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 · 第五卷 衰落

從威廉二世到希特勒（1890—1940） 也許需要幾個世紀，才能使高尚的精神和高度的文化深入到我們同胞的心中……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說，長期以來他們始終是處於野蠻和愚昧狀態之中。 ——歌德 世界反對德國——德國廉價的工業——工人和士兵——法德備忘錄——德國的運動員 歐洲的和平持續達40年之久。在這個大陸上，五大國並存，相互合作，時而為盟國，時而為對手，但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剝奪其他國家的發展機會。「大國」這個詞和人們講到「第一流旅館」一樣，並沒有嚴謹的含義。歐洲當時的「大國」也可以說包括第六個國家義大利在內。人人都知道，義大利和其他國家相比還算不上是一個「大國」。甚至在地道的大國中，有兩個國家，儘管它們都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是否能真正稱得上大國也殊屬問題，這就是俄國和奧匈帝國。這兩個君主政體的國家在同一朝代下已統治達數個世紀之久，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這兩個國家已經衰微敗落，俄國由於社會問題而分裂，奧匈帝國則因民族問題而分裂。因為在這個新世紀中，到處都提出兩個一致的要求：給窮人，即大多數人以平等權利；給生活在外國統治下的少數民族以平等權利。 從1871年到1911年，和平遭到破壞，除了一半在亞洲的俄國和土耳其發生過戰爭外，在歐洲沒有開過一槍。在文明古國的大陸上，既沒有家破也無人亡。但是有兩件事對歐洲各國國內形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個世紀末，英國在南非打仗，運氣不好，南非這樣一個小農國家的人民第一次向世界顯示，在一個沒有交通通道的國家，能夠堅持反抗強大的帝國主義。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旁觀者都對看來一度起著壓迫者作用的英國不滿。不久以後，俄國在對日戰爭中被打敗，信譽掃地。歐洲親眼看到，美國和日本，世界這兩大新的強國正在興起，而且在本世紀初開始理解，今後的戰爭將再次演變成像17世紀那樣的世界大戰，而且規模要大得多。 大約在1910年，世界對歐洲的輿論已發生變化。英國由於主動將重大的特權讓給戰敗的布爾人，其道義的威信得到恢復。俄國的威信也得到了恢復，這是由於它成立了第一個虛假的代議制民眾政府，而且沙皇在戰爭爆發前還提出過真誠的和平倡議，這一點在他在位時一直對他很有利。與此同時，世界輿論從支持德國轉而支持法國。 最主要的原因是害怕德國這一巨人的興起。其二則是對德國人的高傲自大不滿。看來，歌德對我們這一時代早已有了預感，他曾經寫過下述一段話： 德國人的生活和感情出名的枯燥無味，陰鬱寡歡，毫無機智。他們在私人關係中也感覺遲鈍，特別是他們生性妒忌心重，行動鬼祟，這一切都使和德國人共同生活的人們深受其害……而現在這種極度的動亂不安，這種對成就和利潤的追逐，這種對機遇的過高估計，更是使德國人壞上加壞。人們不得不憤然認為，德國人所有的這些精神上的惡習和弱點，只能掩蓋一時，而不能永遠根治。 在威廉二世統治下，皇帝本人已成了習慣的講話語氣，德國人在世界各國旅遊時的那種神情，刺耳的喧笑聲，尖刻的講話聲，挑釁性的玩笑，也許沒有什麼比這一切更能損害德國人的形象了。各國旅遊者總是帶著冷淡尊敬的心情參觀柏林，而帶著友好景仰的心情參觀巴黎。在柏林，他們看到的是艱苦工作的人民，和紐約一樣的忙忙碌碌和急功近利，而在巴黎，他們看到的則是生氣勃勃富裕的人民。他們本能地感到長此以往，平靜的局面難以維持。在德國，人口在增加，在法國，人口卻在減少。在德國，一切井然有序，準時，而這兩個優點法國都沒有。在德國，人人服從，在法國無人服從。在德國，軍隊士氣高漲，顯然是在做好出擊的準備，而在法國，軍隊人數不多，主要是為了防衛。德國的戲剛剛演到第二幕，而法國已進入了第四幕了。 有誰能拒絕尊重一個如此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個工業國家的人民呢？又有哪一個國家，除了美國以外，能和德國的卓越組織工作相媲美？當埃森的工業家訪問曼徹斯特歸來，或者波鴻的礦山老闆視察威爾斯歸來，在他們精緻的別墅品飲萊茵葡萄美酒促膝交談時，他們會說，「我們都超過了他們。」在英國，一切事物，從機器，工廠，到辦公室，似乎都是循規蹈矩，守舊落後，至於商業理論更是如此。當今天靈巧輕便的產品風行一時時，這些英國紳士剛剛開始計劃停止生產結實耐用的產品。當「德國貨」成為時髦名詞，德國商人將貼上英國標籤的德國貨在大不列顛銷售時，這是德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就好像今天日本貨首先滲入生產同類產品而且質量要高得多的國家中去一樣。 19世紀末，德國開始生產成本較低，就和日本在1930年左右的情況一樣。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工人工資遠比其他國家為低，組織形式更為有效，可以節約數以百萬計的管理費用，同時還由於好戰的傳統和嚴格的訓練，服從性已在人們思想中根深蒂固。1700年普魯士國王用棍棒，將整個國家變成歐洲最優秀的軍隊，到了1900年左右，克虜伯工廠已不再使用這種棍棒了，但這些棍棒依然在後代身上起作用，一直沒有追求自由的嚮往。那些在工具機上生產炮彈，或者在微弱的燈光下一天10小時背馱煤塊，用手推木輪車運輸的人，仍然是那些從前當過三年兵，嘗過各種拷打和懲罰滋味，而且從來也不反抗的人，他們充其量只是通過一位無權無勢的代表，說幾句控訴又迅速被人遺忘的話。情況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工人和平民一樣喜歡當兵，而平民又和容克地主一樣喜歡當兵。因為所有那些社會黨人在五一節發誓要最後建立共和國的綱領，不僅得到大兵們的擁護，有時甚至得到國王和上校軍官的擁護。德國工人從來也沒有認真地期望過，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的共和國。儘管社會主義者並不喜歡威廉皇帝，他們卻在巴黎宣稱，如果一旦成立共和國，那麼也要由這位大公爵出來當總統。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他們連當夜間看守人的資格都沒有，卻和永遠也不能成為衛隊軍官的平民一樣，一直懷念他們服兵役時期度過的歲月。當他們在一起喝啤酒時，最喜歡唱的是軍隊進行曲。他們懷念三年兵役期間愉快的往日。德國工人最喜歡唱的不是《國際歌》，而是重複地唱著： 年輕人再也不回家， 他們將戰死疆場。 大多數德國人和德帝國前總理布呂寧一樣，留戀舊日服兵役的日子。這位前總理在流亡時曾對本書作者說過，他一生最美好的日子是在軍隊中度過的。多少世紀以來，德國人習慣於服役和受苦受難，而當他們服役時又不怎麼吃苦時，他們就會感到，這是再好不過了；而一旦要求他們獨立行動，承擔責任時，他們就會感到不自在。 德國工人甚至像傳播革命思想一樣，將他們在軍隊時學到的服從和秩序帶到工廠和黨內去。他們力求自己成為一個相當於軍士的人，至少可以指揮十幾個人，反過來自己又對上級唯命是從。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世界上組織性最強的政黨。從數量上講，它也是最強大的政黨，擁有數百萬個選民，而法國社會黨僅有10萬個選民。在法國，對自由的熱愛在人民心靈中根深蒂固，這使他們傾向於無政府，他們難以容忍相互之間建立固定的聯繫，更談不上一個有著固定議會和要求履行義務的政黨了。在德國，對金字塔式的國家等級制的偏愛，破壞了所有對自由的熱愛。法國工人在短短的一個世紀內發起了兩次革命，但他們卻組織不起除了只有少數黨員參加的群眾大會。德國工人的選票在25年內從75萬張增加到400萬張，其中1/4的人組成一個龐大的政黨，但是他們的革命卻失敗了。最後他們沒有反抗就被解除了武裝。 德國成為世界矚目的中心，是因為人們感到德國人的性格使世界面臨危險。法國逐漸放棄復仇思想，部分原因是由於俾斯麥奉行和解政策的結果，另外一個原因是由於拿破崙採取暴力政策，使法國一個世紀以來已經筋疲力盡，大傷元氣。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最後10年，法國的學校教科書婉轉地讚揚1870年的戰爭。為失去省份而舉行的哀悼儀式幾乎在同時停止了。只有從阿爾薩斯省僑居出去的家庭，還在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忘卻舊恨。當法國在1904年和英國締結協約時，它們還沒有想到要對付什麼侵略戰爭。那些不同意這一看法，對形勢作出不同分析的人誤解了法國人的心理。從1870年到1917年幾乎有半個世紀之久，德國的中小學校和大學一直在慶祝紀念色當的勝利，用以培育青年人獲取新的勝利所需要的傲慢情緒。 只有內心沒有安全感的人，才會一直記著凱旋勝利的日子。 德國體育運動員對運動的態度也有類似之處，他們並非出自內心的喜歡而從事體育活動，而是一般來說出於對比他們優秀運動員的妒忌，或者出於爭取客觀世界承認的願望。當1912年德國最優秀的田徑運動員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被兩個美國運動員挫敗時，德國人將這一失敗歸咎於條件不平等。 一旦有人超過德國人，這種內心的不安全感就會促使德國人懷著憤恨的心情向世界挑戰，在世界大戰失敗後，德國人內心的不安全感，不可避免地進一步加劇。在1928年德國人再度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前，德國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寫道：這不僅僅是比賽和獎章的問題，而是「在過去的52個月來勝利地頂住了世界的壓力」的德國，現在終於再度參加競賽，「德國之鷹超過了一群狼」。在阿姆斯特丹，荷蘭東道主抱怨德國人的舉止像一群入侵者。當德國足球隊敗給烏拉圭時，他們立即指責埃及裁判員。 德國伯爵哈雷·凱斯萊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描繪過這種反映德國人性格的德國運動員的舉止。凱斯萊爾在艾斯柯特受過拳擊運動的訓練，在他16歲時，和一個特別傲慢自負的德國小伙子進行拳擊比賽，他勾手一拳擊中這個小伙子的下頜，將他打倒在地。「當這個小伙子費勁地站起來後，還頭昏目眩，我走到他面前和他握手。但是他卻向我大為光火，然後轉身而走。其他孩子都笑我是笨拙的騎士。」帝國總理布洛夫也敘述過類似的情節。當偉大的張伯倫之子，作為英國下院的年輕議員發表他的處女講話時，張伯倫的死敵，自由黨人格拉德斯通立即發言表示深為滿意，他說，看來父親的傑出品德，已經由兒子繼承了。大約在這同一個時期，俾斯麥的兒子也在德國帝國議會上發表處女講話，而尤金·里希特爾，類似上述英國的自由黨人，俾斯麥的死敵，卻走向講壇，不斷地詰問俾斯麥的兒子，企圖使他陷入窘境。布洛夫親王和凱斯萊爾伯爵都是德國貴族，他們指出，通過這一事例，他們認識到，德國人和英國人性格的區別。 士兵至高無上——權力更甚於金錢——種族論的前驅——「讓魔鬼消滅所有的文化」——貝恩哈爾迪的哲學——施里芬學派 在世界大戰之前的1/4世紀裡，德國人民在三大運動中顯示出他們的力量不斷壯大。 工人們將他們的軍事紀律帶進了社會民主黨內，繳納黨費，舉行閱兵遊行，唱歌，一切都嚴格按照規定辦事。早在1912年，它就成為帝國議會最強大的政黨，它的代表團擁有110個議席。這些所謂的「赤色分子」很自然地引起富人的仇恨和蔑視；但是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也都迴避他們，因為當時不當赤色分子是一種時髦。甚至到了帝國最後的10年中，赤色分子的成就也不大。至於他們未能阻止世界大戰，這並不是他們的過錯，而在於國際的不團結。戰前，他們投票反對擴軍撥款或者反對建立新艦隊，總是遭到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資產階級的一致反對。推行軍國主義，對德國人而言是非常自然的；拒絕走這條路則是難以想像的。 幾乎不知不覺開始蔓延的和平主義，在德國工人和農民的心靈中並無反應。甚至倍倍爾也曾經說過，如果德國反對俄國，他將扛起槍走上戰場。他未能認識到，在這種結盟的體制下，俄德之戰是不可能孤立發生的。他看到的只是血腥的沙皇和1905年聖彼得堡暴動時被擊斃的群眾。在他的心目中，更重要的是廢黜沙皇而不是制止戰爭。當時普遍認為，在對俄戰爭之後，隨之而來的是世界革命，倍倍爾確實也受到這種見解的影響。無論如何，這種話出自一個社會黨領袖之口，對一向服從成性，又天生好戰的數百萬德國工人是很容易接受的。要想找碴兒打架，從來也不會找不到道義上的託詞的。 工人終究首先是一個德國人，其次才是工人。因而，甚至在俾斯麥緊急法停止執行20年之後，德國工人的巨大政黨還未能取得任何決定性的成就。它甚至不能改變普魯士的羞辱性的三個階級的特權。在拉薩爾時代，德國社會黨人經歷了一個美好春天的前兆，隨著春天而來的卻是迫害和流放。但從此也就沒有夏天和秋天，更無碩果可言。 第二個運動是德國工業所以能得到迅速發展，應歸功於德國人具有的服從意識和紀律觀念，而不是德國工業領導人比其他國家的工業領導人更具有天才。他們自認為是半神半人，雖然他們沒有互相稱呼為羅馬神話中的朱庇特或武丹，沒有採用天上戰神的稱號，而是用了「總經理」或是「工業界頭子」之類的稱呼。德國工人的獻身精神和紀律性，他們之甘願受剝削，是德國工業興起的重要原因。而每一個德國人，其內心現在和過去始終深信槍炮比黃油更為重要，他們甚至認為，沒有磨鍊，沒有服從，沒有大聲叱責就做不好工作；而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認為小小的改革要比一場大革命好。一個具有這種性格的國家能培養出最優秀的軍人，也能生產出最價廉物美的產品。 他們出於同樣的責任心，能生產出最精密的顯微鏡、照相機和化工產品。從事這類精細的工作，需要的是同樣的獻身精神，要能堅守自己的崗位，即使油罐大火熊熊，也不會逃離工作崗位。通過一件件的事例，可以看出，他們想的並不是為了祖國，而是認為自己優越，習慣於遵守秩序。他們用以研磨出最精密鏡頭的雙手，不僅能生產最現代化的武器，還能完美無缺地使用這些武器。服從，責任感，樸素的生活方式，這一切保證了德國人能迅速發展工業和進行戰爭。當埃及人出於宗教信仰渴望修建宏偉的大金字塔時，只有服從和精確度才能保證這一工程的完成。當具備了這一切條件再加上古代戰爭的本能，就會培養出最完善的現代化軍隊。具有這些特點的德國人，能生產出全世界難以媲美的蔡司雙筒望遠鏡。也因為德國人具有這些特性，他們才能向波蘭進軍。 現在這個國家第一次獲得了統一和成功。從中世紀以來，德國第一次作為一個強國雄踞歐洲的中部，他們似乎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了。德國人在他們的精力、天性和歷史方面，和美國人有類似之處，所不同的在於，即使財富再不斷地增加，也難以使他們滿足。這個國家自古以來一直幻想主宰世界，現在這種幻想更加強了。如果德國人僅僅是為了金錢、舒適的住房、汽車和花園，他們只要在國內好好工作，就能不斷地發展。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有幽默感和業餘的愛好。但是，不論是新工業界頭子還是老一輩將軍或容克地主，都不具備這些特點。他們這些人一個個都是野心勃勃，渴望權力遠遠勝於追求金錢，甚至在今天，促使他們拚命的不是追求更多的財富和生活的享受。一個好戰的民族從來不會在假日或周末閒情逸緻地享受一番，相反，它希望剝奪別人這種享受。德國人認為，輕而易舉而獲得的東西都是沒有價值的。他們希望通過千辛萬苦，征戰攻取而獲得的，才是有價值的。 在世界大戰前的二十年中，德國不斷擴軍，建立強大的海軍艦隊，正是反映了這種強烈的霸占欲；它的整個計劃在於攻擊鄰國，加以征服。他們臆造出德國被包圍的神話，以煽動人民的情緒，正如所有的神話一樣，只要反覆宣傳，人們就會相信它。這是第三個決定德國前途的運動。所謂「人民沒有生存空間」，不對外擴張，德國就會窒息，並不是問題的所在。首先和比利時相比，明顯的事實是它的人口密度等於德國的兩倍。而比利時也只派了數千人到殖民地去，並且在它吞併剛果之前就是一個富裕的國家。其次是所有過去德國老的殖民地，他們的赤字總額，大大高於他們為德國所帶來的。英國擁有比任何國家還多的殖民地，並且有著將子女送到海外的悠久傳統，儘管如此，國內的人口密度還是不斷增加，而且比德國越來越富，不是越來越窮。 德國更善於作為征服者，而不是殖民者。他們需要為他們的夢想炮製一個理論，德國人民的領袖並不滿足於像羅馬人那樣僅僅發出戰爭的叫囂。他們將自己的槍炮披上一件華麗的外衣，只是露出槍口炮口。這一偽裝就是「種族」和「文化」。 帝國國會議員、泛日耳曼聯盟主席哈塞在1895年出版的一本名為《1950年的大德國和中歐》的書。在這本書中，他鼓吹俄德戰爭，並在德國取勝後，吞併巴爾幹國家。所有的猶太人和斯拉夫人將從德國遣送到波蘭和小俄羅斯。大德國包括荷蘭、比利時、瑞士的講德語的部分地區和奧地利—匈牙利。也就是說，將波蘭、小俄羅斯、羅馬尼亞和「擴大的塞爾維亞」均併入德國版圖之內。它將擁有8600萬人口，有1.31億人經濟上依賴於它。這本書出版於希特勒之前的50年。 有兩個非德國人奠定了日耳曼人或條頓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這一理論：一個是重要的法國人高畢諾，（Gobineau，1816—1882，法國種族理論家。——譯者注）另一個是淺薄的英國人豪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這兩個神經質的人將他們的理想寄托在光彩照人，卓越的種族身上，他們自己缺少的正是這種品質。高畢諾宣稱，儘管他仰慕瑞典，但他不能忍受瑞典酷寒的氣候。張伯倫的準則完全建築在種族和崇拜瓦格納的基礎之上，他在1900年左右是一個頗有影響的人物。有兩位讀者寫了一封充滿激情的感謝信給這位作者，他們就是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張伯倫這個老人實際上承認希特勒在執行他的計劃。我們無須就種族優越問題進行爭論，世界對此早已有定論。至於對種族和門第發表了大量言論的尼采，我們在本書中已扼要摘引了他對德國人的看法。 德國還利用文化作為它形上學的鎮靜劑。普魯士國防部長在帝國議會中甚至還乞靈於這種文化。這個人就是法爾肯海恩將軍，他在世界大戰前說過下述一句話：「如果文化發展到我們的軍人再也不能充滿信心地進行戰爭時，那就讓魔鬼消滅你們所有的文化吧！」但在其他方面文化卻被常常用來作為一種展品，置於突出的地位。早在1900年，納粹的前驅大日耳曼聯盟就以文化相同為藉口，在其綱領中公開要求「將荷蘭、比利時、瑞士德語地區和奧地利併入德意志帝國中來。」 還有一位歷史學家和一位將軍支持這兩位優生學理論家。早在半個世紀以前，海因利希·馮·克萊斯特就把戰爭鼓吹為一種哲學，現在他繼續通過他的追隨者施加他的影響。他寫道：「只有在人們感到厭倦和軟弱的時候，才要求維護和平。」騎兵將軍卡爾·馮·貝恩哈爾迪正是為了防止出現這一局面，才鍛煉騎馬疾馳和用語尖刻。1910年以來，他的書對受過教育的德國人產生很大的影響，而當這位普魯士將軍鼓吹戰爭的理論和實踐時，甚至全世界都在傾聽他。以他的身份而言，他的講話可以被認為代表官方的立場；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出版者曾經一度是歌德的出版者，他讚譽這位將軍具有文學的預感。除了文風較為流暢外，貝恩哈爾迪1917年撰寫的《德國的未來》一書可以說整頁整頁地論述和希特勒後來寫的內容非常類似。所不同的是，在當時沒有人敢於公開嘲笑正義和文明。相反的，人們對正義和文明予以肯定並且利用它們作為掩護。 這位騎兵將軍在這本書中說：「美國塔夫特總統實際上是建議在大國之間締結仲裁的條約。我們必須挫敗和不信任這種努力。我們必須肯定戰爭在道義上是合情合理的，這一點甚至對公眾輿論也要闡明。戰爭是推動文化發展的強大動力，對其偉大意義必須做到家喻戶曉，以使其與本身的價值相符合。簡而言之，一個高貴的民族為了理想或為了自己生存而戰，不能被視之為野蠻的，而是文化最高尚的表現。為此而戰是人類崇高的行動。為了人類的理想，不能顧忌個人的粗暴，更不能意志薄弱。就鬥爭的形式而言，以騎士的氣概，使用真槍實彈進行一場戰爭，要比那種在表面和平的掩蓋下，企圖利用金錢的力量或陰謀詭計挫敗敵人，具有更為崇高的道德。只要存在著戰爭的可能性，一個民族的精力才能保持旺盛。」 締結全面的仲裁條約肯定對正在興起的國家，例如對德國是特別有害的，由於這些國家還沒有達到其政治和民族頂點，為了充分地完成肩負的文化使命，需要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只有這樣一個強國，能充分發揮人類最寶貴的才智。 當其他人也以德國人註定要獨霸世界的名義，祈求康德和歌德的幽靈之後，這位騎兵將軍騎在高大的軍馬上表達了要給德國人以世界統治權的真正理由。德國人口每年增長100萬人，法國人口根本沒有增加，因而德國人有權利「和法國徹底清算」。4500萬不列顛人卻統治著1500萬異族白種人。世界上不列顛人要比德國人少，但是不列顛人以他們的殘暴征服了1/5的世界。俄國人和波蘭人的文化完全歸功於德國人，因而應該置於德國的統治之下。為了避免種族混雜，德國人必須移居到波蘭去。純粹從法律形式上占有剛果的比利時，在文化上對剛果沒有什麼建樹，因而「可以認為比利時在道義上早已失去占有剛果的權利。從崇高的人類法則來看，確實可以提出這一問題，比利時是否占有剛果太長了些」。由於人口過剩，德國從道義上講，有權利要求將那些仍然受外國剝削的國家歸為己有。 這不過是一個騎士氣概國家的某些理想目的而已。從這位騎兵將軍講話的傲慢口氣中，就可見一斑。他說，德國應該自願地和英國結盟，條件是「英國對德國在歐洲大陸上的任何擴張都應事前就予以贊成，與此同時，英國還要脫離協約國」。至於不履約的問題，這位騎在馬上困難重重的將軍早在30年前就企圖越過這一障礙，他操著慣常的文雅口吻說，「如果能通過其他的手段使一個國家生存得更好，更有把握，那麼沒有一個國家會把自己的生存寄希望於條約義務的恩惠上」。 這些話均出自這位騎馬的政治哲學家之口。 步兵將軍們飛速地推行他們的「文化」計劃。著名的施里芬，這個人被認為是第一流戰略家，也許他的計劃被錯誤地執行了，他要求總參謀部按照打過83次戰役的七位將軍的做法，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出擊。他的這一計劃如此的被認為具有權威性，以致二十年來從未修改過。 這份計劃假設取道比利時或荷蘭入侵，從而必然挑起英國的干預。雖然魯登道夫1917年在一份秘密的備忘錄中，明確表示對德國能否獲勝持有異議，並且提及英國和比利時的軍隊都可能成為敵人，戰爭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反對英國，但是沒有一個文件對這個問題進行過研究。這一點今天已可以由共和國公布的文件得到證明，似乎事件早在幾世紀前就策劃好了。普魯士軍事學院堅持認為：「政治從不能給戰爭行動帶來絲毫影響。」 從此，德國軍人占優勢的歷史從普魯士開始，在國家生活中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當時的皇帝、首相和總參謀部，對這樣一個對德國人民有著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從來沒有討論過。