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無限制潛艇戰 · 第7章 美國駐倫敦海軍總指揮部

第1節　美國駐倫敦海軍總指揮部的構成 當美國海軍與德國潛艇作戰時，我正在倫敦創建美國海軍總指揮部。控制各地區所有美國海軍行動的總指揮部就像前線的一個指揮部，必須位於戰場後方。因此，在格羅夫納花園，許多經過改造的住宅配備了一種精巧的機械裝置，用以控制從倫敦到華盛頓、從王后鎮到科孚島的海軍行動。停戰當天，歐洲海域的美國海軍擁有約三百七十艘艦船，五千多名軍官、正規軍和預備役士兵，以及七萬五千多名士兵。協約國建立了約四十五個基地，幾乎向所有作戰區域派了艦隊。戰爭後期，美國駐倫敦海軍總指揮部的高效與十八個月前的慌亂形成了鮮明對比。 1917年4月到1917年8月，在歐洲，美國海軍有一個小型的幕僚組織。其間，駐倫敦的美國海軍代表除了常規的海軍專員及其助手，還有我和我的私人助理海軍中校J. V.巴布科克。戰爭早期，我們唯一的辦公室是美國大使館裡的一個小房間。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沒有速記員，也沒有秘書。當然，英國海軍專員海軍上校W. D.麥克杜格爾及其工作人員給了我們很大幫助。海軍中校J. V.巴布科克有一台小型打字機。他用打字機首次向美國海軍部報告了德國潛艇的情況。在這段關鍵時期，海軍中校J. V.巴布科克是我的助手，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幸運的事，對美國來說也是一件幸運的事。海軍中校J. V.巴布科克和我是多年的好友，當我們代表美國海軍參加協約國海軍行動的時候，我們不僅一起工作，還住在一起。我們的辦公室要麼在美國大使館，要麼在酒店裡。當海軍中校J. V.巴布科克在我負責的大西洋魚雷艦隊中工作的時候和在海軍戰爭學院學習的時候，我已經注意到他的能力。戰爭期間，尤其是來到倫敦的前幾個月里，我們的關係一直很好。我很欣賞海軍中校J. V.巴布科克的性格。為了贏得戰爭，協約國的許多軍官作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但公眾幾乎從未聽說過他們的名字。此外，一些成功的軍事行動體現出來的首創精神和見解大部分來自協約國軍官。協約國軍官兢兢業業，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工作，為上級減輕了很多負擔，並且提出了很多可以控制軍事行動或影響國家政策的建議。海軍中校J. V.巴布科克是協約國軍官中的傑出代表，對我幫助很大。我很感激他，不僅因為他出眾的工作能力，還因為他的同情、鼓勵和善意的悲觀主義很好地平衡了我喜怒無常的樂觀主義。 我和海軍中校J. V.巴布科克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因此，我很難客觀地評價他的工作，但本書應該記下他獨有的成就。我已經描述了我與英國海軍將領的首次協商。隨後的多次協商構成了我提出的關於美國海軍與盟國合作的條件基礎。在所有協商會議上，海軍中校J. V.巴布科克一直在我身邊。此外，他獨自調查了英國海軍部的幾個部門。我寫給美國海軍部的所有報告都是他準備的原始草稿。這些報告構成了美國海軍參與德國無限制潛艇戰的一個連貫故事。 雖然海軍中校J. V.巴布科克才華出眾，但人類的耐力仍然有其局限性。曾經擔任海軍軍官的R. E.吉爾摩先生是一位住在倫敦的美國愛國商人。他請求成為美國海軍志願者，並且帶來了兩名優秀的英國速記員。兩名英國速記員都是女孩，為美國海軍服務期間盡職盡責，其薪水由R. E.吉爾摩先生支付。隨後，R. E.吉爾摩先生應徵入伍，加入海軍預備役，並在戰爭期間作出了突出貢獻。後來，他接到命令前往美國。在美國，他的任務是通過自己的技術知識操作一些重要設備。對美國海軍來說，R. E.吉爾摩先生的經商經歷非常有價值。他將所有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為美國海軍提供服務中，用熱情和忠誠贏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不久，歐洲的很多「羅德學者」[1]和來自美國的年輕人，如G. B.