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二十章 防守義大利 （1944年夏至1945年春）

1944年6月6日，盟軍登陸諾曼底；6月17日，撤離厄爾巴島；6月和7月，C集團軍群撤退，鞏固新的防線；6月26日，撤離比薩；8月12日，佛羅倫薩德軍投降；8月15日，盟軍在法國南部組織第二次登陸行動；9月21日，里米尼失守；8月30日，英軍開始進攻亞得里亞海前線；9月，德軍在軍事分界線（拉斯佩齊亞—亞平寧山脈東南）穩住陣地；12月，英國進攻波河平原；12月5日，拉文納德軍投降。 1944年6月至8月中旬 6月1日，第14集團軍的處境開始變得越發惡化，其下屬各個師級戰鬥群在退到台伯河和阿涅內河之後，戰鬥力都已被嚴重削弱。 第10集團軍的情況要好一些。由於他們在彼得雷拉山以北進行了頑強而猛烈的抵抗，敵人的推進受到了嚴重遲滯，雙方戰鬥依然很激烈。但是他們還遇到了其他一些困難：首先，可供撤退的道路很少，而且容易受到空襲；其次，他們離羅馬和台伯河距離很遠，因此難以迅速集中在河的西部。 我一直避免戰火燒至羅馬，這個決定從未改變。為此我們放棄了沿台伯河到大海以及沿阿涅內河到蒂沃利的防線。盟軍進入羅馬後，將其作為下一步行動的跳板，這就把我們在這兩個位置絕佳的陣地上的部署完全打亂了。現在我們最大的希望不是沿著河流多防禦幾天，而是在這座城市的北面及一側暫時阻遏住敵人。 近幾個月來，無論盟軍經歷的戰鬥多麼艱難和激烈，都不可否認，成功占領羅馬絕對意義非凡。我努力在說服自己，認清經過數周的血腥戰鬥，部隊可能會因為羅馬陷落而士氣低沉，因此我們只能採用嚴苛和無情的紀律才能繼續走下去。但我並不真的相信這一點，也沒有根據這個假設來制訂計劃。第10集團軍正在台伯河以東，令人欣慰的是，其對面的敵軍表現得非常謹慎。我初步查看地圖時，曾設想採取阻滯戰術，但是實際地形並不利於開展行動。首先，緊靠羅馬北部及其臨近地區的道路很容易被封鎖，這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阻礙敵人的摩托化部隊。其他一切皆取決於此。必須爭取時間，讓前線戰鬥部隊重新集結和休整補充，還要把非戰鬥單位疏散到後方，並訓練新的後備力量。 目前沒有必要進行太多的戰略思考。敵人的機動作戰雖然危險，但很容易被我們發現，然後就可以對此直接實施反擊。美國第5集團軍損失較小，速度更快，比英國第8集團軍更早進入羅馬。現在美軍面前的區域很適合摩托化部隊和坦克機動，如果選擇繼續前進，通往北方的公路暢通無阻。另外，英國第8集團軍卻由於地形的原因，行動仍然十分遲緩。 敵人的行動和我預料的完全一致。如果在6月4日他們立即大規模推進，派遣坦克部隊沿著道路向前窮追猛打，那麼我們在台伯河以西的集團軍群將被置於幾乎不可挽回的困境之中，而我也將被迫緊急撤回第10集團軍的摩托化部隊，橫渡台伯河，在特拉西梅諾湖（Lake Trasimeno）以南或以北建立新的防線。但是到了6月4日晚上以及第二天，似乎沒有必要再開始這一命運攸關的行動了。我決定並付諸行動，把我的指揮部部署在羅馬以北的索拉泰山，不過後勤事務是另作安排的。我相信我留在前線能夠激發部隊信心，在6月6日和6月7日，我也依然與維泰博（Viterbo）前線的部隊保持著直接聯繫。 第14集團軍的任務是極其艱巨的，但只要能抓住機會，仍有可能完成，只是其總部有些悲觀。誠然，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擔憂，因為他們的總兵力只有2個師，而對手美國第5集團軍卻有3個坦克師和9個步兵師。這些數字使其指揮官十分沮喪，他沒有注意到，美軍必須經由一個狹窄的通道推進，正面只有一小部分軍隊可以同時行進。與其為那些充滿誤導性的算計而擔憂，還不如拖延敵人進入通道的時間。這在羅馬以北地區是可行的，而且在更遠的北方也有其他一些機會。例如，棄守奇維塔卡斯泰拉納（Civita Castellana）山口是一個嚴重的戰術錯誤，敵人在占領山口後對機動部隊進行了初步部署，然後向北部和西北部散開。 在6月7日之後，我們的主要戰略思想仍然是一致的，即從後方和側面召集後備力量，兩支集團軍邊打邊撤，避免出現任何缺口，並在內部接合部兩側之間建立牢固的聯繫。放棄一部分土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克服我們暫時的弱點，把我們敗退部隊撤出來，讓他們進行休整並重新武裝。 盟軍最高司令部（Allied High Command）幫助我們實現了這一作戰計劃。他們的部隊平均分布在整個戰線上，這在6月6日就已經初見端倪，大大減少了集中進攻我兩軍中間地帶的危險。敵人的推進速度出奇地緩慢，隨後法國遠征軍的猶豫不決使局勢趨於緩和。 有一種合理的假設是，盟國認為總體局勢盡在掌握之中，因此不會貿然全力出擊，而根據我們的情報，亞歷山大是有足夠兵力的。當然，空中偵察不能排除一些不確定因素，但是完全「真空」的情景當然也不會正確。