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七章 波蘭戰役 （1939年）

1939年9月1日4點45分，兩個集團軍群從南北方向同時發起攻擊；9月5日渡過維斯瓦河；9月16日包圍華沙；9月17日攻陷布列斯特，蘇聯出兵介入；9月27日，華沙投降；10月1日波蘭最後守軍投降，波蘭戰役結束。 1939年8月25日下午晚些時候，我在科沃布熱格（Kolberg）機場的控制室給空軍上校和中校們開會。之前希特勒已下令入侵波蘭。這時我的作戰局長進來說希特勒再一次更改了主意。入侵行動取消了。 聽到事情有了轉機，我們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我由衷地希望這場曾似乎註定爆發的戰爭最終得以避免。懷著輕鬆的心情，我鑽進我的飛機駕駛艙，迎著夕陽飛向我的作戰指揮部，它位於斯德丁（Stettin，今什切青）附近的亨寧斯霍爾姆（Henningsholm）。 我的思緒又回到了兩天前，23日那天希特勒在貝格海姆（Bergheim）召見三軍所有的總司令或總指揮官及其參謀長，並且沒有提前發放會議議程。在召見之前，帝國元帥先和我們在黨衛軍軍營內開了個會，他再次向我們詢問了針對波蘭的空戰準備情況，並聽取了我們的意見。戈林和我們談論了一個小時，也沒有談及任何要孤注一擲動用軍隊的決定。當然，我們知道他仍在想盡一切辦法來維繫和平。 後續與希特勒的會晤是在接待大廳，從那裡可以觀賞到壯麗的山景，如此之近似乎觸手可及。他沉著冷靜地向我們發表了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長篇演講，裡面的細節在這裡無須贅言，因為其中的內容已在紐倫堡公之於眾了。我很高興在其中沒有聽到任何關於最終決裂的話語，但按照希特勒的表述，這種事似乎非常有可能發生。有兩件事讓我非常擔心，首先是與波蘭戰役的後果。英國可能會把我們用武力解決德波衝突當作一種無法容忍的冒犯，任何不考慮這個因素的計算都純粹是樂觀主義在作祟。因此戈林一直堅持致力於維繫和平。其次我更大的擔心還在於蘇聯的態度。儘管我認為，即使不做準備，德國空軍和國防軍都比波蘭軍隊強大，但是德國的武裝力量還無法與蘇聯的軍事實力相抗衡。我對此憂心忡忡，但希特勒在演講結束的時候對我們說，蘇聯會保持中立，而且兩國已達成互不侵犯條約，這才讓我心中的石頭落了地。 當天晚上我思緒重重地飛回了柏林。我又重新回憶起「一戰」爆發前的那幾天，雖然我當時位卑人輕，戰爭的陰影只對我個人產生影響，但是我遲疑和緊張的狀態與現在一般無二。 對於我們空軍來說，戰爭就意味著空中作戰。但是除了在西班牙獲得的部分經驗外，我們並無其他實踐經驗。我們充分發揮智慧來更新空戰基礎原理和戰略戰術適用規則，並牢牢掌握住它們。當時對於空戰並沒有國際規定可循。希特勒試圖完全禁止空戰，或者控制在單純的軍事目標上，結果都在國際會議中被否決。但是我們整合了我們自己的空軍條例，我當時作為總參謀長也深入參與了它們的制定出台。其中規定的那些道德原則是我們的良知告訴我們必須要尊重的，包括僅限於攻擊嚴格意義上的軍事目標——對於這些目標的界定，只有在爆發全面戰爭之後才可以擴大外延——而對於平民和處於不設防城市（open town）中的目標是禁止攻擊的。 我們曾設想過使用飛機對地面部隊進行近距離支援，但對於空降作戰或單一傘兵作戰還沒有預想過。我與北方集團軍群總司令馮·博克（von Bock）進行了非常重要的討論。作為一名曾經的陸軍軍官，我非常理解陸軍的需求和擔憂，因此經過簡短的會談就可以和他完全達成一致。我並不是馮·博克的下屬，但是我願意服從他所有關於地面戰術方面的命令。我和他在西線和蘇聯都曾保持著密切合作。我們之間的觀點也會出現分歧，這在所有戰爭中都不可避免地偶爾出現，但是因為我們彼此坦誠並在任何情況下都共同致力於做到最好，這讓我們僅僅需要在電話中說幾句話就可以取得一致意見。即使有時空軍方面優勢明顯，我也會想方設法照顧到陸軍方面。博克和我都知道我們可以互相信賴，而且我們的參謀長也堪稱副手的典範，他們分別是陸軍的馮·扎爾穆特（von Salmuth）和空軍的斯派達爾。戈林作為空軍總司令，與我的合作也很融洽。對於空軍中將耶順內克（Jeschonnek），我知道他是一個具有非凡洞察力和指揮才能的將才，他了解他的軍官和士兵，能夠在與戈林和希特勒打交道的時候沉著固執地為自己的觀點辯護。 