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六章 在柏林擔任第1航空隊司令

1937—1938年任職於駐德勒斯登空軍第3軍區司令；完成建設西里西亞機場；評估捷克的「馬其諾防線」；1938年春擔任駐柏林第1航空隊司令；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勒斯登的社交生活。 自1937年中期至1938年9月底，我擔任駐德勒斯登空軍第3軍區司令，轄區包括西里西亞（Silesia）、薩克森州（Saxony）和德國中部地區。自1938年10月1日起，我出任駐柏林第1航空隊參謀長，負責德國東部地區的防衛工作。這一地區的西線為易北河（Elbe），南部為圖林根森林（Thuringian Forest）和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的邊境線。東普魯士就在該防區內。另外，此地的沿海基地和島嶼基地以及海軍航空兵編隊都由海軍航空兵第6軍區管轄，後者則直屬於航空部。 如此來看，我所負責的邊境防區，在我履新之後的數月內，政治局勢都將開始變得緊張。在1937年6月離開柏林之前，我首先向希特勒進行了報告。後受邀與馮·布勞希奇（von Brauchitsch）將軍共進午餐，他受任指揮駐萊比錫（Leipzig）的集團軍群。但無論是與希特勒的見面還是在午餐談話中，我都沒有得到任何關於針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或波蘭的政治或軍事行動的消息。 我最大的心愿是讓年輕的空軍成長壯大，最終能夠與陸軍和海軍不相上下，但當時這對我來說似乎還遙不可及。儘管我的軍事職業生涯大都花費在參謀工作和部門辦公等方面，但我內心還是嚮往野戰團那樣的工作環境。當我在如山的文件堆里「艱難跋涉」時，我總會尋找機會與別人交流一會兒，這樣能給我的辦公室工作帶來一縷陽光。從某種程度來看，我想我現在做到了。 現在我終於有機會將我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工作中。我是懷著興高采烈的心態鑽進Ju-52的機艙。飛機由我的駕駛員兼曾經的飛行教練策爾曼（Zellmann）駕駛，與護航戰鬥機組成三機編隊，從柏林附近的斯塔肯（Staaken）飛往德勒斯登。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會見我的下屬軍官和士兵們，聆聽他們的意願和抱怨，並向他們解釋我對共同科目的看法。這需要占用大量的時間，同時會把辦公室工作擠壓到最少。我可以放心地把那些工作交給我勤勉能幹的參謀長斯派達爾（Speidel）。我重點關注的是空戰指揮軍官的訓練和與陸軍聯合作戰中空軍兵種的運用。在所有的大規模拉練和演習中，包括在波羅的海（Baltic）沿岸的高射炮實彈射擊以及投彈演習等，我都毫無例外地出席，進行學習或者指導。我很高興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又不至於仿效我曾經的一位準將。他曾經有一次在射擊場上，教育一名部隊軍官如何以正確的方式完成他的射擊科目。次日，在他又進行批評的時候，這位軍官反駁了他的冷嘲熱諷，說：「我就是按照昨天您告訴我的方法來做的。」隨即這位軍官卻受到了這樣的指責：「上尉，你是不想讓我學習了嗎？」 當一個新型兵種還處於發展階段時，所有人都必須齊心協力。我們要學會傾聽士兵們的想法，仔細加以思考，並肯定其中的優點，因為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使最終結果經受住仔細的審查和嚴格的考驗。德國空軍就是這樣逐步走向成熟。儘管他們在首場戰役（即波蘭戰役）中還略顯稚嫩，但已足以獨當一面。 空軍是一個攻擊型軍兵種，因為能想像到的空戰形式只有攻擊。根據這個理論，除了防禦空襲外，德國空軍必須做好充分準備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縱深進行戰鬥穿插，並把我們的作戰機場向前推至邊境附近。