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一章 在巴伐利亞皇家陸軍和魏瑪防衛軍的服役經歷 （1904—1933年）

慕尼黑的早年生活；在巴伐利亞徒步炮兵部隊服役；1917年在俄國前線參與停戰談判；在巴伐利亞第2軍和第3軍任參謀；1918年參與復員遣散工作，參與組建安全部隊和自由軍團；1922年10月1日調至柏林國防部。 我並非出身於軍人世家。我的祖先曾在今天的下奧地利州（Lower Austria）境內建造了「凱塞林城」（Chezelrinch），以抵抗阿瓦爾人（Avars）和後來的匈牙利人（Hungarians）。1180年，烏斯卡勒斯·凱塞林騎士（Ritter Ouscalus Chezelrinch）首次使用了這個姓，從此凱塞林家族（Kesselrings）便一直以騎士、貴族和教士之名享譽德國南方，甚至跨境遠播法國阿爾薩斯（Alsace）和瑞士。自16世紀起，我的直系祖先遷居至下弗蘭肯地區（Lower Franconia），從事耕種、釀酒和葡萄種植。家族的一些成員也會選擇教師職業，例如我的父親擔任拜羅伊特市（Bayreuth）教育委員會委員，也屬此列。 我在少年時期與我的大家族共同生活在菲希特爾山脈（Fichtelgebirge）的文西德爾（Wunsiedel）。1904年，在從拜羅伊特古典中學畢業後，我未曾為謀職而費心，因為我想成為一名軍人。我感覺我天生就是一位軍人，如今回首，可以無愧地說，我的身心已全部奉獻給這個職業。因為我的父親不是軍官，所以我無法作為軍校學員參軍，而是以後備軍官（Fahnenjunker）的身份，被巴伐利亞第2徒步炮兵團指揮官徵召入伍，從此開啟了我的軍事職業生涯。我在該團一直服役到1915年，其間曾於1905—1906年在德國軍事學院（Military Academy）學習，後於1909—1910年在慕尼黑炮兵學校（Artillery School in Munich）進修。 該團駐紮在梅茨（Metz），這是一座堡壘式的要塞城市，對於一名雄心勃勃的年輕士兵來說，也是一個絕佳的訓練場所。這裡的武器裝備久經考驗，訓練十分艱苦。黑澤勒（Haeseler）元帥的精神以及緊靠前線的地理位置，都意味著作戰效率優先。此外，阿爾薩斯—洛林地區（Alsace-Lorraine）的人民與德國人具有種族上的親密性，這也強化了他們對德國統一的熱情。我們經常探訪普法戰爭的各個戰場，包括科龍貝—努伊利（Colombey-Nouilly）、馬斯拉圖爾（Mars-la-Tour）、格拉沃洛特（Gravelotte）、聖普里瓦（St.Privat）以及對面的色當（Sedan）。我們紀念先輩的犧牲，這種敬意絕非廉價的武力崇拜。 梅茨周邊同樣名勝眾多，景色誘人。誰會對摩澤爾（Moselle）山坡上的春花爛漫無動於衷？誰會忘卻在布龍沃（Bronvauxtal）和蒙沃（Monvauxtal）這些翠谷中漫步的愉悅？誰又會吝惜幾個法郎而不去盡享南錫（Nancy）和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的美麗？當我們向摩澤爾河畔帕尼（Pagny-sur-Moselle）的法國海關官員遞交通行文件過關時，他總會輕鬆地祝福我們：「玩得開心點！」同樣在我們原路返回時，他也會友好地打招呼：「嗨，玩得怎麼樣？」這種歐洲精神讓我們暢享其中。 然後所有這一切都在1911年戛然而止。即使單純無害的過境通行也要上報到柏林（Berlin）和巴黎（Paris），而兩國的外交部門都無法釐清狀況，結果那些被誤解的冒犯者往往落了個不愉快的下場。從此以後，要塞的警報時時長鳴，甚至有時會命令我的炮連迅速瞄向位於摩澤爾河畔阿爾斯（Ars-sur-Moselle）的王儲堡（Kronprinz fort）。要知道梅茨西線的各堡壘〔如洛林堡（Lothringen）、皇后堡（Kaiserin）、王儲堡、黑澤勒堡等〕距離相當之近，毫無疑問要追求速度至上。我們初級軍官們經常在一起討論，假如色當戰爭突然爆發，我們梅茨的守軍無法確保在被全殲之前消滅所有法軍。 在我參軍的1904年，巴伐利亞第2徒步炮兵團是一個要塞炮兵團。我們訓練操作各式火炮，既有3.7厘米轉膛炮，也有28厘米迫擊炮，但主要還是裝甲炮兵訓練，這符合我們戰爭動員的目標。