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二十二章 西線總司令

1945年2月23日，美軍向魯爾河發起攻勢；萊茵河左岸失守；3月7日，美軍在雷馬根占領萊茵河上一座完整的橋；3月10日，凱塞林出任西線總司令；3月，美軍在雷馬根建立橋頭堡；3月22日，美軍在奧彭海姆渡過萊茵河；3月23日英美聯軍在萊茵河下游地區發起攻勢，在韋瑟爾渡過萊茵河；3月28日—29日，曼海姆、威斯巴登和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相繼陷落；4月1日—18日，B集團軍群在魯爾被包圍並投降；4月4日，卡塞爾陷落；4月11日，維爾茨堡陷落；4月16日—20日，紐倫堡戰役；4月18日，馬格德堡陷落。 我的任命 1945年3月8日，我奉命到希特勒處報到。當我問及原因時，卻無人告知。 次日中午時分，我到達柏林總部。凱特爾和約德爾通知我，我將在西線接替馮·倫德施泰特。當時我就指出，義大利戰區還需要我，而我也沒有完全康復，缺乏必要的行動能力來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他們對於我的反對表示理解，但認為我的理由並不足以說服希特勒。 當天下午我與希特勒進行了會晤，剛開始是私下進行的，最終證實了凱特爾和約德爾的預言。在我詳細敘述了整個情況之後，他告訴我，正是雷馬根（Remagen）的陷落最終導致他決定更換西線的指揮權。他沒有責備馮·倫德施泰特，他對實施這一替換的理由是，現在需要一個更年輕、更主動的指揮官，要有同西方列強作戰的經驗，並能得到前線部隊的信任，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扭轉局勢。他知道中途換人的全部困難。儘管我的身體有恙，也必須對此做出犧牲。他相信我能竭盡所能。 然後，他把局勢全貌展示給我看，這裡我只能概括一下： 東線：這裡最具有決定意義，蘇聯前線的崩潰將意味著所有地方都會崩潰。不過，由於我們所有的防守力量都集中在東線，他對那裡的結果也充滿信心。他預計敵人的主攻方向是柏林。 他告訴我，舍爾納（Schoerner）的中央集團軍群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西里西亞打得很漂亮。如果兵員加強和得到足夠供給，他將擊退任何正面之敵。固守在左側的是布塞（Busse）和他的第9集團軍。他預料敵人的主攻會發生在這裡，所以給他們準備了最好的裝備、物資和防禦工事。 他關於舍爾納中央集團軍群的評價同樣適用於右側倫杜利克（Rendulic）的南方集團軍群。倫杜利克的左翼有可能會捲入決戰，但他認為其右翼只會受到一些次要進攻。 第9集團軍的前線部隊裝備精良。布塞有充足的步兵、裝甲兵和反坦克部隊，更不用說炮兵和強大的高射炮兵已在優秀的炮兵將領指揮下進行了縱深部署。構建了良好的陣地和各種各樣的障礙，最重要的是在主要戰場的前後方都有一道河流防線，同時柏林的環形防禦工事和後備陣地也為後續撤退鋪好了後路。 蘇軍永遠也突破不了這條防線，他深信這條防線的強大防禦能力，並與炮兵指揮官進行了詳盡和充分的討論，感到很滿意。 然而，第9集團軍左側的海因里希（Heinrici）集團軍群必須得到增援，不過他預測這裡只會有次要進攻。 勒爾麾下的東南集團軍群所起的作用不大，他根據以前的行動認為，其會繼續與西南集團軍群和馮·維廷霍夫協同作戰，阻滯敵軍的行動。並且他希望馮·維廷霍夫能夠延續我的傳統。同樣，他也不擔心庫爾蘭（Kurland）或挪威的局勢。 西線：經過了幾個月的艱苦戰鬥，美、英、法軍隊都遭受了慘重的損失。如果向蘇聯前線進行增援，那麼替換下來的部隊就可以源源不斷地輸送到西方的各個主要陣地。即使是他不能提供任何新的師，但持續進行人員和物資流動，也可以爭取到時間來讓西線疲憊不堪的部隊得到休整。敵人也無法忽視我軍據守的天然屏障。易受攻擊的地方是雷馬根，現在迫切要求扭轉那裡的局勢，他相信是可以做到的。 戰爭到了這個階段，唯一的問題是如何堅持到第12集團軍的到來，如何堅持到新式戰鬥機和其他新型武器批量運用的時候。 他將之前的失敗主要歸咎於德國空軍，但他現在親自負責空軍的技術研發，並確保空軍取得成功。 海軍總司令鄧尼茨上將很快就會推出新型潛艇，並將大大緩解局勢。 他對國內人民付出的超凡努力和忍耐力大加讚賞。 武器生產由裝備部的紹爾（Saur）負責協調，他很信任這個人，深信他能滿足各個集團軍的主要需求。然而，部分生產還不得不照顧到一些正在組建的新部隊，這都是德國國防軍在這場戰爭中成立的最精銳的部隊，他親自為它們挑選一流的領導班子。因此，這又一次需要爭分奪秒。 希特勒連續解釋了幾個小時，條理非常清晰，對細節的把握令人震驚。 之後，凱特爾、約德爾與我更詳細地討論了各個問題。他們對我的提問一一進行了解答，讓我對局勢有了更深入的把握，但並沒有實質性的幫助。 我的任務很明確，就是堅守！讓我更加擔心是，當時我必須「匿名」指揮，因為我的名字還需要在義大利繼續發揮作用。 當時的局勢與初步的措施 1945年3月9日晚，我驅車前往位於齊根貝格（Ziegenberg）的西線司令部。參謀長韋斯特法爾是我在義大利的老部下，他向我詳細闡述了他了解到的情況。 前線形勢的主要特點是敵人在地面和在空中都在兵力和物資上占有絕對優勢。 我們只有55個減配的師，缺乏足夠的補給，對面卻是85個齊裝滿員的美、英、法師。我們步兵師的每日兵力調動從原來的1.2萬人下降到平均5000人。另外，我們為數不多的裝甲師的每天兵力調動大約在1萬～1.1萬人。總而言之，這意味著前線上每千米最多只有100名戰鬥人員。他們無暇談論後方的局勢，不可能從前線撤出哪怕是很小的一支後備隊，也沒有足夠兵力來駐守「西牆」（West Wall，即齊格菲防線）上的眾多碉堡。倫德施泰特考慮到蘇聯前線的局勢發展，向其調動了10個裝甲師、6個幾乎完整的步兵師、10個炮兵軍、8個煙霧發射旅和其他許多部隊。東線許諾會進行補償，但到目前為止也還沒有補償的跡象。韋斯特法爾告訴我，根據報告和他個人的觀察，他相信部隊當前的士氣總體上仍然高漲。當然，士兵們非常疲憊，並擔心他們在國內的家人，但他們仍在繼續履行自己的職責。他們很清楚自己的任務有多麼重要，要牢牢守住蘇聯前線的後方。他相信他說的是對的，西線的每一名士兵都知道，他們守護的是祖國的土地，要從蘇聯人手中拯救東部省份的人民。這一點，以及把無條件投降當作備選項的認識，共同維繫著前線的穩定。 晚上，在與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電話交談中，我毫不掩飾地談論了自己的印象。