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故事 · 三十七

中國:東亞的偉大半島 中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它的邊境線全長8000英里,幾乎相當於地球的直徑,比整個歐洲大陸都大。 中國人占據了我們星球上總人口的1/5,當我們的祖先還在把臉塗抹成藍色,用石斧打野豬時,他們就已經懂得如何使用火藥,如何書寫。想要在寥寥幾張紙的篇幅里將這樣一個國家描述清楚是不可能的。我所能做的,只是給你一個速寫,勾勒一個輪廓。至於更多細節(如果感興趣的話),你可以在之後自己慢慢補足,因為單單有關中國的書籍就足以填滿兩三個圖書館。 和印度一樣,中國也是半島,只是並非三角形,而是一個半圓形的半島。除此之外,它與印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不同之處:這裡沒有熱心的高山將它與世界分開。恰恰相反,中國的山脈就像一隻手的五指,向著西方張開。就這樣,黃海岸邊肥沃的中華平原隨時向強悍的中亞來客敞開著大門。 為了解決這一不利條件,公元前3世紀(那會兒羅馬和迦太基正在爭奪地中海的控制權),中國皇帝修建了一道巨大的城牆,綿延1500英里,寬20英尺,高30多英尺,從遼東灣一直延伸到嘉峪關,就在戈壁沙漠邊緣的肅州[1]以西。 這道石頭屏障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令人肅然起敬。直到17世紀,它才倒在滿族人猛烈的進攻之下。儘管如此,一項軍事工程能夠矗立將近二十個世紀,這本身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如今修建的工事頂多十年就沒用了,只好花大價錢不斷維修翻新。 至於中國本身,如果不看蒙古、滿洲里(本章寫作時它似乎很快就要落到日本人手裡了)、西藏和新疆,剩下的部分就是一個巨大的圓,被南方的長江和北方的黃河分成了幾乎相等的三個部分。北部是北京的所在地,冬天很冷,夏天不算太熱,因此,人們以小米而非大米為主食。中部,有秦嶺山脈為它擋住南下的北風,氣候要溫暖得多,人口也稠密得多,人們吃大米,不知道小麥長什麼模樣,是什麼味道。第三部分就是中國南部了,那裡有溫暖的冬天和非常炎熱潮濕的夏季,一切熱帶作物都能生長。 中國北部又可以被分為兩個部分:西部山區和東部平原。西部山區是著名的黃土高原。黃土是一種非常好的土壤,呈發黃的灰色,滲透性非常好,以至於從天而降的雨水幾乎一落到地面就消失了,與此同時,河流和小溪在黃土地上刻出深深的溝壑,讓這個地區的旅行不比在西班牙更輕鬆。 東部平原瀕臨直隸灣[2],黃河帶來的泥沙正在如此迅速地將它填滿,因此,整個海灣不但無法通航,也沒有好的港口。再往北一點有另一條河,比黃河小得多,但就行船而言一樣毫無用處。那是白河[3],就像北京的芝加哥河,是一條巨大的排水渠,負責中國首都的污水排放。有鑒於中國眼下形勢的瞬息萬變,我只能說,北京作為天朝上國的首都已經九個世紀了,或者說,從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以來,北京就一直是首都。但我不確定,到這本書印刷出版時,它是否依然是中國的首都,又或者,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甚至淪為某個日本將軍臨時或永久的駐地。 中國的大河 不管怎麼說,它都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城市,經歷過無數起起伏伏。公元986年,它曾被韃靼人占領,改名南京,意思是「南方的都城」。12世紀,中國人重新奪回了它,但並不打算重新啟用它作為都城,而是將它變成了一個二等的省級中心,稱燕山府。半個世紀後,它再次被另一支韃靼人占領,這次的名字是中都,「中心之都」。又一個世紀過後,成吉思汗占領了北京,不過他拒絕為貪圖安逸遷到這裡居住,仍然一心要住在他那蒙古荒原腹地的帳篷里。