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防軍大本營 · 第一章初期形勢

5月初「從挪威傳來的捷報」，為西線攻勢開闢了道路。希特勒決定「幾天後」開始新的戰局；約德爾則建議，兩次作戰行動要在「時間上和力量上區別開」，因為空軍在5月份仍有大批空軍部隊被牽制在挪威。 西方戰局開始前的幾天是令人心神不定的幾天，在這幾天裡天氣預報和進攻命令不斷更改。空軍總司令每天坐在司令部里「收聽」天氣預報，因為他的飛行員和傘兵部隊比其他軍種更需要好天氣。在總理府舉行的有關會商會上，照舊沒有陸軍代表出席，也沒有向陸軍提出任何問題，「只是」要求他們準備200萬兵力，在24小時之內隨時準備參戰。希特勒自己在5月7日這天「對再次延期極為惱火，這有泄密的危險」。次日，他依然，「暴躁異常」，聲言他再也不想等了。但是他還是——用他自己的話——「違心」地讓戈林，將開始行動日期最後一次推遲至5月10日，「但再也不能往後推延一天了」這一決定是希特勒準備行動的信號，他不想再等待有利天氣了。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對希特勒的決定隨聲附和——這已成了他的習慣。然而，運氣幫了希特勒的忙：5月9日傍晚9時，即按大事年表中「元首發布進攻命令的最後期限」的前半小時，空軍總參謀長報告說，「10日天氣晴朗」。為表彰空軍氣象工作者們的功績，該處領導榮獲一塊金表。 5月10日清晨，領率機構的各個小組——後來就是由這些小組組成了德國戰地大本營。從四面八方於不同時間，分乘火車和飛機向奧伊斯基興地域集中。希特勒及其左右也象往日一樣，乘坐「元首專列」，於前日下午從柏林附近的小站出發，向北駛去，以便在黃昏前踏上西進之路。將近半夜時分，國防處長和國防處擔任要職的軍官們乘國防軍統帥部「信使隊」的一架飛機由施潘道附近的一個機場起飛；國防處的其他軍官和官員，會同秘書、繪圖員和通信人員乘坐國防處的特別列車。與此同時陸軍總司令及其總參謀長第一個精幹的參謀部，由措森出發，進駐希特勒大本營附近的「林務所」。 翌日清晨6時許，國防處「戰地隊」在明斯特艾弗爾城北部的羅德爾特村的一座大莊園裡聚齊。距這裡僅數百米的大小道路上，擠滿了開進的縱隊，潮水般地向西方邊境擁去；頭頂上，已方的飛機劃破了黎明的晨空。從莊園外幾乎無法看到的簡單實用的房屋，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裡，為我們大約5名軍官和官員以及30—40名輔助人員，提供了充足良好的工作和就寢條件。然而，我們卻不得不與最不受歡迎的鄰居毗鄰，其中有希特勒左右的人，包括他的貼身衛隊，這些人不分晝夜喧鬧不止。希特勒對飲食不厭其精，需求量頗大。為運輸這些補給品，更是車馬喧囂，不絕於耳。在整個戰爭期間，Ⅰ號宿營地一直如此，而國防處戰地隊的供應卻與陸軍各單位的一樣。這兩個同住在這個大院裡的單位，是建立在一種平等基礎上的關係，在後來的戰爭歲月里，再未在一起住過。 在「山崖城堡」的第一天上午，希特勒及其隨員們一同來察看國防處的辦公室和設施。他時不時地向一些他熟悉的軍官點點頭，但是他的軍事「工作班子」的大部分成員，不論是軍官還是職員，如同過去一樣都似從不相識。在爾後的戰爭年月里，他從未再光顧過Ⅱ號宿營地。 希特勒自己，以及來柏林總理府的將軍和副官們居住1號宿營地，有一條由高高的鐵絲網籬笆圍起來的路，由大院一直延伸到一二百米外的低矮的灌木叢中。灌木叢中散布著許多混凝土築成的掩蔽所，充當他們的工作室和 寢室。餐廳也設在掩蔽所里。在這些掩蔽所的中心位置的一個小高地上，建造了一所約三四米見方的臨時木板房，作為地圖室和情況研究室，一切大型的會商也在這裡舉行。從這裡舉目遠眺，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色，群山起伏，層林疊翠，充滿著生機，充滿著和平。戰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在國際軍事法庭上曾說：「元首大本營純屬修道院和集中營的混合體..