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十一章 「海獅」行動與不列顛之戰

登陸英國的可能性；昏庸的計劃；德國空軍的部分實力；對方空軍的實力；第一階段，1940年8月—9月；丘吉爾與「海獅」計劃；第二階段，1940年9月—1941年6月；空襲倫敦；空襲工業目標；執行轟炸任務的原則；德國空軍在進攻蘇聯前的權宜之計。 「海獅」（Sea-lion）行動的目標是登陸英國，但是在前期準備工作中也體現出我們對實施這場戰爭缺乏計劃性。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沒有做好對英國開戰的周密準備。即使在1939年秋季已經決定發動西線攻勢的時候，也有確鑿證據顯示我們從未考慮過準備登陸英國。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O.K.W ）和希特勒是極度缺乏遠見的，或者當時希特勒還沒有預想到對西線強國的閃電戰勝利。但即使如此，完全沒有登陸英國的念頭對於每個軍人來說都是不可思議的。希特勒在每次戰爭之前都會非常謹慎仔細地檢查備戰情況，並就此預測可能的結果。所有了解這一點的人都能從他在面對英國時的猶豫中得出結論，希特勒希望避免與之發生大規模衝突。在我看來，他一直抱有希望，期待英國能夠伸出手來，建議和平共處。但同樣地，忽視加強戰備永遠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此外，希特勒和德軍總參謀部一直在謀劃大陸戰場卻畏於跨海戰爭，這個觀點可以從海軍上將雷德爾（Raeder）那裡得到證實。如果陸軍不願意對英國採取行動，海軍是選擇斷然拒絕的態度。然而，我們空軍的將軍們，包括帝國元帥，卻是在積極思考這個問題。我們空軍官兵經常因樂觀主義而備受批評，但這種更加積極的態度——注意我用的是比較級——卻是符合我們的一貫精神。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迄今為止的戰爭走向肯定直接決定著最後的結局。三場戰爭的勝利已經證明了德國國防軍的強大實力。英國遠征軍在戰場上已經被一掃而光。要想重整旗鼓至少需要數月光景。英國皇家空軍也遭受重創，它們的戰鬥機在9月6日那天幾乎被消滅殆盡，同時被摧毀的還有許多機場，包括那些地勢絕佳的也不例外。英國沒有對地支援轟炸機，而「威靈頓」等中型轟炸機則在多次出動之後遭受了重大損失。總之，他們現在能用的轟炸機部隊單靠高射炮部隊就可以防禦住，並將遲早成為德國戰鬥機的囊中之物，我們對此已經期待很久。對付英國的戰鬥機部隊，只需要合適的戰術就可以把它們驅逐、重創或摧毀。此外我們還有空降部隊可以通過運輸機牽引滑翔機的方式實施空降作戰，向對方雷達站採取攻擊、爆破或其他方式癱瘓其功能，從而使其在本土防空中無法為戰鬥提供引導。從傳統意義上講，英軍是無法獲得制空權的。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空中打擊力量來抵抗我們的進攻機群。如果我們可以投入行動的話，他們的一切都將被摧毀。 空軍無法單獨應付英國本土艦隊。要完成這一任務，需要海陸空三軍投入全部兵力才能實現。我們需要特別重視對水雷和重型岸炮部隊的運用。英國離岸海域已被密集布設水雷，而且在短時間內無法清理乾淨，海峽內能夠被英國本土艦隊用於機動的水域範圍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在當時我並不理解我們海軍對於海岸炮兵部隊的態度，並隨著我在地中海戰鬥經驗的積累變得越來越不理解。的確我們必須要壓制住敵方的海岸炮兵，通過跨海峽炮擊或空襲，甚至使用煙幕，都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但是想在發起攻擊的時候，在攻擊線路及其附近區域內英國所有海岸炮兵都一聲不響，實在太不現實。 這種想法讓我想起了我在1942年與義大利最高統帥部（Comando Supremo）的一次會晤，當時義大利海軍也提出，要在馬耳他島（Malta）開展登陸行動，首先要以摧毀海岸炮兵為前提。我回答說這可能難以實現，然後繼續說我曾見過很多次攻擊，敵人的炮火併沒有被完全壓制，但已不會影響行動取得勝利。即使我方一兩艘船被擊沉——這並不意味著船員都會犧牲——也是可以接受的損失，我們為的是獲取一場能夠決定戰爭走向的勝利，進而奪取整個戰爭。 另外，我對我們的西貝爾渡輪（Siebel ferry）也抱有很大的信心。我個人曾乘坐過這種渡輪，而且它們部署的數量之大足以輕鬆集結起大量部隊。在1940年的時候，我還沒有參加未來那幾次經典戰例——例如在圖卜魯格（Tobruch），單用8.8厘米火炮就重創了4艘英國驅逐艦中的2艘，再如在安齊奧—內圖諾（Anzio-Nettuno），擁有厚重裝甲的戰艦也被相對弱小的海岸炮兵輕易驅離——但是我已十分確定，如果我們大量使用裝配三門8.8厘米高射炮和輕型火炮的西貝爾渡輪，就能極大增強我們的防空體系並且保護我們布設的雷區不被掃雷艦清除。它們也可以在海峽之中保護航道，抵抗英國輕型軍艦的攻擊。