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十三章 地中海戰場 （1941—1942年）

1940年6月，進駐義大利參戰；9月12日，意軍（格拉齊亞尼第10集團軍）進攻埃及，在西迪巴拉尼前線受挫；12月8日，英國發起反攻；12月17日—1941年2月8日，意軍撤離昔蘭尼加以及塞拉姆、巴迪亞、圖卜魯格和班加西等港口，被俘虜了13萬人。1941年2月組建德國非洲軍團，由隆美爾將軍領導；2月24日，隆美爾發起反攻；1941年3月至4月，奪回昔蘭尼加；4月11日，包圍圖卜魯格；1941年7月，英軍在塞拉姆發起第一次反攻（失敗）；1941年秋，英國海軍和空軍成功襲擊德意兩軍的北非補給線；11月18日，英軍在北非發起第二次反攻（成功）；11月28日，德國第2空軍司令部調至地中海戰區；12月10日，圖卜魯格解圍；1941年12月—1942年1月，隆美爾從昔蘭尼加撤退到阿格海拉地區。 1941年9月的一天，當耶順內克給我打電話時，我第一次對地中海戰區產生了興趣。他問我是否願意去義大利或非洲。如果我們要防止義大利在北非的崩潰，他確定我們應該很快就要在這片地區投入更多的精力。幾周過去了，我什麼消息都沒聽說。就我而言，東線的指揮問題就讓我忙得不可開交，讓我無暇思考這件事情，所以當德國空軍參謀長霍夫曼·馮·瓦爾道（Hoffmann von Waldau）上將第一次提醒我要移防時，著實讓我吃了一驚。雖然我可能會喜歡前往陽光更明媚的地方執行新的任務，但在情況仍然不明朗的時候離開馮·博克的集團軍群以及我自己的一些編隊，無論如何都讓我感到非常遺憾。 我飛到柏林，在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和德國空軍總部獲得了新的命令。他們告訴我，前任德國駐羅馬空軍武官霍夫曼·馮·瓦爾道、現任者馮·波爾（von Pohl）上將和德國武官馮·林特倫（von Rintelen）上將都與義大利最高統帥部和空軍統帥部（Superareo）進行了對話，為我在義大利的行動鋪平了道路。因此我感覺，我的職位已經得到明確，而且最緊急的移防預備工作也已著手開展，尤其是飛行編隊已開始進駐西西里島。為我安排的頭銜是南方戰區總司令，這似乎比較符合我的任務的範圍和性質。希特勒在戈林和耶順內克的面前對我進行了最後的訓話。他告訴我，要扭轉我們在北非補給線方面遇到的不利局面，必須要摧毀英軍的海空中樞——馬耳他島。對此我反駁稱，我們應該徹底占領馬耳他島，但是他用直白的話語打斷了我的話，即我們沒有兵力用於此處。儘管我在稍後的時候仍有機會重提這一意見，但因為與我的工作不相干，所以就沒有再繼續糾纏。 1941年11月28日，我抵達羅馬，當時我的參謀團隊還沒有到。不久我便發現，要組建一個聯合指揮部，面臨著重重困難。墨索里尼完全按照我的意見改組了義大利空軍統帥部，任命我的一位老朋友福吉埃中將擔任國務秘書，他曾在佛蘭德斯（Flanders）戰役中負責指揮義大利空軍；但義大利總參謀長卡瓦萊羅伯爵（Count Cavallero）不願意向我移交所有的義大利陸軍、海軍和空中編隊，因為他已經策劃了一場新的攻勢。他抗議說這種安排等於放棄了獨立指揮部。他的最大讓步是把他的空軍劃給我指揮。 這種折中的做法毫無益處，所以我決定拋開希特勒的指示，放棄整體指揮權，作為交換，我堅持要求義大利方面在聯合行動中要採取比最初計劃更緊密的合作。卡瓦萊羅向我保證，如果沒有我的口頭或書面同意，義大利最高統帥部不會向非洲戰區的義大利軍隊發布任何作戰命令，這是他們的承諾。現在來看，當時的談判關乎著義大利的國家聲望及其高度的自豪感，我做出的這種讓步成了我們成功合作的主要基礎。我一直贊成基於相互信任的自願協作而非強迫性的服從，因為後者必然會引起怨恨。在我們與義大利海軍統帥部（Supermarina）、空軍統帥部、最高統帥部及其內部負責陸、海、空部隊的軍官等部隊和個人的接觸中，義大利軍人向德國同行們展現了同志般的助人精神，這樣的事例每時每刻都在上演。當我們與海軍統帥部的交流過程中，我們還得到了海軍上將里卡爾迪（Riccardi）和海軍上將聖佐內蒂（Sanzonetti）的大力指導。在最高層面上，我與卡瓦萊羅伯爵的合作充滿了友善和忠誠，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1943年安布羅西奧（Ambrosio）將軍接替他之後，這份合作就轉向了陰謀和欺詐。