經過切身體會，我發現局勢似乎比我想像的要嚴峻得多。因此，我告訴他們我的要求必須儘可能得到最大的滿足。 3月10日下午，我與指揮西線空軍的指揮官施密特將軍就空中局勢進行了詳盡的磋商。施密特告訴我，他的司令部並不隸屬於西線司令部，不過並沒有影響到我們之間的合作。然而，德國陸軍與防空部隊的利益需求有時是相互衝突的，帝國空軍司令部的行動是由頭腦靈活的施通普夫指揮的，因此沒有一直公正地對待陸軍的利益。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卻沒有那麼多的方法。其他困難還包括盟軍掌控著空中優勢，德國空軍地勤機構存在差距和不足，新型「斯特拉勒（Strahler）」飛機在技術和操縱方面都有問題，在萊茵河流域的春季天氣變幻莫測，汽油和替補部隊極度短缺，高射炮部隊機動性不足同時人員訓練也欠缺，等等。 我建議施密特要特別注意兩點：合理地集結兵力，目前必須集結在雷馬根地區；集中空軍和海軍的所有力量摧毀雷馬根的大橋和所有浮橋。 3月11日上午，我視察了B集團軍群並出席會議，與會者包括B集群指揮官莫德爾（Model）元帥、第15集團軍指揮官馮·燦根（von Zangen）上將及其下屬指揮官。他們估計，2個美國步兵師和1個配備火炮的裝甲師部署在萊茵河對面，我們在那裡沒有相應的兵力可以集結起來對抗他們。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弱點就是在橋頭堡附近的側翼防線。彈藥供應也開始出現短缺。除非加快人員物資的補充，否則摧毀橋頭堡的希望渺茫。 前線後方的情況不太令人滿意，所以我對局勢一直心存憂慮。 當天下午晚些時候，我又去了萊茵河下游的H集團軍群，在空降集團軍總部與布拉斯科維茨（Blaskowitz）進行了磋商。從這次談話中我了解到，該集團軍群對自己相當有自信，只是還需要至少8～10天的時間來重整裝備、構築陣地、運送補給和進行休整。他們喜歡保衛萊茵河的任務。 在荷蘭的行動是由布魯門特里特（Blumentritt）指揮的第25集團軍實施的，他們的實力不足，難以完成這個任務，而他最精銳的部隊正在左翼開展行動，在那裡，施勒姆的空降集團軍最遠已重新占領魯爾（Ruhr），但將不得不在主要戰場上承受對方的猛烈反擊。在利珀（Lippe）和魯爾之間接合部的兵力較弱，但還能堅持（不幸的是，後來證明這只是一種過於樂觀的看法）。後備隊也很強大。 我所看到的一切都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想起空降集團軍在萊茵河以西的卓越表現，我就滿懷信心地期待前線右翼的戰鬥。 直到3月13日，我才得以視察位於萊茵—普法爾茨（Rhine Pala-tinate）的G集團軍群並出席會議，其右側是第7集團軍，左側是第1集團軍。兩支集團軍都認為，現在局勢很危險，但只要組建幾支機動後備隊，並非沒有希望。第7集團軍正忙於修築摩澤爾防線，它的左翼部隊則陷入了激烈的拉鋸戰。 到3月13日晚上，我對局勢形成了一個膚淺的個人印象。不幸的是，時間緊迫，前線又太長，加上我受傷後仍然難以四處走動，導致我無法通過視察前線部隊來收集第一手資料。這是一個遺憾，因為我本來能夠對局勢和部隊狀況形成一個更有說服力的結論，也許還能做出不同的決策。 在我看來，局勢是這樣的： 強大的敵軍集結在雷馬根地區，對面是駐紮在薩爾布呂肯（Saarbrücken）一側的第1集團軍。 有跡象表明，美國第3集團軍正在強力集結，對面是我第7集團軍的右翼部隊和空降集團軍。 盟軍正在特里爾（Trier）以南對我第1集團軍右翼發動連續的猛烈攻擊。荷蘭前線、萊茵河魯爾段和萊茵河上游前線的敵人明顯忽視了這一點。 盟軍部隊的集結讓我們很難猜測他們的意圖。可能包括： （1）挾雷馬根僥倖勝利之威，要麼把德國西線的部隊一分為二，通過最短的路線與蘇軍會師，要麼逐漸停止向東推進，轉而從南方或東南方進攻魯爾區，後者可能性較小。 （2）對萊茵河以西僅存的要塞薩爾—普法爾茨（Saar Palatinate）發動包圍戰，目的是消滅G集團軍群，並由此渡過萊茵河，建立一個對德國南部作戰的安全基地。 （3）英軍發起攻勢，強行在空降集團軍的前線打開缺口，渡過萊茵河，並建立一個橋頭堡，從而在戰略上獲得了3個方向的進攻選擇。 總之，敵人在人數和物資上都占有優勢，而且他們的空軍控制了整個戰場。經過頑強而慘烈的戰鬥，我們的部隊又退回萊茵河防線和仍然完好無損的「西牆」，只有一小部分部隊需要進行重組和重整裝備。至關重要的後備隊，要麼還沒有建成，要麼在戰術上還沒有到位。 最嚴重的危險在於，雷馬根需要越來越多的增援，這個地方幾乎把供給西線司令部的替補部隊和補給都消耗光了，還極大地牽制了左右兩側的部隊，這就使得其他集團軍群在必要的時候更加難以開展重組、休整和換裝工作。事實上，我們對於敵人首批渡河的部隊並沒有用堅定兇狠的方式進行反擊，否則本可以迅速恢復防線，整個萊茵河防線的命運都取決於我們能否打掉盟軍的橋頭堡。 我們自己的萊茵—普法爾茨橋頭堡是專門針對敵人側翼進攻的，這肯定很快就會開始。同時摩澤爾防線背後的地形易守難攻，擁有令人敬畏的工事「西牆」，並且「西牆」防線與第1集團軍防區接壤的地方不能直接越過。而在西普法爾茨（West Palatinate）有著一連串天然陣地，導致進攻更加困難，並有助於我們實施機動防禦。一切都取決於在適當的時間將必要的增援物資和後備力量調集到適當的地點，不過我軍缺乏大規模的機械化後備隊，導致前景變得撲朔迷離。 德國空軍掌握著大量的高射炮部隊。對混凝土炮位上的部隊實施臨時機動，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巨大的缺口，這種方法還可以用在其他地方。事實上，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因為高射炮幾乎是我們僅有的遠程火炮了，意義重大。與陸軍的火炮相比，高射炮彈藥更加充足，可以成為前線的中堅力量。 這也意味著我們本來十分薄弱的空襲防禦又被進一步削弱了，但是我們的高射炮無論如何也不足以進行有效的防禦，此外，敵人的主要空襲目標也已從城鎮和工業中心轉移到戰場和部隊調動區域。權衡利弊後，我不得不優先部署前線和交通線。 我們的飛行員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們甚至自己都無法堅持勝利的信念。他們失去了信心。敵人對機場的攻擊加上不利的天氣條件，都讓他們士氣低落。也許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來恢復過去靈活的地空支援做法，重拾德國空軍失去的光環，但現在是否為時已晚？ 