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二章 在魏瑪防衛軍中的光輝歲月

在柏林總參謀部任參謀軍官；來自馮·澤克特的培養；參與德軍的復興；擔任魏瑪防衛軍裁減委員會委員。 我在柏林度過的時光讓我受益良多。最初我並不想來這兒，但是我必須承認，它在隨後的幾年裡逐漸吸引了我，並最終成為我心中的至愛之地。因為我曾經身陷囹圄，所以我在這次調任之後，對柏林那幾年受到的悲慘待遇感同身受，這一點毋庸贅言。我熱愛柏林以及這裡的人民，他們在工作中始終保持著開朗、幹練、率真和熱情的態度。我時常在清晨拿出一個小時漫步在波茨坦廣場（Potsdamerplatz）的一角，從這個有利的位置可以敏銳地感受到這座城市甦醒時的脈動，靜靜地觀察人群從汽車站和火車站中進進出出。然而，當我在1923年那些糟糕的日子中從蘭克維茨（Lankwitz）步行前往班德勒街（Bendlerstrasse）時，卻是另外一種感受。或許是因為當時我只是一名誠實但卻因此幾乎一無所有的上尉，我在戰後失去了財產，而且部隊的薪水也低得可憐。我身著便服，與我的妻子在泥濘中走上一個半小時，前往修道院劇院查看牆外張貼的「招聘廣告」，然後再原路返回。不過我們甘之如飴，因為我們享受著周日前往馬克州（Mark，今布蘭登堡）的短途旅行。像我這樣的南方人會把馬克州想像成什麼樣子呢？我鍾情於那裡的湖泊、森林和人民，甚至擁堵的清晨和落雨的夜晚，都成為我快樂的源泉——這種無憂無慮的愜意，滌盪了在我心頭縈繞的軍中難題。 從職業角度講，在柏林工作的這幾年對我來說也是種學習，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經常在我房間舉行的辯論會。馮·澤克特（von Seeckt）中將也會經常出席，他善於聆聽，然後做出總結，每次都能一語中的。這真是參謀與領導相處的典範啊！而且，在其他地方我也無法深入了解政治狀況的內情，唯有在這裡才可以聆聽到馮·施萊歇（von Schleicher）將軍的富有智慧和思辨的講解。遺憾的是，在1932年的政治危機中他被推上了前台，以致無法繼續留在幕後潛移默化地施加其影響力。同樣，在其他地方我也無法對軍隊各部門中的問題進行細緻入微的研究，嘗試理解各部門的相輔相成和利害得失，在這裡可以幫助我認識整個魏瑪防衛軍。我從海軍技術人員和航空兵專家那裡開闊了視野，逐漸形成了整合海軍和陸軍並組建新的德國國防軍（Wehrmacht）的想法。 從1924年至1925年，我與陸軍組織部普勞少校（Preu）合作撰寫了第一本關於組建德國國防軍總參謀部（Wehrmacht General Staff）的備忘錄，此時我先前與軍隊中央辦公室的密切接觸就有了用武之地，彼時的經歷註定成為我整個職業生涯的轉折點。當一個人身居其位時，就要做好準備，他的言行舉止將成為眾矢之的。 魏瑪防衛軍的工作作風紮實勤懇，受一種團隊士氣的鼓舞，我們都在加快工作節奏，提高完成效率。我們作為無黨派人士，游離於各個政黨之外，並受到了馮·澤克特的精心培訓，成為免疫左翼或右翼思想毒害的戰士。我們的存在和言行還確保了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沒有因為國內危機而發生流血事件。 德國國防軍的非政治性質使其不經意間成為各屆民選政府的政治支柱。關於士兵和指揮官是否參與政治的問題，後文再述。目前要做的，只是有必要說明一下例外情況，如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的烏爾姆（Ulm）事件和慕尼黑事件就應得到強烈的譴責，並且在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出現的最初幾年中，我們軍人對其絲毫不予贊同。至於1933年我在德勒斯登所目睹的事情，在一位正派的公民眼中，只能不斷提醒自己如果爆發血腥的革命，事態會更加惡劣，才能夠稍加接受。 在1933年以前，我都在避免與這個黨發生任何個人接觸。他們在街道和遊行中的言行舉止讓我厭惡。我記得同年在德勒斯登的一次軍官會議上，帝國國防部部長馮·布隆貝格（von Blomberg）將軍以一種牽強附會卻不容回絕的演講，辯稱魏瑪防衛軍將效忠於民族社會主義政府。直到1933年10月底，我出任航空部執行總管，這時才可以深刻領會我們這個政體的按部就班，有條不紊，這逐漸改善了我對它的印象。關於這一點，我會擇機再述。 由於魏瑪防衛軍在人數方面的限制，最高統帥部承擔著一些特殊的責任。