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二十四章 我的戰後經歷
蒙多夫的「灰籠」；紐倫堡；達豪集中營；「肯辛頓囚籠」；1947年2月—5月，威尼斯審判；阿德堤尼墓穴與復仇；判處死刑；保護義大利古蹟和藝術珍品；韋爾監獄；結局。
監禁初期
現在談判正在進行，以便使「無條件投降」文書生效，但我還遠不能從投降後的那段時期中恢復過來，發生了太多令人痛苦的事情。我認為，必須消除歐洲各國之間的分歧，讓我們這個正走向崩潰的古老歐洲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要學會相互理解，找到一條歐洲統一之路。這個統一的歐洲將取代各個小國分裂的歷史。我一直相信白里安（Briand）的觀點，但當我成為一名空軍飛行員之後，對於有必要在歐洲建立新秩序的所有懷疑都煙消雲散了。1934年，人們駕駛著慢吞吞的飛機從柏林出發，為了避免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邊境，在飛行1小時後還不得不查閱一下地圖，這個例子就已經足夠了。在1948年初，我向美軍歷史研究部門的一名軍官解釋道：「如果我選擇了西線，在我有限的行動範圍中為實現一個歐洲聯邦而奮鬥，順便也為美軍歷史研究部門做了貢獻，這對我來說意義深遠，尤其是我認為英國法庭的死刑判決是不公正的。」
儘管這對個人來說很難，但我們必須學會遺忘。但是，已經發生的和有爭議的許多事情仍然需要進行討論，不是為了相互指責，而是要從我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造福未來。
我的生活現在充滿了痛苦，經歷了各種類型的盟軍集中營和監獄。蒙多夫的「灰籠」（Ash Cage）集中營，多麼形象的名字啊！1945年，我在這裡見到了德國政府、軍隊和納粹黨的諸多要員。可以說，德國財政部部長什未林·科洛希克（Schwerin Krosigk）伯爵和我一起已經安撫了那些不安的靈魂，讓他們彼此更加親近。守衛我們的軍官和軍士都是富有同情心的人，這與集中營指揮官安德勒斯（Andrus）上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他被任命為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監獄的指揮官。我們所有人都發現，這位美國軍官毫無國際禮節的意識。年輕的美國軍官認為我不屬於這座集中營，曾出於好意想把我轉到另一個不這麼陰森的集中營去，對此我不勝感激。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對他們的印象，他們都沒有被仇恨蒙蔽雙眼。
在上烏瑟爾（Oberursel）集中營，我的處境好多了，只是其中有幾天在這一處臨時審問營中經歷了一些無事生非的情況。但我在那裡看到的並不讓人舒心。我得出了一個結論，後來也得到了證實，即情報機構可能會改變一個人，當你與它打交道的時候，你可能會抑制不住地產生一種厭惡和恐懼，這類工作會給這個人留下深刻的烙印。如果不是招入了那麼多的德國移民，很多事情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這些人是在歷經苦難之後被迫出走他國，對他們的客觀性和人道主義精神就不要期望過高了。
作為一個在押候審的戰俘，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紐倫堡這個地方。自1945年12月23日起，我被無故單獨監禁了5個月！在運動或做禮拜時，我感覺自己成了一個別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在此期間，我在審訊戈林時作為證人出庭，接受了長時間的盤問。律師們對我說：「終於換了一個經典證人出庭！」我在出庭做證時，發生了兩件事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在一次冗長的解釋中，我正在為波蘭戰役的頭幾天空襲行動進行合法性辯護，德國航空部已經根據《海牙陸戰公約》為空中戰鬥制定了恰當的規章。檢察官戴維·馬克斯韋爾·法伊夫爵士（Sir David Maxwell Fyfe）在交叉訊問結束時，就這一點表示：「這麼說，你允許如此多的波蘭城鎮受到違反國際法的攻擊？」
在死寂的法庭上，我提高了嗓門。「作為一名已經服役40多年的德國軍官，我已經提交了我的證言。」我回答道，「我還是一名德國元帥，並且進行了宣誓！如果我的陳述得不到尊重，我將不再做進一步的供述。」
法庭上再次陷入沉默，最終這名檢察官打破了寂靜：「我無意冒犯。」
後來，辯護律師拉特恩澤爾（Laternser）博士想了解一些關於義大利游擊隊的情況。蘇聯檢察官魯登科（Rudenko）立即跳了起來。「這位證人，」他宣稱，「在我看來，似乎是最不適合談論這個話題的。」（關於這件事，我其實有太多話要說了！）關於魯登科的職業經歷，我是相當了解的！但很遺憾，法庭上的其他人都不知情。不管怎樣，經過法庭外的長時間討論，這個話題結束了。
紐倫堡之後，我便被送去了達豪（Dachau）集中營。與我同行的同志被警告說不要同我談話，我也得到過類似的警告。結果，我一到達豪集中營的地堡，就開始與我所有的室友交談起來，與我擠在一個小牢房的包括馮·布勞希奇元帥、米爾希元帥、國務秘書博勒（Bohle）、馮·巴爾根（von Bargen）大使和一位下級部隊指揮官。我們的看守是一個吉普賽人，他對我的手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在地堡里，我重新學會了靜坐的藝術，我的思想也變得更加活躍了。
後來我們因為身體虛弱被轉移到一間小屋裡，並獲准在院子裡自由活動，這時黨衛軍戰俘對於我們的命運更加好奇了。
