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 · 第四卷 世界公民及民族主義分子

從貝多芬到俾斯麥（1800—1890） 德國愛國者是如此的傲慢，他堅信一切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並且把別的國家取得的成就也僭稱為自己的，因為據說這些國家不是德國的後代，至少也是德國的遠親。 ——歌德 四座碑塔——拿破崙——一種有黑色斑點的短毛狗——萊茵聯盟前——普魯士的失敗 七百年來，古老的拿騷城堡一直矗立在萊茵河畔，眺望著蘭河。居住在這裡的氏族，即使在霍亨斯陶芬皇室時期，也沒有得到過很高的爵位，大部分都只不過官至男爵，但他們不聽命於任何別人。他們自稱為直轄於帝國的官員，一個很奇怪的表示只忠於連續由神職人員和世俗親王組成的日耳曼帝國的稱號。他們保留住了這個從中世紀以來的特權。現在他們就像打不碎的岩石到處散居在這個帝國大花園內，他們是舊時代的見證人，經受過一切暴風驟雨，因此人們無不對他們敬而遠之。 居住在這個城堡的一個男人，也聽到了19世紀鐘聲，他也像一塊大自然岩石，而且他的名字萊西斯弗頓赫爾·馮·施泰因（石頭），表明他更具有石頭的象徵。他的一切都像石頭，魁梧的體魄，方正的腦袋，圓穹的粗眉，和一個特大的鼻子；但是如果這一切能說明他的力量和行動的話，那麼他的兩片薄薄的嘴唇和一雙深邃透明的眼睛，則說明他是感情豐富和有追求的人。在這個德國人身上，純潔的理想—信念，代替了想像，滋潤柔化了他的生硬性，但仍不失他的沉穩。如果路德出身名門貴族，他也將可能保持施泰因的剛愎，而不必低首服從諸親王。 因為施泰因與路德一樣，是一個改革者，而且甚至還可以說是一個革命者，進一步來說，他沒有任何畏懼。歷史證明，一旦深深了解了人民，即使一個德國男爵，也會被激動，首先提出要求，然後採取當時還沒有一個德國公民敢於採取的行動。他的改革德國社會的要求，雖然只維持了很短時間，沒有實現，但是他的推翻拿破崙的目標達到了。因為在摧毀這個皇帝的鬥爭中，施泰因比所有的德國和英國的將軍都幹得多。 在巴黎，矗立著四座這個世紀高大的塔碑：歌德和施泰因的出現在該世紀初，尼采和俾斯麥的出現在該世紀末。現在，讓我們分別來看看這四位偉大的護衛者吧。 為這個世紀點燃光明最多的是歌德和尼采這兩位資產階級思想家，他們是屬於世界的人物；捍衛了這個時期的德國的兩位國家領導人，那兩個男爵，首先在決定他們祖國的外部形式上，作了很大貢獻，施泰因解放了祖國，俾斯麥統一了祖國，而且他的功績對整個歐洲都具有重大的影響。很有意思的是，從時期來看，我們發現歌德和施泰因的最有作為的時期，同時在該世紀初，而且幾乎是同時在這個世紀的30年代以高齡逝世。尼采和俾斯麥也幾乎同時，在19世紀70年代樹立起他們的豐碑，直到1890年，兩個人又幾乎同時失去他們的領導地位，至該世紀末去世。 拿破崙一世畫像 拿破崙一世（Napoleon Ⅰ，1769—1821），法國將軍、法國的第一執政（1799—1804）和法國皇帝（1804—1814或1815）。他實現了多項改革，在法國和西歐許多國家的體制上留下了永恆的印記。 如果有人希望把德國的思想精神和國家政治之間的鬥爭用小說的形式把它表現出來，作者在創造和刻畫兩對主人翁方面可能會遇到很大的困難。這兩位偉大的思想家永遠和這兩位政治家無法調和。所有為爭取德國解放在歌德時代發生的事情，和半個世紀後所有為統一德國在尼采時代發生的事情，兩位思想家對它們的反應總是抱懷疑批評和關注的態度；雖然所發生的這些事件在當時來說都是必要的，甚至今天也發生著這類事情，而且為以後的歷史發展基本證實。但是，就在事件發生的當時，兩位偉大的思想家就預見到了對德國精神界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因為他們了解德國人的性格。 19世紀思想精神界與國家權威之間的矛盾，並不是革命的市民階級反對愚蠢固執的皇族之間的鬥爭，發生在1813和1870年的鬥爭，都是果敢的貴族為爭取德國的強大而進行的鬥爭，因此，間接來說也是代表了德國人民的利益，而當時的思想界卻孤立地袖手旁觀，不予贊同。 本書前面講到，德國貴族聯盟在遭到革命打擊後，於1795年巴塞爾和約上，把萊茵河沿岸的一些領地割讓給了法國，從此力量大為減弱。19世紀初期，他們繼續放縱自己，懶散，碌碌無為，奸詐無信。如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藉助強大人物之手，實際上在那個時候最有力量的也就是軍人之手，拿破崙趁亂髮動政變，於1799年自己成了獨裁者。1800年，他在馬雷克戰役中獲勝，一路勢如破竹，把奧地利趕出義大利，直到阿迪傑河岸；在某些方面，他和波旁王朝有著同樣的野心，削弱過去的對手哈布斯堡家族。我們從中看到，王室之間的恩怨如何逐步地轉變為國家之間的鬥爭。法國君主的古老傳統，成倍地加劇了革命熱情。也正如今天的布爾什維克同過去的彼得大帝一度進行過的一樣，尋求西方知識。每一個革命運動，國際主義的旗幟往往只出現在其開始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轉變為民族主義。 當拿破崙還是法國第一執政官時，他就著手建立歐洲秩序，他從法國影響最直接的德國開始。第一步，他企圖同新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建立友好關係。亞歷山大一世是在拿破崙奪取政權不久，他的父親被暗殺後繼位的。拿破崙還從來沒有和別人，像和這位神經質的，野心勃勃的，同他一樣不可靠的對手玩過這麼長時間的貓和耗子把戲。於是，1803年，巴黎和聖彼得堡終於預先決定了雷根斯堡帝國國會的最後命運。其結果是早已名存實亡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壽終正寢，發出臨死前的哀鳴。那些站在靈柩旁邊諸侯們並不悲傷，相反，他們紛紛向那個靠武力獲得繼承權的年輕陌生人大獻殷勤。最後波拿巴·拿破崙廢除了112個帝國宗主國，但仍保留少數諸侯，並在他們之間重新分配了領土，致使當時德國西部的地圖看上去像一頭黑白斑點的小毛狗。 一個好現象是，幾乎所有的教會邦國不復存在了，德國現在也像其他的歐洲國家一樣（不包括義大利），只由世俗的君主國組成的。在這個過程中，被吞沒的萊茵河右岸的教會邦國的總面積和現在的巴伐利亞州一樣大。從而雖然比別的國家晚300年，最終還是結束了德意志的中世紀時代。當時留下的有53個天主教及73個耶穌教教會邦國。普魯士在這場交易中，獲利最大，它所得到的是它所失去的五倍。因為波拿巴希望削弱奧地利在帝國中的地位；他同時在德意志南部建立了三個服從他的僕從國——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巴登。 所有這一切對德國思想精神帶來了分裂的後果。很遺憾，德意志帝國全部城市，除六個以外，都失去了獨立性。但是幸運的是，大革命的原則，甚至法典，很快在德意志西部得到了響應。如果征服者堅持這些原則，德意志的優秀人物不致陷入無休止的紛爭，他們將把信念寄託於法國的影響。費希特早在幾年前就曾預言，除非法國取得勝利，否則「不久就沒有任何被認為一生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能在德意志找到安息之地」。 當偉大的革命者波拿巴自稱為拿破崙皇帝，從而使歷史向另一個方向轉變時，「正統的王權擁護者」又一次結盟，第三次起來反對他，這次是奧地利、俄國和英國。新皇帝在烏爾姆戰役中獲勝，占領了維也納，並據此同兇猛投入戰役的沙皇軍隊打仗，由於普魯士這次沒有加入新的聯盟，使拿破崙得以在1805年獲得著名的奧斯特里茨戰役的勝利。弗朗茨皇帝在布拉迪斯拉發打得不分勝負，但丟失了亞德亞海要地威尼斯，以及蒂羅爾和的里雅斯特。與此同時，霍亨索倫的統治者，又同他的先輩一樣，背叛了他的同盟者。由普魯士新國王派去威迫拿破崙向右轉的伯爵，此時此刻拋棄了被打敗的沙皇，而與法國人訂立了攻守同盟，以為這樣可以削弱他的對手。為了讚揚他們的背信棄義行為，拿破崙授予巴伐利亞和符騰堡邦君以王權，答應不向他們發動軍事進攻。於是拿破崙成了德意志的真正的主人，並開始給自己的家分配領地。他要求大多數德意志君主向他稱臣，拿破崙實現了德意志歷代皇帝一千年來夢寐以求卻沒有達到的夢想。 1806年拿破崙根據已經出現的雛形，把這一切變化了的形勢，用萊茵聯盟的形式把它固定下來，並維持了八年之久。德意志君主們繼續紛紛奔往巴黎乞求開恩。法國高興極了。路易十四和黎塞留的夢想實現了！法國成了德意志16個邦國的保護人，讓這16個邦國的幾百萬德國人去反對其他的德國人。德意志最富有的第三者實際上是法國。德意志帝國解體了，它整整存在了一千年。最後一位皇帝沒有別的選擇，只得宣布退位，並宣布自己是奧地利皇帝。 對於這一發展，普魯士國王並不甘心，他自以為他的軍隊沒有遭到破壞，實力還相當雄厚，就悍然向拿破崙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法國的軍隊從南部德意志撤出。他認為自己是腓特烈大帝的接班人，並和他的前輩一樣，總以為情況還和20年前一樣，重犯父輩們的典型錯誤。他根本無視法國革命及它的新統治者，因為他對這兩者都無法服從，甚至也不顧普魯士實際上已遭到革命打擊的事實。他異想天開，派遣上了年紀的布隆斯魏克伯爵去領導，即使在14年前這個職務對他也已經太老了。由於巴黎遲遲不給答覆，柏林就以為拿破崙在認真考慮他們的要求。 當拿破崙作出答覆時，他的軍隊已經到了圖林根。很快他就在耶拿和奧爾施達特兩次戰役中取得了勝利。為了打這一仗，普魯士把增援部隊都用上了。因此當戰鬥結束時，勝利者已經到了家門口，已經沒有力量抵抗了。11天以後，拿破崙在無憂宮接受腓特烈大帝的軍刀，這件文物使他特別高興。隨後便是要塞一一相繼投降，不作任何反抗。貴族地主司令官一個比一個膽怯怕死。有一個名叫馮·貝內肯道爾夫的少校，他是興登堡陸軍元帥的祖先，不戰就把施本道要塞拱讓給了敵人，國王下令處以其死刑，但後來他又獲得了赦免。國王自己也給拿破崙寫了一封謙卑恭順的信，並向後退至普魯士東北角。 於是沙皇和普魯士簽訂了一個並非真心實意的盟約，其唯一的目的恐怕就是要使東普魯士成為一片荒蕪的阻止法國人前進的地帶。1807年盟軍在普魯士艾勞一帶打了幾次十分漂亮的仗，給拿破崙以迎頭痛擊，不過後來在弗里蘭又失敗了，不久沙皇就在提爾西特和拿破崙簽訂了和約，普魯士國王也想利用自己漂亮的皇后向征服者求和，但這一事件只成為笑柄，並沒有進一步發展。根據《提爾西特和約》，普魯士喪失了一半土地，易北河以西的全部，以及它從波蘭得來的領土，外加一大筆戰爭賠款。在一段時間內它有了一個發展十分迅速的鄰國——華沙公國。 經過一千多年，歐洲出現了新秩序。法國矗立在萊茵河和波河平原，直接同俄國、英國——征服者未經觸動的最大的敵人為友。這與1940年權力再分配的情形無疑十分相像。 浪漫派——「我所採摘到的草莓」——阿恩特和費希特——黑格爾——官方哲學——私下表現 給舊普魯士帶來變革的人是拿破崙。他在聖赫勒拿島後悔自己犯了錯誤時說道，他當時應該把霍亨索倫家族從皇位上拉下來，他不僅幹了使自己過早失敗的蠢事，也幹了促使普魯士東山再起的蠢事。腓特烈大帝死後130年來，普魯士是日耳曼人的戰鬥核心，也是當時130年來這個同一民族的戰鬥核心。在兩次僅有的大失敗（1806和1918）以後，普魯士分別在兩個世紀內走上了窮兵黷武的道路，他們的表現幾乎完全一樣，性格一脈相承。兩次失敗以後，民族的尚武精神就本能地崛起，反對法國勝利者的裁軍命令；他們秘密地建立新的武裝，與俄國聯盟反對法國。兩次失敗後民族復仇主義情緒，心懷不滿和懷念祖先的情緒急劇高漲。兩屆政府，第一次是國王，第二次是共和國，都由一個不合法的領導人領導工作。 但是，即使如此，讀者還將為這種勇敢的抗拒歡呼，因為在這種抗拒內部，要求自由的呼聲也湧現出來了，發展的結果卻必然是悲劇界的。歌德的感覺是如此，今天被流放的德國優秀分子的反應也是如此。尼采說：「日耳曼人是一群掉了隊的人，他們打亂了歐洲文化的偉大進程。俾斯麥和路德是例外。甚至在拿破崙（唯一被認為有足夠的力量擔當此任的人）企圖把歐洲建設為國家的社會時，德國人以他們的『解放戰爭』打亂了一切，在歐洲這樣一個古老的民族熔爐里，利用它過去的種族矛盾的色彩，挑起瘋狂的民族主義。」即使今天，特別是今天，這句已有60年歷史的名言，仍有現實意義。 當時，當每個德國人都自然湧現出嚮往解放的熱情時，思想界的領導人已經感到這一形勢的雙重意義。作為德國人，他們希望獲得自由；作為世界公民，他們不歡迎大革命的思想，即使這些思想被拿破崙歪曲了，也總比柏林的正步走和維也納的倒行逆施對未來更具有希望。只要他們喊道，在現在開始建設的過程中，能贏得在別的西歐國家早就享有的人民的權利！但是他們預見到了解放後將在人民頭上設下的大圈套。在這種形勢下誰能不動搖呢？歌德是唯一從國家上升到人類，始終能保持平衡的人。但是正是從他們的這一困境出發，其他的德國思想家和創作家也引起了我們的同情。 幾乎所有的思想家和創作家所參加的派別，被稱為浪漫派；但似乎沒有任何人能為德國浪漫主義下一個確切的定義。之所以稱其為浪漫主義，絕不是因為它反對邏輯，但它還是反映了某些德國人和法國人性格上的不同色彩和德國人之間政治上的分歧。浪漫派領導人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寫道：「一個真正自由和具有文化修養的人，能隨心所欲地改變自己的情緒，從批評性的到詩一般的，從歷史的到修辭的，從古代的到現代的，總之，任何時候，任何方式，都能像器具一樣，隨時變換。」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不僅僅是個人主義，而是徹頭徹尾的無政府主義；而且這種人的念頭越古怪，他們給國家生活帶來的影響也越危險。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兩個世界，勇氣和思想，德國人的性格從這裡分野，無論是對內殘酷地壓迫同胞，對外儘可能去討好鄰國；或者逃避現實，遁入天堂，但這個天堂也必然是只同他個人美好夢想一致的天堂。 確實，德國浪漫派詩人憐憫自己的民族，但在現實生活中又找不到他們所能接受的東西，於是便躲入德國中世紀的「月色朦朧的迷人之夜」中去，撰寫《尼伯龍根之歌》和搜集生動的德國神話故事，為了德國的浪漫文學，在德國重新發現莎士比亞，其譯文的流暢優美，沒有任何國家可與之比擬；或者醉心於創作抒情歌曲，在這方面，諾伐利斯和艾辛道爾夫作出了不朽的貢獻。當處在異族占領的壓迫下，從世界公民轉為民族思想家時，他們中的大多數猶如去尋找一個國際保證委員會那樣，轉而信仰天主教。他們頭腦敏捷而又善於分析，都希望以達到他們稱為的「意識的潛意識」而擺脫自我意識太強的痛苦和折磨。 他們的幸福由於老是擔心是否把最好的東西錯過了而自我煩惱，其中勃梯那·馮·阿爾尼姆的名言表現得尤為深刻：「我對那些已經採摘到的草莓，早已經忘卻。但那些我至今尚未發現的，卻一直在我的內心燃燒。」這句話幾乎成了浪漫派的箴言。這裡，浮士德的英雄般的激情，一下降為輕佻的阿爾尼姆和梯克的恐懼和顫抖。有如舉起一杯精心製作的雞尾酒，把它看成一杯芳香醇厚的陳年美酒一樣，浪漫派比歌德更快地自我陶醉了。毫無疑問，他們看上去相貌堂堂，意氣風發。諾瓦里斯的眼睛含情脈脈，出色動人；克萊斯特有一張迷人的娃娃臉；赫夫曼瘦小的尖臉上，鑲嵌著一雙極大的貓頭鷹般的眼睛；貝蒂娜無拘無束，成天信口開河；而阿爾尼姆和勃蘭塔諾則無時不在裝腔作勢，準備別人把他們蝕刻下來。在浪漫派人看來，德國人的浮躁不安，正是他們天賦詩才的本色。 德國浪漫派詩人並不通過有影響的作品發揮自己的影響，而是通過提高社會水平，也就是說，通過那個時期有教養的德國中產階級發揮自己的作用。最重要的事情是運動，而不是成就；不朽的價值和一致的準則是不受浪漫派歡迎的。他們主張一切通過觀察和研究；不相信固定的形式，他們認為上帝和真理只有在運動中才能發現。浪漫派的這個信條，在美學上早期表現在巴洛克的建築風格上，後期表現在瓦格納的音樂作品中。 費希特和阿恩特為了普魯士的解放積極從事工作，前者是一位思想家，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宣傳鼓動家。阿恩特是一個瑞典農民家庭的兒子，中年獲歷史學教授頭銜。他的作品很動人，但沒有重大意義，但他為人們留下了一個正直而高大的德國人的形象。他毫不妥協的反對拿破崙的言論和作品，使他幾度流亡瑞典和俄國，有時是自動離開的，有時是被迫出走的；後來又在本國遭到第三次懲罰；直到70歲以後，才恢復名譽。他是施泰因男爵最優秀的學生；他的一生都在從事說教，這也是他原來就十分嚮往的職業；他的陰沉和有時顯得十分狹隘的表現，時而使人感到他十分執拗倔強。但是這種固執使他達到了英雄般的不屈不撓的境地，因為他對德意志具有真正的感情。他的內心不像路德等人的多變，因而他的天生的農民的驕傲比路德堅定，他曾說過：「作為一個戰士，首先必須想到德意志，然後考慮國王和貴族。祖國和人民是永存不朽的，而貴族地主將隨同他們的榮華富貴，風流孽債永離人間。」這樣的話，在德國只有經過大失敗後才能聽到。 費希特像 費希特（Fichte，Johann Gottlieb，1762—1814），德國哲學家、愛國者，先驗唯心主義運動第一位主要代表人物。 黑格爾像 黑格爾（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1770—1831），最後一位近代哲學體系的偉大奠基者。其事業承襲康德、費希特和謝林的衣缽，標誌著德國古典哲學的巔峰。 費希特（1762—1814）在世的日子並不長，52歲就去世了，作為思想家，他比阿恩特高明。他對於自己和世界的關係並不十分自信；的確，他的性格比較多疑，不是一個堅強的人。但他的內心充滿純真的熱愛人民的感情，願意為他們獻出一切。他是盧桑地一個赤貧的織帶匠的兒子，他是德國歷史上第一個進入政治舞台的無產者；因此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雅各賓派，是一切世襲制度的天敵。他是康德的學生，希望把康德動搖了的理論重新建立起來，維持「自我」學說，恢復人的自決意識，但同時，他的確又成了康德和路德的反對派。關於哲學，他曾經非常精闢而又簡單地說過，什麼樣的人，就會選擇什麼樣的哲學。這樣的哲學觀點和他的出身，使他在政治上提出非常激進的幾乎與美國人一樣的要求；而康德始終企圖在「公民」與「國民」的權利上作出區別，費希特卻教導說，人的罪惡本性，隨著其社會地位的提高，將可怕地習慣性地增長。 所有這一切，上層階級都原諒了他，因為他在「對德意志民族的講話」中，猛烈抨擊共同的敵人，他不僅反對拿破崙，而且敢於在柏林直接反對那些袖手旁觀的人，在這些人中包括席勒和歌德。費希特是德國人中少見的，他雖然出身下層，卻誰也不怕，不管是國王還是天才。 黑格爾（1770—1831），在所有的哲學家中，他是最出色的一個，常常被稱為費希特的接班人；但他只是在理論上是費希特的學生。他與海德爾一樣，認為人類歷史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穩步地不斷向上，雖然其間會出現曲折；但他從而得出來的政治理論卻相當新穎。 如果說費希特以他的浪漫主義方式熱愛德國和自由，那麼黑格爾既不愛人類也不愛國家，他只喜歡他的邏輯和秩序；在冷靜和透徹方面，酷似康德。 雖然黑格爾認為普魯士是完美的，但他充分知道，他憧憬的是理想化的國家，而不是他生活居住在那裡的國家；儘管如此，他對國家提出來的新要求，只是根據法律要求司法公開和陪審法庭制度。甚至在當時，也只有少數人認識到，這個金字塔形的國家，只是在使國家神化，這就是為什麼在一個世紀以後，法西斯和共產黨人從不同的方面都利用他的作品，強調國家的作用。普魯士警察國家的統治者雙手擁抱黑格爾，因為它反對社會主義，因為黑格爾能從理論上向它的臣民證明國王聲稱應該享有的權利。 「日耳曼優越於其他一切文明形式的概念牢固地建立起來了，這與日耳曼依靠武力的做法是十分不同的，它保證了日耳曼的勝利。確實，因為這是永恆世界的內在部分。」費希特寫道；他在「關於國家的信條」中進一步寫道：「除了強者的權力外，國家之間不存在法律和權力。一個已經註定了命運的人，有道德的權利，利用力量與智慧去完成自己的命運。」如有人把黑格爾的話，「戰爭是永恆的，也是道德的」加上去，那麼他就具備了他那個時代德意志世界帶頭人的條件，成為兩個最有名的哲學家。 德意志上帝，在德國悲劇的這個階段第一次出現了。這是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德國思想界與德國國家政權結成聯盟，在高等學府的大課堂里，不僅僅發出復仇的呼聲，而且還有被認為是道德的和哲學的信條——統治世界的要求，條頓人至少要成為歐洲的領導，這些燙金文字被篆刻在19世紀的進門柱上。由於有這樣的傳統，今天的黑格爾和費希特的徒子徒孫們，為什麼不能歡呼他們的條頓領袖呢？ 這些德國解放的先驅者，為了德國人真正在想些什麼呢？他們是否熱愛人民，為了他們的解放而獻出自己的生命？讓我們來看看他們遠離家鄉時做的筆記，這對了解德國人的性格將是十分有意義的，因為一般來說，在遠距離之外，人們對自己的小天地總是想得更清楚些。愛恩斯特·莫利茨·阿恩特1799年在國外旅遊時做了下述對比，這可能也是1940年德國「旅遊者」最好的寫照： 「義大利人只看到裝飾宮殿院子的大力士神，德國人卻看到雕像墊座上的骯髒。他希望把它打掃乾淨，以便使自己只看到美的東西；別人也總是樂意這麼做……德國人，特別是當他們有錢時，總是熱切地希望受到不僅僅傑出的人物，也包括每個門役和侍僕的讚揚和欺騙；只有極少數人有能力依靠自己。他們自我尊崇，等待著最大極限，一旦當他們發現要付出雙倍或三倍的代價時，就發出可怕的嚎叫。」在去尼斯的一條船上，水手和旅客走向少數被判苦役的士兵，對此阿恩特寫道：「整個船上講話的聲調聽起來是法國式的，不是那種德國式的，從他們的眉梢可以看出他們過去生活的經歷，他們腳戴鐐銬，思想似乎也被禁錮住了。德國人在一個時間內只能做一件事，就像耗子啃一塊荷蘭奶酪，一心一意……如果你觀看一個德國擊劍人面對一個法國人，你馬上可以看出他們的不同。一個像條公牛似的站著，像條公牛似的亂闖亂撞，另一個卻像跳舞似的東悠西晃，手裡拿著似乎是根稻草，但是他擊中了自己的目標。」 另一個德國思想家，弗里德里希·赫伯爾，在較後的旅遊中，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這裡，在巴黎，公眾是受尊重的。不像德國，士兵可以用槍支，如果咒罵，吆喝不解決問題的話……。在法國，人們不斷地跳舞，這種情況怎麼能經常維持下去，我不理解。如果在德國，就要你踩我的腳，我踩你的腳。在法國，人們很少飲酒，一個為7000人準備的冷餐，恐怕只夠漢堡70人飲用。因此這裡無論什麼事，甚至跳起大腿舞也都是文縐縐的，而在那邊情況就不同了，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會釀成獸性大發作。」 他們的年青時代——發現者——世界主義——施泰因 這個時期德國思想精神的結晶是出現了一對普魯士兄弟，這兩個人物在德國歷史上實為罕見。 洪堡兄弟，威廉（1767—1835）和亞歷山大（1769—1859）是普魯士一個普通人家的後裔。他們的祖輩一直在波美拉尼亞當公務員，1738年上升為貴族前，沒有出現過重要人物，甚至沒有一個將軍。最後，由於長年的貧困，一個容克注意到一個同僚的遺孀，她婚前的名字叫科侖布，是一個法國移民的女兒，她的父親與胡格諾派教徒一起被迫離開勃艮第和自己的玻璃工廠。外國的血液使日漸衰落的家族重新恢復了生命力。她為這個家族生了兩個兒子，他們的品格和成就，使人永遠無法判斷究竟誰更強一些。的確，這一對由法國人和日耳曼人的血液交融而成的兄弟，確是人間奇蹟。 他們在柏林附近出生，受到良好的教育，父親過早地去世；受母親血統的影響，在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赫爾茨、拉昔爾·瓦恩哈根等猶太人圈子的薰陶下，他們文質彬彬，聰穎好學，不受普魯士狹隘閉關自守的影響，同外界光明的世界有廣泛的接觸。從年輕的威廉的一幅側身肖像上我們可以看到，他身材修長單薄，一束頭髮高高地結在後面，嘴角輪廓分明，很秀氣，但下巴頦過尖，可以看出他富於幻想而體力略嫌不足。同哥哥相反，弟弟亞歷山大卻具有一副果斷的神氣，目光敏銳深邃，看上去遠能適應世界的要求。威廉常常一個人沉思遐想，亞歷山大則總是希望引起別人的注意。 但是，他們命中注定要從相反的方向發展。詩人成了政治家，有應付世界能力的人卻成了科學家。他們的仕途的發展看上去似乎是荒謬的，卻正是他們的魅力所在。這裡，兩個混血的德國人，通過他們自己思想上的互相補充和工作上表現出來的能力，用一種特別的方式，一度解決了國家政治與思想精神的統一問題。 威廉·馮·洪堡像 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德國語言學家、哲學家、外交家和教育改革家，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兄長。18世紀90年代末期，他的文學聲譽使他獲得普魯士駐羅馬公使（1801-1808）職位，在羅馬曾對人文學科和科學的研究工作慷慨贊助。1809年任普魯士的教育大臣，主要在柏林從事洪堡大學的創辦工作。 亞歷山大與邦普朗在南美洲 南美洲奧里諾科河畔繁茂森林中的小木屋裡，住著德國博物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坐著）和法國植物學家邦普朗，他們周圍擺著各種標本和科學儀器。在歷時五年之久的探險中，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其中涉及藥物學到火山學的廣泛領域。 但是這兩位兄弟年輕時也因天生的體質和性格而受到過挫折。亞歷山大年輕時多病瘦弱，雖然他雄心勃勃抱負很大，也不得不因此有所遏止；相反，威廉不久就發現自己的天賦遠遠不能達到從事創作所需的能力和深度，雖然他經常夢想自己成為一個詩人。因此，在他們二十幾歲時，兄弟倆就經常出遠門，亞歷山大沿著萊茵河採集玄武岩，後來就到英國從事科學研究，威廉在耶拿附近，開始同席勒，後來又與歌德形影不離，無論在他們敵對時期，或後來成為朋友的時期，他都是他們的好友。19世紀初期，兄弟倆雙雙奔赴巴黎，此後，他們就各奔前程了。威廉成了普魯士駐羅馬的代表。亞歷山大從掌握著半個南美洲的西班牙國王處弄到了通行證，進行了一次偉大的考察旅行。在這期間，威廉在羅馬以其大使的資格研究政治，同時又以詩人的資格研究考古。五年後，兄弟倆在各自的道路上堅定了信心，但是只有那位科學家為人類帶來了寶貴的財富。 亞歷山大·馮·洪堡被認為是哥倫布第二。他不僅帶回了6000種植物，而且為人們樹立了無限可貴的考察精神，為研究自然創造了新的方法，取代了中世紀亞里士多德式的研究方法，同歌德、林奈（Linnaeus，1707—1778，瑞典植物學家。——譯者注）一起成為新的科學研究方法的奠基人。這個幾乎是單獨的為地球比較學奠定基礎的德國旅行者，實際上開創了一場改革，一場革命。凡是經過他探索的，無論是地殼的形成，地震的起因，氣候變化的理論等，在他智慧的努力下，都結出了豐碩的果實。通過自己的觀感經歷，考察研究，使他加深了對自然界有機組織的認識。 不久，兩個同他出生有血緣關係的國家都聲稱亞歷山大是屬於他們的。他們的爭論正好說明他的超國籍的才能。他能同樣流暢地用德文和法文書寫，腓特烈大帝正好與他相反，兩種語文都很蹩腳。因此他能廣泛地通過教學擴大影響，而且經驗越來越豐富。由於他作為有上千項新資料的發現者，洪堡立即成為偉大的自然科學和地理學的普及者，為人類帶來了真正的福利。