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十二章 蘇聯戰爭 （至1941年11月底）

1941年6月22日，由北、中、南3個集團軍群發起入侵；北方集團軍群通過波羅的海諸國進攻列寧格勒 ，南方集團軍群進攻烏克蘭；中央集團軍群當時包括2個（後來增至3個）步兵集團軍和2個裝甲集群，7月初結束了比亞韋斯托克—明斯克包圍戰；7月16日占領斯摩棱斯克；8月初包圍在奧爾沙—維捷布斯克地區的蘇聯軍隊；8月9日—19日，戈梅利之戰；9月9日—19日，協同南方集團軍群參加基輔包圍戰；10月2日—12日，聯合3個步兵集團軍和3個裝甲集團軍對莫斯科發起遲到的進攻，參加在維亞濟馬—布良斯克地區的雙重包圍戰。11月2日，古德里安在圖拉進攻受阻；第4裝甲集群在莫斯科前的莫扎伊斯克進攻受阻；蘇聯首都的危機。 「巴巴羅薩」（Barbarossa）行動是為準備進攻蘇聯而制定的代號，屬於絕密。沒有任何信息泄露出去。對於即將發生的事情，參謀人員和各個部隊全都被蒙在鼓裡。曾有一兩個月，我也認為我的參謀人員不應該總是忙於這方面的工作。1941年2月20日，在戈林親自指示下，一支小範圍的計劃參謀團隊在柏林附近的加圖空軍學院成立了。此後這支團隊的領導者洛貝爾（Löbel）上校時不時會向我報告進度或諮詢意見。1941年初我飛往華沙與那裡的總司令馮·克魯格（von Kluge）進行會晤，並對其轄區內的地面部隊部署給予進一步的指導。我在5月返回後又去東部對我空軍司令部的備用機場進行巡視，發現建設工作明顯受到天氣和複雜地形的影響而進度緩慢，事實上在6月初的確難以完工，只能在「巴巴羅薩」計劃更改後的發動日期6月22日前及時完工。另外通過檢查，我感到戈林派給我的部隊實力不足，難以滿足集團軍群所需的支援要求。後來在巴黎北部戈林的專列上，我在他的參謀長、我的老朋友耶順內克的支持下，與戈林進行了激烈爭執，終於有所收穫。他向我保證至少會滿足我一直堅持的對增加飛行人員和防空火炮的最低要求。在他談到我並不是唯一向他要人要物的將領的時候，我可以理解戈林激動的心情，因為我們畢竟還要繼續同英國戰鬥。但是我堅持己見有三個原因：第一，我從兩場戰役中認清了地面部隊非常需要空中支援；第二，我很懷疑隨著人員的急劇減少，對英空戰還能持續到什麼時候；第三，我相信我的堅持會為我們空戰實力的增長帶來新的助推器。 1941年6月12日—13日，我離開海峽沿岸，回去參加希特勒關於「巴巴羅薩」計劃的最終會議。官方聲明中顯示我仍會留在西線一段時間，這個說法是為了讓世界相信大批的德國空軍仍然在凱塞林元帥的領導下進行著對英作戰行動。 我在上文中曾提到，準備實施閃電戰的時候，希特勒在波蘭戰役前夕告訴我，蘇聯與德國已達成互不侵犯條約，當時這讓我心中的石頭落了地。那時候是1939年8月23日，而現在已經是1941年中期了。在這短短的兩年中，形勢急劇變化，現在的我是否已經卸掉了曾經壓在我心頭的擔憂？迄今為止，歐洲大陸強國已經從盟軍的防線上潰敗，而英國軍隊在敦刻爾克撤退之後再也恢復不了大規模作戰的實力，英國皇家空軍也無力參加大型作戰行動。我們的北部由法爾肯霍斯特（Falkenhorst）的部隊和駐紮在挪威的施通普夫空軍部隊防護，南部由隆美爾的非洲軍團和義大利軍隊防護。最近一次的閃電戰已經肅清了敵人在巴爾幹（Balkans）前線的軍隊。美國的軍事介入是個問題，但看起來更像是遙遠未來的事情。 因此在1941年南北方向的現實危險性都已經大大弱於1939年。那麼這時就應該要進攻蘇聯嗎？希特勒在6月14日向將軍們作了最後的演說，重申了蘇聯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如果我們不想在難受的時候被蘇聯人進攻，那麼我們現在就必須發起攻擊。他再一次提醒我們，因為種種原因，蘇聯和德國的友誼看起來沒有可能持續下去。例如，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存在對抗是不爭的事實，而且仍然難以從根本上消除；同時，蘇聯在波羅的海沿岸和西部邊境上的各種動作，怎麼看也像是戰爭動員；以及蘇軍對邊境居民的挑釁行為日益加劇，不斷向邊境附近地區調遣部隊，並且在國內大規模興建軍工廠，等等。 在蘇聯邊境200英里縱深區域內，1939年9月駐紮了65個蘇軍師，1939年12月變成了106個，到了1940年5月則有153個師和36個摩托化師，總兵力估計達到了189個師。