斯托克頓、E. H.麥考密克、T. B.基特里奇、P. F.古德、R. M. D.理查森、H.米勒德、L. S.史蒂文斯和J. C.巴亞爾容等都自願為協約國海軍服務。他們豐富的學識和經歷對協約國海軍幫助很大。T. B.基特里奇和G. B.斯托克頓都是非常優秀的志願者，曾在赫伯特·克拉克·胡佛[2]手下工作，後來加入協約國海軍預備役，並在戰爭期間繼續工作。作為總指揮部首席商務經理，G. B.斯托克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T. B.基特里奇早先的歷史研究、歐洲經歷和知識儲備為協約國的情報部門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服務。 倫敦 美國駐倫敦大使沃爾特·海恩斯·佩奇竭盡所能幫助、鼓勵我們。我剛抵達倫敦，他就邀請我去拜訪他和他的工作人員，並且為我提供了很多幫助。他熱情地說：「我們擁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如果有必要，我願意將美國大使館變成街道。」戰爭期間，沃爾特·海恩斯·佩奇大使是美國海軍的力量之塔。他利用自己豐富的經驗和個人影響力幫助我們與英國政府建立了友好關係。雖然他做的一切都沒有遵循外交禮節，但他的謙恭、高效、熱情和真誠贏得了我們對他由衷的欽佩，同時增進了我們之間的私人感情。 1917年4月到1917年8月發生的重大事件是協約國採用了護航體系，為商船配備了武裝警衛，並且成功護送第一批美國士兵抵達法國，美國驅逐艦和其他戰艦陸續抵達歐洲海域。顯然，1917年7月，我的助手海軍中校J. V.巴布科克要完成在過去四個月中由十幾個人完成的工作，他的壓力很大。當美國驅逐艦和其他戰艦到達歐洲海域時，我們仔細檢查了人員名單，發現了一個我們認為有資格勝任參謀一職的人，並將這個人調到了美國駐倫敦海軍總指揮部。我們如果要做基本的行政工作，那麼有必要選擇一些優秀的參謀人員。隨後，分配到美國海軍預備役的人員中，我們發現了許多優秀的參謀人員。於是，我們安排他們處理通信、密碼等工作。1917年10月，兩艘巡洋艦艦長陪同協約國海軍委員會成員來到美國駐倫敦海軍總指揮部。我向這兩位艦長說明了美國海軍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協約國海軍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立刻為我們配備了桌子和其他辦公設備，並將所有辦公設備送到了格羅夫納花園。 1917年8月，越來越多美國艦船陸續抵達倫敦。因此，我們必須找一個比美國大使館更大的地方，以便處理日益增加的行政工作。英國政府曾考慮在英國海軍部附近為我們建造一座臨時辦公樓，但由於材料短缺，只好放棄了。隨後，我們搬進了美國大使館附近的一處住所，並且在住所里添置了一些家具。但這所房子更適合家庭生活，而不是供海軍處理作戰事務。我們迅速清理了房子裡的地毯、掛毯、花邊窗簾、圖片和昂貴的家具，將二十五間房變成了辦公室，在房子裡的每個角落配備了辦公設備。幾天後，工作人員搬進新辦公樓，開始工作。房子裡到處是打字機發出的嗡嗡聲。一開始，我們覺得租這幢樓似乎有些奢侈，因為我們不可能充分利用每一個房間。但幾個星期後，我們在牆上鑿了洞，然後安裝了門，將所有房子連在了一起，迅速將所有房子填滿了。我們的工作越來越多，最後不得不借用辦公樓里的六處私人住宅，並將其改造成了一個整體。1917年8月開始，我們的工作人員逐漸增多。簽署停戰協議時，約有一千二百名軍官、現役軍人和辦事人員在美國駐倫敦海軍總指揮部工作。美國駐倫敦海軍總指揮部的工作人員由約二百名軍官組成，其中六十人是正規部隊的軍官，其他的是預備役的軍官。 許多人對我將美國海軍指揮部設在倫敦一事感到很驚訝。當時，人們認為美國海軍的總指揮應該待在旗艦的後甲板上。但在這場戰爭中，指揮分散在各處的海軍作戰與指揮霍雷肖·納爾遜時代的海軍戰役完全不同，就像在陸地上作戰與拿破崙·波拿巴時期的陸戰不同一樣。人們普遍認為，我在戰爭期間的主要任務是指揮歐洲海域的美國海軍，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場由世界幾大強國參加的戰爭持續了四年，其間涉及很多有組織的合作戰役。