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 · 第三卷 國家與精神的分裂

從大選帝侯到歌德（1650—1800） 德國？她在哪裡？我們怎麼才能找到她的整體？德國人是博學多才的，但是這個國家卻是另一回事。 ——歌德 普魯士的景色——維也納——兩個城市的比較——音樂與效率——偉大的德意志人來自何方？——普魯士人是何許人？ 一片沙土地經過精心耕耘成了上千塊田畦，種著黑麥和土豆。廣垠平坦的大地偶爾有小丘點綴其間。布蘭登堡的大地一直延伸到無邊無際的遠方，就像月球上沉寂的海洋。到處是一行行挺拔的青松，也有些冷杉樹，但很少有毛櫸樹和其他枝葉茂盛的樹木。在這片很少生長灌木的土地上，見到的多是光禿乾巴冷漠無情的松樹幹。當你坐在樹下休息時，你身旁也是一片褐黃色的松針葉毯。松雞和鷓鴣在田野和樹叢的縫隙之間棲息做窩。街道和河渠縱橫交錯，而且都有標誌。村落里的牛群和多由紅磚砌成的房子，也嚴格地按照教堂塔尖指出的方向排列得井然有序。鄉鎮議會大廳看上去像兵營，牆上貼著警告的注意事項，讓人感到似乎這裡一切都是被禁止的。在漫長的旅途中，人們偶爾也可發現一座優雅別致帶有舊式山牆的老屋，或者一家悠閒舒適的小客棧。而在這一切規劃嚴整的平原上，它們孤零零地佇立在一旁，像被人們遺棄的孤兒。一切都經過精心的安排，驚人的整齊劃一，令人感到單調乏味。 所有的道路、鐵路、運河，都通向位於中心的大都會。在一條對城市來說毫無意義的小河邊的荒地上，柏林市是未經籌劃，倉促建立的。這座城市像座蟻冢，隨著時代的變遷，只有一個短暫的時間，這座城市的風貌還是風雅得體的，在後來的五十多年時間內，不斷地擴張和任意地變化，成了一座難看的城市。宮廷、軍火庫、宮廷警衛室、凱旋門、兩座古老的諸侯紀念碑，這種種建築物一眼望去大部分是為了戰爭的需要而建立的。俾斯麥時代的建築多在舊市區，依然保持了舊日的風貌，即使並不美，今日也全部毀於戰火之中。三十年來，市中心的歷史名街的光輝古蹟，也早為戰亂破壞殆盡，而為了一旦發生叛亂便於輸送兵員，菩提樹已被亂砍濫伐，蕩然無存。 這座城市缺乏一切令人仰慕的歐洲古老城市的風貌，它既沒有倫敦的綠化廣場，也不像巴黎那樣富麗堂皇和開闊寬敞，更沒有羅馬依偎山巒的風姿。唯一可以讓上百萬居民透透氣的地方是動物園，但是又被無數筆直的大街所破壞，使人感到美中不足。這些地方人們原也可以消閒漫步，但凡是有綠樹和美景的地方，行人的行動都要受到嚴格限制。如果兩個行人幸運地找到一條位置適中的長椅，在它附近往往就有一座大理石雕像，一位威嚴的國王，左足前伸，手執利劍，虎視眈眈地看著你，令人們不得不趕快離它而去。 布蘭登堡門 柏林中心是柏林城的發祥地，通向柏林中心的大門是布蘭登堡門。這座著名的建築於1791年竣工，先是象徵著普魯士的命運，繼而象徵著德國的命運。拿破崙前往俄國時曾趾高氣揚地穿過此門，在返回法國時，他們將門上面的「勝利戰車」運到了巴黎。1814年，馬歇爾·布呂歇爾元帥凱旋而歸，將它又帶回了德國。柏林圍牆修建後，布蘭登堡門不許人們靠近。柏林圍牆拆除後，布蘭登堡門又成了德國統一的象徵。 柏林是歐洲工作最勤奮最快速的城市，在這兩方面都很像紐約。它也很少有感染力，因為一切活動都是有組織的，在這個王國非經特別允許，一切活動均受禁止。時鐘統治著這座城市的400萬人口，人們在白天最常見的一個動作，是看看左腕上的手錶。所有的階級在任何時間，甚至娛樂，都是按著明確的規章制度組織的。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今天，而且已經延續了好幾百年。為了貫徹嚴格的秩序和加強控制的禁令，柏林的哨所林立，警察和衛戍部隊人數大大超過別的城市。 每個公民都驚人的勤勞，無論男的還是女的，干起活兒來，都沒有喘息的時間。有時人們也會因為他們用一種很笨拙的方法組織娛樂活動而受感動。柏林人的本性是樸實真誠的。天性很好而又愛發牢騷的柏林人有很多逸事。一杯啤酒下肚，可以使他們舒服自在一個小時。普魯士最佳的口號不是來自國王或詩人，而是來自柏林的小人物。柏林一切公共生活都有嚴格的規則，而柏林人最希望的是躲開警察給他們定下的規矩。整個城市生活是嚴密地組織起來的，沒有人，即使富人也難以躲開它。唯一可以擺脫它的方法是離開這座城市。普魯士二百多年來的生活就是這樣過來的，不論在台上的是國王、皇帝，還是元首。 就像開羅附近的三座金字塔，突然意外地在沙漠上巍然聳立，經過精心培植，難以想像的龐然大物，普魯士國家金字塔也突然地在布蘭登堡的沙土地上出現。但是在這裡埋葬的不是拉美西斯和巧普斯，而僅僅是自由。 群山環抱，音樂之聲不絕於耳，葡萄園、花叢、山村點綴其間。這是歐洲最富饒的地區之一。在這美麗的鄉間緩坡上，以大教堂為中心，沿著雄偉的建築軸線，有計劃地向外逐漸擴展，這就是維也納城。這座大都會，歌德曾稱其為德意志帝國的首都。維也納並不沿多瑙河，只是離它的流域很近。維也納輝煌的圓拱宮廷和塔樓，充分顯示其建築藝術之精湛和典雅。這樣的建築物，人們只能在巴黎或羅馬才能欣賞到。維也納建立在自然環境優美和兩個文明交叉的歷史時代。它從容地從一個時代跨入另一個時代。由於精心的設計，它既保持歷史風貌，又跟上時代的步伐。作為一個諸侯的官邸，它並不比柏林古老。維也納的特徵是自由和優美，在這方面它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為了維持正常的生活秩序，行政命令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而是很小很小。 籠罩這座城市的是閒情逸緻的氣氛，而不是速度和精確性。幾個世紀以來，統治這座城市一切階級的生活不是時鐘，而是咖啡。人們不願意長時間集中精力工作。他們喜歡不固定的短期工作，以求有時間真正享受人生。在這樣氣氛下，特別流行的是華爾茲舞曲而不是軍隊進行曲。崇尚情趣，而不是精確準時，喜愛音樂的旋律，而不是服從性。以今天來說，這兩座德意志的重要城市好比兩位婦女：一個是頭腦清醒，工作效率高，井井有條，儘可能多的完成她一天的工作，自覺遵守社會義務，從事家務勞動，但也仍然想著參加些體育活動和出席音樂晚會；另一位是個可愛的少婦，她一半時間都花在自己身上，關心自己的服飾和打扮，款待那些偶爾缺少家庭溫暖的愛慕者，她熱情，好客，風度翩翩，使客人們得到些補償，其結果是，這位婦女要比她的對手，那位高效率的模範，給予人們更多的愉快。 以這兩座城市的不同背景以及對大都會不同的概念來看，如何提高精神、音樂、人格、高尚的情操和生活的藝術呢？ 確實，即使在這個以高度組織性為象徵的普魯士，出於實際的需要，在這片土地上精神偶爾也能培養出具有有用知識的頭腦，諸如醫生、發明家、商人或一二位政治家，但普魯士的大平原和平靜的柏林，很難培養或忍受真正偉大的詩人、音樂家、哲學家。當德國以它的軍事傳統出現在普魯士中心，逐漸變得富有和強大，已經有力量借貸和購買任何東西時，它缺乏的是精神，需要從國外汲取。同樣，維也納堅定的新教徒和無政府主義者在緊急關頭，也認識到自己的職責，當土耳其人從山上向城中射擊時，正如今天新野蠻分子從空中轟炸倫敦時，他們也會挺身而出，保衛全歐洲的。在柏林，洪堡代表的是精神，而在維也納，歐根親王代表的是軍事科學，在他們兩人祖先的血液中都有著法蘭西的血緣。 領導國家也是一種藝術，具有較高水平的領導國家藝術，不是出於普魯士而是出於奧地利。在這個重要領域裡，精神和政權結合在一起，維也納始終占上風。好戰的普魯士是在戰場上取得了偉大的成就，而文化之國奧地利是在辦公室內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一個是善於戰鬥，另一個是擅長交易。人民總是害怕鄰國的力量超越自己，而同時又羨慕鄰國的高度智慧，即使知道鄰國的智慧往往對自己不利。世界上各國就是這樣逐漸傾向於同情奧地利圓滑的國家領導，而唾棄普魯士強大的政府。人民感覺到，其中一個國家的領導是受古老文化思想的薰陶，而另一個國家領導卻奠基於古老的軍事傳統。 作為一個在300年歷史中只打過兩次敗仗的軍事大國，只能像斯巴達那樣依靠鐵的戰爭紀律，從一個侯國發展成為帝國。而維也納和希臘一樣，只能一再被打敗和被包圍，為它的美麗和精神付出代價。希臘產生了戲劇、雕塑、寺院和哲學，直到今天，人們還可以從中找到衡量事物的標準和思想的源泉。但是斯巴達，勝利了的斯巴達只是依靠紀律和服從而贏得小小可憐的勝利。如果不是因為模仿者偶爾的需要，自豪地稱自己和自己的所作所為為斯巴達，或者像今天的柏林和它的元首兩次重複這種做法，斯巴達早就會被人們所遺忘。 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對抗，構成了1670—1870年德國歷史的主要內容，並且必然會導致德國前所沒有的最大分裂。普魯士在這一時期越來越接近成為一個專制的霸權國家，而奧地利則同樣堅定地成為一個精神至上的國家。普魯士越來越甘願成為軍事大國，完全按照軍人的意志行事，它為了獲得權力，只能以犧牲精神為代價。隨著不斷取得勝利，軍事集團及其領導人容克大地主變得越來越狂妄自大，目空一切。過去是出於需要，現在是出於崇拜而進行戰爭，過去利用戰爭作為實現目的的手段，現在這個作用已告終結。統治階級一心一意地要進行戰爭，並且通過戰爭變得富裕了起來，人們本來就懷疑戰爭的作用，現在這種懷疑進一步加深，從懷疑戰爭發展成蔑視戰爭。在布蘭登堡大平原上，人們難以想像氣候是如此的寒冷，效率又如此的高，普魯士像一支武裝部隊，將德國全面地組織了起來。 與此同時，德意志最寶貴的精神精華聚集在奧地利和維也納，並且得到進一步發展。德國的天才紛紛逃離普魯士，他們只要遠離舊普魯士的領土，在各個地方，薩克森、奧地利、巴伐利亞、施瓦本和萊茵河沿岸定居下來。 就在1670年到1770年這100年中，當布蘭登堡公國發展成為世界強國普魯士王國之際，德國造就了一批為德國人帶來不朽光輝的人物。不論在這個偉大的世紀之內，還是在這個世紀前後，沒有一個人是普魯士人。而又是誰在這個世界上代表德國呢？ 有美因茨的古騰堡，施瓦本的克卜勒、格呂內瓦爾德，巴伐利亞的丟勒、格拉納赫、荷爾拜因，荷蘭的伊拉斯謨，薩克森的路德。而達到頂峰的則是：歌德和席勒，萊辛和荷德爾林，巴赫·格魯克和海頓，莫扎特和舒伯特。除了這些書齋的偉人以外，還有：韋伯、舒曼和瓦格納、約翰·施特勞斯、勃拉姆斯和布魯克納、費爾巴哈和施溫特、讓·保爾和努瓦利里、格里帕爾茨爾和安贊格魯伯、萊布尼茨和叔本華、黑格爾和謝林、費希特和阿恩特、施萊格爾兄弟和格林兄弟、施里曼、馬姆生、利比格和蓬生。直到思想已不太豐富的今天，還有齊伯林和理察·施特勞斯，他們全都是南德人，來自薩克森或奧地利。極為例外的是韓德爾，不過他也只是形式上的普魯士人，因為他於1685年出生的哈雷，本來也是薩克森的，此時剛剛歸併入普魯士，這座城市位於薩克森的邊境。 早期的布蘭登堡旗幟圖案 1356年，布蘭登堡公國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選帝侯，直到1701年和普魯士合併。這是早期的布蘭登堡旗幟圖案。 此外還有貝多芬，半個佛來芒人；康德，一半是蘇格蘭人，一半是「法蘭克人」；洪堡是胡格諾派教徒的後裔；尼采自稱是波蘭人。而最後還有門德爾松、梅耶貝爾、奧芬巴赫、海涅和馬克思，他們都是純猶太血統，德國已無權將他們的榮譽算在自己身上。至於普魯士人，後來又逃離自己祖國的，有克洛普史托克逃到丹麥；赫爾德避難於里加；溫克爾曼移居羅馬；所有這些人對自己的祖國都恨之入骨，溢於言表。 給普魯士留下來的是普魯士詩人海因利希·馮·克萊斯特，而他在給自己的未婚妻的信中寫道：「這個國家一定是由於自然界的某種錯誤，在海水退潮後留下的，在這裡適合生存的是鯨魚而不是人類。」 甚至沒有一個將軍是在這個號稱是軍人之國的普魯士誕生的。歐根親王是法國人，梯里是荷蘭人，瓦倫施泰因是半個捷克人。著名的普魯士政治家施泰因、哈登堡、夏恩霍斯特、德騷、格乃森瑙、布呂歇爾和莫爾特克等將軍，無一是出生在普魯士的。只有少數幾個著名的學者，如赫爾姆霍爾茲、科赫和維爾喬夫是出生在普魯士，並且沒有逃離這個國家。至於真正震撼世界的只有兩個人：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 第一個統治者——大選帝侯——「太陽」的陰影——三位年輕人——土耳其逼近維也納 11世紀，在上內卡爾河與康士坦茨湖之間，德意志帝國的最南端的一個角落裡，聚居著一個普通的德國伯爵家族，這就是霍亨索倫家族。12世紀獲得皇帝的寵幸，成為紐倫堡的城堡爵主，15世紀，另一位皇帝又把布蘭登堡賜予這個家族，取得了選帝侯的資格。以後通過各種聯姻，在南德和北德又取得了一些零星的土地。他們用了整整五個世紀時間在北德擴張勢力範圍，只有在一個短暫的時期內丟失了少量已經占取的土地，最後通過繼承、聯姻和欺詐的手段，將攫取的分散土地合併成一個國家，但在民族感情上從來沒有統一過，老百姓繼續稱自己為西里西亞人、萊茵人、漢諾威人，而從不認為自己是普魯士人。 這些分散的領地主人過去效忠過其他的王朝，他們有強烈的離心力，只是在嚴酷的統治下，也就是說，通過軍官和各級官員才能把他們拼湊在一起。經過三百年的統治，在這些集團內部形成了絕對服從的軍人美德，但是，藉以維護他們相互在一起的，不僅僅是這些軍人的美德。等級觀念取代了對國家的愛，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為了進入高層領導，他們極力關心公眾事務。整個結構的實質是嚴密的軍事管理體制，因而這樣的國家，只能向軍人和警察國家的方向發展。 霍亨索倫堡王朝的王冠 霍亨索倫堡 霍亨索倫堡是德國南部最著名的城堡之一，這座古堡是霍亨索倫家族的發源地，該家族是布蘭登堡—普魯士（1415—1918）及德意志帝國的主要統治者。霍亨索倫堡建於11世紀，與新天鵝堡的興建大約是同一時期。 普魯士根底的非正統性，它的缺乏有機性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由霍亨索倫家族的性格決定的。統治布蘭登堡的20位歷代君王，從第一個選帝侯和末代皇帝，父子兩代作風迥然不同，如果為父的軟弱浮誇和放蕩，則他的繼承者必然非常勤奮和節儉；父親揮霍掉的財富往往由兒子斂聚起來，而孫子必然繼承已經得到改善的家業，又像祖父一樣地揮霍享受。只有一點，霍亨索倫歷代君王都是共同的，即他們都不尊重已簽署的條約，這使他們聲名狼藉。大部分君王統治時期較長，平均為25年，其中統治時間最長的幾乎達到半個世紀。這個王朝歷經盛衰，周而復始，為時甚久。 他們作為親王，依賴布蘭登堡和普魯士容克地主要更甚於其他德意志親王對貴族的依賴。公開的鬥爭交織著暗中的力量對比。腓特烈二世一度陷入與貴族、市民的世仇之爭。他帶領了600人馬，不畏艱險，直奔新建的柏林城下，在施普雷河建立據點，並下令將這座破壞殆盡的城市作為他的首府。他撕毀了先人的遺訓，剝奪市民的司法權，於1448年強迫他們對自己宣誓效忠。馴服的柏林市民遵守這個誓約整整達四百年之久，其間雖也發生不少騷亂和暴動，但在1848年廢除這一誓約以前，他們一共才獲得過10天短暫的自由。這位右手執著刀劍的選帝侯從不知道他虔誠的左手在幹什麼。這位暴君在揮動刀槍的同時，也建立了宗教的秩序，以便貴族臣民可以過宗教生活。直到他自己遜位前，他已處於半瘋半痴的狀態。 這個人的性格為霍亨索倫家族的血液帶來了複雜的因素。他有時令人感到很有意思，但總的來說令人感到危險，這是一種野蠻殘暴，敏感多情，而浪漫是假，奸詐毒辣是真的性格。我們可以從這個家族的最後一個統治者身上看到這種性格惟妙惟肖的反映。腓特烈以後的八代國王中，四位由於驕奢淫逸，揮金如土，用老百姓血汗為自己蓋宮殿養情婦而招人憎恨，而另四位則迥然不同，他們比較節儉，恪守婚約。 霍亨索倫家族中的第11位國王，是最傑出的一位。他名副其實地保持了大選侯的稱號。人們評價一位統治者不是看他採取的措施，而是看他的政績。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在位）是巴洛克時期的一位真正的專制君王，與法國路易十四同時在位。他為自己的家族帶來了一個新的目標——權力欲，這顯然是來自他的母系祖先帕拉廷奈特。我們只要看看他那一手漂亮的手跡，威儀不凡的神態，炯炯有神的目光，充沛的精力，大下巴頦兒和大鼻子，就知道他是一位非同凡響的人物，他冷靜自信，善於自我克制，對宗教十分虔誠，同時又像查理五世一樣，深信自己的統治使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是那些少見的君主之一，他們的地位決定了他們的野心，要把他們的權力、家族搞得更強大昌盛，一代一代傳下去。他甚至在普魯士尚未被稱為普魯士之前，就要把普魯士建成一個歐洲強國。並不是因為他在戰場上的業績，也不是因為他傳給子孫後代的基業，使他贏得半個世紀的威望和尊嚴，而是他那種奮勇向前的堅定性，使他克服了種種挫折而取得勝利。堅韌使他克服自己易於激動的性格，他的曾孫腓特烈大帝在談起他曾祖父時說：「如果他第一次沒有成功，他一定會進行第二次。」 當他20歲登基時，這位大選帝侯發現國家正處在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這場戰爭甚至比他的年齡還大，政府內外一片混亂。戰爭使布蘭登堡的人們饑寒交迫。可是他的父親，這位霍亨索倫家族中的紈絝子弟仍沉湎在打獵和尋歡作樂之中。他置國家安危於不顧，繼續到普魯士東部森林中去以打獵為樂。而他的兒子首先想到是培訓一支軍隊。他用了幾年時間訓練了一支8000人的隊伍，而且進行得非常秘密，後來當鄰國突然面臨這支隊伍威脅時，無不大驚失色。 他僅僅利用計謀和半結盟的方式，就繼承了200年前在條頓手中落入波蘭的大片東普魯士土地以及克萊沃領地，因而布蘭登堡的領土雖則是支離破碎的，卻在德國北部從最東部一直延伸到最西部。 中世紀的紐倫堡市 中世紀以城堡為中心建造的紐倫堡市。 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由於當時兩個最大的王朝——哈布斯堡和波旁王朝互相敵視和爾虞我詐造成的，他們之間的敵對行動決定了歐洲的命運。 與大選帝侯同時代的路易十四，是法國第一個既有力量有時間，同時又有熾熱反對德國野心的法國人。西伐利亞和約不久，正是他成年之際。他發現西班牙和英國被削弱了，德國受到極大的創傷，唯獨法國克服了胡格諾之亂後，變得十分強大，有力量支持德國其他諸侯反對哈布斯堡，建立了第一個維持達10年之久的萊茵地區邦聯。法國國王侵犯德國使用的是合法藉口，也正是今天德國對外侵略的藉口，即：「解放少數民族，讓種族同胞生活在一個帝國里。」路易十四破壞和平，無視法律，公開先後侵吞洛林和斯特拉斯堡，都是出於權力欲。法國發動那時被稱為「東方最大的被拴住的狗」奧斯曼帝國來反對德國，是典型的強權政治，與今天德國唆使日本侵犯鄰國的做法一樣。 所不同的只在於被侵犯國家的態度。今天，在被德國人侵占的國家裡，只有少數人執行征服者的命令；但在那時卻有強大的德國諸侯幫助法國的「太陽王」肢解帝國，只要這些諸侯認為這樣做可以削弱德國皇帝的力量。布蘭登堡也是這些諸侯中的一個，只要能夠削弱強者，他可以和德國不共戴天的敵人結盟。這就是當時法國在兩個鄰國和平生活100年後所面臨的新情況。法德兩國之間互為仇敵的開端，還必須追溯到路易十四的征服行動。這個行動如果沒有德國諸侯的協助是決不會成功的。 當時陷入敵我紛爭的有三個統治者：「太陽王」、大選帝侯和利奧波德一世（1658—1705年在位），在此以前，他們時而聯合，時而敵對。這三個人都是在年輕時就登上帝位，分別同時執政30年。在這三方之間，哈布斯堡是其他兩者的直接對手，從性格來說，哈布斯堡君主比較優柔寡斷，儘管如此，他還是最大的成功者和勝利者。選帝侯這時剛剛開始建立自己的王國，看到自己的兩個對手得到過去幾代前人積聚起來的力量的庇護，他心中燃起了妒火。何況哈布斯堡的勢力只限於在奧地利，只包括古代德國的領地，而不包括波希米亞和匈牙利。 