此後我又回到了紐倫堡，然後又到了朗瓦斯爾（Langwasser），在這裡，我和許多同志進行了短暫的重聚，又有幸與斯科爾茲內同住一間柵欄森嚴的監獄小屋，此處的優勢是有舒適的住宿、最好的美國食物和友善的獄警。然而，我很快又被轉移到另一間小屋，在那裡，即使是在最私人的活動中，也有3個人在監視我，兩個人拿著湯姆衝鋒鎗，一個人拿著手電筒。我的生活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兩天後，我拿著元帥名單，與馮·魏克斯和一名初級軍官一起，坐著一輛豪華轎車被帶到了美軍歷史研究部門在阿倫多夫（Allendorf）的營地。護送我們的是一名軍官和一位紳士，他的善意使我們感到非常放鬆。歷史研究部門的指揮官是優秀的波特（Potter）上校，軍官們費了很大的勁才排除了營地里一貫存在的部分困難。在阿倫多夫，我開始說服一些將軍和總參謀部軍官一起參與編寫戰爭史。我的主要目的是，這是我們向德國軍人致敬的唯一機會，同時也能促使盟國的歷史學家們正視真相，而記錄我們自身的經歷，則作為次要目的。我們的主要困難在於缺乏文獻材料。儘管如此，在我看來，我們的工作對於這段時期內的任何定論都是重要的佐證材料。在歷史研究部門中值得我感謝的軍官實在太多，我無法一一點名致謝，他們非常理解我們的處境以及我們家人的處境。幾乎無一例外，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也是友好和親善的大使。
1946年秋，我在倫敦著名的「肯辛頓囚籠」（Kensington Cage）里住了一個月，在那裡，蘇格蘭（Scotland）上校掌握著大權。許多人都對這個「囚籠」發表過觀點，但就我個人而言，我在其中得到了用心的對待。我幾乎每天與蘇格蘭上校進行會面，這讓我們的關係越來越近，也讓我意識到他的公平公正（事實上，他為了我的獲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天晚上，有個小嘍囉對我無禮，我就把這件事告訴了上校，結果後來再沒有人違反過正常的規定，包括這個軍士。
這裡我想順便引用一段簡短的對話。在這段時間，我曾與一名猶太血統的審訊官交談過，話題是反猶主義在世界上的發展，以及後來在同盟國地區的秘密表現。
「你忽視了時代的徵兆，」我對他說，「你可能正在錯失一個良機，這個機會可以為猶太人奠定堅實的基礎，使其躋身至世界強族之列。你們確實有充分的權利要求懲罰那些對猶太人犯下罪行的人，並讓他們為所有的傷害進行賠償。每一名德國人和整個世界都理解這一點，全世界的人都會積極伸出援手。但是，如果被復仇的思想所控制，這將是致命的，因為這種心態只會導致新的不公正。」
他顯然被這句話打動了，回答說：「是的，但這樣對我們猶太人太過苛求了。」
「我理解。」我表示同意，「但是，為了實現最終的和平，難道不值得冒這個險嗎？」
在阿倫多夫的優勢是我們被恩准可以有訪客，所以我們可以在1946年慶祝聖誕節和迎接新年的時候與家人一起度過，這些探望對我們的妻子來說意義重大，讓她們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有勇氣面對忍辱負重的生活。
1947年1月17日，我經由薩爾茨堡被送往裡米尼，對我的審判要開始了。波特上校和另一名上校護送我到法蘭克福，在那兒把我移交給兩名非常和善的英國軍官，這段經歷也讓我感受到了這個時代的混亂。在薩爾茨堡，我們在一位美國人的私人家裡住了一天，只是晚上住宿的地方曾經是個馬廄。在里米尼，我們又遇到了一個規模不小的軍官代表團。通過這些短暫的間歇，我欣慰地看到，國別或勝負身份並沒有影響到熱情的同志關係。
我總是樂於認為軍人擔任政治家，往往比那些自認為有從政資格的人更優秀、更敏感，而諷刺的是，軍人經常遭到全世界的唾棄、污衊和嘲笑，但到了緊急關頭，卻又被賦予領導職位，備受追捧。這一點從美軍的例子中也可見一斑，如馬歇爾（Marshall）、艾森豪威爾、麥克阿瑟（MacArthur）。難道這不能引導人們減少對軍人的敵意和偏見嗎？
對我的審判
在清晨6時動身前往威尼斯—梅斯特雷（Venice-Mestre）時，集中營里的戰俘們給了我一個感人的送別，他們都支持我，我也答應會為他們和德國的榮譽挺身而出。由於我的律師因事而推遲到庭（此事與德國人毫不相干），檢察官想在我沒有代表在場或只有一名法官協助的情況下開始訴訟，而這名法官又已被傳喚作為訴訟證人。一名英國軍官出面干預，他告訴檢察官：「不能讓這場審判從一開始就變成一場鬧劇。」
1946年11月，馮·馬肯森和邁爾策（Mälzer）在羅馬先行接受了審判。兩人和我一樣，被控於1944年3月24日在羅馬附近的阿德堤尼墓穴（Ardeatine catacombs）槍殺了335名義大利人。1946年11月30日，兩人被判處死刑。我代表我的下屬提交了證詞，但每次都是徒勞。
1947年2月—5月，我在威尼斯—梅斯特雷的審判持續了3個多月，這比我在羅馬證人席上度過的6天還要緊張。審判結束了，在死刑判決通過的那一天，一名英國軍官與我進行了長談，之後他對我說：「元帥，在您的審判期間，尤其是今天，您不知道我們所有英國軍官有多麼尊重您。」這也許是因為我堅持了自我。我回答道：「少校，如果我表現得稍有差池，我就不配作為一名德國元帥了。」
除了軍事法律顧問之外，這裡軍事法庭的組成都與羅馬法庭不同。大法官是唯一的法律官員，他的職責是向沒有受過司法訓練的軍事法官們提供意見建議，在其他所有重大審判中，他都發揮著同樣的作用。這些審判幾乎無一例外地以死刑判決而告終。如果大法官在最後的發言中說我「已走向末路」，我可以有把握地說，他那明顯的偏見並沒有走向末路。一家瑞士報紙當時寫道，他是「第二檢察官，也是最好的」。
法庭不是根據國際慣例而設立的，除了一位哈克維爾—史密斯（Hackwell-Smith）將軍外，還有4名英國上校。到了審訊的後半段，法官似乎已經很享受這個隨心所欲的審訊角色。在任何審問中，他都不會受到毫無人性的對待，而我卻無法避免。蘇格蘭上校現已把「凱塞林案件」編輯成了一個小冊子，其中提到他對法庭的印象，大意是：在英國和德國，所有思維正常的人都能對這兩場審判的受害者做出自己的判決，可以說這是國王陛下敕令召集的最糟糕的兩場審判……
現在回到這個案子。提交給我的起訴書有兩部分：罪名一，指控我參與殺害上文所述的335名義大利人；罪名二，指控我通過兩項命令煽動我所指揮的部隊以報復的方式殺害平民，並違反關於陸戰的法律和慣例，這些命令的結果是總共殺死了1087名義大利人。起訴書雖然簡短，但字字如刀，後面附上了證人的宣誓證詞，也就是所謂的「法律宣誓書」，但再無其他內容。