他年輕時學過冶煉，後來在國外考察的基礎上，他在磁學、地質學、氣象學等方面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貴族開始認為他是鍊金術士或懂巫術。埃及的首腦和印度統治者甚至出高價收買他。後來，新的研究計劃幾乎把他帶到亞洲去，因為他的目的完全不是為了追求榮譽，而是為了擴大自己的視野和滿足自己的求知慾望。1804年，他在華盛頓度過了兩個月，研究北美新的國家，他甚至想寫一部美洲歷史。洪堡從此聲名遠揚。 巴黎把這個德國人當做新世界的發現者來歡迎，這件事正發生在拿破崙登基加冕的前幾周，巴黎對於拿破崙稱帝竭盡全力加以宣揚和大肆鋪張，亞歷山大回國的消息更為其烘託了氣氛。在這段時間裡，亞歷山大結識了一個叫克里奧爾的年輕人，這是個擁有百萬財富的公子哥兒，生活的優裕和閒散，使他不知道什麼是世界上的快樂，整天鬱鬱寡歡。亞歷山大利用從這個年輕人的家鄉搜集來的故事，和在他祖國的土地上採集來的卻又是這個年輕人很少看到過的動植物標本，點燃了這個年輕人對生活的興趣，他就是西蒙·玻利瓦爾，關於他和洪堡的友誼，我們將在另一本書中專敘。 當這個35歲的大自然的發現者在巴黎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舉杯豪飲時，他覺得自己是個真正的法國人。 但是一年以後，當兄弟倆在羅馬再次團聚時，兄弟情誼有如一股涓涓細流，淌滿了他倆的心田。他們論今頌古，從藝術、自然、歷史、地理，到當時政體、時事，高談闊論，無所不議。義大利是日耳曼自古以來對南部的夢想在思想精神上得到充分實現的歷史見證人。威廉對遊學歸來一度傳說已經死去的兄弟獻上自己最動人的詩句，亞歷山大則向威廉獻上自己最優秀的作品之一——《論自然》。於是這對兄弟就被人稱為「德意志神聖的孿生兄弟」，他們自己也開始感到結合在一起的力量。對於威廉來說，考古學無疑是要求簡樸的箴言。他很快發現自己越來越被名望所吸引，而不甘心人後。國王召他回柏林擔任教育部長。在拿破崙的反對下，他在1810年創建了柏林大學，這在當時只有理想主義者才能完成這樣的事業；但是當他邀請已在巴黎的弟弟也到柏林來時，亞歷山大拒絕了，雖然他在巴黎除了自己的朋友外，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今天，柏林大學的校園門口，矗立著兄弟倆詩人般的大理石雕像——這就是他們歷史的寫照。 同所有的德國知識界的先進人物一樣，洪堡兄弟也嚴厲地批評自己的同胞。亞歷山大曾經寫道：「在偉大的法國，人們不會受到小資產階級吹毛求疵嘮嘮叨叨的煩擾。這在柏林和波茨坦卻比比皆是，人們幾個月的為被歪曲了的形象而痛苦憂傷，而這一被歪曲了的形象卻正是他自己薄弱的意志所造成的……我在這裡生活得很不愉快。人們的情緒比沙漠和灰濛濛的天空更壞。」威廉寫信給他妻子說：「同柏林相比，維也納顯然神聖得多。只要想想那沙土，松樹，毫無藝術加工的周圍，一切都顯得那麼貧乏……人們無法想像籠罩在這裡的一片冷漠、枯燥、乏味……我想我應該離開這裡，永遠和它告別，這裡的一切太可怕了！」 威廉還十分精闢地總結了德國的問題： 「德國人之愛德國」，他寫道，「確實與別的民族愛自己的國家不同。這裡由一種看不見的感情凝聚在一起而成的。這不僅僅是對土地的愛，而是對日耳曼精神和感情的嚮往，人們可以從任何地方感覺到這一點，而且這種感情是可以移植的。」 最後在1814年，這對兄弟在巴黎重新喜劇式地團聚。他們中的一個與反拿破崙的盟國一起進入巴黎，他匆匆忙忙地尋找安靜地坐在書房學習的另半個法國人。弟弟為哥哥做嚮導，指給他看盧浮宮裡的拿破崙從羅馬偷來的雕塑。 一直到他們六七十歲時，兄弟倆才定居柏林，他們還是各有各的活動圈子。亞歷山大後來成了王室的寵兒，而威廉反而失去了國王的歡心。但兄弟倆相處十分親密和諧。 威廉逝世後，亞歷山大寫道：「我想不到在我的老年還要經歷如此巨大的悲傷。」 施泰因的出現——施泰因痛恨容克地主——拿破崙的錯誤——施泰因推翻普魯士——施泰因僑居國外——愛國者 從1807年到1813年短短的六年中，德國在走向解放的道路上逐漸成熟。拿破崙分別給予普魯士和奧地利以致命打擊後，德國又以「萊茵聯盟」的形式結合起來。在拿破崙的失敗過程中，雖然我們必須看到俄羅斯和西班牙的作用，但關鍵的因素卻是德國軍隊的得以重建。事實上，這卻只是少數幾個堅決頂住阻力反對畏懼思想的人，他們敢於重新建立普魯士政府和軍隊。在這場戰爭中大大起作用的是英勇善戰的普魯士軍隊，而不是奧地利軍隊。 這些人不是普魯士人，他們也不相信服從和訓練是唯一的重建軍隊辦法。這六名傑出的將軍和政治家都出生在德國其他地區，因而能使普魯士不像過去那樣死板僵硬。另一個因素是，第一次少數將軍來自低層，他們了解普通戰士，這對容克地主來說是無法做到的。 其中一個是格奈塞瑙，（Gneisenau，1760—1831，普魯士陸軍上將，軍事學家。——譯者注）一位虔誠的新教軍人，有鐵一般的紀律，只知為自己的良心及為國王服務。另一個是沙恩豪斯特（1755—1813），他是下薩克森一個農民家庭的兒子，傻頭傻腦，卻富於想像力，有時甚至還有點浪漫主義的迷惑力。他曾在巴黎坐過牢，據說他是在敵人的包圍下被交換出來。他們兩個都精力充沛，狡黠過人，因為就像今天的德意志共和國，他們不得不違反條約，秘密發展武裝。 腓特烈·威廉三世像 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1770—1840），普魯士國王（1797年起）。由於1806—1807年軍事失利，而批准了施泰因和哈登貝格等提出的改革方案。曾長期屈從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與奧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協調一致。在他在位的最後二十五年間，普魯士國勢日蹙。 施泰因像 施泰因〔Stein，（Heinrich Friedrich）Karl，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1757—1831〕，普魯士政治家，普魯士首席大臣（1807—1808），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私人顧問（1812—1815）。拿破崙戰爭時期，他在普魯士推行廣泛的改革，並促成歐洲最後一次反拿破崙聯盟。 另一個是來自民間的，不知姓名的健身操倡導者約翰，他主張以發展體育和體操增強德國。「這個奇怪的大個兒約翰的政治活動」，特萊切克寫道，「開始向我們顯示了某些給新德國臉上抹黑的歪曲形象——粗暴無禮，排斥異己，目空一切，蔑視良好品行和謙恭禮儀。這些不成體統的習慣，必然會傷害我們的年輕人，因為條頓民族好把坦率與粗暴混淆起來。這個有思想的民族的後代，崇拜一個吵吵嚷嚷粗暴無禮的老師，這是一種病態。」普魯士歷史學家在半個世紀以前，就精闢地預言了納粹的品行。 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又一次根據處在兩個放蕩的浪漫主義者之間的節儉謹慎的霍亨索倫的統治經驗，最後認為為了應付拿破崙，軍隊必須改革；但他沒有認識到，人民必須是這個改革的基礎。他絲毫沒有違背王室對他的傳統教育，表現不忠。作為丈夫，他也很體面地處理了與可愛的令人銷魂的妻子路易絲王后的關係，他也不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膽小。他所缺乏的是激情，他對什麼都愛不起來，也恨不起來。 但是，為了使從腓特烈大帝之後就死氣沉沉的軍隊得到新生，在沒有偉大的將領的幫助下，就需要改革民權，而這是為已有三百年警察之國的歷史傳統所反對的。 敢於率先向普魯士舊制度發起衝擊的是馮·施泰因男爵（1757—1831），這個有著一雙藍藍的眼睛和大鼻子的獨立的帝國男爵是這個時代的英雄，在本書這一章節開始就做過介紹。的確，他進行了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熱愛自由的人民傾向於自下而上的革命。但他不是一國之王，甚至不是普魯士人，他只有依靠比他年輕得多的統治者的一時衝動，在他們的統治遇到了緊急情況時，才得以達到自己行動的目的，有如一個醫生無法說服頑固的病人進行必要的手術一樣，只有到了出現險情時，病人才被迫抬上手術台。難道國王沒有理由擔憂嗎？一個陌生人闖了進來，敢於建議向統治國家的兩大支柱容克的特權和農奴制開刀，而且這兩部分是部隊軍官和士兵的主要來源。普魯士的最高統治者聽到這位出身高貴的紳士怒氣沖沖地說：「1500萬德國人的命運系在不諳世事，胡思亂想的第36代小暴君的身上。讓那些貴族老爺不要忘了，在上帝的旨意下，普通的德國人是自由的。」這時，他一定若有所思。 施泰因的仇恨逐漸轉向容克地主，他對他們太了解了。他是在萊茵地區長大的，並且一度是那裡的行政長官。通過朋友和來訪者，他深深了解普魯士特權貴族地主的傲慢和懦弱；他對被壓迫農民的同情逐步增長，他認為農民是重大的犧牲者。甚至在災禍之前，當時他已50歲了，他就提出推翻這一切的理由。他稱易北河東部的城堡為「捕食鄰里的虎狼之穴，把周圍的一切糟蹋殆盡」。認為「如果他們想保持對國家的領導權，他們就必須放棄自命不凡，放棄他們的馬群和狗」。 國王能以國家重託賦予這樣的人嗎？國王情願選擇舉止優雅而膚淺的馮·哈登貝格為大臣，因為他始終知道該怎麼做，他不想觸動整個制度。但是在第一次失敗後，國王還是把施泰因也召來了。施泰因和哈登貝格之間很快就展開了爭吵。施泰因希望國王解除三個親信中一個或更多親信的職務。但是國王大為生氣並答覆道：「現在我明白了，你是個頑固分子，依仗自己的才氣，桀驁不馴，不考慮國家的利益，一味根據個人的意氣感情用事。」施泰因很快被解除了職務。 但不久，支持施泰因復職的恰恰不是別人，而是拿破崙。拿破崙不知道他的這一行動為他日後的不幸埋下了多大的禍根。拿破崙在提爾西特不十分精確地聽到了哈登貝格和施泰因之間的分裂，他建議國王解除哈登貝格而召回施泰因，因為他希望這兩個人繼續矛盾下去，從而削弱普魯士政府。就這樣，1807年在提爾西特，拿破崙以為自己已掌握了別人的生殺之權，他可以製造一個國王，他可以消滅一個國王，他可以粉碎普魯士，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一切，就在這位統治者達到登峰造極的時候，他為自己的敵人打開了一條給自己以致命打擊的，使自己註定要失敗的道路。在這裡我們不需要更多地去闡述天意。 施泰因被無禮免職六個月後，國王以一紙口氣冷淡簡短的書信把他召回，並賦予他普魯士國家最高領導權，此時，男爵正躺在病床上；但他還是立即回信表示接受，沒有要求道歉或提出任何條件。當他賦閒在拿騷城堡，並被迫無聊地聽取一系列失敗的報告的幾個月中，他已徹底研究過了普魯士制度上的缺陷，寫下了拯救國家的條文。現在終於大權獨攬，他把整個身心投入國家事務中去，當時他在梅梅爾。 由於當時整個國家為法國所占領，施泰因不得不乘船採取迂迴路線到達普魯士的最東部梅梅爾；而且不久他就要在柏林開始談判，因此他好像是一個在法國某城市的外國大使。當時沒有一個人知道，普魯士要向法國支付多少賠款，這個情況與今天的現象剛好顛倒過來。敵人的部隊林立在易北河岸邊，時刻提醒著普魯士戰敗國的地位，並還要防備潛在的敵人沙俄；法國當時提出的賠款數是十分驚人的，六年內普魯士支付了10億法郎，而當時普魯士全部人口只有400萬。只有在這種絕望的情況下，奇蹟才能發生，普魯士國王把自己的權力交給了內政部長，讓他居於一切人，包括他自己及容克地主之上。就這樣，施泰因在這一年內成了德國第一個因自己的能力被授權的專政者。這段喜劇般的歷史的形成，與其說是人民，不如說是國王，更不如說是拿破崙本人把這位普魯士的專政者推上台的。 施泰因開始以引人注目的速度進行改革。實際上他只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就重新奠定了國家的基礎，而為了這一刻時間的到來，他卻準備了20年。這不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因為施泰因不是雅各賓。他一切為人民著想，但只有部分活動通過人民。人民到可以把他同米拉博伯爵相比，因為這個人希望通過大規模的讓步來拯救一切。但是這個時期的德國比那時的法國有權，普魯士當時沒有議會，國王主宰一切。 一天之內，僅僅一紙布告，施泰因廢除了農奴制，接著建立政府內閣制度，再下一步，他就調動容克地主的地產，削減一半薪金，並推行包括容克地主在內的全面兵役制。經過300天後，他把城市的行政管理交還給市民，推行由組織起來的市民自我保證的自治政府。通過自由選舉市政成員，他還打算推行省議會直到德意志帝國國會，通過不斷地教育和選舉使受到限制的圈子不斷擴大，這一做法同今天的俄羅斯蘇維埃類似。施泰因推行的是他的英國式的結合自治政府的貴族統治藝術，而不是法國大革命的經驗。他允許容克地主兼營手工業和商業，也允許市民和農民購買貴族地產，以家庭出身劃分的等級制度很快就被摧垮了。 但是在未來的年月里，小人物將越來越感到失望，而大人物卻有各種理由滿足自己。 從西班牙傳來消息，拿破崙的地位開始不穩，施泰因的民族主義計劃也加快了速度。1808年初，他認為起義的時機到來了，他給一個朋友寫了一封密函。這封信落到法國人手裡，不久即傳到巴黎，成為普魯士大臣的陰謀證明。拿破崙立即下一道命令剝奪施泰因的一切權力並沒收他的所有財產。施泰因通過西里西亞蓋滿積雪的山頭逃到波西米亞。他以變賣銀器為生，開始了流亡生活，最後逃到了俄國。 這個時期的沙皇亞歷山大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還是拿破崙的朋友；但是拿破崙卻像一個敏感的丈夫那樣，早就感到沙皇在欺騙他，雖然他還只是內在的思想，並且他自己也幹著同樣的勾當。亞歷山大是斯拉夫獨裁者的後裔，因此他自己也蠻氣未脫，一位瑞士籍的家庭教師向他傳授了盧梭學說，他的性格不穩定，經常動搖在兩個極端之間——一會兒充滿熱情，一會兒又非常壓抑。沙俄由於對英國進行封鎖，自己也遇到很大困難，但是拿破崙的榜樣又刺激了亞歷山大對博斯普魯斯、地中海、芬蘭、大西洋的野心。歐洲這一時期極不穩定。征服者努力通過合法權利加強自己的地位，而另一部分人則渴望通過同征服者結盟得到和平。 冒險家和愛國者試圖發動孤立的暴動，成為民族起義的先驅，結果英雄般的犧牲，沒有獲得成功，但是歷史卻為它寫下了一頁。在德國沒有一個貴族起來捍衛他的祖業，除了一個名叫海因利希·馮·克萊斯特的容克詩人，他至少還寫了一副著名的對聯，表示抗議： 殺死他，世界不會審問你 為什麼要發射你的弩箭！ 只有平民和農民才會冒生命的危險，維也納一個牧師的年輕兒子企圖暗殺拿破崙。平民的名字叫梅佐爾·謝爾，匈牙利後裔，他從柏林出發，帶領一隊勇敢的輕騎兵，向北奔去，希望得到英國的幫助，他最後在施特拉爾松被包圍而陣亡。同年，蒂羅爾的一家農民客店老闆安德里亞斯·胡佛爾聽說奧地利皇帝與法國重新簽訂和約，他和他的朋友們不願也不相信這樣的消息，繼續以皇帝的名義獨自戰鬥，他們特別反對巴伐利亞的一個大臣與法國聯盟。由於有阿爾卑斯山為屏障，他們確實幾度奪回他們的首都因斯布魯克，但由於維也納政府始終不予援助，最後不得不向敵人投降，所有這三個人都以生命殉國。在德國的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生像西班牙那樣的人民戰爭；從德國人的性格來說，是不會為了自由而發動革命的。 此時，拿破崙第三次成了德國的主人。第一次是在1809年，他幾乎已在阿斯佩打敗，但幾星期後，他取得了瓦格拉姆戰役的勝利，於是在美泉宮簽訂了和約，從海上迫使奧地利後退，占領了奧地利的一個地區，同時決定娶奧地利的公主為妻。為這一切作出謀劃策並承擔了風險的人，是奧地利政治家梅特涅（1773—1859）。 梅特涅問世——他的統治——少數勇敢的人——勝利的親王們——理想主義者被鞭撻——維也納大會——梅特涅的和平 人們如果想把奧地利同普魯士男人的精神氣質作一比較，那麼只需要把梅特涅同施泰因並列剖析就行了。作為國家的頭面人物，他們相當於瑪麗亞·特蕾西亞同腓特烈大帝。但是就在這方面也還有一定保留，即他們既不出生於多瑙河，也不出生於施普雷，而是都出生於西方；並且，作為萊茵河地區的兩個人，他們都相當自覺地根據各自的性格，進入兩個國家，為各自的主人服務。在這方面，梅特涅就像他出生地摩澤爾山區的汽酒；而施泰因就是一瓶朴樸實實的呂得斯漢姆粗酒，使人越喝越想喝。 從歷史觀點看，梅特涅更享有盛名，這僅僅是因為他統治國家長達半個世紀，而施泰因只統治了一年。他們一起消滅了拿破崙，但一個是運用他的智力，以歐洲的名義，在歐洲概念之內，追求，並一度實現了他的歐洲觀點；而另一個則純粹是為了實現他的德國之夢。一個從內心講完全不愛社交活動，卻處處表現出風度翩翩，一副紳士派頭；另一個則實實在在感到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梅特涅追求的是貴族統治下的國際性的歐洲；而施泰因則希望喚起日耳曼民族的責任感，把德意志交給他們。一個是玩世不恭除了自己的階級對誰也不信任；一個是理想主義者卻除了自己的階級對誰都信任。 梅特涅像 梅特涅（Metternich，Klemens，Fürst von，1773—1859）是屬於世俗一流的人，他的見解是現實的，甚至是見風使舵的。他出名的「體制」，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不外乎是一種常識。他依靠一個屢戰屢敗、民族龐雜、半壁河山已經被割去的帝國作後盾，採取斷然步驟，把歐洲從一個立足於荒謬哲學而又貪得無厭的暴君手中解放出來。他使維也納成了歐洲外交的中心和國際政治思想的中樞，這對於維也納來說是空前的。有40年的時間，世界免於戰爭也是由於他努力的結果。 人們只要看看他那神采飛揚，俊美秀逸，靈氣逼人的風姿，生來一副女性的形象，表情狡黠卻不堅定；而施泰因則長著一張峻硬堅實、土裡土氣的臉，兩眼充滿渴望，就像一頭豹子挨著一頭獅子。兩人均絕頂聰明，但梅特涅卻顯得靈活得多。這就是為什麼他能堅持住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反對拿破崙的會談，要是換了施泰因，恐怕連一句話都談不下去。半個世紀以來，梅特涅經歷一個又一個風浪，而絲毫也沒有觸動國家的舊體制，相反，還使它更倒退。施泰因迫不得已，在四個星期內震醒了一個僵硬的封建國家；如果他在權力的運用上不過於直率，他將得到更大的成功，因為他相信真理，自由和自己說過的話，而這些對於梅特涅來說，卻只不過是戲謔和嘲弄的笑料而已。 看著他們，人們馬上會感覺到，施泰因從不裝腔作勢，樸實無華，而梅特涅則全身充滿著虛誇浮華；一個從不計較錢財，另一個則對金錢多多益善；施泰因一生廉潔奉公，梅特涅則接受了達官顯貴給他的許多饋贈。 他們兩人的出生地——他們的祖先據以繁衍蟄居的古城堡，彼此相距不遠，兩個氏族都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卡爾大帝時代，但梅特涅家只是在最近才成為帝國的非直屬成員國，只對皇上效忠。在兩支家族的先輩中，包括他們的父親在內，都是萊茵地區的高級官員，因此可以肯定地說，都以同樣的傳統教養自己的兒子。他們年輕時都在英國生活過。但大革命的爆發肯定給予梅特涅非常深刻的影響，因為他當時只有16歲，父母直接受到威脅，而施泰因當時已三十多歲，已到了自己可以享有爵位的年齡。大動亂對於梅特涅的不穩定的性格具有深遠的影響；當時他正在英國過著悠閒的少爺生活，成天混在女人堆中，而施泰因則在嚴肅地學習政治與歷史，因而一個就把寡頭政治的原則運用到自己的國家中去，而另一個開始向民主的方向走去。梅特涅是天主教的血統，外加他自己的世界主義性格，而施泰因是新教教徒，因而他對個人更感到具有責任感。 梅特涅是在維也納受到的政治教育，他同那裡的最強大的國家領導人是姻親關係，後來又在柏林和德勒斯登的宮廷中生活過。他在1806—1809年擔任奧地利駐巴黎的大使期間，在帝國的新形勢下，耍盡陰謀詭計，才得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但這必然會引起那位暴發戶對他的反感，而且梅特涅還特別喜歡嘲笑拿破崙的姿勢，他沒有認識到拿破崙的厲害和他的才幹，一味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在這方面梅特涅還遠遠不夠狡猾。 1806年以後，奧地利皇帝自稱為弗蘭西斯一世，梅特涅得到他的充分支持。根據約瑟夫皇帝的說法，他的叔叔「既虛假又冷漠」，懶惰得什麼事情也干不出來。遇到這樣一個對什麼都不感興趣的斯多葛式的愚蠢領導，是很容易對付的。他們倆在年輕時就結為朋友，梅特涅幾乎跟隨了他一生。他在這方面比施泰因幸運得多，施泰因的國君既無能又頑固，他自己領導不了國家，又不肯聽取別人意見。梅特涅在1809年奧地利被擊敗後接管政府，他的初步政績之一是同法國締結了和約，這個和約使奧地利淪為第二流國家，但是梅特涅利用發表聲明，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使人民相信得到了幸福的解放。與此同時，他恢復運用哈布斯堡皇室古老的使這個國家三百年來因戰爭失敗卻不受懲罰的策略——聯姻。要把一個在古老的皇室家庭庇蔭之下長大的公主嫁給一個淘氣茁壯成長的野孩子，但帶著月桂的新花園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16年前哈布斯堡皇室最後的一個公主，幾乎處於同樣的情況，最後被送上斷頭台的事，也不得不加以考慮。但是梅特涅在戰後不久，即使兩個原來的敵人變成了翁婿，僅此一事，不得不承認梅特涅的非凡天才。 他的目的絕不僅止於此。在設想把公主嫁給拿破崙的當時，他就想好了，如何從這個圈套中收回應收回的東西，包括同普魯士和沙俄的重新聯盟，但這是幾年以後的事。他需要重新安排時間。帶著金色髮辮美人瑪麗婭·路易絲填補了這段時間的空白；而且她任務完成得不錯，一年後她就給拿破崙生了一個他日夜盼望的兒子，唯有這件事是拿破崙一個人做不到的。兩年後，他從沙俄撤退，這給被壓迫國家提出了一個信號。就在這時，施泰因為歐洲命運重新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正是施泰因占了沙皇的上風，變俄國的勝利為歐洲的勝利，此刻，在施泰因的腦子裡，德國古代的皇帝又重新登台了。那些西方新興的國君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紛紛從他們的巢穴中逃出來，俄國的巨鷹出來保護他們。在發現人才上很少錯過機會的亞歷山大，很快把這個非法移民召到宮裡去。在那裡這個沉默寡言的人建議乾杯，這樣的事在他一生中總共才出現二到三回。拿破崙從莫斯科後撤的消息傳到聖彼得堡，施泰因站起來說道：「我戎馬一生，經常置生命財產於不顧。讓我們痛飲這一杯，因為人總是要死的，但要死得英勇。」這幾句話，勝過貝多芬的美妙的音樂。 經過幾周的接觸，具有女性般敏感的沙皇，深深為施泰因所折服。施泰因當時仍與某些普魯士軍官保持著聯繫，他們企圖不惜一切代價促成普魯士與沙俄之間的聯盟，必要時，甚至可以取下國王的腦袋。兩支軍隊中有著傳統的友誼，少數堅決的將軍時刻等待著命令。蘇格蘭後裔約克·馮·瓦騰堡將軍完全按照自己的行動，於1812年在陶洛根與鄰近的沙俄軍團簽訂了一個武裝協會公約。還從未有過一個普魯士軍官做過這樣的事。 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沒有徵求人民意見的情況下進行的。人民的心情很迫切，但他們敢怒不敢言；國王有點勉強，但他被迫跟著走。約克和施泰因採取的行動具有無可挽回的後果，為了把正在猶疑不決的霍亨索倫皇室拉到這一邊來，1813年國王從布萊斯勞發表了他的「致人民公告」。在這篇講話中，鐵十字勳章第一次被提了出來。普魯士人缺乏想像力，但在這篇講話中卻使黑白相間的普魯士旗幟具備了如此了不起的高貴氣質，因為鐵十字勳章代表了它的莊嚴的職責，而不是五彩繽紛的忠誠。 1813年10月，拿破崙在萊比錫被盟軍擊敗，並很快被逐出德國。舉止優雅的施瓦岑伯格親王因勝利而受到了讚揚。還有一位戰地元帥布呂歇爾，他的作戰本領大大高於他的文字水平。他出身於民間，對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這裡又一次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樸實而又勇敢的德國人，既不粗暴，也無奴性。 萊比錫會戰期間，薩克森·符騰堡軍團從拿破崙一邊倒向盟軍一邊來了。經過三次戰爭，直到最後一個小時，德國統治者還在強迫他們開往法軍前線，向德國弟兄們開槍。這次他們索性跑了過去，和他們握起手來。熱愛自由的人民應該當場把那些親王打死。難道這些人沒有為了自己稱王稱霸而無視同胞的情誼、生命和尊嚴嗎？難道他們沒有向全世界證明，德國對他們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權力、頭銜和金錢嗎？但是不論當時和以後，卻沒有一支德國部族起來反對這些賣國賊。萊比錫反對異族統治的戰役在德國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應該發生而沒有發生的事情，卻對認識德國人的性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814年3月，聯軍進入了巴黎，這件事對這個世界城市來說，似乎是無法置信的。它已矗立在世界上一千多年了，敵國統治者還從來沒有進入過它的城牆。當巴黎人還在備嘗自己的痛苦時，羅馬人已在款待這些第一次來到這個國家的野蠻人。不過畢竟他們自己也向別的國家派出了夠多的殘暴的軍隊，和給別國造成夠嚴重的大浩劫。但是現在，當這些俄國人和由嘴上帶著一撇硬髭腰裡別著一把短刀的布呂歇爾元帥帶領著的普魯士人，隨著進行曲行進在廣場時，這些失敗了的法國人忘記了，這畢竟是一些來自未開化世界的冒險分子，對於他們，法國人長時期來就予以信任了。 自從四個世紀以前的康斯坦茨大會以來，德國還從未參加過如此精華薈萃的維也納大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大會與1919年的不吉祥的巴黎大會情況完全相反。普魯士國王計劃三個月後回國，結果卻一直延長了九個月。還只有四十幾歲的弗蘭西斯皇帝表現得老奸巨猾，在他的維也納口音和詼諧後面，隱藏著殺機和農民的刁滑。 簇擁在梅特涅首相周圍的，有一大批令人注目的人物，其中有施瓦岑伯格親王，優雅的哈登堡，另外一個紳士，以及他們中最聰明的塔萊朗。施泰因組織了一個其中包括威廉·馮·洪堡在內的由完全不同的人物組成的小組。希望取悅於每個人的沙皇亞歷山大，自從他的父親被刺以後，老是坐立不安，一會兒阿諛奉承，一會兒手舞足蹈，始終像個演員。保守分子稱他為半個拿破崙，半個傻瓜，而且顯然他喜歡用浪漫的辭藻來表達自己的感情，有時他自己就像一個宮廷小丑。「看上去老是怏怏不樂，憤恨不滿的」普魯士國王，始終焦躁不安，心神不定，而且像書呆子似的賣弄學問，動詞老用不定式，惹得與會者捧腹大笑。這些人中，至少三個人：梅特涅、施瓦岑伯格和亞歷山大認為自己是唯一的拿破崙征服者。 維也納會議的鬥爭，德國人民甚至間接地都沒有參與，因為當時根本沒有公眾意見這一說，因此我們不必對此加以贅述。使會議事先就埋下了癱瘓種子和德意志政權得以形成的因素是三個主要異族國家參加了會議，這一點與西伐利亞和會的情況一致。 維也納會議場景 這幅插圖描繪了1815年拿破崙帝國崩潰後舉行的維也納會議場景。儘管法國也被允許參加這次會議，但會上由勝利者作出一切重要的決議。普魯士得到了萊茵蘭一帶的一些新的省份，那裡的礦產資源日後有助於普魯士成為德國最強大的邦國。 