後勤保障情況很差，在某些地方甚至非常嚴峻。由於難以確定補給列車何時到達，無法避免分配出現錯誤。鐵路網絡遭到了嚴重破壞，如果線路進一步中斷，那就不能再指望了。 此外，在這些不安表象的背後，已經顯露出一些崩潰的症狀。「失蹤」的人數不斷增加，表明局勢正在惡化。從部分地區民眾的態度中，特別是在萊茵—普法爾茨和薩爾地區，也能看出這一趨勢。甚至在參謀中也能聽到談論政治的話語，這破壞了部隊的團結，在下級部隊中滋生了失敗主義。 不過，我的命令是明確的：「堅持住！」 在我們連續撤退了近三年半之後，就連希特勒也不再指望在萊茵河謀求決戰了。相反，他下令縮短戰線，希望地形能彌補暴露出來的弱點，這一目的是爭取時間，堅持到蘇聯前線局勢成熟，以及新的部隊和武器開始發揮作用。就薩爾—普法爾茨地區而言，對戰爭經濟的思考很有說服力：西里西亞失守後，魯爾和薩爾順理成章地成為維持戰爭的決定性因素。另一個思考是：當敵人逼近萊茵河時，除了薩爾的化工廠，萊茵蘭（Rhineland）的重要武器工廠和路德維希港（Ludwigshafen）也將不得不關閉。 當然，在德國腹地採取阻滯行動，本來也是「爭取時間」的一種方式，但這相當於撤離工業區，目前還不能考慮這一點。 因此需要守住萊茵河和薩爾普法爾茨要塞；摧毀或削弱雷馬根橋頭堡。 再次前往元首總部 1945年3月15日，由於在薩爾—普法爾茨的戰事發展不利，我再次與希特勒討論了局勢。 希特勒總體上同意我的建議。 他批准第1集團軍右翼部隊撤出「西牆」，並撤到中間陣地。 他意識到了雷馬根的困局，但想拚死一搏來削弱橋頭堡。此時，他提到了魯爾、薩爾以及在萊茵河和美因河之間工業區的重要地位。 他告訴我，他從丹麥抽調了一個齊裝滿員的師前來馳援，但他無法保證更多的部隊了，否則就會危及他組建新師的計劃，從而影響戰事的進行。另外，他會及時提供大量的替補部隊和補給，特別是坦克。雖然他已經採取措施加快戰鬥機的生產，但在一段時間內，還無法向空軍提供增援。 3月15日晚，我驅車返回。這次會晤給我的印象是，希特勒固執地認為我們可以在東線擊敗蘇聯人，而西線的戰局既沒有讓他驚訝，也沒有讓他特別擔心。他想當然地認為，一旦蘇聯前線得到鞏固，他就能夠調動部隊，在新成立部隊的幫助下肅清西部。他同樣相信，增加供應的命令將得到嚴格執行。 現實卻截然不同。丹麥師的戰力並不齊整，派遣得也太遲，我甚至不能指望在雷馬根用上該師。當該師行至半途時，又不得不緊急馳援第11集團軍，他們正在卡塞爾（Kassel）地區進行激烈的戰鬥。替補部隊和補給的消息不斷傳來，但物資卻只是零星送達。 普法爾茨失守 1945年3月19日，普法爾茨和雷馬根的局勢進入了關鍵時期。第7集團軍的右翼已經被打散，而盟軍對奧彭海姆（Oppenheim）方向的進攻，如果同時派遣坦克部隊突破克羅伊茨納赫（Kreuznach）並向沃爾姆斯（Worms）—路德維希港方向推進，那麼可能會使整個G集團軍群陷入危境之中。此外，在普法爾茨中部，兩支集團軍之間的接合部已被突破，部分部隊退到一起並被包圍。很明顯，普法爾茨已經守不住了。「自主行動」的想法化為泡影。 我非常重視在那裡迅猛發展的局勢，在3月16日—17日和3月21日—22日，我曾4次前往普法爾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第7集團軍的表現，他們必須知道，他們的戰術將決定第1集團軍的命運，但第1集團軍又要求他們必須控制自己的行動速度。他們的任務很艱巨。從純粹戰術角度來看，第1集團軍的處境更加艱難，他們的左翼部隊負責防守萊茵河沿線，其戰事關乎全局，並且必須按照中路的速度來調整自己的撤退速度。普法爾茨森林是一個關鍵點，因為後續要進行機動必須首先占領它。 當我在總部與斯佩爾（Speer）部長和勒希林先生（Roechling）開會時，突然遇到空襲，會議中斷了一小會。 下屬報告說，美國坦克已經到達凱撒斯勞滕（Kaiserslautern），這是個好消息，說明第7集團軍右翼部隊發動的孱弱反擊還是阻滯了敵人前進的速度。我個人確信，萊茵河上在施派爾（Speyer）和蓋默斯海姆（Germersheim）的橋頭堡已經得到鞏固並部署了強大的高射炮部隊，因此從3月16日起，我每晚都能看到後方部隊源源不斷地撤回過萊茵河。我們的空軍部隊接到命令，如果有任何敵人從北方沿著萊茵河向施派爾方向進發，都要不計損失地予以遏止。令我鬆一口氣的是，敵人的攻勢尚未如此緊迫。 萊茵河左岸部隊的撤退收尾工作，最後幾天是由各軍長和師長們自主組織的。由於他們的主動作為，無數困難得以克服，包括交通堵塞、盟軍對擁擠道路和村莊的空襲，以及馬車隊、機動車輛和信號通信的癱瘓等。首要功勞要歸於第1集團軍的參謀團隊，他們從3月21日起接管了萊茵普法爾茨所有部隊的指揮權，同時G集團軍群和第7集團軍要在萊茵河東岸修築防禦工事。在3月21日撤出路德維希港之後，為保護最後的部隊通過，在施派爾、蓋默斯海姆和馬克索（Maxau）還需要再守好最後幾座橋頭堡。我於3月23日下令讓這些部隊撤離，並於3月24日—25日完成。 敵人的行動方式符合薩爾—普法爾茨突出部的特殊性。他們在最早的時間發起了攻勢，但卻未能把握住機會來實施鉗形戰術。 敵人在坦克進攻方面是大膽的，甚至對第7集團軍右翼的攻擊稱得上魯莽。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採取的是連續快速的單一行動，即在完全不適合大規模坦克行動的地區，以靈活的指揮方式和不怕犧牲的精神來開展坦克戰，這表明在義大利那種步步為營的方法被拋棄了。由於我在義大利曾有過在類似地形上的作戰經歷，我沒有考慮到美國裝甲部隊能取得如此迅速的成功，而德國軍隊的失敗，部分因為其已經彈盡糧絕。然而我驚訝地發現，他們在成功突破後，並沒有利用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通過空中支援，在萊茵河的各個橋樑上把G集團軍群攔腰切斷，從而進一步摧毀它。正是藉此失誤，敗退的該集團軍群才能夠把大部分兵力撤過萊茵河，並沿河構築了一條新的防線。 在普法爾茨，最重大的一份榮耀屬於盟軍的空軍。 我與集團軍和師級指揮官們進行了會談，但這並沒有讓我預料到，我軍會突然崩潰。關於其原因，我來設法解釋： 幾個月來，軍隊幾乎在連續行動。反覆強調他們要堅守不退，結果導致我們無可挽回地損失了最優秀的士兵和大量物資。此外，希特勒對前線缺乏了解，但還不斷發布干擾指示，等到這些指示被推翻或被修改，寶貴的時間已經被浪費了。指揮戰鬥不能只坐在辦公桌後面。 過去數月的激烈防禦戰給我的身體和精神帶來了極大的壓力，鑒於我們士兵們的出色表現，這種壓力遠超過我在第一次調查時的感受。局勢的惡化和漫長的前線，使我無法視察到防線上的所有部隊。