軍事法律顧問在總結陳詞時建議法官們，如果他們同意所有報復行為的責任已經從武裝部隊頭上轉移到了黨衛軍保安處（S.D.），那麼他們必須判我無罪。在我看來，這似乎是罪名一的關鍵要素。我的最終判決是「有罪，執行槍決」，從中我可以推斷出，法庭認為這一點的證據並非確實充分。然而，正如負責德國官方日常戰爭記錄的辦事員後來證實，我的參謀長和作戰情報軍官發誓稱，希特勒明確下達過命令，把實施報復的權力移交給了黨衛軍保安處。在審訊過程中，即使保安處指揮官也承認了這一點。
那麼，面對這些證據，為什麼還會判決「有罪」呢？我們只能猜測，我們軍官的宣誓證詞被認為是不可信的，這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難以理解。最後，我告訴自己，這也許是因為對誓言含義的不同解讀吧。在這兩次審判中，我越來越相信，在盟軍的訴訟程序中，宣誓並不是作為一種激勵獲取真相的手段，而是施加壓力的工具，從不幸的受害者那裡榨取更多的東西，而不僅僅是訴訟所需的真相。
我有理由設想，法庭肯定能認定該案件在根本上至少是無法證實的，這一點在證據方面不存在問題，而按照國際公認同時也被英國法庭所採用的「疑罪從無」原則，我幾乎不可能被判決有罪。
目前還沒有任何理由來證實這一判決。根據訴訟程序和大法官向軍事法庭所做的指示可以進一步推斷，報復行為的合法性已經得到認可。此外，馮·馬肯森和我並沒有「在我們的職責範圍內」批准任何報復行為，而且希特勒已經下令收回了我們的這種職責，恰恰相反，我們還處決了一批嚴重違反國際法的人，以圖形成一種威懾效果，這一點法庭肯定能認定證據確實充分。這種故意違抗希特勒命令的行為，至少應該被法庭視為一種真誠的人道主義行為。
希特勒的敕令將報復的比例定為1:10，並指派黨衛軍保安處執行。通過這一命令，武裝部隊就被剝奪了在這個問題上的一切發言權。我們曾試圖減少這一比例，但法庭對於我們的努力熟視無睹。他們似乎沒有就這一比例的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但至少都認為這一比例超過了法律允許的水平。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更令人驚訝了。眾所周知且經證實，盟軍指揮官曾下令以相同甚至更高的比例進行報復行為，而且他們當時既沒有遇到危急的軍事局勢，也不存在羅馬這樣的「緊急事件」作為前提。我不想在這裡就盟軍指揮官所定的報複比例是否合理髮表意見，因為所有這些報復問題，無疑是存在爭議的，並且我在本書第21章中也已詳細討論過。無論如何，在事件過去數年後，在不了解當時主要背景的情況下，是難以對一個案件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斷的。如果我的法官們能夠考慮到這一點，哪怕只是因為他們以勝利者自居，倒也不是什麼壞事。事實上，在一個義大利的法庭上，也就是受槍擊影響最嚴重的國家設立的法庭，曾經對保安處成員卡普勒（Kappler）的案件做出了無罪判決，這可能會讓英國法官的良心感到不安。我至今仍然認為他們是在試圖彌補自以為正義卻是錯誤的地方。
回顧整個問題，一定不能忘記，報復的起因首先是一隊警察被殘忍地殺害，他們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提洛爾人（Tyrolean），當時正在履行身為普通警察的職責，保護義大利民眾；其次是義大利共產黨人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為了達到他們顛覆性的目的，屠殺了許多默默經營自己生意的當地人。這不是第一個案例。由於之前的暗殺行動，我們還曾警告羅馬市民要通過公告和教會來留意恐怖主義的下一步行為結果，而這些都應該被考慮進去。
一位英國朋友告訴我，他們認為我認可了許多並非屬於我的責任，不過這些話可能無助於這起墓穴槍殺案件，因為我已經向法庭證明了武裝部隊對於黨衛軍保安處沒有控制權。不過，這一問題並不值得討論。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馮·馬肯森和我都盡我們所能來防止報復行為，但這一點沒有得到英國法庭的認可。另外，位於紐倫堡的美國第5軍事法庭明確闡述了其更通情達理的觀點：
「這充分證明，為了避免這種行為帶來法律和道德上的污點，人們只要有機會，都會選擇規避這種犯罪的命令。」
馮·馬肯森、邁爾策和我被判處死刑，理由是我們曾試圖規避希特勒的命令但沒有做到。對此，我們其實沒有任何責任，因為我們已被剝奪了採取報復行為的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法庭無法確定起訴書，飽受各方的批評，這凸顯了他們在對正義進行歪曲。
關於罪名二，我在第21章中儘可能客觀地描述了義大利游擊隊的發展、作戰方法等內容，以及德國採取反制措施的性質，後者清楚地表明了我對游擊戰中所有問題的根本態度。我附上一句話，引自我在1945年底寫給義大利首相加斯貝利（de Gasperi）的信。我在信中請求他，鑒於我再次受到完全不正當的迫害，請他動用他的職權來公布真相：
「……我對義大利的父母們失去自己兒子的痛苦表示同情。我低頭默哀，為他們的悲傷和所有為國家犧牲的人們表示敬意，因為他們沒有成為外來共產主義的工具。但是這些男人和女人難道不相信德國父母們也很痛苦嗎，他們也收到了至親之人被伏擊、被人從背後槍殺，或者在囚禁中慘死的消息？難道他們不明白，保護我的官兵不要遭此厄運，正是我的職責嗎？……」
關於起訴書中的罪名二，依據是我於1944年6月17日、7月1日、8月15日和9月24日發出的命令。在這裡我只談一下檢察官在最後發言中認為我有罪的那些要點。
「必須以一切可用的手段和最大的力度來打擊這些游擊隊。我會支持所有那些在手段的選擇和激烈程度上超出我們一貫克制措施的指揮官。」（6月17日命令。）