我們要掌握精確射擊要領，包括遠程目標打擊，還要學會操作偵察、觀測和通信部隊裝備的新式玩意，甚至要訓練氣球觀測，這卻讓我樂此不疲。我最喜歡氣球飄流訓練，這要求忍住嘔吐反應，在狂風中駕駛一個系留氣球長達數小時，甚至進行越野飛行。很快我便切身體會到，做好這件事需要一個強健的胃。 該要塞炮兵部隊的組織定位是「戰場中的機動化重型炮兵部隊」，這一建軍思想來自德皇威廉二世（Emperor Wilhelm II）和要塞炮兵部隊總監察長馮·杜立茨（von Dulitz）。於是我首次獲得機會投身於一次重要的改革。這一改革的創舉必須歸功於我的上級領導，尤其是天才的巴伐利亞要塞炮兵旅指揮官馮·霍恩（Ritter von Höhn）將軍。但是，如果沒有全軍在1914年的通力合作，這一舉足輕重的新式重型炮兵部隊也無法得以組建。雖然戰爭已難以避免，但進行這一改革並不意味著戰火迫在眉睫。不過戰爭打斷了這一新式兵種在和平時期的正常發展，並從組織結構和心理準備兩方面縮短了必要的磨合期。 假如戰爭並未如期而至，重型炮兵部隊可能也會失去成為有關單位夢魘的機會。我記得在1914年這支部隊從洛林移防至比利時（Belgium）的時候，第6集團軍總司令聲稱：「現在戰爭的發展趨勢是運動戰，我們再也不需要重型炮兵了。」 此後我經常注意到這種出於本能反對任何創新的意見，人們還沒有解放思想，破除偏見。這也充分體現了「惰性力量」的強大，甚至可以影響一流的睿智之人。 巴伐利亞戰爭部（Bavarian Ministry of War）要求，後備軍官必須完成所有的入伍考核，而且與其他分配人員相比，還要在部隊或軍事院校完成一段較長時期的訓練，才能委以任命。我們要遵循普魯士傳統，參加德國軍事學院學習和相關的參謀培訓。在「一戰」前的巴伐利亞，要想成為一名參謀人員，也必須首先通過學院課程的學習。這種做法優劣參半，最後由於在戰爭中軍官匱乏，才得到了調整。不過，在後備軍官獲得任命之前進行長期訓練畢竟是有利無害的安排，因此在魏瑪防衛軍（Reichswehr）時期，這一培訓階段還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延長。 1914年7月發生在奧地利的慘案使我們團在格拉芬沃爾（Grafenwöhr）炮兵訓練場的後半程訓練蒙上了不尋常的戰爭陰影。在全國總動員的命令下達之前，國家首先發布了「戰爭即將來臨」的宣告，而這時我們各個炮連已經占據了梅茨西部前線的堡壘。在這幾天以及整個第一階段的動員時期，梅茨駐軍的裝備部署和人員調動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這也顯示了前期參謀工作的卓越成效。 我一直跟隨團部駐紮在洛林，直到1914年底的新年前夕，才調至第6集團軍出任巴伐利亞第1徒步炮兵團總指揮官的參謀副官，我們參謀團隊被整編進團部。從1916年至1917年底，我又調任巴伐利亞第3炮兵團總指揮官的參謀副官，並加入了他們的參謀團隊。 在我最後一次離任之後，我被調至總參謀部，在東部前線擔任巴伐利亞預備役第1師的參謀軍官，並作為代表參加了在多瑙河（Duna）上進行的當地停戰談判。我的對手是一位俄國參謀軍官，他的翻譯是一位來自醫護部隊的將軍。對方有兩件事讓我印象深刻：一是談判者對於塹壕戰的戰術問題有著超乎尋常的興趣；二是士兵委員會被指派來參加這場談判。我記得很清楚，他們乳臭未乾且愚不可及，卻又經常介入具體事務的討論，並為此揚揚自得，好像他們才是軍中的老大。我當時想，這種事絕不可能發生在德國軍隊中。然而還不到一年，我的想法就被顛覆了。1918年個別部隊在科隆（Cologne）的所作所為簡直是那些俄國革命者的翻版。還是拋掉這些糟糕的記憶吧！至少我們應該慶幸，我們在1945年的表現並非如此。 1918年我在位於法國里爾（Lille）的第6集團軍司令部擔任巴伐利亞第2軍和第3軍的參謀軍官，其間我與總司令、巴伐利亞王儲魯普雷希特（Rupprecht）殿下私交甚密。他經常設宴依次邀請我們，當然也善於引導席間的話題。無論涉及政治、藝術、地理、歷史還是治國方略，他都能侃侃而談。我們難以捉摸他對某些軍政事務是否認同，因為他總會巧妙地避開各種隱晦的言辭。在「二戰」期間，「消息圈子」里經常說我們在「二戰」中的表現比「一戰」顯得「更有頭腦」。這種說法似乎言過其實，但是據說我們的確在每一個重要的崗位上都部署了一名經驗豐富的軍人，他們都曾在「一戰」中出色完成了參謀軍官的初級培訓。