那麼，德意志帝國在1660年左右的情況又是怎樣呢？奧格賽爾提納說：「命中注定要遭受無窮無盡的動亂。」普奮道爾夫認為是「一個結構不平衡的怪物」。而德·維特稱它是「一個由鋼絲而不是由神經網絡聯結起來的骨架子，動作僵硬而不自然」。每個諸侯都只想到自己的權力，更有甚者，每個人都想自立為王，每個諸侯又都認為，至少在某些方面比得上那位坐在凡爾賽宮，頭戴假髮的黃金皇冠的統治者。就這樣薩克森選帝侯家族成了波蘭國王（1697）；漢諾威家族成了英國國王（1714）；黑森州的後裔因聯姻而成了瑞典國王（1720）；布蘭登堡家族成了普魯士國王（1701）。他們都需要大量的金錢維持豪華的宮廷生活，因而也紛紛陷入外國人的控制。就像今天的大銀行支持並利用各大企業的對立，從中挑撥漁利，而在當時的諸侯則利用法國反對英國，普魯士反對奧地利等歐洲的家族世仇，時而倒向這邊，時而倒向那邊，來從中謀取好處。就在此時出現了「歐洲平衡」的口號，因為人們都害怕在剛剛度過這場大劫難後再度爆發新的世界戰爭。 在結盟問題上幾經變化和經受了勝利和失敗的各種教訓後，大選帝侯決定和法國路易十四結成聯盟，私下向他保證在德帝國的選舉中將投路易本人或他兒子的票，並且同意路易在兩年後併吞阿爾薩斯。作為交換條件，路易同意補助選帝侯每年10萬英鎊，為期10年，這使他得以將軍隊擴大一倍。路易還同意將鄰近的波美拉尼亞給予選帝侯。普魯士選帝侯還以同樣的方法以德國的斯特拉斯堡換來了波蘭的什切青港。沒有這個盟約，法國的大洗劫將不可能實現，至少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如果這個盟約遭到抵制的話，情況將會不同的。 這個時候，永遠貪得無厭的匈牙利正與當時被稱之為奧斯曼的土耳其結盟，向維也納發動了進攻。奧斯曼威脅維也納，對整個西方來說孕育著極大的危險。如果允許使用今天屢見不鮮誇張的語言的話，那麼可以說，奧地利人民不僅成了奧地利的救世主，而且也成了歐洲文明的保衛者。與此同時，土耳其幾乎又重新得到了整個匈牙利，在此以前，奧斯曼曾占領匈牙利長達150年之久，因此當利奧波德的兒子還是個孩子時，就在波萊斯堡被加冕為匈牙利國王。從那以後，波希米亞和匈牙利被認為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匈牙利有著很好的士兵的來源，哈布斯堡再也不需要依靠帝國徵集士兵了。拯救過奧地利的四位將軍都是外國人，有一位是洛林人，一位是巴伐利亞人，一位是巴登人，而最後一位則是薩伏伊的歐根親王。 維也納的巴洛克——世界性的教堂 大戰將德國城市的中世紀生活方式和伴隨這種生活方式的藝術生命力沖刷得一乾二淨。貧窮和心灰意冷使習慣於遭受苦難的群眾默不作聲。他們成天提心弔膽夢寐以求的只是平平安安地過日子。 但是德國人內心的美以新的方式在生活中反映了出來。處於蟄伏狀態的德國人，不僅通過作曲家的管風琴音樂表現出他們的創造力，而且通過重新修建宮殿和教堂充分發揮了他們的創造力。當時有相當多的宮殿和教堂在戰爭中遭到破壞，貴族們希望在廢墟上重建。市民、農民、商人以及容克地主都在戰爭中傾家蕩產；騎士作為一個階級已經消滅；唯一有錢的是那些王親國戚，他們效仿路易十四，封自己為「君主」。只有他們和教會還有能力僱傭那些在戰爭中失去生活手段的人。此時，光輝奪目的德意志巴洛克藝術豐碑卻應運而生了。 美泉宮 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西北部的美泉宮，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季行宮，也是維也納最漂亮的宮殿。美泉宮和美泉宮花園是歐洲巴洛克建築藝術的結晶，也是茜茜公主住過的地方，裡面有很多茜茜公主和她的丈夫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的畫像。 當時，維也納自認為德帝國的首都，各朝皇帝也自認為是哈布斯堡人，而不是德國人。他們希望把維也納建成一個美的王國。城外綺麗的花園，輝煌奪目的宮殿，帶有盤旋而上樓梯的大廳、台階、大道，這些都是親王們嚮往的建築藝術，他們不希望這方面落後於皇帝。早已被許多異端分裂教派捨棄的羅馬教會，現在也在想方設法使古老的建築藝術煥發出新生的力量。 維也納巴洛克建築大師菲舍爾·馮·愛爾拉赫和希爾德勃蘭特也感受到這種充滿權力欲的緊迫感。很少有像百樂宮或美泉宮的莊嚴而又典雅的樓梯，它那盤旋而上的氣勢是多麼接近於巴赫賦格曲的旋律。這是為那些達官顯貴設計的，他們步履瀟灑，衣著華麗，男女隨從，前呼後擁，彩色繽紛，特別是黑人奴僕，個個穿著雪白筆挺的制服，這些建築需要和這種氣派相協調，才能烘托它高尚的地位。建築師們通過在房檐上雕飾出五顏六色的鮮果和花束，陽台上對稱的漩渦紋飾以及曲徑和花園等處的鐵欄柵，把統治者對生活的貪慾表現得淋漓盡致。代替房柱的是體格健壯的天奴石雕頂著沉重的大梁。門楣上不少精緻的面紋飾。身披輕紗，雙手端著沉重的豐碩果實的女性石雕，懶洋洋地佇立在欄杆台階上或門口的壁龕之內。樓梯的欄杆由愛神丘比特掌著燈，花園內巨大的噴泉出水處也往往是丘比特的石雕。每個建築物都自然地形成一件完整的藝術裝飾。半露柱、壁柱、構架和門窗都成了神話傳說中的珍禽異獸和神靈棲息的地方。這些神靈或倚或躺，或振翅翱翔，而有的地方則裝飾著貝殼、瓜果或花壇的浮雕。這些建築無一不和諧絢麗，使人們看後無不為之精神一振。再也沒有比德國在石雕上表現出來的想像力，更豐富更美妙的了。 當時，維也納的雕塑中充滿著來自東方各國的形象，人們在皇宮或貴族庭院內經常可以看到克羅埃西亞人、馬扎爾人、波希米亞人和義大利人。在大門前女神的下面站著的衛兵身著不同尋常，五彩繽紛的軍服，頭戴馬扎爾式軍帽，用虎皮和銀穗鑲邊。一群群身穿黑服的朝聖者，裝滿瓜果的鄉村大車，在狹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貴族們坐著大臣專用的馬車，車身漆黑鎏金，窗前掛著桃紅色軟緞窗簾，在五顏六色的人群中緩緩而過。在一片吆喝和馬蹄聲中，他們在百樂宮的御道前停了下來。在農舍式莊園的花園裡，透過籬笆可以看到燈光幢影，人們在翩翩起舞。建築師們眼見由他們設計的新宮廷華燈通明，群情興奮，在觀光群眾中最高興的莫過於他們了。 教堂仍然保留著富麗堂皇的世俗氣派。德國巴洛克藝術摒棄了聖徒的苦行主義。他們現在披著繡袍站在金碧輝煌的祭台旁邊，駿馬、丘比特、雄獅和天使從圓頂教堂的天花板上向他們飛撲下來。在教堂的親王墓碑上，達官顯貴向唱著歌的教徒們伸開雙臂，向他們祝福。布道壇像一塊枝葉茂盛的巨石，點綴著葡萄垂形雕飾和色彩奪目的金星。只有那些沉重簡樸的靠背長椅才提醒人們，在這座輝煌絢麗的教堂里，還需要一些普通的教徒。 紀律和人情世故——另一個揮霍浪費的人——士兵的國王——操練的場地——大個子——容克地主和臣民 普魯士和奧地利就是這樣幾乎在同時於1680年左右逐漸強大起來。這兩個國家原來只不過是移民居住區。奧地利是巴伐利亞人的僑居地區，布蘭登堡是薩克森人的僑居地區。它們和東方省一起是防止斯拉夫人入侵的堡壘。由於特定的地理位置，它們南邊受到來自土耳其，東邊受到來自斯拉夫族的壓力和威脅，因此經受了鬥爭的鍛煉，並得到了發展。哈布斯堡和霍亨索倫這兩個家族由於不斷地獲得新的領土和加強軍隊，並且由於擺脫法蘭西獲得獨立，其政權得到了鞏固。1685年法國路易十四取消了《南特敕令》，在宗教上也採取寬容的立場，（應該是圍繞非天主教的少數教派問題，路易十四頑固秉持路易十三的不容異說立場，宗教上採取的絕不是寬容的政策，迫使胡格諾派要麼皈依羅馬天主教，要麼離開法國，移民到普魯士、尼德蘭聯省共和國、北美殖民地或英格蘭，成為當地有用的人才。——編者注）而大選帝侯則頒布《波茨坦法》，為胡格諾派開放了邊界。大選帝侯作為一個政治家敏銳地感到，沒有比人性更重要的了，隨著兩萬法國移民的到來，貿易和手工藝大大地發展起來。但是哈布斯堡和霍亨索倫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大，他們相互不信任。「對皇帝來說，在波羅的海地區興起另一個汪達爾國王總是不利的。」隨著維也納政府的一份報告中透露出的這一思想，大決鬥也揭開序幕。 他們為什麼要互相不信任呢？人們能作的只不過是對頹廢的而有教養的利奧波德皇帝和有著方方正正腦袋的腓特烈·威廉加以比較而已。在哈布斯堡家族統治下，維也納既不節儉，又不勵精圖治，但是在那個時候，即1700年左右，這個文化最發達的德國城市，就準備承擔並完成世界歷史使命。 與此同時，在布蘭登堡一片貧瘠的土地上，一個新興的朝氣蓬勃的國家誕生了。這位統治者以鐵一般的手腕，對子民強征暴斂。但他並不像他父輩那樣揮霍浪費，而是把搜刮來的錢財用於修築公路，整治農村，特別用來建設軍隊，訓練士兵，以智慧懾服他的臣民。 大選帝侯在晚年建設了一支小小的出海艦隊，他呼籲德國人和瑞士人幫助建設國家，他出訪視察邊緣地區，並在柏林建立了紡織作坊。因而，儘管還有其他種種因素，他留給人們的印象還是十分深刻的。當人們一想起他規定農民至少要種植六棵橡樹和六棵果樹，否則不能結婚的敕令時，不禁啞然失笑。他希望改善的不是富麗堂皇的宮廷，而是這個還十分落後的國家。對他個人來說，沒有特別的奢望。他在柏林街上追逐野豬，在市場上購買小鳥，在自己花園裡澆花，以此為樂。總而言之，他為普魯士人樹立了一個好勝的講究實際價值的榜樣。他做的正是奧地利沒有一個親王願意幹的事，也是奧地利老百姓不稀罕的事。 他重新表明了新興的新教與貴族天主教之間的區別，他接受的是路德的遺產。這是典型的南北之間的對比，一個是貧瘠的平原，一個是肥沃的山間谷地，一邊是服從成性，一邊是生活第一，這是柏林和維也納之間的矛盾，他們的矛盾和鬥爭，構成了未來一個世紀的歷史。 此時在這場戲劇中兩名主人公，瑪麗亞·特蕾西亞和腓特烈大帝，分別在維也納和波茨坦的18世紀的宮廷中成長，這兩個家庭是決然不同的。哈布斯堡正在日漸衰落，而霍亨索倫正在急劇興起。這兩個朝代的盛衰興亡完全不同於英國和法國，歐根親王的勝利和英國將軍馬博羅（1650—1722）的崛起和衰敗，都不能給我們啟示，因為德國的情況完全不同於英國。 在這些戰亂頻頻的年代裡，普魯士得到了很大的好處，和它情況適得其反的是奧地利。大選帝侯的接班人又是一個極端自負的人，他的整個一生充滿著他那無法遏止，希望自立為王的野心，並為之不惜付出一切代價。薩克森和漢諾威堂兄弟的那頂金光閃閃的皇冠使他朝思暮想。1701年他自封為「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一世，為製作一頂光輝奪目的皇冠幾乎用去了這個國家的兩年歲收。 隨後他就開始模仿凡爾賽，有著一大群宮廷官員，豢養了一位情婦，但是他顯然還不諳此道，人們只看到他和法國國王一樣，在固定時間和這位情婦惹人注目地散步。除了一部分正在和西班牙浴血奮戰的臣民外，他都一一課以重稅，搜刮錢財，他甚至規定帶假髮的人要繳賦稅！屠宰場的豬鬃一律要交公，由國家壟斷以增加收入。農民不准打獵，野豬留給國王射獵。國王認為狩獵最能表現他國王的尊嚴，為此他甚至從國外進口野牛和粗毛大獵狗。 腓特烈·威廉一世像 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Ⅰ，1688—1740），普魯士第二代國王。他把普魯士從一個二流國家改造成為高效率和繁榮的國家，他的兒子腓特烈大帝得以使之成為歐洲大陸頭號軍事強國。 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是普魯士難得的非常能幹的統治者之一，由於他兒子腓特烈大帝比他更有魅力而似乎黯然失色。除了今天的「元首」外，德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像這位軍人國王那樣徹底地忽視精神文化。 威廉王身材短小，結實粗壯，頭腦簡單主觀，脾氣很壞。如果他換一身衣服和改變一下髮型，人們很可能認為他是一個農民，像個手裡揣著錢袋，謾罵家裡人的農民。他的確是一生都在濫罵別人，但是在他那粗魯暴戾的外表後面，卻有著相當豐富的感情，不過這一點人們只能在禮拜日和節日才能看到。勤儉節約是這位統治者的口號，作為王儲，他親眼看見父王是如何驕奢淫逸。他不僅將他父親所有的情婦和妾妓都打發走了，而且將為他父親在柏林擴建宮殿的建築大師施呂特也解僱了。在波茨坦，他要求臣民修建一樣高度，一樣形式和一樣顏色的住房，宮廷的菜湯倒是很稠的，而啤酒則是稀淡的，他平常抽的是最便宜的菸葉。有時他的大臣請他參加豪華的宴會，他一定是嘟嘟囔囔的把豐盛的菜推開。他感到自己是一家之長，對任何事情都自動地負起責任來。有一次，他發現一個看大門的用人睡懶覺，門外很多人等著進不來，他就敲碎一塊玻璃，使這個失職的用人驚醒，並且結結實實地把他打了一頓，還要他向等在外面的人道歉。每當他發現某人積累了一些錢財時，就動員這個人蓋房子。有一年夏天，他每天清晨5時出發，或步行，或騎馬，或坐車出訪城市和農村，直到晚上6時才結束。他隨身只帶一根拐杖，檢查工作，大聲下達指示，並且罵人。晚上，他喜歡把他的高級官員都召集到一個大房間裡，客人們抽菸，滿屋子煙霧騰騰，簡直叫人透不過氣來。而他這時卻喜歡坐下來給客人畫像，被他選中的對象可就倒霉了。他不但不允許他離席，最後還要強迫這位可憐的客人買下這幅並不高明的畫。於是，成千上萬的金錢源源不斷地流到他的金庫中去。 士兵和金錢，這是他看到他祖父用以建設國家的兩個主要手段。採取這兩種手段實際上就是為了一個目的：因為他通過各種苛捐雜稅搜刮來的750萬泰勒，其中有600萬泰勒是用於軍費。1726年他開始實行主要對德國城市市長有利的普遍兵役制。在德國統治者中他並不是第一個實行這項制度的。根據這種制度，容克地主擔任各級軍官，不需要從事繁重的軍役，他們並且認為只有他們適合擔任這種享有很高榮譽的職位，因而這項制度受到容克地主的擁護。但是農民都必須為國家付出他們生命的一半時間，至少服役20年。每年只有三個月的假期。凡有家宅田地的人和手工業工匠屬於例外，可以免役。城鎮居民必須交付高得驚人的免役費。 但是並不僅僅是兵役和交稅使普魯士變成一個大軍營；除此以外，還有很多的野蠻做法，如各級軍官的橫蠻粗暴，這種風氣一直遺留到今天。嚴厲的懲罰使人人膽戰心驚，為了避免被送去鋪鐵軌，沒有人敢吭一聲「不」字。如果有人還有些思想自由的見解，那就要受到申斥和鞭打，這在白人國家中是前所未聞的，它的影響也是空前的。大選帝侯締造了普魯士軍隊，而他的這個孫子發展了無限期服兵役的制度，使人人自危，親朋不敢相互來往，養成普通老百姓的服從性和奴性，而上層統治者則狂妄自大，野蠻成性，這實際上是今天德國現實生活的寫照，只不過照片上的人物，穿著不同的制服和佩著不同的軍徽而已。 奴隸制時的統治者相對而言，比較易於使人們崇尚他為一個偉大的人物，因為沒有人考慮過，在他建立權力的過程中，究竟有多少人為他犧牲了。古代獨裁者的權力建立在剝奪廣大群眾權力的基礎之上的；今天獨裁者的權力則是建築在群眾愚蠢的基礎之上。但是促使普魯士興起的事實，即使在那時也給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個名義上自由的國家創造出如此複雜，集強迫、憎恨、服從於一體的普魯士風氣，即使在200年以後也還使世界感到厭惡。甚至直到今天，人們還可以從柏林銀行出納員身上看到那種對上卑躬屈膝，對下任意叱責的惡習。在這個國家裡並沒有發生革命，即使一次小小的地方性暴亂都沒有發生過，這只能在一個二百多年來人民一直生活在恐懼與恐怖中的國家裡才能做到。這種情況不僅一直延續，而在經過短短的爭取自由嘗試之後，以加倍可怕的形式出現，這只能使人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奴性是普魯士人特有的性格，其他德國人並不是也具有這種性格。 謝林後來稱波茨坦是士兵的真正監獄，因為這裡絕無逃走的可能，四周的橋樑上巡邏著士兵。腓特烈·威廉一世把波茨坦變成一座島嶼，只有通過橋樑才能走向城市。在嚴密的武裝監視下，士兵不允許擅離波茨坦，他使波茨坦成為普魯士軍隊「七年戰爭」的英雄們的聖地。這是多少血淚換來的光榮啊！這裡有數不清的苦難，鞭打和毒刑！ 可是這位丘八之王還永遠不覺得滿足，他有訓練和戲弄士兵的嗜好。他希望把全世界的「大個子」都召到自己的兵營來，他以此引為驕傲，並為之而感到愉快。他內心具有既恐懼又自卑，這種德國人特有的不安全感，使得這位國王在徵募到這些大個子士兵時沒有流露出這種欣喜的心情。徵募大個子士兵成為他唯一的揮霍，有時為了徵募一個士兵最多要付出3700英鎊。到柏林來訪問的人出於好奇心唯一想參觀的是「波茨坦的士兵檢閱」以及其他兵器示範操練，而人們去維也納和德勒斯登希望觀賞的卻是歌劇、芭蕾舞和建築。人們對那些受國王高薪聘用的徵募士兵的代理人自稱是在國外的普魯士人，感到特別憎恨和可笑。有一次因為拐騙案幾乎引起一場戰爭。詩人戈特舍爾德，身體魁梧，長得和林肯一樣高大，徵募士兵代理人對詩人的天才不屑一顧，卻不厭其煩地介紹他的六尺身軀，惹得戈特舍爾德憤而起來反抗。 不過普魯士用金錢在國外徵募士兵比起以後德國諸侯販賣人口還是要文明得多。腓特烈·威廉出於嗜好，高價收購優良品種的高個子人，而諸侯們卻把自己的子民成千上萬地賣給英國。這些諸侯們的所作所為，並不亞於那些專事捕捉蘇丹和阿比西尼亞人的奴隸販子。普魯士國王和他們相比，可以說只是動物園主而已。 當時英國正在和美國殖民者打仗，缺乏兵源，他們從德國諸侯手中收購了成千上萬人。每個士兵公開價格是七到八鎊，實際上要高得多。這些人像牲口似的被趕往市場，身體太弱的還賣不出去。交易做成後，一位黑森州或不倫瑞克州公爵就給英國商人送上一枚鑽戒。那些沒有逃脫統治者之手並因而成為奴隸的人，在戰爭結束之前，再也不能回到家鄉，以免他們的真情傳出去而引起抗議。他們在國外經常受騙，他們的餉銀有一半落入到諸侯的腰包中去。 有人會說，這些荒唐的現象是時代的產物。不對，即使在那個時候，任何其他國家也沒有類似的現象。德國人的暴行發生在人權已在法國和美國得到充分承認的時代，在文明的白種人國家中是少見的。在全世界也只有德國人能忍受這一切而不起來反抗。想一想德國人這種服從性，今天的觀察家就能更好地理解，這個國家今天遭受著的是何種命運！ 甚至這位嚴厲的丘八之王也無法對付容克地主，他們高官厚祿，疲疲沓沓，國王對這批容克地主很不滿意，往往起用普通的有才幹的人取代他們，但最後國王還是沒有能占上風。容克地主拒付稅款，妨礙貫徹行政措施，抵制國王的權力，就像今天黨派所起的作用一樣。 在容克地主面前，普魯士國家停滯不前，因為和地主任命牧師一樣，地方官只承認容克地主是農民的奴隸主。希望農民地位有所提高的國王，無法看到易北河東岸一大片土豆地里、一排排土房子裡農民的真實生活。在那裡，莊園主容克地主說什麼，農民就得幹什麼。確實這位固執的丘八之王為了擴建兩個兵團，甚至將古老的封地權利賣給他父親的近臣以籌措軍費。因為買武器，制軍服鞋帽都需要錢，因為這一切都需要國內生產，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又要提倡軍人的精神。當年普魯士人的目的、手段和服從性和今天一樣。 當普魯士國王最後建立了一支8.3萬人的軍隊，超過所有其他德國諸侯並趕上奧地利時，全歐洲都奇怪為什麼他不出擊。這位國王對政治不太感興趣。他的唯一興趣是維持一支軍隊和實行統治。就像一位家庭主婦撫養一群孩子，家中井井有條，紀律嚴格，但從不讓他們出去胡鬧。這位國王甚至逃避出席自己女兒和一個英國人的結婚典禮，他太害怕面對一群受過高等教育有教養的夫人和紳士們。他為了維護聲威赫赫的專制統治，只是關心兵營以內的事，至於戰略和外交，他毫無信心。腓特烈·威廉不同於他的祖父，是他建立了軍隊，卻從來沒有動用這支軍隊。在維也納皇宮裡，關於這位「一直舞刀弄槍，卻從不撥動扳機」的人，有很多笑話。 那麼他的接班人的迫切願望又是什麼呢？撥動扳機！ 進入腓特烈時期——進入瑪麗亞·特蕾西亞時期——一位年輕的皇后——她的氣質——她的智慧——七年戰爭 不論兒子是個什麼樣的人，他一定會起來反抗奉行專制主義的父親。