最後我決定和所有參謀及下屬官兵們都談一談，他們有的平時在我的單位，後來已轉隸至其他的空軍司令部。與他們的談話讓我確信，大家已經做好了所有能做的準備，能夠確保在快速猛烈的攻擊中獲取勝利。氣氛非常肅穆但大家信心十足。他們知道自己將面對的是一支強大好戰又訓練有素的敵人，而且按照1939年的標準來看，他們也稱得上裝備精良。 波蘭空軍的戰鬥機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值得我們重視，但他們的轟炸機則落後很多。德波戰鬥機之比約為500:250，而且德國擁有Me-109和Me-110戰鬥機。我們建議首先猛烈攻擊敵方地面設施（如機場和停機坪）。這樣也有助於防止波蘭轟炸機對我後方基地進行破壞性襲擊。德國空軍目前還沒有能力摧毀波蘭的兵工廠，但是包括位於華沙的部分機場設施都可以作為轟炸空襲的目標。我們計劃把這些目標放在次要位置，因為如果這場戰爭能夠按照我們的設想迅速結束，波蘭的生產能力將不再具有任何意義。另外，如果我們能在一開始就通過猛烈的攻擊癱瘓波蘭統帥部及其通信機構，如中央無線電發射站，那麼將可以直接決定戰局。最後，對於那些能夠快速反擊的波蘭部隊，我們將給予堅決打擊，如果可能的話，戰場將是在他們的兵營里。 戰術空中偵察任務由第1航空隊和陸軍總部聯合指揮的偵察機編隊執行，目的是深入維斯瓦河（Vistula）沿線背後，提供敵方在後方範圍內的實時調動照片。轟炸機編隊也被賦予了一項特殊的任務，即配合海軍襲擊海爾半島（Hel Peninsula），準備登陸作戰。 我們的高射炮部隊在全國範圍內配備了大約1萬門輕重型防空炮，隸屬於航空管制區指揮部，集中保護空軍的重點戰術設施，如機場、連接東西的鐵路系統以及中部各大重要工廠。至於協同陸軍部隊的防空團、大型跨單位混合編隊等特定部隊，在當時還沒有組建。總之，我們的編隊部署還遠不足以適應面臨的任務要求。 要改善這樣的局面，只能通過制定富有彈性的方針以及發揮個體編隊和人員的主觀能動性。第一天的行動效果堅定了我們的信心。航空照片顯示，波蘭空軍遭受重創，全國總動員被遏止。目前已經開始對目標毀傷效果進行觀測，對敵人後方區域的不定期空襲騷擾也著手開展。在接下來的幾天，我們還執行了對陸軍進行支援以及阻礙敵方戰略集結和部隊調動等緊急任務，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波蘭軍隊擁有高昂的戰鬥精神，儘管他們的指揮和通信已陷入混亂，但仍能對我們的主攻部隊進行有效打擊。這可以歸功于波蘭最高統帥部，也可以歸咎於我們自己。德軍在圖切勒荒原（Tucheler Heath）戰役中、在布楚拉（Bzura）戰役面對波軍的突破攻勢時，以及在華沙附近的戰鬥中都遇到了一些危機，但最終都通過空軍和地面部隊的密切配合克服了，其中空軍部隊投入了幾乎所有的近距支援飛機和轟炸機，進行了不顧一切的集中打擊。在戰鬥中首當其衝的是俯衝轟炸機、戰鬥機和驅逐機，一天之內多次出動已成為家常便飯。 在我負責的戰鬥區域中，波軍幾乎所有的作戰行動都要經過華沙。我們也制定了相應對策，例如摧毀對方首都的交通樞紐。為了避免毀掉整座城市，我下令所有針對市內橋樑和火車站場的轟炸任務只能由俯衝轟炸機和對地攻擊機在戰鬥機和驅逐機的掩護下來執行。飛機投放了大量1000千克的炸彈，針對鐵路樞紐的轟炸達到了預期效果，但是那些建造堅固的橋樑卻能夠承受住此類1000千克炸彈的轟炸，這也顯示了空襲作戰的局限性。我們直到戰爭後期才吸取了這個教訓。 在那幾個星期中，我本人也頻繁飛行在波蘭戰場的上空，也曾多次飛過受到戰鬥機和高射炮嚴密保護的華沙城。我可以驕傲地說，我們的空軍小伙子們都嚴格遵守了命令，儘量把空襲範圍限定在重點軍事目標上。當然由於散布規律，轟炸仍不可避免地波及了目標附近的一些民房。我經常在俯衝轟炸機中隊空襲華沙返航後探望他們，點評他們的表現並檢查飛機遭受防空炮火的毀損情況。其中有些飛機能夠回來簡直是個奇蹟，有的機身上布滿了彈孔，有的雙翼都折斷了，有的機底脫落，有的機身上開了個大洞，甚至有的控制裝置僅剩幾根細線吊著。非常感激寇本堡（Koppenberg）博士和他的工程師們，他們製造的如Ju-87等飛機直到1945年在蘇聯戰場上仍堪大用。 戰爭臨近尾聲的時候，我們再次集中兵力進攻華沙。在祖克爾托特（Zuckertort）將軍的重炮部隊的配合下，空軍司令部努力摧毀了所有抵抗，以圖儘快結束戰爭。