如果我知道第7集團軍左翼和第1集團軍右翼的真實情況，我很可能會更堅定地要求希特勒改變我的任務，儘管這可能也不會對結果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我們的汽油和彈藥供給既不充足又不穩定，不管是打打停停還是進行決戰都不能滿足。美軍的進攻開始得特別早，我們後備隊的組建還沒有完成。 3月15日晚，我從希特勒那裡爭取到了命令，「西牆」的部分部隊可以撤離，但這為時已晚。如果能提前一天撤離，我們在普法爾茨森林的潰敗就不會如此慘烈了。 我們的飛行員無能為力，萊茵河谷的惡劣天氣也沒有幫上忙。恰恰相反，敵人在空中勢不可當，而我們本就脆弱的通信網絡又遭到了猛烈的轟炸。 然而，正是因為形勢如此絕望，我們的部隊在實力大減的情況下仍然忠誠、積極地進行戰鬥，讓人終生難忘。 奧彭海姆渡河戰鬥及結果 我有意把撤離萊茵河左岸及橋頭堡的行動推到最後一刻，這樣至少保證了右岸的大部分兵力可以重新勉強集結起來。在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如G集團軍群的左翼，敵人連續數周都沒能跨過萊茵河。右翼的情況則不同，巴頓（Patton）的師在擊敗西岸的德國後衛部隊後，幾乎立即開始強行渡河。 負責右岸防禦的是第7集團軍，我早已告訴他們我的看法並警告他們可能有人會企圖渡河。因此，當我聽說美軍在3月22日晚幾乎不費一槍一彈就在奧彭海姆過了河，我簡直目瞪口呆。從戰略上講，他們有機會繼續向仍在西岸作戰的德國第1集團軍發起攻擊，以確保下一步在法蘭克福（Frankfurt）盆地開展行動。由於我們沒有立即進行反擊，現在必須集中力量，趁敵人立足不穩，把他們再趕回到萊茵河中。首先我派遣了一支精銳師，配備了突擊炮和其他火炮。但還需要更強大的部隊，因為這次反擊失敗了。他們的指揮官倫格（Runge）上校並沒有指揮失誤，最後英勇犧牲，這對我來說是個悲傷的消息。 之前雷馬根成了B集團軍群的墳墓，現在似乎奧彭海姆的橋頭堡也將埋葬G集團軍群。這裡也是一個突出部，很快會變成一個缺口，逐漸吞噬所有從其他防線調來的部隊和從後方運來的物資。的確，德國是我們所熟悉的土地，但是在鞏固陣地方面，我們沒有什麼太好的辦法。當然，這裡和其他地方一樣，我們能從空中得到的支援為零，而且高射炮部隊的支援力度也非常小了。 最好的將軍也會面臨無米之炊的窘境。德國空軍為什麼會油盡燈枯直至崩潰，原因不得而知。我們缺乏各種類型的轟炸機。由於盟軍對工業區進行襲擊並破壞了鐵路，戰鬥機的生產也幾乎已經停止。我們噴氣式飛機的技術性能優於敵人的戰鬥機，飛行員的訓練也非常好。但這種高科技飛機也有很大的缺點：依賴超長尺寸和高度平整的跑道，起飛和著陸存在困難，飛行時間短，事故率高等。由於空戰的節奏受到敵人的控制，起飛和降落都需要進行專門的保護，但這難以時時到位。1945年的三四月份，在萊茵河谷的天氣條件尤其惡劣，這進一步限制了本就極具風險的飛行。 這時，在集團軍群指揮官的建議下，我開始考慮讓整個萊茵河前線撤退。但我最終決定不這麼做，因為這肯定會演化成一場潰敗。我們的部隊已經疲憊不堪，幾乎不能動彈，在大多數情況下已經停止了戰鬥。雜亂無章的後方部隊也是一個問題。而敵人在各方面都有優勢，特別是在機動性和空中方面。如果敵人不加限制地肆意進攻，我們正在撤退的部隊一定會被打垮。這樣的戰鬥，已經不是實現目標的手段，也不是為了爭取時間，它本身已經成為目的。在萊茵河上戰鬥的每一天都是對前線的支持，哪怕只是在防區內對散兵進行甄別和重組。 3月27日—29日，決定性戰鬥發生在伊德施泰因（Idstein）和阿沙芬堡（Aschaffenburg）之間的區域。第7集團軍的新任指揮官是精力充沛的馮·奧布斯特菲爾德（von Obstfelder），現在他們面臨著一項艱巨的任務，即阻滯美國第3集團軍挺進德國中部以及美國第7集團軍進入德國南部。一個裝甲師莫名其妙地出現了問題，使封鎖路線的任務變得複雜化，而美軍可以沿著這些路線從吉森（Giessen）前往黑斯費爾德（Hersfeld）以及從蓋爾恩豪森（Gelnhausen）到富爾達（Fulda）。但是更糟的是，我們的B集團軍群以及與其右翼部隊擠在一起，並失去了對其左翼的全部控制。直到我派遣來自奧斯特坎普將軍第12軍第二總部的參謀前去處理，這一尷尬局面才得以恢復。3月底，在從黑斯費爾德至富爾達及南方的施佩薩特山脈之間區域，第7集團軍展開了一個鬆散的戰鬥序列（order of battle）。 第1集團軍不得不配合第7集團軍的行動，向右側進一步延伸。然而，在3月30日，第1集團軍又被逼退回米爾滕貝格（Miltenberg）—埃伯巴赫（Eberbach）—海德堡（Heidelberg）防線，從而危及至關重要的陶伯河（Tauber）防線。 從奧彭海姆和曼海姆的橋頭堡開始，敵軍部隊從南方向東再向東北散開，這種做法違背了集中兵力的原則，但取得了成功，有力證明了德國軍隊的戰鬥力出現了下降。 魯爾要塞 經過反覆斟酌話語，我把B集團軍群與東側第11集團軍建立聯繫的任務描述為「嘗試突圍」。事實也是如此，因為最有利的時機已經過去，包圍圈內外的機動部隊都很弱，而在易北河以東馬格德堡地區的第12集團軍正在組建，在3個星期內都無法派遣行動。更複雜的是，H集團軍群的左翼被逼退到魯爾，使得蒙哥馬利的右翼可以無所顧忌地對突圍部隊的左翼進行攻擊。然而，由於我們沒有抓住在3月更有利的時機，或者說無法進行利用，現在就必須這麼做了，這已經是我們最後的機會了。 終局之戰：1945年3月11日布防圖 然而，事實證明，我們為集結所做的努力和我現場給出的指示都是徒勞的。我於4月1日回到圖林根林山中的萊因哈德布倫（Reinhardsbrunn），我的作戰指揮部就設在這裡。我的參謀長向我報告稱，剛剛收到元首的命令，取消魯爾包圍圈的突圍計劃，B集團軍群將作為防守魯爾的「要塞」，接受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直接指揮。 最高統帥部的這個決定讓我徹底驚呆了，打亂了我們所有的計劃。他們可能認為突圍行動已經沒有任何成功的希望，還不如利用一個被包圍的集團軍群來牽制住儘量多的敵軍，從而削弱東線的強大攻勢。他們也可能認為部隊可以從魯爾就地得到補給，因此可以省出更多的補給提供給前線其他部隊。 然而事實上，魯爾地區的糧食只夠軍隊和民眾最多兩三個星期之用。從戰略角度來看，艾森豪威爾對魯爾毫無興趣，他的目標遠在東方。要想牽制住強大的圍城部隊，唯一的希望在於建立一個進攻性的穩固防禦，但以我的所見所聞來判斷，至少在表面上看是不可能的。B集團軍群的30萬人根本無法填補條頓堡林山（Teutoburger）和圖林根林山之間的缺口。 