在第一個英文譯本中，「手段」（means）一詞被寫成了「方式」（methods），這樣讀起來的話，這個句子可能會引起指控。令我吃驚的是，隨後在帕多瓦對黨衛軍西蒙（Simon）將軍的審判中，檢察官再次使用了「方式」一詞，而這個人曾在我的審判中擔任控方的初級律師，保留這個誤譯是正確的做法嗎？
「這裡我們要記得一個古老的原則，在達成目標的手段選擇上犯錯誤，總比忽視和不作為要來得好。必須對這些游擊隊加以攻擊並摧毀。」
這段話顯然是一個指示，它是寫給所有師級以上指揮官的，他們必須在這個秘密文件的框架內針對具體案件發出必要的命令。該指示的目的和後續其他指示的目的一樣，是防止雙方的戰鬥惡化成不可挽回的混亂局面，並迫使指揮官們把他們的個人注意力集中在被忽視的游擊戰上；換句話說，就是要把游擊戰看作與前線戰鬥同等重要，並且允許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進行戰鬥。
人們認為，「我會支持所有……的指揮官」這句話可以被解釋成有意支持「所有的」報復行為。然而，從事實中就可以看出，情況並非如此，該命令與報複本身毫無關係。
我在1944年7月1日下達的第二條命令與6月17日的命令相比，純粹是一條戰鬥命令。然而，其中包括下文中第（2）和第（3）條原則，可能會被想像為報復行為：
「（1）在我對義大利人所做的呼籲中，我已經向游擊隊徹底宣戰。這一宣戰絕不是空洞的威脅。我認為所有軍人和憲兵都有責任在必要時採用最激烈的手段。游擊隊的任何暴力行為都應立即受到懲罰。
「（2）如果在當地男性居民中有相當比例的游擊隊成員，在抓捕的時候，如果發生暴力行為，那麼就槍斃他們。這一點屆時待定。
「（3）如果軍隊等人員被村莊射出的子彈殺死，那麼就燒掉這個村莊。罪犯和元兇將被公開絞死。」
這條命令就是我對巴多利奧元帥和亞歷山大呼籲義大利人謀殺德國人和加強游擊戰的答覆。我認為，如果負責擬訂起訴書的英國當局了解美軍《陸戰規則》（ Rules of Land Warfare ）第358d條的話，就不會對第（2）條命令提出指控了：
「逮捕和拘禁人質的公開目的是保證敵人的作戰部隊或平民不會採取非法行動。如果對方仍然採取非法行動，則可以對人質予以懲罰或處死。」
此外，根據美國的權利觀，對於游擊隊來說，甚至准許不經過法律程序就立即處決。但是，我不需要使用這項權利，因為在所有經過核實的案件中，沒有一名游擊隊成員在敵對行動後未經軍事法庭判決就被處死了。如果法庭試圖從我9月24日的命令——「我進一步下令，今後軍事法庭必須立即趕到現場開庭」——中找到相反的結論，這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在法庭上已經指出，這句話中的決定性詞語是「立即趕到現場」，並得到了證據的支持。這並不意味著要首先建立一個軍事法庭，相反，法庭已經存在。這句話的本意是要提醒士兵，只要他們合理操作，就有懲罰違反國際法行為的有效法律手段。如果法庭認為我的指示是煽動「對義大利平民的恐怖主義」，我必須反對，因為「平民」或「婦女兒童」根本沒有提到，因此不可能有此所指。在我受審時，所有已明確關押地的德國總司令、集團軍和師級指揮官都在法庭上做過口頭陳述或寄送書面宣誓陳述，表示他們從未按照控方的角度去理解過這一指示。只有在倫敦「肯辛頓囚籠」里的一位總司令對我的命令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這無可厚非，他在「囚籠」中精神狀況不好，而且那些批評也沒有經過宣誓，當他在自願出庭做證並進行宣誓時，他就收回了那些話。法庭顯然沒有認可這一更正的有效性，如果可以更加充分地解釋一下這個事件，我也許就能獲得赦免。
我在命令中說的是：「我會支持那些所有在手段的選擇和激烈程度上超出我們一貫克制措施的指揮官。」
這名證人記得是：「我會支持那些所有在手段的選擇和激烈程度上遠遠超出授權手段的指揮官。」
我當然對第二種說法提出正當的反對，它是錯誤的。即使有人希望重視一些證人在非宣誓情況下所做的書面或口頭陳述，該名證人所說的「此命令將給部隊帶來巨大危險」和「元帥的命令給了部隊太多的自由」，也是無法被解讀成在平民中煽動恐怖主義的。此外，法院肯定知道，根據這位合格總司令手下參謀長的證詞，軍隊的士氣實際上並沒有受到影響。
似乎難以想像，在整個宣誓證詞都得到澄清之後，法庭還在繼續堅持證人在倫敦所做的書面陳述。然而事實確實如此！
我在7月1日發布的命令的最後幾句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搶劫，否則將受到最嚴厲的懲罰。所有的措施都要嚴格但必須公正，德國軍人的名譽依仗於此。」
這些話充分駁斥了法院的判決，它們真實地反映了我這條命令的意義。
我於8月21日和9月24日的命令甚至可能讓存有偏見的法官相信，沒有設想中的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
以下是1944年8月21日命令的摘錄：
「在最近幾周對土匪的重大行動中，發生了嚴重損害德國武裝部隊名譽和紀律的事件，這些事件與報復性措施沒有任何關係。
「由於必須以最嚴厲的手段打擊游擊隊，有時會波及無辜人員。
「然而，除了在該地區實施的安撫工作之外，如果一項重大行動只會在民眾中引起更大的動亂，並產生非常嚴重的物資供應問題，而這些問題最終還必須由德國武裝部隊來承擔，那麼就表明這項行動是錯誤的，只能被看作縱兵搶劫。
「領袖在給我國駐義大利大使拉恩博士的一封親筆信里，抱怨我們對游擊隊的打擊方式，以及報復性措施最終落在民眾的頭上而非真正的土匪。
「所有這些行動的後果都嚴重損害了民眾對德國武裝部隊的信心，從而給我們製造了新的敵人，並加大了敵人的宣傳。」
以下是1944年9月24日命令的摘錄：
「領袖再次向我發布書面聲明，稱駐義大利部隊在對民眾採取行動時，違反了我於1944年8月21日下達的指示，他們執行任務的方式令人髮指，從而把正派和英勇的人民趕到了敵軍或游擊隊那邊。我不願意再寬恕這種行為，因為我充分認識到這種懦夫般的暴行只會給無辜的人們帶來痛苦。
「領袖的控訴已轉交給最高統帥部，負責此事的將軍正在調查最嚴重的案件，並將向我報告調查結果，然後將此事傳達給相應負責的指揮官來做出最後決定。最終結果也將報告於我。」
