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十九章 卡西諾、安齊奧—內圖諾與羅馬之戰 （1943年秋至1944年初夏）

1943年11月21日，凱塞林被任命為西南戰區總司令；1944年1月22日，盟軍在安齊奧—內圖諾登陸；2月，德軍在安齊奧—內圖諾發起反擊，無果；1月、2月、3月，德軍在卡西諾防禦戰中連戰連捷；5月12日，盟軍大規模進攻卡西諾前線，突破加利格里阿諾河防線和卡西諾防線；5月22日，盟軍從安齊奧—內圖諾橋頭堡發起進攻，突破第15集團軍左翼；德國第10、14集團軍撤退；6月4日，盟軍進入羅馬，德軍指揮部率先宣布羅馬為不設防城市。 橋頭堡與卡西諾 局勢僅從軍事上進行分析很容易，但是皇室和政府從羅馬逃走，使義大利政治變得撲朔迷離。不過，拉恩博士和我們的領事莫里森迅速組建起一個強有力的行政機構，成功地使混亂局面恢復了秩序。隨後，受德國控制的義大利官僚機構開始徵召勞工營並發放糧食。除了特殊情況，結果大都不令人滿意，工人們雖然受到良好的照顧，但仍然很不可靠，這是普遍厭戰的一個反映。我逐漸認識到，在義大利進行戰爭，如果想更容易更有效，最好不要通過一個不受歡迎的政府來實施。這確實是德國大使館和軍方之間產生各種根本性分歧的唯一原因。 我十分關注部隊從撒丁島和科西嘉島的撤離工作。當撤離完成後，我才長舒了一口氣。多虧了隆格豪森（Lungerhausen）將軍的技巧和島上義大利指揮官的順從，我們才得以不費多大力氣就撤離了撒丁島。馮·森格爾—埃特林（von Senger-Etterlin）將軍終於成功地把我們的全部部隊，近4萬名士兵，連同他們的武器和裝備，運到了厄爾巴島（Elba）、里窩那（Leghorn）和皮翁比諾（Piombino）。爭奪巴斯蒂亞（Bastia）的戰鬥，以及從那裡到義大利本土的跨海輸送，讓我焦慮了好幾個小時。 我不斷地請求在義大利建立統一指揮，這無關我在其中會有什麼得失。最終我親自前往元首總部，終於在11月21日時獲得批准，我被任命為西南戰區兼C集團軍群總司令。為了這個遲來的決定，我加倍努力彌補以前的疏忽。我們不再束手束腳，根據我的需要，對於之前由隆美爾下令建設的縱深防禦計劃進行了修改，該計劃以卡西諾山為中心，位於古斯塔夫防線的後方。 經過年底短暫的喘息，對古斯塔夫防線前沿陣地的決戰終於在1944年1月3日爆發，最終以法國軍隊分別於1月6日占領聖維托雷（San Vittore）、1月15日占領特羅奇奧山（Monte Trocchio）和聖克羅切山（Monte Santa Croce）而告終。我們的新兵師只是逐漸適應了義大利前線的特殊性。這次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缺乏高海拔作戰所需的冬衣和裝備，以及對於如何實施山地作戰而產生意見分歧。這些問題的解決占用了我相當一部分時間。 最近幾個月的艱苦戰鬥使我確信，盟軍不計代價的用兵一定隱藏著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對於一個目標明確的進攻來說，這種極高強度與簡單任務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認為亞歷山大（Alexander）不會滿足於盟軍這種行動緩慢卻損失巨大的推進方式。總有一天，他一定會以登陸方式來結束這場戰爭。考慮到敵人的系統計劃，登陸行動只能在羅馬地區實施。另外，這樣的登陸行動明顯可以與南線的進攻在某種程度上相結合。要應對這兩種情況，必須預留出強大的後備隊用於機動。我下令從前線撤出4個摩托化師，希望能夠贏得足夠的時間來調配。 1月17日—18日，盟軍集中英國第10軍的優勢兵力，對加里格里阿諾前線發起了進攻。