魯爾包圍圈的戰事進展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4月17日就以德軍投降結束了。原因很簡單，官兵們都已看不到繼續戰鬥下去的任何意義。 B集團軍群的悲劇於此日落下帷幕，其指揮官莫德爾，一位勇敢無畏的戰士，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今日回首，何人之過？他現在就浮在我的筆端，並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盟軍突破萊茵河下游 在G、B兩個集團軍群大難臨頭之際，H集團軍群在相對不受干擾的情況下進行了人員重組和裝備重整。敵人的空中行動明顯局限於一個特定區域，他們對德軍總部進行空襲轟炸，對建橋材料進行集結並提供煙幕保護，這些都表明敵人打算在埃默里希（Emmerich）和丁斯拉肯（Dinslaken）之間區域發起攻擊，主要目標在雷斯（Rees）一側。 春季的天空晴朗無雲，有利於蒙哥馬利進行大規模空降，並充分利用空軍對地面部隊進行支援，因此H集團軍群幾乎無法開展任何機動。 如我所料，加拿大軍和美軍在空降作戰的支援下橫掃前線。我與集團軍群指揮官達成一致，要盡一切可能來摧毀兩軍。但結果是，在前線局勢幾乎明朗之前，集團軍群就已經耗盡了主要的後備隊。這樣的錯誤遲早會為之付出代價，而現在時辰已到。 令人遺憾的是，後備隊只在向丁斯拉肯的一次進攻中取得了成功。如果我們在3月23日—24日投入兵力時更加謹慎，如果雷斯能夠得到火炮支援，那麼3月25日晚上的戰況就不會那麼糟糕了。事實上，我沒有糾正部隊對這些後備隊的定位，導致的錯誤不僅輸掉了萊茵河上的戰鬥，而且還影響了以後的行動。 結果，H集團軍群只得接受這場註定的失敗，就像宿命一樣在歷次會議中已有所體現。第1空降軍指揮官、富有才華和幹勁的施勒姆受傷退出，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隨著美國軍隊轉向英軍右翼，德軍下達了突圍的信號。正如B集團軍群所做的那樣，現在H集團軍群也將總部遷往北部，而不是靠近威脅更大的側翼，這個做法表明，它的行為甚至一切都取決於堅定的立場。 相反，在3月28日，此時H集團軍群中只有左側的陣地還算存在，他們認為有必要向我和最高統帥部提交一份其職責之外的形勢分析報告。這種越過我向最高統帥部匯報的做法有個很大的缺點，那就是我只能在報告提交並聽取他們的決定之後才能表達我的意見，而且這次使得希特勒十分惱火，我再也不能指望對其施加什麼決定性的影響了。任何一位擁有高級指揮權的將軍都應知道如何從心理上迎合他的上級，但這份形勢報告卻成了激起阿道夫·希特勒怒火的一個反面典型。儘管他們對自己的失敗及原因隻字未提，但在報告中表達了正是擔心自己陷入B集團軍群的困境才決定撤退的。 不論在策略上是對還是錯，批評上級沒有能夠掌控戰爭全局，這本身在思想上就是錯誤的。希特勒站在總參謀部的角度認為這是一種「令人無法容忍的傲慢」。我覺得這種批評是有道理的，因為我曾在義大利戰爭中擔任總司令但被希特勒剝奪了自由決策權，這只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而已。我很清楚元首在這次事件中會做出什麼決定。 我一直都認為魯爾區不是當時美軍的目標，英國第2集團軍和美國第9集團軍將會向東北和偏東方向繼續進攻，也就是說，他們將越過魯爾區。最令我震驚的是第47裝甲軍在前線的失敗。現在向魯爾區增兵是一個錯誤的資本投入。如果這一做法導致正面陣地被突破，那就不僅是一個錯誤的問題了。 我下令對敵人先頭部隊的南側進行反攻，但也失敗了，因此在3月28日—30日的一次私人會晤中，我再次提出了我對局勢的判斷以及該如何應對的觀點。通過這樣做，我希望讓H集團軍群的指揮層能按照我的想法進行調整。 H集團軍群的形勢報告中充滿了悲觀主義，這讓希特勒大為惱火，他再次遷怒於布拉斯科維茨，因為他拒絕執行在3月底下達的「元首命令」，即從南北兩側進攻敵人盤踞在明斯特的部隊並填補防線的缺口（我也認為這個任務不切實際）。他派斯圖登特去協助布拉斯科維茨，意圖表現得很明顯。 在盟軍中，蒙哥馬利的任務最艱巨。他的軍隊在萊茵河以西的幾次戰鬥中損失巨大，現在面臨著一個最可怕的障礙，其中駐防的這些師素以戰鬥力強悍而出名，而且得到了10天的緩衝時間，並且擁有大量後備部隊做後盾。然而，從技術上講，這次行動的準備工作堪稱典範，集結了足夠的兵力並獲得了充足的資源。 3月的萊茵河上游局勢 萊茵河上游地區由布蘭登布格爾（Brandenburger）將軍領導的第19集團軍防守。 再也不用擔心盟軍在瑞士橫衝直撞了，敵人的主要進攻顯然轉到了另一個方向。第19集團軍不能再繼續把兵力投向它的西側防線，那裡已經足夠強大了。萊茵河之所以是一道屏障，與其說是因為它很寬，不如說是因為水流湍急。河邊的防禦工事已經過於陳舊，布置得也不專業。希特勒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我們可以把主要防線轉移到黑林山（Black Forest）。黑林山的周邊和高地上都布設了陣地，保護著符騰堡（Württemberg）南側免受來自西部的進攻。貝爾福（Belfort）窪地對面的伊德施泰因地區，在和平時期就曾築有防禦工事。即使那裡的防禦工事已經過時，部分還被夷為平地，但仍然具有強大的威懾作用，不過也就只有這點用處而已。來自西北和北方的危險正在向斯圖加特（Stuttgart）推進，甚至會向東穿過海爾布隆（Heilbronn）和普福爾茨海姆（Pforzheim），然後繞過黑林山。如果薩爾—普法爾茨突出部陷落，盟軍在卡爾斯魯厄（Karlsruhe）渡過萊茵河，這種危險就可能變得十分嚴重，因此，防止或阻滯這種情況的發生，顯然是對黑林山防區和第19集團軍最有利的。於是，我們必須把最富有經驗的師調到G集團軍群，以保衛薩爾普法爾茨。 然而，局勢發展得太快而調動卻顯得太慢。兩個師到達G集團軍群防區的時間太晚了，他們還未形成規模就倉促地投入戰鬥，結果他們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實施增援的難度主要在於集結部隊。我們沒有固定的編制，不得不組建大量的臨時性部隊。時間如此緊張，根本無法建立起強大的戰鬥隊。儘管如此，如符騰堡「人民衝鋒隊」等部隊的表現還是好於我的預期。由於缺乏通信部隊，行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而且幾乎無法彌補。第19集團軍盡其所能完成了必要的防禦準備，並充分注意到了其側翼的危險。等到了4月初，緩衝期也就結束了。 