氣的影響程度，取決於他對這個問題的明確態度。在史達林格勒戰役和突尼西亞投降之後，勝利已經變得遙不可及。至於諾曼底的成功登陸是否最終決定了我們的命運，現在這一推測已經無關緊要了，因為西線的崩潰已經撲滅了打破僵局的最後希望，我們已經山窮水盡。 這就是為什麼自1944年秋季以來，我一直支持黨衛軍沃爾夫將軍在瑞士聯絡美國人的計劃。我已經說服自己，作為一名軍人，戰爭到了目前這個時候，有必要在政治層面上與敵人進行談判了，這就是這種接觸的目的。從政治方面，盟軍從未掩飾他們要摧毀德國的意圖，最主要的是民族社會主義和「軍國主義」，這意味著涵蓋了大部分國民和所有高層人士。他們對我們的宣傳充滿惡意，讓我們感覺根本沒有希望保存我們的民族。盟軍這種要摧毀我們的決心，也體現在其「無條件投降」的公告文本中，對此我們只有一個回答：以儘可能高昂的代價賭上我們的生命，也就是說，我們會繼續頑強的戰鬥，一直把敵人拖垮，或許這樣他們才更願意坐到談判桌前。1918年，我們曾經放棄過一次，結果被迫接受了凡爾賽的殘酷安排。毫無疑問，我們現在沒有人希望重蹈覆轍。 在1945年4月20日前後，整個局面開始使我感到切實迫切。東西方的防禦戰都讓我們的希望落空。柏林危在旦夕。我再一次做出了堅持到底的決定。 希特勒總部給我的命令再次強調，軍人不能「獨自行動」。在戰爭的最後兩個月里，希特勒下達了許多嚴令，要求阻止盟軍的推進或實施阻滯行動來爭取時間，他充滿信心地期待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東線終會取得勝利；期待組建一支新的軍隊，「頂級的軍隊」，來扭轉局勢；期待研發出各種新式武器，尤其是「人民戰鬥機」，來提升戰鬥力。 然而，正如美國人為打擊德國生產而進行的精確研究所確定的那樣，只有努力加強空襲保護才能極大地影響結果，雖然可能無法阻止結果的產生。通過這種方式，政治干預就有可能帶來一種勉強接受的和平。 防線上的德國軍人，只要手裡有武器就無所畏懼，但一想到要成為蘇聯人的俘虜，卻會戰慄起來，一點都不誇張。在這個決定性的時刻，要對我們東部的戰友見死不救，對任何指揮官來說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尤其是我還負責著從德勒斯登向南的蘇聯前線。我們必須戰鬥，為我們的東部軍隊爭取時間，以撤退到英美占領的地區。 我向手下的3個東線集團軍群提出緊急建議，讓他們與蘇軍進行局部談判，但他們都認為完全沒有希望而拒絕了。基於同樣的原因，5月初，南方集團軍群的各個集團軍在格拉茨（Graz）的一次會議上要求我們應該繼續戰鬥。我明確下令禁止這樣做，以切斷與敵人的接觸，並迫使部隊向美軍區域撤退。 * * * 在最後階段，阿爾卑斯山區（與虛構的阿爾卑斯山要塞不同）成了西南、東南、G和部分南方等四大集團軍群的落腳點。這裡堅持不了很長時間，但足夠讓東線集團軍群逃離蘇軍。後者的撤退速度取決於那些最先進和最依賴其餘部隊行動的部隊。 在巴爾幹地區，E集團軍群的主力部隊需要足夠的時間才能通過一個狹窄的瓶頸區域進行撤退。如果右翼的事態發展趨於惡化，而且C集團軍群從義大利撤離可能會撕開一個缺口，這都可能阻止撤退行動。因此，其右翼必須得到增援，而且兩個集團軍群也必須相互協調好。對巴爾幹半島來說，更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位於奧地利的南方集團軍群。他們過早地撤退，尤其是其右翼部隊，有可能會堵住E集團軍群的退路，那麼此時就只能指望狄托大發慈悲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中央集團軍群的防線被擊破，再加上可能來自北方的包圍威脅，其撤退計劃可能要變得複雜一些。