然而，關於這些命令的一個根本問題是，當時所做的官方調查並沒有證明德國官兵有罪。此外，我在庭前提交的證言已經得到證據支持，我調查了每一份關於我的部隊違法犯罪的報告，一經證實，就對罪犯進行了審判。如果8月21日的命令被解讀為承認煽動恐怖主義，而6月17日和7月1日的命令也隱含這個意思，那就意味著我只會發布犯罪的命令，發布一個之後不久就再發一個，這樣就讓我的部下在履行職責時實施犯罪同時承擔責任。這與我急於承擔責任的做法並不相符，而且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也不會成為一位受歡迎的的總司令，一分鐘都不會，然而直到今天，在我手下服役的人仍然對我忠心耿耿。事實是這項指控並沒有得到任何證據支持。即使在我承認我的部隊有可能違反國際法的情況下，義大利軍事法庭也做出了無罪判決。
關於法律宣誓書我多說幾句。這種宣誓書並不是在獲准宣誓之前就寫好的，而是在幾年後根據多人的陳述寫成，有時會高達100多人，而這些人有可能仍然受到來自游擊隊和共產黨的壓力。與此同時，義大利法庭審理的大多數案件證明，證人的陳述要麼不真實，要麼過分誇大，因此這些陳述並不足以作為證據。據了解，這些罪行一定程度上是「黑衫軍」（Brigata Nera）這樣的新法西斯組織所為，或者是身著德國軍裝的義大利犯罪分子的行徑。英國調查法官在一份代表我方的訴狀中證實了這一點，根據他對德軍在義大利戰爭期間所用方法的專業知識，他強烈敦促，馮·馬肯森、邁爾策和我不僅應從監獄釋放，更應無罪赦免。
最後，在此也必須指出，為我做證的所有德國和義大利證人肯定都被認為是「不可信的」，而義大利證人的「童話」和英國人的「法律宣誓書」則被認為是「可信的」。再一次令人費解的是，對我們接受德國正義觀念薰陶的受審之人來說，本來應該要做的無罪推定並未落實，而「執行槍決」的判決卻就此通過。
我的4位律師，拉特恩澤爾博士、弗羅威恩博士（Dr.Frohwein）、舒茨博士（Dr.Schütze）和施溫格教授（Professor Dr.Schwinge），之前一直拒絕相信會做出有罪判決。後來，當軍事法律顧問宣布兩項罪名「有罪」時，他們自信地向我保證，最終只會有一個非常仁慈的判決，其他不會有任何問題。儘管與我的看法相反，他們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因此，當宣布根據兩項罪名判處死刑時，我還不得不安慰我的律師。這是一個嚴肅的事實，我現在把它記錄下來，因為在我看來，它似乎能夠闡釋整個訴訟過程。戰勝國對所有眾所周知的戰爭罪行進行了審判，對其採用的法庭程序進行批評毫無意義。
在宣判的那天晚上，我把讓我有所觸動的想法吐露在下面這封信中：
「1947年5月6日，決定命運的一天結束了。我預見到了這個結果，不是因為我不相信自己行為的合法性，而是我懷疑這個世界的正義感。我的律師和其他許多人認為不可能會是這個判決。我只有在他們的觀點中才可能發現正義，不過我並沒有意識到正義會存在。這樣的判決是必然的，因為：
「（1）我的審判是在羅馬審判之後進行的，為了獲批這一點，軍事法律顧問曾拚命進行爭取；
「（2）游擊戰爭在今天仍然受到讚揚，不可能讓它作為一項犯罪行動而載入史冊；
「（3）德國軍官及其整個軍隊職業必須受到致命的打擊。」
今天，西方列強盲目地忽視了一個事實：他們將因此而損害了自己的未來。我想起了在紐倫堡的一次談話，一位消息靈通的熟人對我說：
「你會被清除掉，無論以何種方式。你的影響力太大了，也太受歡迎了。留著你是一個威脅。」
這句話讓我明白了我的使命：要證明我們行為端正。我的名譽、軍銜和對德國人民的尊重決定了我的行為舉止。我努力不辜負這些對我的要求，藉由上帝恩助，我將問心無愧地承受可能降臨在我身上的最壞結果。我可以對自己說，我的生命始終追求卓越。如果我沒有堅持做到，那就讓那些從未犯過錯誤的人來審判我吧。偽善者的譴責無法動搖一個擁有自尊的人。我的生活是充實的，有工作，還有關心和責任。我現在的痛苦並不歸因於我的所作所為。但是，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我仍然能夠對我的同志們有所貢獻，如果高層人士仍然樂意與我交談，這將是我的莫大榮耀。如果我可以得到曾經仇敵的認可，如果所有人都對我的判決搖頭稱奇，那對我來說就意義深遠了。如果義大利人宣布，我應該被授予4塊金質勳章，而不是接受審判，那就表明義大利人正在努力克服今天的不良情緒。
在1950年和1951年，巴伐利亞去納粹化法院（Bavarian denaz-ification court）在處理與威尼斯審判同一法律事件的時候，做出了「沒有牽連」的裁決。儘管我和英國人都認為在這些訴訟是對「一事不再理」原則的侵犯，但我對法庭裁決中的明確批評態度表示感謝。
我在本章上文中說過，法庭至少應該注意到在我的法律立場方面存在疑點。因此我的律師認為，根據國際司法慣例，我的行為作為一個整體，僅這一項考慮就可以把我無罪釋放。在此我必須明確指出，軍事法律顧問本應勤勉地記下每一個字，但在就後面所出示證據對證人進行審查時，他卻表情厭倦地把鋼筆放在一邊，顯得興趣欠缺。
儘管公開披露我本人和我的懲罰是件痛苦的事，但我覺得我有必要把這件已經成為歷史的事情提出來。許多傑出人物可能對將我視為接下來方案的最初討論組表示異議，但無論他們如何反對，為所做決策承擔非同尋常責任的，是我自己一個人，這是不爭的事實。我認為有必要詳細地討論一下這個事件，因為德國人民和其他西方世界人民都有權了解，儘管戰爭十分血腥，但是在如此規模的衝突中，德國軍人仍然秉持著關心人道主義、文化和經濟的思想，這在某種程度上沒有得到足夠的認可。
對義大利平民和文化的保護措施
當我在擔任南方戰區總司令的時候，我阻止了羅馬百萬人口的撤離計劃。與1914—1918年戰爭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靠近前線的城市一般都是自願或被迫撤離的，而這一次羅馬距離前線僅14英里，人口卻增加了近一半。鑒於盟軍的空戰策略、缺乏運輸工具、食物難以供應等問題，如果要撤離羅馬，即使只限於部分人，也肯定會造成幾十萬人的傷亡。