世界上的同情心總是傾向於把事情辦得好一些的王儲。在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兒子的問題上，後人也站在王儲的一邊，認為後者代表的是反對他父親野蠻主義的新文化。但是具有天賦的青年人，即使充滿鬥爭的精神和滿腔熱血也未必人人都能成為英雄。林肯在美國歷史上取得一定的地位，是由於他具有深刻的思想，激發他向偉大的目標奮勇前進。腓特烈大帝既無崇高的思想，也沒有偉大的目標，不過從他的身上可以反映出德國人的性格。 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這位王儲確實有點像父王經常責備他那樣「太嬌氣」，他好動，不聽話，頑固地反對一切他父親為他安排的事情。他借債，追逐女人，愛好音樂，厭惡軍人生活，他的性格更像法國人，與普魯士人的遲鈍形成鮮明的對比。他留戀豪華富麗的德勒斯登宮。他早年體弱多病；遭到父王公開的侮辱和鞭責，這一切形成他敏感多變的性格。他痛恨父親，蔑視人生，歷經坎坷，是一個玩世不恭的憤世嫉俗者，而且終身不改。 他曾企圖逃跑未逞，按當時慣例，他和支持他逃跑的朋友都要處以死刑。但處理這件事的大臣違背他父親的意志，只下令處死他的朋友，而將他監禁了起來，並且強迫他隔著窗戶觀看極刑。這是德國人殘暴的又一表現。只有中世紀的農民才會懇求地主老爺砍去他的左手，而留下右手。從20歲到28歲，他有一半時間在父親的軍隊中工作，另一半時間用於學習，聽音樂和參加社交活動。最後，父親誇獎了他能幹的兒子，兒子也在回憶錄中說了自己父親的好話。 腓特烈大帝視察無憂宮 這幅18世紀的油畫描繪的是普魯士腓特烈大帝（1712—1786），在阿爾讓侯爵的陪同下視察位於波茨坦的無憂宮王宮的建築工地。 在準備繼承王位這段時間內，腓特烈思想上產生了一種欲望，這不可能是情慾，因為他與妻子分居，後來也很少與其他女人有來往，他確實沒有什麼性生活，他不愛國家，也不愛人民群眾，不喜歡伏爾泰，也不喜歡老子。他與俾斯麥以及其他的厭世主義者一樣，把自己的感情都放在狗的身上。在他的一生中，不論在床上或椅子上，總是與狗為伴。當這些狗死後，他為狗在墓地里樹碑紀念，並且希望自己死後也埋葬在這些狗群之中。但他的這種厭世情緒最後又被一種榮譽感沖淡，使他又回到人世間。 就像一切追求進步的人一樣，他宣稱他從不愛爭權奪利，甚至在和伏爾泰通信中也按照當時的風尚，以標榜自己有著法國式容忍的美德。他身為王儲，寫小冊子反對擅長陰謀詭計不擇手段的馬基雅弗利，他的文章中充滿著道德箴言，偶爾也向自己的朋友透露他最討厭打仗。只有在吃了敗仗後他才拔劍殺敵。他沒有大選帝侯、歐根親王或拿破崙那種戰爭熱情。騎馬、擊劍、射擊都會使他想起父親的嚴格紀律，這一切都與他的本性格格不入，但是他卻寫道：「我喜歡戰爭，因為它能帶來榮譽。」 當他28歲登基未及數月，他按照德國舊傳統，聲稱西里西亞為德國所有，挑起一場戰爭，反對哈布斯堡。德國經歷了兩代皇帝盛世後，傳到這位繼承人手中，已是殷實富足的國家。他利用這個珍貴的時機冒險，此時此刻，他如果充分表現自己在政治上的聰明才智，無疑會取得巨大的成功，如果他猶豫不決，也將遭人輕視，因此他在戰場上要表現出比他父親還勇敢。他在給自己朋友的一封信中說，「我正處於血氣方剛之年，我追求榮譽。真的，我對你是無所不言的！我好奇，一句話，一種潛在的本能折磨得我晝夜不寧。我希望我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出現在歷史書上，這是一種多麼大的滿足啊！它引誘我去做一切」。 瑪麗亞·特蕾西亞肖像 1745年瑪麗亞·特蕾西亞的肖像畫。瑪麗亞·特蕾西亞女王（1717—1780）為查理六世之女，奧地利女大公，1740年起繼任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女王。她的丈夫——弗朗茨一世於1765年繼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她的長子約瑟夫二世於1765年繼承父親之位。她的一個女兒瑪麗·安托瓦內特於1770年嫁給了後來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 一位戰士的避難所 在漫長的統治時期內，腓特烈大帝曾有過許多住所，但只有在小無憂宮的音樂房間中，他才最終找到了一處避風港。小無憂宮位於波茨坦附近，於1747年根據腓特烈大帝的設計修建而成。在此地，他與朋友們及僱傭的音樂家縱情於音樂的海洋之中。 這段話足以引起人們對他的譏諷，但終究不失為一份極妙的自供狀。這段話對研究腓特烈的動機具有巨大的意義。半個世紀以來，自從腓特烈打了第一次戰爭以後，一直在這個動機的驅使下，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我們可以通過這段話看到這個人毫無責任感，他可以在未受到外來壓迫，沒有任何目的的情況下，就恣意破壞一個民族的生活。 腓特烈侵犯的是女皇瑪麗亞·特蕾西亞（1740—1780年在位）統治的國家。她與腓特烈同時登基，比腓特烈年輕5歲。我們可以從她的畫像上那充滿笑容的眼神中看出，她的性格和腓特烈剛好完全相反。腓特烈的腦袋缺乏魅力，有著北德人的影響，而瑪麗亞·特蕾西亞雍容華貴，明眸皓齒，是典型的維也納人。她的一切都是天賦的，誠摯而又富有遠見，她從不欺騙一個人，但卻具有治世的天才。而腓特烈深謀熟慮，的確聰明過人，但自私自利，憤世嫉俗，玩世不恭，以此來為他的目的服務而欺騙所有的人。瑪麗亞·特蕾西亞熱情而又冷靜，她像母親一樣把自己貢獻給人民，她將責任感和天性融合在一起，她甚至為了提高自己丈夫的地位而不怕犯錯誤。而他，這位腓特烈卻厭惡工作，對生活缺乏熱情，討厭百姓，為自己下屬做些事也僅僅是出於當主子的責任感而已。瑪麗亞·特蕾西亞迥然不同，她卓有成效，就在她為控制這個偉大帝國局面的23年鬥爭中，為自己的丈夫生下了16個孩子。而腓特烈體衰力竭，未能生下一子半女。 以當時的情況而言，可以說瑪麗亞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而腓特烈則是一個無神論者。她的性格是保守的，而他則是激進的。雖然她受到很多偏見的影響，仍然是她而不是他受到老百姓的愛戴。她愛自己，而他心中的只是仇恨。腓特烈取得的成就遠遠比不上創業的祖先，而瑪麗亞則超過了她的父輩。 在維也納皇位上坐的是位女性而不是男性，這對她的敵人來說是個政治上的刺激。法國人和巴伐利亞人甚至不承認這位女繼承人，腓特烈正需要這樣一個藉口徹底消滅哈布斯堡王朝。瑪麗亞出於人之常情，感到非常氣憤，她不聽大臣的勸告，接受腓特烈的挑戰。但是在莫拉維茨戰役中，腓特烈獲勝，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迫使她同意和談。此時是1741年，這個勝仗是腓特烈的一名將軍打的，腓特烈卻逃之夭夭，直到取得勝利後16個小時才再度出現。事後，腓特烈給在法國的伏爾泰寫信，吹噓這場戰爭的勝利。 瑪麗亞·特蕾西亞家族皇室成員 瑪麗亞·特蕾西亞肖像 瑪麗亞·特蕾西亞是奧地利女皇、匈牙利和波希米亞的女王。她23歲時繼承了王位。此後她放棄了騎馬、跳舞和音樂創作等諸多消遣，一心沉浸於國家事務之中，進行了長達40年的統治，直到1780年去世。 在這艱難的時刻，24歲的瑪麗亞生了第一個兒子，「此時此刻可以說，沒有一寸土地在我的絕對控制之下，我幾乎不知道到哪裡去坐月子」。她手抱新生嬰兒，來到匈牙利國會大廈，鼓勵聆聽她講話的大臣們。隨後，匈牙利的一支軍隊在法蘭克福附近打敗了法國人。可是，腓特烈又發起對波希米亞的進攻，瑪麗亞剛剛簽約將西里西亞割讓給腓特烈，現在再度受到威脅。瑪麗亞的丈夫，洛林親王成為皇帝。第二次戰爭爆發。腓特烈再次獲勝，他入侵薩克森，占領德勒斯登，並從此與薩克森鬥爭了一百年。第二次戰爭也是以西里西亞割讓給普魯士而告終。 此後十年內（1745—1756）腓特烈靜悄悄地隱居在波茨坦雅致的無憂宮內。但是他決不是一位哲學家，而是一個典型的法國人。在一封信里他自稱為「伏爾泰的老闆」，他主持一座相當好的歌劇院，對那些法國藝人非常慷慨，他做了很多工作，但對部長們卻閉門數月不見，可是他干預每件具有決定性的事情，而且總是在公文旁側潦草地寫下他的批示，而且相當出色。他還在空閒時間寫作笛子曲，寫些短文，甚至作詩。但是無論是作為作家還是哲學家，他總是缺少一種最重要的工具，這就是語言。他的法語錯誤連篇，德語也很粗陋。受過相當教育的瑪麗亞·特蕾西亞卻在兩種語言方面都有極高的修養，而且她還懂拉丁文。由於某種強烈的願望，腓特烈迅速地為子孫後代記錄下自己的言行，速度之快令人吃驚，1746年已在著手口述1745年的回憶錄了。就像對很多其他事情一樣，這位國王很快對榮譽失去了興趣。他寫道：「榮譽是空的！人們為它去努力值得嗎？當你得到它時，你也被它折騰得夠了。」 在山那邊執政的一位女性，她和腓特烈一樣聰明，但要比他堅強和穩重得多。當她還只有三十多歲時，她就經常對自己說，「要保持精神思想上的寧靜」！「要以己度人。」 當她被告知她得到一個孫子時，她正在市劇院看戲，她走向包廂的前沿，朝著下面的樂隊喊道，「利奧波德得了一個兒子」！她就是如此高興地為帝國生兒育女的。她經常勸她的女兒多生孩子：「我們需要皇太子！」或者：「你的孩子需要夥伴。」她在給子女寫信時總是在結尾寫上幾句王室箴言。她嚴格的道德規範容不得她已經長大成人尚未成親的孩子有一點兒放蕩的行為。但在涉及國家關係時，她又顯得相當明智和靈活，她給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巴杜寫信，逢迎這位影響很大的女人，還說服女兒在宮裡接待公公的這位情婦。 她給她的26歲攝政王兒子寫信說：「你的心地並不壞，但是有可能變壞。現在是你改邪歸正的時候了，不要使別人為你感到傷心和被人取笑。你對自己追求的目標，過於輕率，而且毫無判斷能力。在我即將擱筆之際，我擁抱你，溫柔地吻你，原諒我的囉嗦。對待做人的道德之事，我一說起來就沒完。我只希望你能受到你應該得到的每個人對你的尊敬和愛戴，並使你相信，我永遠是你最好的，真正的老母親。」 有哪個皇帝都寫過這樣的信嗎？如果所有國王的母親都用這樣的心情寫信，皇族的歷史又將會怎樣呢？ 公暇之餘，瑪麗亞非常熱愛生活。她熱愛自己的丈夫，而且愛情深摯，她和孩子一起玩旋轉木馬，打撲克牌，如果她去參加一個公開場合的舞會，她一定喬裝打扮得使人們認不出她。她非常喜歡跳舞，恐怕這是腓特烈在閱讀有關她報道時，唯一引起他感興趣的一點，因為他也喜歡跳舞。如果他們兩人年輕時有機會在一起跳舞，命運和外交一定不會使他們成為不共戴天的敵人。 與腓特烈相比，瑪麗亞·特蕾西亞確實具有赤子的天性。在萊茵河畔法蘭克福加冕典禮以後，在上千群眾面前，她的丈夫身穿一件古怪的長袍，學著「查理曼大帝鬼魂」的樣子，竄跳到她的面前。她失聲大笑，揮舞著手帕，向上千群眾歡呼。群眾也歡呼雀躍不止。這樣的場面在寒冷的普魯士是從來也看不到的。但瑪麗亞在外交場合上的莊嚴卻一點兒也不遜色於腓特烈。她是一個相當出色的統治者，她熱愛生活，這是她與腓特烈最大的不同點。生活給予腓特烈的是什麼呢？北方的虛無主義？ 他討厭他父親從事的一切活動，也討厭打獵，無論生活中還是藝術中的美都引不起他的興趣。他經常與他的法國朋友爭吵。他自己沒有孩子，也不喜歡別人的孩子。只有音樂和舞蹈還可以稍微分散他的一些注意力。由於他既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專制君主，在生活中沒有追求目標，熱情無所寄託，因而他實際上過的只是一種老年人的古怪生活，雖然那時他只是一個四十出頭的人。 但是，形勢發生了突變，他年輕時期沒有得以表現的雄心壯志，現在突然像一個罪惡的陰影出現在他的腦際。他討厭山那邊的女皇，不喜歡女沙皇，不滿意薩克森國王，更憤恨法蘭西國王的傲慢。似乎一夜之間，半個歐洲都準備聯合起來，反對這位年輕的軍國主義的危險統治。 腓特烈允諾法國國王以萊茵河為兩國邊界，並沒有收到良好效果。他在1752年的遺囑中也對他的繼承人提出這一構想。他認為，只要普魯士能從此獲得其他新占領地的安全，「萊茵河是劃分我國兩國邊界非常理想的分界線，法國的自然邊界應該是這條河」。關於德國人，他寫道：「這個民族是沉重和偷懶的，一定要有手執鞭子趕著，他們才會向前走。只要你稍微停下鞭子，他就會止步不前。」一百年以後，當俾斯麥看到國王這份尚未發表過的遺囑時，他批註說：「鎖起來，永久密封！」 當歐洲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時，普魯士發現自己面對一個十分可怕的聯盟——哈布斯堡、法國和俄國，甚至瑞典和帝國都加入到聯盟中去。這一切都是因為腓特烈掌握著一支可怕的軍隊，同時在政治上又經常背信棄義，聯盟的目的是要將腓特烈貶低為一個帝國的侯爵。 在「七年戰爭」（1756—1763）中，腓特烈和瑪麗亞雙方各有勝負。至於腓特烈本人在戰爭上的表現，後人常有爭論，貶褒不一，沒有定論。大軍事家拿破崙雖然對腓特烈有很大的保留，但十分讚賞他。當他在羅斯巴赫和倫舍爾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後，1759年卻在庫奈爾道爾夫遭到慘敗。他在給一位朋友一封用蹩腳法文寫的信中說：「兩匹馬在我身下被打死了，而我卻還活著，這是我的不幸。我的一支4.8萬人軍隊只剩下3000人。實話告訴你吧，我認為一切都完蛋了，再也不能收復我父親的土地，再見吧！永別了！」 這封字跡潦草的信件是研究腓特烈生平最好的文件。滿紙感情充沛，吐露真言，年輕的處於熱戀之中的拿破崙的情書也充滿著這種口氣。通過這封信，我們再一次看到即使一個軍人也只有在熱情迸發時才能得到升華。 伏爾泰與腓特烈大帝 圖為伏爾泰與腓特烈大帝討論問題時的情景。1750—1754年，執啟蒙運動之牛耳的伏爾泰給腓特烈大帝做宮廷教師，但最終兩人還是由於志不同道不合而分道揚鑣了。 柏林曾一度落入奧地利手中。但腓特烈用奇襲又把它奪了回來。不過此時他的情緒越來越壞，現在只有出現奇蹟才可以挽救他。奇蹟終於發生了。這就是女沙皇突然病逝，她的接班人是一個崇拜腓特烈的德國親王，他立即簽訂和約，並下令軍隊掉轉槍口轉而支持腓特烈。此時法國已疲憊不堪，對薩克森垂涎已久的腓特烈，最後不得不高興地同意取回其實早在13年前就割讓給他的西里西亞。 在這七年內，腓特烈無得也無失，由他繼承的強大的普魯士仍然完整無損，奧地利依然屹立，美好如初，但是，在這場戰爭中，有100萬人喪生，由於那時歐洲人口不多，普魯士只有400萬人，這死去的100萬人相當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去1000萬人，何況在這場七年戰爭中，武器遠沒有現在這麼大的殺傷力。這場戰爭沒有任何目的，沒有內在的推動力，只不過是一個青年人為愛慕虛榮所致罷了。 德意志親王——三百個「太陽王」——奴性 150年來，德國人民為之付出巨大血汗代價的兩次戰爭，其結局是很不相同的。德意志在「三十年戰爭」中蒙受重大損失，國土淪喪，人煙荒蕪，德國像個皮球那樣被外國勢力玩來踢去；而「七年戰爭」對三個參戰國家都沒有帶來多少損傷，德國沒有喪失領土，對普魯士的強大，與其說使人害怕，不如說更使人蔑視；而對於不足百年歷史的普魯士軍隊，則經受住了三個國家的聯合力量。 本世紀兩次戰爭期間，君主獨裁政體在歐洲發展到了最高峰。路易十四在位72年，可以說是歐洲歷史上在位最長的，或至少可以說是在位最長之一的君主，使他足以施展自己的才華。在他的前後，恐怕只有查理五世和拿破崙可以與之比擬。但是路易卻是唯一能刺激他的同代人去摘取「太陽王」桂冠的君主。他使他們想入非非。因為他一個人手中掌握著整個時代的文化，使它迅速地向前發展，儘管有時也遭到某些挫折。他善於駕馭各個階級，鼓勵平民反對貴族，在平民的幫助下，國家的農業、工業、商業，都落入他個人之手，由他個人統治。他使每個法國人都感到自由，階級之間平等，只受國王領導；因而他也成了一個開明君主，一個現代化的封建地主。與此同時，奧地利的統治者繼續沿著家族制的道路進行統治，普魯士繼續執行軍國路線。法國雖然也實行專制主義，但法國的市民充滿信心，而這一點，德國的市民卻從來沒有享受到過。100年以後，法國人民終於起來要求實行真正的政治民主，爆發了法國大革命。 路易十四參觀皇家科學院 圖為路易十四於1667年參觀皇家科學院的場景。路易十四重視文化藝術，但他卻把一些具有進取精神的人和一些胡格諾派的人驅往普魯士和美國，使這些精英分子在境外生根發芽，乃至長成參天大樹。 在「朕即國家」的口號下，「太陽王」努力使各個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都得到一定的政治地位，把他們組織得像一支大交響樂隊，比較容易領導，緩和了階級之間的仇恨。當然，即使在一支樂隊內，也沒有真正的平等，平等僅僅是表面的。路易最大的錯誤是把一些最具有進取精神的分子與胡格諾分子一起趕出國外，使普魯士和美國從中得到了很大好處。 英國當時的統治者頑固地堅持封建立場，因此他們的腦袋比他們的法國同行早150年落了地。英國與西班牙不一樣，在掠奪剝削殖民地的同時，也幫助北美洲移民建立自己的家園。向海外移民輸出聰明才智，因而惹惱了本國某些人，但這總比發動戰爭而取悅這些人要好些，因此，在充分保護文明自由的口號下，英國統治世界的政策得到了發展。 這兩條道路對德國人來說都走不通。他們既沒有強有力的領導人，又缺乏冷靜自製的國民。實際上，德意志帝國早就四分五裂了，雖然它的頭頭一直到19世紀還在稱自己為「德意志國羅馬皇帝」。選帝早已成了十足的鬧劇，「羅馬帝國」早已為人們所拋棄，「德意志帝國」也早已不復存在。三百多個各自為政的公國與雷根斯堡的傀儡帝國議會維持著形式上的聯繫；帝國的軍隊還不如個別親主的軍隊強大；帝國法庭曠日持久的訴訟案早已為人所不滿；而皇帝本人也只有在少數場合下，需要他去坐在那個莊嚴的寶座上，像個名譽主席。而三百多個公國的國君們則為了修建更多的宮殿和別墅，豢養更多的王妃嬪女，不遺餘力地搜刮民脂民膏，如今，除了少數輝煌的巴洛克建築外，一切都被他們的窮奢極侈的生活揮霍掉了。 在這些公國和侯國的一大片土地上，並沒有反抗的跡象，雖然倫敦、巴黎已為他們樹立了榜樣。那裡的公民心甘情願地養活或者至少容忍所有這些貪得無厭、好逸惡勞、放蕩不羈的皇親國戚們。這個世紀風行一時的革命運動對這個民族毫無影響。所有這一切都說明這個民族內心深處的服從性，至今仍在發揮作用。德國人內心的不安全感始終沒有消失過，既有內部的等級差別，又有外部敵人。他們喜歡裝飾外表，有時幾乎達到戲劇化的程度。這些因素促使普通老百姓在巴洛克時期去模仿皇親國戚，300個小國王都可笑地模仿「太陽王」，更荒唐的是成千上萬景況並不錯的市民都想模仿他們的國王，雖然不少獨立的荷蘭和法國移民為他們樹立了一個正直人應該如何生活的榜樣，但起不了作用。 奧古斯特二世「金色騎士像」 奧古斯特二世（Augustus Ⅱ，1670—1733），薩克森選帝侯和波蘭國王。1694年，繼承薩克森選帝侯位（稱腓特烈·奧古斯特一世）。1697年，加冕為波蘭國王。在他統治末期，波蘭已由一個歐洲強國淪為俄國的保護國。 茨溫格宮 德勒斯登最為恢弘壯觀和著名的古建築要數易北河畔的茨溫格宮。它是德國巴洛克建築的典範，由奧古斯特二世在位時興建，於1732年完成。 當一個親王出售他的貴族稱號，把繼承來的榮譽作為可以用金錢來獲取的物品時，市民們就像等在陽台下接受一個有錢人向他們衣兜和手心拋撒果品的孩子那樣，亂搶亂奪。當一個容克地主向一個平民的女兒看上一眼時，做父親的馬上就像已經得了一個出身半個豪門的外孫而不可一世起來。男爵在宮廷里向親王打躬作揖，而男爵的僕人又向男爵打躬作揖，他們實際上都是為人之奴。而平民在某種情況下，也必須穿上華麗的服裝，戴假髮，手執文明棍。只要在門前能寫上：「奉御……」那麼免費向宮廷贈送麵包和靴子也在所不惜。 