但是維也納的悲劇是由於兩種不同政治觀點的鬥爭——民族主義國家對權力集團。無論是歐洲人還是奧地利人都不能責怪梅特涅堅決反對成立民族主義國家，因為他正確地預見到了一個世紀來的民族之間的鬥爭，特別是哈布斯堡皇室的崩潰。這兩件事最終都發生了，雖然他成功地為一代人帶來了和平，推遲了這兩件事的發生時間。但是，要解決這些問題，當時只有一個可能性，即讓參加萊茵聯盟的德國親王占有這個國家，或還給他們的土地。這就是為什麼在萊比錫戰役後梅特涅建議拿破崙與他的敵人談判，恢復法國的自然邊界。這位皇帝一心希望獲得新的勝利，直到錯過了時機時，梅特涅才同意繼續向西挺進，直搗巴黎。 但是，對這個結局十分惱火的施泰因男爵卻獲得了後人的同情。當時德國親王支持拿破崙，發動反對德國的戰爭，他們依靠拿破崙實行了六年多的統治。按照施泰因的想法應該懲罰這些親王。施泰因希望德意志帝國，作為一個人民帝國重新站起來，因為他熱愛民眾自由，對德國人的成熟給予過高的估計。確實，施泰因希望來一個第二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一個英國式的由人民控制的帝國。施泰因的這一思想，要比1815年在波美拉尼亞一個莊園出生，帝國由他締造的人的思想還要先進。而將普魯士建成強大的德意志帝國，這是最先由魏瑪提出，50年後又得到俾斯麥支持的另一個建議。阿恩特和他的朋友可能情願看到弗蘭西斯皇帝繼續他的舊統治。不久以前，費希特曾經聲稱：「凡是沒有參加這場戰爭的，不論是誰，都不能憑命令加入到這個國家中來！」但是這些理想主義者十分孤立，他們的呼聲得不到響應。 施泰因及其帝國思想終於在這一鬥爭中屈服。這些變了節的萊茵地區的親王幾乎取回了一切他們在法國占領時期所占有的東西。奧地利和普魯士之間的舊有的衝突又一次尖銳化了。這一切都與德國人民的意志有深刻的關係，當時他們尚不具備為自由而鬥爭的精神。內心充滿感激心情的老百姓歡迎這些變節分子回到自己的家園，繼續他們的統治。施泰因痛苦地說：「偉大的鬥爭將像滑稽戲一樣的結束，如果這個鬥爭只是引起山嶽黨人與保皇黨人一場新的內亂的話。」 梅特涅不再希望哈布斯堡占有阿爾薩斯和洛林，因為這兩塊地方正在等待交易，但堅持要多瑙河流域的地區。他改變向西擴展的意圖，而代之以向黑海發展。普魯士在萊茵河和摩澤爾河流域擴大了地盤。重要的是，不僅領土面積擴大了，而且第一次同法國在大片土地上接壤，成為鄰邦，這一地理位置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德國的命運掌握在普魯士的手中了。所有的德國親王都轉向奧地利，因為他們逐漸害怕普魯士。 10年以後，「德意志聯邦」（1815—1816）取代了「德意志帝國」。在法蘭克福聯邦議會上，39個地位平等的親王派代表出席會議。 然而，維也納會議就其歐洲範圍來說還是有後果的。德國人停止了自己打自己，甚至還取得了梅特涅稱之為的歐洲平衡，確實在以後的半個世紀內，德國既未發生國內戰爭，也沒有國外戰爭。建立了基督式的統一，開始時十分正式以《聖經》為基礎，但以條約的形式建立了「神聖同盟」，三個勝利國「以同等的基督國家資格參加」，作為成員國，它的真正的主宰是上帝。這使人回想起「改革」時期為基督建立的煙霧繚繞的聖座。三個國家的統治者在全世界面前起誓，他們將像對待自己的孩子那樣對待老百姓。不久，大多數親王都參加了「神聖同盟」，確實出現了一派歐洲統一的氣象。 但是「同盟」是建立在絕對專制基礎上的。它完全忽略了「革命」。俄國的廣大群眾還要沉睡一個世紀，但是像柏林、維也納等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情況就不同了。他們稱法蘭克福的使者是執行暴君命令的反對人民的劊子手。拜倫說，三個蠢材希望三位一體湊成一個拿破崙。 是的，歐洲太平了，特別在擊敗了拿破崙的再次反撲之後，歐洲確實出現了持久和平。只有一件事情也從這個大陸消失了，這就是自由。 貝多芬和拿破崙——他們的關係——《英雄交響樂》的主人公——貝多芬受到邀請——自由和勝利——「擁抱吧，父老兄弟姐妹們！」 當這位地中海之子在他的遙遠的大西洋小島上奄奄一息地度過他的最後幾年時，他最大的北歐日耳曼對手還得坐在維也納數年時間，以完成他的使命。世界征服者拉丁人的刀劍給德國的命運帶來了沉重的創傷，然而德國天才們卻以非武裝的翅膀翱翔和湧現在世界面前。 在他的同輩人中，只有貝多芬可以作為征服者同拿破崙並駕齊驅。歌德是位賢哲，但不是戰士。當時充滿世界的君王思想，如統治、勝利、榮譽等欲望，直到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充滿在年輕人的頭腦中，這些思想是受拿破崙的言行，也是受貝多芬的作品的鼓舞產生的。19世紀沒有別人能比得上這兩個人所散發出來的火一般的力量了。直到今天，沒有任何精神力量能像貝多芬交響樂的最後樂章那樣鼓舞人們的勇氣和獻身精神了。 拿破崙征服維也納後，當時市內正在上演貝多芬的新作品《第五交響樂》，一位軍官在最後樂章的開始，躍立高呼：「皇帝在此！」這一偶然事件揭示了人們的內心感受，具有深刻的含義。說明上千顆心同時感受到了這一點。為什麼從來沒有人把拿破崙同莫扎特、康德相比？也沒人提到巴赫和莎士比亞？為什麼沒有別的軍人，當代的或過去的，曾經鼓舞貝多芬為他奉獻自己的一件作品？ 拿破崙和貝多芬出生年月相距不遠；他們的身材差不多，雖然根據貝多芬的朋友的描述，貝多芬顯得更壯實。兩個人都在差不多的年齡經歷了大革命。年輕時，兩個人都以新異教徒的氣派狂飲，這對於基督世界來說，將受到堅決的抵制，也根本不考慮什麼道德和什麼完美的生活。「昨天」，年輕的貝多芬寫道，「他們的沒完沒了的談話弄得我好不傷心。見他們的鬼去吧！我才不要他們的道德呢。力量——這是區別於別人，使自己永占上風的人的道德；這也是我的道德。」還寫道：「我將進入命運之關，它決不會使我低頭。」有時他會像普羅米修斯般的對一個小提琴手咆哮，因為這個小提琴手說有些樂章無法演奏：「你以為我會相信你那把可憐的小提琴嗎？我相信的是我自己。」拿破崙也常常是這樣的。但只是隻言片語，因為貝多芬過的是單獨的創作生活。但是上百件作品可以證明它們是存在的。如果我們一點兒也不了解他，如果我們得到一個不知名者的全部作品，把它鎖在箱子裡，連最聰明的人也會對泰坦迷惑不解的。一個天才與另一個天才的親緣關係，將使事情更為清楚。 波恩的貝多芬雕像 路德維希說：「在他的同輩人中，只有貝多芬可以作為征服者同拿破崙並駕齊驅。」當時充滿世界的君王思想，如統治、勝利、榮譽等欲望，直到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充滿在年輕人的頭腦中，這些思想是受拿破崙的言行，也是受貝多芬的作品的鼓舞產生的。19世紀沒有別人能比得上這兩個人所散發出來的火一般的力量了。 確實，人們不應該去想拿破崙的國家大事，他的作戰計劃，而應該去看看他年輕時的情書，少數作戰命令，以及在聖赫勒拿島上的講話；也不需要去摘引如泣如訴的柔板，《田園交響樂》和《春天奏鳴曲》中的詩情畫意。每一個比較，就像兩個交叉在一起的圓圈，只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如果取兩個人性格中的這一可以說明問題的部分，人們也將會受到很多限制。貝多芬常常沉思憂鬱，陷入困難的境地，拿破崙卻沒有同樣的情緒。一個把自己的傷感訴之於不朽的旋律，另一個卻以沉默來壓制自己的情緒。世界和女人已經表明，皇帝與作曲家太不一樣啦，貝多芬求愛和屈服，拿破崙卻命令和攫取。兩個人之間一定有著巨大的鴻溝，其中的一個犧牲上千人的性命，另一個卻捨不得傷害已經變節的侄子的感情。 但是一次又一次地驅使貝多芬在他作品的結尾處，以火一般的意志追求勝利的願望，使我們看到他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理想和占領他思想主導地位的君王思想。否則他為什麼要在他的交響樂和奏鳴曲里以嶄新的形式重複追求達到勝利的高度，只是在他最後崩潰，到了他自己的聖赫勒拿島後，才代之以悲哀的結尾？這個沒有傳統觀念束縛，像皇帝一樣專斷的看問題的人，他的這種創作精神，使他遠遠超過或居於同樣自信和不斷追求的人之上。 這是1803年。征服者已經吞噬了德國和奧地利的大片土地，在很多戰役中把他們打敗。作為萊茵地區和維也納人，他和其他居民一樣經歷了很多遭遇。那時他正在創作《第三交響樂》，他用鉛筆在第一頁上寫道：「為拿破崙而作。」在第一次草稿上他寫了兩個名字： 波拿巴——路德維希·馮·貝多芬。 這並不是唯一的奉獻給別人的作品。貝多芬曾為很多買了他的創作權或以別的方式資助他的親王們創作過，也曾為崇拜他的朋友，或為他心愛的女人創作過。第一部奏鳴曲是奉獻給貝多芬自認為是他的學生海頓的。普魯士可憐的小國王也以這種方式得到了《第九交響樂》。但是貝多芬從來沒有把自己的作品奉獻給一個他從來沒有也不希望從他那裡得到什麼東西的大人物，即使他最崇拜的歌德也如此；也沒有為紀念韓德爾或巴哈寫過什麼東西，也沒有把自己的名字用大寫和別人的名字寫在一起。在這份樂稿上他這麼做完全是認為這兩個人具有同等的偉大意義。人們幾乎可以想像出，在他那間狹小的房間裡，他如何嚴肅地寫下兩個人的名字。這是為什麼呢？ 拿破崙翻越阿爾卑斯山雄姿 因為他在拿破崙身上汲取了作品的養料。因為在這部作品裡，他把這幾年來的戰爭的恐慌精神化了，他早就聰明地預感到，當時還在繼續發展的，過了很多年以後世人才稱之為「主宰命運的人」的冒險家身上所具備的一些東西。《第二交響樂》和《第三交響樂》之間的巨大不同，表明戰爭本身給人們留下的印象要比那個把當時的作家驅入仇恨或對他奉若神明的人輕微得多。的確，這是拿破崙，貝多芬在第一樂章堅定的三和弦里，把他推入世界主宰一切混亂，而在結尾的樂章里賦予他凱旋的勝利，但在中間又加進一段英雄的葬禮進行曲，因為他預知這個偉大人物的悲劇。最後他簽署了自己的名字，當然是準備去付梓的，這一奉獻可能只給他帶來壞處，而絕非好事。因為在這部驚人的新穎作品裡，他用音樂加以慶祝的勝利者，是他祖國的敵人，而且明顯的他今後還要繼續反對他的祖國。當時法國的一些偉大的思想家正在攻擊自己的領導人，情願離開獲得勝利的國家，而不向他效忠，這樣的時刻，一個異族人，一個德國人卻向征服者表示敬意。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國作家。——譯者注）也看到拿破崙天才的一面，但他還是離他而去了，而且遭到蹂躪的還不是他自己國家的人民。貝多芬，作為被征服國家人民的一分子，卻迎面向這位新英雄走去。 然而，接著發生的卻是多麼大的變化啊！一年以後，當時這部草稿被鎖在抽屜里，尚未付印，也沒有被演奏，貝多芬的一個學生進門向他報告巴黎來的最新消息：拿破崙本人要登基做皇帝了。 「什麼！」貝多芬喊道，「他難道也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嗎？」這個學生回憶當時的情景說。「現在他也將開始踐踏人權，肆意妄為了！他希望居於萬人之上，成為一個暴君！」說著，這個矮小的神奇人物走近堆著亂七八糟東西的桌子，拿起《第三交響樂》寫著標題的那一頁，撕得粉碎，把它扔在地上。 要是這條消息是關於這位征服者對貝多芬祖國的人民取得了又一次新的勝利該多好啊！可惜這純粹是一條說明某個人的精神狀態的消息。正是這一時刻，貝多芬顯得比拿破崙高尚得多了，因為貝多芬熱愛自由。他曾經一直注意和獵取當時確實存在的戰爭的英雄行為的一面，把他譜入光輝的《第三交響樂》和其他作品裡面去。確實，他使戰爭改變了形象。 激動過去之後，貝多芬重新寫了第一頁，改名為《英雄交響樂》，並在下邊用義大利文寫道：「為紀念一個偉大人物而作。」在另外一頁上他刪去了拿破崙的名字。經過一些有趣的周折，這部作品最後貢獻給了一個名叫勞勃科維茨的親王，他購買了這部作品為期數年的演出權。 五年以後，這位皇帝作為征服者第二次來到維也納，他計劃要去出席一場貝多芬的鋼琴音樂會，貝多芬將在晚會上獨奏。但是拿破崙終因有事在身，沒有出席。然而，就在同一天，一位司令部的熱愛音樂的高級軍官，來到貝多芬的寓所，邀請貝多芬到巴黎去。貝多芬當時所需要做的，只是跨上這位軍官寬敞的旅行四輪大馬車就行了。這個時候貝多芬的耳朵尚未完全失聰。他仔細聽著，然後回答說，他對於法國人民能容忍一位皇帝一事感到很惱火。在這裡，貝多芬敢於以偉大的自由撲動巨鷹的翅膀，翱翔於國家之上。但是稍停，貝多芬出於好奇，把話題又引回到邀請上來，顯然，他是帶著微笑說這番話的。幾乎是十分溫文爾雅地問道：「你認為我應該去拜訪一下這位皇帝以表示我的尊敬嗎？」「不需要，除非他邀請你去」，這位軍官說道，他正在千方百計地騙取貝多芬去巴黎，不惜任何代價。但是貝多芬回駁說：「那你認為我會被邀請嗎？」「當然啦！因為你知道我們這位皇帝不太懂音樂」，這位軍官回答說。關於他們的見面就這樣結束，貝多芬繼續留在維也納。 但是他內心的騷動，使他始終想著人類世界，這種情緒不僅在上百份沒有文字的音樂作品中有所反映，而且在以下三件事情上直接表現出來。 在決定寫一部歌劇問題上，他的選擇是典型的貝多芬式的。「莫扎特的有些作品，我不能把它譜成音樂；我想選的，必須是一些講道德的，使人向上的東西。」他說道。因此他選了《菲岱里奧》，一部關於夫妻愛情，同時也是關於自由的讚歌。劇本採用高度現代化的形式，把一些政治犯都帶上了舞台，他們齊聲合唱，使戲劇在熱烈追求自由的高潮中結束，幾乎與此同時期的《第五交響樂》的結尾，也採用同一形式。最後的喇叭聲，就在無辜的犯人將要被處死之前，宣告省長的來到，犯人得到了赦免。今天，當局經常受到勸告，不上演這部歌劇，因為這些音符能使被壓迫的人民起來造反。但終有一天，終會在某個國家《菲岱里奧》將再次為那些失去了自由的人民重演。 不久，貝多芬在《莊嚴彌撒曲》中又為自己對世界的感情塑造了一幅新的象徵性的圖畫。這部曲子的內容並不是關於令他十分神往的基督教教義的。在24小節的音樂中他匆匆忙忙把《第三章》的教義全部處理了，就像我們在本書中對待德國歷史上的戰役一樣，一筆帶過。當時，離《英雄交響樂》完成已20年了，戰爭也結束了八年，作品又重新出現挑戰的喇叭聲，和就在懇求上帝賜予和平的段落出現軍樂。當眾生升天永生，高呼上帝「萬能」時，天空真的豁然打開了，最後在「光榮，狄俄尼索斯」中一切基督思想和價值都停止了。作品在理想化中結束。 但在貝多芬臨死前三年創作的最後一部傑作《第九交響樂》中，革命、戰鬥、勝利等內容又一次出現了。《第三交響樂》與《第八交響樂》的間隔時間只有八年，但離《第九交響樂》的完成和計劃創作《第十交響樂》卻相隔了12年，就像我們最外空的行星，以最大的距離運行，從遙遠的前幾部合唱跨越到最後一部。關於席勒的《歡樂頌》，則早在他青年時就想為它譜曲。 在該作品的最後樂章里，在表示兩個哀求者的悲哀的柔板之後，混亂再次出現，銅鼓聲點點，激起人們的憤怒，蒼穹發出迴響，大提琴率聲挑戰，憤怒的火焰再次燃起。但是世界上的危機喚醒了關在監獄裡的犯人。難道他們是畜生？是奴隸？為掙脫鐐銬而發出的咯咯聲！樂器齊鳴發出革命的呼聲。他們要求自由。但是光明與黑暗仍然在繼續搏鬥。在這裡，音樂似乎在代表人的語言，在覺醒過來的人群中互相對話，他們要求解放，對抗的群眾反抗無力！但是從謎一般的遠處，輕輕飄來一股新的思想，然後突然一起開始哼出一曲歌。再一次重複暴力和毀滅，然後在似乎會說話的迷人樂器聲中，響起了一個真的人的聲音。 它的第一句話是：「噢！朋友！」第二句，反抗：「不是這些聲音！」靜止，暴政，人類解放的黎明，千軍萬馬跟隨著新普羅米修斯的挑戰；人聲合唱湮沒命運的鏗鏘聲。一支巨大的遊行隊伍，隨著三角鐵的清晰的叮噹聲逐漸接近。「英雄，去爭取勝利！」他聽到了聽不見的銅鼓聲，交戰聲，預示著殘暴命運的來臨，他與人類共呼吸。此時合唱聲漸漸消失靜止，只有男低音繼續鼓動，然後先是男聲，繼而女聲隨著喇叭一起大聲合唱，勇敢地要求人類和睦相處：「擁抱吧，父老兄弟姐妹們！」所有的群眾相隨而起，去創造他們新的博愛的世界，讚揚高高在上的人類的主宰。此時，男女聲四重唱逐漸突出於浩浩蕩蕩的合唱聲，重複《歡樂頌》曲調，隨之起伏。但是群眾似乎要大聲呼喊，因為在四重唱當間，有時插入一些突出的女聲，隨後開始了顯示極大歡樂的樂聲，伴隨著優美的，沐浴在絢麗陽光下的小鳥啾鳴聲，群眾盡情地歡舞迎接解放，上帝和人類之間的欄柵在古羅馬式的狂歡酒宴中打開了。 這是拿破崙被他偉大的同時代人征服的紀實，也是日耳曼偉大的天才向人類的貢獻。也許今後它將成為全人類的讚歌。 歌德與貝多芬——兩者均崇拜拿破崙 拿破崙和貝多芬有一個共同的朋友，這就是歌德，他對他們兩個人都了解。這兩個德國人彼此深刻地了解對方的工作。1812年在波希米亞的特普利采溫泉，歌德在仲夏之夜，訪問當時尚比他年輕20歲，但兩耳基本上已失聰的貝多芬，在搖曳的燭光中靜靜地聆聽貝多芬彈奏鋼琴。這樣的夜晚在德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從來沒有比這兩個更偉大的天才，面對面地相聚在一起。在他們這一對面前，路德和查理五世，伊拉斯謨和荷爾拜因，歌德和席勒的相識，都大為遜色。歌德本人對音樂的深刻感受，在他對巴赫、莫扎特、貝多芬的印象中已充分流露，現在他看到了在他面前的那個出現在《哀格蒙特》中的那個人，這個人的夢想是把《浮士德》譜成音樂。他們彼此從對方個人身上獲得激動人心的感情，是德國人中最使人喜愛的品質。 維也納市中心的貝多芬廣場的貝多芬像 貝多芬和歌德的作品因充分反映了人性而得到了提高。《菲岱里奧》和《浮士德》都以歌頌自由結尾。19世紀開始，德國在異族的統治下，它的兩個最偉大的兒子既是自己祖國的公民，也是世界的公民，他們超然於群眾運動之外。 德國人很少知道他們的相遇。在這方面知道得最多的莫過於那位神經過敏的女人所寫的東西了。由貝蒂娜·馮·阿爾尼姆所敘述的，關於這兩個人與奧地利皇室交友的故事為德國人對歌德的認識，提供了非常錯誤的材料，因為它只取材於這個女人的一封信，而這封信早已為她的其他虛構材料所否定了。 在他們罕見的相逢時刻，思想和人性似乎在德國天才身上混合在一起了；我們已經無能也不願記起一切壞事情了。雖然他們兩人都是從德國的人性之海的高空中飛越過來的，也一定會回到為自己的作品提供了非常多養料的北方彼岸去，而且這些作品也沒有準備為非德國的聽眾暴露自己，然而歌德，雖然只有部分的，貝多芬卻完全的屬於人類世界的財富。 歌德、貝多芬作品中關於德國的實質部分，只能遙遠的同但丁、莎士比亞作品中的民族主義部分相比較。而且不管哪一邊都無法給予明確的解釋。如果我們牢牢記住，他們作品中的民族主義色彩要大大弱於關於人類的內容，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認為，即作為一個典型的德國人，無論歌德還是貝多芬都認為，讚揚和勝利只有經過鬥爭和憂愁後才能取得。在他們的作品中，一個常用「富於表情的」，另一個則常用「不斷的追求」等字樣，來驅使自己完全實現自己的目的。但這不是一個單一的，如但丁在他的思想和他的愛中所描寫的那樣的世界結構的實體，他們所經歷的，是經過長期的戰役，上百次的失敗才獲得成功的世界。 但是歌德和貝多芬也不同於北歐的莎士比亞，後者在同樣的鬥爭和命運的翻滾摔打中，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而前者卻以自己的熱情，殷切地追求和諧。他們狂熱地希望不發生悲劇，這幾乎在他們所有作品的結尾部分，都以完美告終，這兩個著了迷的人，也因同樣的原因，幾乎都以浮士德的性格開始他們的創作。 拿破崙的出現，幾乎給歌德和貝多芬帶來了同樣的衝擊。誠然，歌德沒有撕毀奉獻給拿破崙的作品，因為他沒有寫。但他內心對這位皇帝的執著的愛慕，大大抵消了這位將軍當時不僅征服了他的德意志祖國，而且也征服了不過由於僥倖，才免於毀滅的薩克森公國。確實，歌德有一次落入法國士兵之手，幾乎喪命，只是由於他妻子的救援，才幸免於難，但他對拿破崙還是愛慕的。 1808年，他們兩人在埃爾福特相會。這次會見對他們兩人具有同樣的精神意義，尤其對拿破崙來說更是如此。當歌德悄悄地進門出現在拿破崙面前時，拿破崙幾乎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一個真正的人！」拿破崙還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這樣的話。談話的方式和過程完全表明拿破崙視歌德為偉人。德國人還沒有如此的引起過他的注意，在巴黎也沒有。確實，歌德此時已處於完全成熟階段，而拿破崙也感到了充分的滿足。 歌德的舉止要比拿破崙自如得多。這位征服者對人十分了解，歌德一進來，他就立即感覺到，來者不凡，後來也證明他的感覺是正確的。當歌德在談話中三次頂撞他後，拿破崙既難堪又欽佩，已有十多年沒有受到別人的搶白了。即使皇帝親自邀請他，也不能誘使歌德到巴黎去。這裡我們看到了如此發人深思的事實，兩個偉大的德國人，都是自己祖國的批評者，又都欽佩拿破崙，卻都拒絕了邀請自己去巴黎的奉承。他們的拒絕，反映了他們熱愛自由和大無畏的勇氣，大大超過了其他德國人的搖擺不定。 歌德對德國的自由運動一直持超然敬而遠之的態度，的確，他對它們不感興趣。「每個運動都是一次上升嗎」？他問道。「難道只不過是走了岔路的人，也起來了嗎？……不斷掙扎吧——這個人對你來說太強大了！」 在異族入侵統治他所在的公國時期，他以消極的態度來忍受這一切；當形勢變得更為惡劣時，他開始研究中國地質學，後來又潛心於阿拉伯詩歌。當克納爾、阿恩特為德國的自由而創作歌曲時，歌德卻為美酒和愛情作詩，雖然形式上這些詩歌符合阿拉伯習慣，但卻可能是最佳的德國作品。 然而歌德和貝多芬的作品也因充分反映了人性而得到了提高。《菲岱里奧》和《浮士德》都以歌頌自由結尾。19世紀開始，德國在異族的統治下，它的兩個最偉大的兒子既是自己祖國的公民，也是世界的公民，他們超然於群眾運動之外。 如果德國在19世紀遠離他們自己祖國締造的光明前途，而落入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陰影中去的話，這將是不符合歌德和貝多芬的思想和精神的。 辮子又回來了——解散——「禁止！」——七位勇敢的教授——發明者的出現——第一次統一 輝煌勝利後不久，德國馬上出現了陰影。所有由施泰因和通過施泰因由普魯士國王為動員老百姓救援祖國而許下的諾言，在拿破崙被打敗後，都被國王歪曲或否認了。但是由於這些老百姓都是德國人，因此在大約長達三十年之內，他們沒有想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起來推翻壓迫和奴役。農民、市民、學生面對國王、貴族一個接一個的破壞或撕毀把他們引向戰爭的諾言，毫無反抗，忍而受之。在巴黎所有貴族階級的特權在一個8月的一夜之間全部得到了廢除，但在普魯士卻還需要兩代人的時間，1792年老戰士的兒孫們直到1867年才獲得真正的獨立。手工匠們的生活更為惡劣。在小小的車間裡，師父的人數多於工人兩倍，他們的手藝得不到發揮，然而他們聽到英國的工人已經使用新的機器紡紗織布了。1850年德國東部還不知道紡織機，當英國人把用這些機器織出來的布，拿到萊比錫展覽會上展覽時，薩克森的家庭作坊工人還在忍受飢餓，以土豆和萵苣充飢。 在萊茵河的那一邊，經歷過大革命的法國第三階級早已獲得了解放，紡紗機也早已得到了使用。經歷過新運動的德國南部，在國外作過戰享受到過自由的公民，在國內也有較多的自由。凡有作為勝利者歸來的大學生的地方，就有人起來爭取政治權利；耶拿自由軍團的老戰士組織了一個名為「小伙子協會」的新式學生團體，隨後出現了大量類似組織。黑紅黃三色國旗也是在那個時候設計出來並在德國上空飄揚的。由於統治當局拒絕兌現他們的諾言，這些要求可能只有通過造反才能實現，可惜並沒有發生造反。 相反，德意志聯邦議會採取了一些落後於時代的措施。它類似我們衰退年代的國民議會，把精力主要花在會議上。一旦遇到嚴重的挑戰，首先想到如何躲在強大的軍力後面保護自己。它甚至不能為普通的德國公民提供防衛，它甚至沒有統一的軍備。法蘭克福被稱為德國政策的「分歧點」。各個親王派往聯邦議會的使節，在《和平與正義》塑像面前，個個俊雅秀逸，可是實際上他們彼此鉤心鬥角，恨不得把對方的眼睛挖出來。 在他們的領導下，約瑟夫皇帝的改革被拋置一邊。被關閉的修道院重新開放；還成立了新的修道院；與羅馬教皇簽訂的關於宗教的契約重新有效；經過半個世紀以後，「耶穌教秩序」重新建立。甚至似乎早已被束之高閣的舊頭銜又再次啟用；黑森卡塞爾的統治者讓他的士兵重新戴上假辮子。 普魯士容克地主害怕春天的氣息吹進他們營房，立刻關上大鐵門。普魯士國王曾經答應選舉一個有代表性的政府，現在他把最殘暴的貴族找來做警察局長。施泰因非常生氣地在他的城堡內寫道：「沒有人會對普魯士的毀滅感到遺憾；它的消亡將被認為是幸運，這個曾野心勃勃震撼整個歐洲的政權，它對自己或對歐洲國家聯盟都沒有實行自己的義務。」 路德燒毀《教皇訓令》三百年後，「小伙子協會」在瓦爾特堡舉行了一個晚會，燒毀了黑森州的假辮子和士兵俱樂部。這被認為是相當可怕的革命行動。一件政治性的暗殺，更使事件火上加油。這兩個事件使梅特涅找到了藉口，在1819年優美的水鄉城市卡爾斯巴特的大會上，終於決定頒發今天專制政權十分流行的《卡爾斯巴特敕令》。 其後果是，法蘭克福聯邦議會突然活躍起來了。任何發表過民族自信言論的人都被認為是陰謀家；新聞出版和大學都被受到監視；優秀的德國知識分子被侮辱、抄家，或被解僱，詩歌只准寫有點希臘和波蘭人民追求自由的內容。 這裡有兩個關於柏林書報檢查的例子。1828年，某人寫道，柏林的《知識報》沒有什麼了不起，只不過是一份廣告性的刊物罷了，檢查官卻批道：「既然這份雜誌的命名來自1727皇室，這種誹謗就不能被允許的。」1826年國王給他的大臣下達了一個命令，直接反對《伏西斯日報》，因為它「描寫了某地方協會為私人顧問歌德及黑格爾教授的生日慶祝活動，發表了不合時宜的講話，其內容不能不被認為是竭盡全力地為君主登上寶座而歡呼。」這份命令是由弗里德里希·威廉用花體字簽署的。 幾乎同時（1830年7月）法國人民再次起來反對由外國扶植起來的皇室。波旁王朝被趕下了寶座，他們的一個親戚，作為「資產階級」國王被捧上了台。里昂的絲織工人起來反對，然而西里西亞的紡織工人繼續沉默——這種沉默繼續了很長的時期。不久在英國，工人的不滿和敵對態度促使當局實行了選舉制度很重要的改革。這兩個國家的革命都是由工人發起的，雖然中產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也站在工人一邊。從此開展了三年勞工鬥爭，而工人階級實際上還只有一百年歷史。在這兩個非德意志民族的國家裡，知識分子中的精華也與鬥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德拉克洛瓦發表了他的不朽的「七月革命」畫冊。為自由而奮鬥的浪潮再次席捲全世界。比利時也爭得了自由，波蘭人民覺醒了，西班牙和義大利的群眾運動也正在醞釀中。 只有德國仍然保持平靜，分散的小股起義很快被鎮壓下去。暴君仍在統治一切。所有的政治組織遭到嚴格禁止，「自由之樹」，甚至黑紅黃三色旗都不准懸掛。參加過「小伙子協會」的成員不准當醫生或律師。39名大學生被判處死刑，後來減為30年有期徒刑。建議過制定帝國憲法的教授們被投入監獄。這些事情就發生在納粹上台前的一百年，當時實行的幾乎與納粹一樣的制度，只是沒有領頭的劊子手。 只是在這樣的緊急關頭，思想的尊嚴覺醒了，其代表就是七名教授。實際上他們只是這部分人中的代表，這部分人中的大多數尚不為人知。但是他們卻是真正的人。 1837年，漢諾威的維多利亞成為英國女王，她把漢諾威留給上了年紀的伯父，這個人武斷地廢除這個國家實際上內容很貧乏的新憲法。對於這位國王，英國的報紙曾寫道，他干盡了一切壞事，只做了一件好事，即自殺。此時，漢諾威的文官都要求作出新的誓言，七名戈丁根教授——達爾曼、葛維努斯、埃瓦爾特、魏伯、阿爾勃萊希特以及格林兄弟宣稱，如果要在學生面前，真正保持為人師表的尊嚴的話，他們不能輕易地從一個誓言改變為另一個誓言。