根據希姆萊的命令，羅馬的猶太人群體將被驅逐到一個未知的目的地，我阻止了這條命令的執行。直到今天我仍然被羅馬的猶太人嘲諷為一個普通的殺人犯，這表明他們並沒有什麼辨別能力。
我還採取措施，成功防止其他一些人口眾多的城市和村莊出現撤離的情況，這一點在下文中再述。
義大利當局受限於運力缺乏和其他困難，無法養活義大利中部的人口，即使有德國提供的援助也遠遠不夠。但是我們通過適當的方式成功為平民提供了補給，從德國倉庫供應糧食並提供了軍用貨運工具（貨運列車和卡車）。因此，我們頂著剝奪前線士兵最低生活保障的壓力來保障義大利人。我還批准使奇維塔韋基亞港中立化，並向紅十字會開放。此外，梵蒂岡也將其有限的資源拿出來提供援助。儘管在從義大利北部通往羅馬的公路上行駛的每一輛卡車都清楚地標有紅十字會的標誌，但盟軍仍然持續空襲，使所有這些措施的實施都變得非常困難，代價也很高。
在戰爭期間，所有羅馬人都知道德國技術軍隊不得不經常派去修理被轟炸破壞的水管，每一名義大利人也應知道，在德國軍隊撤退之後，供水系統和其他公共設施都被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因為即使冒著使我軍陷入巨大軍事劣勢的風險，我們也禁止炸毀橋樑和其他設施。
最後應該指出，在人口密集的村莊和城鎮中，德軍主動承擔起空襲損失的修復工作，提供了大量的人員、武器和物資。
從1943年9月起，保護教會和義大利文化的措施幾乎都是由德軍完成的，其中部分是應教會和義大利教育部眾多人士提出的請求。這項工作非常煩瑣，以至於我在西南戰區總部不得不設立一個專門的「藝術保護處」，由哈格曼（Hagemann）博士負責。保存藝術珍品意義深遠，為了落實這些指示，我還對作戰部門的大部分行動提出了建議。
根據義大利的地面和空中情況，搬遷工作分了幾個階段進行，但即使這樣，也很難滿足預期要求，因此不得不逐漸改用各種權宜之計。在下文中，我將只圍繞南方戰區司令部所做的工作進行敘述。
最簡單的措施就是在城鎮和鄉村張貼帶有我簽名的布告，禁止擅自進入有文化價值的場所。我簽署了數百份這樣的布告，可以說沒有收到過任何一件違反案件。藝術品、檔案和藏書從這些城堡、教堂等地點通過運輸工具被運往了安全地區。第一項任務是把卡西諾山修道院中舉世聞名的藝術珍品用「赫爾曼·戈林」裝甲師運到了奧爾維耶托（Orvieto），隨後又按照我在羅馬下達的存放命令移交給了梵蒂岡，更不要說其他直接被德國軍隊救出並交付給梵蒂岡的眾多藝術珍品了。第二項任務是把佛羅倫薩的藝術作品分散到佛羅倫薩地區不同的僻靜別墅中，這樣當它們受到像卡馬爾多利（Camaldoli）修道院和聖埃雷尼奧（Sant』Ereno）修道院一樣的威脅時，就會被轉移到南蒂羅爾（South Tyrol）。對於佛羅倫薩附近波焦阿卡亞諾（Poggio a Caiano）的美第奇家族別墅（Villa Medici）及其珍貴的佛羅倫薩藝術品，我直接下令不列入防禦區範圍內。此外，暫時存放在馬爾扎博托（Marzabotta）的藝術珍品最終運抵費拉拉。最終，由於缺乏運輸工具，許多藝術珍品不可避免地留在了原來城鎮裡，但即使這種情況，德軍也把它們保護在防空洞裡。在那些無法被宣布為「救護城市」或「不設防城市」的地方，這些工作不約而同地都在進行。甚至在維羅納這個中央交通樞紐，雖然遭到了盟軍針對性的空襲，工作也在持續。
我們把具有文化意義和教會傳統的城鎮排除在戰鬥區域之外，列為「救護城市」。盟軍通常通過梵蒂岡來獲知這一安排。宣布一座城市為「救護城市」，需要撤離除了那些用作醫療服務之外的所有軍事機關，我們在如下城市也是這麼做的，如阿納尼（Agnani）、蒂沃利、後來又宣布為「不設防城市」的錫耶納、完好保存從翁布里亞（Umbria）運來的無比珍貴藝術作品的阿西西（Assisi），以及成為與紅十字會相互尊重範例的梅拉諾等。
徹底有效地宣布一個「不設防城市」，存在著某些軍事和外交上的困難。我們曾嘗試在很多地方這樣做，但是我們的努力並非每次都能成功。有時作為一種解決辦法，我們選擇讓一個城鎮「中立化」或「非軍事化」，這兩種情況意味著要撤出所有軍事機關和部隊，禁止所有軍事人員進入，並由憲兵進行警戒，分流交通並封鎖道路。但很顯然，這些措施並不總是得到部隊的積極響應，而且造成了嚴重的軍事顧慮。羅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卡瓦列羅和巴多利奧已經宣布其為「不設防城市」後，我作為西南戰區總司令又對其進行了確認，並嚴格禁止軍隊進入。
我先是下令禁止對奧爾維耶托、佩魯賈（Perugia）、烏爾比諾（Urbino）或錫耶納等中世紀城鎮進行防禦，後來又進一步宣布其「非軍事化」。佛羅倫薩擁有獨特的藝術寶藏，早在1944年2月就被宣布為「不設防城市」。我不能同意紅衣大主教關於宣布放棄防禦這座城市的要求，因為我從敵人那裡得不到類似的讓步，因此德軍對穿過這座城市的道路進行了拆除和阻斷，不幸的是，這也導致橫跨阿諾河（Arno）的美麗橋樑遭到了破壞。
比薩（Pisa）因為疏散及時，使其為人熟知的文化古蹟得以倖免。
從戰術上看，聖馬利諾（San Marina）和錫耶納一樣，是一條重要防線的中點。儘管如此，我還是宣布它為「不設防城市」，這可以看作是我為人謙恭的一個表現。
在義大利北部的艾米利亞（Via Emilia），擁有皮洛塔宮（Palazzo della Pilotta）及其法爾內塞劇院（Farnese theatre）的帕爾馬（Parma）、雷焦（Reggio）、摩德納（Modena）和博洛尼亞等城市，在1944年7月就全部宣布為「中立化」。當時博洛尼亞是我們防禦的關鍵點。當地市長和博洛尼亞大主教請求宣布該市為「不設防城市」的請願書得到了我的同情，然後我們還採取了各種安全措施。事實上，這座城市的歷史中心地位並沒有受到質疑，這主要歸功於指揮第14裝甲軍的馮·森格爾—埃特林將軍。拉文納（Ravenna）很早就宣布「非軍事化」，後來德軍在此不戰而退。威尼斯被選為義大利東部所有藝術珍品的收藏地，雖然遭到海軍的強烈反對，但它的保護問題也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維琴察（Vicenza）在實際上已經中立，因為所有軍事車輛都繞道而行，而且該鎮也已撤離。