1月20日，美國第2軍也加入攻勢，開始進攻拉皮多河（Rapido）的對岸。德軍第94步兵師剛剛組建，無法守住陣地。隨後敵人大舉進攻卡斯特爾福泰（Castelforte），德國第10集團軍預料到攻勢將從利里河谷（Liri Valley）推進到卡西諾山區，但是他們薄弱的後備隊無法封鎖住這個缺口。正如我親眼所見，德國第10集團軍的右翼已危在旦夕。在這種情況下——也許是我們對於卡納里斯（Canaris）海軍上將的報告，他也是軍事情報部門的主管—我同意了第10集團軍指揮官的迫切請求，向他增援了由施勒姆（Schlemm）指揮的第11航空大隊和第29、第90裝甲擲彈兵師，命令他全速前往第94步兵師的前線，並穩住局勢。但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做是否正確，尤其是我收到卡納里斯發來的一份情報報告，上面提到了在那不勒斯港停泊的艦船數量。根據這份報告，可知那裡已有足夠噸位的艦船組成一支登陸艦隊。 我能清楚地看出敵人可能採取的行動計劃。有一件事很明顯：美國第2軍和法國遠征軍於1月20日開始對卡西諾山以北陣地發起的進攻，直接配合了在加利格里阿諾河的戰鬥並最終獲勝。另一種可能採取登陸的行動現在還只是一種預感，因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會發生在何時何地。如果我拒絕第10集團軍指揮官的請求，他的右翼部隊可能會被擊退，而且難以預測他們會一直退到哪裡。當時我預見到了會發生5月攻勢那樣的情況。如果這種失控的撤退與登陸行動同時發生，其後果是難以預料的。擁有百萬人口的羅馬會作何反應？我不相信美國第5集團軍的進攻只是為了掩護登陸行動，但我認為盟軍在等待，期待南方攻勢的進展不僅有助於他們開展登陸行動，更有可能局部配合形成一個包圍圈。無論如何，我認為克拉克（Clark）或亞歷山大會利用在加利格里阿諾戰役的勝利之威來反攻德國第10集團軍的右翼，除非我們也採取反擊措施來遏制他們的攻勢，我的這種想法應該不會偏離事實多遠。面對這種威脅，應對措施決不能半途而廢，反擊必須迅速而有效。現在需要做的就是及時平定某一點上的混亂，以便騰出足夠的力量來迎接新的挑戰。 與此同時，登陸行動的威脅一直懸在我們頭上。我軍的空中偵察幾乎完全停止，收到的報告寥寥無幾，既不準確又語焉不詳。在登陸行動開始之前的3個晚上，我已下令在義大利全境發出緊急警報。當時我的參謀人員的強烈警告我不要使部隊因不斷的待命而疲憊不堪，如果我當時聽從他們並取消了1月21日晚間的命令，那麼我就成罪魁禍首了。 1944年1月22日，安齊奧—內圖諾登陸行動爆發，剛開始幾個小時的氣氛十分壓抑。到了上午，我感到最糟糕的危險似乎已經避開了。已經登陸的部隊在推進時顯得遲疑不定，這主要是因為馮·波爾按照我的直接指示，設置炮兵陣地把灘頭陣地圍繞得水泄不通，連坦克也難以突破。與此同時，駐防在此地的各個營早已在施萊默（Schlemmer）將軍的命令下前後連接起來並準備就緒。施萊默將軍的任務是把所有到達此處的部隊儘可能地向南推進，配合高射炮部隊減緩或阻止敵人的前進。每一碼距離對我來說都很重要。下午我到達現場發現，我的這一命令被他們莫名其妙地任意更改了，這打亂了我立即組織反擊的計劃。不過，當我穿過前線時，我的自信又回來了，盟軍錯過了占領羅馬和在加利格里阿諾前線上打開缺口的絕佳機會。我確信時間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在那些日子裡，接踵而來的是一群雜亂無章的部隊，各個師都有，相互交錯，混亂不堪。除了第11空降軍，我命令從亞得里亞海防線前來的第76裝甲軍和在義大利北部的第14軍等兩軍參謀人員進入橋頭堡地區，作為作戰指揮主體。