我清楚海軍並不喜歡這些最初並非基於單純海軍用途而設計出來的船隻，但是這並不妨礙它們可以作為優秀的交通工具幫助我們運輸部隊渡過英吉利海峽，其中就包括這種由天才工程師西貝爾（Siebel）設計的渡輪和我們的工兵突擊艇。它們在很多戰場上證明了自身的價值，例如在墨西拿海峽（Strait of Messina）、在西西里島（Sicily）與突尼西亞城（Tunis）之間的海峽等。 關於「海獅」行動中最引人注意的一點是，德軍在荷蘭空降行動中所收穫的經驗完全被無視，從而被設計成一次沒有空降部隊支援的行動。如果計劃合理，空降部隊和滑翔機部隊本來可以癱瘓海岸進攻前線上的防空系統和雷達基地，還有可能奪取可以空投1～2個空降師機場。 如果我們能像在荷蘭和比利時所做的那樣，對艾塞克斯（Essex）、肯特（Kent）和薩塞克斯（Sussex）進行大範圍牽制性轟炸，將有可能迷惑英國統帥部、防禦部隊和普通民眾，這樣也會極大地改善戰爭全局。但無論如何有一個前提條件必須要達成，這個條件並不是要如何降低英國的軍工產能，而是我們要比以前下定更大的決心。 我不僅向戈林詳細說明過我的觀點，還向第9集團軍總指揮官布施（Busch）將軍和其他精明能幹的海軍指揮官們也說過。但是核心目標還不明確。在備戰的幾周內，我越發肯定這場行動不會啟動。與我們前幾次戰爭的備戰過程不同的是，這一次在空軍內部沒有開過一次會議，沒有與大隊長和其他指揮官們一起討論過具體的細節，更不用說與最高統帥部或希特勒本人了。我在作戰總部與戈林或其他受命負責「海獅」行動的陸海軍指揮官討論海峽局勢，也只是非正式會談，並不具有任何約束性。甚至我對當前針對英國的空襲行動與以後的登陸計劃是否有關還是一頭霧水，各空軍指揮官們也沒有收到任何命令。關於我的航空隊應該取得什麼樣的戰術結果或者做什麼準備與陸海軍進行配合，都沒有任何明確的指示。這一點尤其讓我沮喪，因為根據我在1940年8月6日得到的口頭指示，我大體猜到兩日後進行的空中打擊將是「海獅」行動的前奏。但是戰鬥才剛開始幾天後，它的進展方向就與那些指示開始背道而馳，並且一點都不符合一場登陸作戰應有的樣子。此外，每位指揮官有自知之明，根據我們當時的裝備情況，一場持續5個星期的空戰（1940年8月8日—9月15日），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條件下，也必然不可避免地出現對於執行登陸行動來說是不可容忍的損耗。情況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為沒有明確對人員輪換和物資的補充是否很快可以安排，或者編隊是否能在幾個月內都保持巔峰狀態。 要實施一場登陸行動，必然需要首先通過猛烈的打擊摧毀島上的防禦體系，然後由齊裝滿員的空軍進行突然襲擊。然而，就這一點來說，當時禁止我們空襲倫敦附近的空軍基地，這種錯誤導致了我們從一開始就沒有鞏固住制空權。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需要在那段特殊時期內重點壓制英國靠近歐洲大陸最近的幾個港口。即使我最開始不樂於接受啟動不列顛之戰的行動命令，我與帝國元帥之間的多次會談也提升了我對順利實施「海獅」行動的信心。我很難想像之前為了打擊錯誤目標而被消耗的那些空軍編隊，居然沒有給我們帶來絲毫收益。然而，要想理解「海獅」行動的前因後果，只能假設最高統帥部對登陸行動的想法始終不以為意，只是作為心理安慰劑，因為在政治上或軍事上還存在很多疑問，導致他們無法下定決心。我不得不同意英國軍事歷史學家富勒的觀點，他寫道，「海獅」行動一直處於醞釀中，卻從未實際謀劃。 對英國的空戰也受累於「海獅」計劃的不靠譜。每個有見識的人，包括希特勒，都能看出，單靠空軍無法讓英國屈服。因此，德國空軍沒有完成這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並不值得大書特書。同樣對於我們空軍指揮官來說，儘管我們可能暫時取得了一些空中優勢，但是如果我們不占領全島，我們是不可能保持住這種空中優勢的。原因很簡單，英國有大量空軍基地、戰鬥機或發動機工廠在我們轟炸機的航程之外。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只能攻擊到他們少量的港口。戰鬥機的航程限制增加了我們的困難。因此，我們並不怎麼喜歡聽到「海獅」行動被淘汰或被推遲的消息，而這樣的謠言在9月初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我們的反感無可厚非，因為所有人都明白，在當前嚴峻的形勢下，此後對英作戰的全部壓力都將落在空軍身上。 毫無疑問，對島內外目標開展經濟戰是空戰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精心策劃目標設定，是可以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但它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被淘汰的行動的替代方案，並且這個行動涉及面極其廣泛而三軍卻都沒有專門為此準備，因此它就成了一個糟糕的權宜之計，漏洞百出。 