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講英國史 · 第二十九章 愛德華六世統治下的英格蘭

臨死前，亨利八世 [1] 立下了一份遺囑。他組建了一個由十六位成員組成的內閣，以輔佐他尚未成年的兒子 [2] （這時愛德華年僅十歲）；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由其他十二位成員組成的內閣來協助前者。在第一個內閣裡面，最有權勢的當屬赫特福德伯爵 [3] ，也就是小國王的舅舅。當這些事情發生時，他一刻也不敢耽擱，急忙畢恭畢敬地將小國王請到恩菲爾德 [4] ，然後又到了倫敦塔。得知父親的死訊之後，小國王萬分悲痛——在當時的人們眼中，這種痛苦充分地體現了新國王的美德；可是，鑒於這是種大部分平民百姓都具備的美德，在這個問題上我就不多說了。 在亨利的遺囑中有一個存在歧義的地方；他要求遺囑的執行人員替他兌現他曾許下的一切承諾。這就讓不少人好奇這些承諾究竟是什麼；赫特福德伯爵和其他幾個貴族對此也同樣感興趣，他們堅持說亨利承諾過要給他們加官進爵（注意，是「他們」）。於是，赫特福德伯爵便成為了薩默塞特公爵，而他的弟弟愛德華·西摩則成了一位男爵。類似的提拔還有很多；總之，一切都是按照公爵幫派的意思進行的，而且——毫無疑問——這就是已故國王所希望的。為了更加盡責地執行亨利八世的遺願，他們還霸占了不少教會領地，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既富有又舒適。新的薩默塞特公爵還當上了攝政王；這樣一來，他和國王就沒什麼區別了，只是差了一個名分而已。 鑒於愛德華六世從小就是一位新教徒，新教教義肯定會被維持下去；對於這一點，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負責這些教義的克蘭麥 [5] 並沒有大刀闊斧地行動；相反，他循序漸進，一點點地推行新教。很多可笑的迷信活動都被取締了，但那些無害的活動卻被保留了下來。 攝政王薩默塞特公爵非常希望小國王能迎娶年輕的蘇格蘭女王 [6] ，他希望能夠通過這種方式阻止女王和其他外國勢力的結盟。然而，由於這個提議遭到了大部分蘇格蘭人的反對，公爵只好舉兵入侵了蘇格蘭，藉口是一些住在英蘇邊境的蘇格蘭人騷擾英格蘭居民。不過一個巴掌拍不響：其實，居住在邊境上的、騷擾蘇格蘭居民的英格蘭人也不在少數。而且在過去漫長的歷史中，英蘇邊境上的爭執從未停息過；很多故事和歌謠就取材於此。但不管怎麼說，攝政王以此為藉口入侵了蘇格蘭。蘇格蘭攝政王阿倫 [7] 集結了一支人數是敵人兩倍的軍隊前來迎戰。兩軍在埃斯克河 [8] 岸邊相遇了，這裡距離愛丁堡 [9] 僅有幾英里。進行了幾次小規模戰鬥之後，英格蘭攝政王提出來講和，他說，只要蘇格蘭人不會把女王嫁給任何外國王子，英軍就會撤退。對此，蘇格蘭攝政王誤以為英格蘭人害怕了，便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決定繼續攻打敵軍。然而，在英格蘭陸軍和海軍的兩路夾擊下，蘇格蘭人落荒而逃，損失了一萬餘人。這真是一場可怕的戰役，因為所有逃脫的人都被無情地虐殺了。從戰場到愛丁堡有四英里的距離，這段路上布滿了屍體、武器，和殘肢斷臂。有一些人躲在河裡，然後被淹死了；還有一些丟盔卸甲逃跑了，被殺的時候幾乎赤身裸體。然而在這場「平其克魯之戰」 [10] 中，英軍僅損失了二三百人。英格蘭士兵的穿著比蘇格蘭人好得多；當他們看到蘇格蘭貧困的境況時，他們也大吃了一驚。 薩默塞特公爵回國之後離開組建了一個議會。這議會做了幾件好事，其中就包括廢止「六根繩子的鞭子」 [11] 。不過不幸的是，它依舊保持了這個殘忍的條令：在所有的宗教問題上，如果一個人拒絕相信政府希望他們相信的東西，還是會被燒死。