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浩劫 · 第十四章　1944年7月20日事件

〔1〕 的背景 如果德國人民在他們自己身上發現了可以掙脫希特勒的軛絆的力量，那會是一樁天幸。但是每一個在第三帝國之下體驗過生活的人都知道，要通過一場一般的人民群眾運動來達到這一點，實際上卻是不可能的事。「只有通過一場戰爭，我們才能甩掉這夥人，」有一次我聽到有一個人喃喃地在說；這些人最初曾經被他們所吸引，然後很快地就感到失望了。一切就都要看國防軍的態度。它曾經出過力，幫助希特勒取得政權。但是在它那些更優秀和更成熟的分子中間，對希特勒運動的民族價值的幻念，當認識到它的無價值時，難道不可能消逝嗎？難道不可能有一天國防軍或許就根據這一點而行動嗎？這就是許多愛國人士彼此之間秘密在談論著的對未來前途的一種陰鬱的希望。這就是希望著國防軍能採取某種就其規模而言將不亞於一次軍事政變的驚人之舉，是某種普魯士—德意志陸軍傳統中所絕對聞所未聞之舉。但是希特勒和〔納粹〕黨所創造的國家局面也是聞所未聞的。一夥罪犯在統治著我們，於是國家就出現了一種緊急狀態。在這樣一種狀況下，那些相信自己是站在同一個嚴肅的道德立場之上的人們，就可能突然一下感到他們之間分裂了。有的人被自己的良心所驅使，要譴責任何背叛對希特勒所宣誓過的效忠的行為；而另有的人則認為背叛他，把祖國從一夥罪犯手中解放出來，並保護它以免無法預見的不幸，才是更高一級的道德責任。席勒《威廉·退爾》 〔2〕 中的這個倫理問題，再一次成為了活生生的問題。 就我所知，第一個向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的是馮·弗立契 〔3〕 將軍，他作為陸軍司令部的參謀長，處於或許有可能領導一次反希特勒的武裝政變的地位，所以不得不在1938年初遞上辭職書。他抑制了自己。但是不久以後，希特勒方面卻幹了更多的傷天害理的事；和弗立契很有交誼的格羅納有一次秘密地告訴我說，——現在這件事可以透露給歷史了，——「弗立契現在惋惜當初沒有採取行動。後來當波蘭戰爭爆發時 〔4〕 ，弗立契只作為一名志願軍參加而並未擔任指揮，他死在華沙城下的敵方炮火之下。關於他的結局流傳著的各種說法，至少對於我來說，這一說法似乎是最為可信的。這是一個懷著一顆破碎的心的軍人的結局。」 然後1941—1942年冰天雪地的嚴冬到來了，它幾乎是威脅著我們要準備一場在俄國的第二次1812年 〔5〕 ，於是這個問題又一次逼迫到了那些在思索著的人們的唇邊：為什麼這些將軍們不採取行動呢？為什麼他們不肯為他們以往贊助希特勒運動所犯下的罪行而干點好事呢？為什麼他們不推翻那個對於大家都危險的人物呢？然後到了1941年年終時，我才得知事實上確曾有些將軍們在爭論過這個觀點，即只有通過一種正式看起來是應判死罪的行為，才能挽救德國不至於再進一步滑向深淵。那位可算是陸軍中最有頭腦的前參謀總長貝克將軍，當時曾向我們的通訊人說過這樣的話：「這個難解的結只能是用揮刀斬亂麻的辦法來解決。但是揮刀的人卻必須懂得德國軍隊這個強大的機器，並且還能駕馭它。」 和貝克與戈德勒 〔6〕 的名字相聯繫著的那場1944年7月20日的行動，是早已在準備著了。我的通訊人是西線最高司令部的赫爾曼·凱塞爾（Herman Kaiser）上尉。他原是一位歷史學家，從那時起就常常來找我；他是一個熾熱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有著深沉宗教性格的人，他把希特勒的統治看作是一種對上帝的罪惡，並堅決地和貝克與戈德勒一道工作，準備著一場發自武裝力量中心的反希特勒起義。他第一次訪問我，是有關一個純歷史學的問題，但它卻是有預示意義的。