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贏得海戰，因為海戰不僅要求所有人都傾盡全力，還要求將所有戰役作為一個整體發揮作用。參戰的所有協約國中，美國的責任是體現合作精神。戰爭後期，美國海軍在沒有任何防備的情況下加入了戰爭。與其他協約國海軍相比，美國海軍實力較弱。美國海軍利用新型武器和海戰戰術與德國對抗不到三年，不太可能對協約國的戰事作出實質性貢獻。因此，我們很自然地認為，與德國潛艇長期作戰的協約國海軍比美國海軍更了解戰爭，美國海軍不應該獨立作戰，應該協助協約國海軍共同作戰。此外，問題的關鍵不是美國海軍的戰術是否比英國海軍的戰術更好或更糟糕，而是英國海軍已經研發出一套獨特的戰術。戰事緊迫，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建立獨立的美國艦隊。通過粗略的分析，我相信美國海軍可以採用英國的作戰方法完成作戰任務，也相信制訂任何新規則的想法都會不可避免地削弱協約國海軍合作的有效性，甚至導致協約國輸掉戰爭。此外，美國海軍可能建立了一個比英國海軍更好的作戰體系，但試圖改進英國海軍作戰方法的計劃並不值得考慮。在美國海軍開發出一種高效的獨立作戰方法前，戰爭可能已經結束。因此，美國海軍有責任立即採取行動加入戰鬥，並且在最短時間內，讓每艘美國艦船和每名美國海軍戰士以最有效的作戰方法發揮作用。因此，為了贏得戰爭，我決定忽視民族自豪感、海軍威望和個人抱負等次要問題，讓美國海軍成為協約國海軍的一部分，將美國艦隊交給協約國海軍，從而加強協約國艦隊的戰鬥力，同時整合所有資源打敗德國潛艇。關於如何分配美國獵潛艦的問題我已經做了詳細描述。實際上，我將美國獵潛艦交給協約國海軍委員會一事體現了美國海軍需要遵循的作戰原則。 美國海軍高級司令部設在華盛頓、倫敦、巴黎和羅馬。倫敦是協約國海軍的總部所在。戰爭爆發前發生的一些事早已註定倫敦會成為協約國海軍的總部所在地。長達四個世紀的海事發展經驗使倫敦做好了迎接世界大戰準備。像遵循了萬有引力定律一樣，來自世界各地的海軍信息和海事信息向倫敦湧來。即使在和平時期，倫敦也知道世界上每艘船在特定時間的特定位置。因此，應對所有戰爭問題所需的機器都集中在倫敦。現在，世界商業航運總部勞埃德商船協會也已經成為英國海軍部的一部分。在戰爭中，信息和通信問題非常關鍵。為了讓所有決定和命令及時發揮作用，英國海軍部作出的每個決定、發布的每條命令，即使是一些不重要的決定和命令，都取決於倫敦獲得的所有確切信息。我不可能將美國海軍總指揮部設在華盛頓、巴黎或羅馬，因為這些城市無法提供準確、全面的軍事情報。同樣，我無法親自指揮王后鎮、布雷斯特或直布羅陀海峽的所有軍事行動，因為掌控全局的工作人員必須待在倫敦，其他基地的作戰行動必須由我的下屬指揮。英國人打開大門，將所有的信息來源和通信設備交給我們，讓我們成為英國海軍的一部分。每天，我都會與英國海軍將領們進行協商。美國海軍軍官和英國海軍軍官一樣，可以自由獲取所有重要信息。在我到達倫敦的那天，英國海軍上將約翰·傑利科伯爵下達了命令，希望美國人可以看到他們希望看到的一切。我們不僅與英國海軍建立了深厚友誼，還可以自行獲取所有完整、詳細的軍事信息。如果美國海軍高級司令部的總指揮部設在倫敦，那麼美國將實現參戰目的。 英國海軍部中有一種獨特氛圍，能夠吸引任何對海軍歷史感興趣的人。英國海軍部大樓讓人想起了英國偉大的海軍成就。協約國海軍委員會開會的房間是使用了幾個世紀的舊海軍部會議室。按照英國的戀舊傳統，現在的會議室和以前幾乎完全一樣，甚至連家居擺設也和霍雷肖·納爾遜時代的擺設一樣。古老的木雕掛在古老的壁爐上，我們坐的會議桌一定是霍雷肖·納爾遜坐過很多次的會議桌。此外，霍雷肖·納爾遜使用過的銀質墨水台現在已經成為他的後繼者的辦公用具。會議過程中，霍雷肖·納爾遜的畫像一直俯視著我們。壁爐上方畫有一個巨大的羅盤，羅盤中心是一個箭頭。一百年前，羅盤是英國海軍部設備的一部分。現在，除了引起人們感傷，羅盤已經別無他用。從前，羅盤中心的箭頭是英國海軍部屋頂上的一個風向標，主要作用是為會議大廳里的將領們展示風向。在帆船時代，風向標是非常重要的。 英國海軍與美國海軍所有軍事行動的一般命令和計劃都來自英國海軍部。