蘇軍的兵力部署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中心—在比亞韋斯托克（Bialystok）突出部駐紮了大約50個師，這似乎顯示了他們要進攻的意圖。而且，蘇聯空軍的地面單位設施也大張旗鼓地興建在靠近邊境的地區，擺出了一副積極進攻的樣子。 希特勒的觀點是，蘇聯人會對我們先發制人，這在我看來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克里姆林宮（Kremlin）會輕易捏造出藉口然後就發動突然襲擊。時間掌握在他們的手裡，他們在把握時機方面是個好手。我從德國空軍工程師那裡得到的報告稱，他們近期曾前往蘇聯，發現蘇聯人已經開啟了一項大規模興建工廠提升軍備的計劃，這將導致我們很快就會落後於他們。不幸的是，戈林和希特勒曾認為他們聯想過多。我相信到了今天，只有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才會相信，蘇聯會在與波蘭的戰爭結束後就滿足了現狀。 如果當時一場戰爭已箭在弦上，那麼在1941年的軍事狀況是怎樣的呢？不利的方面是，計劃進攻的日期已大大延遲，儘管這一缺點可以通過降低戰爭預期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緩解。有利的方面是，通過兩次大型戰爭和兩次小型戰爭，我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蘇軍在這一點上則相去甚遠。我們軍隊的老兵們，對於行軍打仗已經了如指掌。在20世紀20年代的時候，我們研發的坦克飛機就已經追平了蘇軍，而從那時到現在，我們又獲得了多年長足的發展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相比之下蘇軍在芬蘭戰爭中則表現得脆弱不堪。至於空軍，我對我們的飛行員有著百分百自信，而且對於需要第2空軍司令部配合的馮·博克集團軍群也沒有任何擔心的必要。 打仗絕非易事，危機可能一個接著一個，後勤補給問題也必然會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但我們的目標——把共產主義驅逐出西歐——難道不才是最重要的嗎？才是讓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去完成的嗎？希特勒在《我的奮鬥》（ Mein Kampf ）一書中稱兩線作戰是一個危險的錯誤。但至少我個人認為，這並不能表明他已經忘記了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從而沒有意識到自己陷入了兩線作戰的危險境地。或許是因為他在內心深處一直在思考「中心打敗四周」的方式，他相信擇機摧毀蘇聯之後能夠讓他及時轉回頭來，再集中全力打敗來自西部的威脅。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他絕對沒有計劃通過地中海沿岸國家來給蘇聯一記沉重或許是決定性的打擊，這些地方甚至也能同時在英國的軟肋上給予致命攻擊。他太執著於大陸思維，從而異常悲劇地低估了地中海區域的重要性。 1941年6月15日或16日，我乘機降落在華沙北部一座修葺一新的機場，親眼感覺到我們總部內部的組織工作在新的參謀長賽德曼（Seidemann）將軍領導下進展迅速，參謀人員和作戰部隊大都已就位，其他部隊如馮·里希特霍芬領導的第8近戰大隊正從克里特島（Crete）趕來的路上。各個機場上的飛機排列得非常擁擠。如果在面對蘇聯的空襲時，我們良好的偽裝工事、完善的飛機報告制度、強大的高射炮部隊等防禦措施仍不能做到高枕無憂，這些飛機也完全可以把其危害降到最低。 雖然每位指揮官的職責在名義上看起來很輕鬆，但實際上壓力很重。證據便是，當時我非常能幹的通信部隊高級軍官賽德爾（Seidel）博士在衝突開始之後不久便自殺了，顯然他已無法再繼續承受職責的重壓。他的繼任者是曾經的駐莫斯科（Moscow）空軍武官阿申布倫納（Aschenbrenner）上校，對此安排我十分滿意，因為他非常了解蘇聯人。正是由於他靈活的風格和敏銳的控制，空軍司令部才能始終掌握住局勢。 通過多次駕駛雙體雙發FW-189（福克·沃爾夫）偵察機進行偵察，我逐漸熟悉了蘇軍集結區域的範圍和縱深，並首次體驗了暴風雨的威力。即使巴爾幹地區的部隊沒有遲到，我們也要因為這狂風驟雨而被迫推遲進攻的日期。空軍司令部早已下令對行動嚴格保密，因此在前線附近的機場中，飛機只能選擇低空飛行。