在這裡，首先要做的是動用所有可能的後備力量來加強突破點。從美國第3集團軍對德國第7集團軍的行動可以推斷，捷克斯洛伐克不是美國的利益區，這意味著他們可能不會對中央集團軍群開展極其危險的行動。 在南巴伐利亞，敵人在極短的時間內成功做到了我認為極不可能的事情，他們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占領了最強大的地區。現在的問題是，從羅伊特（Reutte）到布雷根茲（Bregenz）這段進入阿爾卑斯山的通道能守住嗎？這個地形易守難攻，這項任務看來是可行的。那麼，是所有的法國軍隊，還是只有那些專門進行山地作戰的殖民地師，會追擊第19集團軍的殘餘部隊而進入阿爾卑斯山，或者他們會在山脈的北部邊緣停下來？我們關於「阿爾卑斯山要塞」的宣傳有效嗎？敵人可能會在義大利跟在C集團軍群後面窮追猛打，從而把攻勢推進阿爾卑斯山。 事實證明，法國軍隊繼續向阿爾卑斯山前進，並在北方發起了包抄攻勢。4月27日，他們已經到達山脈的北部邊緣，4月30日，他們在廣闊的戰線上向阿爾卑斯山發起進攻。在齊爾山口（Zirl Pass）和費恩山口（Fern Pass）相繼陷落之後，我同意了第19集團軍的投降請求。這一時期在阿爾卑斯地區發生的某些事件非常糟心。霍費爾大區長官的行為令人費解，他對軍事行動的干涉過大，以至於我不得不下達命令，禁止遵從這位因斯布魯克省（Innsbruck）大區長官關於軍事問題的指示。在其他方面，他也沒有表明他的想法。令人不安的是，他在部隊實力不足的情況下，下達了一些折中的命令，結果這些命令要麼得到了最蠢笨的執行，要麼被置之不理。此外，他的一些兩面派做法或明顯的背叛行為，也給部隊帶來了損失。這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即使已經走投無路，第1集團軍仍然保持著堅韌不拔的風姿。當然也有挫折，比如在迪林根和瓦瑟堡—米爾多夫（Wasserburg-Mühldorf）等地。但是，特別值得讚揚的是集團軍司令部及其下屬指揮官，他們開創性地採取了很多新的應急手段；此外，還有整支部隊，他們訓練有素地避開了敵軍的包圍威脅。在許多場合下，我會只提到馮·亨格爾（Ritter von Hengl）將軍，他曾經只帶了少數部隊抵擋住來自北方、南方後來又有西方的進攻，這種英勇的保衛戰證明了訓練有素的德國軍隊即使在絕境中也能保持高昂的士氣。在更遠的東部，美國軍隊已經到達伊舍（Ischl）和哈萊茵（Hallein）。5月7日，他們接受了當地德國軍隊的投降。 在奧地利，第7集團軍與倫杜利克的南方集團軍群配合，應該可以取得更多的戰果。但這些行動距離現在仍然太近，尚無法做出準確的判斷。5月初，我在采爾特韋格（Zeltweg）和格拉茨與東線指揮官們開會，隨同的還有我的參謀長溫特。在那些令人擔憂的日子裡，他對我的幫助特別大。東南（勒爾）、南方（倫杜利克）和中央（舍爾納）等3個集團軍群對局勢的描述，給我的總體印象出乎意料的好。他們都沒有處於緊迫的危險之中，敵人對南方集團軍群的行動也已基本停止。雖然前線稍稍讓人放心，但是整個局勢卻是令人沮喪的。另外，後備軍的規模、實力和組成也超過我的預期。裝備情況也很好，後勤保障也沒有問題，而且與西方相比，供給還異常充足。次日，我下令加速向西方撤退，不過在前一天晚上南方集團軍群的參謀人員投降，使這次任務的執行變得有些複雜。（勒爾又被狄托的游擊隊俘獲，隨後就被判處了死刑，這是一個令人傷心的打擊。）因此，南方集團軍群的大部和東南集團軍群的大部都撤退到美軍控制的區域邊線上，我緊急向美軍進行了報告，然後部隊得以通過。 