1月23日，第14集團軍指揮官馮·馬肯森前往我在索拉泰山（Monte Soratte）的總部進行報告，我告訴他，我認為我們的防禦是穩固的，無須擔心出現重大逆轉。我給了他兩項任務：繼續鞏固防禦圈，並採取措施收縮並轉移橋頭堡。1月25日，美國第6軍對奇斯泰爾納（Cisterna）發起了猛烈攻擊；1月31日，他們再次對奇斯泰爾納和坎波利歐內（Campoleone）發起猛攻。這都證明了我的判斷是正確的，敵人損失慘重卻只能換來局部的些微進展。因此對於出現的任何危機，馮·馬肯森都毫不畏懼，他能夠迅速集結、指揮、派遣增援部隊，而且從現在直到本月底，增援部隊都一直在源源不斷地趕到。 我現在主要擔心橋頭堡地區，在卡西諾地區東北方向的第14裝甲軍也需要同樣關注。法國遠征軍的主力部隊與美國第2軍並肩作戰，緩慢而堅定地向科萊貝爾韋代雷（Colle Belvedere）和特羅拉（Terello）步步逼近，最終於1月31日攻占兩地。面對此時此地的危機，只有動用由經驗豐富的指揮官海德里希和巴德指揮的精銳部隊以及同樣優秀的第71師第211團。他們也不負眾望，最終於2月6日化解危機，戰鬥也於2月12日平息。對於這場戰鬥，亞歷山大元帥寫道：「這場戰鬥是屬於德國的勝利。」 甚至在後續的進攻中，從2月15日至2月19日，印度第4師和紐西蘭師試圖攻占卡西諾山修道院和整個卡西諾地區，也徒勞無功。他們首先使用重型火炮和空襲的方式對修道院進行了轟炸，這次轟炸不僅完全沒有必要，而且對於後續戰鬥有害無利。我沒有把修道院作為防線的一部分，為的是可以一勞永逸地避免其受到波及。修道院由憲兵把守，任何人未經允許不得入內。儘管修道院中的藝術珍寶和圖書館藏都早已被移到梵蒂岡（Vatican）進行保存，但平民百姓仍然遭受了巨大的傷亡，我們完全理解修道院院長的悲痛。 在橋頭堡的戰鬥仍在繼續，美國第6軍的目標是突破阿爾班山（Alban Hills），而馮·馬肯森則計劃先牢牢地控制住阿普利亞，然後再發起主要反攻。盟軍的進攻被擊退，雙方都傷亡慘重，我方通過反攻於2月8日—9日占領了阿普利亞，2月9日—10日又占領了科羅切托（Corroceto）。盟軍又發起反攻，但未能奏效。他們這次進攻的失利，導致的唯一結果就是，美國第6軍現在轉入防守，在橋頭堡地區構築了縱深陣地。德國第14集團軍雖然一直兼顧我們的防禦工作，但主要任務仍然是進攻。集團軍群接收了大量的生力軍和補給品。第2空軍司令部也盡其所能，集結了強大的高射炮部隊，戰力之盛不禁令人又回想起其往日的輝煌。 即使考慮到對方擁有強大的堅船利炮和壓倒性的空中優勢，我自己也深信，基於現有的手段，我們也一定能成功地把盟軍重新趕回大海。我時刻牢記著，對方的處境對美國第6軍的參謀和部隊都產生了不利的心理影響。他們被困在地勢低洼、衛生惡劣的海岸上，一定非常難受。我們的重炮部隊和空軍部隊擁有大量高射炮和轟炸機，可以單獨執行任務，即使在我軍「休息」時，也能使對方部隊疲於奔命。橋頭堡駐軍人數有限，如果人數太多會意味著造成不必要的重大傷亡，而駐軍太少則可能導致失去橋頭堡。輸送新的部隊難度較大且需要時間。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儘快進攻，免得敵人有時間恢復他們在近期戰鬥中的損失，或者鞏固在橋頭堡地區的中間陣地。另外，也有必要使我們新來的部隊迅速適應環境。 我和馮·馬肯森都不同意沿著海岸向北通過安齊奧發起側翼攻擊這一普遍觀點，因為這樣會導致我們的部隊集中在一處，暴露在盟軍艦炮的側翼火力覆蓋之下，而且我們自己的炮兵部隊卻無法充分發揮戰鬥力；此外，德國強大的裝甲部隊也將受到這片林木茂密、布滿地雷的地區的影響，難以相互配合。