如果過去給大臣的信件，按格式寫上「尊敬的」，那麼現在市民們更發明為「最尊敬的」，讀起來差不多，但多了一個字。在德國，一個君主，不僅驕奢淫逸，享盡天下之樂，而且還希望人們相信，他這樣做是合理合法的。黑森州的伯爵領主就哄騙過路德，同意他娶妻納妾，哈雷大學法律系也曾準備制定一個專門文件，保證君主可以隨便納多少妃子，只要他喜歡，因為他是上帝的兒子，只對上帝負責。 但是，不管德國人如何努力地模仿法國人的生活，他們在這種生活方式面前，究竟太土老帽兒了。一些優秀的德國人早就看到了這樣做的危險性，萊布尼茨寫道：「讓我們把今天的家庭、擺設和生活方式與過去的簡樸的生活比一比，想想看，究竟如何做更明智些。」 其他的人也希望這些現象早點結束，特別是宮廷內的官員，他們在日記中寫道：「尊貴的殿下希望能去皮爾蒙特沐浴。由於沒有這筆開支，我準備用我自己的錢在24小時內努力完成任務。因為殿下知道沒有錢，但仍然下諭給我說：『親愛的屬下！你今天和昨天呈來的報告已閱，關於沒有這筆開支的問題，我們必須按慣例予以解決。』」 歷史上也有不少才華出眾的親王。薩克森君主奧古斯特（1670—1733）就是一位名副其實威武有力的親王。據說，他一共有354個非婚生孩子。就其他方面來說，可能稱他為事業家更為確切些，甚至在精緻的旋梯、建築物的正面、天花板的圖飾上看到這位親王的雄心壯志，當然在皇冠、女人、教堂、節日活動等方面也能反映出來。從另一方面說，他又不如他那非常羨慕的普魯士國王那樣能幹，這位鄰國的國王在治理國家上非常有自己的特色。他還通過收買、狡詐等手段，一度成了波蘭的國王，但是這一反常的聯盟只維持了70年，而瑰麗的茨溫格宮卻至今還在為德勒斯登增添光輝。 波蘭的被肢解——約瑟夫二世接位——兩個幽靈——老玩世不恭者——軍隊的野蠻行為——老獨裁者——老弗里茨——斯托本——德國傳奇 戰爭結束已快17年了，可是腓特烈和瑪麗亞·特蕾西亞還未見過面。這時，一位年輕人開始為這兩個頭髮已經花白的仇人從中調停說和了。這就是瑪麗亞的大兒子約瑟夫二世。他出生在他母親最艱苦的戰爭年代，現在他父親死了，母親又指定他為攝政王，與母親共同管理國家。約瑟夫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和改革家。他對自己的國家和全人類的幸福富強充滿了幻想，同時他還仰慕母親的敵人腓特烈，因為他那充滿熱血的胸膛和熱情洋溢的氣質正好被冷酷無情、憤世嫉俗的腓特烈迷住了。他要與自己的父母背道而馳，向腓特烈表示同情，可是腓特烈卻沒有理睬這位年輕人的熱情。但是由於某種機遇，這兩個敵對的營壘終於攜起手來了。 他們發現他們自己都參與了對波蘭的共同掠奪。在這場對波蘭的第一次分割中，很難看出，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專制暴君女沙皇與波蘭封建貴族，究竟誰更惡毒。沒有任何一屆政府關心過人民，波蘭的農民與市民始終是被奴役的對象，連表面上的一些保障都沒有。加德琳女皇早就發現波蘭的腐敗與混亂，一心想乘機消滅波蘭。在薩克森的一位國君去世時，她使自己的親信波涅阿托夫斯基當選，從而為波蘭的兩個鄰國提供了一些殘羹剩飯，就好像一個饕餮者，為自己訂了一條大魚，在自己狼吞虎咽之際，扔一些碎渣子給等在旁邊的兩條饞貓嘗嘗。但是加德琳不知道，她也因此促成了一個聯盟。瑪麗亞為了避免戰爭的危險，不得不接受這一聯盟，而腓特烈對此是歡迎的。事實上，由於和俄國達成了聯盟，腓特烈因而也緩和了與其他兩個鄰國的關係，現在不是腓特烈威脅他們，而是他們構成對腓特烈的威脅。1772年，波蘭第一次被分割的結果，形成了普魯士與俄國的友好關係。在俾斯麥的精心培植下，這一友好關係維持了一百多年，最後為威廉二世所葬送。在當時，結成友好關係，對這兩個國家來說是歷史的必然結果。 約瑟夫二世像 在對外政策中，約瑟夫二世推行親俄反普政策，力圖加強奧地利在德意志和歐洲的地位。1772年參與第一次瓜分波蘭，獲加利西亞。1775年誘使土耳其讓出布科維納。1781年締結奧俄聯盟，圖謀瓜分巴爾幹半島，但因對土戰爭屢遭失敗而未果。 腓特烈從這條大魚身上分到的魚尾巴，對他來說是十分有價值的，因為這一狹長的煤田，把他的波美拉尼亞省與東普魯士聯結了起來。而對於這塊土地上三百年來一直居住著大量的波蘭人民來說，腓特烈與他的先輩改革家一樣是很少關心的。然而這件事對於特蕾西亞來說卻大為不同了。她在給她兒子的信中寫道：「波蘭被可憐地分割了，這件事給我們的國家投上了陰影，我無法使自己平靜，它像一塊石頭那樣壓在我的心上，使我日夜不安。日子本來已經夠悽慘的了，現在就更黯淡了。」這是一位婦女，一位用不流血的辦法占有了自己的一份的女皇說出來的話，這無異於嚴酷時代的一支脆弱的樂曲，動聽而無力。她不同於腓特烈，後者所交往的，是啟蒙時代的思想家，而她整天接觸的，是精明圓滑的維也納的皇親國戚，她的思想感情，在波蘭問題結束時，已在各式各樣的私人通信中消耗殆盡了。 她對她兒子建議用同樣的藉口「繼承」波希米亞一事，也以同樣的態度否定了。 但歷史卻嘲弄了她，腓特烈又一次威脅性地進軍波希米亞，他要占領這塊土地來反對 崇拜他的約瑟夫。但對於這次糾紛，兩位上了年紀的統治者很快達成了和解協議。瑪麗亞死後，腓特烈寫道：「世界上再也沒有這位女皇了，新世界秩序開始了。」腓特烈在自己臨死前幾年，企圖組織一個親王同盟，把所有的德國親王組織起來。這是他反對奧地利的最後一次努力。 約瑟夫此時還是一個年輕人，正沉浸在皇帝去世的悲痛中。這位失去了親人的新皇帝希望把腓特烈僅僅是紙上談兵的哲學思想真正付諸實現。對於他的努力，腓特烈及其追隨者可能只報之一笑。約瑟夫二世是啟蒙時代忠實的兒子。他相信腓特烈的著作，儘管如此，他還是感到，腓特烈的政治與他的教義是相當不同的。這位年輕人決心以真正的伏爾泰精神治理他的國家。兩鬢斑白的腓特烈此時可能正在無憂宮裡閱讀他的仰慕者所寫的報告和文章，由於一時高興，可能會用他的舊笛子吹上幾曲，同時沉思著，他又看到了另一位努力以不同於其先人的方法從事一切的年輕統治者。 約瑟夫此時正在全國視察，了解國情。他發指示，作出決定，而且以發布通令和告示的辦法，迅速地解決了宗教、階級、民族之間的糾紛，互相取得了諒解，這在過去他母親的時代，是無法做到的。他關閉了800個修道院，只允許真正從事實際工作的修道院繼續保留。他給予所有非天主教信徒以宗教信仰自由，只有一件事不同意，即不同意他們修建教堂塔尖和鐘樓。他吸引了上萬名萊茵河人到奧地利來，給予免稅，讓他們在加里西亞、巴納特蘇台德地區定居下來，並用德語把這一多民族的國家統一起來。他免除農民一切苛捐雜稅。確實，他做了這個貴族國家最令人驚訝的一切事情。1781年他大筆一揮廢除了農奴制，他寫道：「這是由自然法則和人民的公共利益所決定的。」他與俄國的亞歷山大二世和美國的林肯一樣完成了一項冒風險的事業，亞歷山大二世和林肯因此而被暗殺，喪失了生命。 約瑟夫的生命是被保存下來了，但他並未因此而得到愉快。他也嘗到了看到了潛藏在民眾之間的惰性的痛苦，他認識到，為人民服務的心愿，必須得到人民自覺自愿的支持，否則將一切落空；他看到了上層的思想必須得到下層的支持，「成在於民，敗於民」！開明君主的這個口號得罪了貴族，但同時也使他贏得了人民對他的好感。他的畫像至今可以在蒂羅爾的農舍中看到。但他無法通過和平的手段達到改革的目的。不久，荷蘭的貴族起來反對他的專權，由於他的改革而得到一點好處的人，又不得不拿起槍炮起來捍衛，這從他內心來說是很不願意的。他在臨死之前稱自己為最不幸的人。 象牙制長笛 圖為腓特烈大帝收藏的象牙制長笛。 「長笛獨奏曲」 腓特烈親筆所書「長笛獨奏曲」。這首樂曲代表了腓特烈的音樂作品風格。他所作的曲目雖有迷人動聽之處，但是多系模仿之作。 玩世不恭的腓特烈卻沒有受到這種良心的譴責，他因而還是個勝利者。 腓特烈因為戰爭而過早地衰老了，雖然他還只有51歲，他就退位來到波茨坦自己小小的宮殿，在優雅別致的書房裡從事寫作。此時，他年輕時期的兩個幽靈——虛榮心和理性，可能經常出沒在他的靜靜的書齋里，使他又一次陷入困境。因他而飽經戰爭創傷的國家，需要恢復，而容忍的精神又需要付諸實現。與此同時，世界發展得很大，備受戰爭苦難的老百姓更加覺得有理由提出各方面的要求。約瑟夫的改革取得了成功。普魯士似乎註定會恢復秩序，年邁的國王現在有了機會去實現他年輕時期的願望了。或者只是因為他父親是個殘暴粗野的人，而使他處處反其道而行之，對法國哲學熱愛的結果，證明並不比聰明王子的一時幻想高明多少。 腓特烈開始從事大規模的法律研究，並創造性地完成了《普魯士民法》。這在德國歷史上是了不起的一步，使普魯士逐漸從野蠻的階級偏見走向社會立法。兩個參與起草這個文件的法理學家，在伏爾泰、米拉保理論的基礎上，幫助腓特烈完成這部偉大的著作，這次他沒有在勝利面前逃跑。自從查理五世以來，直到腓特烈時代，二百五十多年期間，法律從未變革過，以專斷暴虐著稱的星法院始終屬於統治地位，後來希特勒又故伎重演。現在，根據貝卡里亞思想，刑法減輕了，他認為刑罰的目的只是為了保護社會，康德則從他的純倫理學出發，堅持懲罰。 軍事法庭則確實未予取消，還與老腓特烈在世時一樣。老腓特烈為了不使農民因罰款而破產，曾恢復和採取了很多殘酷的體罰政策。無論是運用法律等手段，腓特烈也無法制止容克地主的權力。當腓特烈在波美尼亞宣布廢除農奴制時，容克地主對他的命令置之不理，這位國王也只得不了了之。在教育問題上，腓特烈實行改革之後，學校的數量增加了，但也沒有得到多少改善。腓特烈為學校規定兩項任務：教育青年人和獎勵戰爭中有功的將士。這樣做並不是因為缺乏教員，其結果卻使普魯士大部分青年人是在手執教棍的前軍士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在農村，教員則大部分由牧羊人、守鍾人，或鞋匠來擔任，因為教員每年只有80到100泰勒（德國的舊銀幣名稱。——譯者注）的收入，因此大部分教員都是兼職的。也有資格很老的教員，但他們卻既不能讀，也不能寫，甚至手工匠也被指定為教員，理由是他們以前當過兵，現在蹲在家裡太無聊了，讓他們當教員增加些活動。 國王哪兒去弄錢維持學校呢？假如他要保持這麼大規模的軍隊。為了訓練幹部，國王必須壟斷食鹽、菸草和咖啡，為什麼要對咖啡徵稅呢？據說因為它轉移了人們對啤酒的嗜好。這樣的食品稅，反過來，也可能只有所謂的「嗜血」制度才能徵集，腓特烈發現法國人在這方面很配合，他們付的稅要比普魯士部長徵收到的高三倍。這種制度使警察達到了今天蓋世太保無所不能的程度。腓特烈的警察的確有權夜間進入每戶人家偵緝走私物品，這些遭人憎恨的「咖啡探子」想方設法跟蹤走私販，一旦查獲，就被派去修建防禦工事，以示懲罰。在腓特烈的領導下，警察的權力大大高於老腓特烈時代，甚至公共衛生都被稱為「警察科學」，這個名稱倒十分適用於今天德國科學的各個部門。當這位國王收到人民不滿的報告時，他無所謂地批道：「我年輕時只喝啤酒，對交不起稅的人來說，有啤酒喝已經夠好的了。」 腓特烈的新兵徵募工作比他父親時代更加無所不用其極，更加殘暴。被俘士兵強迫參加普魯士軍隊與本國同胞作戰。一些古老的版畫表明，徵兵站如何給新兵灌酒，讓他們簽約服役。青年人被答應給予官銜，但只要一過國境，就用軍棍使他們屈服。有一次，他們把梅克倫堡的領導人鎖了起來，把所有合格的青年人包圍起來，然後把這些人住的房子毀掉，撕掉他們的被褥，羽絮亂飛，所作所為，與希特勒的衝鋒隊無異，這種破壞他人財產的行為，今天又重新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無論法國或奧地利的軍隊，甚至哥薩克武裝部隊，其殘暴凶蠻程度都無法與腓特烈的軍隊相比。腓特烈親自下令將那些開小差的士兵手上刻上「S」記號，「刻得深深的，讓它們留在他們手上，以免褪掉」。機槍手如果在作戰中貪生怕死，不勇敢，就會受到沉重的體罰，「以免他們在死去時感到罪孽深重」。這位國王說道。 今天還能看到腓特烈簽署的一份文件，他命令他的部下散布據說是由一些奧地利的逃兵寫的一份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們說奧地利的軍隊每天打死10—12名士兵。在另一份簽發日期為1778年的文件中，他把上百人圈在西里西亞的一個鎮裡，「以修築工事為藉口」，強迫他們像奴隸般地為軍隊服役。當他得到了東佛里斯蘭，他答應那裡的居民免予服役，但是當600名民工響應他的號召，參加建設工作時，他把他們擄上船帶到普魯士，於是這個鎮上的其餘男性居民都紛紛逃離。 也許這一切都是因為這個國家太窮了，或者是為了安全的需要；但又如何來解釋今天的現象呢？今天似乎每個公民都有保衛自身安全與自由的權利。難道腓特烈在他執政的最初幾個星期，沒有在一份著名的文件上批示過：「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都可以追求他自己希望的幸福。」這句話現在已成了獨特的德國名言。可是，到了晚年，他粗暴地干涉宗教，他不信任西里西亞的天主教，任命一個伯爵到布雷勞斯去當主教，教會反對這個人的生活方式，抗議也未獲結果，登上了王位後，他以四駕馬車把被他父親可恥驅逐的哲學家渥爾夫接回柏林；而把當時已經工作了25年的著名的瑞士數學家奧伊勒解職，原因只是這位獨裁者一時的古怪念頭和一些小小的差錯。「自由在柏林」，萊辛寫道，「被輕視到無可忍受的程度，就像許多無恥之徒隨意謾罵宗教那樣肆無忌憚。普魯士是歐洲奴性最重的國家。」 「不許干涉新聞自由」，年輕的腓特烈命令說，報紙因此而吹捧他，他感到非常高興。但是有一次，《王家日報》在他的晚年批評他，他批准他的部下花很多錢雇用流氓，把那位可疑的記者痛打一頓。《埃朗根日報》的編輯的確給過普魯士上校一張收據，證明上校受命鞭打他的懲罰，他已領受。伏爾泰的偉大弟子居然能夠縱容這樣的偏見，取消一個非常聰明的救火員的兒子的獎學金名額，原因是「這個孩子首先應該學習他父親如何使用救火龍頭」。 考古學家維克爾門在他逃離普魯士後寫道：「我一想起普魯士的暴君和這個國家的奴隸主就渾身不寒而慄。我情願做個土耳其閹人，也不做普魯士人！」腓特烈不知道，他的這位子民是新科學的奠基人，另外一個子民海德是另一門科學的創始人，以及克洛卜施托克是新文學的奠基人，這三個人都逃離了普魯士。當維克爾門被推薦去當圖書館管理員，年薪2000泰勒時，這位國王在文件上批道：「對德國人來說1000泰勒就夠了。」 這位國王還經常寫法文詩歌以自娛，戰爭期間他煽動了很多自相殘殺的德國人。愛好音樂的國王從來也不知道海頓、莫扎特生活在德國，儘管如此，他自己寫過120首笛子奏鳴曲。他曾經請了兩位小提琴家和一位大提琴手到他書房裡來演奏格羅克的《俄耳甫斯》，但他不喜歡。巴哈是他唯一請來住過兩天的人，但沒有久留他，巴哈本人倒是希望留下來的。當《尼伯龍根之歌》第一次在德國出版，並奉獻給他一冊時，他寫了封信給出版者道：「這部作品沒有價值出版，沒有必要把它從故紙堆里翻出來。在我的書庫里這類東西是無論如何不會有的，我早就把它扔了。」後來，他還寫了一本小冊子反對歌德的《鐵手騎士葛茲·馮·貝利欣根》，當時這部作品正在德國上演，他抨擊道，這是一部「拙劣的模仿英國蹩腳戲劇的作品，老生常談，平淡無味」。一句話，同時把歌德和莎士比亞都打了下去。 在腓特烈的統治下，普魯士越來越為外國所憎恨。「老弗里茨」，人們通常就這麼稱呼他。這個人度過了一生中最危險的時刻，現在深居簡出，在他的隱居處繼續統治這個國家，人們平時已不大能見到他。老百姓必須得到特別允許才能出國旅遊或學習，而外國旅遊者，根據歷史記載，也情願花更多的錢乘船或長途乘車繞道，而避免經過普魯士。 「老弗里茨」，在美國很受歡迎，這方面沒有一個國家能與美國相比，當庇特（Pitt，1708—1778，英國政治家。——譯者注）與腓特烈聯盟時，在新英格蘭的教堂里，可以看到有人在為腓特烈的軍隊打勝仗而禱告。後來，腓特烈對英國的態度變了，他的眼睛開始盯著英國殖民地，人們都在談論著，有可能派他的弟弟去做即將獨立的殖民地的國王。華盛頓很崇拜這位老國王。在他的晚年，人們把他看成歐洲的仲裁人。20年以後，在美國許多家庭里，還可以看到腓特烈的照片，新英格蘭的一家普通客棧自己命名為「普魯士國王」。 此外，還有一位以勇敢著稱的馮·斯托本男爵，他被認為是普魯士給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唯一禮物。他是普魯士的一名軍官，在戰爭中受了傷，在他三十幾歲時，他來到巴黎，此時，他還滿身充滿普魯士的軍人氣質。法國作戰部長把他派到美國。雖然受命於法國，但從軍人角度說，則完全是一個典型的普魯士軍官。他負責訓練青年戰士，被任命為監察長，可是一句英語也不會說。華盛頓知道將受到本國軍官的妒忌，出面保護他。《美國大百科全書》因他訓練出了一支紀律嚴明英勇善戰的美國軍隊，而給予了他極大的榮譽。在他晚年，也為自己樹立了榜樣。雖然此時他已封得了土地，但他仍在尤蒂卡的一所小木屋裡度過了自己的晚年。這個地方，就是一個保持了普魯士軍人氣質的普魯士軍官最後去世的地方，他似乎成了兩個世界象徵性的大使。 那麼，那位自稱為「國家第一僕人」的腓特烈自鳴得意的又是什麼呢？他是怎樣使自己不同於那位被稱為「朕即國家」的法國暴君的呢？這樣做對他有利嗎？路易利用封建和天主教會的勢力，在很多大臣們的協助下統治著一個比腓特烈的國家大得多的國家，即便如此，他還允許法國人民以很多自由。而腓特烈，由於他容不得人，因此始終沒有能幹的助手，至今還抱著一百多年以前路德的遺訓，實際上對啟蒙運動霍布斯的思想一竅不通。理論上，他接受洛克關於君主政體失敗過程中的「合法革命」的思想，可是實際上，他不允許任何人對他作一句批評。 瑪麗亞·特蕾西亞在她的晚年寫道：「即使我們可以為要求占領巴伐利亞找到十分充足的理由，我們也不能僅僅為了面子而輕易挑起一場大戰。」瑪麗亞的這些話，並不是為了說給人聽，或為歷史而寫，而是在她給兒子的一封私信中，規勸他兒子不要草率從事而寫的。瑪麗亞在這方面大大超過了腓特烈。這位國王在他的著作（Ⅳ卷，25頁）中，充分暴露了典型的日耳曼思想。他寫道：「一旦專制君主政體占領陣地，他們就可以做任何他們願意做的事情，發動戰爭，而讓那些小心謹慎的法律工作者，為這場戰爭是否正義而憂慮吧。」 這些話對德國人很悅耳。這位統治者不僅違背了他的協議，而且在理論上否認它有效，嘲弄法律。這樣的統治者，只是為了使自己成為人民的偶像，才不得不自稱為「國家第一僕人」。一位研究哲學的專制君主，只有回過頭來承認武力理論，才能平定普通德國人的內心——這位獨裁者解決了一個道德問題，並且得到很多教授的肯定。一旦令人敬畏的政府本身宣布，不能單靠法律來維持自己的生存，那麼老百姓也可以根據這個理論從事活動，同時星期天可以問心無愧地到教堂去做彌撒。這就是為什麼德國人熱衷於為他們的領導人撰編傳奇，說他既能舞劍，又會吹笛；在戰場上他英勇善戰，對音樂他又能譜寫奏鳴曲。現在他隱居在音樂天地里，而又那麼民主，平易近人；他之所以沒有孩子，就是因為他太專心致志於他的著作了。 一個以改革家面目出現的德國君主，最後在關鍵時刻墮落到採用武力；一個同樣以改革家面目出現的德國平民，最後在武力面前屈膝投降。甚至最傑出的德國人，在武力面前也背叛了思想信念。路德和腓特烈都不過是最突出的例子而已。 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封鎖線」——象徵性的勝利——歌德的預見——德國上空的烏雲 腓特烈逝世三年之後，爆發了法國大革命。歌德曾經把這次大革命說成是法國的需要，但是在德國並沒有引起反響。確實，革命的起因純粹是法國的——法國人民要求「太陽王」的子孫償還欠債。這種時候，統治者的功績往往會被遺忘，因為他們的業績早就被他的子孫後代破壞殆盡了。我們已經習慣於稱法國為革命的國家，但不要忘了，發生在1789年的這場革命是第一次堪稱為大革命的革命，它並不緊接在英國革命之後，而是發生在英國革命一個半世紀之後。 這場革命之所以具有不可一世的威力，其中一個因素是，它不僅在政治上，並且還在社會秩序上，引起了世界範圍的震動。法蘭西，這個古老的王國，一夜之間變成了歐洲的第二個共和國（瑞士是第一個）。在上百個絕大部分在德國土地上當了統治者的親王中，突然有一個普通的窮人，在其中一個最強大的國家掌握了政權。