他們馬上被撤了職，其中三人還被命令三天內離開這個國家。 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普魯士，因為這位卑劣的漢諾威國王是強大的普魯士國王的姻兄，他帶的口信說，「老百姓以自己有限知識來干涉國家領導人的行動，這是極不合適的」。然而真正的蠢人是國王，格林則是偉人。這些事情都發生在英法兩國人民早已經自己管理自己的年代，這隻有在德國才有這種可能。確實，雖然半個德國都在大聲讚揚「戈丁根七傑」，然而他們依然遭到了迫害。 由於人民的意志尚未達到敢於激動自己採取行動的程度，因此他們就把自己的感情發泄到音樂和言論中去，德國人典型的時髦做法是用歌曲來表達政治願望。就在這時出現了第一批政治歌曲，其中最流行的是《守衛在萊茵河上》及《德意志高於一切》。前者曾被譜入音樂27次，後者來自海頓的《皇帝讚歌》，確實，這個曲子的弦樂四重奏要比大合唱更為精彩。在素有「詩人之邦」稱呼的國家中，兩首國歌卻被如此拙劣地改寫成詩，這一事實再一次說明了統治階級同知識分子的分裂。這個從來不敢推翻一個暴君和打死一個警察的國家，卻在障礙重重的年代，用一半的時間花於大合唱，這樣的人民實屬罕見。 19世紀30年代，德國曾試圖獲得重大的統一。但無論是堅決主張為此進行鬥爭的親王，還是其他重要人物都沒有獲得成功，講究實際的德國人民卻在這個時期發明了印刷術和炸藥。那種在中世紀表現為浪漫主義希望征服世界和急切地向義大利挺進的擴張欲望，19世紀以後，變得比較實際了，而到了20世紀，這種欲望已大大超過原來的範圍了。因此絕非偶然，歐洲大陸的第一條鐵路首先出現在德國；通信領域的很多重大發明由德國創造發明。德國人性格中的最美好一點，是永遠把幻想和精力結合在一起。因而他們現在找到了最好的滿足自己好奇心和願望的途徑，同時也積累自己的財富。德國人比任何其他歐洲人更快地受到蒸汽機和電氣的鼓舞，並且行動起來。 1835年，第一條鐵路開始在德國「賽跑」起來，就像當時人們所形容的那樣，從紐倫堡到菲爾特五英里路程只需15分鐘，德國人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活動領域。幾世紀以來養成的服從性和正確性的士兵氣質，為德國出現工藝精湛的工人隊伍做了準備。而且由於他們過去長期受壓迫和慣於忍受苦難而無怨言，因此他們現在不僅工作努力，而且工資還比別的國家低。 從此演變開始了，從今天德國戰爭的高質量裝備中我們看到了它的後果。如果需要的話，這個國家的人民還能經受得住挨餓。 從個體工業中發展起來的能幹的市民階層，與當時的「漢薩同盟」一樣，也發出了他們的光彩。西里西亞的波爾澤西和弗里蘭德修建鐵路和開採煤礦。鐵匠師傅克虜伯在1847年第一次用鑄鋼造出了前鏜槍炮，二十年後他已經僱傭了上千名工人。這個時期貴族政府也大大落後於目光遠大的公民。巴伐利亞衛生部長居然起來反對鐵路，他堅持說，高速運動會引起旅客和周圍居民的嚴重的腦病。普魯士國王拒絕批准修建從柏林到波茨坦的鐵路，武斷地說，沒有需要。 這個時期德國知識界有很多傑出的重要發明，雖然他們並沒有使這些發明具體物質化。早在1809年慕尼黑科學家舒墨林就曾利用電流傳送信號。1833年戈丁根科學家高斯和魏伯第一次發明了磁針電報機，從他們的觀察站向實驗室發送信號。1842年羅伯特·馬耶和海爾姆霍爾茨發現了能源保存規律。1861年菲律晉·萊依斯發明了電話的前身。1886年海恩里奇·赫爾茨關於電波理論的研究，為今天的無線電報奠定了基礎。但是這些改變了外部世界面貌的發明，當時在德國還只是停留在書本，實驗室或小規模的模型階段。可是別的國家，特別是美國，卻將它們投入實際生產應用。 所有這一切都與這個國家人民生活的分散有極大的關係，在那裡，政府與各階層人民隔離，彼此不了解，不信任，而且習慣於分散為各個專門行業。德國科學家和商人還是在一個世紀以後，才攜起手來，當時科學家看不起商人唯利是圖，商人看不起知識分子的書呆子氣。在巨大的金字塔式的普魯士國家制度下，容克地主和普通市民根本生活在兩個圈子裡，知識分子和從事實際操作的工人的生活也彼此脫離。1895年科學家第一次把他的發明——阿斯匹林賣給一家化學工廠，結果他受到了他所在的布列斯勞大學精神上的迫害。 蒸汽發動機和機器使德國第一次出現了統一。「關稅同盟」（1833）至少在它的地區擁有3000萬居民，別的大國其實早就這麼做了。在德國三四個地區蘊藏著大量的煤和鐵，現在已被開採出來來回運行，南部和東部也像西部一樣開始工業化了。僅普魯士就有數十個屬於別的小公國的飛地，現在可以減少67個關卡。物價迅速統一了。過路費取消了。貨幣、度量衡開始得到了統一。這一切使長期以來製造德國不統一的英國和法國感到大大的煩惱，他們非常害怕德國的統一。 海涅——費爾巴哈——德國知識分子對國家權力——馬克思出現——馬克思與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隨著一代文豪歌德的溘然長逝，德國天才稱雄的地位終於拱手讓給法國。在美術界，德國天才早已被他人超越達三百年之久。與此同時，德國的詩歌和哲學已經開始落後於其他國家。過去，從萊布尼茨到黑格爾，德國哲學家始終獨執牛耳。只有德國的音樂，甚至直到19世紀，還處於巔峰狀態，可能只有三位外國音樂家的水平可與之相匹敵。在歌德之前，貝多芬、舒伯特、韋伯和黑格爾已相繼逝世，這些德國的明星冉冉升起，悄悄隕落，此落彼起，相互銜接，協調一致。同樣，繼承德國精神新文明的天才也接踵而來——舒曼、門德爾松、瓦格納、俾斯麥和馬克思。 《羅累萊》的傳說 沒有人可以像詩人海涅那樣，用自己的詩歌，攪動德國人的心弦。《羅累萊》，這首最受人歡迎的德國詩，正是海涅創作的。 所有在1830年到1850年之間誕生的詩人和思想家，大都受到政治的鼓勵，積極從事政治活動。唯一的例外是偉大的叔本華。這位哲學家沒有時間界限，也沒有國界，他可以是希臘人，也可以是英國人。當時有位名為沙米索的法國詩人，欲成為普魯士軍官，他創作了第一首具有社會內容的詩歌。而弗賴利格拉特，這位詩人則第一次以雜亂無章的夢境，抒發了革命的激情，後來又是這位詩人引導一位被剝奪繼承權的人寫詩，將自己比喻為在船艙下勞動的機械師，駕馭著駛向社會的航船。而黑爾韋格則像狂想的人，遨遊德國，被流放出國，回國後譜寫了無數歌曲，迎接革命的到來。還有格拉勃，一個被判處徒刑的海外僑民的酗酒兒子；英姆爾曼，一位貴族軍官，他們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革新了德國的戲劇和文藝創作。海涅和伯爾納，這兩個人都僑居法國，善於用詼諧的手法，發泄自己不滿的情緒，同時這兩個人又是死對頭，相互猛烈攻訐。京特·普拉頓，是德國屈指可數的二三個出身貴族階層又能成為詩人中的一個。他因為痛恨德國的不自由而逃亡義大利。在他流亡義大利期間寫下了非常美好的詩句，他的詩幾乎都用義大利文，否則難以打動非德國人的心坎。 沒有人可以像詩人海涅那樣，用自己的詩歌，攪動德國人的心弦。這樣的詩充其量也不過只有五六首而已。《羅累萊》，這首最受人歡迎的德國詩，是海涅，一位猶太人寫的，這一事實充分說明，出身微賤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微小的，這個國家蘊藏著巨大的力量，可以產生富有創造力的藝術家。《羅累萊》決不是由於它的音樂而膾炙人口，它的旋律蒼白無力，並且出於無名之輩。這首詩描繪一位引起德國人夢幻的山林水澤仙女。德國人沉醉在幻想之中，無辜的男人受到神秘女性的誘惑——所有這一切都源出於萊茵河，這是德國神話傳說風靡一時又歸之於消失的地方。正是這位詩人，以他德國猶太人的性格，懷著對祖國既熱愛又批判的複雜心情，寫下無數的詩歌和散文，激動了德國的心靈。這位詩人早已預感到今天的一切，為了說明這一點，本書摘錄海涅1838年發表的《德國》一文中的下述片段： 基督教可以削弱，但不能扼殺條頓武士的殘暴精神。總有一天，這種用以約束條頓武士的基督教教義會不起作用。處於原始狀態的殘暴武力精神將再度興起，北歐日耳曼人詩歌一再頌揚的殘酷無情的個性將受人崇拜。基督教教義的信條徹底崩潰的日子行將到來。 隨後，湮沒在碎石亂瓦之中的古代上帝石雕，抹去數千年來落在他眼睛上的塵埃，重新又被樹立起來。而雷神驟然掄起巨錘將哥德式大教堂擊為齏粉……當你聽到隆隆的雷聲，撞擊的巨聲，可要當心你鄰居的孩子，你們法蘭西人，不要出來干預，德國人是在自己家裡摧毀大教堂……而有一天，當你聽到世界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轟然一聲時，你就會知道，德國的雷神終於達到了他的目的。這隆隆的雷聲震得空中的飛鷹墜地而亡，非洲偏僻沙漠上的獅子將會夾起尾巴，畏縮地溜進皇家的密林中去。法國大革命與德國展現的這幅壯觀相比，不過是一首無傷大雅的田園詩。擺脫了束縛的德國要比整個神聖同盟加上克羅埃西亞和哥薩克更令人震驚……你將會發見，這種殘暴的精神一旦感染了人們，就會有種種哲理說明它是合乎情理的。 海涅實際上並未參與政治活動，他喜愛的是美學。他的著作和他朋友的一樣在德國不僅受到壓制，而且在他們尚未下筆之前就受到詛咒。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要竭盡精力，通過對非政治性問題的闡述，體現時代的戰鬥精神。 當時，德國歷史學家會議被稱之為德國人民知識分子的議會，是先進分子聚會交流思想，探討問題的場所。年邁的巴隆·馮·施泰因為了忘卻自己失望心情，正在編纂一部卷帙浩繁的德國史。尼布爾、里特爾、施里曼，偉大的歷史學家、地理學家、考古學家使德國揚名海外。倫克在80歲高齡之際開始撰寫震驚世界的巨著《世界史》。馬姆生概述古代朝覲羅馬實況，為義大利人提供了一部他們的歷史，據說以這種方式表達了德國人感激的心情。與此同時，這些歷史學家又彼此攻訐。沒有一個有地位的德國歷史學家不受到具有同等地位的本國歷史學家的譴責，攻擊對方的作品不是愚昧無知，就是利用偽造材料。 德國的書籍和刊物的產量——也就是說，德國智慧的結晶——總是在德國國家權力衰微破落時激增，而在權力日益興起時就下降。1805年，在拿破崙壓制之下的德國出版了4081部書，而1813年，從拿破崙桎梏下解放出來的那一年，僅出版了2233部書。此後，整個國家不斷分裂，知識分子的生活持續動盪不安，直到1843年出版的書籍不下13664部。1872年，德國取得巨大勝利，實現了統一，是年書籍出版下降到11177部。即使如此，德國也始終是書籍出版紀錄保持者。德國創作了大量的歌曲和詩歌，其描繪和塑造的形象，遠遠勝過這個國家在戰爭中建立的豐功偉績，德國歷史值得引以為榮的也正在此。 波恩大學校景 馬克思與海涅曾就讀于波恩大學，波恩大學因馬克思和海涅而聞名。 1842年，亞歷山大·馮·洪堡摘引漢諾威國王講過的一段話，足以反映出在德國文化發展過程中，德國的王公貴族的水平是多麼的低下。洪堡摘的是：昨天國王在進餐時又一次對四十多位來賓說，「教授、妓女、舞女，只要有錢，到處可以買到。只要給他們幾個錢，他們就會隨你到任何地方去」。 也就在這個時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詳盡闡述一種新的經濟體制，號召人們要重視開拓殖民地。因而在100年以前，（如果以2006年為起點，應該是160年以前。——編者注）即1841年，普魯士駐倫敦大使布森想方設法使當時尚屬於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亞州落入德國人之手。當時，大批德國人通過不同的方式離開了德國。他們甚至還創建一個由紳士組成的組織，企圖將還處於獨立狀態的德克薩斯州成為德國移民區。 與此同時，非世襲階級的動亂在整個歐洲蔓延。在德國甚至爆發了一場公開的動亂。1844年，西里西亞織工發起了一場無計劃，無領導的反抗運動。當時機器開始被大規模推廣，手工藝工人走投無路，德國不像英國和法國那樣，既沒有採取調節矛盾的措施，也沒有保護被剝削階級的憲法。從瑞士到法國，到處都規定嚴禁結社，而德國秘密會社正在醞釀一場起義。此時，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書籍已被禁止，而到處流亡的人士卻越過邊界傳播社會主義思想。 恩格斯 馬克思和恩格斯（1820—1895）是一對密切合作的朋友。恩格斯為了使馬克思更為出類拔萃而自願退居幕後。就恩格斯而言，他決不是馬克思的資助人，而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摯友。 馬克思在工作 這幅19世紀創作的作品展現了卡爾·馬克思（1818—1883）在書房裡工作的情景。 迅速成為領導人的是卡爾·馬克思（1818—1883），他是特里爾一個法律顧問的兒子，在柏林大學讀書，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正是這個人奠定了和黑格爾論戰的基礎，如今這場論戰依然在俄國進行。黑格爾和馬克思這兩個人是德國性格的新象徵，他們的哲學思想和共產主義學說創建於德國，廣泛流傳於國外。馬克思時年25歲，就已一針見血地抓住了德國人的弱點，他寫道：「德國人蒙受的壓迫一定會由於認識到這一點而變得更加難以忍受；同樣德國人受到的屈辱也一定會因它的公開宣傳而更加感到羞辱。在政治上，德國人只想到別人做了些什麼。德國是他們的理論良知。德國人思想上的抽象和傲慢，始終與他們對現實的片面性一致，德國人是如此的尊重思想、主義，以至於不敢將它們付諸實現。」 馬克思26歲時被迫出任《萊茵報》編輯。爾後又逃亡巴黎和布魯塞爾，最後在英國僑居。這位來自萊茵地區的德國猶太人在倫敦撰寫的著作頗受俄國的重視。在他出生整整一個世紀以後，莫斯科到處可以看到他的畫像。 德國歷史上有五對密切合作的朋友：馬丁·路德和伊拉斯謨、胡登和濟金根、歌德和席勒、洪堡兄弟，馬克思和恩格斯與他們一樣，始終以飽滿的熱情，共同合作，親密無間。 不過在這一合作中，也有令人驚訝的史實。在這兩位才智過人的作家、科學家和戰士中，有一個為了使另一個更為出類拔萃而自願退居幕後的人——就恩格斯而言，他決不是馬克思的資助人，而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摯友，正如維也納伯爵總是喜愛和偉大的作曲家交朋結友一樣。恩格斯是位學者，善於自我克制，他不放棄經商，只是為了維持他朋友和他朋友一家的生活。恩格斯並不是只能為師傅添磚加瓦的小工，而是可以輕而易舉地替代馬克思為《紐約論壇報》撰寫文章的朋友，事實上他是一位更好的作者。在黨內持續不斷的鬥爭中，即使恩格斯從不給他朋友一分錢，他的貢獻也是無可比擬的。這種性格是德國人的長處，實為德國人民兒子具有的優秀品質。 馬克思長期僑居國外，處境悲慘，厄運頻頻襲來，入不敷出，仍然始終堅定不移地生活下去。他懷疑俾斯麥暗中監視他，在倫敦甚至連電話也不打。他和他的偉大妻子，五十年來如一日，鼓起勇氣，忍受一切時而變化的少有的苦難生活，專心一致地從事創造性的工作。他的身體並不魁梧，不過他的舉止，他像獅子般的腦袋，他的自信，他大聲疾呼闡明他堅定不移的信念，到處博得人們的尊敬。他的這一切要比撰寫的書籍更有權威。但是在當時，包括馬克思周圍的人，也只有少數人理解他。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和馬克思一樣，生於萊茵地區，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兒子。他受教育時無憂無慮，並沒有什麼自身的需要驅使他起來反抗。恩格斯孜孜不倦地從事研究工作，將商業擱置在一旁。他是費爾巴哈和黑格爾的信徒，早年就在父親的曼徹斯特工廠中了解到了工人的狀況。他曾經警告要重視第三階級和第四階級之間發生衝突的危險，認為唯一解決途徑是走共產主義道路。恩格斯以他富有的想像力和經驗，給予他朋友馬克思以巨大的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關係正如歌德和席勒之間的關係一樣，前者是先知，後者是思想家。1848年，他們兩人用了幾天時間，共同起草了一份綱領性文件。三年之後，他們在倫敦加入了巴黎共產主義聯盟，以秘密活動取代公開的宣傳。1848年2月，他們發表了《共產黨宣言》，這份宣言至今仍是共產主義者的教條指導方針，或至少是一份鼓動性文件。 正當第一批工人在倫敦進入議會的時候，巴黎的工人摒棄了他們的市民國王，建立了第二共和國。歐洲出現的危機幾乎和60年前危機一樣嚴重。這一次又是法國，50年內第三次在世界上高擎火炬前進。德國革命在義大利和匈牙利，在波希米亞的捷克人和德國人中間，在加利西亞的波蘭人和魯提尼人之間，在匈牙利的匈牙利人和索布人之間引起了巨大反響。 而現在，甚至德國人也開始覺醒了。 1848年革命——梅特涅事件——蘿拉·夢德茨的介入——路德維希二世的廢黜——脫下帽子 歷代的王儲總是沉湎於幻想，一旦自己登基，往往一事無成，正如戀人結為夫妻總是要失望一樣——這些王儲們在德國受到特別的愛戴。他們傳統上一向受到當君主的父親的統治壓迫，必然和自己的臣民有著同樣的感受。腓特烈·威廉五世似乎就是這樣一位典型的王儲。特別是他風度翩翩，溫柔文雅，情趣橫溢，善於詼諧，更是女性夢寐以求的理想皇室人物。而他關於成立制憲政府的先進觀點，更是深受這個國家賢達人士的支持。時代在前進，歐洲正在為世界樹立榜樣。所有這一切都促使德國希望取得獨立，希望在普魯士領導下，在這個最強大的德意志國家中出現一個開明的統治者。腓特烈·威廉講話的聲調雖則過於激動，但仍不失為一位卓越的演說家。他發表講話時，人們總是聽得津津有味。他情緒很好時，確實非常機智，討人喜愛。他受過良好的教育，非常富有想像力。但他往往許願得多，而兌現得少。他經常失去控制力，集中不了思想。 在這位一切行動都得靠自己的統治者身上，體現了德國人的精力旺盛，又富有浪漫主義的特點。這兩個特點結合在一起，有時證明是很不幸的，給德國人帶來內在的不安全感，促使其干蠢事。威廉五世具有德國人那種善於自我剖析的性格，對自己的弱點是知道的。他以漫畫的手法將自己描繪為一個傻瓜，一個禿頭，這恰好反映出他介乎憂鬱不樂又玩世不恭的矛盾性格。 在這位國王身上有著德國人通常具有的正義感和浪漫主義激情，當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時，往往是事與願違。強大的普魯士，統一的德國，上帝賜予的專制政治和普遍的自由，所有這一切都蒙上了一層中世紀色彩。 多年來這位浪漫的國王拒絕兌現他的諾言，這個諾言甚至他的父親在25年前就應該實現的。只是由於一次財政危機，才驅使這位國王在1847年成立了一個類似議會的代表機構，因據說羅希德提出，如果沒有議會機構的簽字，他就拒絕繼續借款。柏林人幽默地稱這個機構為「專制主義的借款院」。但是代表還是白簽了這個字，因為國王又提出了一個新花招。他認為「沒有任何一張寫了字的紙，能干預上帝和這個國家之間的事」，就根據這一點，他拒絕任何憲法草案。議會開會時，他提醒代表，他們「只能提出請求，而不能發表意見」。這個金科玉律確實概括了德國的全部歷史。 路德維希一世雕像 路德維希二世肖像 路德維希二世（King Ludwig Ⅱ of Bavaria，1845—1886）喜歡藝術，尤其熱愛音樂和戲劇，他身材高大，英俊瀟灑，如同童話故事中的王子一樣。但他不擅理朝政，最後導致被廢黜。 1848年3月，人民起義，掀起一場暴風雨。這次德國人確實是奮起了。 然而，德國人民的要求和法國人民的要求相比，簡直不能同日而語。而且行動也比法國革命晚了一個世紀。巴黎人將整個資產階級政權，包括市民擁戴的國王一掃而光，而德國人孜孜以求的卻恰恰是法國人要打倒的那種資產階級政權。時間當時早已是1848年，他們卻猶如置身於1789年。這好比在一座遙遠草原上的農村正開始採用煤氣燈，而城市已經用了電燈。除了南德在很短一段時間以外，整個德國要求建立共和制的並不是廣大的群眾，而是為數不多的思想家。相反，最初只是程度不同地進行溫和的請願或抗議，要求國王將財富分給農民，廣開言路，保證公民在國王領導下參與國事。在開始的時候，散發的傳單和講話，語調溫和，沒有惡意。他們指出，美國總統的薪水要比許多國王用於一次尋歡作樂的短途遊覽費用少得多，或指出一方面是盛大的朝臣葬禮，另一方面則是淒涼哀傷的織工喪事之間的差別。 早在三百年前，德國南部的巴登和施瓦本農民先輩就已提出過幾乎是同樣的要求。現在他們只是沒收少量莊園，焚燒贖罪券，同時又為國王和君主們的長壽健康祝酒。沒有一個地方發生流血事件。統治君主召請自由派大臣出來主持國事。即使這場革命是這樣的溫和，也仍引起封建領主的驚慌，他們迅速地恢複審查制度，打出過去禁用的旗號。也許這些旗號本來就藏之於密室之內，以備緊急之用。 從巴黎吹到德國來的不是暴風驟雨，而是陣陣春風。當黑爾維格宣布他有意要集合800名僑居法國的德國人，作為士兵派回國內作戰時，引起了舉國上下的震動。李卜克內西，當時年方22歲，參加了戰鬥。而馬克思，他和李卜克內西一樣，曾親身目睹過巴黎革命，對德國這一類浪漫主義的胡鬧舉動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維也納的鎮壓遠比德國嚴重，因而它的風暴要激烈得多。群眾要求75歲的梅特涅下台。他12年來充當優柔寡斷專制國王的大臣，一向飛揚跋扈，獨裁專制。儘管如此，哈布斯堡皇朝卻仍受歡迎，沒有人要求改為共和制。正當皇家衛隊和正在組建的國民衛隊展開巷戰時，戰慄不已的各公國君主聚集在年邁的梅特涅周圍，哀求他及早下台。梅特涅在治理國家近四十年後，帶著年輕的第三位夫人，籌措了旅費，隱名換姓，倉皇逃往倫敦。 哈布斯堡逃往因斯布魯克，不久即被勸說歸來。這位優柔寡斷的國王被罷黜，他垮台後由他侄子，年輕的弗朗茨·約瑟夫取而代之。數百年來，容克地主和伯爵們享受國王給予他們的特權，而現在不論在維也納或是其他的地方，卻無一人出來保護這些國王。 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1825—1848年在位）作為一位自由派國王開始貫徹讓步非常有限的憲法。這一憲法是過去通過的，不過嚴格地說從未付諸實施。巴伐利亞首府，比較現代化的慕尼黑以它的城市建築的宏偉，素有「德國的佛羅倫薩」之稱，它就是由路德維希一世親手締造的。這位國王交友廣闊，對畫家、詩人和音樂家總是慷慨解囊相助。他還藏有當時聚集在他周圍的窈窕美女肖像畫。他的這些活動，換得了人們對他詩作的讚揚。他最大的野心是希望能躋身於傑出的學者行列之中。也正是出於這同一目的，他將慕尼黑建成大學城。「七月革命」後，他驚慌失措，在基督教會影響下，向天主教耶穌會信徒作出讓步，轉而走向反動，壓制新聞自由。 就在此時，德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能發揮情婦作用和影響的女人。這個女人就是蘿拉·夢德茨，在她身上愛爾蘭和西班牙血統各占一半。她成長在英屬印度，與其說她是個舞蹈演員，更不如說她是個冒險家，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一次世界旅遊中她來到了慕尼黑。這時已年近五十的路德維希熱戀上了她。蘿拉試圖喚起這位國王對自由派的興趣，因為她看到，這位國王確實想做一些比他已經做到的更好的事情。所有的年輕人都醉心於她。不過，正當她的政治影響日益增長時，風向驟變。大臣們將她攻擊得一錢不值，傳教士暗中詆毀她。殷實的市民抱怨路德維希在藝術和科學上揮霍巨資，認為這些純屬毫無意義的奢侈浪費，他們譴責在國王周圍的朋友。市民並不指責國王在私生活方面揮霍浪費，而是指責國王在追求藝術美和智識方面過分大手大腳。問題出在國王還想讓蘿拉成為巴伐利亞公民，並授予她伯爵的稱號。內閣大臣的阻諫，引起國王大怒，下令免除這位大臣的職務，解散整個內閣。國王一意孤行，不聽勸諫，將他的女友封為貴族。 但是這些事件正好發生在1848年革命時期。面對即將發生叛亂的壓力，路德維希不得不和蘿拉分手，不敢再去看她，雖然國王曾身著微服，站在勃利納爾街她住宅對面的小路上，眼看一群人嘲笑她，向她的窗門投擲石塊。她倉皇地躲進馬車中去。 國王以為他作出犧牲，和蘿拉分手，就可以保住王冠。但幾天以後國王還是被迫退位。他的繼承人路德維希二世後來也落得和國王同樣的下場。在穩健的市民眼中，路德維希二世反覆無常，剛愎自用，與國王相比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應該予以廢黜。不過，這一次並沒有女人牽扯進去。 在這事件中，有兩件事對德國歷史來說是新的，一是女人干政，二是罷黜國王。資產階級大臣第一次拒絕國王的旨意，只是這個旨意是一位才華橫溢女人出的主張。這並不是因為她竊取數百萬國庫資財為自己購置裘皮大衣，而是她要給這個國家帶來自由。這位在德國國王中可以說是最開明的國王，由於過分的容忍終於失敗了。 維也納起義幾天以後，柏林爆發了一場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德國人的性格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布蘭登堡人在被迫效忠霍亨索倫國王整整四百年後，第一次奮起反抗，向他的後裔提出一系列要求。不過，柏林人和維也納人、斯圖加特人一樣，很願意繼續由國王統治這個國家。確實，對這座城市和這個國家來說，普魯士的統治是須臾不可少的。 1848年3月18日，一個氣候溫和的星期六，國王敕令允准貫徹眾所希望的憲法。為了對善良的國王表示感激，成千上萬的人們聚集在皇宮門前。但是不知何人突然開了兩槍。究竟誰率先開槍，引起這場起義，迄今仍是個謎。這時，毫無武裝的人群被激怒了。人民擁向街頭，兩小時內修築了兩百處街壘工事。不過勝利的還是武裝軍隊，死亡逾百的是人民群眾。 但是普魯士容克地主到哪裡去了？難道不是他們引進軍隊保護國王？但他們卻隱藏在暗處。據說國王獲勝了，但他生性優柔寡斷，平庸無能。他腦海中此刻想的是他以前的幾位英國和法國死在斷頭台上的君主。他下令撤出軍隊。這時人群還在向軍隊擲石塊，不過軍隊還是模範地執行命令撤了出來。國王在「致我親愛的柏林人」宣言中，允諾要滿足人民所有的要求。在整個過程中，國王站在王宮裡，茫然不知所措，聽取每個人的意見，授權軍隊行動，宣布大赦令，組成新內閣。 國王之屈服投降既不是出於對自己臣民的熱愛，也不是出於革命的激情。在普魯士，國王和人民雙方都沒獲勝。獲勝的是普魯士得到了安定。人們將死屍裝上運貨卡車，列隊遊行，在經過王宮時，國王的勳爵張伯倫將桂冠和鮮花灑在屍體上。戰慄不已的國王夫婦被勸說走上陽台，這時有人高呼：「脫下帽子！」也正是這一時刻，普魯士國王向他的子民，已經死了的子民致哀。這在德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人群歡欣鼓舞。這一事件並沒有造成混亂。在巴黎，在同一情景下，響起雄偉的《馬賽曲》，而在柏林，人們唱的卻是《耶穌，我心靈中的牧羊人》的讚美詩，這是一首國王也可以一起唱的讚美詩。隨後，民兵向國王致敬，為了保護國王，要求儘快召回軍隊。 3月12日，國王舉行一次富有戲劇性的市區列隊遊行，他宣布一項神秘的決定：「從今以後，普魯士應解散併入德國。」當時普遍的願望是普魯士新憲法可以導致德國新統一，激進派希望建立國聯的主張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他們在柏林一次大會發表宣言是用三種語言以下述口號開始的：「歐洲革命萬歲！新世界萬歲！」 國王的軟弱無力，人民的耐心容忍，這樣的國家豈能爆發革命？！ 聖·保羅教堂的選舉——反革命——一個小丑的反對——沒有德意志帝國——逃亡美國——卡爾·舒爾茨和俾斯麥 德國成為人民的王國。由各邦君主派出代表組成的聯邦議會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應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國民議會。