中央集團軍群的部隊就沒那麼幸運了，第7集團軍中個人主義橫行，使得舍爾納下達的命令幾乎無法執行。最終不幸的是，這支集團軍群在全面投降生效之後，仍在繼續戰鬥。 我獲得全權授權 實際上，我的新工作始於最高統帥部南線參謀人員到來之日，也就是4月24日，不過直到5月初我才收到正式的命令。局勢的發展要求採取一些這樣的對策，相關的面子問題並不重要。早在4月中旬，我得知該計劃草案，因此儘管我進行了匯報，但這一決定到月底仍未生效。當時我人也不在，於是派經濟部的海勒（Hayler）博士去見鄧尼茨上將，要求立即將我的職位落實下來。就這樣才成功了。 隨著我把總部遷往巴伐利亞，我作為指揮官的職責在此之前純粹都是軍事性質的，但現在大大增加了政治任務。這時南方和北方已經被切斷，這些任務的增加是因為每個政府部門都在南方設立了部長代表或者國務秘書代表，他們（與國家和各省領導人一樣，也包括來自捷克保護國的人）都試圖與最高軍事指揮官建立聯繫，因為後者現在獨掌大權。 在投降至和平之間的這段時期，必須與大區長官協調武裝部隊的指揮問題，並組織公共安全隊伍。 甚至在那些大區長官中間，有一些人想立即結束戰爭，也有一些人想戰鬥到最後一刻。奧格斯堡（Augsburg）和薩爾茨堡（Salzburg）的例子屬於第一類，而慕尼黑和紐倫堡則屬於第二類。5月3日，在柯尼希湖的最高統帥部南線參謀部總部舉行了一次會議，與會大區長官表示拒絕接受這種局勢，要求我們應該繼續戰鬥，至少不要控制他們民族社會主義者的行為，否則就不再服從命令。如果我拒絕下令，他們就提議立即派一名大使去見鄧尼茨上將，以表明這一要求是不容改變的。需要進行長篇大論般的辯論才能喚起人們對事實有一絲理解。我對他們說，現在必須認識到，5年多來，世界對我們發動戰爭，目的並不是要在贏得勝利後剝奪納粹黨的政權或摧毀民族社會主義。我清楚地看到，納粹黨培養黨員只關注國內事務，卻完全忽視了向他們傳授國際政治的基本知識。 * * * 在投降後這段時期的重整工作，要求一切都重新開始，並杜絕任何游擊戰的想法。 這一目標已經達成了，除了少數投靠山區而逃脫追捕的人，他們也不屬於所謂的「志願軍」。 在過渡時期，還需要組建一個由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疑似民族社會主義者組成的行政機構，直到占領國來接管為止。這一想法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儘管時間緊迫，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實施。這個機構還在「無政府」期間組織地方志願防衛隊來防止劫掠，後來由占領國批准組建的地方警察所取代。 另外，要採取措施養活人民和軍隊，直到占領國接管該責任為止。部隊口糧出現問題只是在部分地區，因為蘇聯前線的大量部隊突然湧入這些貧窮或交通不暢的地區，所以導致糧食供不應求。 為了避免搶劫，部隊倉庫的剩餘庫存已散發給了民眾。 國務秘書海勒博士以極其有效的方式繼續維持供給系統的運轉，並擬定措施鼓勵批發和零售貿易。最後一項只需要占領當局的批准即可，預計在同艾森豪威爾將軍舉行會議後予以通過。但是，這次會議並不包括其他一些本應涵蓋的重要事項。 我向美軍德弗斯（Devers）將軍提議，不要解散各種技術部隊，而且還要從其他部隊中抽調技術人員對其進行加強，然後立即將其用於修復橋樑或在重要情況下重建新橋，使用軌道車修復最急需的鐵路路段，並且把電話通信系統恢復正常，具體方案可以由美國當局進行討論和監督。我們還準備及時為受損的農業區提供勞工隊和馬車隊。 美國集團軍群宣布同意了這些建議，於是西線司令部擬定了必要的指示，現在要開啟這項最緊迫的工作，就只剩下得到美國總指揮部的批准了。