除了許多令人振奮的時刻以外，對於我們這樣一些軍人來說，元首大本營里的生活簡直是一種殉葬..，因為它不是一個軍事的，而是一個民事的大本營，我們這些軍人是那裡的客人，在那裡工作滿5年半絕不是什麼容易的事。」這種想法，約德爾將軍在1940年5月肯定是有的，更不用說他在這一過程中，是想利用「工作班子」與希特勒的關係，在希特勒那裡占一席之地。他的這一描述，用在希特勒那批親信頭上，也許比用在Ⅱ號宿營地的頭上更為合適，在這裡生活的都是兵，而且完全按照軍人的準則生活著。不過，約德爾的話倒是恰如其份地道出了整個大本營的精神實質。然而，最能代表這種精神實質，不是來源於由那些大多數身著軍灰色制服的非軍人所構成的內部實體；也不是來源於不得不在希特勒周圍的軍事要人之間搞平衡的那些黨內要人的不甚強烈的衝擊；而恰恰是駕馭大本營的希特勒自己，是他給大本營的這一精神實質賦予內涵和形式。儘管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打過仗，儘管他對國防軍的發展發揮過決定性影響，儘管從戰爭爆發就把整個身心傾注在戰爭指揮上，然而他卻缺少一種合作共事的觀念——這是世界所有軍人獨具的氣質，具有這種氣質人能夠在思想和行動上保持正派莊重，能作到信賴、真誠、坦率和自我犧牲。然而，希特勒對他身邊的任何一個軍官都無誠實可言。他毫不顧及地窺探他的部下，利用他們的長處和弱點，隨時準備端出他在1939年11月23日對三軍總司令講話中的一句威脅的話：「我什麼都不怕，誰要與我作對，我就消滅他。」但是他的活並不是實話。約德爾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談到希特勒時，說：「他對政治家、對黨說話時的口氣，完全不同於對國防軍，而他對黨衛隊講話時，又不同干對國防軍和政治家講話。」在國防軍的領率機構內，希特勒也是玩弄這種手腕。其目的，歸根到底還是防備危及他的政權的危險，保護他自己的和「黨」的最高威望。 約德爾所理解的「民事大本營」，大概也正淵源於它與真正的軍人氣質的差異。生活在Ⅱ號宿營地的陸軍軍官，對附近陸軍大本營里的軍官羨慕不已。那裡的軍官雖然也屬於他人，但大家都生活在「自己人中間」。有一件事十分清楚地反映出這種思想：為了陪希特勒進餐，國防軍副官長每次派一名國防處的軍官前往。起初，年輕軍官們還爭先恐後，可後來，副官長不得不開列一個「次序名單」因為幾乎沒有一個人再自願前往了。 在「山崖城堡」以及後來在其他地點的日程安排與在柏林時幾乎沒什麼兩樣。國防處在24小時內，至少收集兩次由陸、海、空三軍提供的情報，然後進行審閱。整理、補充態勢圖，最後送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將軍以此為基礎，準備「形勢報告」。參加形勢報告會的一般是希特勒及其手下的「侍從官」們。遇有特別重要的情報，要麼由國防軍各軍種總司令利用電話直接向希特勒報告，要麼由國防處民迅速轉呈約德爾，並在形勢分析室里臨時舉行小範圍的聚會。 從報道和討論前線戰事的方法上，也可反映出大本營工作的隨意性。面對強大的敵人和前線瞬息萬變的態勢，希特勒不顧哈爾德的警告，繼續玩弄危險的賭注，而且企圖坐在大本營中接管戰場的指揮權，真是狂妄至極。他 的觀點產生於連篇累牘的廢話，從這些觀點中產生決心，又從這些決心中產生書面「指令」，甚至產生直接干涉陸軍下級指揮機構的措施。而這一切都是他雖然與陸軍總司令部近在尺咫而事先沒有與其進行任何接觸的情況下進行。 國防軍這兩個最高指揮機構，不久便怒目而視，分庭抗禮。在國防軍統帥部這一方，有一個統治一切的希特勒。以脾氣暴躁，滿腹狐疑，在時間和空間上從不考慮軍事準則，不顧後果，一意孤行，然而在關鍵時刻——如在納爾維克問題上，他又驚慌失措，將自己的大膽決心拋到九霄雲外，代之以濫用手中大權，隨心所欲地掣肘戰事的進程。緊跟希特勒的凱特爾，將隨聲附合視為已任，以此則任勞任怨地為希特勒鋪平道路，竭盡全力地掃清障礙，比起凱特爾來，約德爾發揮了較大影響。他似乎將挪威戰局的教訓忘得一乾二淨，隨時準備對付「將軍們的不順」，為「元首的天才」開闢道路。