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八章 休戰期 （1939年冬至1940年）

繼續駐守波蘭北部；重組國內防禦；調任西線第2航空隊司令。 讀者可能有興趣了解到，作為第1航空隊司令，我其實並不知曉西線的戰略集結，也不知道希特勒的作戰計劃。我正忙於把我的各支編隊分開部署在我原來的轄區和西線幾個空軍司令部的轄區——第2航空隊駐在不倫瑞克（Brunswick），第3航空隊駐在慕尼黑。首先要做的是讓他們得到休整和補給。當時我對國內製訂計劃時的猶豫不決以及希特勒與陸軍總司令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無所知，這些都是我在戰後才聽說的。這種絕對保密的做法源自希特勒的獨斷專行。對此可能有正反兩種看法，但在我看來，這樣做的好處是各級指揮官都被迫把精力放在自己負責的單一事務上。依我對軍事史的研究，同事之間的意見、擔憂、建議和批評會對高級指揮官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曾讓我頗感震驚。在我看來，視野過寬會影響思維的深度。能夠不受其他前線戰事的影響是一件非常讓人開心的事，那些問題只會讓我分心。我對那些聽從我的建議並恪盡職守的官兵深表敬意。 當然這裡面可能有些誇大其詞，而不幸的是，在整個「二戰」期間，這種所謂的誇大實在是太普遍了，並且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但在1939年冬天至1940年期間，我很高興不需要關心西線戰事。我為處理轄區內的各種緊急軍務忙得不可開交。現在的版圖已經包括了波蘭北部，這就意味著近年曾部署在東部邊境省份的空軍基地必須要向東移至波蘭境內，並要對原有的波蘭設施進行改造和擴建。我把這項任務交給了比內克（Bieneck）將軍，他曾是「一戰」中的老飛行員，現任波茲南（Posen）管制區指揮官。在我多次飛越波蘭的過程中，我很高興看到各地設施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截至1939年底已建成了首批飛行員訓練學校、托倫（Thorn）轟炸機學校和華沙飛機修理所等。在波蘭增設各種培訓機構有助於緩解德國的空間壓力。隨著德國空軍強大編隊的進駐，該區域內的空襲防禦網也得以全方位覆蓋，這反過來也維護了波蘭國內的安全穩定。 在我先前的空軍司令部轄區內，空襲防禦建設現已成為重中之重，因為來自英國和法國敵機的空襲遲早將變成心腹大患。首當其衝的是柏林、包括馬格德堡（Magdeburg）和萊比錫在內的德國中部工業區、布雷斯勞（Breslau）及其周邊煤礦區，以及各大港口，尤其是漢堡（Hamburg）和斯德丁。此時處於相對次要位置的是東普魯士的港口和捷克的工業區。 按照我的習慣，我喜歡親臨現場檢查所有問題。在我看來，很多空襲防禦就像飛機預報演習，而很多高射炮防空演習則像是火力控制練習。我在節慶期間對各個單位進行了突擊檢查，對轄區內防禦狀況的總體印象是，我確信我們已不再是乳臭未乾的新手，但是還需要時間提高，隨著空中打擊技術的發展，我們的防禦也必須實現進一步發展。 在1939年最後一個季度，耶順內克第一次向我提出，他打算重建德國本土防禦體系。他渴望整合國內所有的防空和空襲防禦兵種並成立一個統一的機構。我們深入細緻地探討了其中所有的優點和缺點。這個新設想非常好，並且也可能是利用最少資源而實現最大防禦的唯一方法。日後擔任帝國空軍參謀長的施通普夫將軍和高射炮作戰專家魏澤（Weise）都支持我們的建議。戈林也表示同意，並做出指示。儘管他更擅長利用下屬為他辦事，但他偶爾也會在燈紅酒綠之餘支持一下對德國空軍頗有益處的建議。例如，對高射炮部隊進行擴編，組建高射炮師和高射炮軍，就是戈林的個人想法，而且在實踐中頗見成效。然而，高射炮部隊仍然隸屬於各空軍司令部，受空軍總司令指揮，這種安排在本質上是不適當的，因為這會危及統一指揮原則，除非空軍甘願充當副手。 在1940年1月12日，我作為柏林空軍總司令，像往年一樣向帝國元帥表達我們的生日祝福。在隨後舉行的午宴上，帝國中「有頭有臉的人物」悉數出席，我很高興有這樣的場合可以闡釋空軍的一系列問題。兩天前曾有人私下傳言戈林和希特勒之間爆發了一次衝突，但沒有人知道原因。當得知我與戈林的會晤被提前一個小時，我猜想可能會與這件倒霉事有關。結果我猜對了。我在之前或之後都沒有再見過戈林如此沮喪，這也體現出他的一些性格問題。不過他的這次情緒消沉事出有因。原來是一個空軍中尉在比利時實施了迫降，而機上有名乘員攜帶著我們的一份作戰計劃草案。那麼多人中偏偏出事的是個空軍人員，即使戈林的神經再粗大，也接受不了這個事實。這個事件帶來的危害難以估量，而且目前還沒有獲得明確的報告，我們還不知道那個飛行員究竟燒掉了多少內容，又有多少內容被比利時總參謀部得到，並最終落入英法兩國手中。 空軍中將文寧格（Wenninger）曾任駐倫敦（London）空軍武官，是我們空軍在比荷盧經濟聯盟的代表官員。他在我之後趕到，但也沒有帶來令人完全滿意的解釋。當天我們沒有一個人懷疑，等待那兩個倒霉蛋的將是軍事法庭的審判。但此時此刻，就像在第一次戰爭中一樣，運氣還是站在我們這一方。簡單來說，就是敵人並沒有意識到這次泄密的重要性，而且我們也很快對整個計劃進行了修改。 但最開始我還必須接受針對所有空軍指揮官的一頓痛罵。戈林一直在思考第2航空隊中是否有人能夠力挽狂瀾。他把原指揮官費爾米（Felmy）中將和參謀長卡姆胡伯（Kammhuber）都發配至荒原，又把我們其他人都狠狠訓斥了一番，並布置了額外的任務。到我的時候，他咆哮著說（沒有比這更合適的詞語了）「你來接手第2航空隊」，停頓了一下，「因為我沒有其他人可用了」。 雖然他談不上友善，但至少還算坦誠！ 會晤之後便開始午宴，其間，我給繼任第1航空隊指揮官的斯通普夫簡單介紹了一下那裡的情況。 對我來說，兩次戰爭之間的平靜就此結束。次日早晨，也就是1940年1月13日，我和我的飛行員策爾曼開著我的Ju-52，冒著嚴寒飛往了明斯特（Münster）。在那裡，第2航空隊已經在宏偉的空軍通信部隊營地里建立了作戰總指揮部。我原來的參謀長斯派達爾也隨我一同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