在6月20日之後，克里姆林宮已經開始幻想局勢不會繼續惡化，所以對停在機場上的蘇軍空軍進行戰術突襲將更具有打擊效果。 我與中央集團軍群總司令馮·博克元帥的會晤沒有浪費多少時間。我們彼此很了解。當我於6月21日晚返回與他討論一些彼此可能都產生的疑問或想法的時候，正好發現他的情緒與之前各次戰爭中的表現相反。他當時情緒很低落，一直在沉思，表現出一位負責的指揮官在等待決戰開始的樣子。我再次感受到那種同道中人在如此境況中偶有思想相通的欣慰。在這場充滿變數的戰爭中，我打算與集團軍群總部建立更加密切的溝通，並安排一名出身陸軍的德國空軍參謀軍官來保持聯絡。這名軍官需要在每天晚上向我的司令部報告一天之內的「陸軍形勢」，討論次日可採取的對策，並聽取相應的「空軍形勢」，以便能詳細地報告給集團軍群總部。 作為空軍指揮官，我會對陸軍的機動進行大範圍的調研，並從航空大隊（空軍聯絡部隊）和高射炮軍那裡聽取直接報告。有時我會發現這些報告與來自陸軍總部的報告相去甚遠。在每天晚上的形勢分析會上，我都會對陸軍形勢報告進行點評，並指示我的傳話人於貝（Uebe）把我的點評內容傳達給集團軍群總部。如果是緊急情況，我還會親自或者讓我的參謀長打電話給馮·博克進行交流。馮·博克知道我這並不是要教訓他。我發表意見都是作為一名搭檔應盡的本分，我們是一條線上的友軍，無論處於順境還是逆境，都會出於共同目的而隨時準備提供幫助。每天早晨，通常在晚上還有一次，我都會與空軍參謀長耶順內克進行詳細會談，討論當日的安排和次日的計劃，以便促使戈林在元首主持的形勢分析會上為空軍爭取更多的利益，並將之用於軍事意圖的實現上。在個別戰事中，如斯摩棱斯克（Smolensk）或莫斯科，這種聯繫有助於把我個人的具體用兵方案傳達到決策制定最高機構中。而本章的主旨就是：陸空兩軍合作的範例。基於這樣的默契，我指示我的空軍將領和高射炮將領們要在不違背我的要求的前提下，把陸軍的需求當作我的命令，除非空中局面極度惡化導致如此服從命令已經不切實際或者有害無利。我和我的指揮官們都能夠切實配合陸軍的想法，對於所有合理需求都能盡心儘快地完成，對此我們引以為傲。 蘇聯戰爭的目標在命令中很明確，就是摧毀蘇軍在白俄羅斯境內的勢力，也就是從邊境線到第聶伯河（Dnieper）之間的區域。因此我們主要的重心就是，由馮·博克的集團軍群進攻蘇軍的集結區域，通過閃電戰摧毀對方，使他們來不及突出重圍，逃回到廣袤的東歐平原上。同時也要把蘇軍轟炸機趕回到第聶伯河東岸的後方基地，這樣它們就再也無法對德國本土進行空襲。我從空軍總司令那裡得到的命令主要是奪取空中優勢。如果能夠獲取空中優勢，就繼續對陸軍部隊尤其是裝甲集群在與蘇軍作戰時進行支援。但如果再有更多的命令，則會帶來不必要的損耗，因此在收到時就要堅決抵制。即便如此，這個主要任務在我看來，顯然也無法立即完全實現，只能一步一步地完成。 至於第2航空隊當前可用的兵力，我在上文中說過我曾堅持爭取最低限度的需求，現在已經開始逐漸得到了滿足。除了空軍司令部直屬遠程偵察中隊外，還包括： 第2航空大隊〔指揮官勒爾策（Loerzer）〕，包括1個偵察中隊、2個轟炸機聯隊、1個俯衝轟炸機聯隊、1個下轄四中隊的戰鬥機聯隊、1個驅逐機聯隊、1個通信營、1個專門戰時編制的航空管制區參謀團隊。菲比希（Fiebig）指揮的第2近距離支援航空司令部就從這些部隊中進行抽調組建。 第8航空大隊（指揮官馮·里希特霍芬男爵），包括1個偵察機中隊、1個轟炸機聯隊、2個俯衝轟炸機聯隊、1個對地攻擊機中隊、1個戰鬥機聯隊、1個驅逐機聯隊、1個通信營、1個專門戰時編制的航空管制區參謀團隊。 戰鬥打響之時設在黎明時分，這一決定是出於地面戰術需要，毫無疑問，但是不符合空軍的要求，因為這一時間意味著單引擎戰鬥機和俯衝轟炸機無法編隊飛行。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巨大的難題，但我們還是設法克服了它。 藉助於精準的航空照相，我們成功地在前兩天保持住了空中優勢。在空中和地面被摧毀的敵機數量據報告達到了2500架之多，對於這一數字，帝國元帥甚至在最開始表示拒絕認可。但隨著我們的推進，他對此進行了審查，然後告訴我，我們的報告只比實際數字多了200架或300架。從第二天起，我就密切關注由蘇聯腹地飛來的蘇軍重型轟炸機。在我看來，攻擊這些毫無戰術隊形、垂死掙扎的飛機，幾乎是一種犯罪。它們隔著一定的時間和距離一架接著一架地飛來，一頭扎進我們戰鬥機編織的羅網，這簡直就是純粹的「謀殺嬰兒」。蘇軍轟炸機群的根本基礎就這樣被摧毀了，後來在整場戰爭中，蘇軍轟炸機事實上再也沒有出現過。 