還有比預測一個皇室的迅速恢復更鼓舞人心的事嗎？比如英國，在查理被處決後不久，皇室很快就恢復了原狀。如果每個人都對別的國家的事等閒視之，那麼親王們的安全就無保障可言。 法國大革命前夕 到1789年仲夏，民眾對王室已普遍產生了敵意，到處流傳著國王的軍隊已受命將突襲首都的傳聞。該插圖描繪的是7月12—13日夜晚，巴黎大街上發生的動盪局面，7月14日攻打巴士底獄將其推向頂點。 德國的貴族膽戰心驚，但是德國人民又做了些什麼呢？作為一個鄰國，他們預感到了什麼，還是像其他一些鄰國那樣前後不同地參加了這場革命？從社會角度看，自由在這兩個萊茵河畔的國家不同樣受到了鎮壓嗎？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情況在德國更為嚴重。但是德國人民在這場震撼世界的革命面前做了些什麼呢？ 他們保持沉默。他們繼續俯首帖耳。他們被派去與實際上地位同自己十分接近的雅各賓派打仗。在德國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生重大的起義鬥爭。親王的地位，甚至一個普通的地主，都沒有受到威脅。 作為一場政治革命，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堪與1917年的俄國革命相比較。這裡我們只從這兩場革命對位於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德國的影響進行比較。 革命期間，這兩個國家的鄰國中的富有的保守分子無不為自己的安全擔憂，他們害怕破產，害怕喚起本國民眾的民族意識，害怕覺醒的重新恢復活力的人民從側面來進攻。當法國的財閥巨富遭到殺戮時，他們在德國的家族親戚難道不發抖嗎？長期以來，法國歷代君主借邊界之便，多次蠶食德國的領土，革命階級難道不能也用通過開放的邊界，擴大他們的影響嗎？從思想影響判斷，德國的富有階層和貧苦群眾對待法國大革命的態度還是不一樣的，這種情況與1920年左右對待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情況差不多。德國的思想界，至少在開始時，是站在革命與自由這一邊的，而幾乎所有的德國皇親貴族是反對這場革命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德國思想精神界與國家權威之間是如何決裂的，關於人文主義者在16和17世紀的情況，我們前面已經有所敘述，18世紀這方面的情況發展到了高潮。足以說明問題的是，當德國軍隊，在德國親王的領導下外出作戰，有時甚至在國外打仗，這種情況，至少在開始時，德國本國的知識分子也為之歡呼過，如歌德、席勒、康德、費希特、荷爾德林、赫爾德、維蘭德以及讓·保爾。 開始時，驅使德國統治者們這麼做的動機是很不一樣的。腓特烈的侄子及繼承者，腓特烈·威廉二世（1859—1941）出身於名聲很壞的霍亨索倫家族，他希望從混亂的法國手中爭得萊茵河邊的土地。維也納的君主則希望幫助他的受難中的妹妹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但是當法國人從秘密的途徑知道，國王夫婦希望奧地利派兵到法國來，然後確實準備雙雙出逃時，愛國者的氣憤就直指皇帝本人和他的兒子弗朗茨二世，「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就此最後終結。 此時，許多小公國覺得法國大革命對他們的威脅比普魯士的威脅更大。大戰之後，德意志帝國四分五裂，這些特權階層覺得把自己置於法國的庇護之下，比置於帝國之下更為保險。但是，他們現在意識到，法國經過一百五十多年的盛世之後，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革命，法國人民覺醒了，這場革命非常可能蔓延到他們的領土，反對容克地主和教會。這真是對他們背叛自己祖國的最理想的賞賜，但是，正像歷史經常出現的那樣，這些後來受到歷史審判的王公貴族，在當時卻認為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巴黎國民大會」開始時還答應凡被沒收了土地的大大小小的地主給予賠償，但並沒有收到效果，萊茵地區的地主和資本家還企圖反抗。他們同意給從法國逃亡出來或被驅逐出來的貴族地主避難權，並在科布倫茨成立一個反革命中心，從而證明了階級的利益從來是超越民族利益和無國界的。 現在，這些結合一起的德國皇親國戚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他們都害怕世界革命。即使在那時，他們也採取歐洲在一百三十多年以後反對布爾什維克革命中所採取的同樣手段——封鎖線。如果7萬名工人、職員、失業者包圍了巴黎郊區聖·安東尼，那麼其他首都也會出現同樣的事件威脅統治階級的安逸生活。當法國第三階級終於在一個8月的夜晚，以激烈的手段，一舉廢除了刑法、什一稅等封建特權，德國三百多個公國暴君的腳下也開始顫抖了。為了保護自己，他們就起來干預，結果是，德國封建制度破滅了，但這卻不是在一夜之間，而是經過鬥爭的六年之後。 曾經是死對頭的普魯士和奧地利，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攜起手來，結成一種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在以後的歷史中也會再次出現的聯盟。宣傳甚至在那時也是起作用的，上了年紀的布倫斯威克公國君主在一份聲明中發誓要把法國夷為平地，以保衛基督救世主。這是法國起義的總信號！法國處在危急中！所有的青年人都走上街頭，不朽的「馬賽曲」旋律第一次在斯特拉斯堡上空飄揚。君主專制政體被推翻了，四個月以後，國王被送上了斷頭台。這是近代史上第一支人民軍與專制政府部隊作戰。 也在此時，當受到俄國支持的德國聯合部隊在萊茵河畔遭到法軍打擊時，俄國藉機侵犯波蘭。俄國人在波蘭第二次（1793），第三次（1795）遭到分割中違背了與盟國訂立的諾言，但這些盟國自己也經常背信棄義。瑪麗亞·特蕾西亞已去世，再也無人為幹這種勾當而感到羞愧。 但是，在這場衝突中獲勝的並不是法國的戰爭機器。這架機器武裝配備很差，經常遭到可恥的失敗。在瓦爾米的戰鬥中，獲勝的是一種熱情，是震動千百萬群眾心靈的偉大的狂熱，是在長期壓迫下為爭取自由的感情，這種從內心迸發出來的感情，取代了腓特烈的虛榮心，取代了結盟國的貪婪；它要求出擊，而且往往取得勝利。這種感情竟維持20年之久，致使德國貴族在此期間得以繼續反對新生的法國。 但是，我們還是忘了瓦爾米戰役中青年將領的名字，以及他們的戰略戰術。即使今天，當阿爾貢隘口再度成為戰場時，也無人會記得1792年9月的一天。一切都無影無蹤了，但有一句話卻永垂青史，因為這句話與整個世界形勢有關。 當時，歌德是魏瑪公國的大臣，而且也是魏瑪君主的朋友。他經常參加德軍司令部的會議。他擔任一部分戰地通訊工作，但更多的時間是觀測和思考問題。這天晚上，戰爭的形勢已略見端倪，法國人將取得勝利，所有出席會議的將領、公爵都垂頭喪氣，並且被戰況的急轉直下震驚得手足無措，他們紛紛發表意見，議論敵人的力量，德軍指揮上犯的錯誤，以及什麼時候可以轉敗為勝，歌德站在旁邊，一言不發。當人們注意到他的沉默，並要求他發表意見時，他回答說： 從今天起，世界歷史的新紀元開始了，在座的各位將都有資格說，我是這個新時代開始的見證人！ 明智的人士往往歡迎自己國家的失敗，因為他們早就要求改造這個國家。一般說，他們是最聰明的人，也是最勇敢的人。關於這一類問題的爭論在小冊子、回憶錄、文藝作品和談論中出現過多次。但這次，一場大戰的第一個戰役還正在進行，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貴族地主的逃跑還未來得及作準備。按傳統，失敗是可以預見的，如果一天的不幸得到挽回，將還可以得到二十幾天的好運。詩人的預見到底對嗎？當這些敗將的臉一張張轉向他時，詩人的勇氣受到了考驗。沒有一個士兵或朝臣會給予這樣的回答，只有思想深邃目光遠大的人，才會提出這樣的看法。 歌德在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提出了自己高瞻遠矚的看法，為歷史寫下了獨具一格的精闢的意見。他婉轉地規勸這些失敗者應為自己是歷史的見證人而高興，這一婉轉的規勸使大家感到惱火，他似乎看到了正在舞台上演出的一切，而有人則希望，最好其中一個化了裝的將軍一劍把革命當場擊倒。但是除了時間以外，無人為此作出答覆。在以後的二十幾年裡，世界歷史證實了這一點。因此，歌德在瓦爾米晚上的這句話，代表了德國歷史的一個偉大時刻。 在以後的幾年裡，德國的情景是相當悲慘的。與所有眼光狹小的統治者一樣，普魯士國王關心的是領土，而不關心在這些領土上住著的是什麼人。新的分裂使他更靠近俄羅斯帝國，而他統治下的老百姓則一大半成了波蘭人，對於這種情況，與德國今天的統治者一樣，他並不意識到危險。現在加德琳女皇成了擊敗波蘭、瑞典、土耳其的勝利者，而且矛頭直指德國，但是腓特烈·威廉與他過去的祖宗一樣，背叛了盟國，同時也背叛了自己的帝國。腓特烈死後十年，普魯士內部已軟弱不堪。 哈布斯堡的景況也不佳。法國解決繼位問題不久，就把目標放在義大利和荷蘭上。德意志帝國在法國的指揮下，於1797年企圖重整旗鼓，德國諸侯完全不顧廉恥，唯巴黎之命是從。新共和國經過幾次重大戰役獲勝後，德意志帝國因賴以維繫的支柱的失去而徹底垮台了。共和國的曙光已如旭日東升，可是在德國的土地上，仍然是夜幕沉沉。 他們的出身——誰無視他們？——貴族羞辱他們——海頓的窘困——莫扎特遭虐待——天才展翅——七兄弟——碩果纍纍——日耳曼天才和拉丁天才——最年長的和最年幼的——德國人的心聲 但是，在這夜幕深沉的上空，精神的光輝，猶如燦爛奪目的彩虹，光芒熠人。就在這同一個世紀裡，當德國的大小諸侯因貪婪權勢，爾虞我詐而把國家弄得四分五裂；他們又因利益一致而共同反對新時代的時候，德國的思想精神界卻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光輝時期。18世紀德國文壇人才輩出，思想巨人應運而生，對世界的貢獻達到了最高峰。政治權力與思想精神徹底決裂了。 為人類所熟知的德國七位音樂大師，比德國詩人和思想家更加著稱於世，因為音樂是不需要語言的。他們幾乎出生於同一世紀（1685—1797），在這方面沒有別的國家如此得天獨厚。一個接著一個，每一個有其師承的一面，卻又個個獨具匠心。每一個都可形成一座光芒四射的星座：巴赫在音樂中發現了永恆，韓德爾的作品以絢麗顯赫著稱，海頓崇尚自然，格魯克歌頌英雄，莫扎特是天之驕子，貝多芬的悲哀和勝利，舒伯特出自內心的歌聲。 他們用音樂為自己編織了一張寧靜和諧的網，他們的周圍永遠是動人的旋律和傳奇的故事。從南美洲大草原到阿爾卑斯山之巔的小木屋，他們的音樂揚帆遠航，默默地承受著人間一切苦難；就在世界億萬群眾對德國現代暴君及其僕從怒不可遏時，德國的這些天才用自己的小提琴、樂隊、唱片請求他們寬恕。 自從1450—1550年，有七名或十名畫家，以同樣的連續性為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形成傳奇式的歷史以來，任何國家都還沒有出現過這樣一代接一代的藝術大師宗族。那時德國有荷爾拜因和丟勒；但是在德國出現七位音樂大師之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作品，即使義大利，能與之相比。這是一種新的由一個國家的藝術家形成的藝術，此後，還沒有任何人達到或超過他們的水平。妙不可言的連續性，把這七位音樂大師聯結在一起，在德國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就像一枚戒指，被一代代地傳下去。韓德爾幾經鬥爭，把它傳給了在倫敦的格魯克，格魯克傳給了海頓，海頓熱愛他的學生莫扎特，莫扎特深為自己的學生貝多芬的天才感到驚訝，而貝多芬則在自己臨死之前，對舒伯特高度評價，把戒指傳給了他。還有哪個國家的歷史能與這段歷史相比呢？一個一千年來長期處於松鬆散散，彼此之間沒有約束的國家，一旦出現了這一脆弱的傳統聯結，是多麼令人感動啊！ 巴赫像 巴赫（Bach，Johann Sebastian，1685—1750），德國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被稱為「西方音樂之父」。他篤信宗教，把路德派新教的眾多讚歌和教會樂器管風琴當做自己的創作素材和音樂構思的核心，但又深受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影響，這使他的宗教作品明顯地突破了教會音樂的規範，具有豐富的世俗情感和大膽的革新精神。其創作以復調手法為主，構思嚴密，感情內在，富於哲理性和邏輯性，並在德國民族音樂的基礎上，集16世紀以來尼德蘭、義大利和法國等國音樂之大成，是巴洛克音樂發展的頂峰。 他們大部分出生於南部、西部或薩克森。巴赫和韓德爾的出生地很近，而且他們出生日只差四個星期，他們以歌曲和詩意為圖林根森林帶來了新的生命。海頓、莫扎特、舒伯特出生於奧地利，格魯克出生於巴伐利亞的弗蘭科尼亞，貝多芬出生於萊茵河畔，家族中有佛來芒人的血液。其中五個人使維也納成了世界的音樂首都，雖然他們在維也納也沒有受到很好的對待，但比起帝國其他地方藝術家的生涯來說，還是要好一點。 這七位音樂家都出生於貧困家庭，說明德國音樂思想來自很深的底層。海頓和貝多芬的母親都是燒飯的，海頓的父親是名鐵匠，舒伯特的父親是位窮教員，格魯克的父親是名侍候別人打獵的馬夫和持槍手，只有韓德爾的家族生活比較安定富裕。巴赫、貝多芬、莫扎特的父親都是窮樂師，他們都出身於手工匠家庭，巴赫本人是音樂時代之王，在他前後，共湧現出41位音樂家。七位音樂大師中的五位，在他們青年時期都嘗到過饑寒的痛苦。巴赫、海頓、舒伯特與路德一樣，幼時都參加過唱詩班的童聲合唱團，以此為他們音樂生活的起點，韓德爾、貝多芬彈過鋼琴或拉過手風琴。神童格魯克和莫扎特幼時的生活還比較富裕。但後來他們大都經歷了需要由自己掙得麵包的生涯，即使在他們小有名氣之後，情況也是如此；只有那些在國外找到了安身之地的音樂家才免去為生計奔波之苦。 韓德爾像 韓德爾（Handel，George Frederick，1685-1759）是德國漢諾威的宮廷指揮家、作曲家。後來去了英國倫敦，在英國極受歡迎。他創作了偉大的清唱劇，使大型合唱曲成為英國音樂的一個重要傳統。清唱劇的創作與當時英國人的思想潮流相吻合，抨擊了18世紀下半葉英格蘭特有的道德鬆弛。清唱劇也與慈善事業有聯繫，韓德爾為倫敦育嬰堂醫院創作的《彌賽亞》，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清唱劇與慈善事業的關係。韓德爾是改變了音樂界的18世紀偉大先驅之一，他擴大了音樂的受眾群體和支持渠道，使音樂從貴族和王室的小圈子走向廣大的中產階級民眾。 格魯克像 這是格魯克（Gluck，Christoph Willibald，1714—1787）60歲時的一幅畫像。格魯克是一位改革倡導者，他關於戲劇與音樂在歌劇中重新結合的呼籲總結了啟蒙時代的音樂精神。格魯克《奧菲歐與猶麗狄茜》給觀眾提供了如他所說「強烈的感情，有趣的場面，發自內心的語言和不斷變化的場景」。 海頓像 海頓（Haydn，Franz Joseph，1732—1809），著名的奧地利作曲家，維也納古典樂派的最早期代表。他對交響樂、弦樂四重奏、鍵盤奏鳴曲等音樂形式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人們通常認為，主要是海頓而非其他作曲家促成了18世紀晚期完美的古典主義音樂。 莫扎特像 莫扎特（Mozart，Wolfgang Amadeus，1756-1791），奧地利作曲家、羽管鍵琴、鋼琴、小提琴演奏家，歐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莫扎特，浪漫主義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體現了啟蒙運動的精髓，為後人留下了常人難以望其項背的音樂遺產。 這七位音樂大師都是德國人。德國貴族諸侯在這一百多年內忙於爭權奪地，無惡不作，他們對於這一民族的光榮，這個時期思想精神文明的發展，毫無貢獻。只有很少一些人曾經關心過他們，或給予這些音樂大師以應有的尊敬。在韓德爾、海頓、格魯克被邀去倫敦前，沒有人發現他們的價值。反而是那些音樂不太發展的歐洲國家為這些德國音樂大師提供了經濟援助和為他們讚美揚名；他們甚至拯救了瀕臨於苦難深淵的貝多芬。但是巴黎和馬德里還是約請了海頓創作交響樂。他在英國為自己最有名的作品《創世記》和《四季》譜寫了曲子，並在維也納得到了上演。沒有一個德國藝術家能像韓德爾那樣，臨死前在英國受到極大的榮譽。他被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這是他的遺願。直到今天，英國人還認為韓德爾的《彌撒曲》如同韋伯的《奧伯龍》以及韓德爾的《創世記》一樣，是英國的作品；格魯克在巴黎要比在德國有名氣得多。 少數諸侯貴族希望借這些音樂大師的名望給自己增添光彩；給他們封賜各種稱號，付以薪金。格魯克曾為瑪麗亞·特蕾西亞當過十年宮廷樂師。教皇在羅馬授予他一枚勳章後，他就一直稱自己為貴族裡脫·馮·格魯克。莫扎特也曾被授予這個封號，但他從來不用。天才貝多芬曾給大公魯道夫講過課，魯道夫曾以自己的獻詞稱他和魯布科維茨·利希諾夫斯基為不朽的天才。 維也納確實堪稱世界音樂之城。王室成員本人也參加演出四重奏，組織音樂會，並出版作品。艾斯特哈希親王之所以沒有被人遺忘，就是因為他們把私人樂隊交給海頓來指揮，海頓在匈牙利的一個莊園裡，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訓練這支樂隊，最後使他的贊助人很高興地在那裡度過了整個夏天。這些親王利用微薄的薪金，實際上占有了音樂作品的壟斷權，或者至少在數年內占有了這些作品的演出權，在演出期間，這些作品不得出版。貝多芬曾二十多次侵犯了他的出版商及贊助人的版權，因為他常常忘了，什麼作品已經出售了。 除了住在國外的韓德爾和格魯克外，其餘的幾位音樂大師受到來自政府和貴族方面的屈辱，絲毫不遜於德國人向美洲出賣僱傭兵的程度。這方面的情況可以單獨構成德國歷史的一頁。在魏瑪公國，統治者以一國之王的不可一世的身份，驅使巴赫同僕從和廚師為伍，扮演一名快樂的風琴手。後來，那位公爵還把他監禁了一個月，因為他說，必須由他自己來解僱他。安哈特的一位親王，會好幾樣樂器，就得到比較相應的地位，而年近五十的巴赫，為了得到一個重要的稱號，卻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寫信給薩克森選帝侯，他在「請求對他的作品給予重視」的信中說，「這不是由於我的作品有價值，而是因為殿下，您的舉世聞名的寬宏大量」。他在信中獻上自己新的「b小調彌撒曲」中的《古利亞》和《光榮曲》。一次他被召去萊比錫，一位市政高級官員竟然寫道：「由於我們找不到最好的音樂家，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了。」然而巴赫，這一具有刀鑿般的前額和像他音樂作品中的連音似的掃帚粗眉的音樂大師，當時已相當赫然有名，因此一個評論家寫道：「巴赫是在為暴力，也是為教會寫作。」一次卡塞爾的一個親王給他一枚戒指，作為對他踏管風琴的獎賞。 這些音樂大師常常數年無人青睞，生活沒著落。1729年復活節，當巴赫第一次在聖·托馬斯教堂演奏他的《聖·馬太受難曲》時，居然在德國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一事件。