第2空軍司令部和第3空軍司令部現在都接受了一項他們可能永遠無法有效完成的任務。他們既沒有足夠數量的飛機，也沒有航程夠遠的飛機。正如1939年我們在準備尚不充分的狀態下參加了針對波蘭的戰役，現在我們也正在裝備不齊的情況下開始一場廣泛的經濟戰爭。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確實讓英國人在島上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但是我們無法切斷英國的經濟命脈。 最初計劃發動「海獅」行動的日期是1940年9月15日，當時的德軍實力被英國的作家們大大誇張了。例如丘吉爾就聲稱德國有1700架戰鬥機。這個數字是不準確的，可以從年度產量統計方面進行核對。1939年生產 的大約450架戰鬥機已經在1940年8月報廢，同樣在1940年生產的總共1700架戰鬥機中，有大約600架已經在荷蘭、比利時和法國等早期戰鬥中因墜毀或下落不明而報廢，另外大約400架截至8月尚未交付。因此我們能形成戰鬥力的戰鬥機數量最多為1700-1000=700（架）飛機。如果我們再把9月以來組建的兩個Me-110驅逐機聯隊（共200架飛機）計算進來，我們所擁有的全部戰鬥機類型的飛機數量總共達到了900架，而非丘吉爾所說的1700架。 根據政治和軍事因素的不同考慮，1940—1941年針對英國的空戰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0年8月8日持續到9月6日，包括為計劃於9月中旬發起登陸行動而進行的空戰準備階段，換句話說，也就是摧毀英國的防空體系，同時持續攻擊商船，扼殺補給線，癱瘓空軍裝備生產。具體措施包括使用強大的戰鬥機編隊進行空中突防，不定期運用戰鬥機或低空攻擊的方式襲擊英國東南沿岸的空軍基地，以及派出由不同類型轟炸機聯合組成的空襲編隊在戰鬥機護航下轟炸機場或工廠，等等。對於攻擊英國東部和南部海上補給線的任務，一直由俯衝轟炸機和戰鬥轟炸機執行，同時也會對接卸港口開展騷擾空襲來破壞接卸作業。但是我們禁止實施對平民的恐怖襲擊。 在最初幾次交火後，英國戰鬥機在占據優勢的德國空軍面前損失慘重，從此退避三舍，並且英國部分地面設施也後遷至我方戰鬥機的最大航程之外。我們還曾利用小規模轟炸機編隊誘使英國戰鬥機再次升空，但後來連這種戰鬥的機會也變成一種奢求，因為對方已嚴令禁止參加任何戰鬥，這讓我們無計可施。我們所面臨的困難並不是擊落敵方戰鬥機，而是找出敵人來戰鬥，在加蘭德（Galland）、默爾德斯（Mölders）、奧梭（Oesau）、巴爾塔扎（Balthasar）等編隊中，我們擁有很多王牌飛行員，被他們擊落的戰機數量不勝枚舉，都已轉化為他們功勳的證明。 雙方的飛機被擊傷或擊落有著不同的結果。在不列顛島上空跳傘或迫降的英國飛行員將會落在他們本國的土地上，從而得到護理療傷並可再配備新的飛機，他們遲早能重返戰鬥。而一架德國戰鬥機如果降落在敵國境內，則相當於徹底損毀了。一名德國飛行員在飛機被擊中後，還有可能落入海中，但這也往往意味著死亡。雖然我們的空海搜救隊會立即採取救援行動，而且我們還有空海救援浮標發揮著作用，但這仍然難以避免人員損失。因為這兩種安全措施雖然有紅十字會的標誌並且受國際法保護，但是卻不受英國的承認。 在這裡值得說明的是，無論是在英吉利海峽還是在地中海，我們都會理所當然地派遣我們的空海搜救隊去救助英國飛行員。 儘管英國人採取了規避的策略，我們的戰鬥機仍然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戰績，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英國方面除了在最初交戰中損失的大約700架颶風戰鬥機和噴火戰鬥機外，又損失了約300架飛機，而同期德國方面損失的戰鬥機、轟炸機和偵察機總數也達到了接近800架之多。我們出現如此高的損失數量，原因便如上文所述。對利物浦（Liverpool）、伯明罕（Birmingham）、考文垂（Coventry）、泰晤士港（Thameshaven）、赫爾（Hull）等地的飛機製造廠，以及查塔姆（Chatham）、紐卡斯爾（Newcastle）、希爾內斯（Sheerness）等港口進行的航空拍照顯示，空襲收到了令人滿意的效果。至於俯衝轟炸機和戰鬥轟炸機針對運輸船隻的作戰行動，我可以時常從我的作戰總指揮部中觀察到，它們也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儘管受限於單座飛機的有效航程，但也遠超前幾個月的成果。對於空中布雷行動的勝利次數統計，各方結果不一致，但英國人認為數量非常之大，這也與我從第9大隊收到的定期報告內容一致。 儘管我們在9月初的一段時期內曾在局部地區取得了空中優勢，但是當我們開始空襲倫敦地區後，就無法再將優勢繼續保持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在不列顛島之外的地區仍然能像平時一樣自由行動，這也顯示出英國轟炸機組人員的嚴重不足。