布洛夫親王對本書作者說，他就提出三種可供選擇的出擊計劃，包括出兵比利時，但是他並無決策的權力。在當時，基本的作戰計劃被認為是「不可修改的」。因而，不是軍人根據政治形勢的發展而進軍，而是政治家不得不根據出擊計劃調整政策。 按照施里芬和莫爾特克學派的主張，政府領導人在戰爭時只能完全依靠將軍。對於詼諧的柏林人以及其他德國人來說，總參謀部大樓成為某種阿波羅神式的聖殿；而那些進出這個大樓的身穿寬紅條鑲邊軍褲的軍人，則好像人人頭上都有一圈聖人的光環。這種感情深深烙印在人民心上，更進一步增加了軍人對平民的蔑視。每一個少尉感到自己是身著寬紅條鑲邊軍褲神甫手下的唱詩班兒童，因而有權對平民耀武揚威。在柯尼希廣場上總參謀部紅色大樓的對面是德國國會大廈，但從來都是前者蔑視後者，而不是後者蔑視前者。 在所有國家中，將軍和政治家在戰時總是對立的，回憶錄中不乏這種記載。但是只有在德國，將軍卻認為自己遠比政治家優越，是他們創造了歷史的主題。直到今天，德國軍人還懷著這種優越感，因為他們感到自己是受到他們民族的宗教信仰所支持的。 因而，當1914年8月德國入侵比利時的時候，總參謀部受到歡呼，全國都表示支持這一行動。沒有人挺身出來反對這次入侵，連最優秀的思想家都緘默不語，他們認為，既然總參謀部下令出擊，就表明這一行動為取得戰爭的勝利是必不可少的。這種反應必然使德國在戰時失去政治領導，而導致興登堡和魯登道夫這兩個將軍的專政。 殘廢的左臂——威廉的性格——威廉二世與希特勒——沙夫克里斯——德國的危機——退位？ 威廉二世和路德、俾斯麥一樣，在青年時代對自己的母親充滿著敵意，而責任也在於威廉的母親。這位維多利亞女皇的女兒總是感到自己和普魯士人格格不入，在她眼中這些普魯士人都是野蠻人。她也渴望權力，曾經希望很快就能獲得她公公的繼承權。她在失望之餘，卻發現，她比自己的丈夫更能得到知識界的支持。 這個維多利亞英國女人的願望是生一個體質強健的兒子，可是頭胎生的兒子體格卻不健全。這就使今後的發展前景更難預測。母親的虛榮心和普魯士人要求未來的國王首先是一個軍人的思想偏見無形中結合在一起了。儘管這位王子的左臂太短，完全殘廢，可還要接受殘酷的訓練，他要和所有的其他軍官一樣，騎馬和游泳，擊劍和射擊，而且要幹得更出色。 這樣的童年生活必然給他的性格帶來兩方面重大的影響。他痛恨母親讓他知道自己的弱點，於是就和俾斯麥一樣，和母親背道而馳；既然她是英國的自由派，他就要成為普魯士的反動派。他的身體有生理缺陷，迫使他去做某些他所不能做的事情，這一點很重要。他簡直是在當演員，一直在扮演著強健而又敏捷的軍人。如當他參加奠基典禮時，他總用右臂盡力使勁掄錘，以遮掩他孱弱的左臂，如能給他以很好的知識教育，而不僅僅是軍事訓練，則由於他的缺陷以及他異常的聰敏，德國將會有一個浪漫主義者國君，而不是一個大聲咆哮的戰爭元兇。由於擔心被人看做是一弱者，驅使他一直保持昂首闊步，虛張聲勢的架勢。在幾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他一直面對世界高談闊論，然而他那無休止的咆哮和所有磨刀霍霍的講話，都只是裝裝門面而已。他最親密的朋友證實，從性格上來看，威廉是個膽小羞怯的人。 威廉左臂癱瘓造成的悲劇，實際上並沒有改變世界的進程，卻使這個統治者成為神經衰弱的君主，他的反應和感情使世界大受其影響。如將威廉和羅斯福相比就非常能說明問題。羅斯福的缺陷給他帶來相反的影響，他在40歲沒有受到癱瘓折磨之前，性格並不堅強。羅斯福，可以自由地接受教育，而威廉則不行，也許從這一點看，他可以獲得原諒。他的父母本來應該開導他，身體缺陷並非恥辱，確實，對一個身體健康、頭腦健全的人來說，某個方面的身體缺陷並不是重要的。 威廉由於身體原因而產生了自卑感，在他成為德國統治者的繼承人後，又出現了另一種自卑感。德國連續有兩個神經衰弱的人成為他們的領袖，他們被迫去仰慕這兩個人，這一事實具有深刻的含義。 威廉在他一生中確實掩蓋了自己的缺陷。通過無數的照片可以看出，這位出訪頻繁從不厭倦的國王，在上千次招待會上總是落落大方。在德國，從來也不允許神職人員、朝臣或是學校教員對國王說三道四，這一點和美國形成鮮明的對比。在美國，人們受到的教育是，儘管治理國家的領導人有先天的缺陷，也應該尊敬他。這位國王后來在回憶錄中敘述過自己可怕的青年時代，直到本書作者提出這一看法之前，世界上沒有人原諒過他。這件事正好反映了德國民族的不平衡的特性。德國人在世界上慣於採取的那種粗暴，大聲喧譁和傲慢自負的舉止，現在甚至在這個國家的頭號人物身上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 當威廉28歲時，由於父親的暴卒，接管了這個由俾斯麥締造的強國。他面臨種種棘手問題，在任何意義上來說，他都是不成熟的。兩年以前，他的父親就寫過：「鑒於我的兒子不成熟，又具有傲慢自負、自高自大的傾向，我不得不認為，在這個階段讓他接觸外交政策問題，實屬危險之事。」 威廉二世像 威廉二世皇帝於1888年成為德國第三代霍亨索倫王朝帝王。他左臂萎縮，無所事事，只會軍國主義式叫囂，把德國帶進第一次世界大戰。然而，德國戰敗，他被迫退位，到荷蘭尋求庇護，並於82歲死在那裡。 這位年輕的統治者行使權力的結果，驅使他那神經質的性格達到了極限，越過這個極限就是神志不清。他最親密的顧問一再提醒他可能像他叔祖父一樣失去理智，也許不得不宣布他不能勝任現在的工作。當威廉30歲、37歲和44歲時，他的大臣和臣屬都考慮過要採取這一步驟，這些人後來公布的文件均提及這一點。不過，威廉顯然是個天才人物，他善於靈機一動，以通情達理而取悅於人，而且善於在關鍵時刻甚至在一個時期內，把他英國母親的智慧和他父親的忍耐心結合起來，這一點吸引過許多人。 他的性格和希特勒有著十分相同之處，這兩個人都不信任自己的夥伴，而總是自己奮起，在一個短暫的時間內狂熱地工作。兩個人都是才華橫溢的雄辯家和演員，因為缺少文化，喜歡講排場，而個人倒有節儉的習慣。兩個人在關於藝術問題的公開講話中，都是一派胡言，而兩個人又都認為自己被藝術家誤解了。兩個人都有神秘感，都喜愛祈求上帝的保佑。兩個人都認為自己是人類的精華，自恃擁有偉人的知識，向人民許願締造光榮的時代。這兩個人都同時既是庸才又是演員，他們既易於上當受騙，同時又是大吹大擂的專家。 這兩個人的主要區別在於，威廉是稻草閃光的火焰，而希特勒則是乾柴烈火。威廉因為他的世襲而受到寵幸，希特勒則苦於鬥爭。因而威廉易受友好感情的影響，而希特勒則是內心充滿著仇恨的化身。威廉生長在權勢財富之家，沒有後顧之憂；而希特勒出身貧寒，始終擔心會失去已經獲得的巨大成就。早在1890年，威廉的一位密友對30歲的威廉作過下述一段描述，這段話也許很適合於希特勒： 這個人希望自己的一切行動都超過別人，從關心自己的地位到取得人們的愛戴。此外，還加上擔心自己的安全和迅速膨脹的虛榮心。他抓住一切歡迎場面，最喜歡博得群眾的掌聲和歡呼。由於他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力（實際上這是一種不幸的錯覺），因而非常喜愛聽恭維話。他走到哪裡，都能贏得人心，只是不能停留太久。 希特勒這個人雖然一滴英國血也沒有，卻可以這樣說，他繼承了威廉的對英國又愛又恨的感情。這種感情支配著威廉的整個政策，成為世界大戰的一個起因。 如果威廉沒有被德國人的恭維奉承的話弄得飄飄然，如墮入五里霧中，他本可以具有更高一些水平。諂媚奉承之輩尾隨他長達25年之久，直至他潰逃為止。這一類人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都有，他們缺乏自信心。德國人這種性格上的缺陷，使德國統治者幾個世紀以來一事無成。 從上層的容克地主和伯爵開始到下層的僕從，這些人包圍著威廉，他們只是從制服的不同判斷別人地位的高低。其他的國王也被拍馬奉承之徒所包圍。不過歷史上也有少數人，如前面提到過的耶各布，曾經將1848年的真實情況告訴過國王。在路德以前的年代中，每個世紀都有一兩個這樣的人。但是新的德國人已被帝國弄得眼花繚亂，被金錢毒害，被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新的地位弄得昏頭昏腦，這些人擁戴威廉達20年之久，如果他們有機會，他們也會推舉威廉當選為總統的，30年以後，也是這類人出於同一思想，投票支持希特勒當權。 例如有一位伯爵卑微地請求國王允准他的母牛可以戴上和皇家牛群一樣的頸鈴。還有一位容克地主在狩獵之後用金字在一塊花崗石上刻下這句話：「皇帝陛下在此地獵獲一頭白公，是為至尊無上的皇帝捕殺的第五頭野禽。」還有些教士在皇帝本人在場的時候，響起教堂的鐘聲，頌揚他的美德。而那些大使們通過駐在國國王的嘴，塞進自己的難以置信的恭維皇帝的話。至於一些將軍們則在舉行皇家軍事演習時，秘密的保留著數百名狙擊槍手，在關鍵的時刻放出來，使皇帝領導的一支軍隊獲勝。還有一個名為馮·馬肯森的將軍親吻皇帝戴著手套的手，而且在陸軍中推廣這一做法。 數十年來，剪輯報紙的人只讓皇帝知道讚揚他的國家的報道。皇帝對大使報告的邊注和評語又被電告駐外大使，以便他們可以發回更合乎皇帝口味的報告。駐華盛頓大使施佩克·馮·斯台恩堡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將皇帝描繪成「世界最偉大的萬能賢人，是一位在工業和科學，藝術和音樂各方面都具有同樣水平的大師」。在市和鎮的大廳的門前，市長與鎮長們不著大衣，穿帶有金黃穗子的全副禮服，顫顫發抖地歡迎他們身穿皮毛大衣的封建君王。因為皇帝通常騎在馬上聆聽大臣的祝詞，這些大臣們一個個脖子凍得僵直。主管皇家資產的官員向皇帝報告，他的母牛每天產奶40夸脫，至於他們給這些母牛飲了多少奶，皇帝是從來也不過問的。而那些德國教授們，諸如施拉比、哈爾納克、杜爾斐德、波德之流，在干此類蠢事的程度上，可以說達到了極點。這些教授們肅然起敬，洗耳恭聽皇帝大言不慚地對他們主管的專業作出最愚蠢的判斷。當時一位學界巨子道依森教授寫過：「皇帝領導著我們從歌德到荷馬和沙夫克里斯，（Sophocles，前496？—前406，希臘悲劇作家。——譯者注）從康德到柏拉圖」；而蘭普萊西特，這位頗受讚揚的德國歷史學家，直到1912年還在撰寫專文恭維皇帝是「遠古聖賢的再現，是一位有著強大意志的巨人，所有創造性藝術的大門對他始終是敞開的」。 在作戰司令部里 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作戰司令部里正與興登堡（左）和魯登道夫（右）商討戰事。 巡洋艦草圖 1894年，威廉二世皇帝在一張空白電報紙上，繪製了這張巡洋艦的草圖，儘管專業的海軍設計師們一致認為這個設計是無法實現的。威廉皇帝堅持德國一定要建設強大的海軍，以向英國在公海的制海權挑戰。 威廉二世肖像 這幅威廉二世的肖像，完成於1890年，也就是這一年，俾斯麥辭職。畫中的他極力表現出自己便是普魯士武士國王的理想化身。一位法國將軍嘲諷他說：「這不是一幅肖像，簡直就是一個戰爭宣言。」 在這些教授中也有位令人難忘的例外，如馬姆森教授，他就有一次當眾頂撞皇帝。這位羅馬史專家直截了當地對皇帝說，他正在修復的一座古羅馬城堡並無多大價值。還有一位男爵馮·萊維喬夫，在一次公開的晚餐會上駁斥了皇帝對他那個階層的侮辱。 在一片對皇帝讚美合唱聲中，有時也受到知識分子的干擾。奎德寫了一部歷史，富爾達寫了部戲劇，嘲笑威廉。雕塑家高爾拒絕在皇帝的紀念碑上刻下飛鷹。少數社會黨人的編輯有時也密閉門窗，談論真實情況。不過，真正反對這種拜占庭式統治者的知識分子的鬥士只有兩個。一是《辛普里西斯姆斯》雜誌（或意譯為《簡單化》）的詩人和藝術家，他們敢於諷刺這個政權；還有一位是麥克米倫·哈爾登，他有力地抨擊這個政權，並且進行大規模的批評長達20年之久。他的作品可以和維也納的卡爾·克勞斯相比，為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礎。 德國人民只有一次顯示出要起義反抗他們的皇帝。這是在1908年11月，10年後，皇帝背棄了德國人民。在一次軍事演習時，威廉騎在馬上向一位英國上校透露，他在布爾戰爭期間曾向他的外祖母維多利亞女皇提出過建議，按照皇帝的說法，這是一個戰役計劃，如果英國羅伯特伯爵採納，英國本來會獲勝的。這個談話內容，不知怎的首相沒有看到。皇帝用了令人難以容忍的措辭指責英國人，消息傳到倫敦後，英國人對這種侮辱用沉默表示他們的憤怒。至於德國人，他們紛紛反對這次談話內容。在報刊，在會議上，在每次談話中，社會各個階層都對皇帝這次毫無策略的談話憤慨萬分。即使沒有戰爭，沒有失敗，沒有緊急法或警察措施，德國人民也感到皇帝是在沒完沒了地說些淺薄的話在欺騙他們。 在這場危機中，威廉本來可以被迫退位的。他本人確也想到了這個可能性，他之所以沒有這樣做，是由於他兒子的反對。但是只有他的容克地主們對這件事十分認真。在帝國議會上，首相說了些半心半意的話，與其說他為自己的主子辯護，不如說他在指責自己的主子。在這次會議上，只有少數人發言，根本沒有通過決議。在這種情況下，德國人總是墨守成規，篤信法治和權威。兩周以後，一切又被置於腦後。至於皇帝本人，正當報刊報道此事時，他和皇室的朋友一起尋歡作樂，以顯示他對此事不屑一顧。和1848年一樣，德國人對這種厚顏無恥的行徑大吃一驚。可是他們後退了，他們容忍了這個人，這個政權，甚至還和同一個首相一起，繼續治理這個國家，直到不可避免地爆發一場戰爭。 藝術的墮落 在威廉時期，德國科學界和工程界產生了許多真正偉大的人物，如倫琴、愛爾利希、愛因斯坦、普蘭克、狄塞爾和齊伯林，而德國的文學和藝術卻停滯不前。在美術和文學領域裡，沒有一個出眾的思想家和富於創造力的人物能逃避時代的厄運。沒有一個人成為德國知識界的領袖。今天，不僅學院派人物，甚至左派和現代藝術的代表人物，他們的作品曾取得破紀錄的演出成就和達到最高銷售額，例如霍普特曼和韋爾登布魯赫這些人的姓名，早已被人們遺忘了。 迄至世界大戰前，托爾斯泰、左拉、易卜生、邊爾生、（Björnson，1832—1910，挪威詩人，劇作家和小說家，曾獲1903年諾貝爾文學獎。——譯者注）蕭伯納等人受到有思想的德國人的推崇。可是自己國內的人物，如馬克斯·韋伯等極為卓越的教授以及少數新聞評論家卻沒有造成什麼影響。在這個時期，即使連一本德國書也不出版，德國的革命依然可以來而復去。在最近20年內，即使德國書譯成世界主要語言比以往要多，可是在德國以外，卻沒有對世界思想界產生任何有分量的影響。施本格勒《西方的衰落》一書例外，不過它產生的肯定是消極的影響。 1900年以後也產生了一些真正的詩人，特別是德美爾、里爾克和霍夫曼塔爾。不過在尼采以後，他們之中只有一個人對德國人的思想產生了結構性的影響。這個人就是施台方·蓋奧格。儘管讀他書的人並不多，他卻建立了一個小圈子，最初在純美學界，後又逐漸擴充到各大學，甚至政府部門。蓋奧格和從前的克洛卜施托克以及荷爾德林一樣，獻身於無形的德國，他和他們一樣對德國人持懷疑的態度。他在近代德國歷史中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他的生涯由於遭到少有的公開侮辱而達到悲劇的高潮。在30年前過早地失去尼采的納粹分子轉而頌揚蓋奧格為「優秀的人」，他們確實也想讓蓋奧格在這個新國家中擔任一官半職。這位詩人本該接受這個位置，但他們的領袖像使他毛骨悚然，把他嚇跑了。當納粹分子繼續和他糾纏不休時，這位從未外出旅行過的年邁而又身患疾病的詩人一夜之間逃離德國，就像古希臘悲劇家歐里庇得斯一樣，旋即死於逃亡之中。在瑞士盡南端的莫拉爾圖，用12塊花崗石板堆砌了詩人之墓，周圍飾以月桂樹葉，它使人們想起還有很多墳墓，靜靜的安息著為了精神的統一而逃離德國政治的先知和詩人。然而施台方·蓋奧格是為了避免受到納粹青睞而逃離這個野蠻國家的第一個人。 不過，在某一個藝術領域，威廉的德國位居先列。在這個演員皇帝統治下，德國的戲劇取代法國而首屈一指。在世界音樂之城維也納以它的歌劇見長於世的時候，柏林有兩個人創造了新型的舞台藝術，其演出效果要遠遠超過德國的現代戲劇。一個是現實主義的勃拉姆斯，另一個是馬克·萊因哈德。後者除了創作了許多傑出作品外，還向德國人介紹了新莎士比亞戲劇。它對舞台藝術的意義，不下於一百年前施萊格爾將莎士比亞戲劇譯成德文出版。除了弗洛伊德和施特勞斯兩個例外以外，萊因哈德的戲劇是半個世紀以來，德國能唯一征服世界的成果，是純粹的民族成就。也許只有齊伯林的成就可以與之媲美，最後他的飛艇和其他的德國夢想一樣，在空中焚毀。 此時不僅在德國，在其他國家，創造性的藝術也都暗淡無光，讓位於音樂演奏的熟練技巧。德國人面對這種變化，仍然忠實於他們古老的使命，保持了首屈一指的音樂地位。德國的音樂指揮、歌唱家和獨奏家名揚世界。而名聲最大的則是理察·施特勞斯，可以說，他掌握了當代最熟練的技巧，用他那魔術般的手指使瓦格納的風格走向極端，因而喜愛音樂的青年紛紛脫離這種風格。德國新作曲家，特別是馬勒爾和雷格爾都拋棄了瓦格納。 「維利」和「尼基」——德國反對社會——俾斯麥最後的警告——不要聯盟要海軍——不要殖民化——英法聯盟——恩格斯的預言 自從簽訂了所謂的「1867年協議」以後，生活在奧匈帝國哈布斯堡皇朝下的7個民族受兩個民族——德意志人和馬扎爾人的統治。捷克人、小俄羅斯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在奧匈帝國議會中均有自己的代表，可是在政府中任職的只有少數幾個人。這個擁有5000萬居民的多瑙河國家，直到世界大戰以前實際上是處於二十多個容克地主家族統治之下，因為其政府一成不變的由貴族階層的德匈成員組成。政府和軍隊一直在試圖解決語言問題，而到頭來這個皇朝也無能為力，解決不了。在瑞士這個小國家，能做到三種不同語言都受到尊重，而在維也納就不可能，唯一的原因是弗朗茨·約瑟夫明確表示自己是德意志親王。 年邁的皇帝固執己見，專橫傲慢，心胸狹隘。當時有兩條道路可由他挑選，任何一條都可以拯救奧地利，可是他一一加以拒絕。他或可以採取梅特涅的方式，恢復專制體制，這當然不符合時代的精神，但還合乎邏輯，暫時可以像俄國那樣走下去。或者他可以將帝國變成由獨立各邦組成的聯邦國家，採取英國戰前的方式，由英皇作為國家的元首。這是他的繼承人弗朗茨—費爾丁南想像中的解決方案。 全世界早已預見到腐朽的奧匈帝國結局。可是德國卻要和它結盟，用威廉二世的方式，用真誠感情結合一起的聯盟。用當時流行的說法，這兩個皇帝相互以尼伯龍根式的忠誠向對方保證，雖則尼伯龍根本人就破壞過誓約，並不忠誠。本書順便提上一筆，對結盟不忠誠的不是德國，而是奧地利。1908年，奧地利突然吞併波希米亞，對抗它的盟國。 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像 弗朗茨·約瑟夫一世是奧匈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也是當時歐洲年齡最大的在位首腦。1914年他已經84歲，就在那年他向塞爾維亞宣戰，隨後發生世界大戰。1916年，弗朗茨·約瑟夫去世，沒能看到自己的王朝覆沒。他的繼承者卡爾一世無力維持帝國的統一，遂於1918年棄位，四年後在流放中死去。 舞會 20世紀初期，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在維也納出席的一次舞會。在他統治時期（1848—1916），奧地利帝國（1867年為奧匈帝國）遭受來自民族主義者的極度壓力。 此外，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篤信帝國使命是上帝恩賜的威廉，堅持和沙皇維持良好的關係。特別在老沙皇死後由他神經衰弱的兒子尼古拉繼位時，威廉仍然堅持這樣做。後來由布爾什維克公布的兩個皇帝之間十分可笑的通信中，兩人互相用小名稱對方為「維利」和「尼基」，虛弱的德國企圖蒙蔽更為虛弱的俄國。當沙皇由於被日本打敗而完全被嚇倒時，「維利」卻於1905年夏天秘密結盟而使「尼基」十分震動，此事旋即遭到沙皇大臣的譴責。 正當俾斯麥遭到罷黜時，德俄條約破裂，這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大事。從此，俄國倒向法國，和法國站在一起，正式參加世界大戰，反對德國。因而這種對德國的「包圍」，完全是皇帝本人咎由自取。在他爭取義大利支持時，他很清楚，或者至少別人這麼看，義大利對奧地利的舊恨未消，而要保持三國同盟，唯一可行的辦法是由奧地利方面作出重大的犧牲。 在歐洲處於分裂之際，沙皇的朋友提出設立國際仲裁法庭的設想，德國人的反應和馮·貝恩哈爾迪將軍一模一樣，他們大聲嘲笑說，只有一小撮沒有影響的人妄想在1898年可以在海牙寫下歷史新的一頁。難道要我們放下武器，在我們打仗的地方，對我們進行仲裁？品格高尚的男爵夫人馮·蘇特納爾，多年以來一直在德國為爭取世界和平而鬥爭，可是她的見解現在卻成了拙劣和虛偽講話嘲笑的主題。當皇帝對這個設想批註了「無稽之談」後，首相隨即宣布，「對這一設想是否定的」。英國內閣首相在倫敦也遭到軍事集團的反對。這個計劃到處受到嘲笑，只是在柏林更為甚之。 在首次海牙和會上，德國幾乎是獨家反對國際仲裁法庭。可以說德國的國家道德觀念，甚至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形成，並且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體現了出來。布洛夫呈報給皇帝有關這次和會的報告，讀起來就像猶地亞總督為鎮壓新興的伽利略學說向羅馬皇帝送呈的報告。至於威廉本人，則在這份報告上，用了幾句直截了當的軍人用語做了批註，結束了這個插曲：「我將依仗鋒利的刀劍單獨向上帝呼籲！至於和會的所有決議都是混賬話！！」 一年以前，皇帝受到了最後的警告。俾斯麥幾乎出於本人意料之外受到大家的歡迎。80歲的俾斯麥在耶拿廣場上向人民發表了第一次講話。在這座圖林根森林小城中，發生過路德事件，後來又發生過歌德和席勒事件。1817年少數好鬥的大學生也是在這裡燒毀了假髮辮子和俱樂部。而現在又是在這個地方，長期以來不受歡迎而在1892年被罷黜的首相，卻第一次受到德國人民的尊敬。 皇帝沒有屈服。他的小心眼，易變的性格，以及他對任何在這個國家比他更受到歡迎的人的妒忌，都驅使他製造一場戲劇性的假和解；但是這位老臣依然毫無干擾地不斷地攻擊這個政權。他擔心自己親手締造的帝國會在這位漫不經心的後繼人手中遭受厄運。俾斯麥作為一個引退了而受信任的奠基人，當他在報紙上看到，當今的皇帝用過去政府擔保的投資從事投機活動時，他不禁為帝國的命運憂心忡忡。當皇帝最後知道這位討厭的老人行將就木時，他於1897年再度拜訪了俾斯麥。俾斯麥坐在群臣面前，連開場白也沒有講，就提高聲音，對皇帝講了他最後的一句話：「皇帝陛下，只要您將軍官團掌握在自己手中，您確實什麼都可以干。而您如果掌握不了軍官團，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這一警告並非無的放矢，20年後軍官團終於垮台。但皇帝當時對這番話置若罔聞。他從不和這位老人深談，在整整八年內，他再也沒有聽取過俾斯麥的意見。他認為，他對什麼事都了解。請看他是怎麼答覆這位老人的，他漫不經心開玩笑地說：「你知道雪茄菸和丈母娘的區別嗎？」 俾斯麥預見到將來要發生的一切。這時，他已決定放棄帝國，就好像他已經丟失了這個帝國一樣。他在最後一次談話中，就像上述引錄的那段話一樣記錄在案，和皇帝的母親一樣，預言共和國的誕生。 威廉稱海牙插曲（1899）是「小孩子夢中的愚蠢惡作劇」，他指的當然是沙皇。在這以後，軍備競賽開始了。歐洲有一半國家希望在陸軍方面，英國則希望在海軍方面和德國並駕齊驅。 直到這個時候，戰爭仍然是可以避免的。主要的大國應該有理由在巴爾幹問題上達成某些協議。在法國，主戰的政黨力量很小，而人民對和平的渴望則是巨大的。兩個支離破碎的東方帝國一想到戰爭都戰慄不已。至於英國，它不能表明自己有半點戰爭意圖。從某種意義上說，根據馮·貝恩哈爾迪和威廉關於戰爭的講話，世界上除了德國以外，沒有一個國家企圖對外擴張和謀求世界市場，不過德國已受過教訓。當時世界上多數人認為，要想通過戰爭將其對手德國壓下一頭的是英國。而皇帝本人為英國的誹謗提供了根據。 一生交織著愛與恨的威廉二世，始終抑制自己內心深處的感情。這種感情來自於對自己的半個英國血統的不滿，來自對自己母親的仇恨。