1848年5月，柏林和維也納事件發生兩個月以後，在禮炮轟鳴，悅耳的鐘聲中宣布開幕的法蘭克福國民大會上，提出應該通過人民選舉，產生國會代表。這是德國人民在兩千年歷史中第一次將自己團結在一起的代議制。德國人民已經成長起來了。 第一屆全德國民議會 1848年5月18日，全德國民議會在萊茵河畔法蘭克福城的聖·保羅教堂開幕（史稱「法蘭克福議會」）。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召開是德意志民主自治的首次嘗試，然而，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它一開始就背離人民，背離民主，最終被解散了。 聖·保羅教堂，這次大會的所在地，是一座圓拱形的大廳，宏偉的圓柱，有著羅馬萬神殿的氣勢，它周圍的形勢和聯邦議會召開常會的王宮迥然不同。現在這兩座敵對的建築物上都飄揚著新旗幟。但是在這座圓拱形大廳中，只有極少數代表渴望建立共和制。大部分代表傾向的仍是舊王朝統治。不過，這兩個大會的代表是截然不同的，舊聯邦議會幾乎全部是由貴族階層紳士組成，新的國民議會則是資產階級的精神中心，它是由學者、作家和高級軍官組成的。這裡是思想家、學者人才薈萃之處；而在舊王宮出席會議的，則是身著朝覲國王盛裝，肩章綬帶無不金光閃閃的朝臣。歷史學家達爾曼起草了憲法第一稿，提交給世襲的國王和帝國大臣。這個國會擁有上議院和下議院，還有普選權。 這一草案遭到普遍反對。奧地利反對，是因為在一個統一的德國中，它將土崩瓦解，失去和它相異的少數民族；普魯士反對，則是因為它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國王不願充當一國之首；居於中間力量的各邦則出於妒忌而加以反對。出於無奈，於是大會組成一個臨時性的帝國政府。可是選誰為這個政府的頭頭呢？一位思想家？一位逢場作戲的自由派司法家？一位有影響的傳教士？在這座圓穹大廳里，所有這些人都能找得到。可是又是誰對自由的德國人民來說適合於擔任這一職務呢？迄今為止，統治德國的是國王，難道能將國王置於眾人之上作為第一次選舉產生的統治者？結果卻選了一位奧地利侯爵！他是1848年的「興登堡」。因為，當德國人發現可以自己行動，實現自己願望時，卻又擔心害怕。正如一個長大的孩子，剛學會走路，忽然發現自己的老師沒有在身旁，他茫然若失，困惑不解，又匆忙回到學校去找自己的老師。 1848年的柏林巷戰 在這個人民大眾的議會中，掀起的第一陣風暴並不是圍繞著過去呼籲的國內自由問題。它涉及的是什勒斯維希土地問題，德國人為了這個問題和丹麥人展開了長期的鬥爭。在這個時候，普魯士國王和丹麥國王締結的停戰協議，喚醒了在法蘭克福的大部分代表。人民大眾也掀起一場動亂，軍隊介入，其結果是兩名出身高貴的軍官被打死。難以想像這場動亂出於什麼愛國主義動機，但是它在道義上造成的損害卻是巨大的。 與此同時，在匈牙利也發生動亂，維也納派軍隊前去鎮壓。這一行動激起維也納自由派的憤怒，他們聚集在火車站，阻止軍隊起程。10日，爆發了第二次革命，最後忠誠於德皇的軍隊獲勝。法蘭克福的大人物之一——羅伯特·勃羅姆匆忙趕往出事地點，進行調解。可是他卻成為軍隊攻擊的目標，無視他作為代表的豁免權，判他有罪，並且槍殺了他。這是反動派開的第一槍。 在維也納，施瓦岑伯格伯爵讓看門人將議會大樓的大門鎖上，自己拿著鑰匙。這是最草率的篡權方式，在歷史上從未得逞過。 在柏林開槍殺害勃羅姆的次日，軍隊荷槍實彈，敲打著軍鼓，進駐城內，解散了普魯士新議會。老將軍符倫格爾，多多少少出於自己的主動，像是博物館中腓特烈大帝時代的陳列品，帶著1.5萬名士兵開進柏林。民兵們手執武器嚴陣以待。當民兵指揮官走進正在開會的議會，要求立即決策時，符倫格爾的部隊早已逼近柏林的王座城門，而議會的五人委員會仍在議而不決。這已是捍衛革命，反對舊政權的最後時刻。表決的結果竟是三票對二票，反對抵抗。市民用鮮花歡迎符倫格爾。這時立即宣布全市處於戒嚴狀態，解散民兵，議會轉移到各邦，然後予以解散。國王將一部新憲法強加在人民頭上——這部憲法包括三級公民選舉權，它既不平等，也不採用秘密投票的方式。七個月以後，柏林和維也納的民主終於宣告壽終正寢。 每當國家受到自由派威脅時，軍隊還是有用的。在起義中被廢黜的薩克森國王就是靠軍隊的協助得以復辟。1849年5月，著名建築師賽姆佩爾在德勒斯登修築街壘，理查·華格納滿腔熱情地觀看。在斯圖加特，圍繞憲法的爭論又回到老問題：這個立法機構究竟是一院制還是兩院制。據尤斯廷諾斯·凱爾納的報道，其決定的依據，竟然是建築計劃中的議會大廈有兩個會議大廳，還是僅有一個會議大廳。不過，還來不及討論結束，尋隙報復的普魯士人已經進入城內。在卡爾厄斯，人民眾議院指定3個獨裁者，早已回來的威廉國王率領兩個普魯士軍團進入這座城市，立即恢復秩序。在這些日子裡，卡爾·舒爾茨從拉斯泰特逃跑出去，後來被監禁的詩人里克爾獲得解放。里克爾，這個從美國回來的自由派分子，盡了自己一份力量，結果又被迫再次逃亡。已經逃亡的巴登公國大君主又回到巴登，接受市民們的歡迎。1.1萬名激進分子、自由民和工人被迫逃亡法國和瑞士。 德意志統一的夢想與自由一起被埋葬在同一墳墓里。那些留下來的要求建立德奧聯盟，也就是合併為一。另一些人堅持建立一個較小的德國，不包括講多種語言的奧地利，但與它聯合。正是後一個方案，在二十年後，為俾斯麥所接受。 在道義方面，兩個國家始終是對立的，一方是武裝的獨特國家，另一方是法蘭克福非武裝的國民議會。這和我們今天的形勢非常類似：世界大國都在疏遠國聯，而它們仍然是國聯的成員國。當時國民議會有很大的權威，它可以一致通過備忘錄，要求普魯士國王罷免嚴厲的新首相，由一位更受歡迎的新首相取而代之。有一幅繪畫刻畫了這一情景：有十餘位身穿禮服的紳士，其中有三位是貴族，在無憂宮一間空曠的房間裡面對著國王。國王正在大發脾氣，而作為代表團團長的猶太民主分子耶可布正在質問國王，「陛下是否願意聽取代表團的意見」？「不！」國王向他大聲咆哮。 「這是國王的不幸」，「他不願意聽取真理」，耶可布說。國王憤然走出房間。 這是德國歷史上偉大的一幕。因為類似這一情景在德國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出現。迄今尚無任何歷史記載可以表明，一位德國市民在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能用類似的語氣對一個德國國王談話。 當時還有另一個代表團。維也納的態度越是高傲，在法蘭克福就越有人堅持要求實現建立德意志帝國的目標。普魯士國王半心半意地同意這一要求。這一鬥爭在法蘭克福時起時伏。一幅漫畫譏諷國王是抽籤決定的。許多人主張議會應設終身主席一職，說這符合羅馬帝國兩千年的傳統。多語種的王國先是反對，後又以四票多數同意這個主張。而在最後投票中，普魯士國王以290票的微弱多數當選為主席。 以聖·保羅教堂國民議會的名義，要將帝國皇冠奉獻給國王的是愛德華·馮·西姆生。二十二年後，又是這個人兩次以代表團團長的名義，將同一皇冠交給國王的弟弟威廉一世，而這一次他獲得了成功。俾斯麥任命這個德國猶太人為帝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1849年4月，一個龐大的代表團進入柏林皇宮，將帝國皇冠獻給國王，沒有人知道，國王是否接受皇冠。德國政府中意見並不一致，不過廣大的公眾支持這一行動。俾斯麥簽署了一份請願書，籲請國王接受皇冠，這一史實日後被所有的德國教授隱瞞了下來。很明顯國王自己也不知道要什麼。他腦力遲鈍，無力擔此重任。他實際上什麼答覆也沒做，而是要求推遲作出決定。不過，他隨即又謝絕了這一請求。國王告訴他的親信說，這一皇冠不過是「用渣滓和泥巴做的圓東西」而已。德國人就其所能表達的具有代表性的感情而言，對國王拒絕接受皇冠憤然不滿。法蘭克福人本來就後悔放棄了建立德意志共和國的理想，現在再也無力實現這一理想了。大會逐漸地失去它昔日的風貌。它的殘餘分子最後不得不逃亡斯圖加特，在那裡被武力驅散。 普魯士繼續充滿著各種行動和反行動。普魯士和奧地利都動員了起來，在巴伐利亞和普魯士之間甚至發生了小衝突。看來經歷了一個世紀以後，似乎又要重複「七年戰爭」的歷史教訓。在柏林和維也納這兩個瘋狂的統治者之間只有一個暫時被廢黜過。1850年底，在危機高潮的時候，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大臣在奧爾穆茨會晤。普魯士在所有問題上都屈服了，它首先同意解除動員令。奧地利可以為所欲為地解決自己的問題。沒有普魯士霸權，也沒有德意志帝國。這次會晤，滿足了所有德國親王的共同願望，只是沒有給這個國家帶來自由。 所謂的「第二次德國革命」終於告吹。1525年起義農民在殘酷的戰鬥中被鎮壓，成千人流血犧牲。這一次損失小得多。而在以後的三年中，大約有三十萬德國人自願外流，去美洲呼吸新鮮空氣。不過，人民大眾受到沉重的挫折，因為這一次中產階級和農民聯合在一起，而且由於擔心親王們的軟弱，因而它的地位加強了，也因為時代精神在其他國家卻同時得到發揚。 這次革命和其他巨大事件一樣，啤酒也在其中起了作用。啤酒使德國人性格沉悶，但是他們之所以能發明或選擇啤酒，其原因又在於德國人沉悶的性格。法國是葡萄酒的王國，法國人民的性格就迥然不同。在德國，葡萄酒受地域限制，只在西部一小塊地區生產葡萄酒。因為它比較貴，不如法國那麼普遍。在法國，90%的人喝葡萄酒，而德國人90%喝啤酒。如果說法國人喝了葡萄酒就如虎添翼，而德國人喝啤酒，不管是日常飲量還是過量，都形成了問題，因為德國人喝啤酒中毒的經常性和嚴重程度遠遠超過法國人。 在德國人發動的三四次革命中，1847年慕尼黑啤酒革命是最成功的一次。這次整個城市人民起來反對每一夸脫啤酒漲價半芬尼。後來慕尼黑還成立了「反對酒類零售價格不公道協會」。難怪希特勒激烈的演說和取得成功的演說都是在啤酒館進行的。當他誇誇其談時，聽眾用啤酒杯有節奏地敲打桌子。這種情景令人想起沿著上尼羅河部族打仗時，擊鼓助威的黑人。 「薩爾瓦多」啤酒是一種特殊釀造，酒精度較濃的啤酒。在慕尼黑每年春天釀造一次，數量有限。類似異教徒的迷信一樣，大家都想喝杯這種啤酒。道地的慕尼黑人，包括婦女，將自己的衣服、鐘錶，甚至自己的睡床也典當掉，在啤酒廠地窖門口，一直等到拂曉，為了啜飲這種濃濃的紅褐色啤酒。他們在那裡整天地坐著，片刻也不站起來。因為一站起來，座位就會被別人搶去。這一群數百人，很少講話，更少歌唱，眼神憂鬱呆滯，這一現象在歐洲是罕見的。在俄國，北方國家和其他地方，醉鬼總是單個的，而不是成群的。有條理的德國人甚至按照時間表喝酒，按照流水作業組裝線的程序喝酒，按照事先規定的時間喝酒。 同要求大學生會決鬥一樣，也要求他們會喝酒。他們18歲就由於暴飲暴食而不僅將自己的胃糟蹋壞，而且還失去專心一致地從事創造性工作的機會。真正的巴伐利亞人往往因為過量喝啤酒而意志消沉。正如喝葡萄酒可以產生靈感，喝威士忌令人興奮，而喝啤酒則使人頭腦麻木不仁，只能按上級指示辦事。這就是德國人喝啤酒和德國人服從性之間的內在聯繫。 你不能要求德國人熱愛自由。早在1836年，德國詩人赫伯爾就預言過：「德國人知道，野獸是自由的，因而他們擔心，有了自由，他們將變成野獸。甚至在革命的進程中，德國可以為爭取納稅自由而鬥爭，但決不為爭取思想自由而鬥爭。」 成千上萬的德國人遠渡重洋到海外去尋求這種思想自由。1847—1848年德國知識分子在戰敗後逃亡美國，給美國帶來不少好處，這與今天的情況有類似之處。不過，在這兩次變動中，僑居國外的人們獲得的好處要比僑民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好處要多。即使沒有德國人的援助，這個國家也會發展。因為各國僑民一直不停地紛紛湧進這個國家來。正如今天一樣，凡是為擺脫迫害而逃亡海外的人很少有選擇的自由。難民帶來的是他們心靈中頭腦中最美好的東西，他們始終對僑居的國家懷著感激的心情。 今天，知識分子的領袖為了逃避迫害又來到了美國，不過1848年逃到美國的人，絕大多數是勞動力，而不一定是知識分子；是普通的人，而不是領袖。卡爾·舒爾茨不過是個例外。在這方面也顯示出德國人性格的長處和弱點。德國工人的勤勞和依賴性迅速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在另一方面，甚至亨利·克萊也抱怨德國人在政治上不可靠。 在某種程度上說，美國吸收的優秀德國人並不屬於那些大多數在任何時候總是服從立正聽候指示的普魯士人，而是屬於少數有耐心而思想又自由的普魯士人。他們正在逐漸擺脫受支配的地位，發展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令人驚訝的是俾斯麥恰恰屬於後一種類型的德國人。他和卡爾·舒爾茨的談話，反映出他的意見與他的美國朋友摩特萊是一致的。俾斯麥的性格只有部分像美國人，就像純種馬不願受馬韁繩的駕馭一樣，他也不願意受人控制作為一個大地主，從血統上和傳統上來說，俾斯麥理應同情南方，但他卻宣稱同情北方。這並不能表明他具有政治洞察力和遠見。甚至在他年邁時，他依然多愁善感，還撰文說，鞭打之下並不一定能訓練出良馬好狗。他駁斥白種人的優越感，認為「這是不近人情和愚蠢的」。 當卡爾·舒爾茨這位逃亡的革命者，後來又以美國將軍身份回到德國時，俾斯麥不僅打開國門，而且敞開家門歡迎他，並且和他長談達旦。他們相互有很深的了解，俾斯麥對這位僑胞說，你的歸來出人意料，俾斯麥本人也像舒爾茨一樣，一反常態到舒爾茨家去做客。俾斯麥和舒爾茨兩個人坐在一起，喝著萊茵葡萄酒，這表明在德國偶爾也有自由精神的。 俾斯麥的兩面性——他是基督徒嗎？——神經質的性格——真實的政治 俾斯麥之所以成為德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人物有兩點原因。他多次對其他國家取得了領導權，在德國人中也是唯一能代表革命的保守黨人的典型。他必須忠於國王，而和他類似的人，如施泰因公爵，就從來沒有臣服過自己的主人。俾斯麥的堂堂儀表和舉止風度，確實使國王對這位知識分子的下臣深信不疑。一位經驗豐富忠心耿耿的老臣，稱臣26年，同時又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幹，這可能完全在於俾斯麥在性格上還具有第二個特點。這在德國政治家中是獨一無二的。俾斯麥思路敏捷，機智善變，他的才智被詩人梅里美譽為外交界的洪堡，而且「遠比這個德國人更為才華橫溢」。左拉在盧浮宮中詳細端詳俾斯麥的舉止後說，他「像一位詼諧的巨人在和少數來賓侃侃而談」。德國人的深沉和高盧人的氣質在俾斯麥身上恰好是兼而有之，這是他的獨特之處。在這個意義上，在他身上表現出來的特點儘管和路德、胡登、腓特烈大帝不盡相同，但他是將國家和思想精神融為一體的少數範例之一。 在他血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兩種傾向。俾斯麥容克地主家族的遺風——沉默寡言，喜愛打獵、美酒、金錢，以及父輩的粗暴。與洪堡家族一樣，俾斯麥家族幾個世紀以來也沒有出過一個重要人物。他母親是中產階級，出身於一個法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名門望族。他繼承母親的品德，使他成為一個有思想、有教養和機智敏捷的人，並且是一個野心勃勃，渴望權力的人。他對自己的母親的憎恨，表明了容克式的不滿，因為他希望自己的天分來源於貴族家庭。他這種蘊藏在內心深處的思想，只能和路德痛恨自己的母親相比擬。俾斯麥對母親的痛恨只表現在思想上。而不是行動上。他母親一度受「七月革命」的影響，也曾一次取走了俾斯麥祖先的一幅肖像，她所以這麼做，是為了使他擺脫貴族的傲慢習氣。 在柏林會議上 這幅現代版畫展示了1878年柏林會議的主要與會者。身材高大的德國首相俾斯麥親王正與俄國代表舒瓦洛夫伯爵握手。圖左拄著手杖站立著的是英國首相班傑明·迪斯累利，他正與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茨·約瑟夫在一起。 這兩種傾向相互矛盾，使得俾斯麥的性格過於神經質。俾斯麥勇敢，善戰，甚至在晚年還接受過決鬥。不過他又易於意志消沉，憂鬱寡歡。與此同時，他長期患有疑心病，當他煩躁惱怒時，不斷大聲喊叫，打碎瓶瓶罐罐。他是戶外運動的愛好者，喜愛在古老的櫟木和高大的松木林旁隱居。他是一位強有力的人，喜愛暴風雨、大海和冒險的狩獵活動。雖然他討嫌筆墨工作，確實懶散，不過他還始終做好自己日常分內的工作。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獨裁者，越到晚年越是專橫傲慢；不過他也不得不順從喜怒無常的國王。有時，他也確實能做到和別人事前商量，諒解別人的毛病。他私下將國王比作自己的坐馬，必須用踢馬刺驅使它疾馳。他逐漸習慣於擁有權力，甚至到75歲時，也不願放棄。 俾斯麥在青年和老年時，都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他是一個忠實的條頓異教徒。但是他能控制自己的內心鬥爭，提出在他一生中，只有當他處境危急或是信誓旦旦博得一個女人歡心時，才是一個篤信的基督徒。實際上，這和路德被帶到修道院在宣誓皈依舊教後，又宣稱是被迫的情況很相似。俾斯麥除了對自己的妻子和愛犬以外，毫無獻身精神。他既不對被壓迫者，也不對自己的朋友浪費感情，就是對自己的子女，除了希望統治他們以外，也沒有什麼熱情。而與此同時，他的外表生活也是非常嚴格和令人生畏的。他這個人決不寬宏大量，這使他看來完全不像一個基督徒。不過他需要將自己裝成一個基督徒，因為他鍾情的女友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俾斯麥如果堅持異教徒的立場不「皈依」，那麼和他女友的關係就不可能得到進展。後來，他公開宣稱的理由卻是為了消除心理上障礙，可以為任何人效勞。因為在俾斯麥看來，他為之效忠的「霍亨索倫王室也不過是來自施瓦本家族，這個家族並不比俾斯麥家族古老多少」。事實上，如果只是為了取寵那位警惕性頗高的妻子，有時他自己也認為已皈依了。 1871年的威廉一世 1871年1月18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1797—1888）在凡爾賽被擁立為德意志帝國皇帝。 俾斯麥在他各個生活階段始終有著通常德國人性格中缺乏的那種內在安全感。德國人一則是想像力豐富，二則是精力充沛，這兩者又往往相互矛盾，相互抵消。俾斯麥有點和倫勃朗類似，他在天資、成就和造詣的沉重負擔下，很可能夭折。霍亨斯陶芬、腓特烈和查理五世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無須聽命於任何人，生活在一種統治者特有的安全感之中。瓦倫斯坦則生活在世俗的世界，他完全靠自己築起的反帝王堡壘，以鞏固自我安全感。路德在這一點上完全失敗了，腓特烈大帝猶豫不決，一生中險境叢生。歌德和席勒，雖則他們兩人的內心世界截然不同，但對自己卻有著充分的信心。俾斯麥在德國執政近三十年，權力之大，很難有人可以與之相比。不過，俾斯麥面對的不是一個人，也不僅是一國的事務，不如說他是今天的墨索里尼：他面臨的是一批擁護君主制度的人民和隨時可以罷黜他而不會損及自己毫毛的國王。俾斯麥既無軍隊，也沒有政黨作為他的後盾。 俾斯麥的內心安全感完全來自他自己的機智和聰慧。雖然他周圍有上百名有名的作家，而且這些人都是他的下屬，但是關於俾斯麥的風度，德國文學最多只能寫下實際情況的一半。在德國沒有一個人能與俾斯麥的作為相比，其中包括路德，腓特烈和洪堡兄弟。假如儀表和風度能揭示一個人的性格的話，那麼這兩者都能駁倒世界流傳的一切關於俾斯麥的傳說，他既不愛自由也不喜歡別人強加他身上的戰爭，因為這兩者都可能成為他走上統治者道路上的絆腳石，他愛的只是他自己發動的戰爭，並且能戰勝他對手的戰爭，他愛的只是擺脫異族桎梏而取得的自由。他大部分的成功歸功於對人的了解和善於運籌帷幄。他是德國人中真正具有拉丁人的洞察力和機智敏捷的政治家。他的舉止完全不像普魯士人那樣粗暴，但有時他也藉助於普魯士人的粗暴。他最大的樂趣是在巨大的政治棋盤上取勝，而他採取的手段之一就是戰爭。不過，俾斯麥並不是鐵血首相，他是一位有著高尚情操和鋼鐵意志的人。 他的內心世界傾向於歌德和貝多芬；他還是一位偉大的莎士比亞和席勒專家。他雖則才華橫溢，憤世嫉俗，且善於分析，但他更是一個容易動感情的人。他比拿破崙更易於動感情和大發雷霆。這是俾斯麥襲承了德國人和容克地主個性的一面。容克地主這個階層長期過著貧乏無聊的莊園生活，俾斯麥的祖先的內心世界多少受到這種影響。奇怪的是俾斯麥的感情生活受其父親的影響，而他對權力如饑似渴的追求則受其雄心勃勃母親的影響。在這個問題上，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無論如何，在俾斯麥身上，不是德國人的性格，而是那種敢於冒風險的性格促使他獲得功績。他說過，「音樂使我產生兩種相互矛盾的情緒——戰爭和田園風光」。這位拜倫式的騎士整個無法無天的青年時代都是在打獵，香檳美酒，熱戀訂婚和債務逼身中度過的，這一切表明了他追逐目標的雙重性，即使到了晚年，儘管政務繁忙，他還要用上幾個小時，在大自然中度過。這種種以及留戀於隱居的生活則是德國人個性在俾斯麥身上的體現。 隨著他權力的不斷增加，他的疑心以及自我為中心也在不斷發展。俾斯麥從來也不能容忍他周圍的人腐化墮落，他本人更不會親自去幹這些事。不過，他曾企圖欺騙收稅官，用國家的饋贈為自己購置莊園，他甚至為打勝仗而接受額外津貼，這在當時是英國人的習慣做法，在俾斯麥以前，則還沒有一個普魯士人這樣做過；他給自己手下的屬員極低微的工資。俾斯麥是個頗有心機的人，他致富之道是將錢財交給普魯士一個非常聰明的猶太人管理，允許這個猶太人投資，自行決定買賣。這個猶太人是銀行家，他了解不少秘密，輕而易舉的使自己的主人富裕起來，而他自己也跟著富裕起來。當時的獨裁者大多是自己或由自己的親信管賬，可以想像這些人道德敗壞到什麼地步。 俾斯麥在青年時代傾向於建立共和國，但是他的家庭和傳統，特別是他自己的內心世界，又使他放棄這個想法。他認為，德國人還沒有成熟，建立共和國尚為時過早。他的這個觀點，再加上他的年紀，就構成了他在爭奪權力的最後決鬥中，不敢向人民發出呼籲的原因。他深知，德國人對驅逐國王一事會看不慣的，他們期待的只是國王自願逃亡。俾斯麥易於動怒，這一點使他有別於梅特涅和哈登貝格，但他又易於轉而心情愉快，這一點又使他不同於施泰因。所有這一切都使俾斯麥得以成為一位強有力的政治家，他喜愛用「真實的政治」，事實上即使省去「真實的」這幾個字，也不會改變它真正的含義。俾斯麥從未說過現今經常引用的「強權勝於真理」這句話。不過，他確實接受包含這種意思的既成事實。出於他的階級感情和他對人民的敵意，他是不會願意生活在今天這樣沒有法治的德國。 在俾斯麥玩弄政治權術，仇恨他人以及對權力的追逐的背後，人們可以看出德國人浮士德式的思想在他身上的影響。他時而也透露他內心的隱秘。在他已近暮年時，曾給他的姐妹寫下如下一段話：「我目前擔任的職務，使我難以悠閒自在，這種心情是我過去從未有過的。一個人不應該不停地驅使自己前進，寄希望於獲得更好的地位。」這就是他熱愛貝多芬，不喜歡莫扎特的原因。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他說過，他寧願告老還鄉，帶上幾本歌德的著作，在一個沙漠孤島上隱居。 具有德意志性格的大學生將會在俾斯麥身上看到他們的危險而又美好的生活影子。 俾斯麥和他的國王——拉薩爾的出現 1862年俾斯麥應召執政時，被卷進一場風暴漩渦之中。當時，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舊日的相互猜忌，比50年代更有過而無不及。威廉一世（1797—1888），這位具有浪漫主義色彩國王的弟弟於1858年成為普魯士的執政者，他最初取代他脫離實際的哥哥的地位而成為攝政王，而後繼承了王位。當時威廉一世已年屆六十，他對1848年革命所持的態度更為人民所痛恨，不過也正是由於他這個態度，促使他和俾斯麥結合在一起。當時他滿腦子想的是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在義大利戰爭期間，他滿懷愛國主義熱情，反對法國，支持奧地利。但是，當他出任聯軍司令時，維也納卻又傾向於媾和，將倫巴第拱手讓給德國的對手。正是在柏林失望的時候，給威廉提供了他宣揚改革軍隊的機會。他要求撥出巨款，加強軍隊，而議會中的自由派只允准撥出他所要求的半數款項，而且有附帶條件。他發表的登基咨文又加強了議會反對派的地位，於是，國王召回駐巴黎大使俾斯麥，由他主持內閣。 俾斯麥像 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普魯士政治家，於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國並作為第一任首相任職19年。帝國一經建立後，他即積極巧妙地在外交上推行和平政策，成功地維護了歐洲近二十年的和平。 在華沙會議上 德國皇帝威廉一世、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茨·約瑟夫於1884年相聚在華沙會議上。當時任德國首相的俾斯麥親王在會議期間作了極大的努力，力圖維持與俄國的聯盟，而威廉一世日後卻聲明放棄該聯盟。 這兩個人都是有勇氣的，不過由於年齡相差二十多歲，使兩個人之間的關係成為父子之間的關係。他們之間的區別在於步調不一。甚至在今天看來，這兩位君臣之間的第一次衝突看起來像是國王與王儲之間的激烈爭吵。兩個人的道德基礎也是不同的。威廉是位虔誠的基督徒。當他的新首相暗示有必要發動一場戰爭征服什勒斯維希時，國王說，「我沒有權利這樣做」。一個世紀以前，奧地利女王瑪麗亞·特蕾西亞對她兒子說的也是這句話。不過，後來每當國王取得一次勝利，他總是感到自己只是軍人，只是征服者，不得不受到首相的約束。每當雙方矛盾發展到僵持不下時，國王總是按照軍人傳統行事，宣布退位。國王有著騎士的風度，頭腦簡單，而俾斯麥狡猾無情，機靈敏銳。國王一生從沒有在重要問題上提出自己的意見，只有在可數的三四小時內，俾斯麥必須用詭計或佯裝要辭職時才能取勝於他。俾斯麥後來說，「他是踩著我的肩膀，由我扶持他走向帝王寶座的」。 此時，民族主義思想在歐洲已是風起雲湧。拿破崙的侄子發動政變，取得王位。看來，法國將再度強盛，給德國帶來新的威脅。在普魯士，俾斯麥直到1860年之後，再也沒有能重振國威。容克地主在上議院再度取得勢力，而下議院議員則由公民選舉產生，但公民的選票數由本人財富多少而定，一位百萬富翁可以包選一個議員，而其他議員往往要得到5萬名工人的選票才能當選。這一做法直到1918年才予以廢止。 這個警察國家到處布滿特務和告密者，重新建立了腓特烈大帝時的權勢。傳教士和教授置於監視之下，有那麼幾個容克地主甚至公開叫嚷「科學應倒退回去」！當時的情況和今天相當類似，只不過當時還沒有集中營和劊子手而已。 俾斯麥掌握政權以後，首先要控制那些日益狂妄自信，阻礙他前進的資產階級反對派。自由派中間階層的領導往往來自開明的哲學界的法學家和學者，或來自科學界，如維爾喬夫，他們感情真摯，勇氣十足，和法蘭克福議會代表一樣，敢於向國王陳說真情。他們自己並不富有，但認為財產是不可侵犯的，和新的共產主義理想格格不入。 當時的德國工人，仍然什麼也沒有得到，只不過有些表面的受教育權和領導權，他們很難走出第一步，將自己組織起來，因此只能由一位變節的平民領導。而這個應運而生的領袖就是斐迪南·拉薩爾（1825—1864）。 三位德國猶太人——海涅、馬克思、拉薩爾——猶太愛國主義者 1850年左右，除了俾斯麥和叔本華以外，最聰明的三個德國人都是猶太人——海涅、馬克思和拉薩爾。