除此之外，為了減少乞丐，它還通過了一條愚蠢的法令：如果一個人居無定所、在野外遊蕩了三天或三天以上，他就會被熱鐵打上烙印，淪為奴隸，並被戴上枷鎖。不過這條殘忍且無理的規定很快就被取消了，更多其他愚蠢的法令取代了它的位置。 這麼一來，攝政王就更加趾高氣昂、飛揚跋扈了；在議會中，他坐在王座的右手邊、所有貴族的前面。於是，其他野心勃勃、爭強好勝的貴族就將他視為了眼中釘肉中刺。事實上，他之所以這麼急匆匆地從蘇格蘭趕回來，就是因為他聽說他的弟弟——西摩勳爵 [12] ——可能會威脅他的地位。這位勳爵是英格蘭大元帥。他相貌非常英俊，在淑女貴婦之間備受青睞，就連年輕的伊麗莎白公主都對他另眼相看，他們之間的距離甚至已經超出了准許的界限——那時候的公主們根本不被准許和什麼人如此親近，不管對方是誰。他還娶了亨利八世的遺孀凱瑟琳·帕爾 [13] （這時已經死了），而且為了進一步加強他的權力，他還私自給了小國王很多錢。據說他還和攝政王的其他幾個敵人串通一氣，打算劫走小國王。因為這些或其他什麼罪行，他被關進了倫敦塔，受到指控並被判了刑；而且，我很遺憾地說，他的親哥哥就是第一個簽署他死刑書的人。最終他死在了倫敦塔山的斷頭台上，直到臨死前還拒不認罪。他在這個世界上做的最後幾件事之一就是寫了兩封信，一封給伊麗莎白公主，另一封則寫給瑪麗公主 [14] 。一個僕人將這兩封信藏在了鞋子裡，偷偷送了出去。據說信的內容均為催促兩位公主除掉攝政王，並為他報仇雪恨，不過真實內容我們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不管怎麼說，曾經有一段時間，他的確對伊麗莎白公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一點毋庸置疑。 與此同時，新教也在緩慢地前進著。曾被人們頂禮膜拜的畫像被移出了教堂；人們被告知，如果他們不願意，就不需要對牧師懺悔；一本大眾化的、用英文書寫的祈禱書出版問世，這樣所有人就都能看懂了；此外，其他一些地方也得到了改進。一切都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因為克蘭麥是個非常謹慎的人，他甚至禁止新教教士攻擊未改革的宗教——這種行為對新教教士來說可謂家常便飯，儘管這不是什麼好行為。但這時的人民卻遭受到極大的苦難。作為地主，那些搶占了教會地產的貪婪貴族可算得上非常糟糕：他們圈起大片土地用來養羊，因為和種莊稼相比，養羊更有利可圖 [15] ；這在民眾中間造成了更大的疾苦。可人民並不明白當時的社會情勢，他們盲目聽信無家可歸的天主教教士的言論——畢竟他們曾經可是彼此的好朋友，於是人民便將這一切怪罪到了新教上面。不少人揭竿而起，反對新教。 反抗活動最為激烈的地方，當屬德文郡和諾福克。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德文郡就有一萬多人加入了反抗軍，甚至圍攻了埃克塞特 [16] ；由此可見，反抗軍的力量是多麼強大。然而前來協助被困居民的拉塞爾勳爵擊敗了反抗軍。事後，他不僅吊死了某個地方的市長，還將另一個地區的牧師吊死在了他自己教堂的尖塔上。據說在那個郡里倒下的反抗軍多達四千餘人，他們有些是被吊死的，有些則死於刀劍。在諾福克（這裡的反抗主要針對圈地運動，而不是新教改革），反抗軍的領袖是一個名叫羅伯特·凱特 [17] 的人；他是一名來自懷門德姆的製革工人。一開始，人民在一個名叫約翰·弗勞爾迪的貴族的煽動下一齊抵抗這位工人（因為這位工人曾引起這位貴族的不滿）。可是很快這位工人就占了上風，他反而贏得了人心；沒過多久，他就在諾里奇附近組建了一支規模相當可觀的軍隊。 在一座被稱為穆思堡的山上，立著一棵粗壯的橡樹；凱特把它命名為「變革之樹」。在炎熱的仲夏季節，他和他的追隨者們坐在這棵樹的綠蔭下，組織法庭，討論國事。