在1937年夏季，我所面臨的任務是在巴伐利亞—西里西亞邊境和西里西亞—捷克邊境之間進行勘察，新建一座空軍基地進行近距離作戰，同時修建數座機場並配備必需的住房、技術設施、高射炮防空陣地和相應補給。當西里西亞機場在勘察和完工之後即會被用於針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戰行動。考慮到西里西亞的狹長縱深，我們還可以在必要的時候把它們用於針對波蘭的行動。持續數日的戰鬥演習增強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有能力完成賦予我們的任何任務。 我們都明白我們還處於摸索學習階段，任何打擊甚至是一場戰鬥都可能使我們遭受重大挫折或是阻斷我們的發展。戈林和希特勒也都很清楚這一點。在1938年5月，當接到命令準備進軍捷克斯洛伐克時，我和戈林都在思考，如果德國政府獲得來自軍方的支持越強大越堅定，就越有可能出現政治解決的情況。希特勒就以一種我們軍人所不熟悉的方式，向我們的敵人展示了德國國防軍的強大實力。儘管我個人認為有些不妥，但是我們所有部隊都認為應該要努力達成上述目標。根據我所獲得的照片判斷，我並不認為捷克邊境的防禦工事稱得上第二個「馬其諾防線」（Maginot Line）。我絲毫不懷疑我們的陸軍可以在進攻中一舉拿下對方陣地，他們可以用空軍的8.8厘米高射炮來射擊他們的穿甲彈或破障彈，以此鋪平道路。為了消除陸軍的猶豫和疑慮，我們會將空降部隊投送到邊境線之後的雅傑恩多夫（Jägerndorf）地區，從後方打開蘇台德區（Sudeten）的防線。一旦捷軍指揮部得知自己同時受到來自北面、西面和南面的攻擊，這必將給它及其部隊帶來癱瘓性影響，並因此極大鼓舞我們的士氣。在8月的時候，我把作戰指揮部移至位於勞西茨（Lausitz）地區的森夫滕貝格（Senftenberg），以更靠近我的部隊。 1938年10月29日在慕尼黑召開的四方會議的結果最終讓我長舒了一口氣，這將使雙方都免於遭受沉重的損失。捷克邊境的防禦工事的火力和縱深都沒有達到情報中要給我們的程度，它們可以輕易地被8.8厘米高射炮的炮火所摧毀。 空軍部隊的戰略集結表明德國空軍的思路是正確的，但是各部隊的實力和技術現狀還存在不足，我們在邊境的空軍基地也需要徹底的翻修。由斯圖登特將軍指揮第7空降師的一次作戰演習顯示，空降行動在戰術和技術上是可行的，並有助於打開新局面。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說，我們才剛剛起步。 在1938年春季，我受命出任駐柏林第1航空隊司令。雖然我在德勒斯登過得很快樂，但我同樣樂於回到首都。在德勒斯登我可以更加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而不會坐以待斃，但是在柏林，我只是希望在我更重要的新任職權範圍內保留住一定的獨立性。我的工作主要包括： 整合空軍和高射炮兵為一支協調一致、靈活機動、有全局意識的部隊，再納編一支現代化通信部隊； 對飛行部隊進行教導，宣講作戰基本原理和空地支援理論； 落實空襲防禦理念，提高民眾對空襲防禦的意識； 最後，在前線附近部署地面部隊。 現在再回顧起當年建設之功，依然心潮澎湃。空軍所取得的每一點進步都有目共睹，它正在朝著完善和備戰前進。我記得首次在萊比錫和德國中部地區舉行空襲防禦演習，這些演習對我們掌握如何提高民眾空襲防禦能力以及如何使用防空炮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電子定位儀器的研發正在進行中，基礎研究也已經結束，成效喜人。 關於在第三帝國和平時期的德軍生活，我再補充幾句。作為駐德勒斯登部隊的總指揮官，我的社交圈子只限於軍隊人員，尤其是空軍內部。私人宴請的規模不大，一般在各部隊自己的食堂內輪流進行。無論是在富麗堂皇的空軍學院食堂里，還是在空軍通信部隊的宴會上，已婚的老傢伙們和年輕的小伙子們都會無拘無束地打成一片。我們極少在費用高昂的貝爾維尤酒店（Bellevue Hotel）或高檔酒吧進行聚會。在周日或假期中，我們經常去城市周邊的美麗鄉村踏青遊覽。因為我們經常要執行任務或外出旅行，所以我們與當地民眾的社交和聚會就不可避免地變得稀少。在我印象里，聚會人員並沒有向我提出過任何不同意見。 作為一個在通貨膨脹中喪失了財產，又在所有股票證券投機和交易中大敗而歸併由此一蹶不振的人，單憑微薄的薪水，我實在是無力承擔起舉辦宴會的花費。