作為國家政權的保護屏障，它在傳統上是超然於國際事務的，這也使得它可以遠離公眾，避開喧囂，擁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來完成下一項重大任務，即把魏瑪防衛軍嘗試打造成一支精英型軍隊。作為一名職業軍官，我當時已於1922年借調至國防部工作，著手處理與陸軍和平委員會相關的幾乎所有問題，並通過眾多事例認識到協約國軍事管控委員會只在乎儘快完成裁軍任務，而忽視了一個嚴峻的事實，那就是時間總會秋後算賬。協約國軍事管控委員會破產了，因為它在任務執行中完全不切實際。就此而言，每一個德國人，也包括協約國在內，都清楚只維持一支10萬人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因為其他各國都沒有按照《凡爾賽條約》進行裁軍。我們軍人不接受單邊執行這個條約，並不是出於我們傳統的「軍國主義」，而是出於國家生存和地緣政治形勢的需要。這裡我要說明，當時在德國執政的是社會民主黨，後來社會民主黨與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他們認識到了有限恢復軍備的正義性，並開始努力支持魏瑪防衛軍的建設。 那麼，魏瑪防衛軍自己在忙什麼呢？作為當時的一名執行主管，我可以給出答案。國防部的智囊們正集中精力總結戰爭經驗，吸取在技術、組織和教育方面的教訓，並制定新的作戰、行政和技術方針。顯而易見，「預算」是重點考慮因素。首要目標是在簽訂和平協議之後，我們的技術發展能與協約國齊頭並進，並能在時機成熟的時候為德軍裝備現代化武器，從而實現復興。訓練中的兩個目的是：首先，初步建立多兵種協同作戰部隊；其次，以軍士和軍官為目標來訓練新兵。當時的政治環境迫使我們的行動被限制在「保衛德國」這個主要目標之下，因此，在東部前線和東普魯士（East Prussia）地區建立要塞並組建一支邊防部隊進行防禦就顯得迫在眉睫。另一項在進行的工作是通過訓練退役軍官、軍士和名額有限的短期志願兵，來填補魏瑪防衛軍中巨大的空缺。總之，我在魏瑪防衛軍中的工作經歷雖然短暫，但也足以顯示當時的部隊生活絕談不上「安逸」二字。 我把相當一部分工作時間花在了軍械部的重組上。通過整合製造和供應這兩個部門，解決了他們之前一直存在衝突的問題。以總參謀部對未來戰爭的指導意見為基礎，明確對武器裝備的基本要求，然後由軍械監察組下達命令，由試驗站進行建設，由軍械供應部進行訂購。這些技術部門直接與工廠打交道。然後，工廠製作的樣品將送到軍械部下屬的不同的試驗場，仔細測試其是否符合部隊的要求。如果測試通過，個別試驗單位會繼續在最嚴苛的作戰環境中對這件武器進行極限測試，所有暴露出來的問題隨後由供應單位解決。即使是外行人也能看出，從發出訂單到大規模裝備部隊的間隔時間將長達數年，對於一些重型武器如大炮等，甚至會長達六年至七年。舉例來說，一款新式大炮等到可以裝備部隊的時候，可能已經落伍過時了。從技術和財政方面看，這在和平時期是正確的工作方法，但是放在戰時狀態則應該捨棄。當然，違背現有體系會產生許多後果，而且通常也不會讓作戰部隊滿意。 在國防部核心崗位上工作的時候，我注意到辦公室戰爭正在愈演愈烈，甚至威脅到了魏瑪防衛軍的發展。我認為有必要採取一些措施，因此請求進行一次普查。我的請求得到了批准，但糟糕的是，我居然被任命為魏瑪防衛軍裁撤與精簡委員會的委員。儘管如此，我還是為自己制定了幾個目標，包括： 把軍人從辦公室工作中解放出來，以提高戰鬥力； 擴大授權範圍，減少上傳下達； 逐步建立並擴充一支能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骨幹隊伍。 我的工作成效得到了多方面的評價。儘管數以千計的崗位被裁撤，相關軍人也因此回歸部隊崗位，但是我很少關注強制性人員裁減，而是更在意在指揮和管理中呈現的新風貌。我經常聽到某些官員又雇用了新人，以此表達對我的蔑視，我總是笑而不語。 我在部隊的朋友們經常笑著對我說，我一定是裁減委員會中一個不尋常的委員，因為在航空部成立的時候，我也恰好破產了。我只能回答說，我在航空部行政管理部門工作的那幾年，如果之前沒有學過經濟學的基礎知識，可能就不需要那麼審慎地花錢了。帝國部長沙赫特（Schacht）曾對我說，空軍建設太費錢了，我承認他是對的。我告訴他，也許可以便宜一些，但是沒辦法更經濟了，因為建設和維護的成本都是經過精心核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