回顧與展望 我在西線戰事最嚴峻的時刻被任命為西線總司令。當我對整體情況有了大致了解之後，我覺得自己就像一位音樂會鋼琴家，被要求在一架古老、搖晃、走調的鋼琴上，當著一大群聽眾的面來彈奏貝多芬奏鳴曲。在許多方面，我發現情況與我全部的原則都相牴觸，但事態發展得太快，我沒有時間來改變它們。 西線總司令這個職位太重要，級別也太高，令我無法逃避自己肩上的責任。因此，我會對所有因我指示而導致的一切結果負責。如果我不能使希特勒的想法和命令與我的良心和觀點協調一致，那我就只能按照我認為最好的方式來解讀和修改。這種事情仍然經常發生，此時與彼時並無差異。另一種選擇是與希特勒攤牌。如果攤牌之後，我仍然沒有信心或辦法來使他改變主意，我肯定會要求解除我的指揮權。我知道其中的難度。在最初的6個星期內，我去見了希特勒4次，坦率地闡述了我對局勢的看法，他也很欣賞我的直率。我是一名軍人，不能僅僅因為我不同意或確定有充分的反對理由，就可以拒絕接受某項意見或命令。我也明白，對於在戰爭最後階段和最嚴重危機中產生的諸多分歧，現在也有必要暫時擱置起來。我總會詳細地解釋我的命令，來讓下屬充分理解。 我感到西部的條件讓我完全茫然。我對自己說，不同的指揮官有不同的方法，而且各有各的道理。我的前任馮·倫德施泰特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繼承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最高統帥部的傳統。戰區的規模、自己的職責、指揮的構成等因素完全一致。他把握形勢的脈搏，待在總部中發號施令，幾乎從不去前線，也很少用電話。與下屬或上級的聯繫差不多完全掌握在他的參謀長和參謀人員手中，這套做法有著不可否認的優點：總司令心無旁騖，不受前線令人擔憂的狀況的影響。他是一個遠距離施法的大祭司，人們對他只有敬畏之情。即使我的方法不同，我也能理解馮·倫德施泰特的做法，不過我無法說服自己去接受它們。戰爭第六年的情況與第一年的常態相差太大。各地紀律鬆懈，需要指揮官和部隊建立起私人聯繫；不能再無視這種直接影響，特別是在許多問題都缺乏一致意見的時候。這套做法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個麻煩事，但利大於弊，可以藉此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和人心。 我認為指揮官的位置應該出現在發生局勢逆轉或危險情況的地方，所以我選擇靠近前線設置作戰指揮部，並經常改變指揮部的位置，除非受到敵情的制約。韋斯特法爾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參謀長，我們在義大利合作得很融洽。他了解我的癖好，當然我也一樣。 西線司令部下轄3個集團軍群。我自己也曾指揮過一個集團軍群，而且時間很長，長到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設置這麼高的一個職位。他們的指揮官完全有權堅持在任務範圍和自己防區內獨立行動。我現在也堅定地尊重這一點，不過實際上，如果發生了異常狀況，我仍然會經常進行干預。我不喜歡這樣做，雖然我也曾在陸軍擔任過總參謀部軍官，但我畢竟來自空軍，因此總感到有一絲不安。 各個集團軍群的指揮官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老兵、優秀的總參謀部軍官和具有出色資歷的領導者。 師級指揮官各不相同，但最近幾個月中，也有許多人為自己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正常情況下，其中一些人將不得不調離，因為在1945年春，時時處處都很艱難，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這種條件下進行戰鬥。當德國軍隊的人數被限制在10萬人以內時，優秀的將軍還非常少，經過5年的戰爭，大批新的部隊出現，傷亡又十分慘重，不足以把無能的將軍都挑出來。我們要使用好這些將軍們，但同時也有義務對其進行干預。 多年來，德國武裝部隊的慣例是安排高級指揮官退休。原則上我不贊成這麼做。因為這樣會讓許多傑出的軍事領袖過早地被束之高閣，錯過了隨後幾年的戰爭，而真正需要退休的將領又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推遲退休，因為沒有一流的將軍來接替他們。我只有在發現相關指揮官對自己的任務失去信心或者他的態度開始破壞士氣時，才會採取那些備受爭議的手段。 更大的難點在於，集團軍群甚至初級指揮部都可以與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以及希特勒建立直接的聯繫。直接向最高統帥部發送作戰報告可能滿足了最高統帥部的好奇心，緩解了他們的緊張情緒，但這卻徹底攪亂了在戰場的上級參謀人員的正常工作。 3月底，我不得不承認，我的主要任務尚未完成。經過慘烈的戰鬥，薩爾—普法爾茨還是失守了。盟軍已經突破了我們位於雷馬根和奧彭海姆的橋頭堡，並將其作為下一步大規模行動的出發點。甚至在萊茵河下游也是如此，盟軍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成功渡河。大致說來，敵人的目標是明確的：把德國南北的主要部隊割裂開來，並與蘇軍會師；英國占領德國右側的北海港口；美法聯軍南方集群占領德國南部。 這些驚人的結果是如何產生的？毫無疑問，一支擁有足夠兵力和必要裝備的正規德軍部隊仍然能夠順利執行任務。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如果每個集團軍群都配有幾個裝甲師或裝甲擲彈兵師以及大體相當的空軍，那麼也是可以「自主行動」的。雖然擁有裝甲師後備隊的H集團軍群被擊敗了，但這一事實本身並沒有駁斥上述論點，反而進一步證實了我的觀點，即「自主行動」並不能解決問題。因此，我拒絕聽從一直要求「自主行動」的呼籲，這只是完美主義者的一段快樂回憶，現在隨著汽油和其他物資的短缺以及軍隊的訓練不足，那樣的時光一去不復返了。然而我不能否認，這種頑固的主張讓我感到不安，並在我和我的指揮官之間造成了某種信任危機。經過5年的戰爭，我的將軍們有了不同的想法，對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可能性有了自己的看法，都想拿來辯一辯，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讓這一切動搖了根本性問題，即一個真正的軍人在面對流言誹謗時，也會收起所有疑心，樹立起光輝的榜樣，讓士兵堅定地追隨他。