由於南翼布滿沼澤、道路支離破碎，所以自動被排除在外，因此就只剩下阿普利亞和奇斯泰爾納之間的這一段區域。馮·馬肯森計劃從一側對阿普利亞發起主要攻擊，同時發動兩次輔助攻擊進行配合。 希特勒讓馮·馬肯森把計劃報告給他，在他的授意下，攻擊任務將由最近剛從德國調來的步兵教導團來實施，而且為了保證我們的炮兵部隊能夠集火轟擊，進攻將在一條非常狹窄的戰線上進行。這兩個錯誤讓我們付出了沉重代價。一個錯誤是，雖然我也聽說步兵教導團是一支優秀的部隊，但我不應該僅僅通過道聽途說就加以輕信，而且本應知道一支沒有戰鬥經驗的本土防衛部隊是無法執行這種重大行動的。另一個錯誤是，攻擊定於2月16日18時30分開始，對於該團來說，時間太晚了。因為他們不熟悉地形，其實只能在白天發起攻擊。不管怎樣，他們最終大敗而歸。 我堅信，第29裝甲擲彈兵師或第26裝甲師是足以勝任這次攻擊的。前者在2月18日的進攻中展現了其傳承悠久的戰鬥精神，從一個沒有突擊優勢的困難陣地出發，一直堅持推進到82號公路直至敵人的最後一個橋頭堡陣地，也就是其起始防線。 希特勒親自下令的第二次進攻失敗了，這證實了這一觀點。雖然我認為換一個地方再次發起攻擊也不會有多大改善，但是我無法取消命令，因為我不得不承認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是出於政治和軍事等多方面原因。如果我們把橋頭堡回撤到起始防線，的確有可能取得局部勝利。如果能夠實現這一點，德國第14集團軍就能夠優化配置兵力，而盟軍則要懷疑橋頭堡能否守住了。 這一次攻擊是從橋頭堡的另一側發起的，即奇斯泰爾納。第一波負責進攻的是3支減配師。他們吸取了第一次攻擊的教訓，完善了偽裝和火力牽制的措施，不過我認為在如此狹窄的地域內，沒有必要這樣做。原定於2月25日發動攻擊，但這個日期由於天氣惡劣而不得不推遲，甚至到了2月28日也還有周期性的暴雨。那天我像往常一樣在重大行動之前視察部隊，心裡決定再一次推遲行動，但是部隊詳細部署了這次行動，並且顯得信心十足。因此，為了尊重他們的意願，我決定不延期。事實上，相較於敵人來說，惡劣的天氣條件對我們更有利一些，讓我們在可能的情況下，有機會在局部發起突襲。敵人將失去坦克的支援，而且海空軍也將受到極大的阻礙。2月29日天氣轉好，這是我們計劃的攻擊日期，不過上述優勢也被減弱了，逐漸變乾的地面使得盟軍坦克可以越野機動。截至3月1日下午，我們的進攻沒有取得進展，於是我就叫停了。 3月15日，敵人重新對卡西諾地區和卡西諾山發起攻勢。他們為了削弱我們的防禦，投下的炸彈總量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並進行了大規模的炮火轟炸，動用了英國最好的突擊師（第27師、英印第4師、紐西蘭師）。但直到最後，我們仍然固若金湯，第1空降師牢牢守住了陣地。到了3月23日晚，英軍停止了進攻。 第2航空隊在馮·里希特霍芬的率領下，曾在西西里島戰役中損失慘重，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恢復，此時的薩萊諾登陸行動又給我們的飛行員帶來了新的沉重壓力。我最初打算保留我們的空軍，以便在羅馬南部遭到入侵時，能夠在羅馬附近打擊義大利師。但是現在這一計劃已沒必要繼續實施，因此空軍司令部可以集中精力對付登陸艦隊。雖然通過這些空襲擊沉了一些船隻，但登陸行動並沒有受到實質性的影響。順便說一句，U型潛艇和魚雷快艇的戰術沒有取得任何成功。 在隨後的戰鬥中，無論是在空中還是在地面，我都能親眼看到德國空軍在兵力和裝備上所處的劣勢，也能理解空軍中的批評聲音，不應該是這樣的。我們可能偶爾取得幾次勝利，但只配備了300架左右的飛機，而敵人擁有4000～5000架，所以我們不能再採取那種無計劃的空中作戰了。