他的繼承者,大名鼎鼎的忽必烈,卻不這麼想。後者重建了荒廢的北京城,將其改名燕京,或者說「偉大的皇城」,儘管那時候更為人所知的是它的蒙古名字汗八里,「大汗之城」[4]。 最終,這些韃靼人也被趕跑了,一位中國血統的皇帝登上了王座,那便是舉世聞名的明朝開國皇帝。燕京從此變成了北京,也就是「北方的皇城」。自此,北京一直就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同時它也遠離了外部世界,直到1860年一位歐洲使臣獲准以官方身份進入北京,這位使臣的父親曾經將額爾金大理石雕捐贈給大英博物館[5]。 這座城市在全盛時期必定曾無比強大。它的城牆足有60英尺厚,近50英尺高,其本身自帶的要塞——方塔和城門——就是堅實的防衛。城牆之內,這座城市就像中國的九連環一樣,容納著許多小城:一個套在城中的皇城,一個滿族人居住的城區,一個漢族人居住的城區,以及一個19世紀後出現的外國人城區[6]。 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以前,所有外國使臣都集中居住在滿漢城區之間的一個小方塊區域裡。圍攻事件之後,各國派出軍隊,重兵防守使館區。自然,北京還有許多宮殿和寺廟。但我更想談的是中國人與印度人的不同,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麼這兩個國家除了人口一樣多到無可救藥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印度人總是非常看重他們的神明,修建寺廟的時候,一定要盡這些日日汗流浹背的貧苦農民所能,花最多的錢,修到最大、最奢華、最金碧輝煌。「公共設施不費一文,侍奉神明何吝百萬」是婆羅門的宣言。而中國人頂著佛教徒的名頭,卻從街頭的販夫走卒到最有權勢的高官貴戚,無不受到一位務實英明的古老智者的影響,那就是孔夫子,他在公元6世紀下半葉[7]就已經將自己的信條灌輸給了大眾:關注日常生活,不要浪費時間空談來世。中國統治者的行事也完全符合孔夫子「要做有意義的實事」的觀點,他們會將大部分稅收用在改善公共設施、開鑿運河與灌溉水渠、修建長城、治理河道上,至於寺廟,只要確保不讓神明感覺被怠慢就好。 長城是月球上唯一能看到的人類手工搭建的建築 此外,由於古代中國人都具備驚人的藝術天賦,他們能以比恆河流域居民小得多的花費得到令人滿意得多的成果。旅行者在中國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規模可與印度相媲美的建築,這是事實。幾尊守衛明代皇陵——就在北京以北約60英里處——的巨大動物石像,這裡那裡偶爾一尊巨佛,這就是全部了。其他的全都規模適中,然而也全都擁有完美的比例。說來也奇怪,中國的藝術對西方人的吸引力比印度藝術大得多。中國的畫、雕塑、瓷器和漆器都更適合歐洲人或美國人的家庭,相反,印度的同類物品就總是不太和諧,哪怕是在博物館裡看到也總有點讓人心神不寧。 中國在現代商業社會裡也很重要,這是因為它有著非常大的煤炭儲量和全球第二大的鐵礦儲量。若是有一天英國、德國和美國的礦全都耗盡了,我們還能依靠山西省取暖。 直隸的東南面是山東省,與它同名的半島將直隸灣和黃海隔了開來。中國這一帶地勢多山,唯一的例外是黃河河谷。這條河一路向南,最終注入黃海。然而,在1852年時,它卻突然改道[8],這在我們看來是一樁小事,可在中國就是真正的大洪水。要為黃河的這種行為尋找一個參照物的話,我們只能想像,如果萊茵河突然想到波羅的海看看,或是塞納河決定不去比斯開灣而轉向北海,會是怎樣的景象。考慮到黃河從17世紀末到現在已經十次改變入海口,我們完全無法確定它如今的河道是否會永遠不變。壩堤之類的設施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有效確保河流循規蹈矩,可是對於像黃河、長江這樣的大河卻毫無用處,1852年黃河衝破的河堤足有50英尺高,卻像紙一般輕易就被撕開了。 然而,讓這些河流如此麻煩的還有其他因素。你一定聽說過中國人被稱為黃種人,也看到過報紙上談起黃禍,諸如此類。