至於我本人的上級，只有國王和「領袖」（Duce）墨索里尼。 在的黎波里塔尼亞（Tripolitania），我提出了一個條理清晰、類似於德國國防軍模式的組織結構。所有三軍部隊都隸屬於總指揮官巴斯蒂科（Bastico）元帥，隆美爾也不例外。但這只是紙上談兵，註定無法付諸實踐，因為隆美爾和巴斯蒂科一直處於爭執狀態，並且隆美爾寸步不讓，哪怕這會惹惱了敏感的義大利人。隆美爾的聲譽很高，後來更是達到頂點，這成了引入變革的絆腳石，但與此同時，它又有助於擺平某些微妙的情況。 在1941年11月底的軍事行動中，一個突出問題是我們的跨地中海通信系統難以勝任。我們每天都能更清晰地看到英國軍隊在這些水域占據著海空優勢。事實上，非洲戰役對於隆美爾來說是一個關鍵轉折點。他正在對德爾納（Derna）以東的敵軍大舉壓上，但主要由於義大利師的戰鬥力低下，作戰行動一波三折，甚至我們都不得不考慮最終是否要撤離昔蘭尼加（Cirenaica）。 與此同時，馬耳他島作為一個戰略要點，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在初期的主要目標是拿掉這個馬蜂窩，來保護我們的補給線。這樣我們就需要時間在西西里島建立地面設施，前移我們的空中編隊，調配摧毀馬耳他海軍和空軍基地所需的物資，並確保義大利空軍在我們的進攻中予以合作。就當前而言，除了能夠對最重要的運輸隊加強空中掩護外，無法採取更多的行動。 隆美爾的部隊不斷提出要求。我們已在德國南方司令部和義大利空軍統帥部之間，以及在非洲戰區空軍總指揮官和義大利北非航空隊之間建立起良好的聯絡，但這都無法減輕德國空軍在戰鬥中所面臨的主要壓力。沙漠中的裝甲部隊抱怨說，我們孱弱的中隊雖然取得了值得讚揚的成就，但對他們的支援仍然十分匱乏。不過可以說，如果不是我們空軍發揚不怕犧牲的戰鬥精神，隆美爾的軍隊很可能在蘇爾特灣（Gulf of Sirte）還要繼續撤退（例子還包括1941年12月24日在阿格達比亞和1942年1月13日在馬爾薩·埃爾·布雷加等）。 應卡瓦萊羅元帥的要求，我的第二項任務是消除在戰場上意德兩軍指揮官之間反覆出現的基本分歧。 德國三軍部隊的戰鬥力都是第一流的，只是數量不足。他們裝備精良，在很多方面都優於敵軍，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出於戰術需要而以多取勝。此外，由於在海上運輸過程中存在巨大損失，本來就很有限的補給品就不得不儘量滿足各個地方的需求，因此到了各部隊手中已所剩無幾。 每一場戰爭都會面臨全新的純地理問題。在北非，我們的部隊首先必須習慣那裡獨特的氣候、地形和植被。他們必須在戰鬥戰術方面學會適應大自然以及新的敵人。一旦部隊適應了新的環境，他們就能勝任任何任務。 總體來說，我們和義大利人之間的同志情誼還是很好的，只是我們的這位盟友在參謀業務和戰場行動方面效率低下，時常使我們感到惱怒，破壞了友好的氛圍。 雖然這場戰爭是由羅馬直接指揮的，但義大利軍隊對此毫無感覺。戰爭給我的印象就是，意軍沒有認真履行他們對前線士兵應承擔的責任。在緊急情況或需要齊心協力的時候，他們總是在敷衍了事。 在我看來，問題的根源在於義大利人不願充分發掘他們的戰爭潛力。對於我的抱怨，墨索里尼經常回應說，義大利人民在漫長和疲憊的殖民戰爭中流了太多寶貴的鮮血，現在已經變得厭倦了。我們兩人的說法可能都是對的。但到了1944年，我感覺意軍似乎在公然抗拒動用他們的人力儲備。 卡瓦萊羅和安布羅西奧在同我交涉時，都以缺乏物資作為藉口，為他們沒有向軍隊提供合適裝備以及沒有充分利用現有人力資源進行大聲的辯駁。這也許是真的。但是，除此之外，他們還採取了一種故意囤積物資的政策，這讓我完全無法理解。在1943年意軍倒戈時，還有大量未曾使用的戰爭物資被發現，僅這一點就足以證明這一政策的摳門。 他們的動員機制既不適合百萬大軍的需要，也不適應長期的緊急狀態。我發現了太多現成的例子，即使在戰爭最危急的時期，平時的工作狀態仍然占據上風。儘管卡瓦萊羅接受了全面戰爭的思想，並在最開始也採取了一些措施，把各個民生部門拼接成一個相互協調的戰爭機器，但這個機器很快就垮掉了。 我從來沒有感覺到，義大利人民在一開始就知道這場戰爭是一次生死攸關的戰鬥。我認為，他們是隨著戰爭不斷拖延，並且不斷遭受空襲和領土損失，特別是在北非戰區的失利，才開始意識到這一點。