僅憑這個原因，他也不會信任母親的兄弟英王愛德華。還在他年幼時，當他知道這位年邁和善的老人是他的舅舅時，他就開始仇視他。因為這位英國紳士和商人從來也沒有認真對待過他的這位大搖大擺高談闊論的親戚，這一點使威廉感情上受到創傷。這種個人之間的敵意也惡化了海軍問題，從而決定了英國的對德政策。 張伯倫像 張伯倫（1869—1940），英國政治家，20世紀30年代綏靖政策的代表人物。 1937年5月28日，張伯倫出任首相。此時歐洲的安全已受到德意法西斯的威脅，張伯倫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了一系列讓步，想藉此換取歐洲的和平。他所執行的政策被後人稱為「綏靖政策」。1940年5月10日，德軍入侵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直接威脅英法安全。張伯倫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綏靖政策徹底破產。同日，張伯倫被迫下台，讓位給丘吉爾聯合政府。同年9月9日，張伯倫病逝。 1900年以前，英國有三次試圖和德國結成聯盟。約瑟夫·張伯倫，這位有著兩個著名兒子的父親，曾經爭取實現俾斯麥的最後計劃，建立英德天然的聯盟。當柏林了解到張伯倫意圖時，反應是典型的德國式的：「兩次予以斷然拒絕！」一個獨身的，有著很大影響的地方議員，霍爾斯坦人，小陰謀家和股票投機商插手私了此事。當然這個人不過是德國人性格的象徵而已。當這次談判獲得雙方民眾充分支持，工業界和商業界幾乎完全同意，工人也無保留意見順利進行時，皇帝和首相卻欺騙了他們的新夥伴。這個皇帝的專橫政府，無須要求任何人同意就可以結盟的，干下了與其說本世紀不如說是洛可可時代的荒唐事。皇帝為祝賀考斯划船比賽發去一份極不策略的電報，導致了所有的談判破裂。歷時四年之久關於建立英德聯盟計劃的談判，在很大程度上，最後由於一個不正常的怪癖而招致失敗的厄運。 德國在擴建海軍方面也採取了同樣欺騙的手段。英國作為島上帝國難以輕易放棄某種海上優勢，因而它要求就修建海軍一事和德國達成協議原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自從1897年來就擔任要職的海軍大臣，竭力鼓吹擴建海軍。這位名為馮·梯爾皮茲的海軍上將是個著名專家，水平很高，代表了德國性格的特殊變種，卻是個說謊者。梯爾皮茲是冠冕堂皇玩弄花招的第一個德國軍官，這種惡習到戈林時竟成為軍人的美德。隨著梯爾皮茲不斷地玩弄手腕，「老成的水手」，布呂歇爾式的「先遣將軍」，普通的德國軍官——身穿補丁衣服的德國米歇爾，這種種樸素的形象消失了。梯爾皮茲欺騙了英國和德皇，還欺騙了布洛夫親王。他提交了一份隱瞞了真正目的的計劃。他的目的之一是不受阻礙地通過連他自己也認為是危險的區域，在那裡修建大批軍艦，消除英國的威脅。 皇帝曾在1908年寫道，「1900年以後我們將能不受約束地和英國就海軍建設問題達成協議」。德國大使伏爾夫·梅特涅公爵，這位高貴的新德國最敏銳的人之一，認為英國海軍具有優勢，和梯爾皮茲鬥爭達九年之久，但最終他屈服了。很多年以後，當他已經退休眼見威廉崩潰，在朋友面前還是不願說皇帝的壞話，儘管皇帝後期對他很不好。在德國貴族中也不乏令人尊敬的例外。 當時建設德國海軍的理由是謀求海外殖民地，這一點從未受到德國人民的歡迎。德國人擅長的是沿著軍事防線行動，在非洲也是如此，和英國人不同之處是他們的軍官總是先於商人到達殖民地。德國擁有殖民地30年歷史的後果是，除一個例外外，花費不少而沒有帶來利潤。本書作者在非洲所到之處，均不能證實後來人們所說的德國人對付黑人特別殘酷的行徑。德國人之不受歡迎，因為他們對待有色人種和對待自己手下的白人一樣的粗暴和冷酷。普魯士人從來不是天生的殖民者，少數適應性強的奧地利人比他們幹得好多了。 巨大的郵船航線，大規模的德國移民，到達的不是德國殖民地而是外國。威廉二世的德國逐漸富裕起來不是因為有了殖民地，而是輕視殖民地。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相對繁榮和通過對瑞士和比利時的對比，駁斥了缺乏原料無法生存的說法。比利時擁有廣闊的殖民地，並不比沒有殖民地、原料和船隻的瑞士更富有或更幸福。各大陸之間迅速的信息交流，現代世界商業和化工產品的發現，這一切使所有的國家可以擺脫對占有殖民地的依賴。今日的德國難道不是很好的證明嗎？據說，德國在戰爭中攫取地盤是為了分享世界的財富，現在德國並沒有分享多少財富，卻能武裝起來，而且在幾個月內征服了半個歐洲大陸。僅這一事實就說明，必須要有直接的殖民地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整個殖民地時代確實已經是明日黃花了。 在激動人心的海軍軍備競賽問題的談判過程中，有關國家的文件是用「外祖母」和「親愛的威廉」稱呼開端的。皇帝內心深感沮喪，因為他不承認在這件事上他有感情用事之處。他好比一位多年來盡找自己妻子的岔子，事事神經過敏幾乎將妻子逼瘋了的丈夫，當他的妻子突然提出離婚要求，他竟感到吃驚，認為自己是無辜的一方。在這些文件上，威廉的旁註是：「撒謊」……「狗在撒謊！」「英國！」「叔叔！」「可愛的紳士」，「令人難以相信的厚顏無恥！」「虛偽！」「廢話！」「胡言亂語！」「好啊！這幫英國惡棍！」威廉態度之直率由此可見。 結果是造成英法聯盟。愛德華再也不擔心像以前張伯倫那樣在世界上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他用了很多時間，在巴黎爭取法國傾向於當時很不受歡迎的英國和他本人。這件事幾乎成為一件笑料。儘管在幾年以前，法國還因為英國沿著尼羅河占取殖民地而感到受騙上當，可是愛德華還是獲得了成功。法國面對氣勢洶洶的德皇，感到1905年在丹吉爾丟了臉，因而接受命運的暗示，握住英國伸出來的手。但德國並沒有被包圍，它將自己置於這個範圍之外。現在兩個結盟的集團在歐洲互相對峙。它們之間的衝突必然導致戰爭。 誰都知道，一場世界大戰在不遠的未來將要爆發，然而只有少數人知道，它已近在咫尺。有一個人早在30年前就預見到未來的這場戰爭，他的看法是非常了不起的。此人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在1888年就寫下了下述一段話：對於德國來說，「現在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這會是一場具有空前規模和空前劇烈的世界戰爭。那時會有800萬到1000萬的士兵彼此殘殺（後證實有900萬人死亡）。「三十年戰爭」所造成的大破壞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來並遍及整個大陸：到處是饑荒，瘟疫，工商業和信貸的混亂，其結局是普遍的失業。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祖國的治國才略一起崩潰，以致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見恩格斯《波克罕〈紀念1806年到1807年德意志極端愛國主義者〉一書引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頁。——譯者注） 對自由的服從——戰爭的罪責——一幕鬧劇作為前奏曲——1917年7月——戰爭機器的力量——「讓我們感激上帝」 然而，當這場戰爭在1914年爆發時，德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一樣地感到意外。德國人民作為一個民族，並沒有像25年以後那樣期望準備好這場戰爭。所不同的是他們並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驚慌失措，而是歡欣鼓舞地迎接這場戰爭。戰爭這一鍛煉人的大學校一直在延續著，最初是300年，然後又是40年，年復一年的戰爭，使這個國家一直保持著武裝準備。德國人，他們之中有數百萬人，好像是專業的火力戰鬥力量，每個人夜間躺在床上，一聽到第一次警鐘聲就迅速起床，到經過上百次實戰演習指定的地方去。而其他國家人民則像義務救火隊員一樣，在一片混亂和驚慌中奔向各地。 海報 這是德國人為1917年的一場戰役而發行戰爭債券所做的海報，畫面是一名戴著德國雄鷹標誌的騎士正把長矛刺向一個聯盟的怪物。海報常用來為新兵鼓舞士氣，或者為戰爭籌措款項，有時也用以擾亂敵軍軍心或者激起人們對敵人的仇恨。在被封鎖了的德國，海報甚至用甜言蜜語來說服婦女們獻出自己的美麗長發，送到工廠織成設備所需的傳送帶。 本書在另一篇章討論過戰爭的罪責問題。有四個國家或者說五個國家的政府，有的出於私利，有的出於錯誤，都是有罪責的。如果沒有注意到普魯士的心理，其宣傳教育和方法，那麼從整個背景和宣戰書來看，這場戰爭最大的罪責應由柏林和維也納承擔。但是所有這些陳述，都沒有涉及德國人民應負什麼罪責。這種罪責不是指那個蠻橫無理的政府，它在作出決定時，沒有和人民商量，甚至連帝國議會也沒有通過。這場戰爭結束後，在凡爾賽和會上，根據已作出結論的證據，確定德國政府是有罪責的。 但是在國內深入一步追究這場世界大戰的罪責，就會直接指向德國人民。德國人民多年來以默許的態度對待這場罪惡，現在要想說成是無所事事的旁觀者，或無辜者，這是徒勞的。一個丈夫，其生活被他自己的妻子毀了，就應該捶胸自問：「我為什麼娶了她，又為什麼養活了她？」近百年歷史和近十年來歷史，都表明德國人民是有罪責的。在19世紀，德國周圍有六個國家人民起來反對它們的政府，推翻了國王，設置了街壘，制定了憲法和設立了議會。他們為自己而戰，犧牲了生命。只有德國人連指頭都沒有動一下，認為自己能治理自己而心滿意足。他們接受了無能的親王，蠻橫無理的容克地主以及腐化墮落的公爵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奴隸制；如果有那麼一次他們敢於起來反抗，那就用不了多久就會立即逃回到自己的老鼠洞內躲藏起來。為什麼？而在戰爭中，他們又從來也沒有被證實過他們是膽怯的。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他們總習慣於服從，這使他們不能為自由而鬥爭。他們對自己的上級總是頂禮膜拜，進而和宗教教義協調一致，這就使他們不會開槍射擊他們的壓迫者。德國人幹革命也要等待從來也不會等得到的上級的指示。他們確實有過少數受歡迎的領袖，由於他們沒有穿制服，群眾就從不敢趨前進行辯論。他們起來戰鬥是出於服從而不是出於憤慨。在組織卓越的軍隊里，他們人人善戰，但在非正規軍里，他們的戰鬥力就很差，在革命運動中，就更談不上戰鬥力了。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從來也沒有能像西班牙人那樣的氣勢，和拿破崙作戰。 20世紀人情激憤，德國人在眾目睽睽之下，依然像一群馴服的羊群，不受任何大事對國家產生的影響，聽任牧羊人帶著走下去。他們確實出於自願在北德國會上（1807年通過，1871年批准）投票反對議會行使監督國家事務的權利，因而在決定戰爭或和平這些重大問題上放棄了自己的權利。現在他們的皇帝是一位90%的獨裁者，有著宣戰和結盟的權利，引導他們在最壞的條件下進行生與死的鬥爭。被選舉出來的665名代表不得不服從。 數十年來，德國工人和外國工人親如兄弟，發表不少講話，通過無數決議，要求制止戰爭。現在行動的時刻到來了。在戰爭爆發前幾天，國際勞工協會聚會布魯塞爾決定進行總罷工，如果真正這麼做了，是可以使戰爭機器癱瘓的。當然像這樣的總罷工應該雙方同時舉行，至少是柏林和巴黎應同時舉行。難道不就是要求皇帝打仗的容克地主，也許就是皇帝本人欺騙和監禁了德國工人嗎？「他們只有一個意志，即朕的意志。現在顛覆活動可能猖狂起來，我命令你們槍殺你們的親人，包括你們的父母和兄弟們，但願此事不要發生！如果發生了，你們不要埋怨，而要執行我的命令！」1900年柏林市電車工人罷工後，皇帝打電報給首都衛戍司令官稱：「我期望下一次至少獵獲500個。」皇帝將他的臣民視同玩物，因而採用了打獵的用語。 當國家可以授權拒絕數十億軍事撥款時，社會民主黨卻一致支持這一提案。在國會就第二次軍事撥款表決，只有一名為李卜克內西的投了反對票。就是這個人的父親，在1870年7月在相仿的形勢下，為對付法國通過類似的軍事撥款案時也投了反對票。這是霍亨索倫家族和李卜克內西一家在德國歷史上的再次相逢。 德國人像勇士一樣熱情地走上戰場，因為他們被說服了，據說是德國遭到可怕的攻擊。也正是這個國家，它的軍歌使人們回憶起它的殘酷，它的軍營以及在戰爭爆發前幾個月對一個厚顏無恥的少尉的頌揚。通過這件事，世界深深為德國這種依仗軍刀、手槍和軍服橫行霸道的作風所震驚。 事情發生在阿爾薩斯一個軍事小哨所查貝爾，有個20歲的容克地主少尉侮辱阿爾薩斯新兵，鼓勵士兵毆打不守紀律的阿爾薩斯人。當這件事公之於眾時，學生們開始攔住這個少尉，要和他算賬，後來他不得不下令衛兵護送他進城。用武裝警衛對付學生一事，使他成為嘲笑的目標。另外還有一個容克地主上校下令50名荷槍實彈的士兵在軍營前設立糾察線，這一做法激怒了越來越多的鎮民，他們聚集在軍營前。這位上校向人群發表講話並以流血相威脅。有兩個人因大笑而被拘留，監禁在兵營的煤庫內，準備次日審訊，其中一個人還是地方檢察官。由於一些學生手腳敏捷，一溜了事，這個上校軍人只能抓住一個跛腳的皮匠。這個皮匠竟被少尉用軍刀砍頭而死。 這一事件被傳出後，人們心情激動。最高軍事當局為了「教育人們尊重下層公眾和揭露阿爾薩斯紀律鬆弛的民事當局」出面干預此事。這位容克上校得到訓令公開嘉獎這位少尉，容克將軍得到訓令公開表彰這位上校，而國防部長又得到訓令，公開表揚這位將軍。這件事引起帝國議會群情激憤，導致歷史上第一次對首相和國防部長提出不信任動議案，但是皇帝卻立即表示他信任這兩個軍官，致使表決時未能通過。柏林警察局的容克地主頭子在《十字架報》上認為這些軍官的舉止是他們的權限，是合法的，軍事法庭隨後宣判他們全部無罪。只有幾個對少尉出錢鼓勵一事評頭論足的新兵受到了監禁。阿爾薩斯總督被免除公職。 這場鬧劇只是前奏曲，隨之而來是一場戰爭的悲劇。歷史學家早已從中看到分裂的因素。查貝爾事件表明德國軍官的精神完全脫離了時代和人民。這種精神必然使國家權力機構不能發揮作用。這種將軍怎麼能在戰場上作戰，怎麼能期望懷有這種情緒的將軍能在戰壕中了解自己的士兵，又怎麼能期待這些士兵理解他們的領導人？如果這種將軍一旦掌握了政治權力，如果在戰爭危急時刻，整個國家受這些在查貝爾事件中宣判無罪的人領導，又會產生什麼後果？而國防部長馮·法爾肯海恩正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採取毫不妥協的立場，而得到了皇帝特別的寵愛。如果沒有查貝爾事件，馮·法爾肯海恩還不會在短短几個月內，就出任最高司令部的參謀總長。 但是德國的悲劇並不是由於出現了人民和領導人之間的區別而告終結。這僅僅是開端，還有著更為深刻的衝突，隨之而來的還有體現在皇帝身上的那種德國人的不安全感和自負。 斐迪南大公遇刺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是奧匈帝國的王位繼承人，他在塞爾維亞被刺害。這一發生在巴爾幹半島的孤立性事件，很快就演變成全球性的衝突。德皇以此來煽動他的盟國、他的大使及首相進行戰爭，來實現自己的「神聖使命」。 威廉二世像 1900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作為1888—1918年時期的德國皇帝，推行侵略擴張的對外政策，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從1914年6月28日到7月28日，有一個月之久，德皇煽動他的盟國，他的大使以及他的首相進行戰爭。在無數的批註中，他下達的旨意，反映了他的情緒。奧地利皇太子遇刺一事引起他勃然大怒，他內心並不喜歡這個人，不過他利用這一事件，想實現自己的神聖使命。法國總統卡爾諾遭到暗殺時，他的反應並不帶有感情，而企圖謀刺國王烏貝托則引起他的暴怒。現在皇太子遇刺則深深地傷害了他，他寫道：「要麼現在就干，要麼永遠也別干！我們必須除掉塞爾維亞人！」 此時，他要表現出自己是強有力的人，也就是他一生中一直企圖掩飾自己生理上缺陷的那種願望。他知道，將軍們認為他膽怯，而將皇太子看做是英雄，後者也只不過在閨房中逞逞英雄而已。另一個促成這次戰爭的因素，是威廉只能容忍軟弱和忠誠的大臣，如貝司曼霍爾維格之流。在發生1914年7月重大事件時，如果不是由謹小慎微的貝司曼霍爾維格，心懷不滿的伊斯伏爾斯基和可恥的伯爵貝爾希德霍爾德來處理，而是由以前曾掌過權，也還在世的布洛夫、維特和梯斯薩處理，世界大戰或許可以避免，至少不會在那個時候，那種情況下爆發。 德國最先尋求戰爭，進而製造戰爭，而後指揮戰爭，最終在這場戰爭中敗北。在這場戰爭爆發時，充分地暴露出這批貴族繼承者昏庸無能。他們壟斷了大使和內閣大臣的職位達三百年之久，在具有決定性的關鍵時刻，卻不能像商人那樣在談判中運用自如。 德國駐聖彼得堡大使普塔勒斯伯爵收到從柏林發來的宣戰書有兩個版本，以對付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況，但是為了可靠起見，他將兩個版本寫在一張紙上，都交給了俄國大臣。在這同時，聖彼得堡奧地利使館成員一直在等待隨時可到的本國的宣戰書。最後終於收到了密碼電報。軍官譯出電文後，大使緊張地向心情激動的使館成員宣讀電文。而電文的內容卻是「皇后陛下貝希托爾德女伯爵要求不要忘記長期訂購的俄國巧克力，1914年8月1日發自維也納」。這是在場親眼目睹的人告訴本書作者的。 這一天，皇帝已在這場賭博中輸了。他走得越遠，他的神經質性格就越使他猶豫不決。作為演員，他鼓舞自己像英雄一樣死在戰場上。但可以肯定地說，他只是想像演員一樣死在舞台上，而不是在實際生活中。因而，當塞爾維亞人幾乎全部接受了維也納的最後通牒時，皇帝感到寬慰，他寫道：「這就消除了任何戰爭的理由！」但此時已為時晚矣！維也納伯爵們已經進行了周密的籌劃，他們不願意放棄這個計劃。四十年來，每年舉行的軍事演習和動員只是紙上談兵，空中樓閣。而現在戰爭陰影已遍布歐洲，成為現實。甚至戰爭的另一方，聖彼得堡和巴黎也在期待這一天的到來。三天來，威廉徒勞地發出一次又一次的緊急電報，警告他的維也納盟國和柏林的將軍們。可是現在戰爭的機器比他更強大，他單獨的行動再有力，也不能關上戰爭的大門，他已經失去掌握戰爭的鑰匙。在這一時刻，他甚至害怕他會遭到皇太子集團的廢黜。 當這一切過去以後，他和懦弱的人一樣，將一切歸罪於別人。他寫道：「斯拉夫人的背信棄義，拉丁人的橫蠻高傲，英國人的言而無信對這場戰爭都負有罪責，而真正的戰爭罪犯是英皇愛德華，即使他死了，也比我這個活著的人還有影響。」至於威廉，在人們看來，是德國軍人的國王，實際上是他，鋌而走險投入這場世界大戰中去的。他站在皇宮的陽台上，帶著悲劇的表情，向柏林市民大聲地講了幾句話。而站在陽台下的人群，並沒有唱起德國國歌，也沒有唱起皇室的頌歌或舊軍歌。他們唱的是一首古老的路德讚美詞，一首更適合於戰爭結束時唱的歌。歌詞的開端是：「讓我們用心靈，雙手和聲音感激上帝！」兩代人以前的1848年3月，叛亂的人群在皇宮前唱過：「耶穌，護送我的靈魂走向天國吧！」 軍閥的厭戰——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出現——兩者的對比——相互配合——興登堡的傳說——德國的英雄 本書不準備論述這場世界大戰的進程。在這場戰爭中，勇敢，守紀律，隨時準備犧牲，這種種德國人的特性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德國人家園的破壞要比法國人的為輕，因為敵人實際上並未踏上他們的國土。然而從另一方面講，他們固守碉堡，生活極其困苦，在戰爭的後期，德國餓殍遍地。在這兩個國家中，每個家庭中都有死亡；然而兩個國家人民的內心都感到道義上的安全感，因為他們都感到無端地受到了攻擊。德國中產階層和勞動階級都不能抱怨在戰爭之初受到了欺騙。但是即使說德國人民因相信了政府的一小部分人，因而對戰爭的爆發須承擔一定的責任的話，那麼對這場戰爭的延續下去，他們是無罪的。在「國際」遭到破壞以後，工人已失去了爭取和平的手段。當他們試圖這樣做時，發現他們已無能為力，成了烏合之眾了。 當時只有個人，可以作為象徵犧牲自己。卡爾·李卜克內西這樣做了，受到了監禁。在戰爭爆發兩年以後，他在柏林散發傳單，呼籲大家，德國只有在保衛自己的時候，才應該起來戰鬥。政府宣稱，它正是這樣做的。1917年初，柏林20萬工人罷工，只是在採取暴力手段和頒布軍事法之後才迫使他們屈服。1917年底，俄國人，特別是托洛茨基從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發出的呼聲傳遍了全世界，給德國帶來了深刻的影響。1918年初，有150萬奧地利和德國工人罷工。他們唯一的要求是譴責任何企圖征服他國的行徑，在這個準則的基礎上，德國才有可能取得體面的和平。為了對付這些工人們，採取了種種殘酷的懲罰手段，其中有一種嚴重地傷害了德國人心目中的戰爭光榮感。這就是凡是被認為是犯法的工人，就從工廠強迫遣送到戰場上去。本來不去打仗要受到良心的譴責，是不光彩的，而現在卻被認為只有犯法墮落的人，才走上戰場。 誰是最大的軍閥現在已經顯而易見。在經歷了異乎尋常狂暴的25年以後，他坐在宮內，心情煩悶，身著草綠色軍裝，這是他參加這場他應承擔責任的戰爭的唯一標誌。當全世界稱他為第二個阿提拉（Attila，406？—453，於433？—453期間為匈奴王，以凶暴著稱，被稱為「上帝之鞭」或「天罰」。——譯者注）時，他早已引退，面色蒼白，離開了危險和決策的地方。這時敵對的雙方軍閥最關心的是相互寬容。他們商定彼此不轟炸對方的司令部。在戰爭爆發前夕，焦慮不安的德皇曾下令立即要將海軍艦隊從港口調離出去。後來並沒有執行這一命令，德國海軍艦隊依然在港口內安然度過了四年。戰時，德國人均得交出家中的銅器，而德皇的專列火車上卻裝有銅浴缸，德國人每個月分配的雞蛋不多於兩個，而德皇普通的午晚餐都得有三道菜。 德皇最後交出權力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害怕發生叛亂。為了維護自己的形象和名譽，他不久即在將軍們的保護下自行引退，避免了臣民的攻擊。於是國家的重擔落在馮·興登堡將軍的肩上，他先被任命為陸軍元帥，隨後又被任命為帝國總司令。這是德國人決定命運的一件大事，它的後果是使德國人民遭受了有史以來兩次最大的失敗。興登堡這個獨裁者在上次世界大戰中落得失敗的下場，而後來又是他被納粹召來出任總統。 在戰爭之初，當已經退休的興登堡被召回時，他已是66歲年近古稀的將軍了。他是容克地主，東普魯士地主的兒子，任職軍官已有數十年之久，而且他又是捕捉鯡魚漁夫和掘墓人的後裔，因為他有一個祖父走錯了一步，娶一家平民女兒為妻。由於這門親事，使興登堡有了一個曾經站立在波茨坦宮前肅立致敬的高大榴彈兵的外曾祖父。他的外曾祖母是宮廷洗衣婦，很可能洗過他曾祖母為出席宮廷舞會而穿的衣服。興登堡的母親深為她的祖先而自豪，1848年時她曾收藏和保護過國王的旗幟。她是在對人民懷有敵意的氣氛下將興登堡培養成人的。但是興登堡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身高六英尺一寸，不提及這一點難以理解他日後的仕途。他的高大身材，並不是繼承容克地主的血統，而是繼承了他當榴彈兵祖先的血統。 興登堡像 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元帥，魏瑪共和國（1925—1934）第二任總統。其任期內，政治不穩定，經濟蕭條，1933年任命希特勒為總理，使之上台掌權 魯登道夫像 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普魯士將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德國軍事政策與戰略的主要負責人。