在帕多瓦主教的請求下，帕多瓦也已完全「非軍事化」，從而使珍貴的喬托教堂（Giotto Chapel）和其他文物得以保存。
在我的直接命令下，米蘭南部的切爾托薩迪帕維亞（Certosa di Pavia）修道院也得到了類似的保護。
西南戰區司令部的這幾個行為實例足以表明，德國軍隊盡了最大的努力來保護義大利的古老文化。那些不了解義大利的人可能無法準確了解我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然而，他們可以對比一下如維爾茨堡、紐倫堡、弗賴堡（Freiburg）、德勒斯登等德國城市的樣子，就能更好地欣賞上面列出的這些完好無損的義大利城市了，這應該讓其他國家的人好好反思一下。
在戰爭期間，我收到了許多來自教會和當地政府的感謝信。在這裡，我謹引用基耶蒂大主教（Archbishop of Chieti）信中的一段話：
8個月來，我們基耶蒂人民距離德軍防守的戰線只有7千米。在這段時間裡，我沒有受到德國指揮官的任何攻擊，特別是沒有受到凱塞林元帥或他手下將軍們的攻擊。相反，他們，特別是凱塞林元帥，在軍事局勢允許的範圍內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和幫助我，拯救了基耶蒂市和其他需要搶救的地方……
總而言之，我必須以我的良知起誓，並且不懼怕任何反駁，凱塞林元帥的態度和行為值得所有人的讚揚。這也是我的神職人員們的想法，而且據我所知，基耶蒂所有思想健全的人們也是這樣認為的。我們必須感謝凱塞林元帥，保護了我們的城市在全面戰爭中得以倖免。我要特別感謝岡瑟（Günther）、巴德、福伊爾施泰因（Feurstein）和邁爾策將軍，感謝他們在凱斯林元帥的領導下對這座城市所做的善行。他們的名字和元帥的名字都將永遠在這裡受到祝福。
親愛的拉特恩澤爾博士（此為我受審時的律師），在寫下這些話時，我遵循著自己身為大主教的良知，很高興能夠為證明凱塞林元帥的清白做出一些貢獻。最後，我要向全能的主禱告，希望這份證詞能夠勸導法官，讓他們依循正義做出審判。
審判之後
我和我的軍官證人們同乘一列火車從梅斯特雷前往克恩滕州（Carinthia）的沃爾夫斯貝格（Wolfsberg），然後我們就分開了。我的同志們感到都很沮喪。不過，沃爾夫斯貝格的英國指揮官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他對待我就像對待馮·馬肯森和邁爾策一樣，把我們當作光榮的軍人。我很感激他，感謝集中營里的軍官和軍士，多虧了他們的好意，我才能在那兒的「地堡」中還算過得去。只有一個例外，一個美國上尉，他曾經是奧地利難民，有著充滿敵意和復仇的鐵石心腸，他經常迫害那些無辜的人。一年後，我聽說報應不爽，他帶著他的犬儒主義也被關押到曾被他迫害的可憐蟲那裡了。不過，我將永遠記住我們的德國牧師格魯伯（Gruber），他工作出色，是一位優秀的靈魂守護者。
沃爾夫斯貝格是奧地利的一個戰俘集中營。我們覺得自己在這裡並不是外來者，反而是囚犯們這個小圈子的核心，我們知道如何通過藝術創作、講座和工作來豐富生活。我到達後不久，一位前黨衛軍少校找到我，告訴我可以幫助我越獄，一切已經就緒。我向他表示感謝，但是我堅定地說，我對法庭沒有什麼意見，但我決不會給我的敵人一個藉口，讓他們以為給我的對待是公正的，我寧願錯過這個自由的機會，因為那將意味著承認自己有罪。
1947年7月4日，我和我的同志們被判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後來我常說，這種減刑其實是加重懲罰。有一次，一位英國上校問我為什麼，我只能回答說這是有限制的。對我這樣一個知道自己清白無辜的德國元帥來說，「槍決」來結束生命配得上我軍人的身份，但每天必須和罪犯一起生活在監獄裡，則是一種侮辱和羞恥。
1947年10月，馮·馬肯森、邁爾策和我從沃爾夫斯貝格轉移到韋爾（Werl），我們三個人已結成了深厚的同志情誼。我們有一種印象，即我們的押送人員給了我們專門的關懷，雖然他們也覺得難以理解，但他們努力使自己不受我們判決和服刑情況的影響。當韋爾監獄的大門在我們身後關上時，我們的身體就像被截肢一樣痛苦。很顯然，我們和真正的罪犯並沒有什麼區別。我們被押到副監獄長的辦公室，他的職責就是告訴我們，我們只有與最惡劣的罪犯相同的權利。
獄中的生活不知歲月變遷。在度過沉悶的幾年之後，到了1950年，待遇終於有了些許的改善。我很尷尬地發現，我們只能在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支持和控制下向德國尤其是巴伐利亞當局遞交請求，他們最終也只能盡其所能來滿足我們在經濟方面的需求，例如，落實我們作為戰俘和罪犯分別應得的報酬。我要提一下盟軍監獄的最後一任監獄長維克斯（Vickers）中校，除了一些禁令之外，他總是表現得很仁慈。此外，還有大主教，他首先推動了後來的改善工作。在法律領域，我只提一個人——英國高級專員公署的高級法律顧問阿爾弗雷德·布朗爵士（Sir Alfred Brown）。他展現了一位負責任的法學家崇高的精神，雖然內心不忿，但仍在他所代表的公平正義之下幫助我們。一位受人尊敬的將軍卻給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匆匆瞟了一眼我那冰冷、潮濕、偏僻的牢房後，說出了一句不同尋常的話：「很好！」
我的工作是糊紙袋。作為一名65歲的元帥，我的表現為我贏得了尊敬。我的同事雖然大多是「戰犯」，但都是正派的人，這讓工作和生活變得輕鬆很多。幾個月後，有人問我是否喜歡這份工作，我回答說：「很好。我做夢也沒想到我會成為一個糊紙袋工人。」
次日，我作為體力勞動者的日子就結束了，開始重拾歷史研究。