然而，他們拒絕了！ 僅舉一個例子。5月底，有1.5萬名通信部隊人員正在待命，準備隨時修復公共電報和電話網絡。我相信到1945年底，通信系統和經濟生活就能夠有所恢復，此時就可以開始重建了，美國人也將省下大筆的後續支出，但前提是摩根索（Morgenthau）的影響沒有滲透到美國軍隊的思想中。 戰爭結束時的領導問題 關於建立一個理想的指揮系統並組建一個指揮機構，可以在單個戰區指揮三軍的行動，我的想法過於天馬行空，幾句話難以說清，但我想提一下大家可能感興趣的一點至兩點。 希特勒採用的制度是建立平行運作的機構，即在同一戰場上彼此獨立而又共同行動，這只能從獨裁者的角度來理解，他不相信任何人。這對戰爭的實施是致命的，主要缺點是軍隊和黨衛軍之間、行政機關與納粹組織之間互不信任，它們在優先規則、獨立權限範圍等方面各不相同。 在一場戰爭中，要求有統一的領導機關和經濟結構，這時諸如納粹辦公室之類的「贅肉」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害的。如果有人想破壞一個國家的武裝力量結構，他只需要採用希特勒所鍾愛的這種方式來組建機構，或者說是瓦解機構。 對新成立的部隊進行集中控制顯然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根據現有的戰爭物資來招募和訓練人力。預先仔細規劃新的部隊是正確的，但忽視優先次序（例如，空軍要先於陸軍裝備）或只考慮當前需要的做法都是錯誤的。阻止新部隊獲得人員和物資也是錯誤的，除非形勢發生變化，新部隊的利用價值變得難以預測，並且這些人員和物資本來可以及時用於挽救前線的崩潰。希特勒如此篤信的這些新軍，必定要足夠強大，裝備精良，訓練有素，能對戰役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否則毫無意義。到了1945年，情況就不一樣了。我認為，如果我們在1944年底，至遲在1945年1月—2月把我們所有可用的兵力和物資都派往前線，那麼這場被視為純粹地面戰的萊茵河戰役可能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在此之後，西線司令部手下的所有部隊已幾乎毫無戰力，急需經驗豐富的部隊強力增援。我們雖然反覆要求，但是他們始終充耳不聞。 投降 3月底，我在西南戰區任總司令時的參謀長倫提格爾（Röttiger）給我打了幾次電話，反覆求我儘快趕去他那裡商討局勢。我沒有時間去操心那些不歸我指揮的集團軍群。但是，當4月他歸於我的麾下後，我在27日—28日前往因斯布魯克與他會面，這是個節省時間的選擇，因為斯布魯克就位於我們中間。會議在大區長官府邸進行，馮·維廷霍夫和德國駐義大利大使拉恩博士出席了會議。黨衛軍沃爾夫將軍本來也要參加，卻因為游擊隊在某處耽擱了。 大區長官做了一個很長的介紹性講話，他在講話中詳細闡述了當時的政治形勢、他與希特勒的最近一次談話，以及南方戰區無望的軍事形勢。他最後表示，我們必須在為時已晚之前研究如何投降的問題，當然，我們只有在實在無法繼續戰鬥的時候才會支持投降。然後他離開了一會兒，拉恩和維廷霍夫討論道，就在幾天前，這位大區長官還唱著完全不同的調子。我在旁邊仔細傾聽著。 維廷霍夫接著報告了軍事局勢，現在已經急劇惡化，必然會導致崩潰。他認為有必要就投降問題進行討論，並作出明確的決定。會議還有時間，但拉恩博士沒有說話。 由於之前對美國人的示好，這一點我也曾經表示過同意，現在已經開啟了某種形式的投降談判。我當時並不知道此事，所以我從軍事的角度談了我的決定。無論我和沃爾夫的關係是好是壞，對於他這次未能出席，我至今仍然感到遺憾，因為他一定能讓我有一個更加明智的選擇。 