他們是獨具一格的燦爛明星，在歷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這三個人相互了解，並且有一度相互非常尊重。他們都是中產階層出身，來自萊茵州和西里西亞，青年時代受過基督教洗禮，內心尊奉猶太的風俗習慣，對外又多多少少地掩飾自己的內心感情。這三個人開始時都是哲學家，同時又都是從事創作的作家。不過和海涅的高水平相比，拉薩爾只不過寫過一部可憐的有傾向的戲劇而已，馬克思則在青年時代寫過成卷的詩歌。拉薩爾和馬克思與之打交道的，是赫拉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等脫離人民脫離政治的希臘人，而海涅從事的是將德國哲學介紹給法國。前兩者是共產黨人。海涅不斷預言共產主義的到來，不過他本人也許並不期望共產主義的到來。海涅的著作最富有德意志風格，而馬克思的文風則是字字斟酌，下筆有千鈞之重。在這三個人之中，只有拉薩爾能言善辯，單憑這一點看，拉薩爾作為作家是非常危險的。海涅太過於唯美主義，影響他採取行動。當拉薩爾在巴黎拜訪海涅時，海涅滿懷羨慕心情看待年輕的拉薩爾。馬克思對拉薩爾多少有點嫉妒，因為拉薩爾鋒芒畢露單槍匹馬投入暴風雨般的鬥爭中去。而且恰好拉薩爾又是這三個人中唯一最健康的人，可以經受得住逆境。 這三個猶太人都受到非閃米特人的女性的青睞。馬克思在一生中只愛過他自己的夫人，一位德國淺黑型的貴族女兒。拉薩爾和兩位膚色白皙，滿頭金髮的條頓貴族女人保持著友誼和戀情。甚至海涅，這位熱戀過這麼多女性的猶太人，但從青年時代以後就似乎沒有和一個猶太女人有關係。與此同時，卻有兩位風趣的猶太女人拉昔爾·萊和陶洛姍·薇特與純德國血統的男人結婚。這兩個種族相互吸引原也是自然的。即使在今天，這種結合也會產生積極的效果。 這三個著名思想家各自在不同的領域內從事對德意志國家的研究。海涅從巴黎發出警告性的批評；馬克思是第一流政治理論家；拉薩爾既是戰士又是領導人。這三個人都熱愛德國，與其他德國思想家相比，對德國持較少的批判態度。我們摘錄過二十餘位德國大人物的評論，與之相比，這三個猶太人遠不如他們嚴峻。儘管他們受迫害，受監禁，被逐出，他們仍然熱愛德國，也許正因為他們熱愛祖國，才一一遭到不幸的下場。實際上，海涅和馬克思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在國外度過的。海涅始終留戀著自己的祖國，他被迫背井離鄉，也愛自己僑居的國家，這有點像歌德和許多德國人熱愛義大利，所不同的後者只在義大利停留短暫時間後又回到了德國。 他們三個人可謂相互輝映，充分地顯示了猶太人和德國人的品質和才能。他們似乎來自一個源泉，互有抱負，甚至對他們來說意味著危險的敏感，都來源於共同的兩種血液。海涅的感情更為細膩，善於自我克制，傾向於尊重他人。拉薩爾和馬克思除了能容忍自己外，不能容忍他人，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內部總是爭吵不休。這兩個人在專制獨裁方面均不遜於俾斯麥。 這三個人的一生都在深刻地思考自己的名譽——這個主題。他們更為關切的確實不是在世之時，而是逝世後的未來世界。他們每一個人都享過盛譽，但是沒有一個感到滿足。如果他們追求的是幸福和財富，那麼以他們驚人的智慧，要想成為羅德昔德這樣的富豪，本也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像馬克思這樣一位聲名顯赫的偉人，生活上卻潦倒不堪，甚至在自己孩子夭逝後，連買棺材的錢也無法負擔。這三個人都有著堅強的意志，善於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們的父親在這個世界上都是幾乎被認為是賤民的猶太人，可是這並不妨害他們能躋身於名人行列之中。當然，他們各自取得的聲名在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 一半是法國血統的海涅早就預感到，有朝一日他一定會成為德國詩人。如今，德國最膾炙人口的歌曲《羅累萊》出自這位猶太人的筆下，這不啻是個辛辣的嘲弄！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在當時幾乎沒有發生什麼作用，他只能寄希望於他的作品在以後幾個世紀裡產生影響。而拉薩爾這個人認為一切都是可能的，他曾對他有著一頭美發的戀人預言，他將和她一起，作為德意志共和國總統夫婦，在四匹白馬的簇擁下，通過柏林布蘭登堡大門。這是猶太人的野心，還是德國人的想像？這是德國人的空想，還是猶太人的預言？可能拉薩爾比其他兩個人更有天才，但他的意志最易於消沉。海涅終生獻身於詩作，馬克思從事了整個社會體系的研究，而拉薩爾喧囂一時，最後竟出於神經質的虛榮心，在一場決鬥中，被一名小小的男爵打死。 馬克思 拉薩爾 海涅 路德維希指出，在1850年左右，除了俾斯麥和叔本華以外，最聰明的三個德國人都是猶太人——海涅、馬克思和拉薩爾（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他們是獨具一格的燦爛明星，在歷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三個人開始時都是哲學家，同時又都是從事創作的作家。 馬克思、海涅和拉薩爾這三位著名的思想家在不同的領域從事對德意志國家的研究。馬克思是第一流政治理論家，海涅從巴黎發出警告性批評，拉薩爾既是戰士又是領導人。這三個人都熱愛德國，與其他德國人相比，對德國持較少的批判態度。儘管他們受迫害，受監禁，被逐出，他們仍然熱愛德國，也許正因為他們熱愛祖國，才一一遭到不幸的下場。 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並非出身於勞動人民的家庭，也沒有和勞動人民一起生活過，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勞動人民的領導人，而且在當時沒有比他們更受歡迎的領導人。曾被拉薩爾在一幕戲劇中比作自己的化身的胡登，以及不是農民出身的濟金根都成了農民的領袖。不過，拉薩爾的夢想過於宏偉，在他的家族中，多是浪漫的紳士。儘管他有著雄辯的天才，有著無可比擬的風度，足以使工人為之傾倒，但他對工人來說，始終是局外人。就他的精神境界和相貌而言，他是葡萄牙猶太貴族的後裔，哲學家斯賓諾莎就出身於這個貴族家族。不過他頭腦中裝滿的是如何攫取權力。在青年時代，他曾將猶太人團結在一起，正如後來他又試圖將工人團結在一起一樣。如果他能在世更長一些，也許會實現德國統一。這個人只要一旦成為最高領導人，他也會和俾斯麥一樣，用刀和劍將德國統一起來。在他撰寫的劇本中，他崇尚的是用武力征服和取得權力；在他的言談和書信中，他推崇普魯士的權力，他痛恨奧地利比俾斯麥有過之而無不及。 甚至馬克思，這位古典的世界主義者，也有著民族主義的情感。他對德國人的批評遠沒有達到歌德和尼采的水平。他認為，斯拉夫人應受德國人的教育，因為德國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文化，這句話甚至激怒了俄國的巴庫寧。而後來馬克思成為斯拉夫人的師長，使他處於前人未能預料的地位，今天看來真富有極大的諷刺含義。和海涅一樣，他始終思念著回到德國去，他的內心始終和德國緊密地連在一起。拉薩爾以過分誇大的言辭，表達了他對德國的仰慕。與歌德和亞歷山大·馮·洪堡相比，這三位猶太人對自己祖國依戀之情，遠比後者更富有民族感情。我們可以通過這三個人看到，猶太人的解放始於拿破崙，結束於1848年，其結果對德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些新獲得解放的猶太人的子孫更富有民族主義情感。他們的孫子一代在20世紀受到高等教育，有著雄心壯志，盼望成為德國高級官員，如有可能成為高級軍官，參加戰鬥，為祖國死在沙場上。 俾斯麥下棋——將奧地利排除在外——給俾斯麥準備的一顆子彈——尼古拉堡的和解 俾斯麥和拉薩爾似乎是天生的盟友，至少在1863—1864年冬他們兩人的意見是一致的。他們兩人都反對奧地利，痛恨自由派。也正是拉薩爾第一次將工人組織起來。他們不信任容克地主，也痛恨中產階層，他們要求組織工會，爭取過分的權力，今日的史達林和希特勒採取的也是這種方式。而且在做法上也有類似之處，他們兩人都擺脫了階級和偏見的束縛，相信權力，懷疑議會活動的作用。當時俾斯麥看到在他面前的鴻溝，準備和魔鬼共事。而尋求社會民主支持的拉薩爾，此時正處於新生事物誕生前的陣痛之中，也走上了這條道路。他們彼此都將對方看做魔鬼。 但是他們兩人又相互為對方所迷惑。俾斯麥說過，他和拉薩爾私人接觸不過幾小時，這個人可以說是他遇到過的人中最有才智和最令人喜愛的人之一；而拉薩爾也寫過好幾封緊急的信，希冀和俾斯麥交好。當時，這兩個人都還不甚引人注目，但是兩個人又都互相讚揚對方。其中一個由於自己的出身和今後仕途的考慮，選擇了國王，另一個則選擇了百姓。他們之間的聯盟是兩個天才之間的聯盟，不過這個聯盟始終處於萌芽狀態，後來也沒有進一步發展。 兩個人高矮一樣，但一個粗壯，像他自己的那頭猛犬，另一個則孱弱，像一頭軀體細長善於賽跑的靈狗。兩個人都有高度的文化修養，神經質，熱情，都熱愛普魯士。因而他們互相視對方為對手，一旦結盟，就儘可能的欺騙對方。如果今天我們這個時代的兩個獨裁者也像他們兩人那樣具有天才，我們就會驚訝地發現，今昔何其相似。在那個時候，很多事情都可能發生，甚至拉薩爾希望通過全民投票戰勝俾斯麥的願望也可能實現。而在八年之後，俾斯麥果然實行了全民投票。這兩個人互相傾慕對方，他們之間的結盟只是由於拉薩爾的過早逝世而未能實現。 自由中產階級反對擴充軍隊和改革軍隊是權力問題在議會中的反映。1863年由於丹麥國王繼承問題矛盾進一步尖銳化了。當時丹麥無視已簽訂的條約，企圖吞併什勒斯維希，而什勒斯維希原先和丹麥之間純為君王個人之間的聯盟。1848年整個德國民族主義情緒重新興起，各邦國王和人民都積極要求將什勒斯維希和霍爾斯坦納入德意志聯盟。俾斯麥出於普魯士的利益，希望與奧地利暫時結成聯盟，征服這兩個邦。在普魯士領導下，兩個大國在杜佩爾和阿爾森（1864）取得了勝利。俾斯麥像是在下象棋，利用大國之間矛盾。他向丹麥宣戰，自然就緩和了奧地利的不信任和拿破崙的憤怒情緒，也緩和了德國公眾輿論，特別是他自己國王的牴觸情緒。直到什勒斯維希和霍爾斯坦被征服，暫時成為兩國的共同財產，這盤棋才算結束。俾斯麥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需要一個國王。後來他說過，「我拴住奧格斯堡公國的君主，讓他像牛一樣犁地，一旦它開始犁地了，我就不用拴住他」。這句話生動的反映出俾斯麥的作風，也使這個大地主對國王的蔑視昭然若揭。 不過所有這一切僅僅是序幕而已，因為俾斯麥決心要將奧地利從德國排除出去。他毫不猶豫地將這800萬德國人拒之於德國國門之外，這是因為與其說俾斯麥是德國人，不如說他是普魯士人，並且他也決不是什麼歐洲人。在俾斯麥以前，梅特涅曾經企圖作為歐洲人行事，但最後終於失敗了。如果說，梅特涅推行大國平衡政策，從而為德國爭取到較長期的和平而獲得信任的話，那麼俾斯麥也應獲得同樣的信任。梅特涅維持了39年的和平，而俾斯麥維持和平則達43年之久。事實上，在這兩位政治家下台後，和平還繼續維持，前者繼續了16年，後者繼續了24年。在這期間不僅實現了休戰，而且還改組了歐洲。 所謂「大德國解決方案」，系指這個德國應吸收所有的德國人，這是那位法蘭克福傑出人物所期望實現的目標。這一方案只有在哈布斯堡王朝分崩離析時，才有可能實現。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徹底擊敗這個民族眾多的國家，這在1918年以前始終沒有做到。在19世紀，一個古代帝王能將這些小邦團結在一起，靠的不是統治者的智慧，而是他們的暴虐，更談不上靠人民對皇朝的擁護。如果俾斯麥能像後人要求那樣統一德國，他早就應該給予多瑙河沿岸的六個不同民族以自由，建立六個國家，並且選舉產生六位總統。但這在1860年為時尚早。 1866年普魯士蓄意向奧地利挑起的國內戰爭受到了譴責，它比1740年腓特烈大帝發動的戰爭更缺乏道義基礎。這兩次戰爭的目的都是為了加強普魯士，不過腓特烈大帝要求的只是一個邦，而俾斯麥所要求的，則是建立一個幾乎包括所有德國人在內的聯盟。這個目的他達到了。 就事實而論，這場戰爭完全是他個人發起的，是他將這場戰爭強加在兩國身上，因而他成為普魯士最受人憎恨的人。俾斯麥招致了所有的力量聯合起來反對他：自由派出於信念，工人為了團結一致，教士出於道德觀念，皇后由於害怕，王儲出於摯愛和平，而國王則因為他已經70歲了。他們都反對這場戰爭。全國陷入一片驚慌混亂之中，臣民騷動不安，國庫缺少經費。軍人也不支持俾斯麥，只有少數將軍，特別是一位非常誠摯，名為隆恩的將軍支持俾斯麥。此外，俾斯麥曾一度獲得拿破崙三世某種程度上的同情。他不久前拜謁過拿破崙，巧妙的爭取到拿破崙的支持。支持俾斯麥的還有正處在成長過程中的年輕的義大利。俾斯麥設法和義大利簽訂了條約，要求義大利在普魯士和奧地利開戰之後，也向奧地利開戰。此時，一切事情均依靠年已51歲，易於激動的俾斯麥，他經常發怒，經常生氣。一個五月的下午，在柏林菩提大街上，有個青年疾走趨前，走近俾斯麥身旁，在極近的距離內，對他連發兩槍。俾斯麥沒有帶武器，他身體很壯實，個性很強，從不要求衛士或警察的保衛，在這個刺客還沒有來得及發射第三槍時，他迅猛地將兇手手中的槍打落下來，使自己倖免一死。有一顆子彈擊中了他，可這就像通常賭博那樣，竟然打在他富有彈性的肋骨上又彈了回來。全世界都為這次謀刺失敗而惋惜不已。這顆子彈只要向一邊移動小小的一英寸，俾斯麥就會被打死，當然也就不會發動這場戰爭。正當俾斯麥這根胸腔肋骨遭到子彈擊中後很快復原時，在倫敦的卡爾·馬克思撰文指出，歷史的進程完全是經濟因素造成的。 六個月以後，俾斯麥以奧地利不履行條約為藉口出兵奧地利。在他發表最後通牒後，不發一槍就占領了一些小邦，如薩克森和黑森州的卡塞爾。普魯士士兵的熱情並不高，只是由於他們的勇敢和紀律性，也由於他們有驍勇善戰的將軍和新型改進的長槍，他們取得了勝利。大約在同時，從南部發起進攻的義大利人在庫斯托札和里沙受到挫折。這場戰爭持續不過幾周時間，在波希米亞的哥尼斯格拉茲的戰役決定了這場戰爭的勝負。在這緊要關頭上，奧地利被打敗了。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奧地利將軍、義大利問題專家貝內德克並非出於自己的願望而被派到波希米亞打仗。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失敗的另一原因，是因為奧地利的威信不高。戰爭的結果使奧地利在南部失去了維奈迭亞。普魯士什麼也沒有失掉。正當普魯士國王和將軍為這場戰爭的勝利而興高采烈，企圖乘勝直接向維也納進軍時，像巨人一般堅定的擋住他們進軍的正是發起這場戰爭的人。這些軍人既無視戰爭帶來的巨大毀壞，也看不到已經出現早期的霍亂，更看不清歐洲的形勢。拿破崙已經一再提出警告，並且派了特使去普魯士司令部進行調停。俾斯麥清楚地意識到，他可以發動一場反法戰爭，也許他必須這樣做，但現在尚為時過早，不能立即就干。他表示，節制是古代最崇尚的美德。他既不要被征服的敵人割讓土地，也不要他們賠款，更不允許勝利進軍維也納，羞辱敵人。他認為，這種做法只能使仇恨永遠存在下去。為了安撫昨日的敵人，以免明天他們去支持法國；聯合高於徵服，友誼勝於羞辱，這就是俾斯麥的目的。在尼古拉堡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當國王堅持要求懲處主要戰犯時，俾斯麥顯示出完美的歷史偉人的風度，他說：「對我們而言，現在不是去審判誰，而是推行德國的政策。此外，更應該受到譴責的不是為了生存而進行反普魯士鬥爭的奧地利，而是進行這場反奧地利戰爭的我們。」 這時將軍也開始仇恨俾斯麥。俾斯麥認為自己已是名譽掃地，他提出辭呈，並且準備去當一名軍官。他很清楚，在國王心目中沒有人可以取代他；不過他也知道，他和國王交往只有四年時間，他們之間的友誼還沒有成熟，並且還有許多人逼迫國王罷免他。最後還是國王屈從了俾斯麥，此後國王在他餘生中一直信賴這位顧問。國王是通過發表一份令人難以理解的公告表示屈服的。後來他又對這份親筆寫的公告採取了蔑視的態度。 從此，俾斯麥聯合了被打敗的奧地利，使它成為德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時俾斯麥達到了他一生的頂峰，此後他再也未能逾越這個高度。 德國反對建立自治政府——《艾姆斯公文快報》——1871年的勝利——凡爾賽宮的加冕——阿爾薩斯·洛林 普魯士獲得了德國的領導權。此時，它又兼併漢諾威、黑森州和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擴大了自己的版圖。對年輕的德國貴族而言，這正是他們一向追求的理想，他們的祖先劃地為界，攔路搶劫的封建貴族這樣做過；他們的後裔納粹政權也是如法炮製。這時，柏林宮廷的貴族軍官各有打算，吞併黑森州以後，他們想使這個地方公國成為皇家酒窖。連掠奪成性的俾斯麥也不得不出來加以制止。在德意志聯盟崩潰之後，俾斯麥終於建立了「北德聯盟」（1867—1871），採用黑白紅新的三色旗，這是普魯士旗加上「漢薩同盟」的旗。由於有了這個新的稱號，普魯士在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席也有增加，而這個國民議會在作了若干條文修改後得以繼續存在下去。普魯士國王掌握了「主席團」，俾斯麥成為「首相」，對北德國會負責。至於從邦聯向聯邦如何過渡這個問題根本沒有得到澄清。 這些變化導致德國建立代議制的政府。因為在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暫時休會時，選舉產生的北德國會使部分德國人民可以行使權力，制止占用國家撥款，從而對其外交政策施加影響。戰爭與和平以及與外國結盟等事項完全成為擔任議會主席的普魯士國王的事。而在德國國會中，國家事務繼續由德皇處理。俾斯麥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玩弄花招，將內閣大臣會議主席和首相兩職合而為一，由他本人擔任。這是另一個一直沿襲到1918年的傳統。俾斯麥希望自己負完全責任，將大臣們置於從屬的地位，這就需要更大的控制。但是國民議會憲法不是自天而降由上帝恩賜的，而是通過人民投票產生的，因而人民對政府應有最後的監督權。可是在這個問題上，竟以230張反對票對僅有的53張贊成票而遭到否決。這件事發生在美國人和法國人決定自己治理自己一個世紀以後，英國人決定自己治理自己兩個世紀以後。而在德國，直到半個世紀以後，即1918年，德國人民才開始有了自己的政府，而14年以後，他們又無可奈何地將這個權力交給了希特勒。 由於各個公國的新議會繼續存在下去，因而在德國建立共和國之前，各個議會之間的競爭是激烈的。俾斯麥容忍這一切，不過是順應時代的潮流而已。普魯士內部存在兩個議會之間的抗爭並不是壞事，他認為，這種新形式最終會遭到人民的唾棄，就像一個剛進糕點店的學徒，先給他吃夠甜食，吃膩了，也就不想再吃了。 隨著戰爭的勝利，普魯士本身的衝突沒有多費周折就消失了。勝利對內部危機也產生了同樣的作用，就好比生了孩子後，夫婦雙方都滿意了。俾斯麥機智敏銳，善於利用時機，又提出賠款問題。自由派分裂為二，大部分普魯士公民被激發起民族主義情緒，轉而傾向政府。此時此刻，治理普魯士並非難事。在德國，勝利總是削弱人們思考的能力。只有在少數社會民主黨人身上還反映出新時代細微的跡象。只有少數專家覺察出，在此後的三年內，普魯士內部正在興起，而法國內部正在衰落。專制獨裁在行將衰落的最後時刻，從表面上來看，似乎還富有生命力。然而它的內部早已腐朽不堪，頃刻之間，就會分崩離析。 關於普法戰爭歷史（1870—1871），本來無須重述，只是人們不時以這場戰爭為例指責德國，對這一點需要加以修正。這場戰爭不是德國一手炮製的。 在這些年代裡，俾斯麥確實一直在密切注視形勢的變化，他希望出現一種形勢，使他有可能取得或無須取得法國的認可而實現德國的統一。當時確實有一段時期，實現德國統一更大的障礙看來不是來自拿破崙，而是來自德國的南部。普法戰爭是在巴黎策劃的，這個朝廷之所以發動這場戰爭部分原因是出於傲慢，部分原因是出於害怕。他們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力圖尋找解決的途徑。皇后的野心，克雷孟梭公爵的狂妄，皇帝的日益不得人心，簡而言之，古代專制獨裁統治的規律是：不管他是停滯不前還是繁榮昌盛，只要他們沒有新的作為，沒有新的壯舉，這個獨裁專制政權就不能維持下去，這時他們就要挑起戰爭。這正是法國的敵人期望的，但敵人自己並不主動挑起，而是等待對方挑起這場戰爭。不論發生什麼事，兩國的人民均與之無關。 當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的衝突日益尖銳時，俾斯麥起先屈服了。而當拿破崙的大使提高要價，以戰爭或者羞辱普魯士為要挾，遭到威廉國王的斷然拒絕。這位老紳士是在四周一片水鄉的艾姆斯療養時提出法國的要求的，這只不過是傲慢的法國表示不耐煩的一個信號。國王給他在柏林的大臣發出加急電報，指示向所有的外國使節和新聞界公布這件事。國王的目的是要將法國的不合理的要求公之於眾。國王這一做法，無論從個人還是從政治觀點上來看都是無可非議的。 《艾姆斯公文快報》有24行之多，文風沉悶，繼承了兩個世紀以來官僚文牘冗詞贅語的傳統，系出自樞密院顧問之手。這是一份由國王的公僕發給他大臣作新聞用的電報。成百份類似的電報由成百位大臣或秘書起草。俾斯麥肯定不能不加修改而予以發表。他將這份快報刪短為12行，有一處實際上是緩和了國王的語氣，他故意突出法國挑起戰爭的危險性，並且沿用了巴黎的語調。不論是作為政治家、軍人還是作為文體家，他都有權力進行這一文字修飾工作。經過他修改過的《艾姆斯公文快報》可以經受得起任何宮廷、任何議會和任何歷史學家的檢驗。 但是當拿破崙在不到幾個星期內在色當被擊敗和被俘時，戰爭的政治目的發生了變化。有些社會黨人對戰爭投過信任票，兩票棄權。現在德國人要將這場反對年輕的法蘭西共和國的戰爭繼續進行下去，而社會黨人反對提供新的貸款，反對在德國突然興起的要求將阿爾薩斯和洛林攫為己有的運動。這時，只有德國人民自己才能迫使這場戰爭停下來，而由於不斷的勝利，德國人民似乎樂於戰爭。 這一時刻，正是馮·莫爾特將軍這位有著半個丹麥血統的人充分顯示才幹的時機。他思想高尚，沉默寡言，具有詩意般的力量，在典型的普魯士將軍中，幾乎是最孤立的人物。 在德國總參謀部軍官中不乏這種例外的人。但是，他們即使莊重而有著高度文化教養，卻也難以擺脫普魯士同行的傳統束縛。莫爾特將軍說過，永久的和平不過是夢想，「甚至還不是一場美夢」。 俾斯麥的一生表明，他是一位富有建設性的政治家，即使從品質上來看，他也不同於他那些具有破壞性的今天的繼承人。在當時他更為關心的不是法國的戰敗，而是德國的統一。在戰爭爆發的時刻，他成功地說服南部德國支持他，這甚至出乎他本人的意料。現在由不同血統的德國人組成的一支軍隊正在勝利向前推進，他意識到時機已經到來，他要和人民並肩戰鬥，出其不意的提出統一德國計劃，使德國國王也措手不及。他一手策劃的德意志帝國，就好像手藝嫻熟的廚師一樣，頃刻之間就端出一盤炒雞蛋。 他選擇波旁王朝舊宮作為舉行莊嚴的加冕典禮的地方，甚至在簽訂停戰命令和征服法國首都之前就選好了，是有他的意圖的。這一做法或許是有點出於詩人的靈感，但從政治家觀點來看，肯定鑄成了大錯。四年前他拒絕進軍維也納，避免了一場同樣性質的錯誤，而現在他卻因指定凡爾賽宮作為加冕典禮的地方，而招致每一個法國人數十年後一直對德國的憤然不滿。這件事根本沒有和德國人民商量過，因為德國國會代表團抵達總司令部絕不是為了將皇冠授予威廉國王，如1849年將皇冠授予威廉的兄弟那樣，而只不過是為了聲明他們同意各邦國王的決定。 威廉和他兄弟一樣，本來不希望接見人民的代表，只是在俾斯麥壓力之下不得已而為之。在凡爾賽宮舉行加冕典禮時，沒有普通的德國人。凡爾賽宮明鏡大廳里站滿軍人，唯一不穿軍服的是宮廷的傳教士，他身著教士制服。 甚至各邦國王也不像繪畫中顯出的那樣高興。巴伐利亞國王不得不根據俾斯麥來信的意見，將皇冠讓給他多少有點仇恨的對手。王儲們稱整個過程是一場精心製造的混亂。而威廉則憤然大怒，他並不希望「用普魯士燦爛的王冠換取一頂污穢的皇冠。」當時他已73歲，在這一非常重大事件的前夕，如新娘出嫁前那樣，痛苦的大哭一場。婚禮是被迫舉行的，因而新娘究竟應該穿什麼衣服，就成為爭論的主題。國王不想成為德國人的皇帝，而要成為德國的皇帝，俾斯麥礙於法律，不同意這樣做。這一點激怒了老國王，他從皇座走下來，在眾目睽睽之下，走過俾斯麥身旁，連招呼也不打，就徑直和將軍以及各邦國王握手。早在一千年以前，查理曼大帝也是在內爭紛亂中加冕的。 和約締結以後，國王進行了報復。這一次，他和容克地主、將軍們一起，壓倒俾斯麥，取得了重大勝利。俾斯麥在對奧地利戰爭後，成功地取得了和解，沒有兼併奧地利。這次他出於同一目的，主張用同樣的方式對待法國，然而他失敗了。 在此以前數年內，俾斯麥對阿爾薩斯和洛林根本沒有什麼打算。出自他手筆的文獻和書信，從未提及過吞併阿爾薩斯和洛林之事，而且甚至令人驚訝地看到俾斯麥還揭露了某些方面的內情。比較合理的解決方法應是讓這兩個地方獨立和中立，至少要通過公民投票。但是現在德國將軍們堅持認為，如法國的防線從阿爾卑斯山一直延伸到大海，類似現在的馬其諾防線，而德國又沒有一支海軍作為平衡的力量，這對德國來說是不可克服的困難。德皇認為，阿爾薩斯的一角鄰近位於德國腹地魏森堡，可以切斷南德的通道。面對德皇的異議，特別是將軍們勝利後的喜氣洋洋情緒以及德皇的威脅，俾斯麥讓步了。可是德皇此時又感到他正受到第二次的欺騙。德皇的意圖明顯的帶有騎士的氣概，他要重新征服過去祖先僅僅得到一筆年俸而放棄給「太陽王」的土地。 針對德國當時展開的激烈辯論，俾斯麥聲稱，不論對他還是對別人，都不存在民族主義的幻想。他說，「將阿爾薩斯說成從前是德國的，這是教授們洋洋自得的見解。而我們需要的是防守的碉堡。……我認為拿下洛林的主張不可取，但是將軍們認為，占取洛林的梅斯，可以相當於加強12萬人兵力，是必不可少的」。於是這一地區的200萬人民，幾乎有半世紀之久淪落在普魯士鐵蹄之下。他們的下層人民講話含糊不清，混雜著兩種語言。後來從1918年到1940年，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這兩個大國竟然不能出於理智而讓這一片地區獨立。這一令人慚愧而難解的問題今天將再度出現。 教會反對俾斯麥——德國的富強——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的出現——俾斯麥要和平——他治理歐洲——專制獨裁者 俾斯麥，這位容克地主，勝利者，反動派，轉而傾向自由派。從1871年到1878年，他在自由派支持下，主宰德國國會。這個國會系舊的北德聯盟議會，只不過由於增加了南部各邦而擴大了。這些自由派人士的確善於甜言蜜語。奧地利戰爭之後，最墨守成規的容克地主背離了俾斯麥，不久，這個階級和家族的其他成員也起而追隨容克地主。對他們而言，俾斯麥的權力太大，而且他還不是天主教徒。當時在柏林，區別一個人好壞的標誌是他是否為天主教徒，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徒。皇后本人最熱衷於這一風尚。 建立帝國之後，俾斯麥旋即陷入與新成立的天主教黨——中央黨的嚴重衝突之中。這時，使德國中世紀充滿鏗鏘聲的亨利和格列高利的陰影在德國再度出現。但是這次卻不是教皇聲明教皇一貫正確。俾斯麥從不認為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內一貫正確，他對這種聲明簡直覺得可笑。