他們作為抵抗登陸行動的防禦力量顯得過於弱小，並且威靈頓轟炸機的戰鬥力實在太差，而德國的防空部隊又過於強大且經驗豐富。 作為「海獅」計劃的前期工作，我們空襲英國的第一階段計劃顯得有些考慮不周。德英兩國的作者們都說，德國空軍在第一輪戰鬥中就失敗了，或者因沒能取得空中優勢而最終導致登陸行動被迫取消。這種批評言論其實是錯誤的。讓我來簡要說明一下。絕對意義上的空中優勢，指的就是制空權，只有雙方空軍通過進行實力較量才能決出勝負，而這在事實上並沒有發生。英國皇家空軍自身採取的戰術實在稱不上是實力或優勢的體現，他們的飛行員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專業守門員。 我們在第一輪空中戰鬥的結果絕對是大獲全勝。在最初，敵方被擊落了大量飛機，而我們的損失完全在可承受範圍內。對方的防禦體系殘破不全，初始的戰鬥也充分體現了我們在戰術上的優勢。直至在後一階段的戰鬥中，雙方才算是打成了平手。 對軍工廠、港口、補給站和軍營的空襲是符合登陸行動想法的。而且也取得了顯著的心理威懾效果，並在實際中打擊了敵方的經濟。 德國空軍部隊有能力在一場登陸行動中出色完成任務，但其條件是登陸行動的策劃者們能夠採取必要措施來取得真正的空中優勢，不要開展任何部隊遣散工作，保證整個空軍在戰爭爆發之時都能夠齊裝滿員。我們需要這些條件都能夠得到完美落實。 英國人的戰略就是動用所有的技術知識和新型裝備，單純地固守本島。他們曾派出少量轟炸機對法國沿岸地區進行過幾次夜間空襲，但這無關大局，反而暴露出他們的轟炸機部隊在真正應對登陸行動時很可能難當重任。英國對德占區空軍基地的空襲就像是撓痒痒，但他們對德國城市和平民的恐怖襲擊則是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 這場爭奪天空的戰鬥在一開始就翻開了空軍戰略的新篇章，值得每一位空軍指揮官用最認真的態度加以重視。我本人被禁止直接參加針對英國的空中戰鬥，所以我一直在盡力履行我作為指揮官的職責。我會在空襲機群飛離海峽沿岸時跟著它們，這有時會妨礙到作戰行動。然後我會與返航的官兵們一起討論，反覆推算空中可能出現的各種變化。我迫切希望能夠與這些小伙子們的看法達成一致，並據此下達新的命令。但是我察覺到，我的這個習慣有時會招人厭煩，因為編隊時常從北方或南方我的監管區域以外的機場起飛。即便如此，我仍相信通過我的監管有效減少了損失情況。因為當我發現某支編隊不夠嚴整，我會發出無線電信號命令他們返回基地。很顯然，無論是此時還是整個第二階段，他們的眼中釘已不是敵人，而是我這個指揮官。 * * * 根據丘吉爾的演講《最光輝的時刻》（ Their Finest Hour ），英國不得不做好應對登陸行動的準備，因為據說德國肯定會冒險發動。然而，這個行動最終因為「德國未能統治天空」而被取消。丘吉爾認為這個行動的主要反對力量來自德國海軍，因為它們曾敏銳地意識到這個作戰行動的難度。「……按計劃本應達成的作戰條件是獲得海峽上空的絕對空中優勢，但這並未實現。」我同意他的觀點。雷德爾成功地將所有反對意見都詳細報告給了希特勒，意圖推遲這次冒險行動，甚至是徹底取消。顯然，他做到了。總之，似乎一切都是空軍的錯。然而我本人能夠從我位於格里內角（Cape Gris Nez）的指揮所中連續幾天對整個海峽進行觀察。我沒有看出任何敵方獲取空中優勢或對方海軍持續威脅海峽的跡象，這一點也可以從我的飛行員們那裡得到證實（還有個例子可以表明，此後英國飛機曾在西西里島和突尼西亞城之間的水域襲擊過我們的渡輪、駁船等小型運輸隊，但由於我們強大的防空火力而無功折返）。 如果希特勒真的想實施這個計劃，他就該像丘吉爾那樣用心處理好每一個細節問題（在登陸挪威時希特勒就是這麼做的，並且從這一方面上看，他們兩人的性格有些類似），並將他的意志施加於三軍。如果那樣的話，就不會有這麼多模稜兩可的命令讓各級指揮官們爭論不休，左右為難。 對於英國政府充滿激情地提振全島防禦潛力的行為，僅值得我給予口頭表揚。我的觀點立場來自我對登陸計劃的親身經歷，如下文所述。防禦工事和其他障礙物的軍事價值是無可爭議的，但是不能過於濫用，特別是在無法長期有人駐守的時候，反而會產生不利後果，因為它們有可能會成為敵人先頭部隊如坦克、巡邏隊或空降兵的依託點。雖然我讚賞英國人民展現出來的高昂士氣和奉獻精神，但我無法相信像英國國土警衛隊這樣的組織能有多少戰鬥力，尤其是他們的武器裝備還十分落後。即使是他們的正規軍堅守陣地，也擺脫不了成為炮灰的命運，就像德軍在1944—1945年的遭遇一樣。德國人民衝鋒隊（Volksturm）的名號吹得很響，但即使他們的裝備好於英國國土警衛隊，最終也一敗塗地。這樣的部隊去參加戰鬥難免傷亡，因此對它們的使用要非常慎重。我軍發現最好的辦法是徵召退伍老兵補充進前線部隊中。雖然英國國土警衛隊的鬥志昂揚，但也實在無法讓人高估他們的防守實力。 在整個這段時期，英國人無力組織起15～16個精銳師投入英國南部戰場，以應對一場運動戰。而且在面對一支百戰之師時，戰鬥經驗的重要地位是無可取代的，其後備部隊的調動也會受到空降打擊或空中襲擊而變得延遲甚至停滯，進而遭受重大挫折和損失。