戰後成為反動政治運動的領袖，最終加入納粹黨。 1871年他在巴黎時為少尉，後來騎著馬在國王的後面隨著凱旋的隊伍，穿過布蘭登堡大門。後來，他作為恪盡本職的軍人，總是按規定逐級提升，從未引起人們的注意。而現在要將這個人放在魯登道夫將軍的上面，因為魯登道夫作為戰略家是眾所周知的，但是在人們的眼光中，他又過於年輕。現在的做法好比是由一位年老的紳士出任協會的名譽主席，置於協會幹具體事的執行秘書之上。 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兩個人受的教育雖然類似，但由於兩個人的性格和青年時期的不同經歷，使兩人既有截然不同的一面，又有互相補充的一面。所有親眼目睹的人談論興登堡時，總是談論他的性格，而對魯登道夫則是談論他的精神。在談論興登堡時，沒有人記得他在專業上或個人方面有什麼獨特的見解；而在談及魯登道夫時，沒有人能認為他有哪怕一絲一毫的善良個性。興登堡給夥伴留下的印象是沉著，而魯登道夫則富有能力，這是前者所不及的。富格斯對這兩個人的評語是：「魯登道夫是位將軍，而興登堡則是愛國者。」 他們的身材也成鮮明的對比。興登堡粗獷樸實，像一座木雕像，生來就使人們尊重。魯登道夫的個子則要小得多，看起來長得不夠勻稱，但並不纖弱。這兩個人不像濟金根和胡登，在身材方面有著極為鮮明的差別。興登堡這個人到70歲依然健康，直到87歲也還是如此。他在整個一生中，睡覺、吃飯和行動等都非常有節奏，從不受工作的影響，在戰時也是如此。而魯登道夫在戰爭前夕因患病已筋疲力盡，面色蒼白，雙頰瘦削，這是浩繁的工作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他的身體從未通過體育活動或娛樂得到過恢復。魯登道夫從來不知道休息，從來也沒有滿足過。 從來沒有人看到興登堡激動過，也沒有看到魯登道夫大笑過。魯登道夫這個人可能由於是天生的懷疑主義者，他所有的感情，除了野心勃勃外都受到壓抑；或者可能是宿命論者，他越來越陷於沉思，探討人類的問題，只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魯登道夫不相信任何事，他靠的只是運氣。 而興登堡這個人則一生都篤信上帝，忠誠於天降以重任的國王。他在下達軍令時總是要祈求上帝的保佑，每當他做出重大決定時總是要加上一句：「願上帝保佑我們！」 這兩個人都出身於士官生，一個以他的品質和堅定不移，一個以他的能力和知識，通過不同的途徑，成為著名的第二流人物。兩個人都有忍耐的美德，有責任感，為人正直，有不為人收買的品德。但是要指揮1000萬人，指導6500萬人取得對世界的了解，獲得有關歐洲的知識，這顯然是總參謀部主管人力所不能及的事。要做到這一點，除了必須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之外，還要求具備天才，這就是生下來就具備的品質——靈感、激情和想像力。作為一個老人，屆此高齡，體力和性格的變化，已不會再有任何妒忌心了。而那位年輕人，也是很狡猾的，他先將榮譽讓給別人，因為他的野心在於權力而不在於榮譽。確實，他後來聲稱，一切的榮譽都應屬於他。 從來也沒有一個總司令和參謀長之間能像他們兩個人一樣，完全在個人的基礎上建立這種恰當形式的關係。 魯登道夫處於優勢地位並不意味他單獨承擔責任。興登堡從來沒有否認他自己應承擔的責任。興登堡承受魯登道夫全部榮譽的同時，也忠實地承擔了由於魯登道夫的錯誤而造成的全部壓力。興登堡確實不想爭權，但他被自己簽署的命令弄得束手無策；如果有人將日後任何涉及德國命運的決定，歸咎於魯登道夫個人，這將意味著對興登堡形象的醜化。 促使兩位將軍分道揚鑣的故事，簡直是傳奇性的。其原因深植於德國人的性格，德國人總是讚譽一個人，而將屬於別人的努力也歸功於這一個人。沒有這個傳說，戰爭的進程也許會有所不同，結局也許會有所不同。這個帶來危險後果的傳說來自人民，因為他們一直在尋求一位想像中的領袖人物，因而必須回過頭來談談人民。 形成這一傳說的第一個起因是坦能堡的勝利。這是德國在這場戰爭中取得的首次勝利，是為人民所理解的一種勝利。敵人被包圍，他的軍隊被消滅，有十餘萬人被俘虜。每個人都在問，誰是勝者？ 德國人首先獲悉的是興登堡是個巨人，和西格弗里德一樣的強勁有力，同時又和孩子一樣的溫柔。他外表粗野，內心卻很纖細。他的頭像適合於澆制石膏像，目光安詳，髭鬍繁盛，一副雕刻出來的軍人面部表情，對每個人都有極大的感染力；同時他體格魁梧，頭髮灰白和溫情脈脈，又顯示出他是德高望重強勁有力的貴族。而當德國人聽說，他第一個被從立功名冊上劃掉姓名時，他們滿心高興。這既是誤解同時又可以使人內心感到純潔。此外「興登堡」這個名字富有音樂旋律，他在坦能堡勝利後第一次簽了這個姓名，沒有用他的全名——馮·貝納肯道爾夫。他的外形威風凜凜和沉著堅定，有著指揮作戰司令官的風度，同時又有著慈父般的感染力，他具備了贏得德國人崇敬的所有特點。為了取悅於人民，他使盡了一切力量。「這場戰爭對我很適合，好像進行了一次溫泉療法」，當他說出這句話時，他完全贏得這個尚武民族的心。 所有這些長處，魯登道夫都不具備。他既不高大，也不是貴族；他不老，不像和藹可親的父親；也沒有粗野的外表，內心也不纖細。和這一切正好相反，他陰險、易怒、野心勃勃，但是德國人尊敬他，認為他是一個需要的人，有如親王需要有一個為王室傳宗接代的配偶一樣，是不可缺少的一個人。由於他不是最高司令官，他甚至在權威面前，公開迴避德國人對他的崇敬。 有許多論述提及並且認為，這位新將軍在坦能堡曾經進行過認真的研究。實際上他只不過參加了一場早已在進行的戰役。至於這場戰役的繼續下去，魯登道夫是要單獨負責的。因而，魯登道夫的助手，霍夫曼將軍後來說，當他聽到是興登堡在坦能堡取得勝利時，他對當年西班牙將軍漢尼巴在坎尼戰勝了羅馬人的這一說法再也不相信了。短短几個月內，在人們腦海中，興登堡取代了皇帝。對皇帝的焦慮不安和講話，人們已容忍了很長時間，現在至少出現了一個性情這樣平和，語言極有分量的人，自然取得德國人的歡心。這一切在德國歷史上都是新的，很難和俾斯麥相比。 這一傳說形成於1914年秋，它對接踵而來的50年德國歷史產生了極為巨大的影響，它確實決定了這場戰爭和後來建立共和國的歷史。自從興登堡開始時在一次真正的戰役中取得勝利以後，人民寄希望於他個人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即使在失敗後，這種希望也沒有消失。這一點和德國人的性格是一致的。德國人總是願意把智慧才能轉化成為感情，他們信任的不是一個人的天才，而是一個人的性格。他們讚賞的是崇高淳樸的理想。 德國人只是偶爾受另一種類型的人的迷惑，這就是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這類善於做作的人。 殘酷無情的潛艇戰——在將軍面前的代表——《水牛戰略》 這兩位將軍統治德國為時兩年之久。這在德國歷史上，第一次不是由國王，而是由一個容克地主和一個平民實行獨裁。當興登堡和魯登道夫1916年取得軍隊統率權時，俾斯麥的憲法實際已停止執行。當時的局勢和今天有些相似，只不過那時是由軍人保護領袖，今天是由以政黨為後盾。專政獨裁的範圍成倍地擴大。這兩個將軍強行制訂了一份針對西方新的戰爭計劃。他們百般干擾首相和內務大臣的工作，將拘留、新聞檢查和宣傳權轉到各省軍區司令部的手下。他們籌劃整個帝國的經濟工作，制訂戰爭的意圖，提出和平建議和頒布大赦令。除了戰爭計劃之外，面對這些繁重眾多的任務，這兩個人缺少知識和經驗。不像今日納粹的領袖，他們沒有七年的經驗可以汲取。因而他們在司令部里掌握著同樣的權力，面對著同樣的問題，只是能力卻相差太遠。 德國和其他國家還有一個區別，即議會的作用。最初，德帝國議會這批聽話的議會代表在通過數十億戰爭撥款案之後均已回家，各政黨也達成了休戰協議。德國人民為它起了非常浪漫的名稱：城堡內的和平（封建的和平），但是將軍們並不認為是「和平」，仍然宣布德國處於「戒嚴狀態」。倫敦、巴黎和羅馬的議會都在開會，只有柏林和維也納卻處於閉會期間，有時為了批准某些新基金會等項目，召開過一些短小的會議。「在戰爭期間，政治家必須緘默不語」，這是德國軍人和皇帝向所有寧願為德國而死，而不願為德國而思的德國人發出的一個精闢的口號。但是仍然有極少數人集合在一起，派代表團請願，要求不要打仗。這幾年來，意見的分歧，形成了獨裁者、將軍和容克地主為一方，左派政黨代表為另一方，後者希望通過談判取得和平。獨裁者等反對，因為他們和重工業集團都希望徹底征服對手。 當他們再也不知道如何將這場戰爭進行下去時，就於1917年1月決定，採取潛艇戰這一新形式，以便封鎖英國。他們肆無忌憚地將它命名為「殘酷無情的潛艇戰」，由此可見它的真正的意圖。了解美國的人早就提出警告，要防止美國參戰，對此，一個容克地主在帝國議會上稱：「美國人既不會游泳也不會飛，他們能把我們怎麼樣？」此時，甚至首相也鼓起勇氣對這一決定提出警告。在開戰的第一天，皇帝授予首相以軍事委員一職，以免身著便服出席帝國議會而窘迫不堪。這位剛剛表示過進行潛艇戰是件致命危險的事的首相，當他身佩閃閃發光的勳章在總司令部出現時，一改原來的態度，表情堅決，小心地和副首相一起簽署了進行潛艇戰的文件。 1917年7月，帝國議會代表群情激憤，議會以絕大多數票通過一份宣言，要求和敵國談和。獨裁者以及國王此時都回到柏林，勸說這些文職人員恢復理智。將軍們兩次會見了議員代表。如果其他國家出現這類危機，通常應該由將軍參加內閣和議會的會議。這是一個歷史時刻，將軍應在代表大多數人民的議員面前，對他們的質詢做出答覆。 代表德國人民的這十幾名議員在這場賭博的開端就已經輸了。他們不是在帝國議會接見將軍，而是由議員代表走訪總參謀部，而且一次只見到兩三個人，好像一家人去看牙醫一樣。軍事獨裁者對迅速實現和平問題隻字不提，卻大談占有比利時和東西歐煤礦、礦產地和生產穀物的省份的必要性。 次日，皇帝第一次會見民主人士和社會黨人的代表。在這以前，皇帝只在很遠的距離，在一個群眾場面上看過他們一眼。現在皇帝嘲笑這些應一個大臣邀請來會見他的代表們，狂妄地侈談他正在準備對英國進行第二次背信棄義的戰爭，最後他表示：「凡是在禁衛軍出現的地方，就不能有什麼民主可言。」這一談話精神，貫穿於這次代表兩個世界會見的整個過程之中。沒有一個人民代表敢於吭聲。皇帝和容克地主大聲嘲笑工人和市民。 1917年聖誕節前後，正在以不兼併領土為條件尋求和布爾什維克進行談判實現和平時，由獨裁者派去的將軍卻要求割讓領土和居住有200萬波蘭人的「走廊」。談判因而突然停止，雙方再度出現敵意。後來以割讓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為條件，實現了按照德國意旨的和平。此後不久，即1918年春，在布加勒斯特再次實現了按照德國意旨的和平，將羅馬尼亞的石油、穀物和鐵路交給德國人，為期99年，這個國家繼續被占領五年。戰後，人們將同樣的條件強加在德國人民身上時，他們卻稱之為「這是受奴役的屈辱的和平」。與此同時，獨裁者繼續在前線貫徹福克斯所稱的《水牛戰略》，向擁有優勢的敵人發動正面的攻擊，因之又有50萬德國人白白犧牲。到1918年8月，當興登堡已經放棄了勝利的希望時，他仍然不接受進行果斷的和談，以避免戰爭造成的災難的建議，而是繼續將這場戰爭進行下去。獨裁者對在戰爭最後三個月毫無必要死去的每一個德國人，都應該受到良心的責備。在總司令部召開具有決定性的會議上，他們不讓大臣們知道，在這以前早已寫出了秘密報告，指出這場戰爭已毫無獲勝的希望。興登堡甚至在講話時，對底稿上有句聽起來不那麼英勇的詞句略去不講。獨裁者蒙蔽政治領導人，不讓他們了解真實情況，就像破產的企業有時竄改資產負債表一樣。大臣們因不得不向「這些在戰爭中應運而生的將軍們俯首乞求」，而放棄了他們的要求。 自上而下的民主——崩潰——皇帝的出逃——凡爾賽——法國的錯誤——奴役的條約 1918年9月底，魯登道夫突然攤牌，拋出一份文件聲明，要在24小時內停戰。和所有其他文件一樣，這份文件是由興登堡簽署的。這就是說，是他首先提出要求進行倉促的災難性的停戰。 《凡爾賽和約》的簽訂 威廉·奧彭爵士（1878—1931）創作的這幅名畫，描繪了1919年6月28日在凡爾賽宮鏡廳簽署和約時的情景。 此時一切均已喪失，而獨裁者卻認為依靠民主的保佑，可以保住自己。在德國人民被打敗後，他們卻受命今後自己治理自己；在他們的領導人再也不能將崩潰破產的真實情況隱瞞起來，需要有人出來清理這一破產的企業時，德國人民在19世紀曾經三次試圖建立都未能成功的代議制政府，現在卻得到了允准。這一絕望的形勢，只向少數政黨領導人作了通報，他們根據興登堡的緊急指示，要在24小時內促成停戰。代表們大吃一驚，不知所措。在場的人後來描繪這種情景時說，代表們頓時面色蒼白，接著痛哭流涕。但是沒有人出來反對承擔和談的責任。為什麼這些在過去一兩年中早就主張和談的人，在這一場合下卻失去了勇氣呢？為什麼他們不將這個球踢回去，要求皇帝、獨裁者和容克地主階級去締結這個災難性的和約呢？有指望的日子終於到來了。可是德國現在或許將來，也許永遠不能成為一個人民的國家了！ 1918年10月初，一切事情依然如舊。原來無辜的人心情沉重，默默地承擔了戰爭的罪責，連反對的意見都不提。有十幾個公民，過去在宣戰或這場受到譴責的戰爭還在進行時並沒有徵求過他們的意見，現在卻要求他們出來承擔責任，就好比過去沒有參加聚餐，現在卻要掏腰包，付飯費。巴登親王馬克斯，這位精神不安虛弱的人，也是最後的一位伯爵被任命為首相。他拒絕倉促向威爾遜發出求和的電報。他向獨裁者提出少許問題，獲得的答覆是一切均已解決。容克地主突然不見了，現在治理這個國家的是工人和市民，但他們的死期早已到來。皇帝宣稱，「我將欣然和艾伯特先生一起合作」。「我並不反社會民主黨，只不過這個黨的名稱需要改變。」巴登親王馬克斯，這位首相同時又成為民主派，也許只是暫時的民主派。他為新舊兩個德國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樑，盡他的可能為這兩個德國撮合。 即使在這個時候，皇帝還沒有簽署新憲法。他逃避制定這樣一部憲法是他的本性。外交大臣一再敦促皇帝簽署，事後他描繪這幕情景寫道：皇帝如何先是要求去吃飯，轉過身來，向大門走去，聽任憲法放在桌上未予簽署。四年多來，容克地主和將軍一直不讓德國人民參政，卻讓他們流血犧牲，不徵求他們的意見。三十年來，皇帝一直拒絕人民對政府行使的監督權，現在由於岌岌可危的形勢而從他手中奪取走了。興茨大臣寫道：「桌上放著至高無上的詔令，日期為30日，我一直尾隨著皇帝陛下走到大門前，反覆告訴他，新政府能否成立取決他的簽署。皇帝轉過身來，跨步走向桌前，簽署了這份詔令。」 德國就以這樣一種漫不經心的方式建立了民主。因為它是自上而下交出的民主，而不是通過鬥爭爭取到的民主，因而它缺乏內在的力量，幾年之後就分崩離析。 和威爾遜的停戰談判，是在10月份由雙方交換照會之後倉促開始的。因而，歪曲歷史的人可以告訴下一代人，正是這些民主派進行的這場輸掉的戰爭，否則又為什麼要他們出來收拾殘局呢！ 在這些宣傳的影響下，有一小部分人民和軍人起來叛亂，最早是基爾和威廉港的水兵，而後是慕尼黑、弗蘭科尼亞，最後是柏林的社會黨人。在維也納，也發生了類似的運動，因為哈布斯堡皇朝也戰敗而分崩離析。沒有人要求追查政府首腦的罪責。水兵的要求並沒有使人們吃驚，而是得到人們的同情。 《凡爾賽和約》文本的最後一頁 圖為《凡爾賽和約》文本的最後一頁，上有美國威爾遜總統率領的代表團代表的簽名和蓋章。 「只要給我們同樣的食品和平等的報酬，這場戰爭早就獲勝有期！」這句話反映了軍人不滿的主要原因。他們所要求的不過是不要給軍官吃得過好。直到1918年底，普通士兵看到在某些餐桌上放的是印刷精美的菜單，這會使他們產生什麼想法？一個老兵後來說，餐刀被用來當「暗中傷人」的武器，還有開酒瓶塞的刀，開罐頭刀和碎冰器都派上了同樣的用場。在最後的夏季戰役中，老兵們確實已滿腹怨氣，偶爾也以「罷工破壞者」等罵人的話，歡迎年輕的補充兵員。幾年以來，他們親眼看到和聽到一個又一個傳說中的事。當他們衣衫襤褸回來時，在基地上生活舒適的軍官卻用「前線的豬玀」，這個罵人的字眼歡迎他們；在成千名預備軍官中幾乎沒有人被允准晉升為參謀部較高級的軍官。乳臭未乾的少尉可以對每一個老的預備役軍官大聲叱責。只是由於這支軍隊接受了兩個世紀以來的普魯士紀律教育，否則他們在前線就會爆發一場革命。直到11月革命前，勞動階級還沒有要求建立共和國。 獨裁者終於決心改弦易轍，不再反法，而是目標對準國內的反叛。只有民主派人士在關心停戰，至於帝國議會，並沒有夜以繼日地開會，而且還在10月26日星期日自動休會一天。遲至11月8日，才和皇帝多次討論了向柏林進軍問題，行動的代號是「向祖國進軍的行動計劃」。 軍官已人心渙散。這些軍官家族們三十年來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特權，而現在卻沒有一個人願意為皇帝而殺身成仁。皇帝想盡一切辦法也是徒勞。在這以前，他罷黜了魯登道夫。興登堡告訴他，軍隊早已拒絕接受調遣。忠誠於皇帝的封臣知道，這位優柔寡斷的主人所能做的，不過是尋求生路而已。這些封臣們依然留在皇帝身旁，沉悶遲鈍，幾乎是毫無生氣。 當威爾遜的照會要求皇帝退位時，在柏林也發出了同樣的呼籲。新首相每天，後來每隔半小時就打電話給皇帝要求他退位。在11月9日這一天，當首相得到皇帝半心半意的要退位的保證時，皇帝在柏林宣布退位。威廉別無選擇，因為工人領袖同意只有在皇帝退位的條件下才可以不流血而改朝換代。所謂不流血，是指德國人在這場失敗的戰爭中已經死亡200萬人後，不要再流血了。 在這最後的時刻，皇帝還抱著幻想，面對壁爐里還在燃燒的餘燼，他仍像演戲一樣，神氣十足。但是正當他聲言明天即將進軍國內時，他卻已經看到窗外白金色的專列火車，像匹強健有力的駿馬，正在整裝待發。他知道，他乘上這列火車將一去不復返。此時，他還對自己的兒子說，「決不退位」！而每個人都知道，次日他即將黯然離去。最後，他告訴那位越來越讓他討厭的副官說：「好吧，如果一定要我退位，那也要等到明天早晨。」於是，在專車上準備好六個人的午餐。 次日清晨，當他兒子起來時，父親卻已乘汽車悄然離去。在晨曦的時刻，威廉逃到了荷蘭，在未獲准避難前，不得不在邊境上一幢用波紋鐵皮搭的小候客室里等了六小時之久。 伍德羅·威爾遜及其簽名 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對待《凡爾賽和約》，希望以十四點和平綱領為基礎，尋找理想的解決方案，強調世界和平和人民的自主權利。 柏林革命的消息於午間傳到聖彼得堡，德國大使米爾巴赫伯爵在餐桌上大聲朗讀來電。在座的紳士們放下刀叉，頓時臉色蒼白，面面相覷。可是最為吃驚的卻是在旁侍候的招待員，一個德國士兵。他本來應該感到，此時此刻他是唯一可以代表德國人民的人，他應該有所作為。他本來可以高呼「共和國萬歲」！或者可以打碎一個碟子。在這一尷尬的處境中，他為了穩妥起見，只是脫下了自己的白手套（據一目睹者告訴本書的作者）。德國人民就是這樣，繼續以赤裸的雙手為自己的主子服務。 歐洲不少國家在戰敗的困難時期建立了共和國。1871年，革命的法國，不得不為皇帝打敗的戰爭付出代價。新建立的法蘭西共和國剝奪了被廢黜的皇朝及其階級的權力。直到這次世界大戰前，被趕下台的家族始終放逐在國外。而在德國，卻得到相反的做法，這不能推諉於簽訂一個不好的和約，而是德國人的性格造成的。 因為不論《凡爾賽和約》如何不好，但與一年以前德國強加在被它消滅的兩個敵國俄國和羅馬尼亞頭上的和約相比，還是溫和得多。而如果沒有新興的世界道義代表威爾遜的堅持，這個和約的內容可能更為溫和。這個和約內容之多，可謂罄竹難書。簡而言之，《凡爾賽和約》基本條款可歸納為下述幾點： 德國將阿爾薩斯、洛林割讓給法國；以前從波蘭搶來的波森（即現在的波蘭波茲南。——編者注）歸還給波蘭；西部一小角土地讓給比利時；但澤成為自由市；梅梅爾（即現在的立陶宛克萊佩達。——編者注）屬立陶宛所有；上西里西亞和什勒斯維希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歸屬。因而，德國所失去的只是原先是外國人居住的德國地區，現在將這些地區歸還給原來的所有者。德國居民從6500萬人中減少了700萬人。萊茵河左岸和薩爾區被占領50年，薩爾區通過公民投票決定未來的歸屬。萊茵河以東30英里內的防禦工事全部予以拆毀。和約規定交還大量的船隻、牛群、煤和鐵路設備。還規定賠償戰爭損失，不過賠償額尚待確定。此外，裁減軍隊，陸軍縮減到10萬人，海軍1.5萬人的水平，允許擁有小型艦隻。德國交出它的殖民地，在國聯監督下，由不同國家託管。 勞合·喬治及其簽名 勞合·喬治（Lioyd George，1863—1945），1916—1922年任英國首相。對於《凡爾賽和約》，喬治雖然個人傾向比較和緩，但為了即將來臨的選舉，他還是認可了有關懲罰的條款。 幾乎所有這一切均符合威爾遜提出的停戰原則。此外還規定通過公民投票確定阿爾薩斯的歸屬；老年退休金不應納入賠款項目內；德國的裁軍應在全面裁軍之後進行。 但是協約國最大的疏忽，是未在停戰之後立即派出一艘滿裝食品的船拯救嗷嗷待斃的德國孩子們。丘吉爾和勞合·喬治均向本書作者保證說，他們最初確實想這樣做的，「但是這個國家當時充滿著對德國的仇恨」。當時如果做出這種姿態，是會贏得上百萬德國人，特別是母親們的心的。 如果人們將法國人在1919年打敗德國和德國人1940年戰勝法國人之後提出的要求相比，《凡爾賽和約》顯然是非常有節制的，這是毋庸贅言的。 《凡爾賽和約》沒有一個條款對德國來說是難以忍受的。東部地區幾乎是渺無人煙的地區。本書作者誕生於靠近那裡的邊境地區，經常有人打聽那一地區是否已成為俄國人的波蘭地區了。斯特拉斯堡既不是德國的，也不是法國的，而是阿爾薩斯人的。因為阿爾薩斯人既不喜歡法國統治的47年，也不喜歡德國人統治的20年。居洛林支配地位的是法國人，因而俾斯麥就根本沒有想吞併它。阿爾薩斯和洛林本來可以建立小公國，而現在也只能建立小公國，類似的公國在歐洲大陸上目前有五六個。在德國人的心目中，萊茵河是他們的邊境。萊茵河一直是德國的。 《凡爾賽和約》的錯誤在於只要求一方面裁軍：德國裁軍，而它的周圍鄰國依然是刀光劍影，對於這個剽悍的武士民族來說，是太過分了。德國的復仇運動根深蒂固。這是出於德國人的榮譽感，就和身上佩的刀劍一樣，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光榮。現在德國人失去了刀劍，而其他國家卻仍擁有刀劍。他們感到，他們的榮譽也隨之而喪失了。 不過如果那時允許德國保留武裝，保留所有的城市和省份，一寸土地也不丟失，那麼不是在十五年之後而是早在五年之後就會出現一個希特勒；因為德國人誓為失敗而復仇的願望，埋在內心的深處。 然而，1919年5月巴黎已經預料到這些條件會遭到拒絕的。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當時，德國人正處於饑寒交迫之中，情況非常悲慘，共和國代表在魏瑪舉行了會議。難道因為他們是工人和平民，他們就不愛自己的祖國嗎？當時又有誰敢說，這個階級比哪個階級更愛自己的祖國？確實，正像朗特超，一位高貴的伯爵所做的，拒絕巴黎的和平建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喬治·克雷孟梭及其簽名 克雷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對於《凡爾賽和約》，克雷孟梭則尖刻地闡述說；「對萬能的上帝來說，十條戒律已經足夠了」，他想讓德國變成永久的受限國。 因為德國人得到了多年來連想都不敢想的兩位朋友的幫助，一位是威爾遜，另一位是列寧。前者帶來了重新和解的原則、正義和國聯。後者是德國敵人的敵人，準備儘速出動紅軍援助這個新興的半社會主義魏瑪共和國。如果魏瑪確實熱愛自己的祖國甚於其他，它就必然會和這個事先沒有預料到的國家結盟，將這場戰爭繼續進行下去，以擊敗已經同樣筋疲力盡的敵人。 但是對於共產主義的極端害怕；內部派別領導人之間的互相仇恨；還有怒火滿腔的德國社會黨人，他們不願意看到俄國人通過革命而不是通過改良來解放自己；以及天主教中心對俄國無神論者的反感。感情、飢餓、財產、恩怨，種種因素結合在一起，促使德國人不願意和布爾什維克站在一邊，將這場戰爭進行下去，而寧願接受條件苛刻的和平。