他們非常客觀公正，甚至允許一些煩人的公共演說家來到這棵樹下，幫他們指出錯誤；當演說家發表冗長的講話時，他們就躺在樹蔭中聆聽（當然，肯定有不少人哀聲連連）。終於，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七月天裡，一個信使來到了樹下，宣稱凱特和他的追隨者們都是叛國賊；不過如果他們能立刻解散回家，倒是會得到寬恕。然而，凱特和他的人根本不把信使當回事；從那之後，他們反而還越來越強大，直到沃里克伯爵 [18] 帶著一支兵強馬壯的軍隊，將他們打得潰不成軍。作為叛徒，有些人被絞死、車裂，然後分屍；他們的四肢被送到很多鄉下地區，懲一儆百。還有九個人被分別吊死在「改革之樹」的九根樹枝上；據說從那時起，這棵樹就漸漸枯萎死掉了。 儘管攝政王是一個非常高傲的人，但他確實心繫百姓；當看到他們受苦受難時，他的確也願意盡其所能幫助他們。可像他這樣位高權重又極其驕傲的人很難維持民心，而且他在貴族之間也樹敵無數，因為那些人和他一樣高傲，卻沒得到他這麼高的地位。這個時候，他正好在倫敦的斯特蘭德街上主持修建一座宮殿 [19] ；為了得到足夠的石頭，他用火炮轟擊了教堂的尖塔，還拆倒了主教的房子。這麼一來，他就更受人憎惡了。終於，他的死敵沃里克伯爵杜德利聯合了七位議會成員自立門戶，成立了一個獨立的議會。而這位杜德利不是別人，正是亨利七世時期令人厭惡的徵稅官杜德利 [20] 的兒子；想必大家還記得他和恩普森 [21] 的惡行吧？杜德利的勢力很快壯大了起來，沒出幾天，他就為攝政王找出了二十九項罪名，把他關進了倫敦塔。議會決定罷黜他的官職，全部財產充公；攝政王不得不低聲下氣地妥協，這才得到寬恕被釋放了出來。之後，他被召回了議會，但不得不把女兒安妮·西摩女士嫁給沃里克伯爵的長子。但這樣的和解通常不會延續持久；事實上，它甚至沒能維持一年。如今沃里克伯爵已經搖身變成了諾森伯蘭公爵，而且他的同黨也飛黃騰達，真可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他指控薩默塞特公爵——也就是前攝政王——以及格雷勳爵 [22] 和其他幾個人打算推翻國王，於是便以叛國罪為名逮捕了他們。他們還被指控打算綁架甚至謀殺諾森伯蘭公爵和他的朋友——北安普敦勳爵和彭布羅克勳爵，並煽動整個倫敦造反。失勢的攝政王堅決否認了這些罪行，但他承認他的確說過要謀殺以上三位大人，儘管他從未打算實施過。最終，雖然議會宣判他的其他罪名有效，但卻取消了叛國罪那一條。所以當他離開法庭時，儈子手並沒有把斧刃轉向他。當人民看到時，他們還以為他得以全身而退，所以他們當街歡呼雀躍了起來——這時候他們又想起攝政王為他們做的好事了。 然而，薩默塞特公爵還是被判處了死刑，於早晨八點執行。為此，政府貼出的公告言明禁止民眾在十點之前出門。但即使如此，街上還是人聲鼎沸，摩肩擦踵；天才剛放亮，倫敦市民就將死刑執行地圍了個水泄不通。帶著無比悲痛的心情，他們看著昔日的攝政王登上斷頭台，將頭放在那塊可怖的木樁之上。臨死前，公爵表現出極大的勇氣，他告訴在場的人們，一想到他為宗教改革所付出的一切，他就可以坦然接受死亡。然而就在這時，一位議會成員騎著馬經過此地。人們再次以為議會要為公爵減刑了，於是又雀躍歡呼了起來。可是公爵本人告訴他們這是不可能的，然後再次把頭放在木樁上，任由它被砍了下來。 很多圍觀者沖了上來，紛紛將他們的手帕浸到他的鮮血里，以此表示他們對他的愛戴和尊敬。的確，公爵生前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有一件直到他死後才被發現。在公爵掌權時，有人告訴議會，說達勒姆主教——一位很好的人——收到一封反對新教並密謀煽動叛亂的信件，而且主教還回信應允了此事。但是那時議會始終沒找到主教的回信，所以就沒法給他定罪。