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三章 轉型空軍

1932年任職於駐德勒斯登第4炮兵團團部；1933年10月1日調至航空部；1935—1937年參加德國政治擴張；羅姆和弗里奇事件；干涉西班牙內戰。 1931—1933年，我在德勒斯登工作，其後他們想把我調回柏林。我在團里工作的時候很快樂，我的家人也和我一樣熱愛著駐地城市。我一點都不想應召調回國防部，但同時我已晉升為上校軍銜，我個人也期待有些改變，當然這並不包括調至還處於萌芽狀態的空軍工作。 那是在1933年9月的一天，施通普夫（Stumpff）上校在一次軍事演習的跨晝夜訓練中找到我。他通知我有新的工作安排，在即將成立的航空部行政管理局任局長，這讓我稍感興趣，但是我並未表態。我想繼續留在陸軍，並建議航空兵也就是後來空軍的行政管理事務應該由陸軍管理。這件事情在當晚得到了解決。那天的晚餐質量很糟糕，但是招待的卻是包括外國武官和陸軍統帥部部長在內的貴賓。席間中將馮·哈默斯坦男爵（Freiherr von Hammerstein）與我進行了如下談話： 「施通普夫把你未來的工作安排告訴你了嗎？」 「是的。」 「哦，你是否滿意？」 我說「不」，然後開始進一步解釋我的原因，這時他簡明扼要地打斷了我：「你是一名軍人，要服從命令。」 因為軍隊紀律的強硬性而怨天尤人，是沒有絲毫用處的，我還是於1933年10月1日從陸軍退役，然後開始擔任航空軍需部主管這個文員職務，這個部門後來發展成為帝國航空部。 我在此任上的時候，見證了1935年3月16日德軍恢復平等地位的時刻以及1936年3月7日重新占領非軍事區的行動。前者是我們長久以來魂牽夢縈的追求。對於我們來說，這似乎是對我們單邊履行《凡爾賽條約》這個不公正事實的一種矯正。關於我們開進中立區的第一手消息，我是在當天上午收到的。純粹從軍事角度來看，我所得知的情況只可稱為「什麼也不算」。僅僅幾個營與幾架偵察機和戰鬥機進去走了一圈的行為，似乎更像是表明一種姿態。人們只能推測政客們確定它是成功的，並希望當初留下這個爛攤子的協約國能夠認可這一步為既成事實。 正如上文所述，魏瑪共和國的軍官團曾受過精心訓練，免受意識形態的影響。我們軍事和政治在初級層面上很少交叉，這一點是極其成功的，偶有例外也只會反證這個規律。而且在魏瑪民主政治下的辦事方式經常令人不快，進一步加劇了這種隔閡。在民族社會主義的發展初期，我們高級軍官也同樣迴避政治，這是正確的。我們只遵守一條指導方針，就是「軍人誓言（military oath）」，而不會倒向左翼或者右翼。評論家們會發現，無論在德意志帝國還是在魏瑪共和國，都很難找出一個軍人走入歧途的例子，因為任何試圖退出這個無政治圈子的行為都被認為是一種恥辱。 這曾經是無論老兵還是新兵都要接受的訓練。但後來我們被調至空軍，這支部隊很快就成了德國國防軍中公認的民族社會主義分子的大本營。 空軍官兵與德國國防軍其他人員一樣都要發誓效忠元首（Führer）。他們認為自己要受到誓言的嚴格約束（難道誓言還有其他意義嗎），並且會忠實地執行。空軍總司令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ering）曾經是一位飛行員和民族社會主義者，他的性格好大喜功，後來晉升為「帝國元帥」。儘管他的要求很多，但他也為航空部的將軍們贏得了很大程度的行動自由並保護我們免受政客們的干擾。在我漫長的軍事職業生涯中，我從未像在航空部行政管理局局長、空軍總參謀長以及自1933年以來空軍組建時期的指揮官職位上那樣超然於外界的喧囂。 作為空軍，我們受益於總司令巨大人格魅力的保護，在各類社交圈子中都備受青睞，這其中就包括民族社會主義黨。 我們曾與所有來自軍隊、政府和黨內的傑出代表一起受邀作為元首的貴賓，參加紐倫堡節慶晚會和紀念農民的戈斯拉爾豐收節（Goslar Harvest Festival）等。我們也曾出席戰爭死難者紀念儀式、希特勒誕辰遊行、招待外國貴賓的宴會以及德國國防軍的所有重大活動。