這場衝突也不是由於耶穌教徒要發動改革而產生的。這場衝突簡單地說，就是因為俾斯麥是一個獨裁者，他不能容忍在國內還有另一股勢力存在，更不能容忍國際勢力干預德國事務。此外，還有個人之間的宿怨。 倍倍爾像 倍倍爾（Bebel，August，1840—1913）德國社會黨人，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締造者之一，為該黨最具影響及最得人心的領袖達四十餘年之久，西歐社會歷史上的傑出人物之一。 溫德霍爾斯特，被兼併的漢諾威前大臣，與古爾夫（被罷黜的漢諾威國王的追隨者）一起為反對普魯士而戰鬥。溫德霍爾斯特現在已成為天主教黨的頭子。這位態度粗暴，冷冷冰冰又極其機靈敏銳的人，可能是德國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議會雄辯家。開始，這場衝突十分平淡，主要目的是摧垮持反對意見的傳教士。但是，1874年一個天主教狂熱分子企圖謀害俾斯麥事件後，衝突就尖銳化了。於是，政府將教區所屬的學校均置於它監督之下；提倡民辦婚禮；傳教士的任命必須公布；移居，判刑等宗教法令在法律上均屬無效，致使一千餘傳教士住所空無一人。採取這些措施的目的是鼓動人民的熱情，特別是鼓動波蘭和阿爾薩斯人民的熱情，在這些地方德國政權和過去一樣還在遭到反對。中央黨在國會中議席增加到92席。因為在德國，即使某個政黨遭到非難，其議員仍可公開表示反對意見。 19世紀70年代，德國國會成為全國討論問題的新論壇。這是一個真正經過選舉產生的德國人民代表機構，它是進行政治教育的工具，這個制度在西方其他國家已有一兩個世紀的歷史，德國早就應該擁有這一工具。從這一時刻開始，也就是說，在過去七十年來，德國人民開始參與治理國家，要對德國發生的任何一件事負責。階級和偏見始終存在，而且一直存在到今天，不過這七十年來，德國人民終於知道什麼是投票箱了，他們至少對歷史承擔了部分的責任。從此以後，德國人民幹的事，特別是他們沒有做到的事，並不僅僅說明國王和容克地主的性格，也說明了他們自己，德國人民的性格。 威廉·李卜克內西像 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活動家，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之一。1869年，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創立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它是國際工人運動史上第一個革命的、群眾性的政黨。 此時，傑出的思想家和戰士在國會中興起，正如每個時代一樣，總是左派比右派多。像維爾喬夫和里希特這種人出現了，他們是從事改革的繼承人，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時代，德意志精神第一次在國家機構中取得了發言權。一小部分具有高度教養的人士在右派行列里也湧現出來。 德國工業興起後，經歷了大危機中斷時期，隨後又出現了高漲局面。所謂「創業熱」時期在德國是新的，也是短暫的，因為這種投機活動終究和德國人性格格格不入。僅僅1872年，在普魯士就成立了大約500家企業，擁有15億馬克的資本額，這可謂是一件大事。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六家大銀行，其中一家早在1851年就成立了。從1870年到1890年，資本額的增長達到原先的三倍，這一事實表明，德國正在大力開拓商業經營活動。漢堡到美國的航線和北德伊利亞特航線，由兩家大輪船公司經營，發展迅猛。從1850年到1890年，德國人口由3000萬增加到5000萬。每個人都希望流入城市，1890年左右，已有一半德國人民是城市人口，到1895年只有不到19%的人從事農業生產。在德國以其他國家同樣速度發生這一變化的過程中，破壞了德國人的性格，也大大地豐富了德國的物質財富。每個國家都需要大量人民群眾從事農業勞動，正如大風琴要為大合唱伴奏和農村要為喧鬧的城市服務一樣。不過德國離開土地的步子更快一些，更熱情一些，更徹底一些。當然在農村我們稱之為德國人的不安全感要少一些，在城市，這種不安全感肯定在增長。德國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和代議制政府的發展同時並進的。在議會中，城市人口具有更多的屬於自己同一階層的代表為自己的利益服務，農村人口則沒有這種可能。其結果他們之間的鴻溝比其他國家更大。 在城市也開始出現了勞資之間的利益衝突。拉薩爾死後，社會民主黨發生了分裂。在北德議會中，首先投棄權票，後來又在對法戰爭期間發言支持法國自由的兩位社會主義者，一個是倍倍爾，一個是李卜克內西。 倍倍爾是進入德國公眾生活的第一位工人，他出現得比較晚是因為當時在德國沒有爆發革命。具有象徵意義的是他作為一個士兵的兒子，一個監獄看守的繼子，從孩童時代就目睹德國人的殘酷。他是拉薩爾曾經非常希望成為而未能成為的人民的人。但他的影響始終未能超出他所屬的政黨範圍。具有更為明顯重要意義的則是李卜克內西。他出身書香門第，一生清白，情操高尚，孜孜不倦，看來他是條頓人最卓越的代表。他是路德的後裔，他的一張年輕時的肖像，從外形看並不像路德，但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改革家。畫像上他身穿自由軍團軍裝，他是大學生協會成員，在學生時代他就夢想僑居在共產黨人聚居的威斯康星州。他是那些在1848年起義後沒有去成美國的一批人中的一個，他先被判處徒刑，後被赦免。 1869年這兩個人，一個木匠和一個政客在愛森納赫建立了社會民主工人黨。它最初的宗旨是仿效瑞士，至少是蘇黎世的模式制定憲法，要求建立民兵，實現普遍的公民投票權以及新聞自由；其最終目標是建立共和國。他們兩個人被判處輕刑，被監禁在碉堡里，度過了兩個歡樂的年頭。倍倍爾本來家境貧困，疾病又摧毀了他的健康，只是由於政府的花費，他得以養精蓄銳，向李卜克內西學習語言、歷史和許多他所缺乏的知識。他們兩個人像濟金根和胡登一樣，在監獄中，長者教，幼者學；也許這是座令人愉快的碉堡，和古代騎士城堡中的花園也相差無幾。 容克地主和自由派之間，自由派和工人之間，教會和國家之間在議會中相互鬥爭，並且以相當正常的方式持續了七年。 與此同時，法國的教職人員和文人鼓吹要復仇。在巴黎，代表斯特拉斯堡的雕像蒙上一層灰布罩。在教堂中，人們祈禱要收回失去的省份。看來，三個天主教強國結盟反對新生的德國是可能的。全世界都不信任俾斯麥，這個人在六年之內發動了三場戰爭。維多利亞皇后將他比作新的拿破崙。巴爾幹騷亂的加劇又為他們提供了動手的藉口。看來所有的情況均在推動俾斯麥再次向孱弱的法蘭西進軍。莫爾德特將軍麾下有著精兵良將，他預計在1876年開戰。今天有些歷史學家責備俾斯麥犯了一個錯誤，沒在當時摧毀法國。 但是俾斯麥沒有動搖，他維持歐洲和平達二十年之久。如果他熱衷於新的榮譽和攫取新的領土，他可以在19世紀70年代締造一個他在德國歷史書上看到過的那樣一個世界強國，至少他可以試圖干一下。但是他始終沒有動手，甚至沒有進行恫嚇。 1878年他改變了德國政策的路線。他曾引退在家數月，專事攻讀經濟學，時年62歲。他再度出山後，力主推行保護性的關稅制。他和教皇皮烏斯九世交好，長期以來反對天主教的鬥爭停止了下來，矛盾的雙方沒有一方成為勝利者。俾斯麥已經轉而反對自由派，現在又反對社會主義者。他利用兩次刺殺德皇事件作為行動的藉口。其中一次，這位八九十歲的老人遭受重傷。另一次看來與俄國的虛無主義者有關，而俾斯麥卻把這件事加在與此事毫無關係的德國社會主義者頭上。德皇和首相這兩個人的脾氣很怪，由於兇手沒有用槍彈，而是用一支獵槍像打兔子一樣朝德皇開了一槍，對這一點，他們兩人大為惱火。俾斯麥遷怒於社會黨，只是因為它已擁有150萬張選票，出版有二百餘家報紙，這個黨實際上是無辜的。俾斯麥轉而夥同保守分子提出針對社會主義者的緊急法。 人們往往以越來越大的興趣注視偉大人物的晚年。因為這時他們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智慧和才幹也達到頂點。耶穌雖則死得較早，但他在臨死前也成熟了。拿破崙只是居在聖赫勒拿島上時生命才達到了巔峰；歌德在晚年和浮士德一樣有了真知灼見；而貝多芬則以他的第九交響樂達到了他的音樂創作高峰；倫勃朗和提香最後的作品成為人類神聖的財富。但是俾斯麥和克倫威爾、路德、梅特涅一樣，隨著年事日邁，每況愈下，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外交方面，他在擔任首相的20年內，不愧是一名能手。1878年解決巴爾幹問題的柏林會議後，德國自維也納會議以來，第一次處於歐洲的關鍵地位。這在柏林和普魯士歷史上還是前所未有的。與法國的關係也日益密切；而且自從俾斯麥在同一時間內和俄國、奧地利締結全麵條約以後，這些國家可能結成聯盟，對付新德意志帝國這個一直到晚年還纏繞著他的噩夢終於消失了。 俾斯麥在19世紀20年代完成德國統一大業後的基本思想，主要出於對德國的地理位置的考慮。他認為，德國地處東西方交界，和鄰國有漫長的邊界，處於腹背受敵的地位，能攻難守。唯有擁有一支強大的陸軍才能避免在兩條戰線上作戰的危險。只有具備了當時北美處境的國家，才能以海軍取代陸軍。對俾斯麥來說，在海外占據地盤和擁有一支巨大的海軍在當時看來是危險的。德國人在指導管理方面並無才能，英國也決不可能作出讓步，聽任一個軍事大國在海軍力量方面與英國並駕齊驅。和俄國以及奧地利結盟，與法國交好，不參與或少參與大陸以外的爭奪，在俾斯麥看來這是對帝國安全最好的保證。出於這一原因，他最初不支持任何謀求殖民地的意圖，後來他的支持也是有限的。卡爾·彼德斯、呂德利茲和維爾曼是當時開拓殖民地的先驅人物。直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他才不再抵制而採取穩重的殖民政策。 因而可以說，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在最初的20年內，並不具有帝國主義特性，甚至可以說，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 但是在國內事務上，俾斯麥卻缺少對人民和時機的了解。他很後悔允諾人民有普遍選舉權，認為這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錯誤。他希望通過制定三項帝國法律先發制人，對付社會主義者的宣傳。他推行醫療、勞動保險和老年退休保險體制，強制工人參加這些保險，以保護工人不受僱主之害。這是最早進行的改革，以後經過不斷修正，實際上各國都接受了這種方式。美國直到50年後，才接受這個基本原則。 與此同時，甚至更早一些時間，他制定緊急法，以反對社會主義者的陰謀為藉口，查禁1300多家報刊，將900餘名工人領袖放逐到國外，1500名工人領袖被投入監獄，給大量工人領袖家庭造成不幸，因而俾斯麥遭到廣大群眾的痛恨。他既是獨裁者同時又是改革者，這是典型的德國人。他想將社會正義和暴力糅合在一起，他甚至詭辯說，在他統治的地方，採取這些措施，是基於道義的考慮。儘管他查禁了政黨，整肅了輿論，防範了某種思想，可是他的這些做法，卻為歐洲上百個正在變化的政府，甚至為他今天的後繼人提供了模仿的樣板。 他最後終於失敗了，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為所有這一切，才是他犯下的最大錯誤。 軍人的勝利——尼采論新德國——叔本華和黑格爾——三位音樂家——反藝術的帝國——反精神文明的俾斯麥 「俾斯麥使德國偉大了，而使德國人渺小了」，他手下的一位大使寫下了這句驚人地刻畫出俾斯麥和德國人性格的真實性的話。 19世紀70和80年代德國統一後，德國人發現自己置身於新富裕起來人民的行列之中。他們經歷了長時期的失敗和艱難處境，突然醒來，受到無數人的注目，這並不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功勞而是由於處境順利。他們艱苦勞動，孜孜不倦的奮鬥和永不滿足的活力，所有這一切贏得了外界的承認，但只是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德國公民。由於德國知識分子的領袖無一不屈服於統治者，德國公民作為自己國家的一個成員，從來也不能為自己的祖國而感到自豪。直到30年代戰爭以前，德意志帝國還是十分強大的，不過支持它的不是平民百姓，而是貴族。平民興起後，德意志帝國一落千丈，衰弱破落，而組成帝國的各個部分依然掌握在各邦國王和容克地主手中。在這個世紀初，父子兩代人流血犧牲，沒有贏得解放。經過鬥爭，他們沒有得到本來允諾給他們的權力。第一部虛偽憲法的制定，不僅傷害了而且也侮辱了德國人民。他們沒有找到奮起反抗的力量，他們曾經這麼幹過，但很快遭到了失敗。 但是現在已是1871年，帝國不僅幾乎在一夜之間重新統一起來，而且它戰勝了著名的法國軍隊，取得輝煌勝利，聲威大震。僅在這時，德國人才第一次通過現代公正的選舉法，得到了參政的機會。本來這是人民穿上軍裝，通過鬥爭，爭取到的權利。可是除了少數地方外，人民還不習慣享受這種權利。國家的統一，帝國的興起，財富的積累，外國的尊重，這一切看來好像完全是炫耀武力的結果，而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一個始終處於統治和發號施令地位的階級，必然得不到人民的尊敬和仿效，現在人民開始看透了這個階級。在腓特烈大帝統治下，每一個少尉都是容克地主，即使在解放戰爭中，至少每個將軍也是容克地主；但是實行普遍兵役制後，在時代精神的影響下，俾斯麥在三次戰爭中不得不允許平民老百姓進入這一身著戎裝的禁區。其結果是大大地加強了民族自信心，這是非常合乎自然規律的。 幾個世紀以來，德國一直被肢解，現在首次取得世界性的成功，隨之而來的是德國人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也展現在全世界面前，他們在開始時表現出來的狂妄自負要比實際情況嚴重。當這種狂妄自大經過一兩代人已經變成德國人一成不變的性格時，當新的德國人已經給外界留下了不良印象時，德國人感到自己受到更大的損害，抱怨整個世界未能正確認識他們，更激起他們的狂妄自大和沾沾自喜，致使引起全世界越來越大的反感，和人們今天幾乎完全看不到德國人的美德。 敏銳的觀察家不久即看到了其內在的原因。尼采，這位除了歌德以外，對德國人認識最為深刻的人，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用下述一段話描繪了新德國人的思想狀態： 在整個歐洲，人們恐怕難以找到更令人反感的語調了。這種語調冷淡，無情，簡直是漫不經心的嘲笑。而現在這種語調對德國人來說卻是文雅的。我可以聽到青年軍官、教員、婦女和商人毫不猶疑地，用這種細膩文雅的語調講話。確實連小女孩也在模仿這種軍官講話用的德語，因為這是軍官，普魯士軍官發明的講話語調，而同一個軍官，如果是一個士兵，一個商業專家，他講起話來，卻那麼和藹謙讓，贏得人們的仰慕，所有的德國人，甚至包括教授和作曲家可能都得向他學習。但是他如果一旦成為德國軍官，他又是古老歐洲講話最刺耳行動最魯莽冒失的傢伙，毫無疑問，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即使有教養的德國人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他們仰慕軍官，而軍官是為社會定下基調的領導人，還有誰能不模仿。 這就是實際上發生的事。首先是下士和中士模仿這種語調，講起話來粗聲粗氣。聽聽那些大聲叫喊的司令官，實質上是他們包圍了城市，在各個城門外面操兵練馬。從這些大聲吼叫中，人們可以感到，他們是何等的傲慢、粗暴和冷酷。 德國真正是音樂之國嗎？只要聽聽他們講話的聲音，就能無可置疑地說，這個國家越來越軍事化；他們一旦習慣於用軍人腔調講話，到頭來在他們寫文章時，也是軍人腔調十足，因為習慣於用軍人腔調講話。某些習慣甚至對一個人的性格也產生深刻影響；一個人一旦習慣於用某些字句，最後甚至思考起來也是用這種語調。 新覺醒起來的市民的野心只能破壞德國人的精神生活。正是這個原因，幾個世紀以來，思想教育未能在國家和精神之間取得平衡。過去的規律是國家和精神，兩者之間只能相互牴觸，而不能相互支持。即使在俾斯麥權盛一時的時代，也只能導致德國天才的衰落。 在本世紀帝國統一之前，偉大的思想家和富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人才輩出。在繪畫藝術領域，16世紀產生過許多藝術大師，而現在出現了三個世紀的巨大差距。這一領域早已讓法國一執牛耳。在19世紀，三四名突出的畫家中，只有門采爾通過描繪腓特烈大帝時代和這個國家保持某些聯繫。馬雷斯、查爾巴哈和布克林繼續走羅馬的老路，他們的作品大部分出於義大利。在這一世紀裡，簡直沒有一個雕塑家或建築師，其影響超越這個國家的國界和超越過這個時代。 新帝國是緊跟在德國哲學和音樂時代之後出現的，但新帝國既不重視哲學也不重視音樂。叔本華在1810年到1820年之間他青年時代寫下了兩部最重要的作品，此時俾斯麥剛剛誕生。不幸的是叔本華在德國歷史上所占的地位很成問題。他的祖父母是荷蘭人，他的雙親對普魯士人深惡痛絕。當但澤市落入普魯士人手中時，他們攜帶自己五歲的幼子離鄉他去。但是叔本華所受的教育和語言是純德國的，因為他富有文學修養的母親在魏瑪度過晚年，叔本華在那裡受到歌德巨大的鼓勵，這對他的命運產生深刻的影響。他和他不共戴天的仇敵黑格爾兩人同時以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征服了這個世界，直到今天，依然對人類思想體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他們的成就是德意志思想精神的財富。這兩個德國人以及尼采的哲學，為19世紀開拓了新的重要道路。 黑格爾為新的社會制度奠定了基礎，時至今日好像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源出於他的思想。他和叔本華一樣，既是哲學的奠基人，又是藝術的奠基人。只是其中一個人的德文非常艱澀難懂，而另一個人寫的一手好德文，遠遠超過以往任何德國思想家。叔本華追隨歌德的文風，將天生的直覺和細緻的觀察，創造性和科學，信念和認識結合在一起。他的父親很明智，讓他通過旅行和學習語言，擺脫國界的限制。在他幾乎默默無聞地居住在法蘭克福的30年內，大部分時間在國外旅遊，或去雅典、倫敦，或到喜馬拉雅山腳下。因此，他對德國人的看法和歌德以及其他人一樣，他曾經這樣描繪過德國人：辦事效率高，顯然是在政府的驅使下辦事，與之相比，法國人舉止莊嚴，有著豐富經驗，法國人善於了解大自然，探索自然發展的道路，而不是生硬地改變自然的規律。出生於這個國家，應是多麼幸福啊！ 叔本華像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如尼采和盧梭，他的哲學兼有文學的感染力和哲學的洞察力，他之所以被劃入浪漫派哲學家，就是因為這一點，他是哲學家中的少有者。 貝多芬之後出現過三位偉大音樂家，一位是奧地利人，一位是薩克森人，一位是猶太人。他們也是在俾斯麥之前創作了偉大作品，那時德國還沒有統一。三位音樂家都在青年時夭折，他們與國家政權毫無關係，但與德國人卻有很深刻的淵源。 韋伯像 韋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德國作曲家、鋼琴家、評論家、歌劇導演。德國古典音樂過渡到浪漫主義時代的主要人物，被稱為德國民族歌劇的先驅。主要作品有《自由射手》（1821）、《邀請舞》（1819）和《音樂會短曲》（1821）。1821年《自由射手》在柏林上演時使他一舉成名，從而成為民族英雄。 舒曼像 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是19世紀上半葉德國音樂史上最突出的人物，在他的藝術創作中深刻地反映出德國浪漫主義的優點和弱點。 門德爾松像 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是猶太啟蒙運動的領袖之一，他呼籲宗教寬容，支持猶太社區融入普通的德國文化和生活。 韋伯出身於江湖醫生家庭，自封為貴族，他創作的浪漫主義歌劇，表現了德國人的巨大天才，沒有任何其他德國作曲家能將如此悅耳動聽，而又雄渾剛勁的樂曲傾注在德國人的心坎里。韋伯的樂曲富有浪漫主義色彩，刻畫森林和矮人，水妖和巫人，月光和幽默的惡作劇，而莫扎特的歌劇都是以地中海人民為背景的。如果說，德國的一切文化都給湮沒了，但韋伯的三部序曲和《邀請舞》留下來了，那麼幾千年後，發現者肯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這支被埋沒的民族一定是很迷人的。 舒曼，這位幾乎被法國人看做是自己的作曲家，他創作的歌詞內容，表明他事實上是一個地道的德國人。特別是他根據艾興道夫的詩譜寫的曲子，對其他國家來說，有如歐洲人聽阿拉伯音樂一樣陌生。他和韋伯一樣，在他譜寫的樂章中有德國的森林、打獵、號角和其他等等。舒曼和韋伯不同，韋伯身患肺病，在作曲中有著激昂的情緒，而舒曼更為憂鬱。他被稱為貝多芬的最後一位門徒，這對兩者都是不公正的。如果將他的前人貝多芬和後人勃拉姆斯加在一起，則在他的身上，兩個人的長處他都兼而有之。 門德爾松是位音樂王國的優雅王子，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而沒有受到專家的信任。他將德國人和猶太人的精神融為一體，使其達到最完善的境界，他比之斯賓諾莎和海涅更為成功。這位哲學家的孫子，受教育於才華煥發的父親。當時在1820年左右，他父親的家是柏林名流和風雅女人幽會的場所。他的藝術生涯輕鬆愉快。最初是作為神童，後來又作為鋼琴家和作曲家遨遊歐洲各國首都。他比莫扎特幸福。他13歲時在歌德家中，閱讀字跡模糊，難以辨認的貝多芬手稿，演奏貝多芬的作品，後來他嫻熟地演奏童年時代的大衛，（《聖經》中記載的古代以色列國王，童年時曾殺死勇士科利亞。——譯者注）使八九十歲的歌德為之傾倒。歌德聽了門德爾松如怨如訴的鋼琴演奏，為之黯然神傷。這是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因為此時此刻，這位來自地中海的年輕征服者，把歌德和貝多芬融為一體，三個人都受到德國思想精神的薰陶。 門德爾松在17歲還是大學生時，寫下了《仲夏夜之夢》序曲，劇中的一個仙女調皮搗蛋，使他的思想中了魔法，而另一個仙女使他為之心動。這個猶太小伙子演奏這些描繪水妖、天仙的旋律使德國人韋伯受到啟發，他採用同樣的主題，寫下了《仙境之王》一劇。他們的祖先都在這塊土地上生息，他們刻畫了反映這個國家本質的自然環境，因而他們創作的音樂作品幾乎一模一樣，甚至他們自己有時也相互混淆，難分彼此。新帝國的興起，絲毫無助於音樂王國的發展。勃拉姆斯誕生在一個偏僻的角落裡「漢薩同盟」誕生地漢堡。不過他和奧地利教員的兒子勃魯克納一樣，生活在遠離帝國的維也納。他一輩子始終認為自己是屬於南方的。這個帝國的一切，對他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帝國內，單調的寫實主義風行一時。少數學者十分出色，不過他們年華已逝，如勃森、奇爾希胡夫、赫爾姆霍爾茲和維爾喬夫等人。這些人日後在柏林，以他們的才智而名揚四海，而俾斯麥對他們竟一無所知。最卓越的作家，無論是凱勒爾還是馮塔納從未見到過俾斯麥。後者是半個德國人，出身於胡格諾派家庭，是他留下了對普魯士容克地主最好的描繪。格利伯茨爾和黑伯爾孤零零地住在懷有敵意的維也納。凱勒爾和布爾克哈特兩個人都是瑞士人，他們對普魯士的風氣都深惡痛絕，而布爾克哈特，這位最偉大的德語歷史學家，早在這個帝國鼎盛一時的時候，就已預言它將分崩離析。 俾斯麥這個最有權勢的德國人，儘管他本人知識淵博，有著比國王和王室更高的文化教養，但他的家很空虛，很少文化界的人士去訪問，這突出表明俾斯麥憎恨和人接觸，而且越到晚年越為嚴重。他渴望權力到了瘋狂的地步，以至於他先是沒有時間，後來有了時間，但仍沒有情緒閱讀和傾聽一切與政治無關的事。歸根結蒂，他憎恨這個世界的一切，他愛的只有樹木、動物和妻子。以前他非常欣賞貝多芬，只是因為聽了音樂使他太激動，他又放棄了音樂。 在他的那個時代，還有兩位具有重大意義的人物，俾斯麥對其中一人是一無所知，而對另一個人又不欣賞。這兩個人就是尼采和瓦格納。 瓦格納的出現——瓦格納的聽眾——歪曲德國的傳說——舞台上的天才——他的魔力——勃拉姆斯的出現——施特勞斯和奧芬巴赫 在所有富有創造力的德國人中理察·瓦格納（1813—1883）是最危險的人物。今天正是他，造成了很多的混亂，今天德國的情緒確實源出於他。 現在全世界譴責當前的德國制度，將其歸罪於尼采，而真正要負責任的實際上應該是瓦格納。希特勒成為瓦格納的信徒絕非偶然。外部世界很不了解這一點，法國人因為歡喜瓦格納的歌劇，因而也將德國的危險帶進法國。非德國的國家只關心音樂，而沒有看到音樂主題和內容象徵的含義，這一點一直到今天都有影響。 瓦格納的音樂對民族和國家的獨立作出的貢獻流芳百世。他發現了譜寫管弦樂和聲樂的新領域，為整整一代人開拓了新的道路。他發現和創造的音色和其細微的差別，為前人所不知，使後人所難忘。而且他善於運用戲劇效果，這也是前人沒有做過的。 此外，瓦格納追求的是突出「藝術的整體」效果，這在當時早已為人們所摒棄。不過，瓦格納仍不失為藝術史上變態的天才人物，其地位不遜於義大利雕刻家和建築家伯爾尼尼或美國作家愛德加·阿蘭·坡。 瓦格納的激情感染力很強，給群眾，特別是德國群眾留下深刻印象。他寫下了十部詩篇，孜孜以求的是用古代悲劇哲理給人們以深刻的教育，而後他也是抱著同樣的目的撰寫歌劇。如果僅僅將他看做是純粹的音樂家，那是貶低了他。他既無意躋身於德國作曲家的行列，也不知道正是他天才的性格，造成了他的孤立。他不僅和七位大師很疏遠，對浪漫主義派也很冷淡，他的同代作曲家勃拉姆斯也不重視他。不過由於後來的人大大不如他，這倒使他的創造天才顯得很突出。在戲劇方面，他作為克魯克納和韋伯合適的後繼者，成了後起之輩的導師。 戲劇是現實的幻想，這句話包含著瓦格納的美德和他的危險性。他是德國第一個善於發掘演員的人，而且自從他擁有推薦演員的權力以後，他的做法完全不同於前人，因而使德國的這一做法充分發展。他的作品從來不是純音樂的創作，而像滲上美酒一樣使人陶醉，因而那些對美酒一無所知的人們特別歡喜他的音樂。他的作品在音樂欣賞能力不強的國家，甚至要早於德國更為人們所喜愛。最初對瓦格納作品感興趣的往往是與純音樂無關的人。瓦格納的音樂非常易懂，因為它表現方式多樣化，情節緊張。他的歌劇易於為人們所接受，因為當人們對音樂感到厭煩時，可以看到動人的演出。甚至連每個孩子都能欣賞他的作品，因為當歌唱演員不能表達某一主題含義時，孩子們卻能從劇情猜出其內容。有些人不能記住莫扎特的詠嘆調，也記不住貝多芬四重奏的變調，卻能毫無困難地記住所謂的「不朽的旋律」，它使那些沒有旋律的歌劇唱詞生動了，活潑了。歌劇中有1/3是表演，1/3是舞蹈，這足以使那些心不在焉的觀眾接受另外1/3的音樂。 尼采稱瓦格納為「德國糊塗蟲的天才」，這一倉促中作出的斷言，充分表明了尼采把瓦格納的弱點系統化了。由於瓦格納不擅長旋律，而精於交響樂，他對那些自己能做到的舊歌劇的「保留劇目」不屑一顧。由於他是一個生性煩擾的小人物，他總是將條頓的上帝和英雄描繪成性慾旺盛的巨人。