通常,我們將黃色和中國人聯繫起來是因為他們面孔的膚色。但當中國的帝王們自稱「皇帝」[9]時,他們取的是「黃土之帝」的意思,考慮的不是他們的國民,而是這些國民居住的土地。黃河卷著黃土滾滾而下,將中國北方的一切都塗抹成了黃色——河水、海水、道路、房屋、田地,還有男人女人們身上的衣服。正是黃土帶來了黃種人之名,事實上,他們的皮膚並不真的比大多數西方人更黃。 13世紀,一位中國皇帝下令開鑿一條貫通黃河與長江的大運河[10],好讓他的臣民在從中國北方前往中部或南部時不必再冒長途航海之險。運河全長超過1000英里,始終恪盡職守,直到1852年黃河從黃海改道直隸灣,將運河與老河床一併沖毀。但這條全世界最長的大運河足以證明,這片土地的古老統治者們都是有遠見卓識的人。 不過,我們還是回到山東半島吧。它堅實的花崗岩海岸造就了好幾處非常重要的港口。其中之一的威海衛就在芝罘灣以東,一直被英國人掌控[11]。當時,俄國人占領了直隸灣另一側的旅順港,計劃用作其海軍基地和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一站,於是英國人便向中國「租借」了威海衛。「租借協議」規定,只要俄國人離開遼東半島,英國人就必須立刻撤出。但當日本人於1905年占領旅順港時,英國人並沒有離開。德國人也好不了多少,他們旋即占領了膠州灣,並進一步向南占領了青島市,兩者同樣都屬於山東半島。由此可以看出,世界大戰的餘波甚至影響到了遠東地區。德國和英國爭奪著某些並不屬於它們任何一方的東西,正如這種情況下常常發生的,第三方(日本)出手,拿走了贓物。 中國的大運河 為了贏回一點中國人的好感,威海衛和膠州灣隨後都被還給了中國,但日本依然占據著滿洲里,老一套遊戲很可能又要從頭來過。 中國中東部擁有廣闊而膏腴的平原,事實上,那是華北平原的延伸。中部則是山區。長江穿行於群山之間,蜿蜒曲折,直至最終抵達東海。它發源於四川省[12],這個地區同法國一樣大,但得益於極其肥沃的紅土地,養育了多得多的人口。幾道縱貫南北的山脈幾乎令它徹底與世隔絕。因此,它所經受的種種絕少來自白種人,明顯比中國其他地方更中國。 長江繼續著它奔向大海的腳步,接下來穿過的是湖北省,大名鼎鼎的漢口市就坐落在那裡。那是1911年革命的重地,那場革命將滿族王朝的末代皇帝拉下馬,全世界最古老的君主國變成了共和國。噸位1000以下的遠洋輪可以沿著長江一直開到漢口。從漢口到上海的河段是中國中部的主要商業動脈,上海則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也是首先開放對外貿易的中國港口之一,那是1840年至1842年中英之間爆發的所謂「鴉片戰爭」的後果。 杭州坐落在長江三角洲的南部,馬可·波羅稱之為「Kinsai」(行在[13]),而在東面的蘇州,這個名字就意味著「茶」。這是對的。長江流域的下游土地非常肥沃,正因為如此,南京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但是中國中部最重要的城市,更是王都所在,也是長江三角洲的開端。 半是由於它的歷史,半是由於戰略位置(廣州到北京的中間),外加考慮到它不會直面外國軍艦的炮口,南京城被選為中國「合法政府」的政治中心,至少在我寫下這句話的時候(1932年1月2日00點07分)還是這樣。 至於中國南方,那是一片山區,雖然也出產茶葉、絲綢和棉花,但始終是相對貧窮的地區。那裡曾經叢林密布,但森林早已遭到砍伐,泥土被雨水沖走,只留下光禿禿的岩石。因此,大量人口流向了世界各個尚未出台法律限制中國人入境的地方。 中國南方最重要的城市是廣州,它是中國最重要的進口港,地位與上海相當,後者是中國最重要的歐洲出口港。珠江入海口(廣州城本身還在內陸方向幾英里外)邊有兩個外國租借地。右岸的澳門是葡萄牙在中國僅有的占地,如今仿佛只是某個東方的蒙特卡羅。香港則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就被英國人占據。 