因此我堅持與丘吉爾相反的觀點，至少截至8月中旬，如果經過充分準備，進攻是肯定能取勝的。而此後能否獲勝，則更依賴於空軍戰鬥和空降作戰是否順利。 當然，我們面對的最大威脅還是英國本土艦隊，這需要集中德國海空軍所有力量才有可能應對。但這很難實現，因為德國海軍的態度一直猶豫不決。不過，這個硬骨頭還是可以通過周密計劃和嚴格落實啃下來的。我們可以採用很多辦法，如在海港出入口利用飛機和艦船密集布雷，大規模派出潛艇，使用海岸炮兵和煙幕配合驅逐艦、魚雷艇和西貝爾渡輪等，都可以戰勝這個實力強大的對手。在這些行動中，海軍和海岸炮兵的作用大約占六成，空軍占四成。 我連續觀察英國空軍的行動達幾個月之久，對此我可以總結一下我對局勢的看法，並且這些見解直至9月也仍然適用： 1.在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北部，制空權毫無疑問仍在我們手中； 2.英國空軍的日間轟炸因為損失慘重已被叫停； 3.他們的夜間轟炸最初是針對海岸附近兵力薄弱的目標，後來開始針對機場，但都效果不佳； 4.儘管我們為配合「海獅」行動而構建的高射炮防禦體系尚未完工，但英國針對海峽沿岸各大港口的空襲並沒有造成嚴重的損失，這一點在德國海軍的報告中也是如此； 5.英國針對德國城市的夜間空襲越來越頻繁，但並沒有造成大的物質損失，也沒有帶來什麼恐慌。 如果登陸計劃能夠得以實施，只憑英國皇家空軍當時的狀況，是無法遂行它所承擔的多樣化任務的，包括空中偵察、反擊空降和登陸部隊、摧毀補給線、阻止德國護航艦隊進入法國港口，以及為英國驅逐艦提供戰鬥機護航等。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上述任務已遠遠超出英國皇家空軍的能力範圍，更何況他們還要攻擊有重兵把守的德國機場、海峽港口或海峽水域，打擊空降部隊，並且守衛本土、保護海上運輸線等。這註定會為我們的戰鬥機、驅逐機和高射炮部隊增添更多的戰績。至於轟炸機，我實在想不出這些英國近距離支援部隊在規模和性能都有限的情況下，能帶來多大的破壞，尤其是我們的空軍和海軍以及港口高射炮部隊共同構成了密不透風的防守體系。重型轟炸機的威脅則有所不同，迄今為止它們已多次攻擊過德國腹地的目標，但即便如此，我們的高射炮和夜間戰鬥機部隊也有能力把他們的行動約束在入侵區域內，損失也能控制在可承受範圍內。 總之，這項任務可能會很困難，甚至無比艱難，但並非毫無希望。任何事業都存在風險，都需要經過周密計劃、堅決執行和一些樂觀主義精神。丘吉爾站在防守的角度已經充分達成了這些條件。但我想說，德國指揮官們也是如此。 * * * 對英空戰的第二階段是從1940年9月6日—1941年6月，也是登陸計劃的終結階段。我們的主要任務現在變成了遏制英國國內生產和補給進口，根本目的是延緩其裝備生產，並開啟全面的經濟戰。同時進行的還有「報復性空襲」。 從我們任務性質的轉變中，人們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即「海獅」行動已被宣判死刑，隨之而去的還有被我們錯過的有利戰機。登陸行動從9月中旬開始被無限期推遲，直至1941年春也沒有任何起色。 當希特勒下令對倫敦進行報復性空襲的時候，新的作戰理念顯然與登陸計劃相衝突，因為轟炸的目標是從經濟戰的角度進行選取的。 我們所採取的空襲策略、機群實力配比和目標選取，都會根據天氣狀況、敵人防禦實力和我方訓練與裝備情況進行調整。而德國空軍司令部則做出了相反的決定，這雖非無稽之談，但我們的力量沒有得到集中，取得的效果也很不明顯。我個人信奉「集中優勢兵力」的理念，因此對於這些命令頭疼不已。改變目標的做法迄今備受爭議，但在1940年秋至1941年春的大環境下，我們也只能被迫接受。除了個別情況，我們都不得不執行上級強派下來的、不容改變的武斷命令。很顯然，我們應當根據目標的重要性進行選取，通過連續攻擊把它們夷為平地，再密切觀察是否有重建跡象，然後襲擊工人、摧毀工地。但如果首要目的是經濟戰的話，那麼可採用的辦法就相當有限了。我們需要部署四引擎轟炸機，因為它們具有航程遠、爬升能力強、速度快、載重大和火力強等特點，而且我們沒有遠程戰鬥機可以為深入敵方腹地的轟炸機編隊護航。最後，我們最終還是得看天行動，但在這幾個月中多變的天氣就成了很大的問題，例如我們對某個目標進行有效攻擊之後，會因為持續的大霧、下雨或陰天而無法實施後續攻擊。如果能再次實施一次突然襲擊，往往只需付出微小代價便能獲得最佳成效。但如果英國能夠快速做出反應，迅速部署戰鬥機、防空火力等防禦力量，或在目標上空和攻擊線路上提前集結戰鬥機群，那麼我方損失很快就會超出可承受範圍。此時為了避免因敵人察覺我們的意圖而致德國空軍於死地，我們將不得不改變我們的目標、時機或攻擊手段。 在第一次針對倫敦的軍事設施實施大規模空襲時，戈林也到現場進行了觀摩。隨後我們又接連進行了幾次小規模空襲和夜間空襲，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戈林從他的作戰總部中直接看到了這些行動，他對從天而降的空降部隊和最後的空襲效果尤為讚嘆。然後他親自添油加醋地向全國人民大肆吹噓了一番，這種炫耀對我個人及軍人身份來說都是件無聊的事。 