義大利城市與德國城市的差別迥然，以致我需要想辦法才能抹去對它們的印象，例如我只有在職責所需時才會前往義大利的城鎮和村莊。我永遠忘不了在安齊奧戰役和內圖諾戰役期間羅馬依舊歌舞昇平的場面。如果墨索里尼不能激發國民的戰爭精神，他就應該早早放棄參戰的想法。不過後來，義大利游擊隊對德國國防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從中倒可以看出義大利人民並不是完全缺乏戰鬥精神的。 義大利軍隊的表現並沒有超出我們對於南歐人的意料，他們的訓練更像是花架子而非為了戰鬥。他們的軍營不適合作戰訓練；他們潛艇的潛水錶演和空軍的特技飛行都不適合真正的實戰。他們也沒有足夠重視小型編隊到整個軍種的合同作戰訓練，當然後者也是大多數國家的一個共同缺點。另一個顯著的問題是他們缺乏大型訓練場地。而更糟糕的後果是，在戰爭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後，他們仍缺乏良好的武器和裝備。因此，要求一名士兵在只裝備了4厘米反坦克炮和仿真坦克等低劣裝備條件下去阻止重型坦克的進攻，或者駕駛裝甲過薄、火力不足的坦克去衝擊敵人的現代化部隊，或者在與敵人現代化艦隊作戰中操作沒有夜戰設備或儀器的船隻去定位並攻擊潛艇，或者使用速度較慢、彈藥不足的戰鬥機去與配備最大功率發動機的飛機進行戰鬥等，實在是過於苛刻了。 在城市中，甚至連裝樣子的防禦力量都不存在，只有一些中世紀的火炮和一個形同虛設的空襲防禦系統（其中沒有雷達，沒有相應的通信系統，也沒有便捷的防空洞），這實在是高估了個人勇氣和平時紀律的作用。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因此，不加區別地譴責義大利士兵素質低下或不適合長期頑強戰鬥，那是錯誤的。墨索里尼及其和平時期的國務大臣們必須為此負責。如果他們了解這些嚴重的缺陷，最初就應該遠離戰爭。他們的另一個錯誤是太依賴於義大利製造的武器，那些武器永遠只停留在口頭上卻從來沒有生產過，他們應該採用經過戰火洗禮的德國武器，並獲得許可進行生產，例如德國最新型號的坦克和9厘米防空炮。 儘管義大利軍營明顯缺乏作戰訓練設施，但他們的軍隊紀律遠遠達不到我作為一名德國軍官所持的標準。只要簡單地觀察一下衛兵的換崗，就會發現義大利士兵對他的職業毫無熱情。也許身為一名完全不同的北方人，我用來判斷的標準是錯誤的，但我認為事實證明我是對的。 我把這種令人不滿意的情況首先歸因於官兵之間缺乏接觸。義大利軍官的生活與部下互相隔離，並且由於對部下的需求一無所知，他就無法在必要時滿足他們，因此在危急情況下也就失去了控制。義大利列兵的口糧，即使在戰場上也與軍官大不相同。口糧的數量與軍銜成正比，更不用說，隨著數量的增加，各種珍饈美味也會越來越多。軍官們單獨吃飯，常常不知道他們的士兵吃了多少或吃了什麼。這破壞了同生共死的戰友之間應該普遍存在的同志情誼。野戰廚房車有助於消除這種差別，卻無法受到義大利軍隊的青睞。我經常向卡瓦萊羅指出，這種現象會嚴重影響士氣，但沒有得到全力支持。事實上，我自己發現，我們德軍的野戰廚房車已經完全被義大利士兵所包圍了。另外，當我在義大利軍官餐廳里接受款待時，那裡伙食標準比我自己的參謀食堂提供的食物要好得多。1944年，格拉齊亞尼（Graziani）元帥被迫採取果斷措施，確保其他所有軍銜的軍人都能按時獲得全額薪水。在我看來，這件事毫無疑問是最需要特別干預的。 我說這些話的目的不是要誇大義大利軍隊的錯誤，只是為了說明他們的部隊經常出現的問題。我並不是說，他們的官兵關係無論如何都處不好。他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是不錯的。這一事實只能證明義大利的普通士兵天生正直，並且可以成長為一名堅強而優秀的戰士。我見過太多由義大利部隊或個人締造的英雄主義事例，如在阿拉曼（El Alamein）戰役中的「福爾戈雷」（Folgore）空降師，在突尼西亞（Tunisia）戰役中的炮兵部隊，在海軍突擊艇和魚雷艇上奮戰的船員，在魚雷轟炸機編隊中英勇的飛行員等，都令人無法忽視他們擁有的絕對信念。但在戰爭中，起決定意義的並不是這些孤立的英雄主義行為，而應該是軍隊的日常訓練和戰鬥精神。 另外，義大利採取了中歐軍事強國普遍運用的戰略原則。我見過許多三軍指揮官，他們都是一流的戰略家和戰術家。我發現義大利軍種部門的工作制度與其他國家都是一致的。