我的下屬一直在英國海軍部工作。為了讓美國艦船和英國艦船統一執行英國海軍部下達的一般命令和指示，各基地的指揮官負責指揮駐紮在相應港口的英美聯合艦隊。英國海軍部下達的命令只要會影響美國海軍，就必須得到美國駐倫敦海軍總指揮部的簽字後才能下達給美國海軍指揮官。因此，美國的工作人員對駐紮在英國所有海域的美國海軍擁有最高指揮權。布雷斯特、直布羅陀海峽和其他基地的情況也是如此。美國海軍指揮官執行英國海軍部的命令，並對美國海軍與德國海軍的作戰負責。我負責指揮的軍事行動主要集中在一片廣闊海域。普利茅斯和王后鎮的美國海軍代表美國在歐洲海域全部海軍力量的一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戰爭結束之前，正如我將要描述的那樣，布雷斯特發展成為當時最大的海軍基地。美國護航艦穿過大西洋來到布雷斯特，或者從地中海和南太平洋來到布雷斯特。除了特殊情況，在協約國商船到達指定港口之前，為協約國商船編隊制定航行路線是英國海軍部的職責，而不是當地指揮官的職責。如前所述，協約國商船常常改變目的地，或者讓護航艦隊放慢速度，或者根據新情況作出其他決定。當然，英國海軍部的護航艦隊指揮部負責處理這類問題。問題的關鍵是，我必須通過下屬行使指揮權。在這一方面，我的立場與英國的道格拉斯·黑格伯爵和美國的約翰·J.潘興將軍的立場完全一致。我必須在後方維持一個強大的總指揮部，並依靠下屬執行命令。 美國駐倫敦海軍總指揮部由許多獨立部門組成，每個部門的參謀長直接對我負責。這些部門包括一些必不可少的分支機構，譬如擔任參謀長的海軍上校內森·克魯克·特文寧負責的參謀長辦公室、海軍上校W. R.塞克斯頓負責的助理參謀長辦公室、海軍中校J. V.巴布科克負責的情報部門、海軍上校拜倫·A.朗負責的護航行動部門、海軍上校理察·H.利負責的反潛部門、先後由海軍上校H. I.科恩和海軍少校沃爾特·阿特利·愛德華茲負責的航空部門、海軍少校哈羅德·雷恩斯福德·斯塔克負責的人事部門、海軍少校E. G.布萊克斯里負責的通信部門、海軍上校尤金·C.托比負責的物資部門、先後由海軍上校S. F.史密斯和海軍上校L. B.麥克布萊德負責的維修部門、先後由海軍中校G. L.斯凱勒和海軍中校T. A.湯姆森負責的軍械所、先後由海軍上校F. L.普利德韋爾和海軍中校埃德加·湯姆森負責的醫療部門、海軍中校W. H.麥克格蘭負責的法律部門、哲學教授亨利·A.巴姆斯特德博士負責的科學部門。 沃爾特·阿特利·愛德華茲 我很幸運地擁有了上述所有部門的負責人。擔任參謀長的海軍上校內森·克魯克·特文寧一直是一名受人矚目的軍官，他注重細節，不知疲倦，能夠處理不斷出現的各種問題。我曾經想知道海軍上校內森·克魯克·特文寧什麼時候睡覺，他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工作。到目前為止，他似乎從來沒有厭倦過自己的工作，也從來沒有表現出懈怠情緒。一旦出現問題並要求指揮部下達明確指令，海軍上校內森·克魯克·特文寧就會從幾個部門中收集所有與該問題相關的可用數據和信息，然後花幾個小時研究收集到的信息，最後作出判斷。他的判斷總是合理的，大多數情況下都會被採用。事實上，除了政策或外部因素的影響，他的判斷幾乎都會被採用。海軍上校內森·克魯克·特文寧非常聰明，有能力處理好所有事情。如果沒有他在我的身邊，我的工作負擔一定會非常沉重，更不可能取得成功。他才華橫溢、經驗豐富、意志堅定，能夠勝任所有部門的工作並取得輝煌成就。我非常感激他的忠誠和無私奉獻，感謝他對我的工作作出的舉足輕重的貢獻。 內森·克魯克·特文寧 根據習慣，我為精心挑選的部門負責人分配了相應的工作，也給予了他們相應的權力，並讓他們為自己部門的工作負責。因為總指揮部的任務十分艱巨，所以這是唯一可以有效指揮軍事行動的方法。我說有效指揮是因為在戰爭中，「足夠好」和「明天」可能意味著災難。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及時更新所有信息和行動。如果各人事部門和設備不能完全勝任各自的工作，那麼其結果不僅會導致局部失敗，還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後果。