我不分晝夜，走過了所有地方，知道真實情景是怎樣的。實際上，防線後方的道路和村莊都被堵得死死的。向前線移動的保障縱隊和增援隊伍、向側翼機動的摩托化師，與從戰場撤退的部隊都擠在一起。 盟軍完全沒有抓住機會。無頭蒼蠅似的目標遍布整個戰場，尤其是在後方區域，而他們卻沒有派遣空軍進行打擊，而且當地游擊隊也沒有得到前線部隊的空降支援。事實上，根本沒有人試圖在我們後方進行戰術空降。 我們到達博爾塞納湖（Lake Bolsena）後，我立即下令在特拉西梅諾湖恢復防守。當然，在此期間，我意識到，在這個地區勉強進行決戰並不明智，但爭取時間完成亞平寧前線的防禦部署卻至關重要。 我多次收到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命令，要求我不要讓出太多的領土，但鑒於我自己對形勢了解得更加準確，我認為還是有必要自己決定，並且總體上也是這麼做的。我基本不會盲目地採納最高指揮官時常發來的建議，而是會通過實地調查來計算可行性，然後下達相應的命令。在某些情況下，我在與我的參謀長和作戰指揮官在指揮部進行討論後，就會批准進行撤退，也許有時還會與有關部隊的指揮官進行進一步的電話交談，聽一下他們的意見。除了撤離西西里島之外，我不記得哪一次我因為「獨裁」行為而「受到責備」。在6月底和7月初，希特勒突然專橫地要求停止撤退，就地恢復防禦。我乘機飛往他的總部，與最高統帥部的人員進行了溝通。這一次，我還帶了我的作戰指揮官貝利茨（Beelitz）上校一道前往。在花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來解釋局勢的變化之後，我堅持認為我在義大利應該自主行動。希特勒同樣長篇大論地試圖讓我接受那套曾在蘇聯行之有效的戰略思想。我開始失去耐心了，於是說了一番簡短而激烈的話。這裡可能不是原話，大意是這樣的： 「問題不在於我的軍隊是在戰鬥還是逃跑。我可以向您保證，如果我向他們提出要求，他們就會戰鬥至死。我們談論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這裡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在史達林格勒戰役和突尼西亞戰役之後，您是否還能承受得起再失去兩個集團軍的代價？我越發懷疑這一點，因為如果我按照您的想法來改變我的計劃，德國面對盟軍遲早門戶大開。另外，我也向您保證，除非我的手腳被束縛住，否則我會儘可能地拖延盟軍的進攻，把他們前進的腳步阻止在亞平寧山中，從而為1945年的戰爭計劃創造條件，這樣就會與您的總體戰略規劃相吻合起來。」 希特勒沒有再說什麼，或者說，他咕噥了幾句。據貝利茨說，那幾句咕噥並不是貶損。無論如何，我的觀點勝出了。 這次會晤之後，我又像以前一樣，履行職責時無須請示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舉一個常見的例子：當第1空降軍在佛羅倫薩（Florence）北部作戰時，希特勒向他們發了一個電報，尖銳地批評了正在試圖撤退的2個師。當時我在前線巡視，得知在收到這條電報後施萊姆就準備把所有的後備隊都投入進去。我立刻中止了我的行程，直接開車去了他的總部，阻止他犧牲掉這最後的後備力量，授權他繼續按照最初的計劃行動，那在當時的形勢下要更加正確一些。這個決定也向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進行了報告，但他們甚至連一聲過問都沒有。他們已經知道了我會全力以赴。 懷著極度緊張的心情，我沿著特拉西梅諾湖以西的坦克轍痕，密切關注著戰事的進展。這裡部隊堅守陣地的時間比我預想的要長。第10集團軍的左翼一直無須多加關注。然而，第14集團軍在利默爾森（Lemelsen）將軍接替馮·馬肯森將軍之後仍然需要特別的留意。現在第10集團軍的戰鬥力也嚴重受挫，附近的地形也不再有利，而對面的敵軍卻依然強大。但我可以看出，第10集團軍在執行命令時並沒有絲毫猶豫，反而更加積極。然而，隨著德國空軍野戰師的失敗，戈林的虛榮心終於帶來了惡報。他之前不願意把地勤機構中的空軍士兵劃歸到陸軍之中用作替換部隊，但令人驚訝的是，希特勒竟然容忍了如此業餘的行為，他本來應該更清楚這一點。 因此，通過機動戰術，我們成功創建了一個逐漸牢固的防線。此時，我的目標是在位置較好的狹窄防線上進行長時間抵抗，這樣就能夠在不危及阻滯戰鬥的情況下，迅速撤出位置不利的寬闊地區。我努力控制住局勢，保障向亞平寧地區的撤退行動順利實施，但我感到這些努力並不總是符合將軍們的想法。 在義大利戰役的整個階段，一方面，軍隊得到了高射炮部隊的有力支援；另一方面，此時的空中支援行動實際上已經停止，甚至連空中偵察也嚴重不足。 同時，潛在的側翼威脅仍是一個重要的未知因素。諾曼底登陸（1944年6月6日）開始後，敵軍在地中海中已經沒有足夠噸位的艦船數量，在一段時間內都無法大規模地入侵義大利腹地，但另外，戰術登陸行動還是有可能的。