然而，毫無疑問，在橋頭堡地區的戰鬥中，空軍向陸軍提供的空中支援決不含糊，而且高射炮部隊的火力支援也非常有用。馮·里希特霍芬建議在阿爾班山建立一個空軍作戰總部，由馮·波爾負責指揮，事實證明這一建議非常好，可以直接俯瞰整個戰場並遠眺大海，在各師聯絡軍官的協助下，能夠及時跟蹤戰場動態，迅速派出近距離支援編隊，並驅逐那些非常討厭的敵軍炮兵觀察員。 羅馬之戰前夕 自1943年7月，各個部隊指揮官率領部隊開始參與部分行動，並從1943年9月起參與了全部行動，但直到1944年3月，他們所取得的戰績並不令人滿意。由於雙方傷亡慘重，基本可以確定，在發動決定性的進攻之前，會有一段時間的平靜。面對即將到來的打擊，我們必須利用這段時間來集結大量的後備力量。盟軍把南線作戰和登陸行動聯繫起來的想法，即使現在尚未實現，也是顯而易見的。從現在起，我們可以沿著這個方向著手準備，除非盟軍設法在奇維塔韋基亞（Civitavecchia）或里窩那地區登陸，以代價較低的方式謀求決戰。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戰鬥力最近得到了增強，一些師已經成長起來，稱得上真正的大型戰鬥編隊。 我認為這種局面的形成要歸於我國宣傳的一個重大失誤，即並沒有下大功夫去諷刺敵人缺乏主動性，沒能促使他們逐步改變作戰方針。限定目標，制訂計劃，然後按照計劃謹慎推進，這種做法開始被鼓舞人心的策略所取代，而且這種策略在戰爭結束幾個月前就得到了完善。當時我極力抵制這種愚蠢的宣傳，但它仍然給我們帶來了損害。為了向希特勒和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解釋我們所面臨的勝利希望有多低，我派了參謀長去和元首討論我們的問題。這可以歸結為兩點：首先，敵人在陸海空方面都占據優勢而且能夠完美協調相互的行動，即使是在構築巧妙的沿海陣地，如果沒有縱深，也阻擋不了登陸行動；其次，我們的反攻基本都是被敵人猛烈的炮火擊退的。在敵人空軍控制的地區，我軍只有在特殊的天氣條件下或在特別有利的地形中才有機會按照我們的想法開展行動。 到目前為止，戰鬥顯然還是僵持不下，在政治和戰略方面的問題也沒有變化。現在要讓部隊在戰區中基本實現自給自足，也是我們所面臨的當務之急。 這些考慮已在1943年9月開始實施的防禦措施中得到落實。因此，古斯塔夫防線上位於不同戰場區域的防段也分別得到了鞏固。裝甲部隊和混凝土防線縱橫交錯，前線陣地和中間陣地之間的縱深進一步加大，即使是非常強大的敵人也能把他們阻擋在防線之後。眾所周知，單一的防線無法持續抵禦現代化部隊的突擊，即使是設置縱深陣地也可能面臨失守的風險，所以我們在羅馬南部一直在建設一條C防線。這條防線橫貫阿韋扎諾（Avezzano）直至亞得里亞海海岸，我們對這個區域的地勢進行了長期研究。它很自然地與我們在灘頭堡周圍的陣地連接起來，它們的交界線就在羅馬南部。 這些防禦措施儘可能保障了我們的戰略得以實施，然而，戰略也受限於盟國獲取的空中優勢和C防線自身固有的弱點。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在敵人空軍控制的地區——無論在蔚藍的晴空下，在崎嶇的山區中，在開闊的平原上，在稀少卻明顯的道路上，還是在月光照耀的短夜裡——要想採取機動作戰方式，只有在非常幸運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成功。C防線還處於建設中的第一階段，台伯河（Tiber）、阿涅內河（Aniene）和羅馬都緊貼其後，另外，長度問題也令人感到有些不安。不過，在第10集團軍和第14集團軍陣地之間的湖濱防線，受到技術手段和泛濫洪水的保護，反而顯得相當安全。