我認為我們的行動必須由整體形勢來決定。作為軍人，我們要服從命令。這些因素都禁止我們投降，除非我們的良知告訴我們真的沒有其他出路了。我們還必須考慮間接後果。如果C集團軍群過早投降，將會使東南方向的集團軍群和阿爾卑斯山北部的G集團軍群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我們也不能忽略這一做法對在柏林及其周圍戰鬥的官兵產生的心理影響。我們自己的利益必須放在第二位。此外，我告訴他們，我假定或者說希望前線戰局的發展會比我們現在所擔心的更好，就像過去經常發生的那樣。 我要求繼續戰鬥的決定沒有遭到任何反對，我有一種感覺，就是我使維廷霍夫變得更加堅定了。但是，如果我詳細了解當時為安排全面投降而採取的措施，可能就會做出不同的決定並採取不同的行動。我應該在道義上遵守所有簽訂的協約。現在這麼說已經是事後諸葛亮了，否則我今天也無法說出當時我會怎麼做。雖然這個選擇似乎對東南戰區司令部有利，但我可能不會這麼做了。 因斯布魯克會議後的局勢發展非常糟糕，事實上雙方難以忍受這種尷尬。5月1日，我去前線視察，回來時已是深夜，我的參謀長向我報告說，舒爾茨將軍認為，以他的殘兵敗將，再進行任何抵抗都是徒勞的，他要求立即批准停戰。我同意了。第二天，馮·維廷霍夫向他的部隊通報了這個消息。與此同時，我向最高統帥部也報告了這一情況，在電文中，我坦承對於這一武斷行徑，我願意接受他們的處罰。然後我又簡要概述了西南司令部投降會產生的後果，對此我請求批准E、G兩個集團軍群的投降，其中後者的投降得到批准。 5月3日，我任命第1集團軍指揮官弗奇（Foertsch）將軍去進行談判。他具有完成這項艱巨任務的外交和政治資格，並於同日在我的阿爾姆（Alm）總部接受了詳細的指示。5月4日，該談判在薩爾斯堡舉行，但弗奇回來時非常沮喪。我們就連這一微弱的希望也破滅了，所謂談判只不過是聽盟軍發號施令，這仍是卡薩布蘭卡會議在作怪！西南集團軍群司令部遇到的情況也是一樣。我與他們的代表在5月1日晚上進行了會晤，他告訴我，對方可能會對他們的參謀長做出特別的讓步。我拿到的這個投降談判副本中沒有提到這些。 就在這些天裡，我與艾森豪威爾進行了首次接觸，討論戰場上我的部隊向美國人投降的問題。艾森豪威爾回答說，他在各地所有德軍都投降的情況下才會進行談判。於是，我要求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進一步採取必要步驟，他們也立即採取了行動。 G集團軍群的無條件投降於5月6日生效。我已經宣布預計在5月2日或5月3日進行投降，以避免任何進一步的戰鬥和無謂的流血。我向部隊表示感謝，並呼籲他們以實際的行動來維護德國武裝部隊的聲譽。我在這個場合和其他各種場合都不斷向各部隊說明，我們無可挑剔的軍人舉止是唯一能讓盟軍官兵保持尊重的東西，這對以後進行更高級別的談判將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我自己的感覺，也得到了美軍指揮官的證實，就是我們的士兵在經歷了近6年的戰爭和絕境後，仍然舉止有度。 5月6日，我的總部參謀團隊是阿爾卑斯山中唯一尚未投降的部隊。我決定把一部分參謀人員調到希姆萊的專列上，這列專列現在無人管理，停靠在薩爾費爾登（Saalfelden）的一條側線上，然後又和美國人取得了聯繫。此時，我的參謀長仍留在我原來的總部，根據我的詳細指示，制訂投降的細節。我曾建議黨衛軍豪塞爾（Hausser）將軍作為我的特別代表，負責黨衛軍部隊的投降事宜，使之完全按照我的指示進行，總之，在最後一刻決不要做任何傻事，如逃到山裡之類的。