經過前兩天的戰鬥之後，俯衝轟炸機部隊對敵方前線軍隊進行的攻擊，逐漸從其他空軍司令部的編隊中獲得了大規模擴編，執行的任務包括：癱瘓敵方空軍，這項任務無須其他任何部隊再來執行；支援裝甲部隊和步兵部隊，掃平局部抵抗力量或清除敵人的側翼威脅，這項任務主要由俯衝轟炸機和對地攻擊機中隊執行；消滅或遏制蘇軍增援前線或撤出戰鬥的企圖，這項任務由俯衝轟炸機、對地攻擊機、戰鬥機、輕型轟炸機或其他所有適合的部隊執行；破壞敵人的鐵路輸送行動；以及不間斷偵察行動。在發起進攻幾天後，我獨自駕駛FW-189偵察機安全飛越了蘇軍區域，這也證明我們在前兩天對蘇聯空軍的攻擊效果有多麼徹底。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地區的戰鬥一直持續到6月24日，我們用一枚2500磅的炸彈轟開了對方的堡壘。同時裝甲集群也繼續向前推進，為取得明斯克（Minsk）和比亞韋斯托克戰鬥（6月26日—7月3日）的勝利鋪平了道路，共俘虜了30萬名敵軍，但這並未完全消滅其中所有武裝力量。當我們大量裝甲部隊開往第聶伯河和「史達林防線」（Stalin Line）時，決戰的時刻逐漸明朗，而第4集團軍和第9集團軍的非機械化部隊只是在一點一點地加厚包圍圈。這場戰鬥給口袋中的蘇軍帶來了重大傷亡，並策應了德國裝甲集群為橫渡第聶伯河的機動作戰。 由馮·里希特霍芬航空大隊支援的第3裝甲集群於7月9日占領了維捷布斯克（Vitebsk），由此為在斯摩棱斯克北部和東北部地區成功開展作戰行動獲得了一個有力的跳板。蘇聯的公路網絡十分落後，道路殘缺不全，而間歇性的惡劣天氣更進一步阻礙了我軍的機動。蘇聯戰區的真相由此可見一斑。即使是全履帶車輛，包括坦克以及大部分供給車輛，都必須依靠主幹道，這一現狀倒有助於向部隊警告前方的困難。 第聶伯河沿線的戰鬥（7月10日—11日）表明了蘇聯抵抗力量正在減弱，但也體現出他們擁有數目龐大但參差不齊的後備軍。 德國空軍在這些成功的戰鬥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我們的編隊集中攻擊了沿公路、小路、鐵路向前方或後方機動的蘇軍部隊以及他們駐紮的營地。後來俯衝轟炸機、對地攻擊機和戰鬥機對前線沿岸區域的各處防線進行了低空攻擊。我們的地勤單位在向前推進中遇到了比陸軍更加突出的困難，因為我們的地勤人員機動性不夠，並且沒有足夠的履帶車輛。此外，除了少數已投入使用的機場外，其他未受陸軍部隊直接保護的機場都需要進行勘察和整修。 6月23日，空軍司令部將指揮部移至布列斯特附近的一個火車站中，以更好地掌握戰事動向；並在7月初再次移至明斯克東部的一個汽車運輸指揮所，方便與部隊保持密切的聯繫。 戰爭爆發的前幾周內，我們難以置信地攻占了大片領土，但很快進攻可持續性這一問題就要擺到桌面上來了。我支持集團軍群，力薦現在已經實施幾周的殲滅作戰應該繼續推進到第聶伯河對岸，一勞永逸地消滅蘇聯西方面軍。但是，最高統帥部並沒有充分認清當前的局勢，因而沒有立即給出一個肯定的結論，當然這種猶豫不決在當時對於前線來說還並不明顯。 戰鬥在斯摩棱斯克包圍戰（7月中旬至8月初）中達到白熱化，我們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再次俘獲了30萬名俘虜，但還沒有取得決定性勝利。如果我們能夠堵死斯摩棱斯克東面的缺口，結局也許會具有決定性意義，但當時最高統帥部沒有理睬戈林和我提出的緊急建議。在幾天之內，大量敵軍在夜幕下穿過了幾英里的狹窄間隙，那裡有一條在小山谷中流淌的溪流，地面植被掩蓋了他們的行動。如果我們的對地攻擊機能夠在白天堅持不懈地攻擊，限制住這種滲透，那麼蘇軍就無法如此充分地利用晚上的時間了。我猜測超過10萬人逃出包圍圈，他們將來成了蘇軍新組建部隊的核心力量。後來我們在對抗這些部隊時失利—我記得僅僅是在7月30日—9月5日爆發的葉利尼亞突出部（Jelnia salient）戰役就讓我們損失慘重，需要為此過失負責的並不是前線的德國軍隊及其指揮官。我們的部隊，包括德國空軍，都已超負荷工作，而且遠離補給中心，實在是無計可施了。 所以，最貼切的字眼便是：前進，戰鬥；戰鬥，再前進。差不多在一個半月的時間裡，我們向縱深推進了接近500英里，這還是在天氣有時極端惡劣的情況下。我們參與了與敵軍撤退部隊以及從後方調來的蘇聯生力軍的正面戰鬥，參與了德軍多次對陷入不同包圍圈中蘇軍的進攻，參與了圍剿游擊隊的行動（卻導致他們表現出來的實力越來越壯大），也參與了對低空飛行、裝甲厚重的蘇聯對地攻擊機的戰鬥，這些飛機在蘇聯空軍序列中是以單獨編隊形式出現的。