他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清唱劇的聖樂，或者由其他人演奏的類似的作品。巴赫死後，他的很多作品幾乎完全被人遺忘。 海頓17歲時，還經常在舞廳里伴奏。直到有一個演員請他為一個滑稽劇譜一些音樂，他才稍有名氣。可是，在他成名以後，他的資助者仍直呼其名。他對此很有意見，感到人們不如英國人那樣對他尊敬，此後，他才在給自己的信上看到：「馮·海頓先生收」，因為那些貴族感到，只有給他一個貴族稱號後，才算真正地對他尊敬。這七位音樂家在當時，還沒有一個人被稱為「大師」。為了組織一個樂隊，出身高貴的音樂贊助人，一定要把那些也會一些樂器的僕人、鞋匠、糕點師傅編了進來，而事實是這些人往往非常懂得愛好音樂的奧地利人的深刻感情。海頓就不得不用這些人，不經過什麼訓練，甚至沒有排練就演出他的新交響樂。在他的一份合同上寫著，指揮必須「衣冠整潔，樸素大方」。「所有隊員必須穿一色服裝，梳小辮或用束髮帶」。他的15個《彌撒曲》對主教來說太「伊壁鳩魯」，（Epicurean，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伊壁鳩魯，這裡比喻為講究飲食愛好享樂的人。——譯者注）也許因為教會會長本人就太「伊壁鳩魯」；因此海頓不得不眼看這些作品被禁演。（林茨市的主教直到1907年還禁止這些作品） 社會地位的低下給莫扎特帶來了更大的痛苦，他的個性活潑歡快，但是也很敏感和受不了刺激。他是一個神童，世界各國都注意他，難免有點被寵壞了。到了20歲，他感到自己的絢麗的世界消失了。一個內閣大臣，伯爵阿科打了他，而莫扎特卻不能還手。25歲時，他跟隨薩爾茨堡的一個大主教來到維也納，這時他已經譜寫了一些好作品，可是他卻只能與僕人共餐。「老爺的兩個貼身男僕坐在桌子的主位上，我至少還可以坐在廚師的上首。」莫扎特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在他離開時，大主教把他罵得狗血淋頭，罵他是可惡的流氓、無賴，讓他等著拿錢，把他打發走。在他極度窮困潦倒的時候，他甚至想到史蒂凡大教堂去當一名風琴手，可是這也沒有成功。莫扎特臨死前的幾個星期，由於一個淺薄的貴族的厚顏無恥，這個人專門收買天才的作品，冒充自己的，而把莫扎特陷入十分悲慘的境地。這個匿名者為莫扎特帶來了輓歌，莫扎特預感到自己的死期已經不遠。臨死前一天，他的朋友在他家裡試奏他的作品，莫扎特自己演唱男高音部分，突然他失聲痛哭起來，掉轉身去。 貝多芬像 貝多芬（Beethoven，Ludwig von，1770—1827），作為音樂史上承前啟後的人物，他繼承了海頓和莫扎特的完全成熟的古典主義音樂形式。在他的推動下，音樂明確擺脫了啟蒙運動的風格，走向一種我們如今稱之為浪漫主義的不確定的未來風格。 貝多芬年輕的時候，在為科隆大主教演出時還必須穿宮廷制服。但後來他實在忍受不了有損他尊嚴的當眾侮辱。只要他稍有感覺，他就憤怒地寫信給他的資助人。一天，一個僕人擋住他去見魯道夫大公，據說，貝多芬把他一把推開，並說道：「我是貝多芬。」另一次，當一位大主教約請他為賽馬表演寫兩首進行曲時，貝多芬回信說：「你要求的賽馬音樂將在眾馬疾馳的馬蹄聲中聽到。」他處處希望自己的行為像一個君王那樣，實際上他確實也是。他喜歡談論「道德力量」。青年時與利希諾夫斯基親王生活在一起，家中有僕人及馬匹。他在當時是最偉大的鋼琴家，深受維也納人的崇拜，他們付出極昂貴的票價去出席他的音樂會，希望有幸他即興演奏一首新曲。如果不是他的耳疾，他很可能與他的崇拜者韓德爾一樣，享有極大的舞台聽眾。這個已為當代人所知道的貝多芬諱莫如深的秘密，對他來說是個很大的不利條件。 由於聽眾的音樂素養，七位音樂大師在維也納的生活要比在北部日耳曼地區好過得多。在斯圖加特宮廷音樂會上，有人玩紙牌。在德勒斯登宮廷里，一邊音樂家在演出最精湛的音樂節目，一邊國王夫婦正在晚餐，談笑風生。在不倫瑞克宮廷音樂會上，演出中嚴禁響音，以免打擾了公爵夫人的打牌。在卡塞爾，一個上了年紀的打擊樂師收到了雙倍的薪金，因為選帝侯喜歡坐在這位樂師上面的包廂里，隨便在這位樂師的禿腦頂上吐唾沫。 在這種社會氣氛下，七位音樂大師的天才只有通過宗教和世界主義才得以發展。宗教是一種傳統的形式，而世界主義則是先進的人們對待知識的態度。形式上，這七位大師已不必像腓特烈大帝那樣非用德語來表達不可了。他們的《彌撒曲》是用拉丁文寫成的，他們的歌劇是義大利文，格魯克的作品有時用法語，韓德爾的用英文；樂器的名稱和所有音樂術語都是義大利語，後期貝多芬引用了一些德語表達方式。只有歌曲是德文的，但是由於它被發現得較晚，七位大師中只有最後一位才開始採用，因此很快就被其他外國語湮沒了。尤為重要的是，音樂的語言是不需要文字的。 這與過去的傳統不同，音樂的藝術形式只是通過他們的作品才成為傳統。七位音樂大師的三個方面的偉大造詣，其中一個方面是現代歌劇，儘管經過很多的更改變化，仍然不失其淵源於義大利藝術形式的完美性。舒伯特發現歌曲，這無疑是發現美洲大陸；而德國傳統交響樂形式的發展，就好像一個在玩耍的男孩成長為一個英雄。德國人如果對世界沒有其他的貢獻，而只是產生了巴赫的賦格曲、海頓和莫扎特的室內樂，以及貝多芬的交響樂，那麼僅僅這些，就足夠償還德國人的劍所帶給世界的災難了。確實，這七位大師在國內都是以這種方式從事創作活動的。貝多芬的歌劇，韓德爾的交響樂，舒伯特的三重唱，就這樣，幾百年來的奇妙的藝術就形成了。當你後退到足夠遠的地方，洗耳聆聽這七位大師的作品時，你會感到，這些作品似乎出於一人之手，使你想起由一位父親及他的五個兒子共同完成的彼得·維切爾的聖·賽哈杜斯墓碑，它具有極大的完整性。 他們像來自一個大家庭的秘密在於一個事實，這就是他們是受同樣的思想精神培養出來的。如果我們把他們中間的最長者和最幼者作一比較，韓德爾的輝煌奪目，及舒伯特的抒情，抑或格魯克的三重空間的音樂和海頓的廣泛性，我們仍能發現，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比之他們中間任何一個同19世紀任何一位音樂大師的關係更加緊密得多。的確，其間有很多過渡人物，從舒伯特到韋伯，從格魯克到瓦格納，貝多芬自己就是所有這些過渡人物的最偉大者之一。那麼為什麼，從這七位大師的全部作品來看，這種特殊的親緣關係仍然如此牢固呢？這是因為，七位大師都性格內向。強烈的本能和簡樸的生活，使他們不可能出現單純的世界性感情，使他們永遠生活在個人感情的秘密王國里；即使內心的愛，也只會停留在感情的衝動，而不會變成冒險的行動。 巴赫是唯一有孩子繼承他事業的人，他的13個孩子，大多數在音樂上都很有造詣。他在自己家裡舉行音樂會，建立了德國家庭音樂。也是在這個圈子裡，他眼看自己的一個兒子發生了悲劇。其他六位音樂大師的孩子們，沒有一個在他們的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就此而言，他們也沒有重大的愛情或離婚事件可說。海頓和莫扎特的婚姻都很不幸，他們沒有享受到真正的愛情生活。韓德爾生活在倫敦，是歌劇院院長、大老爺，而格魯克終日奔忙於巴黎、羅馬、哥本哈根，出席音樂會，有很多奇遇，但他們的愛情生活給工作帶來的影響，並不比莫扎特的歡快的惡作劇給他的工作帶來的影響大。舒伯特和貝多芬則一生似乎沒有接近過女色。 舒伯特像 舒伯特（〔Schubert，Franz（Peter）〕，1797—1828），奧地利作曲家，最後一位偉大的古典主義作曲家。他的音樂主觀上是富於感情的浪漫主義風格，具有詩意的構思和革新的語言，然而在曲式上卻是按照古典主義的模式營造的，因此，在20世紀，人們越來越明確舒伯特是屬於海頓、貝多芬和莫扎特的時代，而不屬於舒曼、蕭邦、瓦格納那個時代。 這樣的生活保證了他們能潛心於音樂，因為創作和構思就把他們內心的靈感消耗殆盡，不比詩人和畫家還可以尋找模特兒。良好的健康狀況使其中的五位大師始終心情舒暢。的確，韓德爾和巴赫在他們的晚年喪失了視力，但是那個時候，他們的事業已基本完成。莫扎特的體質雖然較差，但是他的精力還是最後幾年的疾病而受到真正的損害。他的早逝具有玄奧的、合乎邏輯的原因，一似舒伯特、拉斐爾、喬幾歐內、（Giorgione，義大利畫家。——譯者注）拜倫，大自然在短暫的時間內，耗盡了他們內在罕見的才能，使他們只來得及表達出來，生命就終止了。舒伯特和莫扎特在幼年時即表現出來的非凡的才能，預示著他們只有短暫的藝術生命，其他五位大師，即使貝多芬在青年時藝術上均未達到過這樣的高度。 這樣的生活背景是令人吃驚的，特別是對於最能給人以美的享受的音樂家來說。節儉的生活，使他們事業上獲得了成功，他們不僅終日心緒穩定，而且在創作上獲得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一般來說，音樂家的工作要比詩人辛苦，而畫家和作曲家的作品要比大多數創作家豐富；但是這七位音樂大師的作品之多，幾乎數不勝數。舒伯特死時只有32歲，莫扎特只有35歲，可是作品的數量趕得上巴赫、韓德爾和海頓，可與多產畫家提香、魯本斯媲美。莫扎特在一年之內完成了《狄托》和《魔笛》，韓德爾用了三個星期寫出了《彌賽亞》，只有後來的義大利畫家羅西尼以及作曲家威爾第能與之並駕齊驅。 為了取得這樣豐碩的成果，可以想像，七位大師必須全神貫注，集中全部精力；對世俗的爭紛採取避而遠之的態度。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憂慮，要操心自己的生計與地位；擔心得罪賴以生活的貴族老爺；也必然會和指揮、出版商、代理人等發生摩擦，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因追名逐利而絞盡腦汁，費盡心機。政治對他們來說似乎不存在，周圍的一切紛爭都影響不了他們的創作。 他們大多深居簡出，在隱居里把自己幻想中看到的東西、聽到的聲音寫出來。他們的生活是如此平靜，因此他們的創作能發揮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使義大利的傳統音樂也大為遜色。他們同瓦格納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差別，從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到貝多芬的最後的大賦格，以及他們的最流行的和最深奧的作品，作一比較，後者互相之間幾乎沒有什麼距離。也就是說，從這些作品的微觀世界來說，都不存在淫穢、病態、含混、色情、頹廢等不健康的內容，而瓦格納後期的作品卻出現了這一傾向，而且如果我們把舒伯特比之泉水，把莫扎特比之林溪，格魯克猶如深邃的湖泊，韓德爾是瀑布，巴赫是河川，貝多芬是大海，那我們將驚奇地發現，所有這些代表大師們的水流是如此清澈，而且他們都是德國人，而德國人則是仰慕各種形式的浮誇的。 這七位大師中，有兩位是日耳曼民族，其他則是拉丁民族。有抱負的巴赫和貝多芬，也許可以被認為是哥德式的；來自南方的格魯克、莫扎特不喜歡他們。這兩個人後來在日耳曼民族中發展義大利歌劇，格魯克的是悲劇，莫扎特的是喜劇。如果有人希望在他們的作品中，找到反映南部風格的內容，最好的例子是格魯克《俄耳甫斯》中的芭蕾，或者是《費加羅的婚禮》中的「玫瑰詠嘆調」。這兩位大師的作品也許可以用德國的市政大廳來作比擬，這些大廳的下層還是羅馬式的拱門，而上部已經是哥德式的窗戶。和丟勒以及許多德國皇帝一樣，義大利的影響並沒有使格魯克和莫扎特失去他們固有的格調，朝聖羅馬，除了留下一些感傷的遊歷外，就再也沒有其他了。 法國人把莫扎特看成是他們的，而世界其他國家總的說，並不追究他的身世。的確，在他作品的一些章節里，有些是最傑出的片段，就像歌德在某些地方一樣，幾乎看不出是德國的作品。但是在《唐璜》一劇中，突然在你的面前又展開了如此陰鬱的景象和悲劇性的衝動，使你似乎又一次聽到了《浮士德》。這兩位德國音樂家的作品，比之其他五位大師更令人感到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來源於自己的民族，卻更高於自己的民族，超越民族特徵範圍。 七位大師中的最長者和最幼者，巴赫和舒伯特代表了德國人性格的兩個對立方面。巴赫把音樂和浮士德式的追究精神結合起來，而舒伯特則重幻想。巴赫似乎常常把他的臉轉向上帝，雖然他從未向上帝叩拜過，但他是虔誠和富於男子氣的；他的《彌撒曲》是用拉丁文寫成的，而他的聖樂則適用於所有的宗教。他寬宏而又活躍，不愧為普羅米修斯之子；他信賴自己，同時又依靠上帝得到安寧。還沒有哪一位詩人像巴赫那樣，把自由人的關係如此緊密地與上帝結合起來，他永遠崇拜上帝，同時又不斷地表白自己。因此，他的宗教音樂與聖人、隱士的關係不大，而永遠是一種創造。它升起，降落，盛衰榮枯，周而復始，這種力量，使他在七位大師中鶴立雞群，使他在波濤般的生活面前始終能心平氣和，獨善其身。 也許有人會說，舒伯特和巴赫剛好是兩個氣質相反的人，舒伯特所具有的，巴赫沒有；巴赫擁有的，舒伯特沒有。這裡流著的是永不中斷的旋律，無論從人間上升到天堂，還是從天堂下降到人間，都毫不費力。他是一個真正的音樂天使的兒子，一位天上來客，喬裝打扮成一個游吟詩人，漫遊在人間的大地上。他隨著舞蹈敲擊拍子，吹奏音樂，混跡在小酒店農民中間。瓦爾特·馮·德爾·福格威特似乎又在他身上出現。但是突然，不知不覺的，他身上的聖血起作用了，使他不斷地升高，升高；他的調子變得更加清脆透明了，他突然來到野地里，音樂轉化為不可思議的歡快的瀑布，這是由他改寫的一首淳樸的奧地利民歌。舒伯特的一切都離不開流水，大自然；他似乎永遠與小妖怪、水精靈生活在一起，而獵手和巫士也緊隨在他們的身邊。巴赫的音樂起源於數學之鄉，掌握著與克卜勒天體音樂之間的秘密聯繫。而舒伯特的音樂則似乎始終來自樹林、泉水、湖泊、島嶼、柳絲的竊竊私語和沙沙作聲。巴赫從上天降到人間；舒伯特從人間上升到天上。他們兩者的精華代表了德國人的性格。人們把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中的每一曲比作丟勒的《綠色的激情》，這是對巴赫的德國人靈魂的最好評價。相反，人們只要聽聽由古諾用法國「旋律」加譜的，假冒的第一前奏曲，就能得出相反的結論。 用歌德的話來說，弱點和長處，黑暗與光明來自同一種力量，同一個根源。一個民族也是如此，在社會生活中，由於德國人的性格，它一方面向黑暗和混亂髮展，直到它的國家政權成為世界的罪人；另一方面，從個人來說，它又使德國人發展到如此成功的高度，以至全世界一而再再而三地驚嘆他們的成功。在這七位大師身上，體現了德國人在擺脫了夢想統治世界的絆羈，以及超越了世俗紛爭的繁瑣之後，他們的創造能力是發展到如何爐火純青，盡善盡美的地步。當在你的耳際響起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或者當你聆聽著《唐璜》前奏曲，格魯克《奧菲歐與尤麗狄茜》沁人心脾的音律，巴赫《b小調彌撒曲》的聖樂，韓德爾的《哈利路亞》，海頓的《第一三重奏》，舒伯特的最後的《五重奏》時，你會覺得：這是德國人要向世界說的話。 萊布尼茨登場——康德登場——康德為國家的擔心——荷爾德林對德國人的看法——赫爾德和萊辛論德國人 在這同一世紀內，德國的殘酷統治又一次達到了中世紀式的登峰造極的地步。就在整個西方，包括義大利及北歐國家，在政治上淨化自己，必要時也偶爾出現些暴力行動的同時，德國卻繼續沉溺於施行極刑的嗜好中。德國的雕刻和版畫表明，統治者是如何興致勃勃地觀看這種場面的。遲至1760年，在巴伐利亞，不僅漂亮的女人，甚至女孩子也被當做女巫處死。已經是1813年了，女人還被綁在恥辱柱子上燒死；1838年在柏林公園廣場，一個男人被刑車肢裂，一百年以後，這種事情在希特勒集中營再次發生。哲學家克里斯欽·沃爾夫虎口餘生，險些逃不出普魯士國王的魔掌。也就是這位國王把「不聽話的，敢於反抗的女孩子」投入牢房；與此同時，他把佐林根的盔甲作為禮物送給俄國沙皇。1682年，現代織機的發明者摩爾，因據說施展妖術而被處死。1707年法國人巴賓發明的腳踏蒸汽機被富爾達的漁民打得粉碎，因為據說這是魔鬼在造孽。第一個發明電機和空氣泵的馬格德堡市長傑利克總算設法逃離了德國。 1700年左右，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如萊比錫的托馬休斯等，也與逐漸壯大的「虔信派」一樣，起來反對過德國的殘酷統治，不過後者為了衛護異教孔子的學說，也反對哲學家沃爾夫。起初，「虔信派」組織了一個中心，試圖把德國人從他們本能的野蠻中喚醒；提出用德文而不用法文書寫；提倡喝咖啡和茶，而不喝啤酒；認為啤酒使德國人變得遲鈍；他們出雜誌，寫文章，取得了一些成績，也遭到過失敗。如果他們後來不轉而也反對啟蒙運動，也許他們的行動和組織不會被戴上假虔誠的帽子。 他們中間最突出的是萊布尼茨（1646—1716）。萊布尼茨是波蘭人的後裔，是第一個德國的歐洲人。他敢於繼伊拉斯謨二百年之後，稱自己為世界公民。人們只有在把他的頭腦與他偉大的同時代人斯賓諾莎（Spinoza，1632—1677，荷蘭哲學家。——譯者注）的頭腦作一比較時，才能牢牢地抓住這位可愛的哲人的性格。兩個人都有一個狹長的腦袋，眉骨很高，臉色蒼白。但是，人們從斯賓諾莎深邃的雙眼和有力的弓眉中感到的，他是一個哥特貴族；而萊布尼茨則有一張寬闊的大嘴，厚實的鼻子，一對隔得很開的眼睛，人們一看到他，就會覺得這個人可以做你的朋友。他好動。從年齡來判斷，人們更會把他當成一個改革家，而不是哲學家。 萊布尼茨具有火一般的熱情。與伊拉斯謨、路德、歌德一樣，是溝通德國統治階級與知識分子的最偉大的架橋者之一；他與普芬道爾夫一起，可能是唯一能夠影響朝廷的德國人。柏林、漢諾威、聖彼得堡等地科學院的建立，都與他具有高瞻遠矚的眼光分不開。他給彼得大帝寫信道：「我並不僅僅關心我自己的祖國或任何其他一個國家，我的目標是造福於全人類。」他這段話是用法文或拉丁文寫的，文體高貴優雅。但平日他卻竭力主張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識，並為之奮鬥終生。他充分了解德國人性格中的務實性，他們不容易接受想像的、虛的學問，他說服親王們修建運河和開礦。他專程去見路易十四，向他宣傳蘇伊士運河的重要性，他和沙皇討論奴隸制問題，建議科學家研究手勢語言。的確，他充分表明了歐洲必須形成一個聯盟的思想。他希望用自己的哲學思想重建世界，在這方面，他的影響超過歌德。 康德（1724—1804），他的父親是個馬鞍工。他是萊布尼茨的繼承人，特別在和平主義思想方面。他在「關於永久和平」的論文中，提出裁軍和仲裁思想，並向世界證明，在德國始終存在著厭惡戰爭，鄙視權勢的人民。但是即使康德是位預言家，他仍然不過是位隱居的學者。直到60歲，他沒有離開過他的出生地，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德國知識分子不受關注的最好證明。誠然，新的亞歷山大可能會發現這位提奧奇尼斯；（Diogenes，前412—前323，住在桶中白晝點燈尋找正人君子的古希臘哲學家。——譯者注）但是沒有人這麼做，腓特烈大帝也沒注意到過他。 但是當他用自己特殊的頭腦，縝密的思維，重新思考了上帝和世界之後，他決定把自己的信念隱藏起來。在大戰中，他起先支持普魯士。當俄國軍隊打到柯尼斯堡時，轉而支持女沙皇，後來又轉過來支持普魯士。「我確實想得很多」，他寫信給摩西·門德爾森（Moses Mendelsson，1729—1786，德國哲學家。——譯者注）說，「我心中十分清楚，有些事情我將永遠沒有勇氣說出來。但是我對我尚未思考過的問題，我將永遠不會去說它。」在對國家的事情毫無地位的情況下，他居然寫出一份裁軍計劃。這位潔瑕無疵的倫理哲學家，聲稱他將終生支持「偉大的法國革命」。