即使在這個時候，我也看到許多軍人身上散發出這種力量。 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開始面對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敵人，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如果按照希特勒的命令，不管在內陸還是沿海，在主要防線上只是簡單地構築局部防禦，當我們面對敵人陸海空聯合進攻時，無論如何也是無法取得預期戰果的。我軍在陸地和空中都很虛弱，而且我們也沒有足夠的施展空間。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打一場「有限的運動戰」，守住我們先前選定的區域。 與此同時，國防軍最高統帥部與陸軍司令部之間的矛盾之前本已存在，現在卻日益尖銳。他們之間不可調和的不信任，給行動帶來了破壞，在許多情況下造成了分裂，其結果是陸軍司令部時常感到受到束縛和誤解。希特勒把失敗歸咎於軍隊指揮官的任性，並且經常插手哪怕是最微小的戰術事務，這些做法都被視作紙上談兵，而他的戰略命令和直覺也被嘲諷為太過業餘。這種潛在的敵意嚴重製約了主觀能動性，破壞了指揮的統一完整，並浪費了寶貴的精力。 在過去的半年中，代價慘烈的戰鬥和屢戰屢敗的撤退，使官兵們的身心都處於精疲力竭的邊緣。許多軍官精神崩潰，其他一些則遭受著健康問題的折磨，還有一些根本就不稱職，而且我軍還嚴重缺乏初級軍官。部隊的實力令人不滿，到達前線的替補部隊也顯得訓練不足，他們沒有戰鬥經驗，人數也少，並且到達得實在是太遲了。因此，他們並不是有效的作戰力量。只有當一名充滿智慧的指揮官率領一大批經驗豐富的下級軍官和老兵骨幹時，部隊才會凝聚在一起。 戰線後面的散兵過多，說明此處的部隊已所剩無幾。散兵的威脅也很大，這種狀況會傳染蔓延，並且阻礙交通。同時他們也是一個人才庫。許多人是真正地走失了，他們在行動中與部隊失散，或者離開醫院或臨時營隊返回自己的部隊，但找不到正確的方向。還有一些人，占了大多數，卻是在逃避，試圖儘可能地遠離火線。這就是我對前線背後的第一印象，這讓我感到震驚，於是下令採取嚴厲的措施。我建立起了連續的攔截線，但仍然有太多的漏洞，因此我又成立了一個「野戰突襲特遣隊」，將制度的網子收得更緊。 對於多年來一直在急劇滑坡的德國空軍，現在已不能再指望對其提出什麼要求了。我自己就是德國空軍的一員，因為對此束手無策，所以對其戰鬥力低下倍感苦惱。陸軍不斷批評空軍無所作為，這是不合理的，不過如果有更積極的領導肯定會產生更好的結果。空軍司令部的任務是把所有的攻擊力都集中在當前的主攻點上，但這也因此而失去了機動性。當前的空軍組織分成了3個空軍師，如果將其合併成1個便於控制的緊湊編隊，並根據戰場內的戰事需求，不怕犧牲地英勇戰鬥，也許能夠扭轉現在的困境。 在戰爭中的平靜期，納粹黨依然活躍，並且有時表現得過於活躍。它從一個政治組織發展成為一個絕對的「監管」組織。由於納粹黨的機構非常之大，導致許多高層官員在任職時不顧他們的培訓經歷，也不看他們的人品素質。幾乎每一個德國人在天性中都有種想做點什麼事的渴望，這種渴望也充分體現在納粹黨內領導喜歡事事插手的做派上。納粹黨總理府主任鮑曼（Bormann）負責此事，他頻繁地向希特勒報告，以顯示設立這個「監管機構」的正當性和必要性。這需要強大的心理素質承受來自上面的壓力。有一些人做到了，尤其是在年輕一代中，但是總的來說，納粹黨暗中監視人民和軍隊並向希特勒報告，這種行徑讓人興不起配合的念頭，並在忍無可忍的官兵中逐漸引起了爭執和怨恨。 各大區長官（Gauleiter）作為「帝國國防委員會委員」（Reichs De-fence Commissioner），也身兼軍事任務，在省內與軍區司令部一起共事。他們也有權利干涉行政和經濟事務，由此而產生的分歧和對抗使得這種安排威信掃地。 西線總司令只有通過納粹黨的最高領導層才能與各個大區長官保持必要的密切聯繫，這導致幾乎不可能採取快速的行動，因此我在參謀團隊中安排了一名具有通天權力的納粹黨高級官員。這本來是件好事，但在任命了這位狂熱的納粹人員後，事情反而變得不那麼順利了。我不需要一個監視我的參謀人員的間諜。因此，我沒有聽他提出的抗議就直接開除了他。 另外，我與宣傳部的一名特別代表也在一起合作，他各方面的工作都令人滿意。除正常事務外，他最近也不斷地向我通報我國想與盟國講和的試探結果或有希望的停戰談判的消息。 我與希特勒及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關係 我在柏林陸軍和空軍的長期工作經歷，讓我認識了所有的重要人物，這使我的工作易於開展。因為有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我們空軍元帥們享有特權。 正像德國空軍的組建過程一樣，戈林親自處理所有重要的外部事務，我們很少與希特勒直接接觸，因此我們與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領導們建立起了更為密切的聯繫。在最開始的幾次戰爭中，各種關係沒有什麼變化。後來地中海戰區和西方戰區被稱為是「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戰區」，沒有陸軍司令部的什麼事情。 我作為南方戰區總司令，後來在戰爭後期擔任西方戰區總司令，我幾乎只與希特勒和最高統帥部打交道。到1944年底，經歷了各種起起落落，我終於贏得了希特勒毫無保留的信任，這當然也是把我調到西線的原因。在義大利，我必須自己爭取行動的自主權，最終我得到了；而在西線，我卻要一直受到東線戰局的制約。在3月20日—4月12日，我去見了希特勒4次，他對我的焦慮表示極大的理解。儘管我們遭受了嚴重的失敗，但他從未說過一句責備的話，當然也是因為他認識到西線的局勢已經惡化到無法挽救的地步了。 希特勒在夜間任何時候都能接待我，聽我說什麼都不會打斷，對我提出的所有問題都表現出極大的理解，幾乎總是按照我所提出的方案做出決定。他靈敏的思想與身體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做決定時，他不像以前那樣囉唆，並且對我表現得非常友好和體貼。他兩次把他的車和個人司機借給我，送我回總部，並指示司機開車要小心。我本來已經習慣了他保持著恰當的禮貌，但現在突然轉為殷勤的關懷，實在令人感到費解，因為我與希特勒只是普通的工作關係，而且我也能看出他和將軍們之間的裂痕在不斷擴大。 