任何想脫離前線休息片刻，甚至是喘口氣，或者進行常規裝備維護等正常願望，都變成了一廂情願的奢望。 1941年下半年對蘇軍的包圍 敵人向德國集團軍群毫無防護的右翼進行迂迴機動，這給我們出了個新的難題。從8月1日起，我的空軍司令部便開始為位於羅斯拉夫爾（Roslavl）地區的古德里安裝甲集群提供空地支援和高射炮防護（俘虜3.8萬人），然後幾乎同時為馮·魏克斯（von Weichs）將軍指揮的第2集團軍在戈梅利（Gomel）附近發起的戰鬥提供支援（俘虜10萬人），並在8月底全力出動，協助清除位於大盧基（Velikiye Luki）以東、斯摩棱斯克和伊爾門湖（Lake Ilmen）之間低地區域內的殘餘蘇軍（俘虜3萬人）。指揮這些戰鬥的指揮官，包括在戈梅利的馮·魏克斯、在羅斯拉夫爾的古德里安、在大盧基的施圖姆，他們都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勝利。我們空軍也獲得了驕人的戰績：在很短的時間內摧毀了126輛坦克，數千輛機動車輛和15座橋樑，更不用說給蘇聯前線部隊帶來的慘痛傷亡。 在這些戰鬥打響的時候，我就把我的指揮所搬到了斯摩棱斯克，我軍輕型編隊的作戰基地坐落在「沙塔洛夫卡（Shatalovka）—斯摩棱斯克—維捷布斯克」沿線。但同樣在這條線上，對於重型轟炸機編隊來說，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儘量創造起飛的機會。而對於「巨人」重型運輸滑翔機，則是第一次投入使用，從奧爾沙（Orsha）運送補給到沙塔洛夫卡。我們俘獲了蘇軍的機動車輛，感覺很適合越野行動，於是開始裝備與使用當地的車輛。我們的地勤單位甚至憑藉所俘獲的蘇軍坦克，打退了敵軍針對機場的坦克突襲。 在1941年8月間，我們這些位於中部前線的指揮官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如何」以及「何時」繼續向莫斯科方向發起進攻。我們的部隊整天都在無所事事地踢石子，而令我們極為惱火的是，最高統帥部在經過一番猶豫不決之後，居然讓我們把主攻方向轉向南方，這一天是1941年8月21日。 關於在9月初轉而向南進攻布瓊尼（Budjenny）的集團軍群，可能存在兩種意見來解釋其必要性。事實上，馮·博克的中央集團軍群和我的航空隊中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朝向南方的戰線上，我們又進一步建立了一條南方戰線，這樣就可以協助馮·倫德施泰特集團軍群順利包圍布瓊尼的部隊。經過4個多星期（8月28日—9月26日）的戰鬥，布瓊尼的軍隊以及整個基輔（Kiev）的命運都已走到盡頭。馮·克萊斯特和古德里安的裝甲集群於9月13日在基輔以東125英里處會師。我們俘獲了超過65萬名俘虜、接近1000輛坦克，以及超過3500輛機動車輛。 如果我對第2航空隊的決定性表現忽略不提的話，那將是對德國空軍不公平的。如果沒有強大的輕型戰鬥編隊，包括之前被劃歸到南方第4航空隊的幾支編隊，那麼整個戰鬥的局面將必定變得更加艱難，因為蘇軍已經吸取了之前交戰的教訓，幾乎完全壓制了我們在白天的通信。惡劣的天氣使得空軍無法以密集編隊飛行。我們的機組人員展現了高超的技能，戰績之一就是把戰場區域內的鐵路網絡完全切斷。其中在一小段鐵路線上擁堵了二三十列火車，隨後它們就被驅逐機轟成了碎片。到了戰鬥的最後幾天，對方開始改用公路，但很快也成為我們所有編隊的目標；當敵軍上路的時候，立即就會受到我們無情的攻擊直至毀滅。 1941年8月21日，當我們接到命令向基輔方向發起進攻，關於葉利尼亞突出部戰鬥的爭論便結束了，它似乎已被忘卻。無線電通信已經建立，飛機和炸彈也裝配完畢，由此轟炸機編隊的準備工作完全結束，此後遠程轟炸機的主要目標將是莫斯科的政府機關、軍備工廠和通信中心。其他目標還包括位於沃羅涅日（Voronezh）的大型飛機製造廠、位於圖拉（Tula）和布良斯克（Bryansk）的工廠、位於布良斯克已擠滿火車的鐵路編組站等，這些僅僅作為天氣惡劣或臨時改變戰術時的備選目標，通常由戰鬥機單獨執行空襲。 對莫斯科的空襲行動讓我憂心忡忡。飛機被擊落就意味著犧牲，蘇軍防空炮火和探照燈部隊的實力之強，讓我們這些即使參加過英國空戰的飛行員們也要繃緊神經。