他說，「所有一切現在正在法國發生的殘殺，比起將要繼續實行法國以前的獨裁統治來，都無足輕重。雅各賓正在乾的一些事情都十分正確。請不要對我胡說什麼民族的驕傲，我情願承認別的國家比我們幹得好」。 可惜他從來沒有公開講過這些話。這些話都是他同他的學生談天時，由學生們記錄下來的。有些他寫在後來找到的零散的紙上。「所謂國家，就是由人民統治自己……專制政體對人類沒有好處，即使對它本國也沒有好處，它只能給予一個國家表面上的顯赫。」一次，康德對宗教提出某些批評，普魯士國王便寫了一張侮辱性的條子給他，威脅他不得重犯，否則將是「逆上」。康德回了一張條子給他，上面寫道：「拋棄自己內心的信念或公開承認錯誤，這是很不光彩的。對目前這種情況做臣民的只好保持沉默。如果一個人所說的每件事都很正確，這並不意味著他有意要公開聲明這一切。」 這就是一位偉大的德國學者在1794年，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下來的話，這已經是離他所敬仰的大革命很久以後的事了，這張紙條在他活著的時候，沒有人看見過。這不僅是一個臣民對君主的沉默的回答，而且也是為了把君主禁止做的一些事情隱藏起來，這對年輕人是很危險的。他對當時就在鼻子下面發生的肢解波蘭的事件也沒有發表任何公開聲明。又是第二個路德，不過，就其後果來說，要輕得多；而且對於康德來說，還有一個高度道德行為標準問題。 因為道德問題正是康德所呼籲的。他希望行動符合道德標準，這樣做不僅出於個人的愛好，而且認為應該是一種義務；康德希望消滅專制主義、虔信主義和原始風尚，以此構想他的世界藍圖，但他不希望人們公開反對，就如某些偉大的物理學家，他們發明和創造新的理論，但從不關心這些理論如何用於服務於人類的實踐。但如果我們全面考慮一下，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即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一位在數年之內，就很多重要的倫理問題提出了自己劃時代的見解，因而引起了半個世界注意的哲學家，他的理論在當時是否行得通。與萊布尼茨不同，他對自己的榮譽看得很冷淡，他不能為貝多芬和歌德的光芒增輝。相反，他隱藏在不斷流動的星雲之中，以自己不朽的宇宙起源學說，確定了關於太陽和行星的理論。 萊辛與《拉奧孔》 萊辛，早年就對一切宗教沒有好感。在胡登之後，他是德國詩人中第二個偉大的新聞工作者。他自由地追蹤每天發生的大事，充分表達自己的世界公民的思想，創造了著名的名言「愛國主義是英雄式的弱點」，僅這一句話，就足以使他在德國，也許不止在德國，遭人憎恨。對於萊辛來說，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矛盾發展到了悲劇的程度。因為他在聲稱自己是法國思想家狄德羅的弟子的同時，又稱自己為伏爾泰主義的世界公民。 作為一個美學家，他反對法國浮華誇張的戲劇。他創作了與圖片中公元前1世紀雕像《拉奧孔》同名的討論美學的論著。該書首次發表於1766年，全名為《拉奧孔，或論繪畫與詩歌的界限》。希臘雕像描繪了拉奧孔及其雙生子與大蟒蛇激烈搏鬥時極度痛苦的死亡，為萊辛提供了批評一般美學理論的參照點。 萊布尼茨肖像 萊布尼茨（Leibniz，Gottfried Wilhelm，1646—1716），德國哲學家、數學家、歷史學家、外交家，17世紀為啟蒙運動奉獻三大理性主義體系之一的創始人。萊布尼茨具有火一般的熱情，與伊拉斯謨、路德、歌德一樣，是溝通德國統治階級與知識分子的最偉大的架橋者之一。柏林、漢諾威、聖彼得堡等地科學院的建立，都與他具有高瞻遠矚的眼光分不開。他平日竭力主張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識，並為之奮鬥終生。 康德像 康德（1724—1804），出身於一個馬鞍工家庭。他是萊布尼茨的繼承人，特別在和平主義思想方面。他在「關於永久和平」的論文中，提出裁軍和仲裁思想，並向世界證明，在德國始終存在著厭惡戰爭，鄙視權勢的人民。 與他同期，還有五位偉大的德國學者——萊辛、克洛卜施托克、赫爾德、維蘭德和荷爾德林。他們或多或少都有些康德式的。 在國家與精神問題上，這五位作家走得更遠，反應更強烈。他們公開地像一個世界公民般地生活。對於已經取得自由的外部世界來說，他們的祖國只有奴性和專制主義，他們鄙棄它，他們都是法國大革命的朋友。萊辛雖然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但他通過自己的作品歌頌了它。 荷爾德林在自己的一篇最重要著作《許佩里翁》（Hyperion）中，是這樣來描寫德國人的性格的，有人竟敢抄錄了下述幾段： 昔日的野蠻人，通過努力工作、專門技術，甚至宗教，變得更加蠻橫了，他們完全不能理解神聖的感情和生活的美好方面，他們的誇張、奴性、愚蠢，和像破罐碎瓦似的四分五裂，令人生厭…… 這是一個很刺耳的字眼，但我還必須說出來，因為這是真理：我覺得再也沒有比德國人更四分五裂的了。他們有工匠，但沒有真正的人；有思想家，但沒有真正的人；有神甫，但沒有真正的人；有主人和僕人，年輕人和穩重的成人，但沒有真正的人…… 你們德國人喜歡死盯著一件需要做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花這麼多的時間磨蹭著幹活兒，而很少有空閒和輕鬆。但如果不是他們缺少美好生活的全部感情，和把被上帝遺棄和違背人道的詛咒強加給別人，那麼，很可能這一切也都在所不顧了…… 克洛卜施托克從普魯士逃到了丹麥，但在他60歲的時候，他公開對德國的暴政表示不滿，並惋惜第一個升起自由旗幟的，不是德國人。在法蘭西共和國授予他「榮譽公民」後，他感到德國的親王和貴族拋棄了他，於是就依靠仰慕他的丹麥國王生活，後者給了他一筆終身用費。維蘭德也寫了大量歌頌法國大革命的作品，並且在大革命前就曾表示，他不惜付出一切代價，不願生活在腓特烈的大棒之下。但是，他們仍然被認為是德國人中間的伏爾泰主義者。 維蘭德認為「唯一能使他免於感到出生在德國的不幸的」是他的文學。只有一次他是用高興的語言說到過普魯士，這是在另一封信中。他說道：「維也納應該屬於德國，就像巴黎屬於法蘭西一樣，而我們大家應該住在維也納。這將是多麼好的一件事啊！」 赫爾德是東普魯士一個教會執事的兒子。在一個俄國軍官的幫助下，他逃脫了他的校長及部長的鞭責。這個俄國軍官在戰爭期間曾帶過他。臨走前，赫爾德被迫發誓，在達到服役年齡時，一定回普魯士來。然而，他卻定做了一枚鑽石戒指，上面畫著一隻飛出了籠子的鳥。「七年戰爭」後，他把腓特烈大帝與古希臘國王皮拉斯作了一個比較說：「腓特烈和伏爾泰的哲學都擴散了，但是對世界的受害程度來說，腓特烈的命令比他的教條更有害。」 萊辛與克洛卜施托克一樣，是在薩克森學校里受的教育。他是一個手工匠的兒子。他早年就對一切宗教沒有好感。在胡登之後，他是德國詩人中第二個偉大的新聞工作者。他可以自由地追蹤每天發生的大事，因為他不同於康德或赫爾德，有著教授的職位或傳教士的講台追著他回去，因此他能充分表現自己的世界公民的思想，創造了著名的名言「愛國主義是英雄式的弱點」，僅這一句話，就足以使他在德國，也許不止在德國，遭人憎恨。對於萊辛來說，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矛盾發展到了悲劇的程度；因為他在聲稱自己是法國思想家狄德羅的弟子的同時，又稱自己為伏爾泰主義的世界公民，作為一個美學家，他反對法國浮華誇張的戲劇。他猛烈抨擊「該死的普魯士軍艦」說，一個神經健康的人是不可能在柏林這樣的城市生活的；同時他又在一個喜劇中讚揚德國知識界的精神，在這個戲中，他把腓特烈大帝時期的一個軍官描繪為一個英雄，而劇中的惡棍則是法國人。他攻擊褊狹的德國暴君的劇本只能拿到義大利去上演，他認為義大利是最值得崇拜的藝術之鄉。他和猶太人相處得很好，他在《智者納旦》一劇中為他的朋友摩西·門德爾森描繪了一幅肖像，這個劇希望世世代代德國人學會寬容。學校和劇院都能自由地宣傳這種精神，因為18世紀的劇院，是具有啟蒙思想的普通公民唯一能夠表達自己思想的地方。 席勒問世——席勒的國際主義——沉思者和學者——流星 席勒（1759—1805），無論在聲望和天資方面，都居於五位詩人之上。他的激情可能沒有萊辛強烈，但他在戲劇方面的天才，卻大大超過後者。他的作品影響十分廣泛。他是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劇作家。在這方面甚至歌德也不能與他比擬。時至今日，他在德國舞台上只有一個勁敵，這就是莎士比亞。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他的作品上演率最高，發行量最大，深受德國讀者的歡迎。他在群眾中的聲望，挽救了因他的思想而引起的鬥爭。席勒創作上的光輝成就，在他的個人生活中早有預兆。 席勒的青少年是在「操練」和「奴隸制莊園」的恐怖氣氛中度過的，因為他的父親是符騰堡部隊中的一名軍醫。他就讀的學校由公爵直接領導。因此，他對專制主義有切身的體會，反抗性比其他五位詩人更為強烈。那位人們稱之為「老英雄」的公爵，席勒一直為他服務到20歲。這位公爵並不比奴隸販子好多少。席勒18歲時，寫了一個劇本《強盜》，他偷偷地念給同班同學聽，在學校里引起了轟動，因而不得不逃跑。在這部作品終於印刷成書後，他在扉頁上題詞「在暴君統治下」！這樣，席勒的第一部作品與胡登的最後一部作品一樣，題有共同的箴言。這部作品與其說是一部天才之作，不如說是一部幼稚的坦白，作者洶湧澎湃而又尚嫌混亂的思想，能不能得到很好的疏泄？如果席勒停留在這一步上，則他將與很多也具有十分天才的年輕人一樣，虛度終身而毫無成果。 這是他平生的第一個危機。當時，席勒對愛情對生活懂得很少；而且以後在這方面也沒有多少長進。他經歷了兩件性質不同的，得以疏泄他思想感情的事件。同很多天才人物一樣，這個危機因一名婦女而得救了。在他快滿三十歲時，席勒成了耶拿的歷史學教授，在耶拿，席勒再一次顯示了自己巨大的創造天才。但同時，這位花了十年工夫撰寫第一部涉及社會內容劇本的革命青年，在遠離法國之外，看到了巴黎的恐怖，而開明的魏瑪公爵，此時答應給他200泰勒作為薪水，並給他充分的自由，他可以寫或做任何自己高興做的事。在他突然獲得了充分自由的時刻，他遇見了康德。康德的道德觀念同他的美學一樣，給了席勒強烈的震動。當席勒讀到藝術處於自由與天然之間時，他感到這些話就是為他而寫的。 席勒像 席勒的作品，尤其是戲劇作品，成為德國自由文學傳統的一部分，每部作品都以獨特的方式考察了自由與責任、發揮影響力與被動接受、傳統型與超凡魅力型統治之間的張力，其語言反映出席勒調和兩個極端的願望。他的最後一部劇本《威廉·退爾》最充分體現出上述特徵。 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在歌德故居北邊，步行只需五六分鐘時間。1802年，席勒買下這幢三層小樓，和他的妻子以及四個孩子在這裡一直生活到1805年他去世。在1826年他的妻子也去世後，這幢房子被出售，二十年之後，1847年魏瑪市政府買下這幢房子，並且開放席勒書房，之後又開放了閣樓的全部房間，以此來紀念席勒。故居的其餘部分被作為德國席勒文化交流的場所，也作為歌德文化交流場所。 這時，席勒患著肺病，禁止參加一切過分緊張的活動，但卻使他縱情色慾，從他的作品缺乏使人信服的女主角來判斷，他在這方面的生活想必是很貧瘠和空虛的。與此同時，他那專橫的性格，他對美的愛，以及一切討好奉承的語言，使他得意忘形，自命不凡。雖然他仍然很窮，不得不尋求丹麥國王的資助，後者曾在一封信中，答應給他薪俸，但有時，席勒同時與三個婦女同居，她們要求馬車、用人、應酬，開支驚人。席勒酷愛寫詩，但他終於毅然改變這種生活，安靜下來潛心學習。席勒始終未向任何一位親王做過妥協，但他後來轉而對革命不滿，與康德、路德不同的是，他公開說出自己內心的思想。 這個中間立場，有助於詩人的創作。這個立場也為後來的德國人採納，用來對待布爾什維克主義。即使在他最成熟的作品中，席勒也從不失去青年人的勇猛和同情心。可是，一般人隨著哲學觀點的成熟而出現的軟弱性，他卻在三十幾歲就出現了。但是他始終是一個世界公民。這方面最有力的證明是他那八部歷史劇。其中七部寫的是外國，只有一部是寫德國的——《華倫斯坦》；即使《威廉·退爾》也不能確切地認為是德國人。席勒的一切教導浸透著寬容精神，反對極權主義，頌揚國際主義，希望人類能兄弟般地和睦相處。這位德國最著名的詩人，即使在他看到「帝國」被分得四分五裂和拿破崙對德國取得了第一次勝利，他也不十分激動，因為他感到德國的使命不在於統治階級，不在於普魯士，而在於康德、貝多芬——也可能在於他自己。 席勒的驕傲的舉止，他的視群眾為陌路人，以及他作品的缺乏群眾性，這一切都使他有時看起來像個朝廷命官；德·斯坦爾夫人發現，官服穿在他身上，比穿在歌德身上更令人悅目。他不斷得到魏瑪君主給予他的貴族特權，並被授為法蘭西共和國名譽公民。他一生所寫的作品，始終保持對自己的真實，其中包括自己改變了的觀點，年輕時期火一般熾烈的雅各賓觀點，逐漸轉變為蒼白的詩人哲學家，這一變化遠比路德當年所出現的同樣變化，其有機性更為深刻。席勒生前最後幾年，內心經歷著劇烈的波動，他為他的同時代人提供了一個身陷激烈紛爭而又能一次又一次戰勝致命疾病，繼續努力不倦工作的英雄形象。在這一切考驗中，這位天才人物學會了如何去忍受最難以忍受的事：同自己身邊一個偉大人物相處。 席勒早年的一些書信透露，他一度憎恨歌德。然而這種憎恨後來轉變為友誼，正如他由勇猛好鬥轉變為心平氣和智者的態度一樣，這種變化隱藏著一種悲劇，一種特殊的席勒悲劇，它鮮為德國人所知。假如這種事件發生在德國皇帝身上，它將被一個陳腐的傳奇故事所排擠，而歌德為了把席勒的長處表現出來，卻把這個傳奇故事編得合情合理，人人都能接受。今天這兩位詩人並排地躺在地下，他們的青銅棺材挨得如此之近，甚至插不進一隻手去。從他們的友誼中，歌德得到的好處已顯而易見；而席勒，無論在他生前或死後，所得的好處是難以估測的。 兩顆偉大的頭腦以極佳的形式結合在一起了，沿著這種形式，德國人的性格不斷發展：沉思者和空想家，玄學家，冷靜的學者和戲劇思想家，熱情奔放的創作者，不斷地結合。席勒做什麼事都憑一股熱情，他在把德國人的能量與幻想融化在一起，使之產生更大的力量。他更具有代表性，更高於歌德。的確，兩個人比較起來，作為德國人，席勒更具典型性。德國人也本能地感覺到這一點，因此席勒成了他們最喜愛的詩人。席勒生活在德國人的心坎兒里，他是德國人自由的代表，因為德國人心目中的自由，就是一座自由的文藝女神。他們夢想她，猶如一個窮人，一天夜裡，突然夢見自己與心愛的姑娘手攜手地在一個富人絢麗無比的花園裡漫步，不遠處有一道籬笆攔住了他，突然，一道大門打開了，他趕快逃之夭夭。歌德是不會給人以這種遐想的，他從來不能在不談自我的情況下談理想。席勒給人的感覺雖然比較抽象，但給人們帶來無限美好的憧憬，這種美好的憧憬，人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希望，去遐想。因此，席勒離人們的思想感情更近，他不斷地給予人們一些他們還沒有的東西，這些東西有時他們甚至想都沒有想過。 「德意志帝國和德意志民族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席勒寫道。「大多數德國人從來不信賴他們的統治者，他們遠離政治，有自己的價值觀；即使皇帝垮台了，德國人的尊嚴也不會受損害。進一步說，假如政治結構動搖了，精神思想只會越來越堅定和美好。」一位法國偉人後來充分肯定了德國在這個時期的作為。「能夠發現普遍的思想，這是德國知識分子的能力。」泰恩（Taine，1828—1893，法國歷史學家及批評家。—譯者注）寫道；「德國人在1780年到1830年提出了我們時代的思想。沒有一個國家或任何一個時期，能出現像德國人把思想發展到如此高度的能力。」 從康德、赫爾德到席勒、歌德，他們的思想是對七位音樂大師（這位法國人甚至沒有提到他們）的補充，這個時期，德國天才在世界上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歌德和席勒，莫扎特和貝多芬，在21年中先後出生。類似天文學家的流星曳光，有時能預測未來，雖然幾乎沒有哪一個天文學家記錄下來過類似的現象。 我們馬上就要觸及德國人中的最崇高的人物了。 德國之巔峰——新的語言——歌德對自然的信念——歌德的內心鬥爭——從政——關於美洲——世界主義——歌德論德國人——德國人的臉譜——歌德與婦女——歌德的作品難為人知——不安靜的德國人 歌德（1749—1832）是德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人物，即使全世界，也只有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義大利畫家、雕刻家、建築家及工程師。——譯者注）堪與之相比。他的精神氣質方面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地中海的彼岸，柏拉圖和阿基米德信步漫遊過的地方；這一家族在衍殖過程中，一定在母系方面發生過問題，以致把世界上離奇和邪惡的德國人的血液帶入這一家族來。 英國曾經誕生了偉大的劇作家；法國在更大的範圍內出現過兩或三名哲學家；至於德國人自己，至少莫扎特的和諧情感，在歌德身上有所體現，雖然這只是在他的晚年而且分量很輕。 在他的一生中，為什麼沒有固定的追求？他花在創作上的時間並不多，倒情願通過創作來發展自身，不管自己的作品是否完美，也不管能否為別人所理解。他一會兒研究自然，一會兒從事政治；一會兒對哲學感興趣，一會兒又熱衷於工藝；一會兒崇尚思想，一會兒又投身於行動，飄忽不定，周而復始。他與達·芬奇相同的地方是，什麼事情都希望親手嘗試，無止境地追求新知識，因此，他涉足的領域幾乎與達·芬奇一樣多。但是，與達·芬奇不同，他不滿足於只在自己的日記里有一些摘記，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從事多部門活動，從無止境。隨著年齡的增長，熱情越來越高，他自己也估計不到，他能活到如此高齡。歌德從來也沒有期待過這樣的希望，即希望自己的生活屬於藝術，但事實卻使他達到了這一目的。 如果世界最終認為他是一位詩人，達·芬奇是一位畫家，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因為他們兩個人都使藝術的一個部門得到了完美的發展，並流傳後代。但是，如果只是他們的繪畫、詩歌、小說和劇本被留存下來，他們也不可能像今天那樣飲譽天下。他們之所以如此受到讚美，是因為他們是屬於全世界的，是因為他們除了有特殊的藝術天才外，還是預言家和聖賢。 亞里士多德、培根、孟德斯鳩、伊拉斯謨都是世界性的人物，但他們缺乏把某一種藝術使之盡善盡美的特殊天才，而這正是可以解釋歌德和達·芬奇為什麼在其他方面不能達到如此完美的原因。能為他們的世界性提供一個例子的作品是沒有的，一幅簡單的畫，一首三十幾行字的詩，他們的一切，似乎通過非凡的天才，表現得栩栩如生。但達·芬奇和歌德的有形的藝術天才，是同無限的探索與實踐結合在一起的。 這裡又一次表現了，歌德希望在各個方面不斷追求，擴大，為他那無止境的抱負，使任何一門他追求的學問不斷向更高層發展，直到最後能以完美的形式向後人流傳他的經驗和體會的事實。在他的詩作里，他向世界表現了他的聰明才智，在這方面，即使康德、亞里士多德也不能完全與之匹敵，後者的才智必須通過別人的解釋；而歌德的律詩，如《浮士德》，人們可以成句的摘引，但卻很難轉譯。 在這方面歌德自己必須首先創造一種表現方法，猶如達·芬奇不斷地用顏料做試驗一樣。歌德在萊比錫當學生時，受當時的影響，也以德國的風格——一種可以與百合音合拍的陳腐的格律進行創作。