在戰爭中，一些部門試圖參加與戰爭有關的每件事，從而「走向瓦解」。試圖控制每個細節甚至無關緊要的細節的管理惡習，是軍事部門中經常出現的，也是我一直竭力避免的。格羅夫納花園的業務擴展非常迅速，我們的辦公室每天都會收到上千條信息，也會發出上千條信息，其中60％的信息都是以代碼形式發送的。顯而易見，軍隊指揮官不可能熟知與戰爭有關的所有細節，因此，有必要讓部門負責人處理相應的事務並獨立作出決定。美國駐倫敦海軍總指揮部的部門負責人都很優秀。在他們共同的努力下，美國海軍的行動取得了成功。海軍上校拜倫·A.朗是最有才幹的護航艦指揮官，海軍上校L. B.麥克布萊德是最有才幹的海軍造船師，海軍上校尤金·C.托比是最適合處理財政問題併購買物資和各種材料的人，海軍上校H. I.科恩和海軍少校沃爾特·阿特利·愛德華茲是最有才幹的空軍指揮官，海軍上校理察·H.利是最有才幹的行動負責人，海軍中校J. V.巴布科克是最有才幹的情報軍官。他們和其他十四個部門的負責人相互配合，協同作戰。他們中的許多人不但對協約國海軍取得勝利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貢獻，而且完全超出了我的預期。因此，我可以完全信任他們。譬如，我委託海軍上校尤金·C.托比負責處理美國海軍與協約國之間的所有金融交易，因為我對此一竅不通。海軍上校尤金·C.托比只需要在眾多文件中向我指出正確的位置，我就會簽上我的名字，因為我完全信任他。 每天，總指揮部收到的所有電報、報告和其他信息都會提交給相關部門。部門負責人對收到的信息進行分析研究，並且自主處理大部分信息，然後挑選出一些需要仔細研究的信息。我每天會召開一次所有參謀長和部門負責人都參加的會議，在會上討論需要共同研究決定的少數問題。會議商討出的結果必須由我親自處理。這種劃分責任和權力的體系不僅提升了工作效率，還讓部隊負責人有時間處理一些極其重要的政策問題、與協約國海軍的最高指揮部保持個人聯繫、參加協約國海軍委員會的會議，以及時刻掌握整個戰爭局勢的脈搏。大多數美國海軍軍官和其他國家的海軍軍官來自偏遠駐地，但他們可以與一個能夠回答所有問題並立即作出決定的人保持聯繫。這一點體現了美國駐倫敦海軍總指揮部的有效運作機制。 在美國駐倫敦海軍總指揮部中，有一個部門非常獨特，為總指揮部提供了極其有價值的服務。我必須詳細描述一下這個部門。我們借鑑了美國許多工業機構中非常有價值的想法，成立了一個規劃部門。我認為，規劃部門是第一個得到所有國家海軍認可的部門。我調來了四位軍官加入規劃部門。四位軍官分別是海軍上校弗蘭克·H.斯科菲爾德、海軍上校達德利·賴特·諾克斯、海軍上校哈里·E.亞內爾、陸軍上校羅伯特·H.鄧拉普。後來，海軍上校哈里·E.亞內爾與海軍上校盧克·麥克納米交換了位置。陸軍上校羅伯特·H.鄧拉普被派到法蘭西指揮海軍陸戰隊後，他的繼任者是陸軍上校L.麥克利特爾。這些軍官盡職盡責，以向總指揮提供建議為己任。他們都是紐波特海軍戰爭學院的畢業生，利用學院裡學到的知識解決了很多戰爭問題。規劃部門的職責是研究特定問題，為未來的行動制定計劃，並對已經存在的戰術進行研究。事實上，由於沒有行政職責，他們可以將所有時間都花在調查美國海軍的行動上，從而及時發現錯誤並提出建議。他們是海軍戰爭學院的學生，做的工作都非常有價值。我給了他們很大的自由，讓他們找出現有管理體制的缺陷。在美國駐倫敦海軍總指揮部中，除了規劃部門，沒有一個部門或辦公室可以自由提交坦誠的批評報告。如果可以用一種更好的方式做任何事情，我們當然想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方式。當出現重大問題的時候，各部門會將問題提交給規劃部門做報告。規劃部門提交的報告的價值取決於各部門提供的信息的完整性和準確性。提供完整、準確的信息正是情報部門的職責所在。如果規劃部門的工作人員想要的信息不在他們的文件中，也沒有在協約國將領的文件中，或者手中的信息不是最新的信息，那麼他們有責任立即得到完整信息。問題的關鍵是，除了仔細分析手中的書面材料並提出建議，規劃部門沒有其他職責。在美國海軍作戰的時候，規劃部門的軍官必須及時向我提交報告。規劃部門的軍官經常從德國人的角度考慮問題，時常問自己：如果指揮德國的海軍行動，他們會如何挫敗協約國海軍？他們的記錄詳細描述了協約國商船被德國潛艇擊沉的經過，對改進我們目前的戰術幫助很大。