中國南部近岸處的兩座島嶼中,海南島仍然屬於中國,而曾經的荷蘭殖民地台灣則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戰爭中落到了日本人手裡。 90%的中國人是且很可能永遠都是農民,靠自己種植的糧食生存,如果遇上壞年景,就得忍飢挨餓。但48個港口已經對外開放,主要向海外輸出絲綢、茶葉和棉花,奇怪的是,並沒有鴉片出口。中國皇帝一直在努力保護他們的國民對抗這種不祥的成癮性毒品,於是過去的罌粟田漸漸都變成了棉花地。 說到鐵路,中國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抗拒,出於對父母和祖先的敬意,他們害怕這沿著鋼鐵道路呼嘯而來的機器會打擾逝者安眠。1875年,上海到它的港口吳淞口之間曾修建了幾英里鐵路,結果卻引來巨大的抗議聲浪,以至於工程不得不立刻停止。即便到了今天,中國的鐵路都不得不繞上一個又一個大圈來避開墳地。儘管如此,如今中國還是有超過10,000英里的鐵路在運行,濟南附近跨越黃河的鐵路橋更是全球最大的鐵路橋。 中國大約60%的外貿交易依然掌握在英國和它的殖民地手中,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英國會被迫改變它對待這個天朝上國人民的舊有殘酷政策。勤勞的中國人若是聯合起來抵制英國商品,就意味著每天上百萬美元的損失。如果一個客戶剛巧代表著全人類1/5人口的利益,那麼,與它保持友好關係才是明智之舉。 中國人的先祖剛出現在蒙昧歷史中時,就已經生活在黃河兩岸的黃土地上了,那是如今中國內陸腹地的西北部。肥沃的黃土地在從事農業的人眼中必定是十分令人滿意的。更有甚者,它還解決了住房問題,因為它可以允許人們就近尋找一個山坡,為自己挖一個舒適的小家,而不必為漏風的牆或漏雨的屋頂煩心。 據一些熟悉那個地區的旅行者所言,那裡頗有些人口稠密的地方,但在第一縷陽光宣告白天到來之前,你甚至看不到一絲人煙。日出之後,無數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就像鑽出洞穴享受陽光的兔子,開始了他們無休止的尋找食物的工作,直到日暮,再次消失在地面之下。 征服群山後,中國人開始向東遷移。奔騰喧囂的黃河攜帶著數以百萬噸計的高山土壤,堆積出平原,滋養它們,直至這些土地能夠再額外供養數百萬的人類。河流喚醒了中國文明的啟蒙,早在我們進入公元紀年的兩千年之前(羅馬建立前1500年),中國人的足跡便已出現在了長江邊,他們帝國的中心也從黃河流域轉移到了中部大平原。 公元前5世紀至前4世紀之間,中國出現了三位聖人,孔子、孟子和老子,他們的名字並沒有被拉丁化。若非這三位聖人在那個時候出現,中國人的宗教觀會是怎樣,我們無從知曉。唯一顯而易見的是,自然將被頂禮膜拜,畢竟,依賴自然力量為生的人總會崇拜自然的力量。若是以基督教、佛教或伊斯蘭教來定義「宗教」這個詞,無論孔子、孟子還是老子,都不是宗教創始人。 他們只是教導一種道德準則,其核心根基在於,判斷人之高下不在於他是否天資出眾,哪怕最平凡的人,只要篤行正道,願意聆聽長者和更優秀者的教誨,進而能夠努力上進,就值得讚賞。用我們基督教的觀點來評判的話,這三位當然足以被判定為宣揚一種俗世化的、確定無疑的唯物主義觀點。他們三位都很少談及謙遜、逆來順受,也不宣揚以德報怨。他們知道,普通人並沒有能力做到這樣崇高偉大的事,甚至他們多半還會懷疑,這樣一種行為準則最終是否真的能對整個群體有益。因此,他們只給出了如下的建議:應以正義回報邪惡,為人行事要負責,要守信,要記住值得敬重的祖先並尊重他們。 這三位中國哲學家都只用簡要的語言闡述他們的道德觀,但每個中國人都至少學到了一部分。我無意將這套體系與我們自己的比較高下,但它至少是一套不乏若干明確優點的體系。它讓整整一個民族裡使用數十種不同方言(來自中國北方的人會發現很難聽懂他的南方同胞在說什麼,就像瑞士人試圖和法國人溝通時一樣)、生存在迥異環境下的四億個體至少擁有一個共同點:一種面對人生高低沉浮時的典型的中國式態度,一種實用的生存哲學,它們能幫助最悲慘的苦力撐過困境,若是歐洲人或美國人落到同樣的境地,必定不是被折磨致死就是因無法忍受而自殺。 