為了實現我們的目的，除了全身心的投入外，我們還需要一點運氣。在雞蛋孵出之前就數小雞是錯誤的。例如在第二天我們就迎來了非常糟糕的天氣，天就像沒亮一樣，嚴重影響了我們的作戰行動，削弱了空襲效果。我們對倫敦的空襲貫穿整個9月，幾乎每天都會出動不同類型的編隊進行日間或夜間轟炸。這次和之後的空襲目標主要是大型軍工廠，其次作為備選目標的有港口設施和各類裝備工廠，都取得了大大小小的勝利。主要的目標城市除了倫敦這個戰略、交通和貿易中心外，還包括南安普敦（Southampton）、朴次茅斯（Portsmouth）、利物浦、伯明罕、德比（Derby）、查塔姆等地區。空襲主要局限於英國南部地區，因為行動必須要有戰鬥機護航，但Me-109戰鬥機的航程非常有限。而使用Me-110雙發驅逐機進行護航或單獨使用轟炸機執行轟炸任務的提議又被否決。Me-110速度太慢，並且機動性也很差，甚至它們本身也需要戰鬥機護航。在當時和之後，戰鬥機護航行動遇到了很多特殊的困難。濃密雲層使得密集編隊飛行變得非常困難，甚至都無法保持隊形，而對此我們還沒有相應的輔助儀器。在視線受阻的情況下，護航的戰鬥機群往往因為力有不逮而使轟炸機編隊暴露在危險之中。與我們相反的是，天氣狀況不會給英國戰鬥機帶來太多麻煩。因此在雲層中我們採取的最好辦法是把兩三個能夠協同戰鬥的飛行員編成小組飛行。 我們與第3空軍司令部協商相互配合行動：對於不同的目標，我們可以同時攻擊或交錯攻擊；對於共同的目標，我們則可以全天持續不斷地進行攻擊。我們的編隊還包括攜帶炸彈的戰鬥機和驅逐機，這更讓英國防空部隊一時分不清狀況。 同時，英國對德國平民的恐怖襲擊也變得更加頻繁，但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心理上都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空軍中將卡姆胡伯領導的夜間戰鬥機部隊在敵機進攻路線上不斷進行襲擾，並逐漸躋身成為德國縱深防禦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墨索里尼（Mussolini）提出也要參加對英國的戰鬥，並派遣了一支航空大隊過來。我們對此表示歡迎，但心中也存在疑慮。德意兩軍合作的一大亮點，就是空軍之間親密的戰鬥友誼。雖然對義大利空軍的情況沒有定論，但我仍確信義大利的飛機不足以對抗英國的現代化戰鬥機，甚至連颶風戰鬥機都贏不了。義大利轟炸機不適合白天行動，但隨後在執行夜間轟炸任務時，又發現他們在儀表飛行方面的訓練十分欠缺，而且缺少相應的儀器設備。後來義大利編隊參加了幾次攻擊赫爾港口設施的小規模行動，之後就回國了，這才讓我如釋重負地舒了口氣。他們的損失似乎遠超過他們收穫的戰果。他們的指揮官福吉埃（Fougier）中將是個非常精明的人，他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一直在爭分奪秒地加緊訓練。 對英國經濟戰中的主要目標 英國防禦力量的基礎是火力強大的防空彈幕，但這並不能成為決定性因素，核心其實一直是本土防禦戰鬥機部隊。意識到這一點後，除了繼續使用輕型轟炸機編隊進行空襲外，我向戈林建議了另一種使用重型轟炸機空襲的方法，我敢保證這樣會以更少的兵力和代價獲得更大的戰果。 這標誌著新一階段戰鬥的開始，要求我們的轟炸機飛行員把全部的技術和膽識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我們並沒有放棄使用重型轟炸機編隊進行空襲的做法，但也逐漸從追求大規模轟炸效果轉為對發電廠等核心工業目標進行定點空襲，以此遏制英國的生產力。實施各種行動自然需要非常周密的計劃，有時我會親自進行審核。每次都會設置一個至多個備選目標，以保證無論發生任何情況都能轟炸到某個重要目標。儘管空軍小伙子們對這樣的空襲很感興趣，但這並不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行動。這種見縫插針的攻擊可能確實產生了襲擾的效果，但幾乎不可能遲滯英國的生產。 不過，所有這些作戰行動都是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因此我們在任務執行過程中付出的代價較小。後來，我們針對軍事目標的大規模行動主要體現在不間斷地空襲倫敦、重點城市如利物浦、曼徹斯特（Manchester）、朴次茅斯和考文垂等港口和軍備中心，以及各個空軍基地等。同時開展的還有輕型轟炸機編隊護航任務和集中布雷行動。 儘管我們竭盡全力，但無論是大規模集群行動還是個體行動，整體效果總是不盡如人意。但是在這樣一個糟糕的冬天，所有重心都放在經濟戰上面，並在這項任務中越走越遠，還能指望我們能有多大收穫？如果需要我們對英國這個戰爭機器造成真正毀滅性的打擊，就應該改變一下戰術方針。因此在1940年11月，我們轉而開始執行夜間空襲。 空軍總司令親自指揮第2和第3空軍司令部的對英作戰行動，並得到駐紮在挪威的由施通普夫指揮的第5空軍司令部的配合。這種做法涵蓋了海上攻擊和夜間空襲等多種任務形式，也向我們清楚地表明了德國空軍將為這一戰法孤注一擲的決心。