如今他們卻發現這封信就夾在公爵的私人文件里。公爵認為主教是一個好人，所以就替他將罪證隱藏了起來。但現在公爵已去，主教也就被剝奪了頭銜和全部財產。 很不幸的是，當薩默塞特公爵身陷牢獄、面臨死亡的威脅時，他的侄子小國王卻沉浸在戲劇演出、舞蹈和模擬戰鬥中：這一點我可以肯定，有國王的日記為證。但讓我們深感欣慰的是，在愛德華六世統治時期，沒有一個羅馬天主教徒因為信仰而死在火刑架上；不過還是有兩個受害者因異教而被燒死了。一個名叫瓊·博謝，是個女人；她的罪名是發表了一些言論，可論調非常難懂，她只能用一些隱晦生澀的語言解釋。另一個是個名叫馮·帕里斯的荷蘭人，是個在倫敦工作的外科醫生。愛德華非常不想簽署那個女人的死刑判決書，可克蘭麥堅持要求他簽字（其實要不是因為那個女人過於頑固，克蘭麥也不會置她於死地），於是國王只得照辦。但在簽字之前，國王還是留下了眼淚，並告訴克蘭麥這將是他的過錯，而非國王的，因為堅持處死此人的是克蘭麥。至於克蘭麥會不會為此後悔，我們很快就能知道了。 在愛德華六世執政期間，神職人員中最有權勢的當屬克蘭麥和里德利（此人一開始任羅切斯特主教，後成為倫敦主教）。其他人都因為堅持天主教而被囚禁，並被剝奪了全部財產；其中就包括溫切斯特主教加德納 [23] 、伍斯特主教希思、奇切斯特主教戴伊以及倫敦主教邦納（他是里德利的前任）。瑪麗公主繼承了她母親陰鬱的性格；由於凱瑟琳的不幸和死亡與被改革的宗教脫不開干係，瑪麗公主便十分憎恨新教。然而對於新教，她其實一無所知，因為她拒絕閱讀任何一本真實反映新教教義的書籍。而且瑪麗公主對未改革的宗教非常狂熱，她是整個國家裡唯一一個被准許參與舊彌撒禱告的人。這項特別待遇得歸功於克蘭麥和里德利，如果不是他們說服愛德華的話，愛德華絕不會為瑪麗保留這個特權（儘管他很喜歡她）。對於瑪麗的宗教狂熱，小國王總是感到恐懼，所以，當他因為麻疹和天花而病倒時，他便開始擔心起了自己的身後之事：如果第二繼承人瑪麗當上了女王，那麼她一定會恢復羅馬天主教。 這也是諾森伯蘭公爵所擔心的問題：如果瑪麗公主登上王位，那麼他——一個支持新教改革的人——必將失去寵信。如今，薩福克公爵夫人繼承了亨利七世的血統，而且如果她願意放棄繼承權轉而支持她女兒簡·格雷女士 [24] 的話，公爵也會前程似錦，因為簡·格雷女士的丈夫不是別人，正是他的一個兒子——吉爾福德·達德利勳爵 [25] 。於是他利用國王的恐懼心理，說服他撇開瑪麗公主和伊麗莎白公主，自己重新指定一個繼承人。於是，年輕的國王就交給皇家律師們一封被他簽署了六次的信，指定簡·格雷女士為王位繼承人，並要求律師們根據法律幫他立下遺囑。一開始律師們對此表示強烈的反對，但在諾森伯蘭公爵的堅持下，他們不得不妥協，因為公爵甚至脫下上衣，聲稱要與任何反對此事的人決一死戰。他說得如此堅決，以至於律師們都做好了要被他痛打一頓的心理準備。一開始克蘭麥也猶豫了，聲稱他早就許諾要確保瑪麗公主繼位。可不管他態度多麼堅決，他本人也是個軟弱的傢伙。所以他和其他議員一樣，簽署了這份文件。 事實證明，現在就定下繼承人是明智的，因為愛德華的健康狀況急劇下降。為了使他儘快好起來，他們把他託付給一位聲稱能治好他的女醫師；可他的病症很快就惡化了。一五五三年七月六日，他去世了。在他死前，他平靜且虔誠地向上帝祈禱，求主能保佑被改革的新教。 這位國王去世時年僅十六歲，才統治了七年。對於這樣一位如此年輕的少年，我們無法判斷他的性格，也不敢斷言他日後會變成什麼樣——畢竟，他身邊有那麼多性情兇險、野心勃勃，並且喜歡挑起爭端的貴族們。然而，他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男孩，具備很多潛能，而且一點也不兇狠殘暴。亨利八世竟然能有這樣一個兒子，可真是件令人驚訝的事情。 [1] 亨利八世（Henry VIII of England，1491-1547），1509年起成為英格蘭國王，都鐸王朝的第二位國王；以六次婚姻和宗教改革所著名。