當時有個普遍觀點，認為義大利初級軍官基本不了解軍種的規章制度，但我沒有發現任何證據可以進行印證。我並不認為他們在運用這些規章方面缺乏實踐，相反，我認為是最高統帥部的活躍直覺與執行單位之間存在不協調，這應該是造成大量失敗的原因。行政工作也許制定得很細緻，但執行情況卻很糟糕，無疑這可以部分歸因於他們南方人的性格特點。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居然嚴重忽視了島嶼甚至是本土的沿海防禦工事，而在巴爾博離開之後，現代化飛機的研製和生產也變得停滯不前了。 毫無疑問，我需要抓緊時間熟悉自己的新戰線。我視察了德軍部隊，並與隆美爾和義大利指揮官保持著聯繫。我的第一次視察是前往西西里島。那是一次糟糕的經歷，因為馮·波爾在飛往那裡見我的途中，迫降在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直到他從困境中獲救，我才放下心來。不過，義大利海軍和空軍的幫助給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接下來是前往北非。在那裡，我第一次聽到了對隆美爾的不滿，並了解到了德意兩軍的不同之處。我也遇到了非洲戰區的空軍指揮官、經驗豐富的弗洛里希（Fröhlich）將軍，他正面臨一個麻煩，即第10航空隊的總部在雅典，接受命令的距離太過遙遠。我幫助他解決了這個問題。我還認為，能力出眾的空軍中將蓋斯勒（Geissler）對隆美爾產生的影響太小，所以我現在讓非洲戰區空軍指揮官直接接受南方戰區司令部的命令。我又拜訪了克里特島的指揮官安德烈（Andrae）中將，藉此了解了那裡的問題所在。 這些走訪的結果讓我進一步確認了必須要消除馬耳他島對我們交通的威脅，並讓我真正認清了地中海戰區對整場戰爭的決定性意義。如果我當時知道海軍上將雷德爾在放棄「海獅」計劃之後也看到了對抗英國的戰爭重心位於地中海，我們就可以共同努力，這樣或許能夠成功地將我們的主力部隊轉移至這個戰區。在此時此刻，又是希特勒的保密政策發揮了作用。 我們當時還不能對馬耳他島發動決定性空襲，因為我們在西西里島的空軍基地尚未準備好接收參加這次行動的部隊，而這些部隊也還沒有開始分配任務。通過對英國島嶼開展一系列空襲以及加強對我們運輸隊的保護，事情開始出現了轉機。由於德國軍隊訓練有素，結果出人意料的好。在1942年1月和2月，我採用統計學數據向位於羅馬的帝國元帥報告，局勢已經得到扭轉，我們的航運損失從70%～80%降低至20%～30%。然而，我們所有人都清楚，儘管我們可以為隆美爾的勝利感到沾沾自喜，這也使隆美爾更容易決定採取攻勢，但就北非而言，供應問題仍然前景不明。 一次又一次，有時還是在義大利最高統帥部的支持下，我敦促戈林和希特勒通過占領馬耳他島來穩固我們在地中海的地位。我甚至說服了隆美爾支持我。但直到1942年2月我的計劃才成功地獲得批准。當時是在元首總部的一次會晤中，大家逐漸變得激動起來。會晤結束時，希特勒抓住我的胳膊，用他的奧地利口音對我說：「沉住氣，凱塞林元帥。我馬上批准！」這也從側面彰顯了總部內部的緊張氣氛。 * * * 的黎波里塔尼亞的生死存亡取決於供給情況。為什麼這一問題從來沒有得到解決？這個提問很有趣，值得詳細地討論一下地中海戰區的局勢。 人們會本能地認為，義大利人憑藉強大的艦隊以及位置優越的西西里島和潘泰萊里亞島（Pantelleria），能夠控制住他們的地中海，或至少可以封鎖突尼西亞城和西西里島之間的海峽。我帶著這種純粹理論性的信念來到義大利，但很快就發現理論和事實之間存在天壤之別。我們的運輸隊要順利成功地完成任務，必須需要各種前提條件。首先，它需要一個頭腦清醒的指導機構。這在一開始就不存在，不過卡瓦萊羅並沒有對建議充耳不聞。從1941年底開始，他幾乎每天都會舉行會議，出席者包括所有重要的國務大臣和部門首腦。我也會親自參加，如果我無法到場，就換成馮·林特倫將軍，卡瓦萊羅則擔任會議主席。海軍統帥部組建了一個後勤常務委員會，由各兵種的專業人員組成。他們在理論上堅持一項原則，即前線隨時需要的每一種補給物資必須在地中海兩岸的倉庫和存放點中都保持滿載狀況。而事實上，這一預期目標從來沒有達到過。在1942年和1943年，尤其是非洲的港口和倉庫遭受了大量空襲，讓這一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義大利的後勤情況比我們的稍好一些。