相比1914年時的指揮官，這些軍人更加年富力強，與部隊的聯繫也更緊密，其中還有許多王室成員，雖然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腓特烈後裔」（Fredericks），但是他們的模範精神、人文素養和綜合能力都得到了廣泛認可。要想對總參謀部的軍官們進行評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帝國總參謀部軍官團曾在數據方面優勢明顯，並擁有更加統一的培訓體系。但是在1939年，總參謀部的軍官更像是直接持槍戰鬥的人——這種改良值得大書特書。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服從作戰指揮官的命令，這使得曾在「一戰」中畸形發展的二元型指揮不可能再次出現。指揮官要對其本人的判斷負責，當然隨著局勢的發展，也將對希特勒（Hitler）乃至盟軍法庭負責。而這並非說明指揮官與其參謀長的密切配合遭到破壞，或者總參謀長的獨立自主性受到限制等。 我在1918年曾想退役，但是我的總指揮官是個富有政治思想的人，他堅持讓我留下，並安排我參加巴伐利亞第3軍在紐倫堡（Nürnberg）地區的復員遣散工作。這項工作的負責人是一名政治代表，是一名年輕的律師，也是德國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 party）的黨員。那段時期對於我來說非常艱難，工作壓力甚至比戰爭年代還要沉重。除了復員遣散這一項工作，我還要參與組建新的安全部隊和自由軍團，並對它們在紐倫堡周邊以及在慕尼黑和德國中部地區的部署進行組織籌劃。工作本身讓我樂在其中，因為它為我了解當時的革命事件打開了獨特的視角，但同時我也曾在1919年初目睹了一群暴徒席捲杜特施赫倫（Deutschherrn）軍營指揮部後的狂虐行徑，讓人非常痛心。 更讓我悲憤難忍的則是我為之奮鬥的事業居然換來的是一紙逮捕令，上面宣稱我要為一起受社會主義分子影響的巴伐利亞第3軍軍部的暴亂負責。儘管我在1945年後的羈押期間多次受到有辱人格的待遇，但我仍毫不猶豫地將上述事件銘刻為我這一生最屈辱的時刻。 自1919年至1922年，我曾在安貝格（Amberg）、埃朗根（Erlangen）和紐倫堡擔任了三年半的炮兵連長，其間我與部隊官兵建立了密切的聯繫。當時正進行著大刀闊斧的改革，30萬人的軍隊將被裁減至20萬人，然後再降至10萬人，因此採取的措施是把我們這支適用於戰場作戰的大規模軍隊精簡為一支較小的和平時期軍隊，即精英型軍隊（Führertruppe）。但是，我的工作讓我學到了很多，並獲益匪淺，而我也很榮幸能將自己的綿薄之力奉獻給德意志的涅槃重生。 在1922年10月1日，我被借調至柏林國防部（Reidhswehr Ministry）工作，並被委以重任，擔任陸軍統帥部長的參謀長隸下的一級參謀軍官。從1922年至1929年，我都在這個崗位上工作，負責魏瑪防衛軍中各個部門的訓練、組織和技術等所有方面。我總是忙於經濟、行政、國內法與國際法等方面的問題，另外還要處理協約國軍事管控委員會（Interallied Military Control Commission）的問題。在工作中，我與部隊局（Truppenamt）聯繫密切，該局是總參謀部中央辦公室（Zentralstelle）的前身。因為我擁有曾在國防部和部隊團部工作的獨特經歷，我還另行擔任軍隊裁減委員會（Commission for Army Retrenchment）的委員。這是一項負責重組改編的工作，當我在1929年出任駐慕尼黑第7軍區指揮官後，它仍然占用了我相當一部分精力。 我在柏林國防部再次短暫工作一段時間之後，被調至駐德勒斯登（Dresden）的第4炮兵團又工作了兩年，並晉升為上校師長。隨後我在陸軍的服役生涯便走到了盡頭。在1933年10月1日，我正式從陸軍退役，轉而出任航空部行政管理局（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the Luftwaffe）局長，軍銜為空軍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