北方沿海地區已根據其受威脅的程度適當加強了防禦。現在頭等大事是在亞平寧山脈建立陣地，要想在那裡建設合格的防禦體系，還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 儘管西南戰區司令部對於空中偵察工作做得很差，但我們仍能或多或少地準確了解敵人的兵力分布，並可據此推斷出他們可能的意圖，幾乎可以肯定地把亞得里亞海前線排除在考慮之外。另外，加利格里阿諾河、卡西諾背後的山嘴部分、安齊奧灘頭陣地等地都必須設為戰鬥前線，也許在羅馬以北的奇維塔韋基亞地區還可能有佯攻或牽制性登陸行動，或者在弗羅西諾內（Frosinone）山谷進行空降作戰。我估計，美國第5集團軍和英國第8集團軍會通過馬約山（Majo）、彼得雷拉山（Petrella）和卡西諾山向我第10集團軍的右翼發起大規模縱深攻擊，並向利里河谷推進。法國遠征軍的作用及其組成和可能的進攻方向，直到進攻開始後的第四天仍然是一個重要而危險的未知因素。 我發出指令「防守」，我想這已經清楚地說明了該如何進行戰鬥，並且相信所有參謀人員和部隊都充分理解了這一點。總的來說，那些堅守前線的人證明了他們的優秀。右翼的第94步兵師在以前的戰鬥中曾讓我失望，如果他們這次被擊潰，敵人的突破也能在縱深被攔住。如果右側的馬約山和左側的卡西諾山仍在我們的控制之下，利里河谷就能夠守住。第1空降師控制著卡西諾山，他們的防守是做得最好的。整個左翼卻不值一提，幾乎沒幾支部隊。 我們在灘頭陣地周圍的防禦幾乎無懈可擊。第14集團軍有足夠的後備力量，還配備了高射炮部隊，可以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擊退敵人的強攻。但是，如果內側兩翼的部隊缺乏合作，整個集團軍群也將受到嚴重的威脅。 德國空軍受戈林的直接指揮。馮·波爾的職位較低，負責指揮高射炮部隊，但他和我們合作得很好。高射炮部隊的主力都集中在利里河谷、瓦爾蒙托內和羅馬等地。 通信網絡的建設也符合各項要求。德國海軍指揮部接到命令，要加強海上補給，部署堅船利炮來增強沿海防禦。與以前的標準相比，後方包括口糧和彈藥存放在內的後勤保障都還算不錯。 總而言之，我平靜地等待著欲來的山雨。我們已經在每個領域都盡了最大的努力，準備迎接預期中的猛烈進攻。 春季攻勢 美國第5集團軍和英國第8集團軍開始發動進攻，他們首先使用炮擊和轟炸來削弱我們的防禦，並對德國第10集團軍作戰指揮部進行了空襲。這些攻擊使我們初步了解到，我們將面臨怎樣的局面。正如我在5月12日上午親眼所見，第10集團軍和第14軍的總部幾乎癱瘓，他們都失去了指揮官，其副指揮官們都盡了最大努力來繼續戰鬥。然而，經過前幾天的戰鬥，證明了我對敵軍空降或登陸的擔心是毫無根據的。因此，部隊調動和戰略儲備運用的危險係數都降低了。 前幾天的戰鬥也證實了我們對敵人主要兵力的猜測。戰鬥十分慘烈，但令人遺憾的是，集團軍群還是沒有搞清楚美國第5集團軍和法國遠征軍的兵力構成。經過一場勢均力敵的激戰之後，從利里河谷到卡伊拉山的前線逐漸撤退到堅固的森格爾交接線，但是第14裝甲軍卻開始不聽招呼。第94和第71步兵師雖然英勇戰鬥，但對面敵人的人數實在太多了。集團軍群沒有掌握足夠的數據，從而無法在5月14日或5月15日做出更深遠的決策，此外，我們在對第26裝甲師進行調動和投入作戰安排中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但最讓我頭疼的是，第94步兵師沒有按照我的命令把預備隊部署在彼得雷拉高地，反而集中到沿海地區，這樣就造成了高地面前出現了一個無法填補的缺口，而這意味著為法國遠征軍阿爾卑斯部隊敞開了門戶。 右側的第14裝甲軍面臨的局勢每況愈下，但左翼部隊和第51山地軍卻逐漸站穩了腳跟，第1空降師也沒有想過要讓出「自己的」卡西諾山。