於是，溫和的左派接受了這一所謂的「屈辱的和約」，而唯一挑起這場戰爭的罪魁民族主義右派，卻高傲地反對這一「和約」。 這一高傲的「不」字，使容克地主、工業巨頭和日後出現的納粹，得以繼續保持他們的政治生命達十餘年之久。 革命，而又秩序井然——他們仍然是臣民 經歷過這次動亂幾年以後，一位普魯士親王將他的房產家具拿出去拍賣。在拍賣品中有腓特烈大帝的一枝長笛。一群波茨坦軍官決意要為霍亨索倫皇室保存下這一遺物，他們參加了這次拍賣，有位軍官對普魯士親王說：「我們不能讓這一寶物落入世俗之輩手中。我們應該像一個人一樣，在我們偉大國王的長笛面前立正看齊。」 親王冷眼橫對他們答曰：「如果你們在11月9日，也能堅決地團結在國王的周圍，這枝長笛何能落到今日第一件被拿出來拍賣的地步？！」 德國革命給歷史帶來了奇特的現象。一旦國王下台，軍官、容克地主、僕從和宮廷人員都背信棄義，不再忠於國王，唯一還忠於國王的是平民、人民。他們依然畢恭畢敬地在親王面前出現，並沒有在最初的驚慌失措中逃走，他們帶著窘迫的表情，懇求親王們安然撤離。當身居波茨坦宮的皇太后在子孫的簇擁下，聽到士兵在開槍，想到沙皇皇后是在何等恐怖的情景中遭到追捕時，一位使者走進宮來，肅立致敬，並以訓練有素的軍人腔調報告說：「陛下，您在我們保護之下。我們已採取防範一切的措施。敬候陛下諭旨！」 魏瑪共和國的國旗 第一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退位，流亡荷蘭。德國在魏瑪城制定憲法，成立共和國，重新選擇黑、紅、金三色旗為國旗。 魏瑪共和國戰旗 魏瑪共和國總統旗 22位德國國王和親王，或者他們的皇親國戚，加在一起估計有120人，沒有一個德國士兵或工人從他們身上拿走任何一件東西。就是數為千計的宮廷官僚機構中的大大小小官員也沒有一個人這樣做。 這是歷史上一次最奇特的革命。最後，只是因為更富有戰鬥性的李卜克內西20分鐘前在皇宮中宣布成立紅色共和國，謝德曼才在國會中宣布成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那天中午，陽台上的一場鬥爭決定了德國的命運。艾伯特在聽到宣布成立紅色共和國後，「氣得臉色發紫」，他對著自己的夥伴大聲咆哮地喊叫道：「你不應該這樣做！只有國民大會才能通過組織政府的決議！」 然後就發生了水兵兵變。他們在10月底拒絕執行軍令，只是因為他們在軍港中已經生活了三年，在興登堡宣布戰爭結束後，卻突然受命要奔赴遠洋作戰。至於水兵11月5日的要求內容也不過是釋放被押的同伴，保證不在他們的軍人證上記載不利的評語；官兵伙食平等；廢除在非值勤時強迫性的敬禮；最後還有改變對軍官稱呼的方式，其中關於第三人稱的問題，如「艦長下令……」只在報告開始時使用一次，隨後只用「你」這一稱呼，而不再稱呼「艦長」。這些就是8萬名水兵的要求，他們扣押了3000名軍官，以及控制了所有的武器。 工人和士兵委員會秩序井然，以至於興登堡也表示要支持這個委員會。幾百名營養不良的水兵占領了柏林皇宮達數周之久，他們突然發現自己群龍無首，而皇宮的地窖中，裝滿各種德國人四年來連味道都沒嘗到的食品。他們會不會猛撲上去，舉辦個宴會，大吃大喝一場呢？不，他們交由一個特別行政小組，荷槍放哨，裝備有催淚彈，嚴實看守54個地窖房間的每個門戶。他們按照每日配給量分給每個同志，而且都登記入賬，一清二楚，留給張伯倫伯爵。後來，當他們在樓上窗口架起機槍時，還鋪好舊報紙，保護精緻的硬木家具。在皇宮被敵人轟炸後，他們將碎石亂磚在院中清理成三堆：一堆灰泥，一堆鐵，一堆玻璃。 在德國遭到轟炸後，德國市民也被分成三堆：舊掌權者，新掌權者和激進分子。在這場暴動中，問題並不在於哪一派更勇敢一點，或是哪一派更膽怯一些。路障既不是用石塊，也不是用車輛，而是由無數的教條堆砌起來的。他們手執的不是槍炮，而是言辭。他們缺少的是足以燃起一場革命的最關鍵的火花。只有在開槍射擊反對激進分子的地方，才會出現這樣的火花。由於兩派反對一派，這是造成共和國垮台的最重要原因。 在這場鬥爭中，跨出的第一步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德國的命運在共和國成立的最初幾周內已露端倪。只要舊的壓迫者還在膽戰心驚，等待著有人出來炫耀權力或發表強硬的聲明時，他們對新當權者還是尊重的；不過他們只是站在隱蔽的地方，豎直了耳朵卻什麼也聽不見，然後他們從隱蔽處面帶笑容地走出來，悄悄地走近他們的同志說：「當沒有什麼令人害怕時，我們就會失而復得！」 治理國家的天才——新國旗 這幾年德國發生了什麼事？或可能發生什麼事？ 多少世紀以來，這個國家的容克地主擁有一切合法的權力，其必然的結果是滋長的權力欲取代了對自由的熱愛。德國工人革命受挫，並不是由於他們太富有民族感，而是他們太熱切地要求自己處於「從屬」的地位。 因而絕大部分沉著鎮靜的工人和四年前的所有德國人一樣，被迫兩線作戰。把自己全部投入反對一邊的激進的兄弟夥伴們，希望自己強大起來，能在清除激進分子以後轉而對付舊執政者。但已為時過晚，良機已失！舊執政者此時又積蓄了力量。這就是德國的悲劇。 為了停戰談判的需要，老百姓解除了軍人貴族的職務，防止他們捲土重來；現在締結的和約實際上更加重了市民的負擔。在這時出現了雙重變化。統治這個新國家的資產階級集團和保守的工人，在講話和聲明宣言中及其報刊和書籍上，經常指責敵人用武力將和平強加於德國人身上，卻從來也不指責那些真正有罪的，多年以來一再拒絕合情合理和平建議的人。資產階級集團和保守的工人後來習慣於這樣來統治國家達數個世紀，他們非常狡猾，不指責敵人，卻埋怨老百姓簽署了和約。 魯登道夫將責任歸罪於停戰，造成的道義和政治的後果是巨大的。 造成共和國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新政黨缺乏治理國家的天才。在50年專政期間，最初是以俾斯麥的名義，而後是威廉，最後是魯登道夫，政治才幹從1848年以前代代相傳，保證了無數的衝突得以緩解。容克地主沒有學會治理國家的本事，他們只是統治這個國家，而作為真正的軍人，他們知道如何補充兵員，不斷地吸收新鮮血液。30或40個有效地管轄普魯士達200年之久的家族，他們保護容克地主的統治，保證國庫的財源供養這些容克地主們。他們時而派一位兄弟或堂兄弟在政府中任職。人們還記得熱那亞或葡萄牙商人總是派遣自己的一個兒子隨著帆船隊遠涉重洋帶回財寶。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出賣這些財寶。只要在柏林有一位農業大臣就可妥善地照顧易北河或奧德河兩岸數百家權勢赫赫的容克地主。 現在出來協助黨內數百萬同志的新人按照教條行事，他們不做任何事使外界了解德國已經發生了變化，卻千方百計對國內頭面人物進行說服，讓他們相信形勢並不是那麼壞。在反對主張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內激進派的持續鬥爭中，他們企圖繼承舊世界的傳統；他們不想朝前看，只為自己的過去而驕傲，他們竭力不使委員會採取任何社會主義化的措施。 新統治者對實現自己的理想掉以輕心，使敵人得以輕易地復辟。人民被排除在外達30年之久，從未擔任高級官員，因此在這場動亂中形成真空，只能留用舊文職官員加以彌補。一位樞密院官員堅持認為樞密院的工作具有特殊性，不能中斷，更談不上涉及工資的問題。其結果是沒一個容克地主給平民讓出自己薪俸優厚的職位。 舊執政者對這場急風驟雨先是大吃一驚，隨後迅速緊密團結在一起，加強自己的力量。新執政者為了顯示自己尊重言論自由，允許舊人物嘲笑剛剛在六周前選舉出來的新政府。他們允准這個國家的公民首先公開誹謗新政府，而當總統向法院提出控告時，那位面部有著刀疤的審判官，竟然洋洋得意指責國家元首。 新政府雖然勇敢地決定採用黑、紅、金黃色新國旗，但仍同意舊國旗繼續作為海上船隻用旗，新國旗只插在標誌國籍的船首。這個新政府1920年被迫解散，1922年主要大臣被暗殺，即使受到了這樣粗暴的干預，這個政府也未能採取措施，制裁那些挑起事端的舊臣。 這一切之所以可能，並不是因為新統治者個人突出的懦弱性格，而是幾個世紀以來德國人順從上級的訓練，使他們成為唯唯諾諾的人。共和國的第一個總統，一生無可指責，忽然在50歲時，要學騎馬，因為舊時歐洲國王都是騎在馬上出現在人民面前的。其他的則突然要求學打獵。一位衣著入時的女流，誇耀她和一位偉大的勞工部長眉來眼去，私下幽會。他們不去駕駛新時代的拖拉機，耕耘自己的土地，而是拾起19世紀早已遭到人們唾棄的玫瑰花。 失望的歸家者——「共和國應負責」——「老長官重返軍隊」 時間是如何波濤洶湧般的向前奔流不息啊！新的顏色，新的聲音，雖尚模糊不清，但即使對那些漫不經心的報刊讀者，也能感覺到一二了。 21位親王放棄了德國的王位，同時失去了土地和權力。因為他們只想保住自己的財富。他們寧願莊嚴的稱號受侮辱性「和約」的玷污，而不願為了飢餓的人民放棄財富。如果他們拿出自己的財富分給飢餓的人民，可能正是日後恢復權力的最好辦法，可是他們不願意。 上萬名外國兵進入萊茵河沿岸。黑黝黝的摩洛哥士兵引起人們的反感，擔心自己的金髮女郎受到侮辱。西部鄰國為了索取戰爭賠款再度入侵德國，人民群眾群龍無首，他們身居亞平寧深谷溝壑之間，出於真正的仇恨在工廠地區開展游擊戰。 四年來，數百萬人流血犧牲。現在又在大屠殺中將財富消耗殆盡。人們早已見不到黃金，看到的只是紙幣，現在紙幣也已褪色，一夜之間變成廢紙。每個人都力圖得到看來似乎還可以依賴的外國貨幣。 有位名人像曇花一現般出現在德國地平線上。他的名字叫施廷納斯，這個雅利安人，善於杜撰愛國的口號，他的目光多少比起其他人看得遠一些，他收集大量的紙幣賣到邊境外去。他向政府借錢，購買一切凡是他能買到的東西——船隻、旅館、鐵路、劇院和礦山，然後再償還這筆早已貶了值的債款。他就是這樣從破產的人民手中搜括了大量的黃金，奪得了巨大的權力。他甚至在臨死前，還騙取了一筆遺產稅。 成千上萬的青年士兵就像三百年以前那樣被征入伍。他們向東進軍到俄國邊境的國家，一路上燒殺掠奪，無所不為，企圖通過流血，將他們嚮往殖民的地方納入自己的版圖，而結局不過是失敗而已。他們雙手空空而歸，糾集在一起，失望之極，直接遷怒於這個新的國家。存款折上的錢漸漸用完，保險政策早已失效，遺產蕩然無存。相互之間的不信任，導致舊證券價格急劇下跌。新的災難給許許多多善心的人帶來苦難，而作為這個國家外來戶的猶太人更是遭到打擊，人們將這一切後果都歸罪於猶太人。 當強加在德國人身上的戰爭賠款不能償還時，寬肩膀的美國人出現在無數國際會議上，計算著德國人應償還的數以十億計的賠款，包括德國下一代人的住房也要作為賠款償還。為了解決數百萬人的飢餓問題，不停的召開各種會議，將金錢濫用於支付數十萬張秘書旅館住宿費的賬單。這時自殺的人有增無已。 艾伯特肖像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德意志第一民主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即「魏瑪共和國第一任總統」（1919—1925）。 儘管發生了這些事，新統治者仍然不知道他們能為人民群眾採取什麼措施。這些正直的民主派人士，和以前和迄今為止的德國統治者的區別僅僅在於他們太缺少想像力。人民群眾經歷了灰濛濛的戰爭歲月，現在他們需要的是彩色繽紛的生活，在經歷了順從的歲月之後，他們需要自己的理想。這些民主派人士和他們以後執政的獨裁者一樣，沒有模仿莫斯科的做法，採用新的象徵、新的稱號和新的國歌，給人民群眾帶來新時代的生動景象，而是提出使人厭煩枯燥無味的綱領。兩千字的基本綱領，沒有一個新詞或有聲有色的語言。沒有給工人以自信心，使他們感到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對市民而言，沒有任何內容可以吸引他們。激進分子沒有重新提倡胡登或恩格斯精神，而是選擇了一個古羅馬反抗者的名字——斯巴達克，這個名字對德國人並沒有號召力。人民群眾排斥了舊的象徵，可是沒有新的歌曲和新的旗幟，沒有雄辯家和作家，也沒有新的裝飾和姿態可以取代之。但是一個國家沒有嚮往難以無限的生存下去，一個國家沒有理想，如何能生存？ 舊統治者看到了這一點，他們相互呼應，開始向全國進軍，大叫「共和國出賣了我們的榮譽」！與此同時，他們還將沒有一個人能接受的德國是唯一戰爭罪犯的理論，篡改成德國對戰爭是無罪的理論。他們開始告訴人民，他們既沒有發動這場戰爭，也沒有在這場戰爭中被打敗。無數的書籍和講話都充斥了這種論調，而統治的勝利者並沒有出來制止。如果德國人堅持自我欺騙，又有誰會出來反對這支打敗的軍隊自稱為「不可戰勝的軍隊」呢？但是這樣做，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後果，這就是通過十年來諸如此類的教育，足以使輕信的青年人相信，德國確實是無罪的，敵人是令人怨恨的，結果是復仇之心不斷滋長。 使這些軍官和容克地主得以復活的溫床是帝國軍隊。難道他們採取過什麼措施，防止這些人在新旗幟的軍隊中繼續供職？只消玩弄個小小的花招，就可以使他們的名譽不受玷污，繼續在他們仇視的旗幟下供職。在他們看來，這面旗幟是他們蔑視的革命和破壞皇權的象徵。如果他們可以輕易地撤銷對國王的效忠，那麼為什麼他們不能在思想上有保留的條件下，第二次宣誓效忠呢？後來，納粹堅持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確實有責任宣誓假效忠。 老軍官回到軍隊受到歡迎。因為德國沒有托洛茨基，老軍官都回來了，一個新軍官也沒有增加。1913年，在普魯士軍官中有22%是貴族，而到了1921年，這個數字居然又回到21.3%。革命的結果只減少了0.7%的貴族。由於裁減軍隊，有數千名軍官未能回到軍隊中去，這批人就由政府贍養。退休金沒有減少，特權也沒有減少。在1870年戰爭以後，還有一位軍士提升為將軍；而在世界大戰和革命以後，竟沒有一個軍士提升到上尉以上的官階。現在這些軍官們和「無產階級的首長們」一起去娛樂場所，合乎時宜地向他們表示尊敬，直到最後雙方劍拔弩張大打出手，以至壓倒他們。國防部長感到，遭到自己兄弟夥伴的敵視，卻得到這批優秀軍官的保護。 興登堡的謊言帶來的災難——「背後遭到暗刺」 興登堡在寫他的回憶錄，或者他已經寫好了，將事實顛三倒四，弄得亂七八糟。在11月10日，他被迫簽署停戰協定的那一天，他寫道，「然而戰爭絕沒有結束」；在這緊急關頭的六周內，沒有一份文件指責自己的國家，可以肯定，德國人不能從這本回憶錄中了解到當時的情況。這本書只提及政府如何地懦弱，而支持這個政府的又是精疲力竭的人民，好像戰爭失敗的原因就在於此。為了給讀者製造一個深刻的印象，這本書的結尾強調「正像西格弗里德倒在邪惡的哈根長矛之下一樣，我們虛弱的前線也崩潰了」。 成千個雄辯家不斷地重複這句話，使千百萬德國人心中銘記這句話。青年不得不相信這句話，因為此外也沒有別的說法。勇士們也喜歡聽這句話，用以寬恕自己，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一支軍隊能逃脫覆滅的命運。沒有上前線的市民們相信這句話，因為他們並不知道這句話的含義，而是認為在背後暗刺西格弗里德的那個「邪惡的哈根」就是社會黨人。 制憲會議 1919年，在艾伯特領導下，制定了魏瑪憲法。該憲法試圖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德國重新統一起來。圖片中的艾伯特在國家制憲議會上發表講話。 興登堡這部回憶錄，對削弱共和國的惡劣影響很快就出現了。舊統治者找到藉口掩飾自己的戰爭罪責。官方的學校教科書宣揚這場戰爭失敗的原因，是「背後遭到暗刺」，這種說法顯然是出自興登堡之口。 舊獨裁者似乎又在蠢蠢欲動，企圖東山再起。1919年11月，他們在一起聚會。這次聚會給德國的命運帶來嚴重的後果。新的國會成立專門委員會，向兩位將軍質詢，以調查造成這場戰爭的原委。這個委員會不是法庭，沒有像軍事法庭審判戰敗的將軍，追究他們在戰爭中和戰役中失敗的責任。國會成立這個委員會只是調查歷史事實，起到司法傳訊的作用。 民族主義分子使用各種手段，包括派出專列火車，組織儀仗隊，成立專管護送的代表團，指定兩位帝國軍官作為私人警衛官，以及帝國衛兵哨去迎接興登堡，使這場對興登堡的審查變成全國歡慶的日子。而這個已是72歲的容克地主心情又是怎樣的呢？二十年來，他第一次不是向他的國王，而是要向另外一個人作出報告。他會不會揮舞強有力的雙手，予以拒絕呢？不，他從口袋裡掏出角質架的眼鏡，手拿幾張紙，像講故事一樣，開始從容不迫地朗讀起來：「我們進入總司令部時，戰爭已經進行了兩年。懷著對祖國的熱愛，我們只有一個目標，這就是保衛德意志帝國，不使德國人民受到傷害，引導他們走向正義的和平。這就要求我們意志堅定，戰勝敵人。這個堅強的意志取決於堅信我們事業是正義的。我們的外交失敗了。我們並不謀求戰爭，然而我們從事的是最偉大的……」 這位將軍繼續講道，「我知道，有一件事是絕對肯定的，這就是國家不再支持我們了。我們始終擔心，國家是否還會堅定地支持我們。而此時，在陸軍和海軍中開始了秘密的有計劃的顛覆活動，這是和平時期這種活動的繼續。英勇的軍人起來反對革命分化瓦解的活動，而最妨礙軍人行動的是革命同志的反抗鬥爭」。 現在興登堡將軍開始講解，他為什麼不顧美國而決定開展潛艇戰，為什麼他一定要停戰，他非常狡猾地在共和國最內層核心，在帝國議會中，向全世界指責締造這個共和國的最主要支持者的政黨。 「德國軍隊遭到背後的暗算。從而使在各個陣線上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勝利的德國，卻在戰爭中得到了悲劇的下場。」 面對這種大吹大擂，可憐的主席不知所措，無言以對，即使現在，他也無法為目睹自己的兒子和兄弟戰死的德國人民講話。 當這位謙遜的公民問這兩位將軍，他們下午是否打算回來？他們答稱，他們不能這麼做。然後再也沒有回來。 六年以後的1925年，興登堡的姓名又魔術般的光彩耀目的出現在德國選民面前。由於艾伯特，這位最謙虛的平民，新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的逝世而有必要進行總統選舉。德國人要選擇一位新領導人，據說，這位領導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他必須是一個具有政治氣質的人；他必須是一個共和派人。興登堡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他不是一個具有政治頭腦的人，而且是一個擁護君主政體的分子。然而一半德國人卻大聲呼喚要選他，「還有更為重要的理由」！有什麼重要的理由呢？外國人不禁發問。德國人叫道，興登堡是坦能堡戰役的勝利者！德國親王都一個個的悄悄地溜走了，德國人現在再也沒有崇敬的對象了。他們心情憂鬱，渴望至少能在大街上向身著鑲金邊軍裝的將軍致敬。因而右派分子聯合陣線得以提出推選興登堡為總統的奧妙理由：「興登堡作出過巨大的犧牲，應該推選他為總統。我們認為，全力支持我們的興登堡，是所有城鄉德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推選興登堡的理由，是典型的普魯士理由，即老紳士的犧牲是應該獲得嘉獎的。軍人應該再次成為帝國的首腦。不過選舉的結果，興登堡只以微弱的多數獲勝。 當興登堡步入帝國議會大廈時，老容克地主看到的是他們青年時代就已痛恨的色彩。當這些容克地主還在襁褓之中時，他們的父輩就經歷過這些黑紅金國旗帶來的革命恐怖。對每一個容克地主而言，黑紅金色是他們內心仇視的共和國象徵，而現在，他們卻要宣誓效忠共和國的憲法。 興登堡筆直地站著。德國人民的代表選舉一個小工人作為議會的主席，現在又通過這位小工人之手，將誓詞交給德國人自己選舉出來的新總統。恰恰正好60年前，興登堡宣誓效忠德國國王，請求救世主耶穌基督允准永遠臣服國王。他以自己的方式，始終忠於自己的誓言，直到現在，他又站在議會中，宣讀自己的第二次誓言。他看上去仍然很忠實堅定。他那深沉的低音在大廳中迴蕩： 「我向萬能和無所不知的上帝發誓，我要為德國人民的幸福貢獻我的一切；凡是對德國人民有利的，我要促進；凡是對德國人民不利的，我要避免；我將堅持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我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我堅持正義高於一切。祈求上帝保佑我！」 據說，在他講到最後幾句話時聲音已經顫抖了。 國聯——凡爾賽鑄成大錯——德國的復仇——興登堡壓倒國王——國王得到了財產——興登堡保持沉默 在凡爾賽，對德國人犯下了最嚴重罪行的是國聯。德國人不得不期待希特勒出來解放他們，擺脫德國戰敗的局面。通過國際法廢除封建制度的概念，也許根本不能強加在典型的德國人身上，更不能影響這種概念所必需的感情。總之，德國要比其他國家多用兩個多世紀的時間，才能達到廢除封建貴族割據的智力水平。在海牙會議上，也是由於德國人的反對，致使這種反抗情緒越來越高。這種戰鬥精神如果僅僅建立在渴望體力比賽的基礎上，那麼在體育競賽中完全可以得到充分發揮；如果這種戰鬥精神僅僅為了渴望統治，那麼可以在階級鬥爭之中，新興企業互相競爭之中，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對抗中進行戰鬥。愛好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就是用這些方法來滿足人們的權欲，並且在捍衛自己的獨立時，以此得到鼓勵。 但是德國人的情況不一樣，長達數世紀以來，他們深受權威思想的影響。只有在掌握了權力，並能勝過反抗的情況下，這種發揮戰鬥精神的方法，才能為他們內心所接受。沒有一個文化偉人能夠取得權威的地位；他們每個人都是有爭議的，充其量也只能承認他們是古怪的空想家。歌德和康德的學說缺少宣傳的手段。甚至教會也只有在得到羅馬教廷支持的情況下，才掌握權力。作為一個真正的德國人，路德曾代表手無寸鐵的傳教士，為了謀求國家和政府的支持，一度放棄原來的激烈反抗，同意授予政府全部權力，否認人民對政府有絲毫的監督權利。 服從和命令一旦上升為社會性的宗教，爭取自由的意志就會讓位於屈從，有些人對此美其名曰秩序，有些人卻稱其為走狗的準則。1525年、1848年和1918年，這三次德國革命的失敗，其延續時間之短暫，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德國人自願地放棄可以爭取到的或應該爭取的權利，這一弱點使德國人在世界上遭到孤立，使它成為世界上最理想最馴服聽憑別人擺布的工具。如果某一天他們被命令成為共產主義者，德國人將照樣那麼準時，那麼服從，那麼出色地進行組織工作，繼續在新的旗幟下生活下去。 而現在卻要在法律、談判、仲裁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國際秩序！一百五十年以來歌德、康德、赫爾德、席勒、貝多芬、叔本華等德國知識分子一直在追求這個目標。但是由於德國人之間的致命的分裂，思想精神與國家政治之間的距離，這些思想始終未能付諸行動。如果說兩千年來兩三種不同形式的基督教，都不能使德國人放棄對武力的信仰，怎麼能設想通過各國派出幾個代表，通過開會及一些筆墨紙張，就能作出過去需要通過刀劍才能作出的決定，要求同樣的德國人放棄異教徒的思想呢？怎麼能使這個尚武的民族接受新秩序的觀念，根據這個觀念，這個民族的最高等級將被蔑視為警察的水平？ 這個民族十分重視並以穿著軍服為榮，無論他們在什麼地方出現，都充分表明了他們的這種社會哲學心理。這樣的一個民族，怎麼會僅僅由於被強大的協約國軍擊敗而脫下軍服呢？德國人常常自負說：「下一回我們將戰勝！」然後他們回家再次準備武裝。由國聯提出的裁軍方案只要求單方面裁軍，這是戰勝國犯的一個錯誤。其原因眾所周知，本書不擬重複。德國必須單獨解除武裝，這對他們來說是雙倍的不能忍受，因為即使普遍裁軍這種思想，他們也無法接受。威廉國王寫道：「我視海牙決議為糞土」，這句話直截了當地道出了德國人的心裡話，當然不包括少數思想家或空想家在內。 凡爾賽會議面臨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條是人道的，實際可行的普遍裁軍的道路；另一條是嚴峻的征服者的道路。