他在黨衛軍將軍中是最受歡迎、最有能力的一位，順利完成了這一任務，但這並沒有使那些久經沙場、紀律嚴明的黨衛軍部隊免受針對性的、非人道的對待。 我現在有時間考慮我的未來了。面對不可避免的壓力，我應該做些什麼來讓我輕鬆一點呢？如果我死了，只會把壓力再傳到別人的肩上，所以我決定不這麼做。 沒等多久，一個美國少校就帶著幾個士兵來了，我的警衛接待了他們。他告訴我，在接下來的幾天裡，第101空降師的指揮官泰勒（Taylor）將軍會來看我。泰勒將軍在戰後碰巧又擔任了駐柏林的美軍司令官，後來又出任駐朝鮮的美軍總司令。這位身材矮小、不配武器又謙遜有禮的美國軍官，在與我討論了我的參謀人員的解除武裝和投降事宜後，邀請我把住處遷到貝希特斯加登酒店（Berchtesgadener Hof）。他允許我保留我的武器、勳章和元帥權杖，並親自陪同我駛往貝希特斯加登酒店。 在途中，我們也能夠按照我所指出的路線前往各個不同的單位。 在貝希特斯加登酒店，最好的房間安排給了我和我的隨員。我可以自由行動，但必須有一位討人喜歡的布朗中尉在旁陪同。他出生在慕尼黑。我也可以在沒有美國人陪同的情況下拜訪位於采爾特韋格和格拉茨的蘇軍前線部隊，這個小小的舉動表明這位美國將軍的行為堪稱楷模，但也反映出盟軍之間的緊張關係。有一天，美國集團軍群司令德弗斯將軍來拜訪我，他儘管保留了一些傳統的軍人禮節，但仍表現得很冷淡。他的態度使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我會遇到新的情況。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從火車上開始，我不斷地接受盟軍報社記者的採訪。採訪期間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大家差不多都是相互理解。我在那裡結識了科特·里斯（Kurt Riess），他後來還專門為我求過情。我不斷地請求准許我同艾森豪威爾將軍談話，以便敦促他為部隊和民眾採取幫助措施。然而，1945年5月15日，我被帶到盧森堡附近的蒙多夫集中營，途中經過奧格斯堡，在那裡我不得不留下我的勳章和元帥權杖。我在這裡多說一句，無論是我的兩位參謀長（溫特和韋斯特法爾），還是我的其他軍官或士兵，他們都沒有想到我這次離開居然會遇到一個糟糕的結果。他們都非常了解我，知道我在戰爭中的幾乎每一個舉動，從來沒有想過會對我進行審判，甚至判處我死刑。他們也沒有想到，我不是去見艾森豪威爾，而是被送到一個特殊的集中營。為什麼會有人認為光明正大是錯誤的呢？ 首先，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方式，所有的德軍指揮官都困擾於投降問題，但這是政府的事。 其次，投降可以是經政府批准或命令進行的軍事行動。G集團軍群的投降就是前者的完美範例，而德國軍隊的全面投降則是屬於後者。 如果一支軍隊被打敗，如果抵抗已經變得徒勞無功，如果失去這支作戰部隊並不會給軍事和政治利益帶來明顯的損害，那麼就可以選擇投降。但也必須記住，不慎重地投降，會削弱軍隊的士氣和戰鬥意志。再例如，在突尼西亞的軍隊和在魯爾區的B集團軍群，他們的投降雖然對總體局勢不利，但這已經是唯一可以結束戰鬥的辦法，當然兩者也存在明顯的區別。 最後，還有一種投降。如果戰鬥繼續下去，既不能牽制敵軍，並且由於自身的弱點而毫無勝利希望，或者對戰爭的結果不會產生任何影響，那麼軍隊指揮官就可以主動考慮投降。在這兩種情況下，必須首先非常仔細地審查投降會對附近友軍或全部戰局產生什麼影響。 如果提前就計劃好投降，不顧自己對附近友軍的義務而突然實施，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行徑。