為了與第14裝甲軍保持聯繫，我不得不親自命令這些桀驁不馴的大兵們撤退，這個例子表明下級指揮官如果具有強烈個性有時也會產生負面影響。這也是為什麼在第90裝甲擲彈兵師的側面出現漏洞時，我沒有讓第1空降師的後備隊向右填補的原因，也是為什麼第51山地軍只能推遲撤退的原因。 為了保持防線的完整性，第14裝甲軍必須堅守中間陣地，距離之長似乎超過了正常戰術環境的要求，結果導致森格爾交接線的右翼失守。增援部隊未能及時趕到，決定了第10集團軍未來失敗的命運，即使第14集團軍在灘頭陣地的防禦中取得勝利也無法對其進行彌補，因為美國第5集團軍再向前推進，也必然會導致第14集團軍的潰散。所以現在局勢變得十分緊急，我於5月19日將第29裝甲擲彈兵師調往第10集團軍。當我下命令時，我完全認為他們能夠在5月20日上午找到一處天然防線，從而把缺口堵上。 但這一切沒有發生，因為第14集團軍指揮官反對調動部隊。我收到這一消息時已是5月20日晚上，當時我剛剛回到我的戰鬥指揮部。我能理解他不願放棄他的後備部隊，但戰鬥已經發展到這一階段，我不能接受他的質疑，尤其是我們在灘頭陣地周圍正面臨著被向北挺進的美國第5集團軍攻破的危險。 為了使將軍認清他的南翼所受到的威脅，並讓他相信我的決定事關重大，我下令對戰場區划進行重新部署，並讓他負責這一區域，直至「斯佩隆加（Sperlonga）—豐迪（Fondi）—弗洛西諾內（Frosinone）—瓦爾蒙托內（Valmontone）」一線。不幸的是，當我於5月21日抵達第2裝甲擲彈兵師總部時，我發現他們來得太晚，只能在毫無準備的陣地上進行戰鬥，其後果也是災難性的，至於多麼糟糕，目前還無法預測。一個絕好的防禦陣地就這樣失去了，而敵人在泰拉奇納（Terracina）和豐迪之間建立起一個幾乎堅不可摧的陣地。我們的這次損失，送給了美國人一場勝利。 義大利戰事 整個局勢因此變得更加艱難，但還沒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灘頭陣地還沒有發起進攻；如果能迅速重組第14集團軍，仍可在其火線上集結起後備力量。不幸的是，截至5月23日，即計劃從灘頭陣地發起進攻的日期，這一工作幾乎沒有絲毫進展。對於從灘頭陣地發起進攻的方式，第14集團軍的指揮官顯然還無法擺脫之前的先入之見。不過毫無疑問，美國第6軍陷在這個狹小的包圍圈裡，處境極其不利，我們對此必須妥善利用。 在經過多次令人不快的詢問之後，第14集團軍還是無法填補缺口，因此我調整了它的指揮官。事實上，一開始只需要一個營就能填補這個缺口，但缺口一直到5月31日仍在擴大，導致我們的側翼戰鬥失利，通往羅馬的道路終於向敵人打開了。我們在右翼和中部的部隊都在英勇戰鬥，唯獨左翼拖了後腿，真是一場災難。與此同時，第10集團軍邊打邊退，最終與第14集團軍會合，率領部隊經山路前往蘇比亞科（Subiaco）和蒂沃利（Tivoli），這不失為一項新的殊榮。 這場戰役從5月12日持續到6月4日，最後以羅馬不戰而降告終。在整個這段時期內，作戰行動極為艱難，除了少數災難性的例外情況，軍隊還是都挺過來了，這充分證明了他們的勇氣。 無論如何，盟軍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而第14集團軍則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儘管如此，面對這場災難，我仍然信守單方面的承諾，宣布羅馬為「不設防城市」對其進行保護。這至少表明，無論我是依靠準確的消息還是直覺，我都對戰爭形勢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