（譯註） [2] 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of England，1537-1553），九歲時被加冕成為英格蘭國王，是都鐸王朝的第三位國王，同時也是第一位自幼信奉新教的英格蘭國王，他於1553年病死，享年僅15歲。（譯註） [3] 這裡指的應該是愛德華·西摩（Edward Seymour，約1500-1552），第一代薩默塞特公爵，亨利八世的第三任妻子、簡·西摩（Jane Seymour，約1508-1537）的父親；赫特福德伯爵這個稱號為薩默塞特公爵的附屬稱號，當愛德華·西摩（父親）成為第一代薩默塞特公爵時，他的兒子愛德華·西摩便繼承了赫特福德伯爵的頭銜，誤將兩人混淆。（譯註） [4] 恩菲爾德（Enfield），倫敦北部的一個區；亨利八世死後，薩默塞特公爵封鎖了國王的死訊，並將身處赫特福德的愛德華王子帶到恩菲爾德加入他同父異母的姐姐伊麗莎白公主，在這裡他們一起得知了亨利八世的死訊和遺囑內容。（譯註） [5] 托馬斯·克蘭麥（Thomas Cranmer，1489-1556），英格蘭宗教改革領袖，並在亨利八世和愛德華六世執政期間擔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在瑪麗一世登上王位並恢復天主教之後，克蘭麥被判叛國罪並被逮捕，最終以一個異教徒身份被處死；死後他被奉為英國新教的殉道者。（譯註） [6] 這裡指的是瑪麗·斯圖爾特（Mary Stuart，1542-1587），也稱蘇格蘭的瑪麗一世或瑪麗，蘇格蘭人的女王（Mary I of Scotland/Mary，Queen of Scots），於1542年成為蘇格蘭女王（年僅六天），1559-1560年間為法蘭西王后；她曾反對伊麗莎白一世的統治，並認為自己才是英格蘭王位合法的繼承人；她最終入獄，後被伊麗莎白一世處死。（譯註） [7] 這裡指的是詹姆斯·漢密爾頓（James Hamilton，約1516-1575），第二代阿倫伯爵、沙泰勒羅公爵，蘇格蘭貴族及攝政王。（譯註） [8] 埃斯克河（River Esk），流經蘇格蘭中洛錫安和北洛錫安郡的河流。（譯註） [9] 愛丁堡（Edinburgh），英國著名的文化古城、蘇格蘭首府，位於蘇格蘭中部的福斯灣南岸。（譯註） [10] 平其克魯之戰（The Battle of Pinkie Cleugh），發生於1547年9月10日，以蘇格蘭慘敗而告終；後來這場戰役也被稱為「黑色星期六」。（譯註） [11] 這裡指的是《六項條文》（Act of Six Articles），是英國議會於1539年通過的、針對神職人員行為的信條，其內容建立在六項傳統的天主教教義規章之上；其涉及問題包括領聖體的意義和規定、神職人員禁止結婚且必須守貞、私人彌撒的許可，和懺悔時低聲耳語的重要性。（譯註） [12] 這裡指的是托馬斯·西摩（Thomas Seymour，約1509-1549），亨利八世第三任妻子簡·西摩（Jane Seymour，約1508-1537）的弟弟，愛德華六世的舅舅；他於1547年秘密迎娶了前任王后、同時也是伊麗莎白公主監護人的凱瑟琳·帕爾（Catherine Parr，1512-1548），據說他曾試圖追求伊麗莎白公主，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能夠飛黃騰達。（譯註） [13] 凱瑟琳·帕爾（Catherine Parr，1512-1548），於1543年成為亨利八世的第六位、也是最後一位妻子；她與亨利八世的三個孩子都保持著緊密的關係，並在恢復瑪麗和伊麗莎白王位繼承權上起到了關鍵作用。