6月17日，盟軍奪取厄爾巴島，這種準備行動的跡象表明，登陸危險再次迫近。否則，占領這個地方又有什麼意義呢？但當盟軍放過這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之後，我又可以暫時放下對此事的擔憂。在緊急情況下，處於休整狀態的各師都可以隨時參與鄰近海岸的行動。 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在亞得里亞海岸要進行大規模的戰術登陸，這裡發生的可能性極小。我還把空降作戰排除在考量之外，因為可以肯定，已經把所有的資源都調去諾曼底了。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已經下達了保衛里窩那和安科納（Ancona）的針對性命令，但在當前局勢下，這種命令的約束性也只是在我認為有必要的時候才有效，例如把這些港口加入到我的全部計劃之中，否則在必須的時候，還是要撤離這些港口。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倉皇下達這種專門性的命令，只會讓他們自己產生挫敗感。 法國遠征軍和英國第8集團軍的梯隊集中在特拉西梅諾湖的兩岸，並在那裡從6月中旬一直激戰到7月初，這些都清楚地表明，盟軍仍在向佛羅倫薩進發。我沒有預料到敵人的目標是對我們亞平寧陣地進行緩慢消耗。我更希望他們能迅速越過佛羅倫薩背後的亞平寧山脈，或者，如果他們發現山脈實在難以翻越，我期望他們能改變主攻方向，從亞平寧陣地最脆弱的地方亞得里亞海岸進行包抄。 在此期間，我再次考察了亞平寧山脈中軍事分界線「綠線」（Green Line）的施工進度。我發現這些陣地都得到了增強，並連成一片。 對於亞平寧陣地的防禦能力，我的總體印象是感覺能夠阻擋住敵人發動的有條不紊的連續進攻。敵人的軍隊會受到猛烈打擊從而損失慘重，再繼續進攻下去也不會有多大的成功希望。 因此，我的發號施令，都是考慮到在這片橫跨整個亞平寧山脈的區域裡，我能夠延長阻滯戰術的行動時間，儘可能堅守住阿諾河，從而可以繞過佛羅倫薩，我希望能讓這座城市避免戰火。我還希望精簡部隊，讓各師進行重組，配備新的武器裝備，訓練新的部隊，目的是在軍事分界線上部署一支衛戍部隊，以防備突然襲擊。 從6月中旬至7月中旬，在特拉西梅諾湖的戰鬥符合我的戰術要求。不過，在錫耶納（Siena）至佛羅倫薩的公路以東，德軍中最優秀的摩托化師就像一串珍珠一樣分散排列著，但他們仍通過一些零星的戰鬥，成功阻止了美國第6軍的推進。美國第4軍把這些精銳的德國軍隊牢牢牽制在毫無價值的側翼上，為盟軍部隊在錫耶納和佛羅倫薩之間成功發起猛攻創造了極大的便利條件。 7月20日事件與義大利戰局 7月20日晚，我在我的總部接到了戈林打來的電話。到此刻為止，我對這個陰謀 還一無所知。格德勒（Goerdeler）曾於1942年試圖接近我，但沒有成功，因為當時聯繫不上我。無論是在前線還是在後方，部隊里都沒有騷動。除了幾位後來需要我保護的軍官以外，陸軍、海軍、空軍和黨衛軍中的其他人都對這個消息完全感到意外，對此我由衷地感到高興。 在義大利，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需要討論政治的參謀人員或部隊。戰事太過激烈，士兵們非常清楚自己軍人誓言背後的義務，而且希特勒的人格魅力無處不在，但他的犯罪行為卻鮮為人知，所以陰謀才無法得逞。但我會猜測，如果陰謀得逞，義大利會發生什麼事情，而且我認為這種猜測事關歷史進程。如果我可以用概括的話來說明，我曾指揮過「共和主義」的陸軍、「帝國主義」的海軍和「民族社會主義」的德國空軍。這些形容詞揭示了這些軍種在思想上明顯是不統一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狂熱擁護希特勒，如果有人宣布了希特勒的死訊並呼籲各軍種效忠，反而可能激起最尖銳的對抗，成為一場反對叛徒當權的兵變，並且很可能還會發生流血衝突。在1939年，儘管有軍人誓言，但軍隊中仍有一種反希特勒主義的思潮，但到了1944年，情況自然已經不同了。那些通過「希特勒青年運動」（Hitler Youth Movement）而狂熱獻身於希特勒的年輕階層，已經被吸收到各個軍種中，於是各支部隊自身的性質也就隨之發生了變化。隨著這些年輕人在每個部隊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他們也會偶爾對最高統帥部的行動表達一些無關痛癢的不滿。他們對希特勒的擁護是真誠的，他們向元首發誓，願意為他獻出自己的生命。即使有個別將軍和知識分子是被希特勒的免職威脅而說服的，不管他們是富有遠見還是心懷不滿，但推翻希特勒仍需要更深入的心理準備，而且負責領導的人員也不確定能否贏得盟軍的同情。卡薩布蘭卡會議就是一個警示。 從那時起，我們整個民族就陷入了多年的苦惱，關於陰謀者和拒絕參加者孰榮孰辱的激烈辯論從未停止過。