根據他的自述，他的一生始終處於欣喜若狂和挫折沮喪之間的痛苦狀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不得不使出很大的力量「強迫他自己振作起來」，將每件事都看做是幸福的，他將德國傳說中的中世紀騎士和女人，變成他自己的類型和同時代帶有神經質的男男女女，以引起觀眾的興趣，並使觀眾感到這些舞台上的角色同他們是接近的。 那麼到哪裡去找自己的觀眾呢？瓦格納從未贏得過德國傑出人物的欣賞。也沒有得到德國廣大群眾的喜愛。與他同時代的德國最優秀最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以及善於發現天才的人們一致反對他，而當時只有法國文學界人士，多是一些頹廢的人，給他抹上一層抒情的色彩。而在另一方面，擅長音樂的德國人民在瓦格納時期和這以後，繼續依戀著教堂音樂和室內樂。甚至時至今日，他們還依然如此。在瓦格納歌劇作品中，他們最能接受的是最初的三部浪漫主義歌劇，因為這幾部歌劇，使他們回憶起韋伯的作品。當爭論和流行一時的作品消逝以後，無論知識分子，作曲家和人民都不再去歌劇院。在瓦格納自己看來比較好的後期作品，也沒有一部能像《費加羅的婚禮》、《魔笛》和《自由射手》那樣吸引德國人。瓦格納歌劇的觀眾是小資產階級。我們看到，希特勒號召的對象也是這些小資產階級，當然也包括資產階級。瓦格納和希特勒的個性很相似，兩者都是十足的狂熱分子，同時又都是狡猾的演員。此外，還需指出，所有將瓦格納說成是半個猶太人的企圖，都無充分根據，必須加以駁斥。 在德國人性格中，一切最初的嚮往總是不明確的，他們有野心卻沒有把握，像淤泥一樣，兩個世紀以來沉積在河床上，遇有強勁的風暴就翻滾起來。它給瓦格納，這個資產階級分子帶來了深刻的影響。路德的心理狀態十分騷動不安，希特勒也是如此，他們兩人確實都以變態心理來發泄自己。瓦格納能夠控制自己，因為他是一名作曲家和演員，可以找到各種方式發泄自己內心的紊亂和不安。路德渴望樹立牢固的信念，他試圖通過禱告加以實現；瓦格納的一生都是為了爭取生存。他通過歌劇中的英雄，特別是女性英雄獲得了這方面的力量。如果說，瓦格納塑造的女性揭示的正是藝術家本人的心靈，那麼在他筆下的女性，總是易於衝動和殘酷的，而且總是充滿熾烈的感情。 瓦格納像 瓦格納是19世紀德國著名作曲家、文學家和指揮家，歐洲後期浪漫樂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為瓦格納所建的歌劇演唱廳 瓦格納並不比路德、腓特烈大帝更能保持自己內心的和諧，這就是為什麼這三個人要比歌德更受到德國人歡迎的原因。因為德國人只有生活在沒有完工的拱門下時，他們才感到像住在家中一樣舒坦。他們不喜歡完整性，而在生活中，他們喜歡的也是未完成的事業。體現這一特性的最高形式是浮士德，最低形式則為阿爾勃利希和梯圖萊爾等人。 與此同時，瓦格納在德國資產階級中喚起的是神經質的性慾狂和出自本能的權力欲。因而瓦格納不斷地給俾斯麥寫信以及《尼伯龍根的指環》一劇和德意志帝國同時誕生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瓦格納接受一切思想，拋棄一切阻礙他的東西，使他獲得了成功，自從瓦格納從革命者變成國王的朋友，從反德國的人變成愛國者，從享樂主義者變成悲觀主義者之後，他就準備好了，而且以後他也確實如此做的，成為當時唯一願意和俾斯麥以及新帝國走同一條路的德國藝術家。 瓦格納為了在歌詞和音樂中表達自己的個性，不惜歪曲德國的傳說。現在的德國人並不了解這一情況，在他們還沒有看到舞台上演出由黑伯爾改編的《尼伯龍根的指環》以前，他們甚至不願意承認這一事實。在傳說中敘述的亂倫，失敗，個人的暴力都被誇大，並且用音樂表達出來，用喊叫和咒罵延長劇情，這在《菲岱里奧》和《唐璜》兩部歌劇中只有很少幾個悲劇性片斷才採用這一手法。至於劇情，他所做的只是汲取了傳說中他自己喜歡的部分。劇中充滿了在財富和性慾引誘下對權力的貪婪。因而在瓦格納的歌劇中，德國觀眾看到的是殘暴兇殺和無辜不幸交織在一起，讓人感到不協調。 《尼伯龍根的指環》一劇最重要的作用在於它顯示了統治世界的意願，而且僅僅用四個不同的主題旋律表達出來。他將這些主題旋律和拯救靈魂的旋律強行糅合在一起，這一過程只有幾分鐘時間用的是一段朦朧難解的音樂，瓦格納為了將觀眾帶入到一種神秘入迷的境界中去，粗暴地破壞了德國語言。沒有一個非德國人能理解，這意味著什麼？因為他們看到的瓦格納歌詞，只是湊湊合合的譯文。 瓦格納粗暴地破壞這種嚴謹的語言，其嚴重程度沒有一個人能及得上。德國的詩人和作家對瓦格納的作品嗤之以鼻，經常模仿成滑稽劇加以捉弄。但是德國的自由民對瓦格納越來越心醉神迷，因為他能以德國方式理解德國古老傳說的深刻內容，而且用簡練明了的語言表達出來。瓦格納試圖用頭韻掩蓋他抒情部分的弱點，往往和他試圖將劇中引起觀眾同情的歌詞，提高到純抒情詩的高度一樣，使人感到荒謬可笑。他在《紐倫堡名歌手》中華特的《晨曦之夢的隱喻》一段唱詞，就是以這種方式處理的。如果將瓦格納的散文詩和希特勒的散文詩相比，這決不是對瓦格納的侮辱。 受誘惑的是青年人。在《英魂傳喚使》一劇的開端，設有長篇的獨白，使觀眾有時間注意舞台的道具。這時年輕的德國人將一支劍刺入一棵枯樹的樹幹里，這段唱詞有五分鐘之久，接著從舞台上方閃出光芒萬丈，英雄將劍從樹幹中拔出，伴隨這一動作的是響聲直入雲霄的C大調和弦，以象徵性手法崇尚匕首和手槍。新德國典型的戲劇表演手法，壯觀的行列，包括今天的列隊行進，旗幟飄揚，華麗的場面，都源出於瓦格納的作品，從《羅漢格林》到《聖·格萊的騎士》都是如此。 從統治世界的誘人幻想，對童貞肉慾的夢幻和瓦爾克利斯屈服於充沛的精力，還有嘶叫的野馬，熊熊燃燒的頂峰，黃金、利劍和鮮血作為悲劇結局最後的點綴，這一切構成了德國人夢想的全部內容。上帝不僅以肉體的形式在舞台上出現，而且最後在昏暗的暮色中消失，而英雄也往往終因靈魂的極度不安而夭折，這一切都表現了浪漫主義的德國人對死亡的頌揚。他們認為，即使英雄和上帝，也要遭受命運的坎坷。 瓦格納往往用動作和唱詞作為網絡，把音樂交織在這張網絡上。除了序曲和西格弗里德的敘事詩外，他從來也沒有創作過沒有歌詞的音樂，他留給後人的48首悅耳的樂曲，是他沒有發表過的作品。他將這些樂曲編入《巴爾西法爾樂譜集》中，奉獻給他妻子，作為永別的紀念。此時，他已精疲力竭，厭倦一切了。 作為一名全心全意的演員，他需要一面鏡子，即使這面鏡子只是用歌詞構成的；作為一名戲劇導演，他需要節日般的舞台，慶祝的場面和空前動人的故事情節。瓦格納關於舞台的藝術以及他那大吹大擂的本領，為今天的德國統治者樹立了一個榜樣，這位統治者憑藉自己手中的權力，成千倍地擴大了瓦格納的行為。瓦格納不倦的一再重複堅持一個主題的做法，希特勒把它用於自己的講話及著作中，認為這是使人相信任何事件的最好方法，即使是謊言，說上一千遍也就成了事實。 勃拉姆斯像 勃拉姆斯（1833—1897）是德國19世紀後半葉最卓越的、古典樂派最後的一位作曲家。他繼承了貝多芬交響樂的傳統，汲取了深刻的人道主義和熱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著力表現時代的精神風貌和鬥爭生活，他的作品成為繼貝多芬之後西歐交響音樂的傑出典範。 瓦格納對德國的音樂界從來沒有形成威脅，但在音樂領域之外，他毒化了這個國家的生活。他任意篡改古老的傳說，他醉心於復仇、暴力，以及統治世界，他頌揚神經質，描寫色情狂，一再呼籲生存，證實了這個民族的弱點。他精力充沛，足以扼殺整整一代的創造性的生活。直到1910年他的魔力消失之前，他的影響波及更低更廣泛的階層。（本書作者早在1913年在其所著的《瓦格納或從著魔狀態中解脫出來》一書中就探討過這一問題。——譯者注）瓦格納的主題旋律產生聽覺效果，瓦格納的歌劇演出產生視覺效果。他們能通過音樂會、遊行集會或朗誦，通過畫報或用瓦格納的名字，通過條頓復興宗教，間接地聽到瓦格納的聲音。當魯登道夫將軍創建新條頓異教時，可能他根本沒有讀過有關條頓族異教的原始材料，只是看過瓦格納的歌劇《萊茵黃金》和《眾神的黃昏》而已。 另一方面，勃拉姆斯的創作時期和瓦格納屬於同一時期，他代表的是另一個新德國。他不是生於普魯士，而是生於「漢薩同盟」的漢堡，他將貝多芬永遠看做他的理想人物。雖然他和貝多芬一樣，早在30歲時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始終孤寂地棲居在維也納，但在他的音樂中仍然滲透著北方的傳統。在他的和聲中，波浪滔天，洶湧澎湃，那是波羅的海連綿不斷的層層激浪。這位典型的德國作曲家啟示人們，德國面向了大海。 勃拉姆斯是最後一位嫻熟於各種形式純音樂的作曲家。他一方面繼承了貝多芬的傳統，另一方面又繼承了舒曼的傳統。他是最後一位保持著偉大風格的作曲家，他沒有在和他同時代而且比他獲得更大成就的瓦格納面前衰落下去，而凱撒·弗蘭克就是在這種威風面前屈服了。勃拉姆斯的特點是作為音樂史上一個次要人物，他更多的是實行者而不是開拓者。他在音樂上是一個終止符，而瓦格納則標誌著一個新的開端。 在那些年代中，拜羅依特純音樂，德國的傳說和審美觀，猶如在《眾神的黃昏》巨大的薪木堆上，燃起熊熊的烈火和冉冉升起的刺激性的濃煙，此時有兩位德國作曲家，分別在巴黎和維也納點燃起兩股輕盈透明的火焰。 奧芬巴赫只能算作是四分之一的德國人，因為他生為猶太人，並在巴黎接受了大部分的教育。而約翰·施特勞斯，就出身而言，則比瓦格納更純為一個德國人，至於他的非婚生父親一事至今仍未能澄清。 在當時如有人敢於預言，施特勞斯的輕歌劇日後會享有如此大的盛名，必然會遭到可悲而又自負的瓦格納派的嘲笑。但是《蝙蝠曲》一劇對德國人性格的描繪，和《湯豪森》一劇竟如此相似，甚至在有一點上完全可以類比；聽一下《湯豪森》第一幕狂飲鬧宴的一段，再聽一下《蝙蝠曲》第二幕飲酒作樂的一段，就可以發現，兩段交響合唱表達了在同樣夢境氣氛下節日的色情情緒。只是維納斯山上耽於淫慾的森林之神和山林水仙要比維也納舞會上的紳士和女士們，更能放肆地表達他們淫慾的衝動。而且主題始終是同一的，音樂舞蹈激起了情慾，一百對尋歡作樂的男女在自我陶醉之中。 這兩位作曲家採取的描寫德國人吟詠愛情的合唱形式，對當時的全世界來說是非常新穎的。他們兩人對歌劇影響直至今天，他們的華爾茲對舞會也產生了強烈影響。他們刺激著每一位觀眾，使他們心情亢奮。但是這種世俗的音樂對不同性格的德國人可能產生極其不同的效果。易於激動的北德人會為維納斯山上的嘹亮歌聲而興奮不已，而從容不迫的南德人聽了之後會更為溫柔和善。日耳曼人想像中的愛情，或是像條頓人施暴於處女波儂希爾德，或是像維納斯暖室中的行歡作樂。施特勞斯的愛情節奏輕鬆微妙，不同於瓦格納的宣揚強有力的性慾。兩人的傳統均存在於德國，由於他們兩人在同一時期興起，並達到如此盡善盡美的程度，他們的音樂征服了整個世界，幾乎在一個世紀內，沒有一個人能凌駕於他們之上。 施特勞斯的父親在維也納沿著舒伯特的足跡前進，他的音樂風行全世界；而瓦格納帶來的卻是危險。在這兩個人中，一個人的音樂似乎是限於在社交場合中，通過他的音樂使世界了解德國，使每個人充滿歡樂；而另一個人通過他的音樂，使德國又回到古代條頓族的野蠻狀態。 尼采之對於德國——尼采論德國人——尼采論猶太人——文體學家尼采 面對著遙遠彼岸的歌德的光芒，尼采的思想光芒從德國領土的這一端照耀著德國整個這個世紀。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巍然聳立，沒有人能像他的光束那樣，越過海洋照射得如此遙遠。尼采（1844—1900）的思想精神不同於瓦格納，形成得比較晚，比較慢，因為思想不能通過耳目感觀，而是必須通過頭腦才能理解。他之不朽，不僅僅在於他的創作範圍，而在於他的思想範圍。 尼采使所有今天認為自己是德國政權繼承人的人，得到拯救。由於全世界都認為今天眼前所發生的一切應該由尼采負責，因此我們也必須把他和這些人列在一起，雖然實際上他不應該得到這樣的對待。為了自衛，我們被迫起來維護反對當今潮流的偉大精神，並且將直接詳盡地引用他的言論。 希特勒運動的結果，使他為此應付出的要比他計劃給予它的多得多。一切今天稱之為「元首的訓諭」的內容，如超人，繁殖高級人種，培育精華人物，拋棄有病機體，等等，均可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而且也是納粹的目標。兩人都主張優生學，反基督和反民主的。但是尼采和希特勒是有區別的，這表現在如何把這種理論運用於德國人身上，特別是今天的德國人身上。 由於尼採在今天這位自稱是他弟子的生前30年就去世了，因此我們只能迂迴地證明，他對納粹主義是否定的。他對日耳曼人的看法，他對種族的看法，他的整個態度，是直接反對新帝國的。 尼采，這個浪漫派，教授，歷史學家，發現自己的很多思想從馬基雅弗利到哥比諾（Gobineau，1816—1882，法國著作家。——譯者注）早就存在過。他決定以十分清晰的論點和自己特有的風格，把它們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高度。帝國成立時，他風華正茂，剛30歲出頭。祖國的統一和勝利，夢想變成了事實，或至少接近了這個事實，除了使人感到可以慶祝外，還有什麼可以更多地解釋的呢？ 但是這個國家後來發生的一切使他產生了厭惡情緒，因為他非但沒有看到思想精神的發展，卻看到了這個國家的無上權威。也就是這個尼采，他與歌德一樣，對拿破崙是抱有熱情的，他責備德國人破壞了拿破崙的歐洲計劃，不喜歡俾斯麥，特別反對把德國置於俾斯麥的領導之下。 尼采像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國哲學家、詩人。他在美學上的成就主要不在學理的探討，而在以美學解決人生的根本問題，提倡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他的美學是一種廣義美學，實際上是一種人生哲學。 《悲劇的誕生》封面 1872年，尼采的處女作《悲劇的誕生》封面。在這部著作中，尼採用日神阿波羅和酒神狄奧尼索斯的象徵來說明藝術的起源、本質和功用乃至人生的意義。弄清這兩個象徵的確切含義，乃是理解尼采全部美學和哲學的前提。 他在1870年12月寫道：「什麼為了我們的信念，敵人現在正從這次戰爭沾滿鮮血的土地上成長起來！在這方面我等待著更壞的結果，雖然我相信，在過度的苦難和無處不在的恐怖中，知識的夜花將得到盛開。」不久他又寫道：「我對這個德國再也沒有任何尊重之情了，不管它有多少武器，像箭豬那樣突出在外面而自豪。它代表了德國精神最愚蠢和虛假的方面……我決不原諒任何向這種現象妥協的人。」 假如尼采對新帝國懷有如此敵視的感情，和公正地譴責它不重視思想精神，那麼我們可以想像，他對那個由自稱是野蠻主義者，公開摒棄思想精神的人領導的社會，以及手執長柄鐮刀鎮壓正義，卻認為只不過掃除幾根雜草的俾斯麥是何等的憤慨！ 現在讓我們來聽聽尼采是如何抨擊討論德國人這一主題的。關於德國和種族問題，與其他問題一樣，尼采20年後仍不改初衷。我們發現，所有德國思想家在批評他們的祖國問題上，都比別的國家尖銳，但尼採在表明自己的觀點時比任何人更為明確，比歌德更為激烈，因為他那個時代的德國所取得的成功，為他提供了更多的反對材料。現僅舉少數例子： 當我設想一個在各方面我都不喜歡的人，結果這個人總是德國人。我受不了這種總是讓你感到不能與其為伍的人，這種人不能區別細微的感情，沒有感覺。德國人對自己的邪惡毫無意識，而這恰恰是最邪惡的部分。……請問，為什麼德國高於一切，難道它希望和代表著某些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更有價值的東西嗎？……我感到北德附近的奴隸應該獲得解放，這是一個黑色的大陸。……條頓的定義是：服從加兩條長腿。…… 德國人所做的一切總是徒勞的。改革運動、萊布尼茨、康德，以及所謂的德國哲學家、解放戰爭、帝國——每次爭取某些已經存在或無法恢復的東西的鬥爭，總是不成功的。我承認，這些德國人是我的敵人。我對他們的膽怯和懦弱，不敢給予明確肯定的回敬，以及思想價值概念的模糊十分瞧不起。一千年來他們把所接觸過的東西弄得混亂模糊不堪。…… 如果有人生活在德國，卻能找到一個對德國人崇拜之極和愛之極深的思想上的自我欺騙行為，和感官上的不分青紅皂白嗤之以鼻的人，那他就是一個十分走運的人。……這裡人脾氣溫順，一些小小的愉快，就不能自制，經常淫蕩於夢際，希望一旦能擺脫他們生來就十分清醒的頭腦，和服從職責的天性，至少在劇院中能做到這一點，他們互相妒忌卻又深深地自我滿足。……德國人是一個危險的民族，他們懂得如何陶醉。……所有真正的條頓人都到國外去了。目前的德國是前斯拉夫時期，正在為走向泛斯拉夫歐洲作準備。 這段話充分地說明了尼采對德國人的看法。但是至今仍然有人認為這種種族論是尼采發明的。如果尼采確實不喜歡德國人，難道尼采連讚揚純種族理論的話也沒有說過嗎？ 在今天種族混雜十分嚴重的歐洲，假設一個人的血統不會混入婆羅洲人的血液，提出這種問題的人是何等無知與愚蠢。種族越是混雜的地方，人們會發現那裡的文化越是發達。我的原則是：決不要和具有這種錯誤種族觀點的人打交道。……一個民族可以混雜和混亂得十分嚴重，甚至可以想像混有前雅利安人的成分，作為中間狀態的民族來說，從各個方面，德國人與其他民族比起來，總是最難理解的，自相矛盾的，靠不住的，出人意料和令人可怕的。他們逃避明確的界限，僅此一條就會使法國人絕望。……外國人對他們天生的矛盾性格和因此而構成的神秘感到既驚訝又好奇。本性溫順卻又邪惡，這兩種個性並列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矛盾的。……德國人的內心是病態的。就像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所有的消化不良症患者都趨向於安逸的生活一樣，德國人也喜歡「坦率和單純」。做一個坦率和單純的人多方便啊！ 這些就是尼采關於德國人和種族的思想。的確，具有這種思想感情的人是無法與俾斯麥或瓦格納合得來的。開始他確實試圖使自己適應瓦格納，瓦格納也確實稱他為唯一完全了解自己的人。尼采離開瓦格納早在他生病以前，完全是在他健康時發生的，他認為瓦格納是一個患有疾病需要克服的人，尼採在這裡並不單指瓦格納，而是泛指德國人。他與瓦格納的整個鬥爭是反對德國人的鬥爭。 既然說尼采是反猶太主義者，那麼請看看他下列文章片斷： 能與一個猶太人接觸是一種愉快，特別當你生活在德國人中間。……毫無疑問，猶太人是目前生活在歐洲的最健壯，最堅強，最純潔的民族。……猶太人，如果他們願意，他們確實現在就可在歐洲獲得真正的優勢，這是很清楚的，但他們並不在向這個目標奮鬥，這同樣也是很清楚的。……反猶太往往是那些低劣、妒忌、怯弱人的表現；現在參加這個行列的人，在他內心一定帶有這種群氓意識。……現在他們年復一年的，鍥而不捨的與歐洲最優秀的貴族通婚，他們將很快在精神與體魄上繼承優秀的遺產。一百年後，他們看上去將是十足的貴族，不會因為出身低微而羞於成為優秀者。……然後他們將會稱為歐洲的開拓者。 的確，在優秀氣質方面尼采也是一個德國人，這就是說一個浪漫主義作家也具有嚴肅的思想，一個哲學家也能創作音樂。他與瓦格納的不同在於他的鮮明性和內心的安全感，他用不著矯揉造作，他的內心相當平衡，這是地中海地區人民的特徵，這位偉大的德國人也把那裡看做自己靈魂的家園。 關於俾斯麥，尼采只有一鱗半爪的印象，因為那個時候關於俾斯麥的個人材料一點兒也沒有發表。他之了解俾斯麥就像馬基雅弗利之了解凱撒·博基亞（Cesore Borgia）。俾斯麥不就是一個獨裁者嗎？難道這不非常清楚，他是人民的敵人，他十分強有力嗎？尼采只看到俾斯麥否定思想精神政策的結果；他反對德國人成為世界使命的肩負者，而這正是德國人所希望的。沒有一個德國思想家希望德國成為世界統治者，或者認為他們有能力完成這個使命，甚至俾斯麥也不這樣認為。這樣想的人一定是個無知的瘋子，也只有希特勒分子才相信這一點。 尼采和俾斯麥幾乎同時從舞台上消失，一個病了，一個退休了；而且兩個人又都在10年以後去世。兩人身後一度都沒有子弟。如果俾斯麥晚年身體允許，繼續叱吒風雲，他也許會吸引尼采的強烈興趣的。這是德國歷史的特有的鏡頭，兩個在同一時代強烈關心德國人的人，卻互不認識，這是因為一個是屬於國家政治的，另一個是屬於思想精神的，這兩股力量在德國各行其是，似乎中間隔了一道玻璃牆，可見而不可即。 尼采是這個世紀繼瓦爾特·馮·德爾·福格威特、路德、歌德之後的又一名偉大的文體學家。歌德為德文引進了羅馬字母，尼采則為其引進了拉丁發音法，對德文語言都作出了貢獻。他像一隻海鷹，無論在高山或海洋上都希望翱翔至最高點，引頸高歌，讓全世界都聽到他的聲音。他飛越過了本世紀，在完全新的起點上迎來了新的世紀。 威廉二世的出現——開端——罷黜俾斯麥——威廉二世 俾斯麥的結局是在意料之中的。如果他由於疾病或死亡，而退出公職，他的形象將不如現在這麼突出。事實上是由兩股完全不同的勢力，一股來自上面的統治者，一股來自下面的部分人民，聯合在一起，將俾斯麥推翻的。 在他治理國家的最後10年中，他成為徹頭徹尾憤世嫉俗的人，連他最老的朋友也不信任，他在晚年只和美國朋友摩特萊交往，這個人是他在大學時結交的。他毫無理由地阻撓了他兒子的戀愛，而迫使他與一個美國猶太人的孫女，一位波希米亞女伯爵結了婚。這樣，他終於在他的老年，實現了他早期表示過的，一個德國貴族最好與猶太女人結合的主張。然而俾斯麥家族終於迅速衰落了。他的憤世嫉俗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幾乎已沒有人能感到他是真正熱愛德國的。他和國王一樣，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是一個普魯士人。 他繼續鎮壓社會黨人。他迫使沿著東部邊界成千上萬的波蘭人遷移出去。他不顧國會的反對，將憲法置若罔聞，一意孤行，實行獨裁。只有在外交領域，他仍然是一名老手。他對德國無意成為世界強國採取默認的態度，將一切爆發新戰爭的根源扼殺於襁褓之中。在他離職之前，德國始終沒有成為所謂的「帝國主義」。 俾斯麥作為獨裁者依靠的是他的主子，但是即使到了皇帝的晚年，君臣關係已成為一種形式時，他們之間關係的維持實際上還是因為威廉的年齡。因為一位年屆八九十歲的國王，已不會再考慮擺脫自己的舊臣，就像一個年老的丈夫，已不會再想休掉自己的妻子一樣。這就是為什麼直到威廉皇帝歿於91歲時，這種形勢才發生變化。而情況發生更徹底的變化則是在病魔纏身的兒子在稱帝僅100天後旋即去世以後，而新的繼承人年僅28歲。 客觀地講，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採取反對俾斯麥的第一步並非全然錯誤。如果他後來的表現證明他的價值，歷史也許會讚揚他。但他執政後的政策表明，他和他的浪漫主義先輩一樣敵視人民，與腓特烈，威廉四世最初也躊躇不決地採取了一些自由化步驟一樣，威廉和大多數王儲一樣，在對待國家事務上輕率從事，以為只要態度和藹可親就可以解決社會問題。他用阿諛奉承和許願允諾麻痹德國工人的鬥志，這隻有更促使俾斯麥採取強硬態度。俾斯麥決定利用某種藉口或者用政變方式剝奪工人的公民權，驅趕他們上街，迫使他們造反，然後加以鎮壓。1890年2月的選舉中，這兩個人的做法都是錯誤的。威廉的虛假改革，俾斯麥的威脅，這兩手的結果是使赤色分子增加150萬張選票和35個席位。這是全世界工人政黨首次取得的偉大勝利。 威廉從登基的第一天開始就期望擺脫俾斯麥，這時他將一切罪責歸咎於俾斯麥，採取非常粗暴的方式罷黜這位先統治普魯士，而後統治德國達28年之久的老臣，甚至不讓他有充裕的時間收拾自己的東西。威廉的目的是緩和群眾的輿論。而所有的政黨也都為終於排除了這一大障礙而歡欣鼓舞，但是他們又感到內疚，於是他們採取浪漫主義的態度，將俾斯麥偶像化，說這樣的人現在卻被如此粗暴地趕出內閣。 但是僅有少數人認識到罷黜俾斯麥給帝國外交政策帶來的徹底劇變。1890年3月期間的劇變，重新決定了今後一個相當長時期的德國命運，在策動世界大戰方面也起了作用。 二十年來，俾斯麥深感德國所處的地理環境面臨的威脅，因而力圖通過結盟保衛這個國家。奧地利被排斥出帝國之外後，對德國的宿怨再度滋長。奧地利青年提出要為薩多瓦復仇，對瑪麗亞·特蕾西亞和腓特烈的回憶逐漸被對梅特涅的懷念所代替。和奧地利的友誼並無保證，這個國家和匈牙利聯合，生活在德國之外，統治的是奧匈王朝。和它的友誼是一把雙刃刀劍，對所有奧地利的盟國來說，現在都同時和八個國家結著盟。對奧地利友誼的離心傾向可能對波蘭人、丹麥人和現在已併入德國的阿爾薩斯人產生消極的影響。 法國在建立第三共和國以後的情況也是一樣的不穩定，法國的復仇主義情緒促使大臣們謀求建立反德聯盟。和德國並無任何實際衝突的英國，很難迴避俾斯麥組成聯盟的建議。直到1888年，俾斯麥根據這個設想致函索利斯伯里伯爵。 在這動盪不安的歐洲國家關係中，德國只有一個國家可以去尋求，這就是和俄羅斯結成聯盟。這兩個國家和兩國國王之間保持著傳統的友誼。俄國農民處於半農奴的地位，缺乏民眾的代表，這正是俾斯麥所希望的，他喜歡的正是和一個能獨立行事的沙皇打交道。因而他著手建立一整套狡詐的締約體系：和奧地利、義大利建立三國聯盟，與此同時，又和俄國締結了《再保險條約》，俾斯麥稱，這是一場玩五個球的遊戲。 而這時來了個年輕的皇帝，他要求每做一件事都與以前的做法有所不同，當然是要求比以前幹得更好一些。在威廉和俾斯麥的最後鬥爭中，由於沙皇的某些評語落入威廉手中，終於使俾斯麥大大地觸怒了皇帝。沙皇的評語稱威廉是一個脫離實際，懷有惡意和沒有教養的人。王室的少數官僚長期以來就希望俾斯麥下台，他們在獲悉沙皇評語的第二天，就向皇帝遞呈一份陳腐不堪的報告，稱俄國軍隊正在沿著邊界調動。正在此時，俄國內閣大臣舒瓦洛夫為兩國條約延期事抵達柏林。這個條約剛剛滿期，它並不是通常以三年為期，而是六年為期，俄國擬將它轉為長期性的條約。皇帝企圖以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戰爭危險，來證明打擊俾斯麥是合理的。新的阿諛奉承者紛至沓來，他們竭盡全力指責俾斯麥。德皇拒絕條約延期，並在同一天要求俾斯麥提出辭呈，這就為自己既向俾斯麥也向沙皇報了仇。 和今天的德國一樣，德皇這一動機之能得逞是由於國家的命運操縱在帝國和獨裁者少數人手裡，他們總是關起門來，由兩三個人決定國家大事。德皇的這一做法立即影響到世界歷史的進程。沙皇突然感到他在歐洲受到孤立，儘管他憎惡法國人，可是在一年之後，即1891年還是和法蘭西共和國簽訂了第一個協議，而這一協議導致了後來俄國和法國的結盟。 德意志帝國的安全已岌岌可危。從今以後二十年之久，德國總參謀部不得不為兩線作戰作好準備工作，而俾斯麥曾經防止出現這種局面達二十年之久。當時德國沒有任何理由不延長和俄國的結盟，如果俾斯麥在位的話，一定會使聯盟繼續下去，德國也不會腹背受敵，兩線作戰。德國如果和俄國結盟，十之八九會在世界大戰中獲勝，因而俄國革命也不會爆發，至少不會在當時爆發。 這位年輕的皇帝在埋葬了這一切的可能性後，在19世紀末面臨的問題是他究竟需要多大的天才，多大的熱情來治理這個國家。德國皇帝仍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獨裁者，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他可以不受任何約束，自行作出決定。如果他是一位天才，這本是個時機可以充分發揮，證明他的才智。如果他比較謙虛，他可以像自己的祖父那樣允許別人出來治理國家大事。 由於他既非前者，也非後者，而恰恰是有著德國人神經質性格的一個歇斯底里的繼承人，他總是要求別人作出高於他本人水平的評價，由於他是這一種類型的人，德意志帝國雖經重重苦難得以建立，又付出艱辛代價，謹小慎微地加以治理，也是註定要夭折的。因為這個帝國的君主不僅思想離奇，而且矯揉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