（譯註） [14] 這裡指英格蘭的瑪麗一世（Mary I of England，1516-1558），是亨利八世和他第一任妻子阿拉貢的凱瑟琳唯一倖存的子女，1553年起成為英格蘭及愛爾蘭女王；在她的統治之下，英格蘭的新教徒遭到了殘酷的鎮壓，因為瑪麗也被稱為「血腥瑪麗」（Bloody Mary）。（譯註） [15] 這就是所謂的「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盛行於十二至十九世紀的歐洲。（譯註） [16] 埃克塞特（Exeter），位於英格蘭西南部德文郡（Devonshire）的城市；1549年，當英文版本的祈禱書代替了過去的拉丁語版本時，很多人對此表示了極大不滿，因為前者主要反映了新教的教義和思想；德文郡和康沃爾郡（Cornwall）是天主教傳統根基較深的地區，兩地的人民便揭竿而起，反對這場改革；因此，這次叛亂也被稱作「祈禱書之亂」（The Prayer Book Rebellion）。（譯註） [17] 羅伯特·凱特（Robert Kett，具體生卒不詳），來自英格蘭東部諾福克郡（Norfolk）城鎮懷門德姆（Wymondham）附近的一名普通農民，1549年諾福克起義的領導；因此這場起義也被稱為「凱特起義」（Kett’s Rebellion）。（譯註） [18] 這指的是約翰·杜德利（John Dudley，1504-1553），英格蘭將軍、元帥、政治家，後成為諾森伯蘭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在1550-1553年間統領愛德華六世的政府；在愛德華六世去世後，試圖讓簡·格雷女士（Lady Jane Grey，1536/7-1554）代替瑪麗公主的位置繼承王位，最終以叛國罪而被處死。（譯註） [19] 這裡指的應是薩默塞特府（Somerset House），是一座位於倫敦中心斯特蘭德街（Strand）南側的新古典風格宮殿，始建於1549年，由攝政王愛德華·西摩（Edward Seymour）主持修建。（譯註） [20] 埃德蒙·達德利（Edmund Dudley，卒於1510年），亨利七世的大臣和財政官員，在亨利八世即位後，他因叛國罪被關進倫敦塔，一年後被處死。（譯註） [21] 理察·恩普森（Richard Empson，卒於1510年），亨利七世的大臣，因徵稅而成為埃德蒙·達德利的同僚；亨利八世即位後，他因同樣的罪名被處死。（譯註） [22] 這裡指的是亨利·格雷（Henry Grey），1517-1554，薩福克公爵，於1533年娶了第一代薩福克公爵查爾斯·布蘭登（Charles Brandon）和瑪麗·都鐸（Mary Tudor）的女兒為妻，從而成為薩福克公爵；他是簡·格雷女士（Lady Jane Grey，1536/7-1554）的父親。（譯註） [23] 史蒂芬·加德納（Stephen Gardiner，約1483-1555），英格蘭羅馬天主教教會主教，並在瑪麗一世執政期間任大法官。（譯註） [24] 簡·格雷女士（Lady Jane Grey），1536/7-1554，她的祖父母分別是薩福克公爵查爾斯·布蘭登（Charles Brandon）和瑪麗·都鐸（Mary Tudor），亨利八世的妹妹；愛德華六世死後，她被推上英格蘭王位，但僅僅做了九日女王（因為她也被稱為「九日女王」，the Nine Days』 Queen）之後就被關進倫敦塔；她最終在瑪麗一世執政期間被判處叛國罪而被處死。（譯註） [25] 吉爾福德·達德利勳爵（Lord Guildford Dudley，約1535-1554），諾森伯蘭公爵的幼子，於1553年娶簡·格雷女士為妻；最終於1554年被判處叛國罪，後被處死。（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