不管是不是叛徒，我對那些陰謀者都懷有崇高的敬意，這些人我很少有認識的，或者很少聽說過，但我並不懷疑他們最高尚的動機。 1944年8月 雖然集團軍群對於阻滯策略的成功實施非常滿意，即使是在佛羅倫薩和亞得里亞海這些異常艱難的地域在8月中旬前也是如此，但是我們為亞平寧戰役努力保存實力的計劃卻不幸落了空，只有少數情況下的部隊調動才是符合這一要求的。 我認為，盟軍在法國北部和南部進行了兩次登陸行動，現在整個戰爭的命運皆繫於此，我的軍隊不可避免地要從當前這個次要戰場撤出去。最近東西兩大戰線的局勢都在惡化，我們自己的南線也處於緊張狀態，這意味著指揮官自己需要有充分的自信，才能激勵部隊勇敢堅持到底。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我們的計劃卻因為上層不斷命令我們輪換部隊而無法落實，這留給部隊的印象是我們只是在敷衍了事。 在集團軍群總部，我們非常重視協調與西部戰區司令部溝通意見，以防盟軍在熱那亞灣（Gulf of Genoa）登陸。我曾要求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為這兩個戰區的接合部確定一個共同的戰略，但他們遲遲沒有發布指示。格拉齊亞尼和我本人確實知道沿海防禦工事的情況，也知道在法國南部的第19集團軍的情況，但是對於盟軍在登陸後打算怎麼辦，我們卻一無所知。對付登陸我已經算是個老手了，由此非常懷疑第19集團軍的實力能否抵抗得住。海岸防衛措施不足，部隊沒有大規模戰鬥的經驗，更不用說敵人還擁有空中優勢。很明顯，如果敵人成功登陸，第19集團軍將會被推到阿爾卑斯前線，這時就必須由C集團軍群來接手。我認為敵人不會對阿爾卑斯山脈發動大規模攻勢，因為會與在法國南部登陸行動的戰略理念相衝突，但是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這樣做有利於敵人保護他們的義大利側翼，因此有可能在此地發動進攻。 這個想法後來被證明是正確的。但是，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也許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即使在登陸開始的時候，他們仍然沒有發出任何指示，而且第19集團軍的聯繫也被切斷了，我只好千方百計地與它的側翼部隊以及散亂在山裡的第157山地師取得聯繫。海岸上的第48步兵師已經到達，並開始歸格拉齊亞尼的集團軍群管轄，但是偵察部隊只能抵達第157山地師的一些下屬單位。阿爾卑斯山或多或少算是一個邊防陣地，我認為盟軍對這裡的占領決定了後來義大利西北部戰事的走向。通過占領這個主要陣地，盟軍將能夠集結起強大的部隊，一舉突破義大利的北部平原，這將意味著他們可以與都靈（Turin）—米蘭（Milan）地區的游擊隊建立起聯繫，並將我們在利古里亞（Liguria）海岸的陣地分散開來，從長遠來看，這反過來將可能導致我們不得不調離波河平原（Po plain）。這個攻勢何時發起並不重要。我們阿爾卑斯山的峰頂陣地，在冬季開始之前必須保持完整，再往後就要看氣候是不是足夠嚴寒了。 出於這些考慮，我不得不派遣第90裝甲擲彈兵師去挽回阿爾卑斯山上的局勢，並救出第157山地師的最後殘餘人員。即使我提議只派擲彈兵師去執行短時間任務，並儘快派遣一支阿爾卑斯山地部隊來輪換他們，但我還是暫時動用了我的後備部隊。 從理論上講，自8月初以來，這支部隊一直在準備迎戰在亞平寧前線重新集結的盟軍部隊。然而毫無疑問，在這個月中旬以後，英國第8集團軍正準備對亞得里亞海發動決定性的包抄進攻。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們如何和何時發起進攻，但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備戰來擊退他們。我還解釋了要怎麼做才能組建起後備部隊，但是由於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一再干預，後備隊的計劃還是像春天陽光下的雪花一樣消散無蹤了。 8月25日晚，當第71步兵師正在換防和撤離前線時，英軍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26裝甲師很晚才到達，結果開局不利，影響了整個防線。8月30日夜間，我們不得不放棄軍事分界線上的第一條防線，而且在其背後的整個亞得里亞海防區內都沒有同等的陣地部署了。 為了向亞得里亞海防線部署新的部隊，我們從西阿爾卑斯山沿熱那亞灣跨越整個亞平寧山脈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部隊重組。由於距離遙遠，加上敵人擁有空中優勢以及參謀人員的惰性，另外還要充分留意敵人的行蹤，這些因素都耽擱了部隊的行動。