希特勒從未要求我去做任何違背我軍人職責的事情，我也從未要求他為我提供私人幫助。我只能把他對我的信任歸因於一個明顯的事實，即他知道我並無惡意，多年來我每時每刻都在盡心履行我的職責。 由於他對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懷有某種病態的不信任，最終只能自己處理所有的國家事務。他在挑選左膀右臂方面也很不幸。這兩個因素都對軍隊和戰局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945年4月12日，當時他仍然很樂觀。他一生都在演戲，很難判斷他的真實想法。現在想來，我覺得他確實痴迷於某種奇蹟般的救贖，就像一個溺水的人緊緊抓住一根稻草一樣。在我看來，他相信東線會取得勝利，相信新組建的第12集團軍，相信各種新式武器，甚至相信敵人的聯盟會土崩瓦解。 所有這些希望都是虛幻的。當蘇聯開始進攻後，希特勒把自己關了起來，越來越孤獨，生活在自己的虛幻世界裡。 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戰區的負責人是約德爾將軍，和他一起工作很愉快。他是一個精明能幹的戰略家和戰術家，是最適合擔任這個職務的人選，尤其是他沉著冷靜，工作起來不知疲倦，如果他的作戰經驗再多一點就更好了。他的處境非常困難，因為希特勒絕不是一個容易受人影響的人，而且交到他手邊的所有議案都因為最高統帥部和陸軍司令部之間存在分歧而難以達成一致。那些意圖評判約德爾的人其實並不了解他的外交手腕阻止了什麼，又贏得了什麼，至少這些批評者們應該首先證明自己在這種情況下能做得更好。作為德國國防軍的作戰參謀長，他的觀點比最高統帥部更加重要，即便如此，他所為之辯護的許多觀點和措施，實際上是他之前竭力希望進行修改和完善的。約德爾的同事，如馮·布特拉爾（von Buttlar），都是訓練有素、公正客觀的軍官，他們會明智地根據約德爾的想法進行合作。在我和約德爾之間，我們對形勢的看法或採取的步驟很少出現分歧，我和我的參謀團隊總能得到他的支持。 我和凱特爾元帥之間打交道相對較少。他關於組建新部隊或替補部隊的指示都是根據元首的命令，即使有爭議，這些命令也是不能更改的。例如，希特勒認為組建新的師是維繫戰爭的根本，這就意味著需要為此目的而預備人員和物資。我和其他許多將軍持相反的觀點，認為組建新軍是不經濟的，而且在戰爭的最後階段，我們需要的是戰術勝利而不是組織編制。 德國中部的戰鬥 B集團軍群在魯爾區被圍殲，也決定了德國中部的命運。 盟軍的目標是顯而易見的，儘管分出了部分兵力來包圍魯爾要塞，但他們還是能夠達成目標。對我們來說，敵人的集結問題已不再是一個謎團，且已不再那麼重要了，因為我們實在沒有機動部隊或空戰力量來攻擊他們，這麼做毫無勝算。我把這段時期的戰爭稱為「權宜之計」，在此期間最重要的就是官兵之間的心態和士氣。 這片區域寬達150英里，顯然無法臨時抽調部隊進行防守。因此，在這一地區的部隊要分散作戰，任務是阻滯敵人的前進，直到一支更強大、更有組織的部隊前來救援。這支部隊只可能是在3月底組建的第12集團軍。只有在該集團軍的支援下，才能確保蘇聯前線的戰事不會受到西線的影響，並防止德國被一分為二。 因此，第12集團軍是在西線開展行動的最重要因素，無論局勢如何發展，它都可以部署在哈茨山區（Harz Mountains）執行任何任務。因此，哈茨山和前線的這段區域需要保持暢通。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的兵力也嚴重不足，而且我們決不能過早地把兵力耗盡，因為還要從山區突圍。另外，哈茨山也非常有利於偽裝。 因此，脆弱的德國軍隊被迫撤退到哈茨山區，他們相信，即使陣地薄弱也可以在那裡建立據點。此外，命令已經下達，圖林根森林作為一個重要的工業區也要固守。同時，我幾乎不敢想像，強大的美國軍隊會被我們弱小的軍隊拖入深山，這一願望居然實現了。在正常情況下，在相距五六十英里的兩座大山之間，甚至只在一座山的側面，進行決戰是非常危險的。然而，敵人已經知道西線中部的德國軍隊差不多已經耗盡，這樣就不存在什麼大的風險，而且憑藉其機動偵察部隊和齊裝滿員的空中力量，他們足以粉碎任何來自側翼的威脅。但是，我們的第7集團軍和第11集團軍就這樣擺脫了強大的美國軍隊，遏制了敵人的前進，給第12集團軍留出了時間進行組建。敵人可能還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如盟軍之間的政治協議、後勤保障方面的困難，以及對在該地區分散作戰的德國特遣隊的些許尊重。然而事實表明，不是所有的機會都會得到充分的利用，因此，我們在蘇聯前線的軍隊能夠集中精力進行決戰，而無須擔心西線盟軍會威脅他們的後方。 4月初，我的指揮所遷到了位於前線主攻陣地的後方，距柏林不遠。儘管有這種有利的位置，我與兩翼之間的通信卻變得越來越困難，通往集團軍群總部的道路也更加迂迴和危險。在前線消滅B集團軍群，並把德國從中心一分為二，這兩種威脅要分別應對，不再需要統一的指揮部。因此，元首在4月6日頒布命令做出調整。一個司令部負責西北地區，其南部邊界沿著哈默爾恩（Hameln）—不倫瑞克—馬格德堡防線。這條防線南側的前線戰鬥仍由我來指揮。 在4月初期，我還接到通知稱，如果中央司令部無法指揮西北、南方、東方等3個戰區內的行動，就將實施某項安排。根據這一安排，我將以南方戰區總司令的身份，帶領溫特（Winter）將軍和一小部分最高統帥部參謀，全權接管整個南方戰區的指揮權，包括義大利、南斯拉夫和蘇聯前線的南段。在北方，同樣的任務分配給了鄧尼茨上將和國防軍作戰參謀。希特勒的目的仍不明朗。在這次改組提議中，最有趣的是兩個司令部分別交給了兩位軍人，而公認的希特勒繼任者戈林和納粹黨都被排除在外。 4月8日，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宣布建立哈茨山要塞，並指派第11集團軍進行防守。4月12日，敵人的第一批坦克開始出現在馬格德堡前，圖林根林山的戰役也已接近尾聲，但此時哈茨山區仍然在堅持戰鬥，直到4月20日第11集團軍投降，那裡的戰鬥才結束。與此同時，在該段前線的中部區域，從馬格德堡到里薩（Riesa），第12集團軍正在堅守易北河，竭力控制這部分河段。在這段時期臨近結束時，在易北河和穆爾德河沿岸已經建立起一條新的防線，萊茵河上在3月中旬被撕開的缺口現在已在易北河上堵住了。但這條防線註定也會失敗，因為敵人正在同時從東西兩側夾擊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