一個晴朗的早晨，在提前一個半小時通知後，我們被搬到了另一個住處。原因是保密的，而且我至今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轉移我們，可能是想讓我們在英國人的眼皮底下住得更近一些，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和英國囚犯住在一起。那是一段悲慘的時光。不幸的是，只要有人跟我們說話，即使是牧師來拜訪我們的時候，也得有一個看守在場。有一次我妻子來看我，她給我帶了幾塊蛋糕和一些糖果，因為監獄的食物讓我的胃不舒服。她把這個小包裹交給了一位德國官員，這位德國官員把它交給了一位英國官員，英國官員把它拿到了辦公室，準備交給我。一位碰巧在現場的英國記者目睹了這個程序，然後編造了一條只能稱為謊言的報道，把它寄給了他的報社。他在故事裡說我們經常收到包裹，享受英國的餐飲和其他山珍海味。我們當時能看到的英國食物就只有他們每天發給英國囚犯的配額，這就像是舉辦了一個宴會，而我們只收到了數量極少又難以下咽的德國湯。結果，包括監獄長在內的3名英國官員被調離。
然而，即使在那些日子裡，我們也活了下來。新的一天開始了，我們被允許在一個重建的側樓上單獨使用一層，那裡的「餐廳」和「娛樂室」都經過精心布置。這是德國個別人進行的捐贈，這種做法最終表明了，我們是虔誠實幹的基督徒。我們要特別感謝維克女士（Frau Weeck），這位不辭辛勞的「韋爾天使」是威斯特伐利亞紅十字會（Westphalian Red Cross）的副主席。
另外，我們爭取改判卻毫無進展。英國官場頑固地為已做出的判決進行辯護，不顧我們提交的令人信服的無罪證據和在審訊時無法及時提交的其他證據。我無法想像負責任的英國社會能夠相信這次訴訟程序的合法性，不過柯克派屈克（Kirkpatrick）給新聞界的公開信開始讓我們進行了反思。我們對於每一案件都有著主觀但是透徹的了解，這與英國高級專員的陳述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對於這些理由，在獲得聯邦德國總理的同意後，我想向下議院議長提交一份請願書，應由一個混合議會制委員會現場，也就是在韋爾，調查戰爭罪行案件的總體情況和法律方面。考慮到獨立議員的正義感，我認為該委員會將會對法院的訴訟程序提出相反的意見，將會思考審判文件中的各種缺陷和漏洞，並將提出相應解決辦法。然而，我的這一想法遭到禁止。真是遺憾！ 我意識到下級官員必須執行上級的命令，即使他們自己質疑上級也要如此。我不想提出，在1945年以後，我們德國人也會因為服從命令而被判處死刑或監禁。我從未發現當權者有合理的理由來拒絕重新審議我們的案件，即使面對一種毫無同情、缺乏考慮和公然挑釁的公眾輿論，正義也必須占據上風。同樣難以理解的是隱藏在「四國協議」背後的企圖，因為其已經失去了正當性和法律效力。一項被羅馬和世界都否定的公約無論如何也不能被視為有效的國際法。
當1947年我被判死刑時，我相信我有勇氣面對我面前的一切，在我的身後是豐富多彩的一生，我已經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巔峰經歷了。5年後的今天，我必須承認，我的生命中又多了一種外部誹謗的體驗，也有聊以慰藉之事。我確實養成了每天結束時進行冥想的習慣，作為一天的必修課程，但我從來沒有如此清晰地觀察自己、周圍的環境和這個時代。我現在試著客觀地判斷，把我的失望看作這個時代弊病的徵兆，壓制報復和仇恨的心理，嘗試著去理解。我是這樣思考的，我自然也要在我的同伴之間、在他們和監獄當局之間充當調解人。漸漸地，我的努力得到了回報，人們重新以憐憫和人道的心態對待我們這些軍人，而不再是因宣傳而產生的敵意。那些不顧當時氛圍為我們挺身而出，幫助我們改善生活條件的人，我在上文中已經提到了。他們的作用遠遠超過那些致力於「再教育」的人。比起那些可疑的實驗，人的內心感受更有說服力。
在我被囚禁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這些事情尤其吸引那些曾經站在這個世界中心的人。一個人越是遠離日常的雞毛蒜皮，就越容易看穿事物的混亂本質。正如利德爾·哈特（Liddell Hart）所確認的那樣，當我在把我們的戰爭表現誇獎為某種成就時，我其實只是在陳述一個老生常談的事實。然而，與他的觀點相反，我記得許多德國人發表了不同的言論和文章，來描述德國最高統帥部的「天才表現」，說得直白一點，就是「白痴行為」，稱他們高壓逼迫著可憐的德國步兵，使其同時遭受著上級和他們的欺凌。作為一名服役40多年的老兵，儘管嚴厲和苛刻，但一直受到官兵敬重，我有權聲明，我無法理解這種新聞。我欣然承認之前犯的錯誤，但是在戰爭頭幾年中，我們每次都能迅速贏下每一場戰役，所以我們只能假定，在盟軍的領導層中依然存在著巨大的「無知」。因此，任何理智的人在聽說我們的軍事訓練和教育居然全程都是錯誤的，而我們必須按照如美軍之類的民主原則來修改我們的理念，都會表現得驚訝萬分，這一點是我無法接受的。
我有幸指揮過大批最優秀的德國師。我知道，如果官兵之間沒有結成深厚的同志情誼，德國軍隊是不可能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在我視察各支部隊的時候，這種團結氛圍令我非常高興。尤其令我自豪的是，1945年德國軍隊投降時所表現出的模範行為，我認為這是紀律、訓練、指揮層與部隊和諧關係的勝利。誠然，我們可以改變很多事情，我們可以適應各種發展進步，學習新的寶貴經驗，但是我們要傳承我們的民族特點，尊重我們的傳統習俗。我們要警惕不要變成一個失去根基的民族。
我在寫這本書之前斟酌再三，最後我決定基於我的所見所聞，為維護這段德國歷史的真實性貢獻一份力量，為我們優秀的軍人樹立一座豐碑，並讓世界充分認識到這場戰爭的殘酷面貌。所有事件都具有相對性，對於那些思考這場戰爭的人來說，這個古老的道理在這裡得到了證實。我想對年輕人說，生命的意義在於努力做正確的事，而所謂的完美無缺，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古諺有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人們呼籲能自主掌握對自己的決定權，同時告誡大家不要輕易給別人下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