我承認我的所見所聞大都讓我印象深刻，我也很讚賞他們這個卓越穩健的黨派。 忘掉不開心的事並不難。當然我所融入的圈子並沒有什麼非常出格的表現，所以我也無從批評。談論戈林的窮奢極欲可能有些爭議，雖然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即使我們沒有在通常情況下默認他的這種嗜好，也沒有辦法要求他承擔責任。因為如果我們問及這個問題，他會說錢是來自商人們的自願捐助或者希特勒的私人腰包。例如，數年之後我曾聽說那些昂貴優雅的生日禮物其實是由戈林身邊的人精心策劃的安排。總之，對於這一切我只是一個旁觀者，因為當時我對柏林的迎來送往不感興趣。而且有一天，戈林親口對我說，他會在日後將他的藝術收藏捐獻給帝國開設一個藝術博物館，就像他曾捐獻慕尼黑的沙克美術館（Schack gallery）一樣，這句話打消了我的疑慮。作為一個弗蘭肯人，我對歷代巴伐利亞國王酷愛藝術的歷史很熟悉，這也有助於我理解戈林所說的米西納斯（Maecenas）式的捐獻行為。 沒有哪位政治領導人試圖把我們拉攏到民族社會主義黨的行列中。對於他們來說，軍隊能派上用場，這就夠了。既然我們已經宣誓效忠，那就可以充分地信任。戈林很清楚，如果我們能夠避開所有政治影響，我們就只能處理他安排給我們的工作。對於任何涉及這一方面的重要事項，他都要親力親為。至於我們空軍需要整體出面還是個體出面的問題，他通常先把問題交給國務秘書米爾希（Milch），後者會從最高執行層面認真研究我們的意見。這種方式避免了許多錯誤的決策，並增強了我們對戈林和希特勒的信心。有個令人驚訝的事實是，政治事件並不會向我們航空部的將軍們傳達（除了1945年我本人要參加的談判以外），而空軍各級指揮官和整個空軍部隊則更是被蒙在鼓裡。和德國其他地方一樣，我們這裡也經常謠言盛行。我們對政治騷亂時期的謠言不以為意，這種態度無可指摘，除非指責的人從未接觸過那種不擇手段以製造恐慌的謠言工廠。回顧過去，我驚奇地發現我聽過的謠言非常之少，或許是因為我來自屬於「民族社會主義黨」的空軍並且和戈林關係密切，那些流言蜚語也對我避而遠之。 我和我的同事只看表面就會全盤接受所有官方消息的行為是否太天真了？是的。但是我們是經過嚴格訓練的軍人，要求絲毫不打折扣地遵守官方報告，因此我們容易相信來自上級的內容。我也沒有理由更改我的想法，尤其是戈林總是用一種非常坦誠和自然的態度來對待他所犯的錯誤，這讓人感到他對自己的疏忽同樣坦率。 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種態度。如1934年的羅姆（Röhm）事件，當時空軍還只是跟在後面跑龍套： 我在總參謀部那裡認識了衝鋒隊隊長羅姆。軍隊與衝鋒隊之間關係不和，大家都說是因為羅姆貪得無厭。他與希特勒之間的友誼逐漸惡化，最終變成公開的敵對，甚至在我看來，一場針對軍隊和元首的政變似乎早就埋下了伏筆。在政變發生的那幾天，我正飛往德國南部，主要依靠報紙和廣播獲取消息。我對謠言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但隨後希特勒在國家大劇院向黨內、政府和軍隊的高層人士做了詳細報告。曾有謠言說戈林藉助於政變的機會清洗敵人和對手，但以我對戈林多年的了解，我並不相信這些話。戈林的性格存在兩面性：他既體貼周到、敏感細緻，又殘忍野蠻、冷酷無情。他在激動情緒下會變得野蠻殘暴，但很快就像退潮一樣冷靜下來，而下一秒又會變得親切和藹，並且他的善心也常常讓他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補償之舉。 再如1938年的弗里奇（Fritsch）事件： 面對大量秘密被披露出來，很難對我們當時的想法進行概括。儘管我與馮·弗里奇密切共事的時間已過去多年，但他一直是我以及其他所有出身自陸軍的空軍軍官所欽佩的榜樣，尤其是他的立身處世和軍人操守。出於這個原因，我總是不屑於相信關於他道德敗壞的謠言，暗自期待謠言自破，只是惡意詆毀罷了；或者能夠撥亂反正，恢復他的名譽。後來我們空軍軍官也受到了謠言的誹謗，甚至有些謠言本身都自相矛盾。