他們的優勢是在自己帝國範圍內行動，他們的補給來源相對較近。畢竟，他們只有一個戰區要補給。在和平時期，的黎波里塔尼亞有自己的駐軍，因此也有配套的商店。由於缺乏直通列車，殖民地曾建設了一個效率不錯的重型汽車運輸系統並配備了相應的柴油車輛庫存，這在燃油問題仍很嚴峻的情況下，成了一筆額外的資產。更大的困難是，民眾和軍隊都必須從海外獲得補給，甚至連木材也是如此。當地產量在不斷提高，但仍然不足。 不幸的是，德國和義大利軍隊的武器裝備不一致，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我們都無法通過彼此交換來相互支援。甚至是口味上的差異都讓伙食配給變得更加複雜，德軍士兵只好艱難地放棄統一的德式口糧，轉而被迫接受熱帶地區的伙食標準。 在海上運輸方面，我們可以集結一支強大而多樣化的義大利商船隊，再加上為數不多的德國船隻。這些德國船隻性能完好，是在宣戰之時被困在地中海的。除了橫跨亞得里亞海通往希臘和海上小島的交通線之外，當時的海上航線並不暢通。按說擁有如此多的船隻應該夠用了，但很不幸，事實並非如此。依我看來，導致這一狀況主要是以下這些原因：義大利造船廠沿襲和平時期的工作方法；原材料和零部件在碼頭分配不完善；義大利船東不願意承擔風險，擔心一直到戰爭結束前都無法要回自己的船隻，但他們沒有想過，如果義大利戰敗了，他們同樣可能會失去自己的船隊；沒有把商船隊編入海軍；商船停靠的港口分散遙遠，而且各船的速度差異較大，難以組成運輸隊；最後是燃油和煤炭非常短缺。 所有這些不足之處只能慢慢地加以彌補，甚至可能無法都補上。全民動員的概念完全不符合義大利人的性格。 抵達阿拉曼陣地後，由於可用的船隻仍然太少，我們無法長時間維持被拉長的補給線。在這個節骨眼上，尚不具備奪取馬耳他島的條件，使用突尼西亞城和比塞大（Bizerte）作為補給基地的計劃被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出於體諒法國的原因而否決，而從克里特島到圖卜魯格的新開航線又沒有帶來任何明顯的緩解，所以此時必須採取新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調集U型潛艇、炮艇和驅逐艦來幫助運輸體積較小的補給物資，使用空中運輸編隊，最後甚至還徵募了適於航海的近岸帆船來進行單次運輸。 此外，還有一個大規模建造小型船隻和平底船隻的方案。基於我們的經驗，航行能力為15～16節的小型船隻和6～10節的微型船隻，例如海軍的駁船和西貝爾渡輪，是不會受到魚雷攻擊的。給它們裝上小口徑武器，並在其中搭配火力強大的西貝爾渡輪，幾乎不會產生什麼損失。在平靜和溫和的海況中，它們可以安全渡海而不會冒什麼風險，甚至在緊要關頭還可用於風浪等級5～6級的情況。而且，它們可以更容易地提高卸貨作業的速度，如果有必要的話，也可以避開受到空襲威脅的港口，在海岸邊卸貨。如果在黑暗的掩護下能調用快速船隻來執行一部分任務，那將是極大的助力，但是我們實際上沒有，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建造這些船隻。 南方戰區司令部下令優先建造至少1000艘小型船隻（即海軍的駁船和空軍的西貝爾渡輪），還包括一種約400噸的新型木製船隻和500～600噸的海軍特種船隻。然而，儘管建造計劃已經開始實施，但德意兩國裝備制度之間的無休止摩擦卻拖了後腿。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地中海戰區 油輪問題自始至終都是重中之重。由於油輪是敵人攻擊的首選目標，對它們進行專門保護就成了必要條件。由於單靠偽裝幾乎毫無作用，我們不得不儘快找到新的彌補辦法。汽油本就非常稀缺，如果損失掉一艘4000～6000噸的油輪，就意味著這個缺口幾乎無法補全。潛艇、炮艇和驅逐艦幾乎都用來運送燃油，甚至連小型船隻都徵用，還有空中運輸聯隊每天也會運輸200～500噸的載荷。 裝甲部隊和機動車輛對航空汽油的消耗也必須加以考慮。正如海上的油輪一樣，地面上的汽油庫和運輸燃料的機動車隊也是敵軍眼中的「香餑餑」。這樣一來，我們短缺的燃料供應中又會有一部分損失。即使我們在1942年8月以前沒有遭受決定性的挫折，但我們的汽油短缺對戰鬥造成了致命的影響，結果甚至連最基本的行動也往往無法進行。 