而且他們的理念都相當簡單,幾乎人人都能明白。這麼說並非無的放矢,不妨看看中國人在他們的4000年歷史裡完成的一次又一次同化奇蹟吧。它們完全不合常理,奇妙得令人難以置信。公元10世紀,蒙古人建立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帝國,疆域從波羅的海鋪展到太平洋。但所有這些蒙古統治者都和忽必烈一樣,到頭來變成了中國人。蒙古人之後是明朝(1364—1644),那是完全由中國人統治這個國家的最後一個朝代。再之後,接掌中國的是一位來自滿洲里的韃靼王子,他建立了滿族人的王朝。儘管作為投降滿族主人的標誌,中國人被迫留長頭髮,編起細長的「豬尾巴」辮子,再剃掉其餘的頭髮[14],可滿族人很快就變得比中國人自己還要中國了。 在滿族的最後一次入侵後,中國人封鎖了港口,關閉了國門,將一切來自西方的外國到訪者拒之門外,中華文明看起來有機會稍稍停步喘息一下了。然而,從這一刻起,它便陷入了如此徹底的僵化,更甚於我們聽說過的任何一個國家。它的政治體系變得比革命前的舊俄羅斯還要刻板。文學之泉封凍了,就連他們無與倫比的藝術也變得像過去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馬賽克工藝一樣一成不變。科學不再有任何發展。如果機緣巧合,有人湊巧發明了什麼新東西,它立刻會被當成邪惡愚蠢的東西而遭到摒棄,就像我們軍隊的醫療部門試圖阻止氯仿的使用一樣,理由就是,這是新的東西,必定是愚蠢的。由於完全隔絕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中國從來沒有機會了解到其他國家是怎樣的情形,因此,中國人很容易說服自己,他們自己的各種方式都是最好的,他們自己的軍隊是無敵的,他們自己的藝術是人類造物中最卓越的,而他們自己的風俗習慣比所有其他國家都優越,甚至於將兩者相提並論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也有許多國家都曾試圖以溫和的方式執行這樣一種排外政策,但無一例外,統統遭遇了慘敗。 自16世紀上半葉開始,中國人打開了他們在太平洋的兩三個港口,允許少數自葡萄牙、英國和荷蘭遠渡重洋而來的「洋鬼子」進入,以換取歐洲貿易的收益。但這些不走運的外國人社會地位極不令人滿意。他們的境遇幾乎堪比某位值得尊重卻時運不濟的黑人醫生,他被迫接受弗吉尼亞第一批定居者的後代指派,與他們登上了同一艘船。 當英國在1816年派遣阿姆赫斯特閣下[15](傑弗里的侄子。次年,傑弗里在聖赫勒拿島見到了拿破崙)向中國天子請求改善英國商人在廣州的境遇時,他被告知,面見天朝皇帝必須在皇帝座前叩頭下拜。所謂「叩頭」,就是字面的意思,「在神聖的皇座前以額頭觸碰地面三次」。對於荷蘭船長來說,這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他知道,只要在接見大廳里叩一次頭,他就能滿載茶葉或調料回國,換取餘生富足的生活。但作為英皇陛下的代表就不同了。阿姆赫斯特閣下斷然拒絕了這一要求,結果連北京的城門都沒能進得去。 有了詹姆斯·瓦特及其為了開發我們這顆小小星球所發明的蒸汽機,此時的歐洲漸漸富裕起來,正叫囂著要發掘新世界加以征服。自然,中國首當其衝。就白種人的尊嚴來說,戰爭爆發的直接理由並不那麼體面,尤其是在1807年以來的這段時間裡就更不光彩。當時莫里斯已經抵達廣州,作為第一位來此的歐洲傳教士,他向中國人宣揚,基督教其實是多麼好的一樣東西,為什麼他們應當嘗試一下。即使那些迂腐狹隘的滿大人們(只是對中國官員的一種稱謂,當時是他們執掌中國)仍然一心想要依靠孔子之道來幫助他們的人民抵禦滾滾而來的鴉片誘惑,英國東印度公司卻將數百萬磅的罌粟籽賣給了長江和黃河流域的人們。東印度公司堅持要將鴉片輸送到中國,而中國的統治者則拒絕讓這些貨物登陸。於是,鴉片和惱羞成怒的感覺共同導致了1840年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中國人驚慌地發現,他們根本無法抵擋向來輕視的外國人,經過若干個世紀的自我隔離以後,他們已經被遠遠拋在別人身後,也不知是否有追得上的一天。 