任何沒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人無法想像當時的情形，飛行員們有的耗光了最後一滴汽油才返回基地，有的駕駛著單引擎飛機橫跨了長達幾百英里的海面。很顯然，我們要向這些在這天寒地凍的戰場上冒著英國夜間戰鬥機的槍林彈雨執行任務的機組成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在這些轟炸任務中，最基本的原則包括：（1）根據目標在英國戰時經濟中的重要程度來進行選擇；（2）大規模轟炸後繼續實施騷擾空襲以阻滯清理工作；（3）不予攻擊沒有經過航空照相、精準地圖和最新情報確定坐標和軍事價值的目標；（4）向所有編隊和獨自執行任務的人員下達詳細指令，並根據情況由各大隊、司令部或空軍總司令部進行審查；（5）精選轟炸機組人員預先飛越目標上空進行目標偵察和指示，這類似於後來英國著名的「探路者」中隊。敵人的反擊力量每周都在變強，而距離、導航和天氣也給我們的行動增加了難度。 但我們還是逐漸適應了所有這些變數。如果無線電設備工作正常，那就一切還好；如果設備出現故障，那麼對於所有地面人員來說，引導返航轟炸機在狂風驟雨或濃霧中降落到合適的機場都將是一次心驚肉跳的經歷。他們會竭盡全力使用好每一個技術輔助手段，卻無法確保每次都能成功。有時為了挽救飛行員會放棄飛機，這種時候機組成員往往選擇跳傘，而飛機將以機腹著陸的方式降落在海岸沙灘或飛向德國中西部地區，甚至遠至新布蘭登堡（Neubrandenburg）。有趣的是，曾有位飛行員在布魯塞爾（Brussels）上空跳傘之前穩定好了機身，結果飛機又向前飛行了大約350英里，直到佩勒貝格（Perleberg）或施滕達爾（Stendal）附近才因燃油耗盡而墜毀。 那幾周對於我們來說是段艱苦的日子，但對於陸軍和海軍來說，除了潛艇部隊和一些輕型船隻外，他們都得到了休整，為撲朔迷離的未來做著準備。德國空軍不遺餘力地打擊英國本島的生產能力，阻遏其重整軍備。我們把重點放在港口和工業中心上，雖然目標繁雜眾多，但我們總能做到有所側重。 在整個這一階段，天氣是一個決定性因素，但是我們的作戰行動沒有中止過一天。我們的出動次數在8月和9月達到了頂峰，然後持續下降直到1940年12月，在1941年1月至4月間又再次上升，隨後又大幅下降直至6月。根據行動報告和航空照片顯示，戰果相當豐碩。不過和盟軍後來犯的錯誤一樣，我們高估了轟炸所帶來的效果。毫無疑問直接命中的部分被炸掉了，航空照片對此顯示得很清楚，但即使是重型炸彈也不足以把整個區域摧毀。燃燒彈就要好一些，成千上萬枚燃燒彈投放到廣闊的目標區域，燃起的大火可以把遭到重型炸彈破壞但未被摧毀的目標燒個精光。 然而，防禦與進攻總是並駕齊驅，就像人們連龍捲風都已不再畏懼。對方所有人都團結起來，動手參與支撐加固或清理廢墟的勞動，這在以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在當時，大量使用高爆炸藥消滅全部有生力量的行為和持續反覆攻擊單個目標的行動同樣都是極為罕見的。因此，所有期盼摧毀英國戰爭潛力的念頭似乎都只是一廂情願。 事後證明，要想在戰術上壓制一個內部強大堅韌且有廣泛深厚戰爭潛力的國家，需要連續數年夜以繼日地實施猛烈攻擊和恐怖襲擊才可見效。像1940年轟炸考文垂那樣的突出戰績是少有的特例。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庭之前，我曾接受過關於考文垂空襲的訊問，這座城市的毀滅在英國引起了極大的憤慨。我解釋說，考文垂被稱為英國的「小埃森市」 ，我們在目標地圖上精確標註了其所有軍備工廠的位置。空襲的巨大勝利一方面要歸因於其距離太近，我們的轟炸機可以在一個晚上往返2～3次；另一方面在於極其有利的天氣條件、輔助導航的目標指示，以及對投彈瞄準器的應用。但即使是精確轟炸也會帶來不可預料的後果，這在大規模襲擊中是無法避免的情況，讓人非常遺憾。大火和濃煙嚴重影響了我們瞄準的精確度，而在任何轟炸中都必然出現的彈片四散的情況在此時變得更加失控，並因此波及了本來絕不會成為目標的臨近區域。作為一名軍人發表反戰言論可能會讓人半信半疑，但絕不應該質疑他內心的真誠。因為最重要的一點是，這個充滿責任感並熟悉現代武器的軍人完全理解整個戰爭所帶來的危害。 我需要提醒讀者的是，德國政府曾希望通過國際法禁止實施空戰，卻最終被否決，所以對那些負責這次空戰的人員進行指控是錯誤的。我要在這裡重申，儘管德國空軍總司令曾在個別戰例中命令對平民實施恐怖襲擊，但是這些命令都被各空軍司令部做了更改，他們只對軍事目標實施了攻擊。我可以明確地指出，首批次針對不設防城市進行的空襲是由英國皇家空軍實施的，這一點也得到了英國戰爭歷史學家們的證實。此外，德國統帥部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實施報復性空襲，例如9月對倫敦的空襲。 在長遠的政策中（這些政策甚至最初對我也是保密的），將會逐漸減少針對英國的空襲，而我則肯定要在即將開始的對蘇作戰中負責一個重要方向的空軍司令部。我很榮幸，從那時起我在跨海峽作戰行動中獲得了更多的機會來研究休整問題和天氣變化，但是德國空軍的重擔並沒有得到緩解，直到1941年5月之後才有了明顯的鬆動。 