義大利艦隊的龐大規模足以保護他們所有的運輸隊，但德國軍隊卻無法做到這一點。只是在1942年底，才有一艘在希臘船廠建造的驅逐艦服役，這已經是做得很好了。德國的U型潛艇部隊——勃蘭特（Brandt）上尉就是其中的一名優秀指揮官——會根據情況在地中海的東部或西部，主要是在直布羅陀（Gibraltar）和亞歷山大（Alexandria）等主要港口附近，伏擊英國的護航隊，這間接地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他們的成功次數不多，而且也不可能具有決定意義。 在護航工作中，通常只使用輕型軍艦，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動用巡洋艦。小型船隻的適航性是有限的，因為在5級風浪的海況中，它們大多數就會掉隊。鑒於這種局限性，就導致了在海況平靜時，也就是在好天氣里，英國海軍和空軍部隊會集中它們所有可用的兵力，從直布羅陀、馬耳他島、埃及和敘利亞等地蜂擁而至，這時如果運輸隊中沒有護航部隊的話，僅憑自身少量的反潛和防空火力，在面對敵軍的襲擊時，將會變得無所適從。 除非船長很善於對付魚雷，或者我軍有足夠的時間或兵力來攔截敵人，否則運輸隊中至少會有一艘船被擊沉或被擊傷。另外，雖然暴風雨天氣能夠起到相當大的掩護作用，有時甚至能完全阻隔敵軍，但此刻運輸隊也無法出航，因為護航艦船經受不住大風。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呼叫巡洋艦為運輸隊提供快速支援。我們陳舊的炮艇和驅逐艦一直忙而不休，要進行全面檢修可能需要很長時間，這些浪費的時間會嚴重影響我們護航艦艇的調配，甚至無法滿足最低需求。結果，由於運輸隊在港口滯留，導致許多十分急需的補給物資的運輸被嚴重延遲。 通過接管和調配在法國南部港口停泊的船隻，重新啟用這些船隻，確實幫助我們在極其關鍵的時期（1942—1943年）取得了暫時的改善。然而關於能否使用泊在突尼西亞城和比塞大港的潛艇和三艘大型快速驅逐艦，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爭議，這其實就意味著拒絕給我們使用。這也體現了聯合指揮部的一個弱點，它看重的是名聲和戰後情況，而非如何充分調用所有的海軍資源。 但是我們還是盡全力想了一個辦法。為了應對短缺，我們呼籲德軍通過為義大利艦船安裝定位儀器、培訓炮手、派遣德國教官等方式來換取燃油、原材料和零部件，不過這些措施落實得太遲了。 地中海戰區的另一個特點是敵方間諜系統的出色發揮和廣泛的破壞力，我當時不知道他們的影響程度，可能連里卡爾迪和聖佐內蒂海軍上將也不知道。我們懷疑我們的護航時間被泄露了，但我們永遠無法證實這一點。 總之，我們的反制措施總體是有欠缺的。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許多艦船被擊沉，很多人喪生，這都是海軍上將毛傑里（Maugeri）的叛變所造成的。 義大利海軍都是寶貝疙瘩，因此使用起來很謹慎，這在內部也帶來了特殊的麻煩。不過我們還是有3次設法克服了這些困難，讓它們出海執行任務。更麻煩的是它們分散駐紮在不同的港口，要集結它們既費時費力又浪費燃料。結果，這些戰艦要麼沒有準備好出海，要麼燃料不足，要麼就停進船塢中。同樣由於缺乏燃料，大型編隊的演習也無法得以開展。射擊訓練也極少組織。此外，義大利海軍還存在嚴重的技術缺陷，並理所當然地獲得了「晴天艦隊」的綽號。這些艦隊的適航性總是讓人不放心，需要加強空中保護，而且由於軸心國空軍在地中海戰區的力量有限，所以這些荒謬的要求就落在了德國空軍頭上，但德國空軍已經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保護運輸隊上，飛行員的出動架次已占所有總數的75%～90%，潛力也被完全榨乾。即使義大利艦隊意外進入英國艦隊的最遠射程並進行了零星交火，它們也會不得不在黃昏來臨之前結束戰鬥，然後逃往最近的港口，如塔蘭托（Taranto）或墨西拿，因為它們毫無夜戰的能力。 義大利的造船政策是另一個讓人憤怒的原因。有一段時間，他們的艦隊，尤其是他們的主力艦隊，已經毫無用武之處，這時船塢中擠滿了戰艦但同時物資也很短缺。這時他們還是選擇讓「羅馬」號戰列艦的建造完工。