但是我加強同事及其家人們彼此交流的努力，最終讓我們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融洽，這一點我在1945年的誹謗案中體會頗深。 此外，除了與元首、帝國元帥和各位國務大臣的定期會晤，我也要出席在首都舉辦的其他政治活動，所有這些都讓我不堪其擾。在航空俱樂部與外國武官和空軍同行們溝通交流，是我的分內之事。我還要安排時間出席軍界和科技界的聚會或者到劇院看演出。總之，對於一位業務繁忙的軍人來說，真希望所有這些煩擾統統消失。我不得不每天午夜之後才能上床休息，這嚴重影響了我的身體健康；而且我要頻繁出席各種公眾場合；此外，我還必須掌握所有情況，承擔所有責任，並要在下屬面前表現得完美無瑕。 在1939年初，我們突然從冬季平和的戰備訓練中被緊急召回，轉而開始準備可能針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行動。我們沒有時間思考我們的干涉行動是否正當或者必要，而那些跡象和謠言都在令人瞠目結舌地變成現實。戈林告訴我，正如指揮官最擔心的那樣，是捷克人的侵犯行為導致了當前形勢的動盪不安，但是還有希望能兵不血刃地把局面控制住。這一次我們的戰略集結依然要嚴格保持絕密，確保政治解決的實施。 舉個保守秘密的例子。在發動入侵的前夜，我和我的妻子受邀參加一個設於加圖空軍學院（Gatow Air Academy）的小型聚會，主辦者是奧托·馮·施蒂爾普納格爾（Otto von Stülpnagel）將軍。他在戰後被羈押於巴黎的監獄，後在獄中自殺。我們像往常一樣在半夜11點多的時候告辭。對於次日即將發動的軍事行動，我沒有向在場任何一個人給出哪怕一丁點的暗示。因此當第二天早晨收音機報道第1航空隊已在其指揮官的領導下啟程開往布拉格（Prague），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驚。那次報道並不十分準確，因為根據夜間與哈查（Hacha）總統的會談，我們這次的入侵行動已變成了一次和平進駐。 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我經常往返於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內其他幾個駐紮第1航空隊的城市。接管各個機場的行動非常順利，其實也不存在什麼接管問題，因為捷克空軍自己主動解散了。現場發現的裝備都殘破不全或質量低劣，僅存的幾架飛機也無法開動。 對於後續事態的惡化，我感到既驚訝又擔心，似乎慕尼黑四方會談所達成的解決方案並沒有生效。更讓我難以理解的是，這個方案顯然會造成更大的摩擦，甚至可能由此引發戰爭。我們都認為這次入侵行為最初是由捷克人挑起來的，這個事實並不是虛假宣傳的結果。我們甚至認為這次事件有可能是經過精心策劃，目的是讓西方列強找一個藉口可以介入，從而能為捷克帶來復興。 我們根本不相信哈查是被迫簽署條約的。作為軍人，我們很高興兼併捷克斯洛伐克沒有產生惡劣的影響，並且驚喜地發現我們的邊境安全也得到了強化。在這段時期之前、之中和之後，波蘭人都與我們開展了善意的合作，這意味著波德兩國的分歧將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得以妥善解決。坦率地說，我們軍方對於波蘭人再次抱怨入侵行為深感遺憾。 儘管國防軍已經為任何可能都做好了準備，但事實上的當權者，尤其是戈林，仍在努力避免戰爭。相關個別措施在紐倫堡審判中都進行了充分翔實的闡述。作為一個經歷過那段緊張時期的邊緣人物，我必須要討伐一個人，即馮·里賓特洛甫（von Ribbentrop），是他不負責任地向希特勒提出了建議。我記得在戈林專列上發生過一件事，可以很好地說明當時的情況。那天我和戈林正在維爾德公園（Wildpark）車站等待「和平還是戰爭」的決定。很快希特勒的決定傳來，即9月1日是決戰的日子。戈林收到這個消息後立即狂躁不已地給馮·里賓特洛甫打去了電話。他在電話中咆哮道：「現在你終於得到了你想要的！戰爭！都是你的錯！」說完就怒氣沖沖地掛掉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