在1940年12月24日、25日和26日3天以及新年前夜，我下令中止出動飛機對英國開展行動。我曾設想過對方也會有相同的舉措，但是很遺憾我錯了。我經常抱怨自己太過屈從於人性，這一點我無法完全原諒自己。雖然我是以反人類罪名被判處死刑，但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出這些話，並無懼於任何反駁。 年末的時候我獲得了幾日的休假，這也是我在整個戰爭中唯一的一次休假，但是並沒有享受到我所期待的放鬆，因為英國對我轄區內的德國城市持續實施了大規模空襲轟炸。我停止休假飛往荷蘭，在那裡與卡姆胡伯、法爾克（Falck）上校等夜間戰鬥機高級指揮官們進行了重要的會談。對於夜間戰鬥機聯隊，我給了他們兩個選擇，要麼從基層開始進行重組改建，要不就乾脆解散。我許諾會儘量滿足更多的個人需求，但也堅持認為，一旦改革能夠推行下去，必然會取得可觀的成效。 事實的結果也是如此。此次會議之後，我便與夜間戰鬥機部隊時刻保持著聯繫。他們的指揮官包括組織者卡姆胡伯、具有豐富作戰經驗的法爾克，還有眾多一流的飛行員，如夏彥—威廷根施坦因親王（Prince Sayn-Wittgenstein）中尉和後來成為我們夜間戰鬥機王牌飛行員的斯崔伯（Streib）上尉等。很快，這支部隊就作為一支強大的防禦力量而名聲大震。我作為「夜間戰鬥機之父」經常受邀參加各種軍務或私人的重要場合。同時，技術發展也邁出了重要一步。地面雷達設施可以完美地顯示敵機的來襲，而探照燈與雷達的配合也更加親密無間。探照燈部隊保障了我們在「亮夜之戰」中大獲全勝，而在飛機上裝備雷達也使我們贏得了「暗夜之戰」的勝利。這個大隊成立後不久，英國夜間空襲飛機便開始更傾向於經跨海路線接近，這支新型防禦部隊的戰鬥力由此可見一斑。 儘管英國在1941年前對德國的空襲持續了數月之久，給空襲地區帶來了人員傷亡和短暫混亂，但是實際效果不足為患。另外，即使敵人的損失巨大，他們也能夠輕易地緩過氣來。他們加緊了對我們在荷蘭和比利時航空管制區內地面單位的夜間空襲，但這似乎也可以證明我們對英國的攻擊非常有效。敵人的這些做法又一如既往地失敗了。在天好的日子，英國人不敢實施任何日間轟炸行動，只會派遣一些戰鬥機巡邏，偶爾能贏得一些遭遇戰的勝利。我們英勇的第1大隊指揮官格勞爾特中將就是在這樣一次戰鬥中身亡的。敵機越是避開德占區的上空，我們的防空炮兵們就越是緊張不安。在1940—1941年的聖誕節和新年期間，我去奧斯特坎普的部隊視察。當我的座機在一陣小雪中準備降落的時候，突然受到一陣2厘米防空炮火的「熱烈歡迎」。我氣得七竅生煙，隨後他們向我解釋稱之前收到報告顯示有一架英國轟炸機接近。我並不怎麼相信這個解釋，也不信任這些冒失的防禦部隊，肇事者都是些高射炮兵。無獨有偶，1942年在突尼西亞城附近，我駕駛的「白鸛」式偵察機也被義大利高射炮兵誤以為是一架英國戰鬥機並向我開火。幸運的是，炮手們過高地估計了我的飛機速度上限。 這場空中戰爭，無論是在構思還是結果上，真的都是失敗的嗎？ 西線地面戰鬥的快速結束，令德國統帥部始料不及。這已經是第二次凸現出他們的計劃缺乏遠見性。這種走一步看一步的做法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既沒有謀劃下一步行動怎麼做，又沒有構思終極目標是什麼。無論希特勒對待英國態度的背後究竟存在什麼動機，我都很確信在那幾個月中對不列顛島實施攻擊是種欠缺慎重考慮的行為。就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開始了對英國的空戰。這是一場讓我們一無所獲的戰鬥，反而暴露出我們毫無目標的異想天開，而這種空想無益於作戰的實施和對勝利的追求，事實也是如此。在這其中隱含著一個無可爭議的道理，即在很多情況下，結果確實與期待大相徑庭。然而，考慮到德國空軍當時的發展狀況以及能夠持續參加空戰的飛機數量，尤其是要看到極端惡劣的天氣環境，要說德國空軍在不列顛之戰中是「失敗」的，實在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話題。 正如上文所做的闡釋，從歷史角度看，難以證明「海獅」行動的取消是因為德國空軍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或是因為英國的防禦體系堅不可摧。如果是這樣的話，對英國持續不斷地空襲轟炸就不會在「海獅」行動被取消之後還持續了9個月之久。事實上是因為「海獅」行動缺乏完整的規劃，德國空軍的行動只能作為暫時的權宜之計，等待下一幕大戲——對蘇戰爭的開啟。對於我們的戰績，公平地看，應該說就算我們還沒有達成目標，但我們已經確實非常接近了。這種說法不偏不倚，尤其是對那些對比過德英10個月空戰與盟軍對德國3年大戰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總之，在這場英國戰役中，兩個勢均力敵的對手都展現了他們最高水準的實力，互有勝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