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防空戰鬥機也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天空中，不過幸運的是，它們只能在白天出動。戰鬥的結果並未太過超出我的預計，然而考慮到目標規模龐大，我們的軍隊實力還是不太夠用。眼花繚亂的探照燈干擾了我們的行動效果，而為了攜帶更多的燃油，炸彈重量也必須大幅減少。但在多年之後，當我於1945年在蒙多夫戰俘集中營接受審問的時候，一位擔任翻譯的蘇聯婦女突然提到了「德軍轟炸帶來的可怕場景」，我很慶幸，這改變了我當時的想法，維護了我們英勇的飛行編隊和機組人員的形象。無論如何，持續的空襲除了帶來巨大的物質破壞外，還為後續瓦解這座城市做好了鋪墊。很可惜，最終沒有攻陷它。 8月和9月上半旬的天氣複雜多變，我們一直在集團軍群的兩翼進行連續不斷的攻擊，日子很快過去。我和馮·博克都認為，第4集團軍和第9集團軍所占領的陣地並不適合冬季作戰，尤其是我們對面的敵人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不斷增強。如果打算在這樣的前線上再一次憑運氣作戰，並不是一個長久之計。能夠開展一次成功的圍殲戰也許可以大量消滅蘇軍兵力，確保我們在冬季的戰術行動。至於該戰勝利之後是否能夠向莫斯科方向推進，則取決於我們軍隊的實力和狀態，當然更重要的是天氣這個未知因素。 在9月15日開始繼續準備新一輪的進攻，但大家的士氣已經消退了。赫普納將軍是我從梅茨時期就結交的老朋友，他現在指揮著第4裝甲集團軍。他似乎受到北方集團軍群戰果較小的影響，顯得信心不足。我向他解釋過兩次，中央集團軍群的情況完全不一樣，讓他認清有一個非常難得的突破作戰和迂迴作戰的機會正擺在他的面前，並向他保證加大空中支援力度。他逐漸恢復了信心。當我在戰鬥期間去拜訪他的時候，他一直都保持著笑容。 至於我自己所轄的各個編隊，戰術體系很明確。高射炮軍的主要任務是對地攻擊。他們參與右翼的主攻行動，當作支援和突擊炮兵使用。空地支援戰鬥機的作用早已經過戰火的檢驗，他們的任務是為陸軍部隊轟開一條道路。重型轟炸機則主要用來封鎖敵人的後方區域。在近期大多數戰鬥中，我們很少觀察到敵機的行動，但相比之下，這一次它們在南方戰場上空表現得非常活躍。 右翼的戰鬥影響著整個戰役的發展，我們共俘獲了65萬名敵軍，算得上又是一次「常規」勝利。9月初，第2裝甲集團軍在南方遭遇了非常糟糕的天氣，並因此破滅了經圖拉向莫斯科進行大範圍迂迴機動的打算。可怕的天氣阻礙了空中支援行動，雨雪交加的環境使原本就布滿彈坑的道路變得泥濘不堪，再經過重型全履帶車輛的碾壓破壞，直接結果就是使部隊的機動能力大幅下降，直至10月5日他們都幾乎在原地停滯不前。我們曾經試圖使用高射炮牽引車來運送單人飛機，但卻因為牽引繩或履帶時常斷裂而作罷。當第2裝甲集團軍的補給耗盡的時候，空軍只能採取空投的方式來對其部分部隊進行保障。由於陸軍部隊沒有任何過冬物資，所以他們在身體和精神上承受的壓力變得越來越大。 從此之後東線的各場主要戰鬥急轉直下。裝甲集團軍指揮官古德里安將軍作風硬朗、處事堅韌，從魏瑪共和國時期就是我的老友，但眼下這種形勢以及日漸嚴重的精神壓力已經遠遠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 鑒於這種情況，我認為我們的戰略進攻目的已經難以實現。本來之前我們占盡優勢，但糟糕的天氣徹底扭轉了這一切。地面部隊的狀況慘不忍睹，才剛剛11月初就已經遍地霜凍，而官兵們卻沒有配發任何冬裝。蘇軍的西伯利亞（Siberia）部隊現在開始嶄露頭角，他們擁有大批非常適合這種環境的T-34坦克和對地攻擊機。 本來對於赫普納和古德里安的裝甲部隊來說，橫掃莫斯科甚至更遠的地方也是小菜一碟，當時我對這一點深信不疑，但是雨神朱庇特（Jupiter Pluvius）換了另一種安排。蘇軍因此有時間在莫斯科西部構建起一條稀疏的防線，並把最後的預備隊全部派了上去，甚至還包括工人和學員。他們英勇戰鬥而我軍深陷泥潭，最終我們的攻勢被遏止了。 在10月的時候，蘇軍西伯利亞師還沒有趕到前線。有一點我至今迷惑不解。根據我們的遠程偵察，儘管報告稱蘇軍的公路機動非常頻繁，但是我絕對沒有收到關於遠東蘇軍戰略集結的任何警告。但是在10月底我們收到蘇軍鐵路運輸大幅增多的報告，這一報告本應該直接警告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加以注意的。他們也本應該在11月中旬就下令撤退並構建一條冬季防線，至遲也不能晚於陸軍報告西伯利亞部隊到達前線之時。 