如果新的國聯成員國都同時裁軍；英法消除分歧，互相信任；美國停止黨派之爭，實現第一條道路是可能的，因為總的來說，戰勝國沒有謀求統治世界的野心。 如果要走第二條道路，將德國式的和平強加在德國人身上，那麼首先應該研究德國人的性格，這一點法國克雷孟梭總理最擅長此道。人們必須知道，德國習慣於服從，他們甚至對征服者的冷酷無情，嚴厲苛刻也感到欽佩。德國人具有神經質的性格，他們往往屈服於對手的威脅，而對對手採取的和解態度，卻認為這是軟弱和膽怯的表現。 於是就採取了一個中等強硬程度的和平方案，以和解的方式進行。那種認為如果採取溫和的和平方式可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傳奇式的說法，只能出於從來沒有研究過德國人性格的人之口。緊跟在溫和的和平之後，而沒有全面裁軍，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能會提前10年爆發。白里安（Briand，1862—1932，法國政治家，曾獲1926年諾貝爾和平獎。——譯者注）知道這一點，他對本書作者的一個朋友說，他唯一的希望是為法國贏得30年時間。德國人無論如何都會要求武裝和報仇的；只有全面裁軍和一支國聯軍隊相威脅才能制止德國人實現這個企圖。事實正是，面對步步退卻的敵人，德國人又開始信心十足起來。他們被禁止擁有的武裝，對他們來說，具有神一般的吸引力。 德國被用法律禁止武裝10年之後，武裝在德國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普遍。每個政黨都建立起了自己的軍隊。在這樣一個國家中，除了能出現一個新的獨裁者之外，還會發生什麼別的呢？ 官方的帝國軍隊是各種軍隊中最小的一支。它們是由參加世界大戰的德國將軍中最有趣的一部分人建立的。馮·西克德將軍就是這些例外的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軍人中的一個。這種現象經常出現在普魯士軍總參謀部，它的成員往往有時是半個數學家或半個詩人。這個軍人也是一心為了復仇，但他認為這是兩軍之爭，而不是兩國之戰。他甚至在理論上也主張建立一支小的軍隊，但在行動上卻和哈姆雷特一樣，難以下決心。1923年秋，他被推上摧毀正在興起的納粹暫時掌握一切權力的位置，但他退卻了。後來實際上，是他自己同意讓對他懷有敵意的興登堡取而代之，大權旁落的。 可憐的德國青年，由於不允許服軍役，便成群結隊地湧向私人軍隊。由興登堡親自指揮的「鋼盔隊」要比詭稱保衛共和國的「帝國旗幟隊」更善於偽裝，聲稱這支隊伍是為了民族利益而戰鬥的。但是「鋼盔隊」也同樣，是更強烈的依靠傳統聚合在一起的，甚至共產黨的「紅色陣線」也表現得朝氣十足。所有這些組織開始時都既不提戰爭，也不提勝利，而是強調「合法」。他們在「憲法範疇內」從事違反憲法的活動，以合法為幌子，用暴力扼殺共和國。這是典型的德國人極左和極右分子的目的。「帝國旗幟隊」畢竟是合法產生的，它處在中間左顧右盼，感到很安全。每個人都仰慕墨索里尼，但沒有人想到進軍柏林，甚至當時已興起的納粹也沒有想到這一點。 當這些軍隊打鼓吹號在全德國行進時，各種理論觀點也相繼出現在各種會議上。這些理論觀點有一個共同的傾向性，即它們的破壞性。除了一些空洞的「新德國」這類詞句外，沒有任何實際作為，破壞性都不小。他們反馬克思，反猶太，反法國，也反歐洲。除了少數秘密的知識分子外，都反對國聯和重新和解的主張。與此同時，建立了虛假的謀求國際諒解的民主社團，其中有些人是愚弄法國人的騙子。希特勒發現這些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他所要做的只不過是如何精心策劃而已。 各黨派的軍隊經常互相火拚，流血，他們的目標都對準總統府。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坐在裡面，由容克地主，有錢的將軍和反動士兵包圍著，嚴嚴實實地鎖在城堡里。只有他兒子和秘書掌握著開門的鑰匙。這位國務秘書麥斯奈爾是德國人中最後一代最卑鄙的人，因而也是最有耐力的人，至於從道義上來說，唯一能與他匹敵的是巴本先生，這個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在美國犯過罪。多年來，正是這批人操縱著德意志共和國的領導人，為其獻計謀策。由於興登堡是泰坦巨人，他有能力擺脫皇帝的陰影，而那位頭腦方方，身著文官制服的艾伯特，皇帝卻能對他施加影響。興登堡不過不得不沉默地站在過去皇帝站立和發號施令的地方，而德國人已將皇朝置於腦後。 在緊急關頭，找不到一個容克地主出來保護他們的親王，這段歷史令人記憶猶新。這件事也從另一方面表明王朝的衰敗。22個統治家族幾周之內就煙消雲散，在這22年中，沒有一個兒子或孫子以他的天才和勇氣或者英勇的功績，使那些服從了他們1000年的德國人記得他們。既然只要有少數上百個堅決的貴族軍官就可以在1918年秋季事件中拯救封建王朝，那麼一個現代的勇敢的親王，即使他只是一個雄辯家，因此也就可以把德國人心目中遠未熄滅的封建王朝火星復燃起來。可是今天已為時晚矣，無論在德國再發生什麼情況，王朝再也不能復辟。興登堡已盡了他的一切努力，違背他的誓言，為了霍亨索倫王朝的利益，犧牲共和國。 早在他出使以前，關於皇帝百萬家財的爭吵就已嚴重地損害了王室思想。這件事以及皇帝將自己的回憶錄出售給以前的敵人，以及他的第二次結婚，使皇帝再也不可能重返政壇。 德國皇室在六年時間內積欠了債務，又花了同樣六年時間成為債權人。當1200萬德國人現在通過公民表決要求沒收皇室財產時，這位總統捫心自問，作為陸軍元帥，他是否可以袖手旁觀，因為憲法規定，禁止他干預。於是他設法寫信給過去曾為他進行過競選活動，現在還為德國皇帝鬥爭的一位容克地主老朋友。他希望告訴這位老朋友「我的個人看法，大意是我完全同意你所表示的遺憾。我整個一生都在為普魯士國王和德國皇帝服務，毋庸贅述，我認為這次公民投票極不公正，缺乏對傳統的尊重，純粹是忘恩負義」。 次日，在公共場所的招貼牌上這位共和國總統的私人信，興登堡對他老朋友的泄密行為又能做什麼呢？他只能讓他的私人信貼在那裡，公之於眾。德國人了解了他們的最高領導對他們這一忘恩負義和過激行為的不滿，他們似乎很高興聽到這位領導人的心聲，現在他們終於在通向自由王國的道路上，稍稍邁出遠遠不夠的幾步。讓我們的好國王嘗嘗悲慘困窘的滋味吧，他在11月那一天純粹為了公正的和平犧牲了自己，拋棄他吧，正是這個人的祖先使我們德國成了偉大的國家！因此，儘管1400萬人投票贊成沒收國王的財產，公民投票還是失敗了，在最後一次表決中，決定霍亨索倫王室除了在1919年獲得的所有現款外，另外再給他們1.5億英畝土地，無數的城堡和1500萬金馬克。共和國的鬥士社會黨人在國會公開投票時窘迫不堪，最後投了棄權票。 和每一個老人一樣，興登堡擁護緬懷過去更甚於關心未來，尤其是這是一個光榮的過去。當涉及國家的國旗和親王們的未來時，他就予以干涉。但是涉及帝國未來的地位時，他就聽任部長們作出決定。能寄希望於他認真地進行復仇的準備工作嗎？對於一個具有能在大難中倖免垮台，經常嚮往退休這樣一種性格的八旬老人，能期望他重整兵戈，再次走上戰場嗎？興登堡寧願接受他的部長們的和平政策，在他執政九年中，他很少過問外交事務，而卻經常干預國內問題。 拉特瑙——施特萊斯曼 在這重建祖國的歲月里，忠於傳統的德國知識分子，在所有重大的民族問題上，始終是忠實的民族主義者。為數不多的鼓吹歐洲福音的學者和作家在共和國時期的遭遇並不比國王統治時期為好。這次也一樣，教授們在反對新的民主問題上，更甚於其他人。其中少數被要求去研究崩潰的責任問題，他們花了六年時間編輯了一本書，用文件證明，興登堡和魯登道夫是有罪的。此時，魯登道夫是一個有懈可擊的對象，而興登堡已成為全國性人物，正當這本書付印時，興登堡已成了帝國總統。怎麼辦？一位編輯找到了一個補救辦法。迄今為止，只有委員會的半數發現魯登道夫是有罪的。「既然興登堡當選為總統了，事情就好辦了，我想我們不妨將這部分刪去。」於是進行了七年之久的調查工作，頓時付諸東流。世界戰爭的獨裁者由於當選了總統，於是也就被認為無罪了。 拉特瑙像 瓦爾特·拉特牆（Walther Rathenau，1867—1922），德國政治家、工業家、哲學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任建設部部長和外交部長，推動德國根據《凡爾賽和約》履行義務，開始賠款，並擺脫在外交上的孤立。 當時也確實有不少真正的德國男女英雄，他們與古典的悲劇中的英雄一樣，為自由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或者為了自由而冒巨大的風險。李卜克內西、盧森堡、蘭道義、艾斯奈爾，他們最後死在當時猖獗一時的納粹的槍口下或被折磨致死。托勒爾在監獄中度過了五個年頭，暗殺奧地利部長的弗利茨·阿德勒爾後來被宣判有罪，革命來到後獲得釋放，他的法庭辯護詞是納入德國歷史的少有的讚揚自由的文件。少數貴族也維護了他們自己的聲譽。在一些大學裡，有一些具有歐洲頭腦的知識分子，但他們既得不到教員，也得不到學生的信任。在這個壽命不長的共和國里，也有少數勇敢和明智的國家部長，拉特瑙和施特萊斯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是他們的下場卻是一個被殺，另一個被折磨而死。 瓦爾特·拉特瑙作為德國事務領導人只有威廉·馮·洪堡能與之相比。他們都為思想界名人，被召參加政府工作。拉特瑙深深了解德國人的性格，他絕不應該採取這一步。他應該知道，德國人不能也決不會容忍一個猶太人成為他們的國家領導人。漢堡——美國航線公司的領導人，國王的朋友巴林就是因此而拒絕同樣的任命的。確實他對普魯士的一片激情達到了狂熱的程度。除了海涅和拉薩爾，他是第三個熱愛德國的猶太人。他強調同時又竭力壓制對自己身為猶太人的驕傲，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希望猶太人和德國人完全合併的願望。 施特萊斯曼及其代表團 1925年，施特萊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率領德國代表團離開柏林，與歐洲其他國家政府代表簽訂《洛迦諾公約》。公約標誌著德國正式恢復了其在歐洲國際關係中的大國地位，公約體現了運用外交手段和平解決國際衝突的巨大成功。 的確，戰爭期間他與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一樣參加了帝國軍隊，在戰爭初期，他就預見到在一場持久的衝突中德國原材料的缺乏，後來在國防部工作中他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幾周以後，在瑪奈戰役後，他出於敏銳的經濟頭腦，看到和平的必要性，他將這個結論性的看法告訴了魯登道夫。魯登道夫對拉特瑙提出的潛艇戰不可能有任何取勝機會的數據進行研究後，答稱：「我的本能告訴我不能同意你提出的看法。」 1920年拉特瑙作為帝國特派員在一次會議上和戰勝國達成了第一次諒解。當他擔任外交部長時，在日內瓦會議上他為德意志帝國爭取到了一個席位和發言權，得到了別的國家的承認，其他的代表驚訝地看到，竟然還有這樣一個德國人。拉特瑙拒絕別人的敬畏，他促成了此時已被人們拋棄的德國和俄國的第一次結盟。幾周以後，他被剛剛組成的納粹黨分子謀殺了。這個兇手的墳墓成了納粹黨徒朝聖的地方之一。他執政了五個月，洪堡只執政四個月。 德國知識分子這種突然進入政界的結局必然是悲劇性的。拉特瑙是一位具有深刻見解的思想家，是當時最有文化修養的天才，他既有思想，也有實際能力。他為重新建設，為德國有能力同別國締結同盟邁出了第一步。與此同時，戰爭仍在進行，他預見到並在好幾本書中提出執行國家社會主義形式的「計劃經濟」。希特勒的黨徒們暗殺了拉特瑙，但卻按照拉特瑙的計劃，建設他們的經濟體制。 施特萊斯曼，與其說他是作家，不如說他是演說家，他比哲學家實際得多。他崇拜德國的心情比拉特瑙受到更嚴重的摧殘。直到戰爭晚期，他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德國派。他受到的震驚竟如此強烈，以致在一夜之間就改變了自己的信念，從而他成了一小部分德國人，從崇尚武力到崇尚法治的自我改變的最好例子。他1925年在盧卡諾取得的成就，以及為爭取再次建立世界信任而取得的成功，這些都是因為世界理解了他的象徵性的使命而取得的重大勝利。正是這位施特萊斯曼在正式條文提出前五年，成功地說服了法國人自願從萊茵地區撤軍。他在對方找到了一位與自己有著同樣良好意願的人；而他與勃蘭斯的對話，就像令人罕見的北方隆冬季節偶然出現數小時明媚的陽光。 貪婪的容克地主——醜聞的威脅——布呂寧——一幀鑲著銀框架的照片——納粹的興起——希特勒蠱惑人心的策略——共和國的消失——不光彩的結局 美國和其他國家提供的數萬億貸款給德國帶來了一片興旺景象。與此同時，人民以不信任的口氣提到兩位美國人道威斯和揚的名字，商人則對其輕視嘲笑。少數勇敢的德國人公開指出當時的形勢已面臨崩潰破產。世界經濟的互相依賴，節省勞動力的新機器的問世，歐洲的動盪不安，以及德國商業界的不團結，這種種現象，在短短的幾年內動搖了德國人歷史留下來的道德基礎。 世界大戰以前，德國從任何方面說，都不是一個貪污腐化出名的國家。在法國，人們往往可以在文件中塞進一張支票，以博得官員的好感或在文件上蓋個圖章，這在老普魯士是行不通的。法國的大報刊是可以用金錢收買的，而德國的大報刊卻是無法腐蝕的。官員和法官以及學者沿襲俾斯麥的傳統，既貧困又脫離群眾；至於容克地主，則是利用王室給予他們的特權侵占國家的財產。 到了威廉二世時代，軍官向富有的年輕女人求婚，工業界和軍界互相勾結在一起，彼此獲利，相互聯姻。普魯士王室開始腐敗。歷史上侵略成性的遊牧民族恣意燒殺掠奪。對德國高級官員來說，他們過去可以在征服城堡後，將獵獲的皮裘、繪畫、地毯送回自己家中去，但在俾斯麥的戰爭年代卻是不可能的。這種現象在世界大戰中第一次發生了，並且迅速彼此仿效，今天這些軍官在法國洗劫一空，而且十分精於此道。 新共和國的領導人是不容易腐蝕的，他們不能對德國中產階級中盛行一時的投機之風負責。這是作為整體德國政府的表現，將德國人的基本道德掃除一空。德國公民懷著好奇的心情注視著德國政府在國家破產之際，使用借來的數以百萬計的美元，修建富麗堂皇的郵政局、市政大廳和體育場，這一點連富裕的戰勝國法國也難以做到，他們不假思索是否也應該加以模仿。德國人追求的從來不單純是金錢，往往更多的在於爵位、權威和復仇，特別是希望得到世界的承認。甚至今天德國人仍對財富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希望，因此他們的思想遠要比其他國家更具危險性。 容克地主始終是對金錢最為貪婪的階級，因為他們生來除金錢外，什麼利益都有了。興登堡手下有位將軍，為人樸素，出身貧困，曾經不得不過著和醫務人員一樣低水平的生活，甚至被迫與猶太人聯姻。這樣的一個人必然暗中羨慕他的富有的容克地主同事的城堡和莊園，特別是他們的打獵生活。現在他的朋友正在設計一個滿足他的這種願望的計劃，可是為了實現這個計劃而採取的手段，卻造成了世界歷史性的後果。 易北河東岸的容克地主決心讓這位在柏林忙忙碌碌的老將軍回到故鄉來，為他舉行旨在將他出生時屬於他家的東普魯士垴愛丹克莊園重新贖買回來的募捐活動。他們一旦能在夏季將他請到家鄉，他就會遇到作為一個莊園主通常會遇到的困難，而且也會面臨其他容克地主所面臨的麻煩，結果可能為貧困和負債纍纍的農戶做些事。通過這個途徑，打算用來援助和重新安置東普魯士困難農戶的所謂的「東方援助」政府基金，就可以在「防止波蘭挺進」的幌子下被挪過來。大大填滿容克地主的腰包。這個計劃很成功。總統帶著他童年時代的印象，以及通過和老朋友的談話，認識到撥出數百萬國家儲備金支援容克地主莊園的必要性。 德國重工業家輕而易舉地將給興登堡的禮物付諸實施。只消在「每噸煤和鐵」上漲價幾分錢，就可以將這筆支出轉嫁到德國消費者的身上。從人們自身來說，也肯定會高興地將莊園送給這位上了年紀的元帥，即使這意味著他們要捐出少量的錢。但這些紳士們有理由不讓太多的人知道這個秘密。這位年已八旬的老人看來不久就會死去，這不就意味著這座莊園要交給他的兒子嗎？他的兒子根據新的法律，難道能不付非常高額的遺產稅？為了免去這筆稅款，避免從已經破產的德國人民身上榨取一筆錢可以在註冊時將這座莊園直接列入他兒子的名下。於是就在元帥80壽辰贈送給他這座莊園的同時，這座莊園也就成了這位48歲少校的生日壽禮。這位領導了那場戰爭，現在又統治著帝國的領導人，為什麼不能從因戰爭造成的分裂中撈取好處呢？ 他有一位新總理，一位德高望重的正人君子。布呂寧可以說是德國領導人中最後一位最誠實的人。他以自己的貧困和正直而自豪，甚至做到不僅削減自己的工資，而且每當他私人出訪時，總是乘坐出租汽車，免得浪費公家汽油。當他開始貫徹他的經濟政策的第一天，他視察舊總理府，他詢問一名工作人員，為什麼公園裡的噴泉整天開著，「根據總理閣下的指示，只有星期天才開放。」這位工作人員回答說。布呂寧於是下令完全關閉。 但是他下令關閉的還有議會；他採取緊急命令的手段，至少使受到興登堡一手批准的共和國憲法實際上不發生作用。憲法上寫明只有在十分緊急的情況下才能使用的條款，現在成了任何時候都能行使的一般性規定。作為興登堡的副手，布呂寧的目標是篤實的，但太不夠民主了。他臉色蒼白嚴峻，一天工作18個小時。這個不知疲倦的篤信天主教義的德國人，就像一個狂熱的僧侶，一個薩伏拿若拉，在巴本式的風度翩翩的騎兵面前，在臉色紅潤的容克地主以及失望的愁容滿面的左翼領導人面前，蹣跚地走向他們的隊尾。他是繼施特萊斯曼之後唯一給德國領導階層帶來熱情、知識和能量的德國領導人，然而他也在不知不覺中準備追隨希特勒。 希特勒與恩斯·羅姆 正當德國總統、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彌留之際，希特勒內閣制定了法律，把總統和總理的職位合二為一，希特勒這一最後鞏固權力之舉是在德國與奧地利長達兩個月的政治殺戮結束時開始的，希特勒處置了他以前的同事、有權力野心的衝鋒隊領導人恩斯·羅姆。 因為他也具有大日耳曼人的弱點。布呂寧崇尚武力。至少戰爭向這個纖細不適於從事體育活動的男人，提供了在國家面前證明他是一個戰士的機會，這是他長期以來希望得以實現的夢想。他在服役期間果然升至中尉。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陸軍元帥高高在上，並不認識他。現在他以總理的身份對總統說話。難道比興登堡年輕30歲的布呂寧，沒有花了一生的時間學習現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政治經濟等課題？但是連興登堡自己都承認，他對這些課題一無所知。兩人之間存在的差距是如此之大，這個差距要比一般的大臣與君主之間的差距大得多，因為它能讓人深深地感覺到。因此在這位空洞的巨人面前他必須屈服。總理府玩弄陰謀的人，也同樣希望把布呂寧控制在他們的手中。 當然，他們是在利用他。只有布呂寧能喚起人民重新選舉興登堡，容克地主對此早已沒有興趣。他在擔任競選工作時就知道這位老人將在當選後不久就背叛他。「人們可以看到興登堡的不忠」，格勞埃納將軍當時說。布呂寧在倫敦和巴黎都為自己贏得了極佳的聲譽。他在爭取取消幾乎全部剩餘戰爭賠款的問題上取得了成功，他說服法國允許帝國國防軍擴大為30萬人。早在希特勒上台以前，施特萊斯曼和布呂寧就與法國就取消《凡爾賽和約》中的三個最重大的條件——萊茵地區的占領，賠款及裁軍問題達成了協議。希特勒在他後來的一次反對《凡爾賽和約》的激烈的演說中，無疑像一個在拚命捶擊稻草假人的小丑。 此時，布呂寧與希特勒也有接觸。他提出，如果希特勒同意後退作為興登堡的反對黨議員，那麼他將提供希特勒為期一年的總理任期。希特勒拒絕了。在布呂寧幫助興登堡第二次當選後不久，興登堡即以布呂寧沒有拒絕布爾什維克在東易比河的計劃為由，叫他捲鋪蓋。事實上布呂寧只不過為了農戶的利益，從容克地主那兒撤回了「東方援助」的數百萬馬克。當興登堡把一張鑲銀框架的照片送給他作為聖誕節的禮物，並通過國務秘書告訴布呂寧，希望他不要把它放在桌子上時，布呂寧拒絕這樣做。這位中尉與僅僅是一個小伍長的希特勒一樣，使興登堡感到十分不安。 1930年選舉的結果，希特勒納粹黨的席位突然從12個上升到107個，從此納粹勢力成了每屆政府必須嚴肅對待的力量。憲法實際上已中止執行；一個年邁體衰的總統，成了容克地主和騎兵手中的工具。 德國呈現一片無政府主義狀態。至少以刀子和匕首武裝起來的四支軍隊在廣場上狂呼亂叫，從這個城市竄到另一個城市，軍樂銅鼓喧囂大地。群眾成伙成堆地簇擁著一支支軍隊，實際上誰也不知道究竟站在哪一邊。因為黨的名稱、口號、計劃早就失去了他們的意義；就像流行歌曲一樣，成千上萬的人都在喊著這些口號，結果都弄不清誰是這些口號的提倡者。所有的遊行集會和示威，慶祝和紀念，從「紅色陣線」到希特勒，形式彼此一樣，吹著進行曲。就像發生了戰爭，群眾被捲入一場代表各自領導人利益的鬥爭，一旦戰鬥停止下來，群眾會覺得這場鬥爭毫無意思。 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投奔希特勒的「衝鋒隊」；同時也有成千上萬的「鋼鐵陣線」的成員投奔共產黨，這一事實就說明了這一現象。真正的敵對行動，只發生在被同一目標所激勵的兄弟們之間，只不過他們穿著不同的軍服，接受不同的領導人的指揮。這是1932年的形勢，互相敵視卻又是同志關係。這並不奇怪，因為本來就是同一階級的人，現在分屬四支隊伍了，而這四支隊伍都以工人為主體。每支隊伍中都有失業者、冒險家、好鬥分子，也有理想主義者和血氣方剛的學生。無論在希特勒的旗幟下，還是「鋼盔隊」，共和國，以及共產黨的旗幟下，都是這些德國年輕人，在天真的抗議和埋怨他們的父輩給他們帶來的不幸生活和他們所不能理解的戰爭。 共和國已經喪失了它的實質，因為它只不過在執行一個清算的過程，本身既無勇氣，也無幻想；它在無聲無息中產生，又在無聲無息中結束。「紅色陣線」在同自己的兄弟的鬥爭中耗盡了力量，它既沒有產生自己的領袖，也沒有提出根本的思想。在「鋼盔隊」組織里，年輕人一定將對老年軍官所沉迷的生活方式產生反感。 希特勒對其他三派的成功並不在於他的綱領（這個綱領的一半幾乎與社會主義者相同，另一半與他的對手的民族主義綱領相同），甚至也不在於他自己的特殊貢獻——反猶；他的成功在於富有感染力的演講，以及慷慨大方的許願。他不是答應民眾推遲與法國的可能發生的戰爭，或者提供人類新時代的黎明等誓言，而是向他們提出一個「立竿見影」的計劃。他答應一旦掌握了政權，立即貫徹普遍勞動就業計劃，第一批為50萬，第二批為200萬失業者解決工作問題。所有的聽眾都對此十分明白。下一步他答應通過新的方法在德國土地上創造出一年兩億的價值，關於這個問題他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這將需要10億投資；但是群眾相信了他，就像在《浮士德》中他們相信了靡菲斯特答應給皇帝帶來言過其實的祝福一樣。當希特勒答應向他們提供每年40萬套住房，將有100萬人參加這些住房的建築工作時，他們似乎好像已經生活在這些新房子裡了。 他的綱領中還不斷提出一些新的保證，如廢除一切不勞而獲的收入，托拉斯社會化，工人利潤分成，廢除地租，以及「每人都將得到一把鐵鍬，知識分子和其他財富擁有者都沒有例外」。德國人不喜歡對自己的理想王國問其究竟，而只願意歌頌它們。同其他民族比較，羅曼蒂克的德國人更易於為巫術所贏得。因而他們相信他們所願意相信的，特別是那些在他們眼前戲劇化了的東西。 希特勒的策略就在於，對任何事情始終給予一些幻想的餘地；這種瓦格納式的手法，甚至俘虜了那些躊躇不前的人的感情。希特勒從來不引用數字，也不與人辯論，始終以描繪未來的藍圖引人入勝。這對已經聽了十年老是關於他們及他們的子孫需要付出多少錢，只有數字沒有其他內容的聽眾來說，是非常耳目一新的。無疑，希特勒喚醒了一個老是失敗而從未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的民族的新希望。