但是在9月初，西阿爾卑斯山和利古里亞海的防線基本安全了，而在遠離軍事分界線的佛羅倫薩北部地區，受威脅最大的第14集團軍左翼也開始得到增援。第10集團軍的左翼部隊駐紮在亞得里亞海岸，幾支具有豐富戰鬥經驗的師也及時對他們進行了增援。有了這些部隊，我希望能夠阻止盟軍前進的腳步。這一希望沒有落空，經過9月17日、21日和29日的戰鬥，里米尼（Rimini）前線終於平靜下來。 盟軍經過幾個星期的休整，於9月初發起攻勢，對第10集團軍和第14集團軍的接合部進行攻擊，我們按照計劃退守到軍事分界線。攻勢進一步擴大，並在9月中旬達到高潮，幸運的是，攻勢在里米尼開始明顯衰弱下去，一場大戰沒有打響。從那時起，我認為第76裝甲軍要絕對避免與敵人進行接觸，命令他們進行規避，但到了9月底的最後10天，我下令部隊全力抵抗，希望這樣可以遏止敵人的攻勢，幫助集團軍群獲得足夠的迴旋餘地，進而穩固住博洛尼亞（Bologna）的局勢。 儘管如此，敵人還是非常精準地找到了第10集團軍和第14集團軍之間的薄弱環節，並抓住了德軍的這個弱點。在這幾周內，出於地形和戰術上的原因，集團軍群不斷調節兩軍之間的銜接線。從10月中旬起，博洛尼亞南部的局勢吸引了人們極強的關注。如果在博洛尼亞和亞得里亞海之間的波河平原上失去一兩個陣地，可能無關大局，但如果失去了博洛尼亞南部的前線，那麼我們在博洛尼亞東部的波河平原上會隨之失去所有陣地，到了這個時候就必須儘快撤離才能挽救那裡的部隊和物資。因此，我們最強大的師都必須部署在亞平寧防線上的這一部分。 10月23日，我從凌晨5點至晚上7點視察了第10集團軍總部和前線幾乎所有的師，然後遇到了嚴重的意外。我的感覺是，危機已經過去，德軍的精銳部隊並肩作戰，能擊敗任何敵人，並且在10月25日—26日的戰鬥中證明了這一點。我的參謀長常說，亞平寧山脈北部山嘴能夠完全守住，真是一個奇蹟。戰鬥持續了8個星期，其中4～6個星期都是在不利於進攻的地形上進行的大規模戰鬥。在義大利北部地區，整個秋季的天氣都是變化無常的。我們在這場戰鬥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物資嚴重短缺而且有時難以補充，但我們的抵抗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十分頑強。敵人向精銳的德軍發起進攻，只會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與前幾周相比，進入10月之後，敵軍的戰果逐漸減少，損失卻越來越大。儘管他們有我們夢寐以求的高技術武器和英勇無比的戰士，但他們對速戰速決的信念正在減弱，疲憊的感覺隨之明顯，而進攻的力量卻越發無力了。 可以說，亞平寧戰役在德國軍事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亞平寧戰役後的義大利北方 盟軍計劃於1945年春季在整個亞平寧山脈深處發起決定性攻勢，我想一舉擊潰他們的願望已經落空了，但盟軍也沒有達成他們的遠景目標。 然而，時間對他們來說比對我們更有利。在過去6個月不間斷的戰鬥中，我們吸取了什麼教訓，又從中得出了什麼結論呢？ 猛烈的進攻，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這些顯示了義大利戰區對於盟軍的重要地位，這並沒有隨著盟軍登陸法國南部而有所衰落。在那裡損失的部隊已經被外國師（巴西師、義大利師）所取代，空軍的近距離支援行動在經過短暫放鬆之後很快又恢復到以前的強度，不過他們的海軍活動呈現出一種奇怪的不穩定狀態。與此同時，游擊戰隨著其人數不斷增加而愈演愈烈。 盟國的戰略計劃進行了重要的改變。的確，他們在最初計劃的執行方面失敗了，顯然是忽視了藉助于海軍和空軍來包抄或摧毀我們在亞平寧半島的部隊。我們仍然經常在狹窄戰線上使用坦克，作戰本身也變得更加緊湊，但每支軍隊的任務都根據其手段進行了調整，前線的寬度和縱深也隨著主攻任務進行了大規模拓展。 之前的地中海部隊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戰鬥力和戰術運用。對步兵的支援由炮兵和坦克現在又增加了空中偵察、空中火炮引導和空中近距支援，迄今已具有一定的協同作戰能力。高技術手段已經實現了長足的發展，並得到了很好的運用。另外，規模較小的部隊指揮官，他們在主觀能動性方面沒有特別的進步，也沒有接入高效率的通信網絡，無法通過各種各樣的儀器進行無線通信，這種現象不僅對部隊沒有幫助，反而帶來了障礙。對我們有利的是，敵人依然延續著尊重部隊習慣權利的做法，不論當地局勢如何，都會在一段時間之後組織輪換。他們的部隊的確急需休息，他們的接替者也需要適應環境和進行訓練。另外，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縮短德國軍隊的休整時間，騷擾我們的休養生息，防止我們積累大量的彈藥和燃料。 經過在亞得里亞海和博洛尼亞的戰役，局勢的發展讓人有理由認為，盟軍即將對德軍主力部隊實施鉗形攻勢。