然而，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受到基輔、布良斯克—維亞濟馬等包圍戰勝利的激勵，下令繼續進攻莫斯科。這一命令讓人憂心忡忡，尤其是那些主要負責執行的指揮官們。如陸軍元帥馮·克魯格只是受到前線部隊不屈精神的鼓舞下才逐漸提起精神，而赫普納在與我一次私人談話中則透露出他對這一計劃非常沮喪。克魯格抱怨赫普納在指揮部隊的時候優柔寡斷，但聽起來很勉強，底氣不足；赫普納向我解釋說他的部隊實在是物資匱乏。轉機出現在11月底，我和我的航空隊參謀人員撤離了蘇聯前線，乘火車回到柏林，幾天後第2航空大隊的參謀人員也回來了。 我意識到我們將不得不在蘇聯戰場上度過這個冬天，當即申請冬季裝備供給。我的運輸主任帶領各個辦公室高效運作，沒耽誤幾天就把物資運到了。我們還獲得了芬蘭人的幫助，他們指導我們建造了專門的加熱裝置，可以確保我們的飛行編隊即使在最嚴寒的天氣中也能隨時出動。在我離開的時候，我感覺我的部隊已經裝備齊全，可以適應這個冬季的作戰了。 是不是德國空軍不夠強大，無法挽救已經疲憊不堪的陸軍，或無法加快向莫斯科推進的速度？對此，第2航空隊用數字進行了回答：在6月22日—11月30日，共擊毀6670架飛機、1900輛坦克、1950門火炮、2.6萬輛機動車輛、2800列火車。但是，自1939年9月1日至1941年中旬，連續不斷的出擊已經嚴重消耗了我們的實力，而蘇聯秋季的天氣變幻莫測，大雨、濃霧、嚴寒輪番上陣，將我們徹底吞噬。 在布良斯克—維亞濟馬包圍戰之後，敵人方面實施成建制的機動已非常罕見。我們沒有觀察到精銳的西伯利亞師的集結，或者他們沒有採取這樣的方式。蘇聯的抵抗變得零星分散，小型地堡分布得到處都是，這讓我們高速飛行的飛行員們幾乎無法認清和攻擊它們，尤其是在能見度很低的天氣中。 現在T-34坦克已經開始大量出現在戰場上，它們甚至能夠在最糟糕的地面上行駛。這個問題讓我們的對地攻擊機飛行員非常頭疼，它們必須捨命飛越森林、樹叢和村莊去攻擊它們。陸軍部隊也頻繁呼叫支援保護，要求消滅那些超低空突襲的蘇聯對地攻擊機。我們必須出動肅清它們，但往往效果不佳。高射炮和反坦克炮的戰果非常好，遠超以往。事實就是這樣，儘管遇到了非常棘手的困難，我們仍奮力從空中去攻擊那些蘇軍坦克，不過我們確實難以給它們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為了應付所有可能的危險，我們向前移至毗鄰前線的機場，大約是沿奧廖爾（Orel）—尤赫諾夫（Yukhnov）—勒熱夫（Rzhev）一線。即使如此，我們的勝利也微不足道。實力再強大的空軍都無法挽救饑寒交迫的德軍前線，無法對隱藏在冰雪之後的敵人給予致命一擊。那對於一支已經精疲力竭的空軍，還能指望戰局好到哪兒去？ * * * 雙線作戰本身是一個錯誤行為而不被廣泛接受，但以很多人的觀點，這並不必然導致戰爭的失敗。因此我們必須自我反省，在蘇聯戰爭中憑藉我們有限的部隊，能否在1941年底前占領莫斯科並摧毀蘇聯的軍事力量，也就是摧毀蘇聯軍隊、軍事中心以及位於其歐洲部分的軍備工廠等。但這個問題的立足點，必須是希特勒已經採納了這一戰略規劃。我非常了解這個核心因素，並確切地知道我們最大的敵人是什麼，即變幻莫測的糟糕天氣和泥濘不堪的道路網絡，尤其是在1941年，否則毫無疑問我們已經占領了莫斯科。不過，因為狂風驟雨的天氣及其糟糕的後果在蘇聯戰區內司空見慣，所以難以得到足夠重視。但如果希特勒之前沒有浪費幾周時間進行冗長的思考和各種小型戰役，我們仍有可能實現最初的目標。如果我們在9月初斯摩棱斯克包圍戰結束之後稍作休整就繼續攻打莫斯科，我認為我們會在冬天之前或在西伯利亞部隊到達之前就把莫斯科攻陷。那樣我們就完全有可能在其東面搶建一座綜合型橋頭堡，遏制蘇軍襲擊我們側翼或向其前線運送補給。占領莫斯科還具有決定性意義，可以使蘇聯的歐洲部分與其亞洲部分完全隔斷，並且在1942年完成奪取列寧格勒（Leningrad）、頓涅茨煤田（Donets basin）、邁科普油田（Maikop oil fields）等經濟中心的任務也將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但即使以此計劃作戰，我們還是不能對布瓊尼元帥的基輔集團軍群置之不理。在那條戰線上的戰鬥會非常激烈和重要，但並不足以對整個戰爭起到決定性影響。另外，奪取莫斯科會瓦解蘇聯最高統帥部，解散蘇聯政府部門並切斷其與遠東地區的聯繫。在8月底或9月經過適當的休整和必要的重組，繼續向前進攻莫斯科，是嚴格按照既定戰略目標的做法，也是更加正確的選擇。