墨索里尼毫不在意他的軍備政策已瀕臨破產，反而對此充滿自豪，在亞得里亞海檢閱了他的這一「技術奇蹟」（該艦於1943年從拉斯佩齊亞港叛逃至馬耳他島的途中被一枚德國制導炸彈擊沉）。我相信其他主力戰艦也會完工或投入服役。即使是外行人也可能看出來，按照目前的情況，本可以採取一項符合實際的建設政策，通過多種途徑來緩解供應問題。墨索里尼宣稱他會在決定性時刻派遣整個艦隊參加行動，但我早就不相信他有機會實現這一意圖。 總之，我只希望我已盡最大的努力來客觀地描述局勢。我無意提出攻擊性的批評意見，我非常珍視義大利人向我展示的戰友情誼，我有太多的機會來見證他們無私的工作。我與空軍統帥部國務秘書福吉埃以及許多其他義大利飛行員建立了親密友誼，這都切實保證了我對他們空軍的批評是客觀的。 義大利戰鬥機只能用於純粹的保護目的，參加作戰行動的是轟炸機和魚雷轟炸機，偶爾還有俯衝轟炸機和戰鬥轟炸機。我已經坦率地表達了我對他們技術的看法，換言之就是效率低下。 我的結論是，義大利戰鬥機在威脅較小的地區尚堪使用，包括第勒尼安海以及在班加西（Bengasi）和的黎波里（Tripoli）附近的海岸地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亞得里亞海和帕特雷灣。地中海、西西里島和克里特島南部以及愛琴海上空的危險區域則要交給德國戰鬥機中隊，包括Ju-88和Me-110等夜間戰鬥機編隊，它們也適合執行部分任務。我們為非洲前線的行動分擔了壓力。從1942年春季起，我們的運輸隊開始增加1～3架攜帶深水炸彈的戰鬥轟炸機來護航，負責發現和對付敵人的潛艇並執行警戒任務。他們也會得到魚雷艇的支援，或用深水炸彈——有時也用航炮進行攻擊。對於浮在水面上的潛艇，使用2厘米航炮至少可以起到使對方下沉的效果。 行動的指揮權掌握在第2航空隊作戰參謀手中，他們向第2、第10航空大隊以及非洲戰區空軍指揮官發出命令，並在需要時呼叫義大利空軍統帥部聯合行動。 所有德國飛機都配備了副油箱，所有空海搜救飛機隨時準備起飛，所有搜救船隻各就各位隨時準備出海，雷達也指向了主要戰鬥方向。運輸護航隊的實力部署受危險程度、天氣狀況、時間以及運輸隊的速度、規模和重要性決定。黃昏時分，備用的戰鬥機（Ju-88和Me-110）將單獨接管護航工作，因為其他戰鬥機必須在夜幕降臨前著陸。空中掩護的兵力少則2架飛機，多則16架飛機。在局勢困難時，試驗型飛機（Ju-88和Me-110）也會被徵用，這發生過幾次，當時編隊必須需要一架配備有測向儀的飛機進行引導。如果發現敵機接近，所有做好準備的戰鬥機都會在敵方襲擾運輸隊之前出動攔截它們。當然，由於我們戰鬥機的航程有限而飛越海洋的距離遙遠，出動這些架次都需要冒著相當大的風險，但這是雙方協商的結果。同樣如果報告說航線中出現了英國海軍艦艇，那麼所有可用的戰鬥轟炸機、俯衝轟炸機和魚雷機編隊都會起飛。 這些架次要突破敵方強有力的防空彈幕，這對飛行編隊造成了難以置信的壓力。被擊落通常意味著葬身海底，但不時也有轟炸機機組人員成功獲救，而且盟軍艦船也報告說，他們搭救了在海上跳傘的飛行員。無論如何，我們把敵軍飛行中隊攔在了運輸隊之外。 這份對於運輸隊保護制度說明足以顯示，軸心國的空中力量已經不堪重負，飛機和機組人員都在高負荷運轉，更不用說遭受的破壞或損失了。從戰術的觀點來看，使用空軍來保護運輸隊是事倍功半的，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浪費了寶貴的飛行時間。然而，我們也沒有辦法，而且也無法避免其糟糕的副作用，即在停機坪上的飛機越來越難以出於純粹的戰鬥目的而進行分配。由於對編隊的整體要求不斷提高，機組人員的休息時間也不斷被蠶食，這一切都是拜頻繁的海上飛行所賜。 在1941—1942年，德國和義大利都沒有組織過任何專門的空中運輸編隊，每個戰鬥機中隊都只能依靠自己的運輸機來滿足本地的需要。這種做法第一次用在挪威和克里特島的軍事行動，後來又用於1941年至1942年冬季的蘇聯前線，而對荷蘭的空降行動在某種意義上則屬於準備階段。從那時起，運輸機飛行員就在他們自己指揮官的組織下成立了飛行聯隊，其中有兩個至三個聯隊來自西西里島、義大利、希臘、克里特島和的黎波里塔尼亞，它們在我的指揮下參與到這個吃力不討好的任務中，隨時準備應付緊急情況。由於這些飛行不完全是在夜間進行，所以必須有戰鬥機護航，或至少在拂曉時進行護航，並在目標機場做好防禦。它們表現得非常出色。有一次六引擎的「巨人」號運輸機出航執行任務，它的效果更好。