波河的前面障礙重重，此時河上的橋樑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可以肯定，盟軍空軍會盡一切可能來摧毀我們的交通線，這可能對我們的後勤補給以及1945年的春季行動產生致命的影響。 要使我們在亞平寧半島東西兩側的行動協調一致非常困難，因為兩邊的情況完全不同。整個西側與東側並不同步，東側必然是主要進攻的戰場，而呈矩形形狀的西部則存在著許多潛在的困難。在熱那亞前線撤退速度過慢可能意味著在那裡的作戰部隊會被殲滅。此外，適合山地作戰的部隊結果在道路網絡良好的平原上吃了敗仗，而這裡離提契諾河防線（Tessin Line）又過於遙遠。在整個義大利西北部地區，游擊隊十分猖獗，導致撤退行動受到了雙重威脅。與此同時，雖然整個西側的戰略價值非常小，但是軍備工業卻有著壓倒一切的優先地位，絕對不存在任何立即撤離的問題。在冬天的幾個月里，我們確實沒有理由認為義大利西北部地區會受到任何來自海洋或西阿爾卑斯山的威脅，但是針對工廠和交通線，特別是對橋樑的空襲，都在預料之中。但是，德意聯軍在這一地區的兵力非常薄弱，大約只有4個師，肯定不能留在孤立無援的前哨陣地上。與之相反，我們需要他們，尤其是其中的德國師，來保衛提契諾河防線，後來又變成阿爾卑斯防線。如果沒有這些師，第14集團軍的右翼將會面臨威脅。然而，如果要保護好這一側，就必須從第14集團軍和第10集團軍中撤出一部分部隊，但這會讓兩軍元氣大傷，導致無法守住自己的防線。因此，必須計劃好行動方案，考慮到所有這些不同的問題，一收到行動代號為「秋霧（Autumn Fog）」的通知就立即開始執行。這時就只剩下了一個困難：在心理上做好準備。 義大利前線的東部，尤其是在伊松佐河（Isonzo）以東，與可能進攻的地區沒有建立起內部聯繫。如果E集團軍群〔指揮官：勒爾（Loehr）〕的右翼部隊撤退離開南斯拉夫，把C集團軍群的戰區暴露給狄托（Tito）或蘇聯部隊，戈里齊亞（Gorizia）以東地區的重要性可能就會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必要在東部建立一條防線來保護這一側，但如果E集團軍群不能為此提供兵力，那就沒有其他可用的部隊來。即使C集團軍群撤回左翼部隊，或被迫向菲拉赫（Villach）方向撤退，現實局勢也可能迫使它同時在兩條戰線上戰鬥，這將使它的部隊不堪重負。E集團軍群在巴爾幹半島獨力支撐著局勢，與狄托的游擊隊打得你死我活，後來蘇聯人又加入了戰局。從1943年開始，西南戰區司令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護著的里雅斯特（Trieste）、伊斯特里亞（Istria）和阜姆（Fiume，今里耶卡），避免盟軍從海上登陸這些地方，從而有意忽略了敵人可能從東部和南部進攻南斯拉夫和義大利的可能。1944年秋，蘇軍對南斯拉夫的威脅開始明顯加劇，我提議在盧布爾雅那（Ljubljana）附近進行偵察，選擇一片易守難攻的地形構建陣地，儘管當地有相當多的游擊活動，但陣地的建設還是開始了。 與此同時，我軍還迫切需要在其南部地區建立一套簡易的指揮系統。如果能在南部地區建立起一個通用的綜合型指揮部，重點負責監管集團軍群的內部接合部，那麼我不反對把亞得里亞海以東區域全部移交給E集團軍群。否則，儘管現有安排存在諸多不利因素，但也不得不繼續實施下去。 這些考慮都是基於C集團軍群的計劃。第10集團軍和14集團軍將邊打邊退，如果有必要的話，會先退到波河，然後撤到阿爾卑斯防線。 我相信這些戰術會得到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和希特勒的同意，否則，在波河南北建設陣地就成了浪費時間，儘管建設陣地在整個夏天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過去的幾年裡，德國軍隊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優良的傳統和戰鬥的經驗彌補了許多不足，現在許多指揮官和初級軍官需要得到訓練，希望他們能在這個冬季中得到提高。我們的主要障礙仍然是缺乏空中行動和空中支援。即使裝備了高射炮、探照燈和其他手段，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隨著該區域不斷縮小和瓶頸地區（如布倫納山口）變得越發不穩定，我們的交通線也註定面臨更多的威脅。而其他的問題，如能否填補武器、彈藥，尤其是燃料供應方面的缺口，仍然懸而未決。 想把自己或部隊所面臨的挑戰減少到最低，這無疑是徒勞的。但是，如果僅僅因為害怕最壞的結果，就讓自己屈從於困難，那當然也是錯誤的。主要的問題在於，由於我們未能守住亞平寧山脈，現在是否應該向波河後方撤退，還是在盟軍進攻之前先不撤退，或者不做選擇，就在我們現在所處的陣地上進行決戰？ 