這樣，我們就會有充足的時間開展進攻，而至於布瓊尼，只需要對其進行有限規模的交戰即可。 希特勒把作戰思想改成了由中央集團軍群沿第聶伯河進行防禦，然後增援兩翼的集團軍群，這樣他們就可以各自攻占前文所述的重要經濟目標，但這一思想比奪取莫斯科更加正確嗎？ 當我們抵達第聶伯河的時候，有兩個疑問得出了答案。第一，對第聶伯河西岸的蘇軍部隊進行完全包圍和殲滅的行動失敗了。第二，很明顯在莫斯科和第聶伯河之間的地區範圍內仍然繼續存在並不斷產生新的生力軍，他們可以為蘇軍提供必要的增援和補給。據估算，中央集團軍群面臨的對手多達150萬至200萬人之眾。馮·倫德施泰特集團軍群面對布瓊尼軍隊，兩者勢均力敵，而北方集團軍群所面臨的對手則相對較弱。 對於蘇軍部隊由中部前線向各主攻點進行的大規模調動，我們即使有再多的時間也無法阻止。如果把我們中央集團軍群的非絕對主力部隊和除預備隊之外的所有位於戰區前線（即西部和北部前線）的空軍部隊都抽調出來支援南方和北方集團軍群，這樣兩翼的戰鬥最晚在1941年7月底或8月初展開，那麼德軍也只能寄希望於兩翼的集團軍群取得快速有效的勝利了。現在已沒有必要猜想這些戰鬥能否在冬季來臨前結束，尤其是同樣面對初冬，南方和北方的應對方式就沒有必要一樣。但是我在1941年產生的一個疑問直到今天仍然存在，那就是我們占領列寧格勒、頓涅茨煤田和幾處油田的行動是否比奪取莫斯科這個政府、軍備和通信中心更有價值。所以，首要的戰略目標必須是莫斯科，即使這樣會導致兩翼集團軍群不得不收縮他們的目標定位。 連續進行包圍作戰，如比亞韋斯托克—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基輔、布良斯克—維亞濟馬等，浪費了大量時間，也遲滯了我們裝甲部隊的推進速度，使他們無法完成突破敵人防線、衝擊敵方目標的任務，而那才是一往無前的裝甲部隊擅長去做的事情。如果通過縝密的計劃和嚴格的執行，這一目標難道很難實現嗎？ 1941年的我還沒有學到1942—1945年帶給我的經驗，但即便如此，我也相信第2裝甲集群和第3裝甲集群能夠快速突破蘇軍防線。但我認為隨之而去的第二波和第三波步兵部隊無法以足夠快的速度打敗或者全殲百萬人之眾的蘇軍部隊，而且他們還必須及時跟上裝甲集群並為之運送補給，換言之，他們要趕在裝甲集群彈盡糧絕之前取得勝利。 以此來看，裝甲集群還是顯得太脆弱了。機械化部隊要發揮戰略作用，必須與征服土地的廣度和深度以及敵人的實力相匹配才行，但我們還遠沒有達到這種程度。我們的坦克等全履帶車輛並不夠用，而且還存在技術局限，無法持久行動。要通過敵人重兵把守的土地，深入敵境1000千米實施運動戰，需要強大的補給能力，尤其是當前還無法從敵人那裡獲取大量的實用物資。我們的通信線路和機場，大都設立在敵國境內，並且缺乏足夠的保護力量。出於我個人不得而知的原因，精銳的空降部隊幾乎沒有得到部署和應用，但他們本應是這種大規模作戰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總而言之，要想成功地占領莫斯科，至少需要裝甲集群暫時停止兩場戰鬥（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的戰鬥），然後讓他們與步兵軍團一起掃除西部的敵軍部隊。只有這樣才能在後續的進攻中沒有後顧之憂。 最後，我們來評論一下關於人力物力資源的浪費問題。在1941年8月或9月初，第6集團軍指揮官馮·賴歇瑙元帥提議組建白俄羅斯師和烏克蘭師。希特勒否決了這一提議，雖然他對賴歇瑙的評價極高，但他當時說的是：「讓賴歇瑙管好自己的部隊問題，其他的事不要管。」後來，大家都看到蘇軍背後擁有成千上萬勇猛積極的人民做後盾，並對希特勒的態度感到遺憾。從1943年直至戰爭結束，我一直親自領導著德國俄裔編隊。他們雖然沒有希望實現自己寶貴的追求，即把祖國從布爾什維克人的手中解救出來，但他們仍然排除萬難，堅持奮鬥。如果我們可以更加廣泛地獲取他們的支持，我們的目標就更有可能得以實現。因此，無論是游擊作戰還是在正面戰場，希特勒及其幕僚們實施的錯誤種族政策，讓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如果我們對蘇聯人力資源和軍備工廠即時制訂了收編計劃，將有可能緩解我們在1942年之後必須要忍受的生產停滯情況，並在很大程度上彌補我們物資的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