事實上，如果這些記錄落入德國人手中，將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美國海軍和英國海軍普遍認為，大多數德國潛艇指揮官不能熟練地指揮德國潛艇。規劃部門收到的大部分文件由部門中最負責的工作人員管理，其餘文件由英國人管理。這些文件對協約國的軍事行動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英國也成立了一個規劃部門，與美國的規劃部門協同作戰。 哈里·E.亞內爾 盧克·麥克納米 羅伯特·H.鄧拉普 規劃部門非常喜歡推測德國艦隊可能出動的潛艇數量。大多數海軍軍官認為，美國海軍很可能參戰。與此同時，美國派遣了五艘戰艦增援英國海軍上將戴維·貝蒂的艦隊。因此，美國海軍對戰爭話題越來越感興趣了。德國人會出現嗎？在戰爭中，德國人會獲得什麼或失去什麼？德國人獲勝的幾率有多大？會在什麼地方交戰？現代海戰的幾個要素，即水雷、潛艇、戰鬥巡洋艦、飛機、飛艇和驅逐艦扮演了什麼角色？這些都是規劃部門需要處理的問題。與處理其他問題一樣，規劃部門處理這些問題時也是從德國人的立場出發，將自己置於德國最高統帥的位置上，凝視著德國艦隊，尋找協約國艦隊的弱點。規劃部門的軍官如果是德國人，可能會在某次交戰中利用協約國艦隊的弱點。規劃部門發現的協約國艦隊的唯一弱點來自英國海軍指揮官。海軍上將戴維·貝蒂是一位風度翩翩、英勇無畏的指揮官，他的優秀品質可能會轉化為德國人的優勢。只要有機會，海軍上將戴維·貝蒂就會戰鬥。如果有機會打敗德國艦隊，他會冒著所有潛在風險戰鬥。這是我們大家都熟知的，德國人也很熟悉。眾所周知，海軍上將戴維·貝蒂不太重視水雷和魚雷。協約國的海軍都擁有所謂的「魚雷旗幟」。「魚雷旗幟」是一種標誌，當發現魚雷時，「魚雷旗幟」就會升起來，提醒艦船上的指揮官要改變航向，或者停止攻擊。根據相關報道，海軍上將戴維·貝蒂已經下令銷毀所有「魚雷旗幟」。他如果已經開始追逐德國潛艇，就會抓住機會，穿過魚雷密布的海域，或者在一個雷區全速前進，而不是試圖避開隱藏的危險。他很清楚自己很可能失去一些艦船，但認為自己可以利用剩下的艦船擊沉德國潛艇。然而，規劃部門的軍官認為，海軍上將戴維·貝蒂對「魚雷旗幟」的輕視給了德國人重創英國艦隊的機會。於是，他們根據自己的分析制定了一項針對斯卡帕灣的攻擊計劃。他們將自己想像成德國海軍指揮官，將大量的魚雷快艇、潛艇和雷區部署在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然後，他們提議將德國艦隊派往斯卡帕灣攻擊英國艦隊，將英國艦隊引到埋有魚雷和水雷的海域。他們的計劃也許永遠不會成功，但我們認為，這項計劃是德國削弱英國艦隊並贏得戰爭的唯一機會。換句話說，我的屬下如果發現自己處在德國人的位置上，那麼很可能會使用這一計劃。我將相關報告非正式地提交給了英國海軍部，因為我認為英國軍官可能會覺得這項計劃很有趣。英國海軍和美國海軍相互配合，英國人傾向接受美國海軍提出的建議。因此，我提交的報告被立即送到了海軍上將戴維·貝蒂手中。 戴維·貝蒂 第2節　協約國海軍委員會 事實上，我非常慶幸自己能成立一個規劃部門，並將各部門的管理工作交給我信賴的負責人，因為這讓我有時間處理更重要的工作，即出席協約國海軍委員會的會議。每天，我都會與協約國的各級官員召開會議。協約國海軍委員會是指揮協約國海軍作戰的總司令部。1917年11月29日，協約國聯合政府正式組建了協約國海軍委員會，但戰爭開始後，協約國海軍委員會一直在發揮作用。協約國的海軍將領經常會面並召開會議，討論每一階段的作戰情況，最後作出相應的決定或判斷。如果沒有協約國海軍委員會，或沒有協約國海軍委員會的支持，協約國海軍的部署就會出現重複，大大降低作戰效率。協約國海軍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不僅討論協約國海軍的戰略問題，還關注許多公眾不感興趣但至關重要的實際問題。在戰爭中，煤炭、石油和其他燃料的作用幾乎和艦船與海軍的作用一樣重要。然而，與艦船和海軍一樣，燃料數量有限。艦船指揮官必須像對待武器那樣，謹慎分配並節約使用燃料。德國潛艇不斷改變作戰策略，有時會聚集在某一特定區域內作戰，有時會分散出現在其他區域。