1944年深秋，即使有強大的後方部隊掩護，我也決定不立即撤離。在敵人的空中偵察和情報刺探下，我們的規避行動難以長久地秘密進行。儘管盟軍面臨著地形和天氣方面的困難，但他們本也可以在我們之後就繼續推進，並在初春時準備完畢，對波河防線發動一場大規模進攻。我們本來也應該把他們引入一個不利於開展行動的大範圍地域，這對我們的戰略規劃來說也是頭等重要的，並且純粹從戰術上講，也會對空戰實施和經濟問題產生影響。這種觀點也阻止了我啟動「秋霧行動」。 同樣，我拒絕接受堅守現有防線的命令，因為這樣做無異於把義大利戰區的未來押在一張毫無希望的牌上。由於我們在防禦兵力上的差距不容忽視，因此我們將繼續實施某種「阻滯戰略」。我之所以說「某種」，是因為環境決定了這場戰鬥的性質是應該傾向於防禦還是撤退。如果集團軍群決定採用這種辦法，那麼問題就是如何儘可能節省地度過這個冬天。整個前線的「命門」是在博洛尼亞以南的防線。如果敵人進攻並突破我們的防線，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構建他們自己的陣地，那也只是局部的事情。但是，雖然博洛尼亞以東的地形易守難攻，但是南部的地形正好相反，非常適合從亞平寧山脈發起攻擊。如果在這裡遭遇嚴重的失敗，可能會過早地對整個戰線產生不利的影響，特別是對第10集團軍的左翼。由於我決定繞過博洛尼亞，避免其受戰火影響，局勢將變得更加困難。 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和希特勒的態度是如何呢？ 希特勒在10月拒絕了「秋霧行動」的計劃，對此我並不感到意外。實際上，我對此是有預料的，我只是首先提出了一個建議，就像試驗氣球一樣，提前把局勢的發展和可能的後果通知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我深信，要立即開始這個行動是非常困難的，必須仔細、冷靜地考慮，並把確切的時間安排書面列出來。因此，我並不把10月的否定當作對我提議的斷然拒絕，我相信，如果情況變得危急，我有能力使計劃重新得以通過。我不管那些批評者，仍然堅持認為，從加利格里阿諾河到亞平寧山脈，連續6個月的戰鬥不僅是為了一碼一碼地爭奪地盤，我總能成功地說服希特勒同意我的建議，並能將我的軍隊從最困難的戰局中撤離出來，不至於全軍覆沒。因此，我非常樂觀，相信在最終決戰的時刻能夠落實這個計劃。 在冬季的幾個月里，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沒有過多地干涉我的行動，約德爾給予我很大的幫助。在當前情況下，他也贊同我對局勢的處理方式，並能說服希特勒同樣做好心理準備，以應對一些不可避免的情況。不過，這並沒有讓我免去偶爾得到的批評。儘管如此，希特勒知道，如果我清楚地認清命令的必要性，我會竭盡全力地去執行。但他也知道，如果我經過充分的實地調查後做出了另一項決定，那麼再強硬的命令也不會束縛住我的手腳。我不止一次地表現出我的獨立性。當希特勒給我的任務與我所掌握的手段逐漸變得不相容時，他也不得不同意我的想法。儘管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很想做些事情來保障義大利戰區，但鑒於德國在東西兩條主要前線上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C集團軍群非常懷疑這些意圖能否實現，於是制訂了廣泛的自救措施，只是效果難以預料。 在秋冬兩季，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下令7個師進行換防。這也充分說明了其他戰線上的局勢如何。 關於這一點，我需要再重複一下，在盟軍登陸之後，我認為削弱義大利前線的兵力是正確的做法，我甚至提出可以交出比實際命令更多的師。但是我認為，不顧兵力的消耗和後勤的困難，依舊堅持過去的戰略計劃是錯誤的。1945年3月10日，我最後一次向希特勒重申了這一點。 1944年冬至1945年初 10月23日，經過一夜短暫的休息，我於凌晨5時從部隊右翼出發，驅車從一個師開往另一個師。我在所有地方都很受歡迎，既能提出建議，又會加油鼓勁，有時還能分配後備隊，加強實力。我的感覺是，危機已經過去，我們能夠控制住亞平寧山脈的北坡。我一整天都在被英國飛機襲擾。下午晚些時候，我正從博洛尼亞沿著大路駛往弗利，準備去視察最後兩個師。當我的車經過一列縱隊時，與從岔路出來的一門長管火炮相撞，這是我最糟糕的經歷，頭部得了嚴重的腦震盪，左太陽穴上也被撞出一個嚴重的傷口。 我出事後不久，就有消息說，元帥幹得不錯，但那門炮不得不報廢了。不管怎樣，我還是被迂迴送到了費拉拉（Ferrara），一直昏迷到第二天上午。在此期間，伯克爾·坎普（Bürkle de la Camp）教授和托恩尼斯（Toennis）教授這兩位專家被專門叫到我的床邊診治。