雖然他們通常會找一些政治方面的藉口，但其實該指揮官對於全局情況也是了解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在這個高科技時代，不與上級機關協商就做出如此影響深遠決定，這樣的事例應該逐漸減少。 整個問題又繞回到「政治軍人」這個老問題上來。我在此重申，這類軍人在德國武裝部隊中毫無容身之處，他們是馮·澤克特將軍訓練的產物，他們「對憲法的忠誠」與納粹煽動是不一樣的。 然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卻判處這些軍人死刑，但是他們又要求軍人們表態，能夠對重大的對外政治問題施加決定性影響，或消除國內緊張局勢中的犯罪分子，或推翻有犯罪傾向的政府等。 在這兩種對軍人守則的解釋之間，存在著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 在1947年中期，我終於在一篇文章中就「政治軍人」這個問題進行了評論，而且沒有提及第三帝國的特殊事例。現在引用如下： 我要求每一名身居高位的高級軍官要具有政治洞察力，這樣能幫助他對國內和國外的政治事件形成一個深刻並恰當的理解。按照這種觀點，這名軍官應能夠以其充分的職責認知在國家元首面前充當合格的顧問，要能夠預見到對軍隊的需求，並同時使自己能夠適應政治環境。當然，這種微妙但不可或缺的配合工作可能會給內心帶來嚴重的衝突，並在外部產生一些爭議，此時這名軍隊領導者就必須考慮他的態度會對外交政策造成什麼影響。 但是，我決不承認通過個人政治行為來實現其個人政治觀點的「政治軍人」，這是誤解了「軍人」一詞的真正含義。這些人僭越的特權，是任何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都無法容忍的，除非他們願意屈服。即使在今天，1947年，在許多國家中也能找到支持這一觀點的例子。 綜上所述，我想強調的是，一名軍官，尤其是一名高級軍官，要超然於各方之上，但是每一名軍人也應服從合法的政府和合法的國體。他必須受到軍人誓言的約束。軍人誓言要求絕對服從命令，並規定士兵必須完全服從上級和合法政府。在這些義務中懈怠就是鼓勵政變，而政變很少對國家或人民有利。這樣，應該維護國家的武裝力量就變成了國家的破壞者。個別幾個相反的例子並不能證明什麼，但卻顯示了，對於一名責任極其重大的軍人，如果違背誓言，極少是出於一種道德責任。這個人必須知道他正走在「讚美主」和「釘死他」之間的羊腸小道上。 還有一點，政治和軍人之間存在著內在矛盾。只有極個別的人才能把兩者結合起來。一名軍人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政治上，就不再是一個好軍人了。我親身經歷的戰爭告訴我，在危急的軍事形勢下，政治討論會影響軍隊作戰。在我看來，對權力進行劃分似乎是一個不錯的解決辦法。然而事實是，什麼樣的指揮官帶出什麼樣的部隊。在我們所處這個時代，軍官要能夠把握政治的相互關係，並向士兵們加以解釋。只有這樣，「穿軍裝的老百姓」才能從「某個黨派的政治人員」演變為「有國家思想的軍人」。這個任務的難度絕對不容低估。我們德國人在最近兩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都捲入了戰爭，忽視了政治教育，而且必須在極左和極右的政黨和政客中處理掉一些人，因為他們對於國家的態度就是一種狂熱的否定。 因此，首要的原則仍然是把「穿軍裝的老百姓」教育成為忠誠和愛國的軍人，並通過宣誓堅定地效忠國家和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