我想希特勒或戈林不可能坐視這位德高望重的軍官受到如此難以忍受的惡意羞辱。戈林後來告訴我，他已經成功揭開告密者的真面目並為之欣喜若狂——我可以從他的眼睛中讀出這種心滿意足——這時的我百分之百確定戈林的雙手是乾淨的。我想希特勒也是如此。他授命軍事法庭主席、炮兵將軍海茨（Heitz），在陸軍和空軍的總司令們的面前宣讀了軍事榮譽法庭的判決書。這其中發生了一系列離奇的偶然事件，但最終還是證明了這位陸軍總司令是無罪的。我和多數同僚原本都希望看到馮·弗里奇官復原職並恢復名譽。我猜想不出希特勒為什麼沒有這麼做，但可能存在一個原因，即他曾試圖消弭弗里奇的對立情緒，但最終破冰失敗。這種冷淡的關係使得馮·弗里奇與希特勒之間開展基本的工作合作都變得十分困難。前者是位典型的普魯士軍官，自幼耳濡目染，偏執於帝國軍隊的古老傳統；而後者既不能掩飾他的奧地利血統，又不能無視造成他們隔閡的種族差異。 在1939年馮·弗里奇的死訊傳到希特勒那裡的時候，我和他正在華沙（Warsaw）城下。他的滿臉倦容讓我震驚。他慢慢登上觀察所的長長台階，表情沉重嚴肅，步履蹣跚，每走幾步都要停一下。 在那個時候，是什麼想法可能觸動他了呢？ 無論我們對政治事件的漠然態度是對還是錯，我們都沒必要為這些事傷腦筋。戈林獨攬了代表我們去干預政治事件的權利，這也有利於我們開展工作。回顧過去，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政治事件的漠然態度是錯誤的，尤其是我作為航空部主管期間，我必須接受批評，認錯悔過。儘管如此，即使實際中採取了另一種態度，可能也不會帶來什麼不同。1936—1937年，我擔任總參謀長，雖然職權範圍也涉及政治問題，但我的這種態度也並未產生什麼特別的麻煩。當年十分平靜，只有一件事例外，就是我們採取行動支持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政權。 在1936年7月的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們收到了一份報告，發出者是一位住在國外的德國人，他同時也是納粹海外分部的成員，報告的內容是佛朗哥的需求以及希特勒從拜羅伊特發出的指示。這讓我十分頭疼。德國空軍剛剛組建了第一批司令部，還處於編隊訓練的初期階段。少數已經成形的編隊，如戰鬥機編隊，裝備的是我們自己生產的首批作戰飛機——阿拉多（Arado）戰鬥機。轟炸機中隊裝備的是容克斯Ju-52，儘管它們已經可以進行高強度訓練，但是還不能指望它們參加實戰。偵察機部隊的情況可能介於兩者之間，其最新型號正在進行測試。在8.8厘米高射炮方面，我們擁有一款非常優秀的火炮系統。在參與干涉行動中，人員安排還不算困難。我們有優秀的人力資源，他們熱情飽滿，值得讚賞。但是激情並不能取代戰鬥編隊飛行訓練。此外，關於西班牙戰區的行動方案划走了我們最頂尖的資源，這給本土指揮部的訓練工作帶來了破壞。 另外，從行動中獲得的戰術和技術經驗卻是非常寶貴的，例如從柏林經羅馬（Rome）至西班牙進行的遠距離轉場飛行訓練。梅塞施密特Me-109戰鬥機的卓越性能也開始逐漸顯現出來，使我們在戰鬥機方面長期處於優勢地位。而Ju-87俯衝轟炸機的戰場試驗也吸引了人們對這款飛機的重視，它在1942年前一直是我們一件具有決定意義的武器。最後，使用8.8厘米火炮打擊空中目標和地面目標的實踐經驗，促使我們不斷提高它們的戰術運用，並將其發展成為建制單位。 我們在國內卻因此而面對著各種各樣的困難，例如前線對人員和技術裝備的需求直接影響我們的訓練計劃。但是我們還是渡過了難關，這是參謀、部隊、工廠和民用航空運輸部門通力協作所取得的成績，他們應共同分享這份殊榮。不過施佩勒（Sperrle）元帥及其繼任者馮·里希特霍芬（von Richthofen）和福爾克曼（Volkmann）可能會認為佛朗哥行動的勝利只是空軍和陸軍特遣隊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