因此，面對德國潛艇新的戰略部署，協約國海軍必須重新調整戰略應對德國人的戰術。海軍委員會一旦得知德國人的戰術變化，就必須立即調整協約國海軍的戰術。顯然，協約國海軍要想取得勝利，就必須在獲得完整的即時信息後，立即作出決定並採取行動。於是，協約國海軍委員會應運而生。協約國海軍委員會掌握了所有信息，可以及時採取行動或作出決定，同時對各支艦隊的要求作出回應。到達倫敦後，我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參加巴黎的一個委員會會議。隨後，協約國海軍委員會開始頻繁召開會議。 協約國海軍委員會討論的問題非常重要。因此，參加會議不僅有趣，還讓我有機會與歐洲海軍中最能幹的指揮官親密接觸。在倫敦召開的第一屆協約國海軍委員會會議上，海軍上將約翰·傑利科伯爵主持了會議。我已經描述了我對海軍上將約翰·傑利科伯爵的第一印象，後來發生的事讓我對他更欽佩。一位英國婦女曾說，海軍上將約翰·傑利科伯爵是「一位偉大的紳士」。這句描述幾乎不需要改動。埃里克·格迪斯爵士本來是一名工程師，為駐紮在法國的英國軍隊修建公路和通信設施。後來，他成為英國海軍的文職人員負責人，很快掌握了管理海軍的所有細節，令其他人感到很驚訝。埃里克·格迪斯爵士是英國人，但我們更傾向認為他是美國人，因為他曾在美國接受業務培訓並在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公司做過學徒。我曾經是倫敦的英國國家體育俱樂部的常客之一。在英國國家體育俱樂部中，我常看到人們用責備的眼光看待埃里克·格迪斯爵士，認為他身型過於龐大。一些人為埃里克·格迪斯爵士錯過成為拳擊手的機會感到遺憾。實際上，埃里克·格迪斯爵士非常睿智，身材高大，體型健壯，身手敏捷，擁有敏銳的洞察力。一些最有資格作出判斷的人認為，他會成為拳擊史上最偉大的重量級拳擊手之一。我相信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只要稍加訓練，就能在職業拳擊場上大放異彩。然而，他的志向並不在拳擊場上。從美國回到英國後，他開啟了一段輝煌的商業生涯。他代表我們經常說的「白手起家的人」，也就是說，他沒有依靠任何人的幫助，獨自一人一路奮鬥到了頂峰。進入英國海軍部後，他成為愛德華·卡森爵士的繼任者，為英國政界帶來了新氣象。在此之前，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從未涉足過政治，而且戰爭開始前，他在政治圈裡幾乎不為人知。但由於戰事的發展，英國政府不得不在不考慮政治經驗的情況下，「徵募」國內有能力的管理人才。因此，埃里克·格迪斯爵士進入了英國海軍部門。他很快掌握了海戰局勢，不僅可以主持協約國海軍委員會召開的會議，而且把握了各方代表提出的所有問題。我曾聽一些與會的海軍專家說，如果不知道真實情況，那麼他們幾乎不會懷疑埃里克·格迪斯爵士不是海軍軍官。我們不僅欽佩埃里克·格迪斯爵士的管理能力和在會議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欽佩他擅長用一些精煉的短語總結會議結論。總之，埃里克·格迪斯爵士是一個得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稱讚的人，也是一個體格健壯、精力充沛、洞察力敏銳的人，可以勝任任何工作。 西奧多·羅斯福 然而，當談到說話技巧時，與大多數法蘭西海軍軍官相比，特別是與代表法國風格的兩位海軍將領瑪利-讓-呂西安·拉卡茲和斐迪南·德·邦相比，美國海軍軍官表現不佳。與海軍少將瑪利-讓-呂西安·拉卡茲接觸後，很容易理解法蘭西海軍軍官對他的愛戴。海軍少將瑪利-讓-呂西安·拉卡茲體格瘦小，留著尖尖的灰色鬍子，待人真誠、禮貌，擁有法蘭西人最優秀的品質和魅力。說話時，他體現了法蘭西人真誠的演講技巧和睿智的準確陳述。熟悉海軍上將瑪利-讓-呂西安·拉卡茲的人也許認為，他會是一名模範丈夫，一名模範父親，同時是一名模範祖父。然而，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他至今還沒有結婚。但我確信他是所有熟人的孩子的叔叔。作為法國海軍部部長，他曾擔任協約國委員會主席。 