出於一個煽動者的本能，他把人民多年來對戰爭的不滿情緒歸罪於政府，向人民指出一個他們可以發泄復仇怒氣的國內舞台，這個目的要在國外達到可要困難得多。戰爭的主要對象不是克雷孟梭，而是艾伯特。德國人沒有發動戰爭，而是他們遭受到了一個充滿敵意的聯軍的惡毒攻擊；德國人沒有失去戰爭，而是他們的背部遭到了國內顛覆分子的利刃。易於接受挑逗性影響的青年，肯定既能接受從外部復仇中吸取勇氣，從內部復仇中增加仇恨的兩種信條，一旦有人知道如何去吸引青年，青年必然很容易被領上錯誤道路。 大企業主也感受到這個吹鼓手的衝擊，他們中的某些人還不得不為希特勒的表演付出代價。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工業巨頭」竟然開始傾向社會主義理想了。他們只希望在那些大採礦業、造船業和銀行開始被分化和由政府收購的過程中，他們能被溫和的有收益的「社會主義化」，就是再好不過的事了。萊茵河的西格弗里德們聽到了上帝降臨的先聲，他們本能地請來了瓦格納專家來保護他們。鋼鐵大王們，不要認為他們是鐵人，他們感到了他們據以生存的廠房的岩基正在被沖入洪流，與其一起被第二次洪峰一掃而光，不如抱著他們的帳篷一起跳上尚存的一塊干土地上。 1932年春季，布呂寧被解職，標誌著德國無政府主義的開始，法制政府實際上在那個時候就停止了，雖然一直到1933年，它才正式解體和被拋棄。 人民和容克地主之間的，人們也可以說是巴本總統和社會黨部長之間的激烈鬥爭開始時是場鬧劇，在這場鬧劇中表演者給歷史投下了悲劇的陰影。因為演員仍然是可憐的普魯士和它的民主主義的部長們。 為什麼反動派成功地贏得了對普魯士的控制？一邊是疲倦厭煩，一邊是生機勃勃；這邊是民主主義者，那邊是士兵；士兵每天早晨出操騎射，另一邊卻疲憊不堪地坐在報紙堆里。就這樣，整個事情脫離了軌道。7月的一天，經巴本同意，頒布了一項總統命令，宣告罷免普魯士部長。柏林警察局長在他戒備森嚴的要塞里打了幾個電話，寫了份抗議書，最後同意被捕，被帶了出去。在他的回憶錄里他逆來順受地寫道：「就這樣我們等待著必將發生的事情。」他把中止他工作的命令送回去，直到這個文件的日期和簽名均符合手續；他還向給他帶來撤職消息的先生讓了座。 就在這個警察局總部，1918年11月9日一個上尉折斷了他的刺刀，因為帝國將軍不准他出去反擊暴亂分子，現在，1932年7月20日，軍人和警官聚集在窗口高呼：「自由萬歲！」他們要戰鬥，但是他們沒有得到允准這樣做，因為他們的上級不希望看到公民流血。德國的軍事領導重新獲得了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民主力量一開始就疲軟無力，就像它悄然無聲的生存過一樣，無聲無息的消失了。除了一部分不準備接受命令的人民群眾，不顧他們的臉色蒼白的領導人的阻止，仍然準備舉行徒勞的暴亂外，民主力量沒有留下什麼值得讚賞的東西。 這個不光彩的退出，使德意志共和國遭到了比任何一次在柏林巷戰中失敗更大的損失。1848年3月的那天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因為那天發生了戰鬥。十四年後悄然消失的一個結構，可能使人感到遺憾，但決不會出現頌揚的歌聲，除非它突出的美麗。德意志共和國的先天不足，註定了它無力逃脫覆滅。如果它是在鬥爭，在犧牲，在激情中產生，它的結局就可能不一樣了。 在這個問題上出現的悲劇因素是現實的，即當征服者在活力和想像力上無限的優越於被征服者時，他們是在根據一個屬於過去時代的血和種族的思想進行建設。不受時代思想支持的權欲，不可能比不受權欲支持的思想更長久的進行統治。 希特勒——火炬遊行——國會大廈失火 上了年紀的興登堡仍然掌握著政權，但這個政權已經搖搖欲墜了。站在他身邊的不再是國防軍人，而是一直被他貶稱為「波希米亞小伍長」的公眾領導人。容克地主和騎兵為了使希特勒就範，推舉他為部長，他們深信自己的詭計會獲得成功。他們認為使希特勒的地位合法化，可以把他排斥在真正的權力之外。巴本對希特勒的計劃，就像一個希望借結婚來擺脫情婦糾纏的男人一樣。巴本終於戰勝了陸軍元帥，於1932年8月派人去把這位黨的領袖請來，授予他副總理的職務。 會見只進行了六分鐘，雙方均未入座。當希特勒把自己的地位比作墨索里尼時，這位老紳士就立即中斷了會見。第二天巴本發表了一份侮辱性的公報，希特勒發誓要進行報復。 這個權力之爭是由金錢和邪惡驅使的。在議會中，納粹的席位已增加到230席，但容克地主、騎兵、將軍，也就是說興登堡和巴本一邊的，並不想放棄自己的職位而有利於納粹。1932年底，興登堡的老朋友，一個長期以來陰謀集團中的主要人物——施萊歇爾被選為總理。此人極愛說話，這是他的一個致命弱點，為他日後的成功帶來了極大影響。當時盛傳國王將重新回來，興登堡將被罷免，讓希特勒統治普魯士。 曾經長時期在財政上支持希特勒的工業界，由於害怕社會主義，突然疏遠他了。希特勒失去了他可以依靠的做法，眼看自己的選票在減少。這年年底的一次選舉中，共產黨的票數增加了。議會中的情況也是如此，特別是在社會主義者掌握了有力的武器後，其他黨派的勇氣也增加了。一個調查委員會提供的關於「東方援助」的情況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興登堡為了取悅悠閒而又驕傲自大的容克地主，不惜犧牲貧窮勤勞的東普魯士農民，他們覺得現在可以給予這個統治重重的一擊了。絕對不可能對容克地主友好的納粹似乎是被算計的對象。證據將表明政府是如何幫助一部分容克地主從他們的賭博債務中解脫出來的。70%的錢溜進了容克地主的口袋，補貼了1.3萬個容克地主家庭。這些事情甚至能激起一般德國人的憤慨。 1933年1月總統府的當務之急是消除這一危險。總統的兒子和朋友們向他清楚地表明，他的老朋友們可能要妥協了，確實，他可能會將自己暴露了。因為醜聞無疑會將總統自己的篡改遺產稅的事情揭發出來。當這位老紳士強迫總理解散議會調查委員會而施萊歇爾拒絕這樣做時，施萊歇爾被屈辱的解職了。興登堡之流以及他們的朋友們的榮譽，只有通過暴力政變才得以保住。 與此同時，希特勒發現自己的處境很不妙。選票的減少和財源的枯竭，突然使他感到似乎懸在半空之中，沒有了基地。把這個突然事件聯結在一起的是，有如古滑稽劇中的惡棍，騎馬愛好者馮·巴本先生。只有給予希特勒金錢和權力，醜聞才可以避免；但是為了克服興登堡對希特勒的蔑視，只有捆住興登堡的手腳。於是，企圖報被興登堡和施萊歇爾趕走之仇的巴本，感到這是一個機會，把關係興登堡榮譽的「東方援助」文件偷偷摸摸地送到希特勒手中。與此同時，他對興登堡的兒子說，希特勒準備在國會揭發這一事件。只有任命希特勒為總理，才能使事件得以挽救。 在此期間，被罷免的施萊歇爾及其將軍們決定在1月30日發動一次政變。計劃宣布戒嚴，軍隊開上街，把興登堡軟禁在宮中，逮捕巴本和希特勒，實行軍事獨裁。但是施萊歇爾太愛說話了。事件泄露到倫敦，一家報紙又把它傳到柏林。1月29日發生了兩件事威脅著第二天的政變計劃。令人膽戰心驚的「東方援助」問題在國會委員會進行辯論了；軍官政變被迫阻止。陸軍元帥興登堡除非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否則他就要失敗。 1月30日中午，興登堡任命希特勒，一個他過去曾經拒絕過和正在失去權勢的人。原來計劃在下午進行的國會辯論被迫停止，那些文件也不見了。軍官計劃進行的暴動也無法進行了，因為整個首都處於興奮之中。不久，施萊歇爾和他的妻子被希特勒的手下謀殺了。晚上舉行火炬遊行——這是希特勒拿手好戲的第一次出場。柏林令人驚異。希特勒站在俾斯麥的陽台上向唱著歌舉著火炬行進的士兵致敬，興登堡站在旁邊的一個陽台上高興地用手打著拍子。新老德國在柏林人的眼前統一了。 從這第一次火炬之夜開始，德國從此在全國經歷著沒完沒了的這種遊行，一邊唱，一邊叫，如醉如狂，就像洪水和大火席捲而來，連續幾個星期數百萬人停止工作，中了魔似的沉浸在狂歡和復仇之中。他們自以為權力又回到自己手中，自信的熊熊烈火使他們不顧一切，對昔日強大的回憶，又使他們兇殘無比。終於，整個民族都幻想以為自己正要進入伊甸樂園之門，在門口他們轉過身來再一次向那些他們認為要阻止德國民族進門的人猛撲，在瘋狂的廝打中，沒有人注意到，在他們面前的只是荒蕪淒涼的寒冬。 柏林國會大廈大火 柏林的國會大廈在1933年2月27日的大火中遭毀。納粹以此聲稱，有人企圖以大火為信號開始共產黨革命。一個精神失常的荷蘭人和前共產黨人——馬里納斯·魯伯被控縱火。2月28日，希特勒敦促興登堡總統宣布臨時緊急狀態，一直延續到1945年。對於國會大火的真正原因，歷史學家們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希特勒黨衛軍放的火，有人認為只是精神有問題的魯伯失常舉動，無論怎樣，納粹的確是利用了這個機會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個人在起作用，他從那神秘的小屋裡出來，用滔滔不絕的講話，講話，通過神通廣大的宣傳機器，把它擴大至成千上萬倍，灌入正在企求新形式的人民的耳朵里。戈倍爾放縱全國沉浸在節日飄揚的旗海和萬丈焰火中，放縱他們用惡毒的語言咒罵，發泄心中的怒氣。他一再向人們叫喊，他們昨天已得到了解放，直到他們相信為止。在希特勒領導下獲得的第一次和最後一次選舉的勝利，只能更加激起納粹分子置其他黨派於不顧，由他們自己組成一個國家。他們已經插手國家的各個機構，現在就要利用他們已掌握的權力拚命地使其發揮作用，儘量地使別人的工作遜色。德國國會發出來的最明亮的光，是納粹放的一把火。大多數由唯命是從的政黨工作人員組成的國會把一切權力交給了內閣，而內閣只不過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傳聲筒。德國的國家權力從三個方面正式交給了八位部長，而真正的是交給了一個人。 希特勒的性格——雄心勃勃的下層人物——廣播演說家——他帶來了五彩繽紛——他對知識分子的仇恨——殘酷和謊言——可恨的萬能者 阿道夫·希特勒與德國歷史上的皇帝有著很多重要的相似之處。他像巴巴洛薩一樣殘酷，像亨利六世一樣慣於訛詐，像西格門（1368—1437）（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411—1437年在位。——譯者注）一樣善於撒謊，與文塞斯勞斯一樣以迫害猶太人為樂。他在戲劇方面的才能，使人想起奧托三世，而在迷信方面毫不遜於查理六世。與曾駐都柏林的很多普魯士皇帝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希特勒的性格，如，腓特烈一世的好大喜功，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不學無術，以及腓特烈大帝的陽痿。他的藝術信念使人想起腓特烈·威廉四世，而他的不忠不義又使人想起霍亨索倫家族中的許多人。 希特勒像 儘管如此，他仍然不失為一個偉大的天才。他的想像力使他的狂熱如虎添翼，得到了極大的成功。他的對群眾或個人的思想影響，似乎來自無可懷疑的先知，而不是來自經驗。這種力量使他堅持自己前進的道路，而不接受任何人的勸告。比如重新征服萊茵地區的決心，是出於他的夢想和狂熱。他感覺到法國人不會前進，而且堅持自己的預感，因為那些缺乏想像力的將軍們往往作出相反的判斷。他的那些戰役，沒有一個是自己計劃的，肯定讓德國總參謀部那些人去發揮他們的才能，而那些大膽的政治性決策卻肯定是絕對由他自己作出決定。在這方面，他具有比專家高超得多的天賦。 然而他工作中從不用說服，也很少說好話，一般來說，是用威脅，而且總是說假話。他似乎認為恐懼是大多數男人感情變化中的最強烈的感情，是不可抗拒的，因為他就是用力量來克服自己內心的恐懼。在這方面他與俾斯麥是對立的。俾斯麥非常自信，以自己的英勇無畏壓倒敵人。俾斯麥不需要絞盡腦汁，或向某人低頭哈腰，他只要往人前一站，就能贏得別人的敬畏。希特勒能把令人吃驚只有空想家才能作出的速決，和需要深謀熟慮和等待多年才能等到正確時機的耐心結合起來。他的這些天賦，再加上他的隨機應變，使他成了第一流的策略家。還有他能以古代舞台上變戲法的手法，使自己進入空想，把自己的使命吹得天花亂墜，神乎其神，一批又一批群眾被他征服，融中世紀和20世紀於其一身。對政治家來說，還沒有這樣的先例，能把自己的征服計劃在自己能使之實現的前幾年就通告世界，然後，果真或多或少地實現了一部分。 回過頭來再說說他的性格，我們發現他的典型的德國人性格有三個特點：崇尚暴力、復仇和不安全感。這三個特點從未在他身上消失。日耳曼，種族，反民主，反猶太等都是短暫的，可以變化的。 一個人能那麼自信，又能通過個人早期的經歷，奠定其政治理論的基礎，這在個人生涯中尚屬少見。希特勒的教條完全來源於他個人遭受挫敗的經歷。由於他血緣不純，遭到過最偉大的德國種族專家在法庭上驗證，因此他迫害混血種族；由於屬於他這一階層的人，在奧地利遭到過虐待，因此他仇恨奧地利；由於他年輕時遭受過生活的煎熬，因此他仇恨富人；由於他在維也納由猶太人資助的窮人區待過，因此他仇恨猶太人；由於他因缺少才華而被藝術院校拒絕錄取過，因此他討厭當時流行的繪畫風格；由於他不適應法國人擅長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不喜歡法國人；由於他因婦女在場時感到不自然，因此他把婦女排斥在一切公眾活動之外；由於他本人不學無術，因此他討厭知識分子。 希特勒有這麼多的仇恨，那麼有沒有他喜歡的人？俾斯麥，這個最大的仇恨者，最後愛上了樹木、動物和他的妻子，與家庭生活在一起。六親不認的希特勒既不喜歡自然，不喜歡美女，也不喜歡自由。他不同於其他獨裁者，甚至連權力也不喜歡，不去勵精圖治，他只有制服欲。這不是一般的虛榮和簡單的野心，而是對他一度羨慕和妒忌過的人的一種無法滿足的報復心理，因為這些人擁有最大的財富、權力和安全的生活。 就這樣，希特勒在我們的眼前演出了一場一個即使掌握了無上權力，然而內心仍然永不安寧的下層人物的悲劇。他的臉部表情表明了這些。一雙永遠保持警覺眼光的滴溜溜轉的眼睛，不停地在尋找犧牲的對象。一撇裝模作樣的小鬍鬚和一綹頭髮，這些都不過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強壯些。人們後來在希特勒的正式照片上加上威廉二世的小鬍鬚，這兩個神經質的人之相似，簡直叫人吃驚。他不同於過去的獨裁者們，甚至不同於墨索里尼，沒有任何材料說他性格安定，他不是發脾氣就是鬱郁沉思。他總是在動，這種不安定的性格，使他成為地地道道的德國人。 然而恰恰就是這種病態的性格使他一步登天。他毫無國際知識，也不懂外國語言、文學、風俗習慣，單憑超人的視力就能這樣堅定地預見法國的民主將衰落，英國倒還能堅持。早在上台前他就感到法國即將崩潰，因此心理上有十分正確的準備，直到1940年，經過全面的精心策劃，發起對法國的進攻，整個計劃天衣無縫，稱得上是個傑作。然而也就是這個人，遲至1940年8月，他仍堅持反對進攻英國，不但不聽取，而是抵制軍人們的意見，這使他喪失了兩個月寶貴的時間。也許是對拿破崙和威廉二世的記憶，使他堅信自己的預感，他將在英國問題上遭到失敗。 這樣的遠見者，在別的時刻可能只是一批小丑，他們之所以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只是因為他們掌握了一批適合於他們目的的人群。希特勒的第一個本能使他轉向普魯士。他感覺到別的地方的人民是不會接受像他這樣的人物的，而且也感覺到只有這習慣於服從的古老民族有能量實現他的思想。這也說明，為什麼希特勒的成功遠遠超過墨索里尼。 1935年紐倫堡法 1935年，納粹士兵掛著標語牌，警告人們不要買猶太人的東西。1935年紐倫堡法禁止猶太人開業，禁止與猶太人通婚，社會上完全孤立猶太人。這是希特勒通往「最後解決」道路的第一步——納粹企圖消滅所有的猶太人。 德國人在對待這樣的業餘演員加羅曼蒂克的人的問題上始終存在著弱點。本書在前面描寫了威廉二世最後一次與此類似的事件。由於內心不安，他經常感情突變，裝腔作勢，這在德國人眼裡，卻更加強了領袖的色彩，認為他更有生氣或憤世嫉俗。因此，沒有一個外國人，即使他德語說得很好，在聽希特勒發表無線電演說時，能夠理解希特勒掌握群眾的本事。 然而希特勒恰恰簡單的唯一的靠演說進入了政權。產生許多如此偉大作曲家和演員的德國人，卻唯獨沒有第三種掌握聽眾的藝術——演講。人們需要費很大的力氣在德國人中發掘演說家。自從80年以前的拉薩爾以後，還沒有產生過一個演說家。威廉二世時還沒有無線電，也沒有向人民發表演說的習慣。沒有無線電，希特勒恐怕很難得到今天這樣的地位。確實，新的科學技術對大家是機會均等的。但是必須考慮到，甚至拿破崙也可以比他的敵人更多地利用電報，也許他可以從莫斯科利用電報指揮在西班牙的戰役。要征服德國人只有用想像力，絕不能靠邏輯的力量，因而這位第一次出現的非軍人新領袖，靠他的無處不在的聲音征服了德國人。其中一個最大的訣竅是上百萬人聽得見他而看不見他，因為他的顧問必然認為他的外觀有損的形象，容易使人想起滑稽演員。 希特勒像 希特勒成功的一個決定因素，是他給德國人帶回了他們痛苦懷念了14年的東西。他給這個尚武的民族帶來了重新武裝的希望，同時恢復了舉旗列隊行進的儀式。一句話，他似乎是腓特烈大帝與瓦格納的綜合，他具有救世主的作用。一整個時代沒有幻想了，現在至少出現了一長串旗幟在德國人頭上飄揚，人們可以聽到鏗鏘的命令聲，嘹亮的喇叭聲，一座由上千塊石級和上百個頭銜組成的偉大的仿古金字塔由納粹建立起來了，人們從這座金字塔上帶下來袖徽，新帽子，特別是一雙馬靴，雖然實際上已無馬可言。 這一切都是瓦格納思想的再現，沒完沒了的列隊行進，貫徹始終的旋律，少數人持續不斷地重複主題，表示清白無辜和渴望復仇，頭戴閃閃發光盔甲的騎士，以及諸子百官及時登場，誓死效忠或背信棄義，一種適合於小人物的既野蠻又神秘的英雄行為，希特勒以這種方式把軍事等級轉變為瓦格納的作品。他以對德國人靈魂深切了解的細微感情，滿足他們兩方面的夢想，富於音樂的服從和充滿感情的紀律。就這樣，他的光芒照透了這個暗淡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德國人喜歡把大人物的勝利，同他們自己的利益結合起來。 足智多謀的靡菲斯特之流發明的宣傳攻勢，來勢洶洶，銳不可當，這對德國人來說，完全是新的。他們還從沒有被湮沒在這樣一大片精心準備好的言論、符號、慶典、徽幟的活動海洋之中，一切過去的機構，從樞密院的大臣官邸到滾木球俱樂部，幾乎一個勝於一個。這個龐大的宣傳機器，一會兒讚揚他們，一會兒對他們大聲咆哮，在他們強壯的主人的懷抱中，他們感到安全可靠，就像某些婦女在夢中的感覺一樣。經過了痛苦的14年，責任感終於離開了德國人，終於有人發號施令。希特勒給德國人帶回來古老的服從的權利，而不是早在他以前，他們向全世界炫耀的，在別國領土上騎著馬大聲叱責，吹毛求疵的自信。希特勒只在小自由民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價值，無論富裕的中產階級和階級意識較強的工人都不怎麼看得中他。 一個經歷過壓抑沉悶青年時期的病弱男人，只有在具有某種神經質的力量的情況下才能完成這樣的工作，他能在某一段時間內精神亢奮，行動果斷有力，而在另一段時間內又突然徹底癱瘓鬆弛。如果希特勒對自己的事業沒有瘋狂的信念，那麼他從哪裡去找這種突然迸發的力量呢？難道他在其他方面不也有很多不足嗎？教育程度不高，對他來說，不僅僅是一個資歷問題，而是相當重要的區別。他同布爾什維克是不同的，後者信崇知識，而他則敵視知識分子。1923年戰敗的貧窮的德國尚且出版3.2萬冊書籍，而1939年繁榮的納粹德國，卻只印刷了2萬冊書。 這就是為什麼說，希特勒是德國歷史上政治權力與思想精神背道而馳的最大事例。一千年來德國政治權力高高在上，脫離思想精神，雖然有時容忍它的發展，像印度人一樣，留給它專門領域，在這些領域內它可以不受到干擾。希特勒是第一個以國家的名義鎮壓與反對思想精神的德國人。他把一百多個國王和親王的反知識分子情緒轉化為一種狂熱的崇拜。 希特勒曾經說過，具有十足的「勇氣當文盲」，在這個問題上他比最愚蠢的人還愚蠢。從來也沒有一本文字如此平庸枯燥無味的書（指希特勒所寫《我的奮鬥》一書。——譯者注）會出名，順便說一聲，它的質量在翻譯過程中，顯然給以大大提高了。這部七百多頁的書，沒有一個人物來自人民的生活，沒有一個微笑來自農村、工廠、體育或歷史，沒有任何生動的內容。 很多有關一個國王的政治書籍或回憶錄可能是由他人執筆的，但可以肯定《我的奮鬥》出自這位自稱的作者之手，至少它表明了它的文字與作者的語言一樣。這些出現在成千上萬篇社論中使人發膩的老生常談和口號在他們喊叫和咆哮爭吵時起過作用，但當它們出現在一部裝訂好了的書中，在人們閱讀時就感到無法容忍了。這不是一塊未經雕琢的鑽石，在那兒粗暴地發泄強烈的感情，而是使人想起第三流地方小報的文章。希特勒的風格和肖像，足以使人把他永遠排斥在拿破崙階層之外。 但是不得不使人驚訝的是，希特勒在一般群眾之外，也贏得了很多人的信仰。至於一些教授追隨他的問題，這只是以訛傳訛。幾乎所有的作家，和德國從路德到康德的思想家一樣，都有這個毛病，人云亦云。但是希特勒，一個文官，竟然能凌駕在軍人之上，這是他最令人信服之處。 這不能僅僅用答應給他們工作、金錢和榮譽來解釋。很可能是他的瘋狂的信念征服了這些玩世不恭者，這些人與他們的先輩及這個階級的人一樣，在戰爭失敗後，仍一心想過快樂生活。只有一點例外，即在德國的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將軍在戰敗後神經錯亂或自殺的。希特勒在遭到挫敗後，懷著刻骨仇恨，普魯士的將軍們卻與他不同，他們雖然也很粗魯生硬，但是他們不仇恨；一旦他們真的恨了，則恨的不是他們的敵人，而是他們的上級。現在這個滿腔熱情的歇斯底里的男人，在沒有任何證明的情況下，宣布法國已經腐朽了，奧地利也行將末日。一個文官第一次為槍炮和坦克帶來了熱情和遠見，帶來了進軍計劃和動員方案。很明顯，這一點大大震動了將軍們。 與此同時，希特勒從不敢於承認他對權力和武力的崇敬。他內心的不安全感使他對自己的和平打算十分不滿，認為只是因為背信棄義的英國人的欺騙，才使他不得不拿起刀劍。這裡可以看出與文藝復興，布爾喬亞，甚至尼采的驕傲的非道德性的關鍵不同。 他的熱情驅使他行動十分殘酷和說謊。他以自己的方式，堅定和信心十足的行事，殺害無辜，欺騙朋友，侵略沒有防禦能力的國家，主宰世界的思想原諒一切可能採取的手段。的確，如果他高尚，寬宏大量，他就得認為自己軟弱，承認自己的恐懼。熱衷於破壞和對一切成功和健康美好事物的仇恨，這些始終是缺乏自信心人的特徵。他對任何事情都敢於孤注一擲，如6月30日流血之夜的行動，以及重新占領萊茵地區計劃等。但是他本人卻在1923年11月慕尼黑政變之日，在簡單的武器面前逃跑了。 對具有這樣一種性格的人，醫生和作家曾經為之作出過臨床診斷，也確實包括病人本人，必須創造出一種可以保護他身體及靈魂，以及可以養精蓄銳，避免過多宣洩的私人生活。因歇斯底里導致的失明，使希特勒在戰爭期間大大恐怖了數日，一個海德堡的教授因報道了這件事而被革職。他病弱的身體需要休養生息，需要長時期的放鬆，就像一個演員，銷聲匿跡懶洋洋地度過整個暑假。因而希特勒不喜歡體育運動，不喜歡喝酒，沒有業餘愛好；關於女人，一次他真想遇到一個女子，希望再次不顧一切地試試他的男性能力，可是結果這個女子不是死了或者就是逃跑了，這就是他的侄女。一個既不會開車，也不會騎馬；既不會游泳，也不會滑雪的男人，是不可能有妻子或孩子的。這樣的男人卻善於玩弄權術，就像某些特殊的藝術家，他的本能的對自己作出同樣的抑制。 從上所述，可以看出他的瘋狂性出於對個人生活的不滿和對別人幸福的妒忌，因而可以毫無疑問地說，他政治生涯開始的動機是出於自我表現的欲望，這種例子在其他很多人身上也可找到。因而希特勒的成功是極其痛苦和付出很大代價的。這種巨大的成功只有德國人才能做到。 尼繆勒——希特勒即德國——大屠殺——光榮的雅利安人——全世界不信任德國——統治世界的美夢——小心，民主主義——歐洲合眾國——假如希特勒被打倒——一支聯邦軍隊 從來沒有過一個獨裁者，像這個第一個不正常的領袖遇到德國人民那樣，在他們的手上遇到如此聽話，如此順從容易對付的群眾。拿破崙遇到法國人民的強烈抵抗，墨索里尼的情況也是如此。