只是後來，他21歲在斯特拉斯堡，在真正為自己的激情所衝動時，歌德就幾乎在夜裡就開始用一種能充分表達內容的新德語寫作，他寫了十幾首不朽的詩作，幾年以後，還用它寫了《浮士德》和《少年維特的煩惱》的第一場，同時還寫散文和詩歌。這是繼路德三百年後和瓦爾特·馮·德爾·福格威特六百年後，德國語言得到的第三次發展。三位大師在以拉丁文或法語為藝術形式，使德語更自然和生動方面都有所突破，歌德同他的前人路德一樣，用他年輕的雙臂，力搏急流險灘，不論深邃細流，還是奔騰大川，他都逆流而上，不斷奮勇前進。 路德的動力來自人民，歌德的動力則來自大自然。他不十分關注人民，也不去注意各階層人民的性格特徵，在這方面莎士比亞要比他強得多。歌德描繪人物著重人物本身，與荷爾拜因一樣，他不用環境來烘托人物。他與學院派強調背景，解釋性格的做法毫無共同之處。但歌德同時十分重視學校教育，他的一些相當現代化的主張，仍為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所接受。但歌德不太涉及社會問題，因為他相信自然的力量要比社會的力量強得多。正如他對待自己一樣，他希望多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儘可能地使自己的天資才能發展到最高水平，因此他對待他的人物也儘可能地保持他的內在的本質。每個人的內心都有持久的信念，都有積極因素，不斷地加強他們內心的這種力量，這種孜孜不倦的努力，使歌德生活得很充實，使他永遠感到有生命力。 歌德像 歌德，德國小說家、詩人、劇作家、自然科學家、政治家，德國最偉大的作家，迄今為止最多才多藝的知識分子之一。 歌德故居會客室 和這信念抗衡的是他內心情感上邪惡的慾念。他承認並認識到這些慾念的力量，只是在它們危及他整個生活結構時，他起而與之鬥爭，他給他年輕時期的一個朋友寫道：「你的一切思想並不能使我離開真實，就像大自然一樣，有好的，也有壞的。」不久，他就寫下以下這樣的詩句： 兩種不同的聲音在呼喚， 一個減弱，一個增強。 一個被壓下去，另一個就升起來， 強纏著你，使你網陷。 感謝上帝，他把你壓下去， 感謝上帝，他又使你復活。 因而，歌德從不像萊布尼茨那樣樂觀，後者認為這個世界是一切可能出現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了。在他一生中，他從未有過一次感到自己是上帝的寵兒，或是半神半人的人物。是德國人錯誤地把他描述為年輕的阿波羅和年老的奧林匹斯山神，實際上，歌德年輕時也為情慾所驅。他在這方面的性格更接近貝多芬，而不同於莫扎特。 在他年輕的所謂「風華正茂」時期，一切有天才的年輕人常常以泰坦自居，鋒芒畢露，狂妄不羈，歌德一度也追逐時尚。但是正如偉大的革命家或軍人，時刻銘記著自己使命在身，即使青年時期，也總和自己的同伴們保持一段距離，歌德在二十五六歲時，就頭腦比較清醒，認識到自譽泰坦的危險。當時他是五六個才華出眾的青年人之一。後來唯獨歌德脫穎而出，居眾之上，這完全是靠他自己的努力。沒有任何其他一個有創造性的藝術家，在依靠自我奮鬥，而不僅僅依靠天資聰穎方面，能比得上歌德的。歌德的升起，部分是由於他的天賦，更主要的是他的責任感。在這方面，他也許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典型的新教徒；至於其他方面，他又與新教徒毫無關係。 歌德關於每個人身上都有兩種衝動力的信念，逐漸成為他一生內心始終有兩種聲音的對話，他把這一對話寫進他的主要作品裡。這就是為什麼，他的作品從來不只是一個主角，而總是兩個，兩個互相對立著的角色，彼此具有戰勝對方的獨到之處。當這段對話出自一對婦女時，它變得格外尖銳，歌德對婦女性格的理解，比任何一個德國人更深刻。他對激情有親身的體會，並對其進行分析，而席勒更多的是受思想的支配。歌德一切從自然和經驗出發，反對形上學；他也用這種方法來研究婦女的心理，就像他研究植物、動物和礦物一樣。他對性慾感情的分析，要比現代心理學家高明得多。 作為一個詩人，他總是通過寫作來求得自己內心鬥爭的平衡。他像水手那樣，一次又一次地，頑強地去通過那些眾所周知的暗礁，以親身經歷其艱險。因此歌德最懂得男人的欲望，從生理上給予正確的解釋和給予應有的地位。他內心的這種鬥爭，通過浮士德的獨白和浮士德同靡菲斯特的對白為世人所周知。正是這部《浮士德》表明了歌德是如何對待人類內心的鬥爭的，他絕不同意理性可以輕易地使人戰勝邪惡。發生在浮士德靈魂深處的上帝，同撒旦的這場賭博——歌德取自古代的民間傳說，實際上並沒有解決；只是在最後一刻，通過天使設下的陷阱，才使浮士德處於有利的地位。浮士德通過天使的話證明了自己的權利：「只有通過自己艱苦努力的人，我們才考慮給他補償。」 當這部著作最後達到圓滿結束時，歌德已在自己的人生歷程上走了80年了。但是，他還時常沉浸在年輕時期的感情里。上了年紀的歌德，就像一座火山，火星似乎快熄滅了，突然又噴出新的火漿來。因此，只有參考了歌德每部著作的寫作年代，才能理解他的作品。他的全部作品猶如一部偉大的日記。與浮士德一樣，他像著了魔似的，受好奇心的驅使，希望從各個方面去看世界。因此，年輕時，他什麼事都希望試一試。把德國的歷史區分為兩個很不平衡部分的思想與行動之間的衝突，在歌德一生中，達到了最高峰。他進行了很多嘗試，希望政權與思想之間的矛盾得到和解，但他完全失敗了。 《維特》（指《少年維特之煩惱》。——編者注）出版了，年輕的詩人突然名噪一時，魏瑪公爵召他去宮廷，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一位聰明的年輕的德國親王，居然承認一個普通的詩人的天才，並且在新思想的影響下，在大革命的前夕，決定走新的路子；也許他還希望在自己小小的領地內，取得人民的信任，這恐怕是他召見歌德的動機。歌德有自己的信念，他並不計較在什麼樣的國家工作。他只希望得到一塊石頭，在這上面他將雕琢出自己的思想。他是法蘭克福一個普通公民的兒子，他的父親並不富裕，但卻對兒子的教育花了很大的心血。他生活在赫爾德、克洛卜施托克、萊辛的時代，他們的革命思想經常觸動他的心弦，他自己當時又年輕，充滿狂熱和無政府主義思想，這一切，出身環境和性格，使他敵視一切特權，很自然地為人民具有不可剝奪的權利的思想所吸引。 當時他27歲，突然從一個尚無基礎的作家和律師投身於一個小公國的國家事務中去，擔任大臣，滿懷改革信心。由於大臣和國王都很年輕，特別是這位公爵對於國家大事遠遠不如對於女人和享樂那麼感興趣，因此開始時一切都很順利。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阻力，他們兩個人都受到容克地主和其他希望分享權力的人的攻擊。不久連這位公爵也站到反對歌德那一邊去了，因為他反對公爵揮霍浪費，甚至限制他毀壞農民莊稼的獵射野豬的活動。 可以想像，歌德的一切改革建議都沒有得到成果，因為這是在德意志帝國的一片土地上進行的，這個帝國當時正由三百多個反對社會進步的親王統治著。數年之後，歌德在失望之餘，實際上已處於半退休狀態，他開始從事各種他感興趣的活動。他操練士兵，編輯雜誌，領導劇院，搜集頭蓋骨和各種肢骨，組織圖書館和博物館，發表演說，創作露天劇場劇本，他希望通過這些活動使自己從事多樣性工作充滿信心；而這一切是在一個小小的，充滿閒言碎語的城鎮中進行的，他既受到惡毒的同僚們的攻擊，也受到好心的朋友們的勸阻。 歌德就在這種情況下大約犧牲了十年光景——從25歲到35歲，人生最美好的年華——為了實現他以思想精神治理德國的一種嘗試。其結果是他當過外交官，為了某些方面的成功，不得不在很多方面讓步；當過財政大臣和國防大臣，不斷地生氣、浪費時間，荒廢了寫作，但同時，他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並感到，他已能從社會的角度，對自己已經學習和研究過的自然科學加以比較和補充。歌德在為魏瑪公爵服務期間，偶爾也很得意，作為一個哲學家和作家，他從中獲得不少養料，親眼目睹國家結構的內幕，使他得以為以後的《浮士德》第二部及其他作品搜集到不少資料。 就在這個時期，歌德開始潛心研究國家的性質，經過自己的親身體會及學習，他最推崇的是美國。 他在19世紀關於社會生活的預言，很大部分在20世紀中葉得到了實現。這種社會生活是建立在自由和國際主義基礎上的。他在24歲時，開始涉及國際主義，那時他寫道：「法國人，從頭到腳，就和德國人一樣簡單」；可是到他80歲時，他寫道：「我，一個只認為文化和野蠻主義是重要事情的人，怎麼會憎恨法國呢？民族之間的仇恨，文化水平越低的地方，這種情緒越大。一旦你超越民族界限，與你的鄰邦同甘共苦，把他們的不幸和歡樂當做自己的事，一切仇恨情緒就會消失。」 在他三十七八歲時，歌德感到國家事務形將無法駕馭，他就跑到義大利去了。在那裡，他休息了兩年左右的時間，才從社會生活，特別是德國那樣的政治生活中擺脫並恢復過來。 歌德對德國的失望程度，比任何其他思想家都更嚴重，因為他曾經親手引導過她的命運。沒有人像他那樣深刻地分析過德國人的性格。我們必須把精神思想和國家政權分開，這樣才能看到，為什麼從路德到歌德，從席勒到尼采，這些德國的知識分子，著名的藝術家，改革家和革命家，懷著比任何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更為痛切的心情來分析自己的國家。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被允許分享他們的權力，哪怕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為這個國家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由一群愚昧無知的皇親國戚和容克地主統治著。如此，德國的思想家站在一個大馬戲團的籬笆外面，雙手插在口袋裡，從縫隙中看著那些企圖用槍和鞭子馴服和控制野獸的人，不禁發出輕蔑的嘲笑。 歌德對德國曾經發表過很多看法，現摘錄其中片斷： 每當我想起德國人，內心常常感到十分痛苦。作為個體，他們十分令人尊重；但是作為整體，卻令人感到十分討厭。尤其是當我把這個民族同其他民族比較時，悲哀之情更油然而生。我曾經為自己找過各種解釋，希望克服這種心情。結果發現寄希望於科學和藝術是最好的辦法，因為科學藝術是屬於全世界的，在它面前，民族之間的障礙消失了。但這是十分可憐的安慰，無法同因屬於一個偉大強盛令人敬畏的國家而驕傲的心情相比。德國微不足道，但德國人卻了不起。德國人幻想把這種現象顛倒過來，同猶太人一樣，為了世界利益，把德國人分散，移植到別的國家去，把他們中間的優秀分子選拔出來。 德國人有一種特別的性格，從來不會順順噹噹地接受旁人向他們提供的東西，如果你授予他刀柄，他會說，刀柄太鈍了，如果你授予他刀刃，他又會大叫起來，說這要傷害他。他們閱讀了大量大量東西，但他們缺乏接受新形式的能力，但在他們對一個事物熟悉後，他們確實很聰明能幹，叫人稱羨。 德國人往往有一種理解事物比別人迅速深刻的辦法，有時人們花費一生的精力，也比不上他們的學習效果。我很擔心，他們將錯誤地估計自己，相互蔑視，失去了解彼此的時機，或相互迫害和殘殺。 這些北方的子孫來到義大利，但是他們最能做的事是使狗熊用後腿站起來；如果一旦他勉強地學會跳舞，他就會認為，一切都沒有什麼了不起。……從一切跡象來看，生活在柏林的那些人，是一支厚顏無恥的部族。跟這些人講客氣是沒有用的；為了不使自己遭滅頂之災，你有時不得不出言不遜或有意粗魯相待。…… 經過與別的國家比較，歌德對德國的觀點日趨成熟。他喜歡義大利，各個方面都受它的影響。在他有生之年，他一直不喜歡薩克森的氣候，在他的記憶中，甚至他的故鄉法蘭克福，都奇妙地變成了天堂，因為法蘭克福比較溫暖，歡快，相對來說土地比較肥沃。隨著歲月的流逝，他越來越喜歡古玩，因此，在義大利時，他也喜歡希臘，喜歡那裡的自然條件，它的藝術，瓜果和人們。說實在的，他在義大利沒有怎麼學習。像他那樣天生的詩人，總期望著那為自己帶來一切的世界，同他想像中的一樣美麗。為義大利唱盡讚歌的可愛的孩子和古代的半神半人，在詩人看到了，作為一個真正的德國人，他無時無刻不在夢寐以求的湛藍的天空之前，就已經被創造出來了。坐在羅馬別墅的公園裡，在南方柏樹的叢影下，他為《浮士德》寫下了典型的德國《魔鬼聚會之夜》。回到家裡，他仍會再一次地為喪失了40年觀賞美景的時間而惋惜，並且甚至說：「比起義大利人的臉來，很難從德國人的臉上看出上帝造人的藝術。」 歌德和席勒像 圖為魏瑪國家劇院前歌德與席勒雕像，他們兩個人是魏瑪的兩位文學巨匠。 歌德在這裡很可能是指女人的臉。因為很明顯，他從羅馬帶回來的，送給他心上人的模型，是一位羅馬婦女，他的心上人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他後來同她結了婚，他們的愛情生活維持了25年。歌德被認為是婦女的寵兒，其實這是不公平的，歌德常常被女人遺棄，而不是歌德拋棄他們。歌德喜歡南方類型的婦女，幾乎他周圍的女性，看上去都出生在地中海，而且他們大都出身於中產階層。認為歌德熱衷於仕途的說法是經不起駁斥的。很多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他的妻子就是一個窮苦做花的姑娘，他的最好的朋友，一個來自中下層，另一個是一位瓦匠。歌德生平交結的女友中，只有一個出身貴族，這就是馮·施泰因夫人，這位夫人對歌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有重要的影響。 一般來說，德國人比較世故，因而不太懂得愛情；因此它的歷史也不像別的國家那樣充滿風情的色彩。無論在它的社會生活還是文化生活中，都缺乏可以成為傳奇故事的愛情資料。在德國的歷史上，人們找不到伊麗莎白和埃塞克斯，找不到莎士比亞和桑尼特夫人，找不到兩位布朗寧夫人，找不到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喬治·桑、但丁和比阿特麗克斯、弗朗西斯哥和保羅。甚至在德國古代傳說中，也只有克里姆希爾特和布倫希爾特那種只知仇恨的婦女。只有少數德國親王撰寫的回憶錄，有風流逸事。但是除了瑪麗亞·特蕾西亞外，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婦女對德國的社會、政治有過任何決定性的影響，對德國的藝術也幾乎找不到一個例子，唯一能使人想起的是貝多芬的鮮為人知的情人；無論是女男爵維特賽拉，還是科西瑪·華格納都不是德國人，可能瑪特希爾德·維森冬克也值得一提。 在德國的全部歷史上，只有歌德的一生提供了一對情人。他對夏綠蒂的愛，傾注在《維特》一書的主人公身上，而他對馮·施泰因夫人的鐘情，則在他們兩人的通信錄上——一部留傳下來的偉大文獻，有詳盡的描寫。他們是一對孤獨的德國人，他們憎恨宮廷生活，憎恨政治生活的坎坷，他們希望擺脫德國農村的清冷和淡漠，嚮往南方和古風，崇尚希臘的美麗、法國的思想精神和義大利的歡快，與此同時，忘卻自己同胞的愚蠢與野蠻。在他們的關係中，這位善於自我克制的婦女是精神上的領袖，而年紀輕得多的男士卻柔情滿懷，常常處於被安慰和引導的地位。 非常奇怪，歌德雖然是個德國人，但卻總與自己的同胞有一定的距離，同時也不像莎士比亞和但丁那樣為世界所震驚。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一百五十多部著作，只有不到二十部被譯成別國文字。《浮士德》這部德文的民族詩劇，只在20世紀30年代法國才把它譯成法文。歌德始終不能像莎翁那樣，把自己的全部傑作向世界推薦，正由於此，也和達·芬奇一樣，其影響從來沒有達到過拉斐爾影響的深遠程度。 更值得提到的是，甚至德國人也只知道這20部著作。比之席勒作品的主人公，歌德塑造的人物鮮為人知。歌德的與席勒相仿的全部劇本至今擱置在義大利、西班牙、希臘、荷蘭等德國本土以外的國家。青年時期，他在一個劇本里塑造了德國騎士葛茲·馮·貝利欣根；晚年，在他的長篇敘事詩《赫爾曼與竇綠苔》里，他描寫了德國小城鎮的生活，但是由於他用了完全不對德國人口味的六韻步詩體，作品的流行受到了限制。歌德三部偉大小說的主人公，或者他的詩，除了那些進入音樂領域的，從來沒有進入過德國人的內心生活；曾在國際上風靡一時的《維特》，今天讀起來也很艱澀。唯一使歌德與德國人聯繫在一起的是《浮士德》，這部作品確實家喻戶曉，這部愛情悲劇通過詩歌、繪畫、音樂、戲劇、歌劇、書籍的形式，成了德國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但並不是這個愛情故事本身感動德國人的。這是因為歌德把德國古老的歷史人物浮士德博士同魔鬼打賭的故事，根據歡樂的德國狂歡節的形式，改編為遊行劇，深深受到德國人的歡迎。他把妖怪、神仙、魔鬼、精靈，都寫成德國人日常遇到的哲學問題，什麼是可以做到的，什麼是被禁止的，什麼是可以獲得的，什麼是需要經過鬥爭才能獲得的，這些問題一直在牽動德國人的神經，猶如一度在路德餐桌上的話題，從信念到疑慮到人的本身，範圍十分廣泛，而《浮士德》恰恰反映了德國人的全部希望。 對歌德自己來說，他在兩個主要人物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他既是浮士德，也是靡菲斯特，一個毫不比另一個遜色，正由於此，他抓住了德國人所缺乏的東西：內心的充實的安全感。人們確實也可以說，浮士德的問題，也是歌德的主要問題，也是他年輕時期的初期作品，和八旬以後老年時期作品的主題，即追求片刻幸福的問題。這是哥特人、北歐人、日耳曼人不能保持片刻寧靜的性格，使他不能像南方人民，氣候和性格所賦予他們的那樣安閒地生活。他在熱情面前猶疑不決，他害怕作出決定，他年輕時期希望衝破的四個牢籠，後期又繼續維持和它們半死不活的關係，而最主要的，也即他自己提出的，永遠無法解決的，關於片刻的幸福為什麼不能保持住的問題，這一切都是因為深重的北歐人的性格決定的。在這些矛盾面前，貝多芬總是能在他交響樂的尾部，以愉快的音符給予圓滿和諧的結局；但歌德不希望以這樣的方式來擺脫矛盾，因為他對於真理的熱愛，遠要比他創造美好生活的意願強烈。 但是，他還是找到了解決矛盾的辦法。這就是同倫勃朗一樣，在光明的旁邊總是畫上一道陰影；這就是靡菲斯特對浮士德的訴苦和問題給予的嘲弄性的回答；這就是上帝和無止境欲望的泰坦之間的競爭，這就是他決心獻身於研究一切自然現象；這就是他六十年來不倦的努力和獻出他認為是自然賦予他的一切才賦。 德國人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這是使德國人無法享受生活，享受和諧的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使德國人的行為有時表現為獸性有時表現為奴性，這一點在《浮士德》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這種永不休止的不滿足，不愉快，歌德只有借工作來平息。歌德一生中能平靜地享受生活的日子很少，他享受到真正的和諧，嚴格說只是在他60歲寫了光輝的《西東詩集》的篇章以後。 在不斷的內心震動和面對層出不窮的問題中，在圍繞著驅使路德一度出家又還俗的哲學和生活的鬥爭中，由德國土地培育出來的這位偉大的思想家，是個典型的德國人。 讓我們暫且留在他的50年代。當時，德國思想界處在它的全盛時期。歌德、康德、貝多芬親耳聆聽到迎來一個新世紀——19世紀的鐘聲；聽到這一鐘聲的，還有席勒、赫爾德、海頓，以及年輕的天才舒伯特、洪堡兄弟、荷爾德林、叔本華和黑格爾等。 但是，在這以前不久，波拿巴將軍在巴黎奪了權，他正準備揚法國新思想的東風，凌駕整個歐洲，如果德國思想界堅持自己的道路，也許德國得以拯救。如果它再一次屈服，向暴力低頭，那麼它至少要為取得對外成功付出導致內部衰落的代價。 歐洲在危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