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些飛行沒有任何損失，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43年春天。當時一個由Ju-52組成的運輸機聯隊和一個由六引擎「巨人」號組成的中隊在突尼西亞附近被敵方戰鬥機捕獲，幾乎全軍覆沒。我們的損失給了美國記者大肆發揮的機會，但這次失利並不是由於第2航空隊的缺點或魯莽所造成的。 儘管有所謂的動員物資儲備，但這絕對是相當不夠的。義大利的煤和石油幾乎不夠滿足自身的需要，在這兩方面都需要德國的幫助，當然德國自己也因戰爭需求而缺乏石油。結果是雖然雙方都選擇了易貨貿易，但大家都不滿意。另一個後果是，微薄的石油庫存分散儲藏在相距遙遠的倉庫里，無法隨時湊齊一支運輸隊所需的油量，因此會造成延誤。如果確實短缺，我們就不得不求助於義大利公海艦隊的儲備物資，甚至有一兩次還清空了戰列艦的油箱，以便能夠優先滿足護航艦隊的迫切需要。當然這同樣又造成了新的延誤和其他問題。總之值得讚賞的是，雷德爾海軍上將慷慨地回應了義大利海軍的求助，而德國第2航空隊也同樣幫助了義大利空軍統帥部。 煤的重要性略微次之，因為我們能夠足量滿足此地貨船和運輸船的需要。 很難說這些情況本來能做得更好，那成了「事後諸葛亮」。當然，只有德國人一直在付出更多，而義大利人則在節儉地使用他們的資源。但毫無疑問，由於上文所述的困難，必要的護送難以及時組織，因此在地中海戰區白白錯過了很多次可以運輸的有利時機。 現場裝卸控制並不屬於我的管轄範圍，但我通過一些間接隸屬於我的德國機降軍官了解到了貨物短缺的情況，並在走訪港口時證實了這些抱怨並沒有錯。我向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提交的報告促使希特勒於1943年派戈林——後來又派過鄧尼茨（Doenitz）前往義大利，以支持我對義大利最高統帥部和空軍統帥部提出的要求。戈林召開了很多次會議，進行了多次視察，並召集了商船建設委員會成員來解決最顯著的缺陷。情況有所改善，但一直未達到應有的程度。 物資裝卸部門的工作太鬆散了。他們對於物資運送和裝載的協調能力極差，令人惱火。空襲警報也被不必要地拖延。卸載的物資無理由地長時間停留在碼頭上，有時就這樣成為炸彈的犧牲品。 又過了很長時間才在此地配齊了足夠的高射炮防禦，幾乎所有的高射炮都來自德國。但這又進一步削弱了前線機場和裝甲部隊的防空水平。 南方戰區司令部已經在突尼西亞配備了一支後勤管理參謀團隊和一名德國空軍供給處的前高級軍需官，我必須承認這是史無前例的舉措。在班加西或的黎波里，裝載一艘運輸船需要2～5天的時間，而在突尼西亞城或比塞大，同樣的工作只需要半天至兩天。如果接到猛烈空襲的預警，船隻會被拖離碼頭，停進港口或海灣，因此避免了許多損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艘油輪貿然駛離防守嚴密的圖卜魯格港，結果遭到摧毀，這一戰術失誤逆轉了此前隆美爾從阿拉曼發起攻勢而打下的有利局面。 由於大船面臨的危險越來越大，而且我們在卸貨方式上存在缺陷，所以我更加青睞於建造小型甚至微型的船隻。這樣的小船只有少部分會損失在運輸途中，並且幾乎不會在尚未卸貨時就在港口被擊沉。這還促使我發布了另一項命令，即坦克等貴重貨物只能用渡輪或平底船運輸，在大型船隻上最多只能裝載6輛。對付空襲最有效的防禦辦法就是部署兩支高射炮部隊並給它們配備6～20門高射炮。 運輸隊必須適應各種形式的空海護航情況。來自特工、U型潛艇、飛機和無線監測部門的偵察報告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在制定決策時過分重視這些無法核實的報告，結果想完全迴避所有冒險行動或主動作為，那就大錯特錯了。不幸的是，這種情況時有發生。優秀的偵察工作還是要與靈活的領導和適用的艦船相一致。 從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的供給保障值得稱讚。要知道，當時的德國和義大利陸軍和空軍部隊已經被擊潰，他們退到了位於蘇爾特的陣地，卻沒有任何物資庫存，唯一的補給只能取自被困在阿格海拉（El Agheila）灣中的一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