這樣的擔憂很有可能成真。自從鴉片戰爭的災難以來,中國便完全淪為了被西方支配的對象。中國人習慣了春種秋收,兩耳不聞窗外事,如今倒也不時有跡象表明,他們已經開始認識到他們的國家有些地方出問題了。不滿情緒的第一次爆發是在80年前。當時,中國人將這個國家遭受的不幸歸罪於「外來」的滿清王朝,憤而起義解放了自己。 當滿族人為與英國和法國交戰而焦頭爛額時,中國南方掀起了一場名叫太平天國的起義。他們不再剃頭,剪斷了「豬尾巴」,但皇帝的軍隊比這些被誤導的革命者強大太多了,前者先是由一個名叫華爾的美國人率領,後來換了那位英國人查理·喬治·戈登指揮,戈登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也是徹底的神秘主義者[16]。他們選出來取代滿族人的「皇帝」最終在南京城的住所里與所有妻妾一起自焚身亡[17]。成千上萬人被處死,戈登卻回到英國,在行旅生涯的間隙里投身慈善和宗教事務,準備迎接他悲劇性的結局,關於這一點,我們會在非洲章節里談到。 隨後,時間到了1875年,滿族人和德國人之間出現了分歧,於是德國人派出一支中隊,聲稱要肅清中國海岸的海盜。1884年至1885年間,與法國的戰事讓中國失去了它的安南和東京[18];1894年,中日交戰,此時的日本已經完全歐化,中國失去了台灣島。 此後,歐洲人開始大肆爭奪中國的軍事戰略要地。俄國人占了旅順港,英國人奪了威海衛,德國人取了膠州灣,法國人得了湄公河左岸的金蘭灣。美國人的外交政策總是那麼複雜(而且,唉,常常感情用事),只含含糊糊地談到要「保持門戶開放」。於是,只要大洋對面的湯姆大叔一個眼錯不見,歐洲國家便在他們搶來的土地上豎起堅壁高牆,關上了大門。 中國人儘管天性吃苦耐勞,卻也已經開始發現,他們被各方欺騙了。再一次,他們把遭受的屈辱和痛苦都歸罪到了外族的清朝朝廷,開啟了1901年那場最終以失敗告終的義和團運動。首先,他們謀劃了一起刺殺德國公使的行動(理由看似很令人信服,說是他先襲擊了一名中國人),隨後圍攻了北京的外國使館區。結果,一支由俄國人、日本人、英國人、奧地利人、德國人、義大利人、法國人和美國人組成的軍隊進駐北京,保護惶惶不可終日的外國人區,避免各位公使和他們的家人遭遇意外的結局,隨後,作為報復,更令北京這座富庶的城市經受了前所未有的洗劫。就連城中心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也被攻破了。一切都沒能倖免,無論那些東西對於中國人來說有多麼神聖。德國指揮官帶著另外兩萬人和他的帝國元首「像匈奴人那樣做」的指示而來(當時戰鬥已經結束,但搶劫正如火如荼)——這是老威廉二世發出的最糟糕的迴旋鏢,在十幾年後便讓他自食惡果,得到了報應,如今只能獨個兒伐木度日。 隨著歐洲鄰居們越發得寸進尺地盡其所能施加種種羞辱,要求巨額賠償,中國人再一次奮起抗爭了,那是在1911年,這一次,他們成功了,滿清王朝覆滅,中國變成了一個共和政體的國家。 無論如何,這一次中國人已經吸取了教訓,西方國家對孔夫子的典籍並沒有那麼感興趣,相反,他們更關心煤礦特許權、鐵礦特許權或是石油特許權,因此,如果要確保安全,擁有這些貴重原料的人要麼得知道如何保衛自己的財產,要麼乾脆將它們統統沉到海底。簡單地說,中國人開始認識到,有必要仿效日本,趕快補上「西方化」的課程。外國老師從世界各地被請來,但主要還是來自日本,畢竟它近在咫尺,最方便。 就在這一時期,俄國展開了它野心勃勃的計劃,要讓占據世界1/6土地的國家變成一個工業大國,實踐「聖馬克思」的福音[19]。同時,俄國還是中國的近鄰,完全可以將一些新鮮的詞語悄悄傳到飽經痛苦的窮苦人耳中——過去他們生來便註定要當牛做馬,無論是誰在統治他們,無論是否有英國人或法國人或日本人在壓迫他們,全都一樣。 所有這些相互衝突的觀念、規劃和情感帶來的結果便是,一場大混亂在世界大戰結束後降臨到了中國。戰爭期間,中國在紛亂爭執中被迫加入協約國一方,依照慣例,最後不但一無所獲,反而損失慘重。 我不是預言家。