瑪利-讓-呂西安·拉卡茲 海軍上將瑪利-讓-呂西安·拉卡茲的同事——法蘭西海軍參謀長海軍中將斐迪南·德·邦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將領。他是一個有英雄氣概的人，擁有一頭白髮，留著方形的白鬍子，一眼看上去給人一種滄桑的感覺。然而，他臉龐紅潤，臉上沒有一絲皺紋，身材挺拔，擁有一雙明亮的藍眼睛，說話時很有活力，讓人覺得他還很年輕。與英國海軍相比，法蘭西海軍的規模並不大，但海軍中將斐迪南·德·邦為協約國的海軍力量作出的貢獻可以與英國無畏戰艦相提並論。美國人對海軍中將斐迪南·德·邦不太熟悉，但幾乎所有海軍士兵普遍認為，他是協約國海軍委員會裡最熱心的人。他身上沒有任何讓人感到討厭的自信或傲慢。他的舉止得體且充滿魅力。他是我見過的最具說服力的人。每當有重要事情發生時，我們本能地會向海軍中將斐迪南·德·邦尋求意見。當他站起來說話的時候，協約國海軍委員會中的其他成員會將他的話都記下來，因為他是一位傑出的演說家。懂法語的人可以輕易聽懂他的演講，因為他的語言簡潔精練，措辭準確，表達清晰，每個音節都能讓人聽懂。他的演講非常完美，甚至可能會讓人懷疑他之前寫好了演講稿。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只是張開嘴，話語就自然流露出來了，每一句話和每一個字都不需要猶豫。正如我說的那樣，他的演講不僅無可辯駁，還充滿實質性內容。他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的魅力也體現在他的家庭生活中。我們在巴黎開會時，他的夫人和女兒們經常在午宴上款待我們，讓我們感到非常愉快。這一經歷也讓我們中的許多人感到遺憾，因為在巴黎開會的機會很少。 在協約國海軍委員會中，還有日本代表海軍少將富名越和義大利代表海軍中將保羅·塔翁·迪雷韋爾。海軍少將富名越是日本駐倫敦的海軍專員，並且很有聲望，成就頗高。在一些方面，他看上去不像傳統的日本人，因為他身材高大，體格健壯，身上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東西。事實上，他非常直率和真誠，不喜歡繞彎子。倫敦一家報紙曾評論道：「義大利海軍中將保羅·塔翁·迪雷韋爾和海軍上將威廉·索登·西姆斯不一樣，他看起來一點兒都不像水手。」海軍少將富名越覺得這條評論很有趣，忍不住向我打趣。我們之間非常熟悉，因此並不介意彼此開開玩笑。在戰爭中，海軍少將富名越的表現算不上糟糕。義大利海軍中將保羅·塔翁·迪雷韋爾是我們的快樂源泉。有人說他其實是一個逃到義大利的愛爾蘭人。這一說法是真實的。他擁有紅色的頭髮和紅色的鬍鬚，身材矮小結實，幾乎讓人相信科克郡是他的故鄉。他堅持自己的觀點，總是認為自己的觀點非常合理。如果他的觀點遭到質疑，他並不會表現得很有耐心。但大多數時候，他是一個彬彬有禮、精力充沛的人，總能給周圍的人帶來歡樂，很受其他代表的歡迎。義大利政府很讚賞他的工作表現，因為他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名海軍上將，但義大利政府很少授予海軍軍官上將軍銜。 保羅·塔翁·迪雷韋爾 協約國海軍委員會中的各國將領指揮協約國海軍打敗了德國人。協約國海軍委員會的工作十分艱巨，但只有極少數海軍軍官有機會接觸協約國海軍委員會的工作。委員會中的軍官們恪盡職守，面對令人不安的局勢，沒有一個人表現出絲毫沮喪情緒。需要立即作出決定時，也沒有一個人有絲毫動搖。歷史上很少有類似的和諧聯盟。在協調協約國海軍抗擊德國潛艇的行動中，協約國海軍委員會盡了最大努力。 註解： [1]　羅德學者（Rhodes Scholars）指獲得羅德獎學金的學生。1902年，英國商人兼政治家塞西爾·約翰·羅德（Cecil John Rhodes）創立了羅德獎學金。羅德獎學金是第一個大規模的國際研究生獎學金項目，授予對象主要是牛津大學的學生。 [2]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美國工程師、商人、政治家，美國第三十一任總統。「一戰」爆發後，他在倫敦擔任美國救濟委員會主席，援助被困歐洲的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