我在住院期間一直是由我的軍醫尼森（Niesen）上尉陪伴，他在給我注射後嚴厲地說：「別亂動你的頭。這是命令！」 這肯定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事實上我連手指都沒有放在頭上過。 第二天，紅十字會主席馮·奧特森夫人（Frau von Oertzen）來看望我。我的臉被搞得一團糟，我對自己的毀容都有些神經敏感了。當她進入房間後，我終於找到了宣洩口。 「你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善良嗎？」我問她，她沒有回答。我接著說：「就是像你這樣看著我的時候能忍住不走。」 希特勒和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非常擔心我就此死掉，於是伯克爾·坎普教授不得不一連幾天每天都給總部發一份報告。後來我被綁在一架「白鸛」式偵察機上，由我的工程師鮑姆勒（Bäumler）少校從費拉拉安全地送到里瓦（Riva），又從里瓦飛到梅拉諾（Merano）。 1945年1月15日，在家裡休養了兩周後，我到巴德伊舍（Bad Ischl）的腦科醫院做了一次全面檢查，然後就回到我在雷科阿羅（Recoaro）的參謀總部。此時我已經離開這裡將近3個月了。 我一回來就發現，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盟軍不斷攻擊我們的戰線，雖然取得了一些局部的勝利，但沒有任何決定性的作用，不過這削弱了我們軍隊的耐性。儘管如此，官兵們的士氣還很高昂，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即使在私下裡，也沒有聽說有人投降認輸。大家都知道必須要堅持下去。我對部隊的實力感到滿意，但是其中一些部隊的訓練狀況讓我有些擔心。 更關鍵的還是武器、彈藥和燃料的問題，而最糟糕的則是我們在空中的困境。 決戰的舞台正在搭建。無論我們現在的防禦措施是採取阻滯行動還是撤退，在各個地區和陣地至少都有人員保障，時刻處於戰備狀態，不會出現意外突襲的情況。在波河以南並不適合決戰。此時，各師向其他前線的轉移仍在繼續，必要的後勤補給很少能充分得到保障。儘管如此，起初還是無法說服希特勒重新調整他的命令以適應形勢的變化。但是幾周過去了，我的計劃還沒有被否決，我相信到了關鍵時刻，我能像以前一樣採取必要手段穩定住局勢。 不幸的是，在建立統一指揮部的問題上，希特勒也拿不定主意。這個問題被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不斷地研究，先是通過了一項初步的決定，但又毫無理由地沒有得到任何落實。我幾乎懷疑是不是希特勒不敢把強大的兵力集中到一個遙遠的戰區，交到一個人的手裡。 3月9日，我被召喚到希特勒那裡，他任命我從3月10日起擔任西方戰區總司令。此後，到了4月底，我又和C集團軍群見面了，這次義大利前線也和其他前線一樣被納入我的指揮範圍之內。 義大利戰役的簡要總結 在幾年之後，任何對義大利戰役重新做出的評估，都必須確定我們在義大利的縱深防線中堅守了兩年，從軍事角度看是否算是成功的防禦，以及所遵循的戰略方針是否取得了最佳的效果。 在下文的分析中，我將忽略所有的政治考慮。我已在其他場合明確表示，義大利選擇參戰的時機並不合適，既不順應局勢的要求也不符合德國的預期，相反，德國最期待的反而是義大利持中立立場。戰區的過度擴張帶來了極大的不利影響，主要包括對我們的戰爭潛力施加了過度的壓力以及使後勤保障和戰略方針變得更加複雜。然而，如果我們的研究只限於軍事領域，我們就必須思考一個問題的答案，即儘早交出整個或部分義大利是否會是一個更好的軍事方案。 撤出整個義大利，利用阿爾卑斯陣地保衛帝國，其實並不能有效發揮我們的戰鬥力，反而會使敵人在法國和巴爾幹半島方向上獲得充分的行動自由。這就意味著我們失去了一個不可或缺的縱深戰區，並將空戰戰場引到了整個德國南部和奧地利境內。 同樣地，如果撤離義大利南部和中部，只占領亞平寧山脈和阿爾卑斯山脈，也不會帶來任何人員和物資方面的節省，也不會顯著降低盟軍從海上和空中登陸的危險，甚至不能避免如上文所述的空戰戰場向北延伸的問題。 無論是全部撤離還是局部撤離，後勤保障的危險都會增加。 早在1942—1943年，我們就應該做好準備，在有機會獲得勝利的情況下撤軍，但當時由於政治原因是不可能的。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為義大利而戰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勢在必行的。問題是，這只是做了對自己戰區有利的事情，而不顧總體戰略計劃。當然，如果不管在政治上能否獲益，目標只是早日結束戰爭，然後就盲目地認為地中海戰爭完全沒有必要，這種觀點恕我不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