尖銳的意見分歧在他的日記里有鮮明的反映。勤勉的副官們只知道聆聽和傳遞希特勒的意見和決定，對全局漠不關心，即便是他們作為信使被派往前線高級指揮機構時，也依然如此。 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大將，幾乎每天乘坐飛機或汽車四處奔波，與各級重要的人員保持面對面的接觸，以全力監督全部計劃和命令的貫徹執行。但是，從這些接觸中.他無法搜羅到反對希特勒和確保自已應得的國防軍統帥部高級顧問之稱的力量。哈爾德也不想為此奮鬥。身為陸軍總參謀長的，他有他的主權管轄範圍，在他的周圍有一批相互信任、志同道合、緊密配合的總參謀軍官，他企圖借這股潛在的優勢最終證明他是強者。事實也是如此，在這次戰局的數周時間裡，特別是當希特勒神經不正常時，他曾多次逾越自己的職權行事。他將他自己及其總參謀部的工作，作為偉大戰局中經久屹立的豐碑，載入他的日記。 在幕後，空軍總司令戈林也一直在活動。他通過他的聯絡官，不時獲悉大本營里的各種不同觀點，他身為空軍總司令和民族社會主義的第二顯赫人物，不斷想方設法限制在德國人民中享有榮譽的「反動」陸軍。他能以電話與希特勒保持聯繫，必要時還可搭乘停在附近的專列去見希特勒。與希特勒見面時，通常沒有第三者在場。與陸軍總司令相比，他是歷經考驗的「元首最忠誠的騎士」，這一點是勿容置疑的。然而，還是同一個戈林——還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軍人——在後來的戰爭中，他經常為一些被希特勒無理判處死刑或遭其他懲處的陸軍軍官說情。 處在「大人物」之間的國防處軍官們，活動餘地極為狹窄。除了不能參加在希特勒那裡舉行的形勢報告會以外，國防處軍官們所受到的限制並不亞於陸軍總司令部的首腦們。他們往往被置於既成決議面前，通常沒有表達的餘地——除了在敦刻爾克問題上他們曾大發過雷霆。在另外一些不大緊迫的情況下——偶爾的和有限範圍內——尚有一些「共同參事」的可能性，而這種「參事」也只不過是對大本營擬制的命令。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刪刪改改，使其更符合當前態勢。 國防處長和國防處的陸軍軍官們默默地工作著。其基礎是，他們與陸軍總參謀部保持著生動活潑和相互信賴的關係；此外，只要條件允許，他們還不時到前線看一看。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也沒有多少活動餘地，因為除了希特勒的副官之外，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強迫他們到前線要廣為傳播希特勒的意志和言論。國防處軍官們的前線之行， 並不身負重任。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到前線只能看看朋友或部隊，不能作為大本營的「聯繫人」發揮任何作用。約德爾對這種旅行極不感興趣。記得在占領巴黎的那一天，國防處長油然記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這一天，突然決定飛往巴黎。飛機降落在一個荒蕪人煙的場地，接著他同一個向巴黎開進的師進入巴黎。當他回到大本營時，居然沒有一個上司過問他的巴黎之行。對於國防處與陸軍總參謀部以及與前線的接觸，即凡是牽涉到指揮參謀部高級軍官的事，希特勒和約德爾「都不喜歡看到」，因為他們認為，軍官們的此種舉動會給雙方造成有害影響。其實，雙方的這種努力與損害軍人思想毫不相干。 在敘述了前面發生的一切之後，讀者對充斥於德國大本營中國防軍統帥部與陸軍總司令部首腦們之間的明爭暗鬥——如我下面幾章所描述的——就不會感到驚訝。這種根深締固的對立，早在「取得戰果的時期」就已經將由此而形成的合作共事擠到次要位置。甚至新的緊張關係都來自於新的勝利，因為在希特勒領導下——從軍事和政治角度上看——這些勝利永遠是「失去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