我們協同作戰，在幾天內便達到了預期目標。9月27日，空軍司令部的任務主要是攻擊炮兵射程之外的目標或火炮毀傷效果不好的目標。聯軍指揮官布拉斯科維茨（Blaskowitz）理所當然地為此感到驕傲。1939年10月6日在一次總結會議上，希特勒稱炮兵部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我必須代表空軍指出，波蘭戰俘對於俯衝轟炸機的恐懼已深入骨髓，而且華沙城內的大量目標都是在空襲中被摧毀的，這些都可以證明空軍在這場勝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在後期巡視城市中更能直觀地了解到這一點。 在華沙城投降的那一天發生了一件事，讓我們可以簡單窺探希特勒的心理。他曾下令野戰廚房車準備伙食，在停機坪上開飯。而布拉斯科維茨則認為在這樣的時機應該舉辦一次大型宴會，於是就額外多搬了一些桌子和長凳擺放到機庫里，桌子上還鋪了紙桌布並裝點了鮮花。結果希特勒大發雷霆。他斥責馮·布拉斯科維茨在試圖讓他改變主意，然後沒有吃飯就離開了華沙，帶著他的副官飛回了柏林。事後證明，從那以後布拉斯科維茨便失去了信任。 當時我們認為蘇聯在戰爭結束時的介入毫無必要，更不用說隨後就發生了蘇聯戰鬥機向我部所屬飛機開火的軍事摩擦。要是單純體諒蘇聯人而忍氣吞聲，我們本已難以做到，而更讓我們惱怒的是，蘇聯人幾乎毫無誠意，他們甚至向我們隱瞞至關重要的天氣預報。在這次聯合作戰中，這便是兩國臨時組合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經過幾周的戰爭，波蘭人已經徹底失敗，整個國家都已陷落並處於軍事管制之中。這場戰爭證明了，至少在空中戰略方面我們是正確的。然而，我們的數次危機和失敗也顯示了我們還需要做出更大的提升才能在將來戰勝更加強大的敵人。 陸軍部隊時刻需要來自空中的支援，這就意味著我們要有更加密切的配合以及執行更多近距支援任務，尤其是對於俯衝轟炸機、戰鬥機和驅逐機編隊而言。當然我們也需要更多的轟炸機，並由此對生產數量和訓練質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總體來說，所有新型飛機，如He-126、Do-17、Me-110、Ju-87、He-111、Ju-88、Do-18、He-115、Ar-196（後3種為水上飛機）等，都經受住了戰爭的考驗。但是，即使速度最快的飛機也還是顯得太慢了，有效射程和武器配備也不夠多，裝彈數量也太少，這些都向技術人員們提出了更新更迫切的要求。 高射炮部隊獲得的表現機會不多，但是它們參加了協防炮兵部隊的作戰行動，充分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並在地面戰鬥中獲得了一致認可。隨著受重視程度的提高，現在要對它們進行擴編，還要把它們混編進更大規模的部隊中進行協同作戰。 在帝國總理府邸（Reichs Chancellery），我和其他幾位部隊總司令一起獲得了騎士鐵十字勳章（Knight’s Cross of the Iron Cross），並由希特勒親自頒發。我認為這是對第1航空隊所有空地人員的卓越表現進行的褒獎。我想我可以不帶任何誇大或貶損地說，對於陸軍和海軍的行動，如果沒有空軍作戰，就無法實施閃電戰，而且我們的傷亡將數以倍計地增加。我也可以用名譽擔保，就我所見，我們德國人在整場戰爭中都體現了騎士精神，甚至也盡我們所能保持著人道主義精神。 我在這場戰爭中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和注意力，對於發生的其他歷史事件只是略有了解。例如英國和法國註定要做出的宣戰，這些事件並沒有立刻吸引我的關注。我全身心地致力於快速結束波蘭戰役，其他這些事件只會讓我的意志更加堅決。我利用一切時機告訴我的官兵們，只有我們在東線快速摧毀波蘭的抵抗，才能把急需的兵力派往西線，這才是我們對西線同志們最有意義的支援。 我離開波蘭戰役最後一個總指揮部所在地柯尼斯堡（Königsberg，今加里寧格勒），飛過第一個總部駐地亨寧斯霍爾姆，回到柏林與家人團聚。家裡幸福溫馨的氛圍，終於讓我緊繃的身心都放鬆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