本書前面所敘述和闡明的一切都證明了，突然得到違反他們本意的解放的德國人，是如何殷切的在這14年中等待一個領袖來把他們的命運掌握起來。少數不朽的神職人員，和平主義者，以及工會會員，他們曾因自己信念而遭到監禁或殺害，但總共加起來也不到德國人數的千分之一。 他們中最出名的是馬丁·尼繆勒，他是德國這個時代的英雄，他的面龐使人想起出自丟勒手筆的繪畫。他是一個西伐利亞人，一個部長的兒子，一個熱情的水手，一個懷有深刻信念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光榮地擔任德國潛水艇司令，戰爭的失敗，使他深深地陷入內心鬥爭，因為他之相信德國就像相信上帝一樣堅定。革命後，一個叔叔幫助他接管了一個農莊，他與這些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農業工人的第一次緊密接觸，使他深受感動。他得出結論，感到靈魂對他來說比耕作土地重要得多。他開始學習神學，接受希伯來教義，但同時仍熱烈地支持德意志事業。他擔任學生保衛團司令，參加卡普政變。他第一次在明斯特進行布道時已經30歲了，生活極端貧困，不得不從事鋪鐵軌等艱苦的體力勞動。他的討伐精神，極端虔誠同時又非常羅曼蒂克和充滿愛國主義精神，這種雙重性格使他經常陷入很多內心鬥爭，直到希特勒要求所有的部長宣誓效忠，矛盾發展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尼繆勒和他的少數同事抗拒希特勒的命令。有人企圖謀害他的生命，但也有支持他的群眾集會和遊行。迫害繼續進行，最後終於被免職。尼繆勒被禁止布道，他就在家裡進行。他被捕，備受折磨，爭取保釋後再次被捕，最後送到集中營。敵人提出，只要他答應停止宣傳，可以獲釋，遭到他的拒絕。但是戰爭爆發後，據說，他自願出來擔任潛水艇的司令。 馬丁·尼繆勒像 馬丁·尼繆勒（Martin Niem ller，1892—1984），著名德國基督教反納粹牧師，神學家。就是這樣一個反納粹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自願擔任潛水艇指揮官。路德維希說：「這充分暴露了德國人靈魂深處的雙重性，以及這個國家命運悲劇的根源。他宣傳反納粹的理論，他堅決拒絕向另一個似乎是上帝的人宣誓效忠，但就是這個人，卻願意在這面意味著褻瀆的可恨的旗幟下，潛入大海中去，用魚雷去襲擊德國的敵人。」 這個行動充分暴露了德國人靈魂深處的雙重性，以及這個國家命運悲劇的根源。這個充滿大無畏精神和自信的人，與路德一樣，以生命來保衛他的信念，他宣傳反對納粹的理論，他堅決拒絕向另一個似乎是上帝的人宣誓效忠，但就是這個人，卻願意在這面意味著褻瀆的可恨的旗幟下，潛入大海中去，用魚雷去襲擊德國的敵人。 深深懷念著祖國的遊子對世界說，希特勒不能代表德國。但是難道不是所有的德國人一次又一次地選舉他嗎？當然其中一部分選民是出於對威脅的恐懼，但大多數人選他是出於自願。德國人一面挨著極大的飢餓的痛苦，一面聽著吹捧統治世界的奉承話。1941年9月德國人黃油肉類的配給進一步減少，征服的國家卻越來越多。關於貧國和富國的理論也被發明者的行為運用到幾乎荒謬的程度，究竟被侵略的丹麥、挪威、波蘭擁有什麼樣的財富而德國是沒有的呢？他們的行為使人想起一條狗占據了馬槽，它自己不能消受那些穀草，卻又狂吠著不讓馬去吃它們。德國人究竟在希特勒統治的八年中得到了什麼好處呢？ 由於他準備和發動了戰爭，因而使上百萬失業者得到了工作，這也是他繼續進行戰爭的理由之一。他似乎也消除了德國各民族之間歷史遺留下來的仇恨，用一個十分完美的形式把帝國統一了起來，這是消滅了王室後的共和國從來沒有做到過的。 希特勒在德國建立了一套秩序，這種秩序沒有別的國家人民能忍受得了的，特別是義大利人，可能只有一部分俄國人能忍受。沒有人能忍受自由的完全喪失，但是即使很多反對納粹制度的國家，也將採取它的某些做法，就像它接受俄國的一些做法一樣。 無疑，當時德國人的思想已趨向現代化，他們從技術的角度而不是金錢的角度想問題。他們向世界表明，沒有黃金他們照樣可以生活、戰鬥和征服，而沒有工程師、銀行家卻無法生活下去。直到戰爭爆發前，貿易思想統治著舊民主國家，德國人就是以擊敗這種思想而取勝的。生產社會所需要的物資，而不是讓個人獲利——這個思想從莫斯科發展到柏林，而且正在從柏林擴向全世界，因為它適應時勢。但在接受這個原則時不應喪失自由。 德國群眾也沒有因精神上受到的枷鎖而悲哀。他們什麼時候對處理國家大事的思想表示過關心或施加過一些影響呢？一個一千年來習慣於忍受上級對它施加任何命令的民族，是不會為自己的意志，為爭取自由而鬥爭的。一旦在違反自己意願的情況下獲得了自由，那麼在新的枷鎖下這個民族也會很快退回到老路上去的。世界應該看到，作為整個民族來說，德國人沒有要求進行改變的意願。我們以為世界大戰後會出現一個新的德國，我們錯了，我們應該從這個第一個錯誤中避免第二個錯誤。 對猶太人的迫害，也證明了希特勒的背後有著德國老百姓的支持。當世界聽到德國第一次大屠殺時，有很多跡象證明在很多地方受到了阻止。但是從1933年到1938年對猶太人迫害的加緊，從第一次的抵制和到向維也納進軍和11月大屠殺，這些發展都表明了與德國人的性格有關。絕不是僅僅只有衝鋒隊接受它的黨的命令。富有的公民、國家教授，以及獨立的體育運動員，都情緒亢奮參加了當時的夜間襲擊。 為什麼這些德國群眾，而不只是政府和黨派比別的國家更仇恨猶太人呢？熱情的詩人阿恩深刻地寫道：「德國喜歡受鎖鏈的束縛，承受一個帶著枷鎖的苦力的靈魂的痛苦。」德國人是一個可悲的失敗者，失敗到不能承受別人成功的程度。俄國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只殺一些貧困的不知名的猶太人，但德國人卻轉而殺害一些富有而有天才的猶太人。不是猶太人的集居，他們陌生的臉孔和習俗使德國人不快，而是猶太銀行家所獲得的榮譽和影響，猶太人教授和藝術家所獲的聲譽，使他們大大的不快。 他們妒忌獲得合法權利地位上升的德國猶太人。為什麼這些人的劇院和報紙總是最好的？為什麼總是他們發明了不起的醫藥用品？成為傑出的外科專家？採用最新的技術？出版最好的書？這些人所占的人口比例，大大地超過非猶太人所占的比例。 在歷代積怨的基礎上，納粹又帶來了新的東西：殘暴力量的合法化，法定政府的結束，青年人可以隨心所欲，以及誘發出來對謀殺、掠奪的渴望。希特勒執政初期，還有誰能為他提供更好的進攻目標呢？猶太人集中了作為犧牲品的一切條件，他們沒有武裝，他們富有，很容易給他們安上一切罪名。渴望謀殺和掠奪的人很快在他們身上進行實踐。自從諸如社會主義分子提出國際目標轉移民族情緒，德國中產階級分子公開宣揚，說是猶太人首先發動戰爭，然後失去了戰爭，共和國政府14年來對此充耳不聞。共和國政府的部長6%是猶太人，三個人參加過革命。另一方面，得到諾貝爾獎金的德國人，其中20%是猶太德國人。所有這一切都被封鎖了，就像另一事實，只占德國人口1%的德國猶太人，供獻出10萬人去當兵打仗，1.2萬人死於戰場。納粹的最卑鄙的行為是將這些猶太人的名字從地方作戰陣亡將士的名單中抹掉。但有些猶太人的行為也叫人看不起，如奧本海姆·馮·溫伯格男爵，德國空軍參謀長米爾希，作家阿垴爾特·勃朗南，以及制定所有貿易條約的漢斯·沃爾·塞蒙特，他們接受種族迫害者加給他們的「光榮的雅利安人」的稱號，並且和這些迫害者稱兄道友。希特勒把德國人從猶太人中分離出來只有對德國不利，但對德國人來說，可能是一種極大的滿足。 被驅離默默爾港的猶太人 1939年3月，猶太人被從默默爾港趕出來，在德國的壓力下，同月，立陶宛將默默爾港地區割讓給了德國。 本書不想對希特勒的暴行詳加闡述，但對有一段尚未被人報道過的情景將予以描述，這是兩個後來設法逃離德國的目擊者親口告訴作者的。 巴黎一個年輕猶太人暗殺了德國駐巴黎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馮拉特先生，作為政治報復，德國人利用死者葬禮發動了一場新的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關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1萬名猶太犯人，被強迫立正數小時。1938年11月11日上午11時，衝鋒隊員扛著當天上午「死去」的人的棺材列隊從這些犯人面前經過，後面跟著一大串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受害者，這些人在這天上午幾乎已被打得半死不活，當他們在行進時跌倒在地，那些士兵就用腳把他們踢起來。突然他們中的一個受到嚴重摧殘65歲的商人，作者年輕時認識他，僅在三天前被抓來，掙扎著爬起來，這是一個高個子的人，竭盡全力向他的弟兄們舉起雙臂，用希伯來語高聲致以古老的猶太先輩的祝願。 士兵們被這一突然行動驚住了，有幾分鐘全場鴉雀無聲，似乎空氣都凝結了。然後他們突然醒悟過來，把他拉出來，當場打死。為了他的家屬，我不願在此透露這個猶太人的名字，很可能已被列入德國烈士的名單，這份名單從胡斯開始，並將一直繼續到未來。 儘管德國人在歷史上長期遭受屈辱，但他們還從未受到過類似過去這九年對他們的最後解放所帶來的嚴重損害。沒有一個人被答應去工作，不管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不管是工人，還是農民，這種要求都無法得到滿足。全國成了一個大兵營，一個六歲的孩子也會被接受進來，加以訓練，操練，生生死死，直到最後召開追悼會。幾代人以來，8000萬德國人的法律觀念早已破壞殆盡。即使德國人最後失敗，他們關於野蠻武力的信念也早已在幾代人中得到了加強。他們毫不吸取第一次失敗的教訓，頑固地要求迅速回到他們過去的老路上去；因此，怎麼可能寄希望於他們吸取第二次失敗的教訓呢？ 嘲笑誠實的信念，輕視法律，推崇謀殺，摧殘宗教聖賢，懷疑一切，反對一切，出賣自己親密的朋友，為了避免種種嫌疑不認自己親生的父親，毀滅科學，奴役師長教授，培養邪惡野蠻勢力，玩弄婦女，煽動對國家的狂熱。所有這一切將貽害無窮，使其後代人無顏面對別的國家的同時代人。 德國人在全世界的聲譽又損傷到了什麼程度呢？這一次將沒有一個德國人能說，他是被統治階級脅迫的，因為今天幾乎每個人都有朋友在黨內。幾乎整個國家都參與或擁護了這場浩劫。整個國家都接受了它的司法部長的格言「只要對德國有利的，都是正確的」。這句話概括了這場道義災難的真諦。 閱讀1939年9月1日當天報紙的英國人 英國人在看1939年9月1日當天的報紙，標題為《波蘭遭到入侵，一些城市被炸》。1939年9月1日凌晨4時45分，德國不宣而戰，揭開了德波戰爭的序幕，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世界能把這一切都忘掉了嗎？一個經過了倫敦戰役的孩子，長大後能向一個德國人伸出友誼之手嗎？一個挪威人會再次邀請一個德國人到他家去做客嗎？一個人他的母親和無數同胞被德國飛機機槍掃射而死的荷蘭人會再次與德國人做買賣嗎？世界上難道還會有與德國人簽訂條約的國家嗎？這些德國人曾經如此明顯的以自己的利益為依據制定條約的合法性。那麼人們為什麼要相信從小就學習了這種新道德，因而肯定會遵循這種新道德的希特勒的接班人呢？ 希特勒沒有帶給德國人幸福，但他們也沒有要求他帶給這種幸福。他們不要求自由，不要求財富，甚至不要求思想上的安寧與和諧。他們要求的是，古老的統治世界的夢想，在神秘的幻覺中尋找著的徹底雪恥，以及對一個他們一直像天真的孩子一樣詛咒的世界的羨慕，一句話，因天生的不安全感而不斷尋找和要求的公開承認，這一切希特勒給他們帶來了，雖然為時不久。但難道他們有過任何領袖，在這方面比希特勒更好地滿足過他們嗎？ 作為一個征服者，希特勒不能與他的前輩比較。在公元800年、1000年和1500年左右，查理曼·奧托大帝以及查理五世使德國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但是這個國家一半是繼承別人的，是從外部或間接合併過來的，它的強大的力量不是從內部湧現出來的，而且維持的時間也不長。希特勒的勝利進軍最好與哥特人、蒙古人、諾爾曼人的猛攻衝擊相比，野蠻侵襲古老的文明，一度制服了文明，但是它們只是席捲而過，沒有留下多少痕跡。誰還記得他們領導人的名字？其中兩三個也許還在一些歌曲中保留了一段時期。如果把他與拿破崙相比，這也是很荒謬的。拿破崙給他所占領的國家帶去了新的思想。他給萊茵河沿岸地區及義大利帶去的法律及社會秩序，在他被驅逐出這些地區後還長時期的發揮作用，因為這些東西是符合時代的及正義的。確實，在尋求歐洲統一問題上，他視自己和法國為領導力量，但這是以鼓吹容忍大革命為基礎的，希特勒征服巴黎，則是以他的優秀種族論的教條為基礎的，這是希特勒進行統治的依據。 這裡就出現了問題，所有德國能為占領國帶去的文化均已被納粹所破壞或遭到鎮壓。德國學者和藝術家紛紛流亡出走，就是這個國家政治的一個象徵。這次德國的知識分子先於德國的武力達到別的國家，而且被迫逃得越來越遠。德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從德國逃至鄰國，在這些國家被征服後，又遠遠逃至美國，只要迫害不停止，這個趨勢就將一直繼續下去，並一直得到移民沒完沒了的感恩戴德。從而世界上文化最燦爛的城市也將變得野蠻荒蕪，普魯士的鐵蹄將踏上巴黎皇宮舊址。所有代表德國榮譽的人物將作為客人或難民被別的國家接收，而不是征服者。德國的知識分子比德國的坦克早七年進入凱旋門，而且受到大得多的歡迎。 但是希特勒的預感是正確的，舊民主主義已經沒有生命了。法國至少將從它失敗中學到很多教訓。法國人面對一個處在大動亂邊緣的世界，太掉以輕心，太玩世不恭。英國人直到1940年5月還不採取行動，以後行動了但也不徹底，它的貴族政府，它的銀行以及城市都沒有為國家作好充分準備。還有，經過幾個月的英勇鬥爭後，再恢復舊的秩序和民主就叫人不能容忍了。 國家社會主義黨正如它的名稱所包含的，它的宗旨也有社會主義的一面。導致世界在過去20年中脫離純資本主義的急劇變化，使所有的國家在戰爭經濟中得到進一步改變。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德國，它的戰時經濟延續了九年之久。在法西斯國家迅速地使自己適應出現的動亂時，兩個西方大國繼續由富有階級以老的制度實行統治。是這兩個國家重新武裝了德國，而不是打垮了它。不止一個法國工業家說過，勞特·洛特梅埃也宣稱過：「是希特勒，而不是布魯姆，是堅定的年輕的納粹拯救了歐洲。」 然而，因害怕布爾什維克而促使英國和法國簽訂了《慕尼黑協議》時，他們的美夢也破滅了。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布達佩斯的推銷商感到自己被迫進入一個越來越與莫斯科制度接近的制度。當德國和義大利的資本幾乎全部被政府沒收時，自由民主黨人站在獨裁者的國家社會主義一邊。在任何情況下，正統的資本主義在歐洲都失敗了。 他正在準備歐洲的統一，一個大家都在尋求的聯邦形式的統一，而不是在一個主要種族領導下的統一，就像德國的一些優秀分子始終在尋求的，不經過希特勒的槍炮而「合併」奧地利。歐洲的統一和五六個君主的退位只能對歐洲有用。即使在拿破崙失敗後，一百多個被消滅了的德國小公國沒有一個東山再起的。很多預言家都得到了他沒有想到過的結果。希特勒也將像哥倫布一樣到達一個他從沒想到過的大陸。希特勒占領歐洲的結果，很可能很快會出現一個歐洲的合眾國，如果最終能把「卐」旗擊倒，而代之以升起「自由的白色之旗」。 無論是形式還是日期都不能預言。但有一件事似乎是比較肯定的：被征服的人民不會像德國人那樣長期屈服於枷鎖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只能以革命而告終，就像俄國革命給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決定性的變化一樣。但是為了和時代的精神一致，形式很可能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民族主義的。希特勒最終將發現一個自由的歐洲，而不是德國的歐洲。與種族主義的理論決然相反，在近年內即將發生的革命，將不是為了奪取幾個省份或前線陣地，而是為更公平的財產再分配。歷史將看到，這次戰爭的後果之一，將是每個公民要求更體面的生活，這將在所有的國家成為很強烈的呼聲。它不會像拿破崙垮台後那樣，很快出現一個「神聖同盟」，或者出現一個新的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法國政治家、外交家，曾任拿破崙的外交部長和外交大臣，精於權術，陰謀和善變。拿破崙垮台後，又作為法國代表，出席維也納會議，參加「神聖同盟」。後為法國復辟王朝的外交大臣。——譯者注）重新掌權。被征服的國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將是尋求比戰前更多而決不是更少的自由。 德國人將是這些國家中的最後一個而不是第一個起來爭取自由，這是他們的性格決定的。在沒有一個受奴役的國家起來反抗之前；在穿制服的武裝的德國工人與非武裝的外國工人出現兄弟和解，並消除了不正常的奴役關係之前；在有可能出現一部分德國公民起來反抗，並通過國內戰爭推翻這個他們大部分人曾經從屬的政權之前；德國人是不會輕易起來的。但即使希特勒部分地取勝了俄國人，那麼他們給他帶來的也只可能是穀物，而不是熱情。德國人一向反對法國人，即使在世界大戰中也從未反對過俄國人。一旦進入莫斯科，德國士兵將會看到，希特勒的很多方法是向莫斯科學來的；他們將很快和這些與自己一樣有著極強紀律性的追隨者們稱兄道弟，甚至有可能變成共產主義者。 要打敗現代的成吉思汗，必不可免的要取得美國的幫助，但不是靠入侵，而是只有通過歐洲的反抗。強大的封鎖將是對領導人的一個考驗，對德國普通人民來說，他們是經受得起長時期的艱苦的，他們可以過貧窮的生活。但是如果對其進行轟炸，這將對其造成災難性的印象。根據德國人的性格，他們不會在苦難中鍛煉得越頑強。德國人比較神經質，而在這過去的10年中，他們已經受到夠大的精神負擔了。 德國人作為軍人，在武裝起來，聽從發號施令的情況下，可以保持他們的勇氣，但是作為一個平民，成為看不見的敵人的進攻目標，沒有上級的命令和領導，他們很容易屈服，他們在130年內還沒有遭到別的國家的侵略。 也許只有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封鎖，被征服的國家的反抗，和德國內部的炸彈襲擊到達高潮時，將軍們為了保護自己才可能起來趕走他們的「領袖」。這將對世界是一個極為危險的時刻，因為普魯士的將軍們並不比希特勒更值得人們信任。勝利者將十分小心提防「不可預測的犯人」，當他走出帶刺的鐵絲網，準備和你講和的時候。 《凡爾賽和約》決定單獨解除戰敗國德國一家武裝的思想，表明了它對德國人的性格不十分了解。 對待這樣一支高效率的人民，是無法剝奪它在經濟競爭中的權利的，唯一能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辦法是建立歐洲合眾國，這在德國第二次打敗後要比在第一次打敗後建立起來容易得多。只有積極地實行歐洲國家全面裁軍，才能保證解除德國武裝，不發生報復的可能性。將組織一支歐洲聯邦陸軍和聯邦海軍，就像今天美國的國防力量直屬華盛頓一樣。那時德國將像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樣無力再次發動戰爭。 只有這樣才能拔除德國人嘴裡的毒牙，使他們的知識分子的偉大才賦在世界文化中得到正確的位置，不擔心再發生世界禍端。 哲學家在海德堡——貝多芬 今天，一個深秋的黃昏，一位老人站在海德堡城堡的台階上，眺望著山下的幽谷。在他身後是一片隆起的若隱若現的斷垣殘壁，它們是被法國占領者破壞的德國建築物。三百年來，上面爬滿了深綠色的常春藤，象徵著德國的浪漫主義。這片標誌著德法鬥爭歷史的廢墟，面對面地坐落在德國這一最漂亮的風景區。 這位像一切德國精英人物一樣有著一副劍眉的哲學家兼音樂家的老人，現在正凝視著他腳下的一條河流，河水安詳而又急促地向三孔老石橋流去。這是內卡河，它在這裡形成一段雖然只有里把長的湍流，迫使河水經過狹窄的河道流經高山，然後急流直下，多麼像德國的歷史啊！在葡萄園的那一邊，又是一片連綿的山坡。在內卡河左面的山頭叫「王座山」；在右邊的山坡上有一條「哲學家小道」；再一次從名稱上把德國分成兩半。 海德堡城堡 海德堡這個名字在1196年正式出現在歷史文獻中，當時，城市的規模已形成，是個小城邑。屈指算算，海德堡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在德國城市中，建城歷史之久，可名列前茅。 在牆的那一邊，這位哲學家看到了下面一座方形建築物——德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自從第一批教師在那裡對學生授課以來，它已經歷了五百五十多年歷史了。此後，上百名傑出的思想家、學者，在葡萄園的小屋裡或城內的舊宅中埋首從事學術研究，一切為了人類智慧。遠處，在那條狹窄的彎彎曲曲的街上，本生（R. W. Bunsen，1811—1899，德國化學家。——譯者注）發現了星體的實質，終於找到了太陽光譜。與此同時，只不過再過去幾條街，赫爾姆霍爾茲計算出聲音和光線的波長，第一次用他的光學儀器，打開了迄未為人類知曉的生物眼睛的秘密。 現在，這位沉思著的老年聖者的目光，轉移到了那邊古老的緊緊挨在一起的建築物，有些屋頂仍然可以看出是由彩色花磚砌的，那裡想必是路德會見人文學者的地方，可以想像臉色蒼白的米朗克松懷著對這位勇敢的修道士的崇敬的心情筆挺地站在那裡。這位老年智者似乎自己也坐到了那裡，歌德的影子出現在他的身旁。年輕的歌德在「狂飆運動」的影響下，對世界充滿熱愛與嚮往，他決定不了繼續從事寫作還是出去遨遊世界，終於在這裡作出了決定，第一次離開了祖國。而40年後，仍然在這裡，歌德由年輕美麗的瑪麗安娜陪著，自己似乎也年輕了，經常在這裡採集核桃和寫下有關這一段日子的不朽的詩篇。 往西遠處，接近日落的地方，隱隱約約可以看出四座塔影。由於常年學習，雙目仍然犀利的老人，甚至可以分辨出那裡的兩個白色圓頂。這是斯佩葉爾天主教堂，很多德國皇帝埋葬在那裡，這些皇帝日夜夢想南下到有核桃樹的地方。而現在，在這夕陽西下，萊茵河上波光漣漪，內卡河滾滾匯合之際，這一時刻到來了。不遠處就是當年阿里歐維斯圖斯回答愷撒大帝問題的地方。德國的歷史似乎就從這個古老的城堡腳下蔓延展開。 現在這位哲學家要回家了，因為有了些涼意。他看到了城東新出現的一堆瓦礫。這是英國人為了報復德國人持續長達一周的進攻而進行轟炸的結果。英國留學生一度曾在這個白色圓頂之下聆聽德國學者做的很多學術報告，這些報告在英國國內是聽不到的，特別是那令人神往的德語。也許這些學生中的一個，就是現在執行轟炸任務的飛行員。 「現在這些人在哪裡？」這位老人沉思著，一邊用手壓壓他的帽子，似乎怕人看出在這頂帽子下的他的思想。他舉步向他狹小的古老的屋子走去。曾經使這個城鎮輝煌一時的德國人文主義者，從路德到歌德到赫爾姆霍爾茲現在到哪裡去了？德國人的榮譽到哪裡去了？學術研究的自由到哪裡去了？青年對學習的渴望到哪裡去了？那些裝飾著彩色的燈籠，充滿歡樂的舊時學生歌聲和沿著城鎮和小山逆流而上的遊船又到哪裡去了？遠處在天主教堂內，歷代的皇帝們停止了曾經帶給他們自己和德國人如此重大災難的羅馬朝聖者永遠安眠在那裡。更遠處則安息著改革家們，幾個世紀以前，他們倒可以發表今天被禁止向他們的後代說的話。實驗室早已無人光顧，呈現一片荒蕪淒涼，因為青年人都跑到很遠的別的國家，燒殺蹂躪他國人民。圖書館裡仍然排列著幾輩先人傳下來的康德著作，現在再也沒有人去讀它們了，因為他的言論對今天的德國已毫無意義。只有萊茵河仍然與西格弗里德時代一樣，滾滾流動，日夜不息，德國人在夢裡仍然聽到《羅累萊》美妙的歌聲。 黑夜籠罩了古老的內卡鎮，籠罩了全德國。老人回到家裡，無奈地凝視著眼前的一切，然後走向鋼琴，打開琴蓋，彈起了貝多芬的最後一首奏鳴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