我也不知道在未來的十年或十五年里會發生什麼。情況也許不會有多大改變,因為可憐的中國奮起直追的腳步邁開得太晚了。只是,但願仁慈的主能夠一如既往地憐憫我們吧,因為,哦,我們欠下的是怎樣一筆巨債啊!那是怎樣的一筆巨債! [1]今酒泉。 [2]今渤海灣。下午提到的「直隸」即今河北省。 [3]今海河,依照這裡的描述,主要應當是海河的支流壩河。 [4]後晉高祖石敬瑭於公元938年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遼,遼太宗定幽州(今北京西南)為「南京幽都府」,為遼陪都,1012年改稱「南京析津府」。1122年,北宋奪回北京,設「燕山府」。1153年,金建都北京,稱「中都」。1215年,成吉思汗攻下北京,設「燕京路大興府」,後由忽必烈改名「大都」。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遣大軍將元朝皇帝逐出大都,改「北平府」。1403年,明成祖朱棣改北平府為「北京順天府」,1421年遷都北京。原文時間細節略有出入。 [5]額爾金(或譯埃爾金)本為蘇格蘭貴族稱號,持有者為布魯斯家族。第八任額爾金伯爵詹姆斯·布魯斯為英法聯軍進攻清朝的英國全權代表,曾下令焚毀圓明園。其父第七任額爾金伯爵托馬斯·布魯斯曾劫掠希臘帕特農神廟。 [6]清朝北京城布局大體為,八旗居內城,漢人居外城,後另闢東交民巷為使館區。義和團1899年在冀魯起事,1900年圍攻東交民巷。下文相關時間及細節多有出入。 [7]這裡或有誤,孔子生卒年為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下面提到的生死觀出自《論語·先進篇》:「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8]此次黃河改道發生在1855年,奪北方河道注入渤海灣。 [9]疑為作者混淆了「皇帝」和「黃帝」。 [10]應為京杭大運河,從北京到杭州,全長1794公里。其基礎是自隋代就開鑿的隋唐大運河(南北大運河),此後歷朝歷代多有改建擴展,並非自明朝開始開鑿。 [11]威海衛即今威海,1898年被英國強行租占,1931年收回。 [12]通常認為長江發源於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脈,位於青海省境內。 [13]北宋滅亡後,康王趙構南逃,建南宋,為宋高宗,後遷都臨安府(杭州),稱行在。行在,本意為天子巡行駐蹕所停留的地方。 [14]留長髮的習俗中國古已有之,清朝的改變主要在於要求男子剃掉前半的頭髮並將後半長發編成長辮。 [15]即威廉·阿姆赫斯特(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57),第一任阿姆赫斯特伯爵,英國外交官、殖民地官員,曾出任印度總督。其叔父傑弗里·阿姆赫斯特(Jeffery Amherst,1717—1797),首任阿姆赫斯特男爵,因在英法戰爭中功勳卓著而聞名。聖赫勒拿島為拿破崙·波拿巴戰敗後被流放的島嶼。 [16]1859年,為阻止太平天國運動發展,英法聯軍與清廷聯合,委派美國水手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組建「洋槍隊」予以鎮壓。華爾身亡後,英國人查理·喬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接任,最終與清廷合力剿滅了太平天國。據傳戈登自認為具備影響異族人的神秘力量,在殖民時代十分活躍,離開中國後又到非洲出任總督,最終死在任上。 [17]指太平天國首領洪秀全。但洪秀全的死因在史學界公認是病逝,在他逝世一個半月後,天京(即南京)城破,傳聞其護衛女兵數千人一同自焚而亡。 [18]安南與東京為越南地名。確切地說,越南不屬於中國,但曾受清嘉慶帝冊封定國名為「越南」,因此可視為清朝的藩屬國。 [19]即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