他那時正在研究解放戰爭時期政治上的秘密聯盟，於是我們就談到了艾希霍恩 〔7〕 和弗雷森所屬的那個1812—1813年的「德意志聯盟」（Deutsche Bund）。它是由一些只有三四個志同道合的人為小組的「細胞」所組成的，其中往往只有一個人才知道有關下一個細胞的一些事情以及它的秘密成員。我就問道，他弄這些是要幹什麼；於是凱塞爾便開始透露貝克和戈德勒的計劃。對前者他是用艾森曼（Eisenmann）這個假名字，對後者則用麥塞爾（Messer）這個假名字。有一天他很滿意地向我說道：「今天在我們中間，也可以看到有一個『德意志聯盟』了。」戈德勒說，一旦那主要的一擊取得了成功，他就可以期待著有成千上萬的人進一步來支援一切。 我和凱塞爾的談話，屬於我一生中心弦最激動的事件之一。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見，這對他來說就足夠了。有關詳盡的準備工作，我只知道很少的一點；而且〔1944年〕7月20日的事件，我事前一無所知。但是他安排了貝克和我互相聯繫並交換意見。所以我就認識了那些可惜是為數不多的高級軍官之一，他們可被認為是沙恩霍斯特的真正繼承人，不僅是嚴肅的和生氣勃勃的軍人，而且也是有很高教養的和目光遠大的愛國者。 貝克和戈德勒的計劃是以一種正確的政治考慮為基礎的。德國的失敗，——由於她的對手們更強大的潛力是被一種堅決的意志所引導，——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尤其是在史達林格勒的災難和美國人在北非登陸以後 〔8〕 。希特勒政權再延續下去就只能是延長德國的苦難，對方是絕不會和希特勒政權談判的。因此，對希特勒所肯定能期待的，就只有無邊無際的不幸。但是如果有一個能夠進行談判的新政府取而代之，並為一支雖說不能再取得勝利、但卻仍能作戰並能激起人們尊敬的軍隊所支持，那麼我們就可以希望取得比希特勒統治之下的白血病更為有利的和平條件。 確實，對於這一想法可能會有許多的反對意見。毫無疑問，在事情成功之後，可以預期的是那種背後下手的流言，是納粹方面的瘋狂叫喊：最後勝利是被叛徒從我們〔德國人〕手裡奪走了。難道人們不是在最後災難的僅僅幾個星期之前，還厚顏無恥地在散布著最後勝利的神話嗎？這時，凡是要把保衛德國免於她歷史上最大的浩劫這一重任置於一切之上的人，也就要能表現出道德的勇氣來承受第二次背叛 〔9〕 這一流言所必然會加在他身上的種種誣衊。這種勇氣，貝克和他的夥伴們是有的。 但是更為嚴重的則是另一種反對意見。我們有把握，在希特勒垮台之後，軍隊會跟著這批投石黨 〔10〕 的將軍們走嗎？其他的將軍們不會挺身出來反對他們嗎？而且大敵當前，不會在前線和國內點燃一場內戰嗎？當戰爭爆發時，軍隊的納粹化就已經進行很久了；而軍隊是否會認識到德國的真正局勢並聽命於新的政府，這一點就不僅要以那些將軍們、而且也要以那些年輕的中下級軍官們為轉移了。由於這種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直到此時為止這一代的軍官團已被嚴重地引入歧途，所以整個這次舉事在一開始就已經失敗了。7月20日那一天柏林警衛隊的態度，是否像戈培爾要使我們相信的那樣效忠於希特勒，根據我最近得到的消息，卻是很可懷疑的。他們曾架著槍站在那裡「中立」了好幾個小時。 7月20日的失敗首先是出於一種偶然，即希特勒居然活了下來；因為那枚炸彈是針對地下室的水泥牆而設計的，在當天完全例外地在木製營房裡召開的會議上，並沒有能正當地發揮作用。如果希特勒是被炸死了的話，那麼一切就要取決於陸軍的新領導和武裝黨衛隊之間鬥爭的結果了。軍隊會要求武裝黨衛隊合併到軍隊里來，從而能繼續對外部敵人作戰，並將會僅只鎮壓武裝黨衛隊中進行反抗的那部分。但是既然希特勒本人還依然活著，那麼這個計劃的成功前景就變得很渺茫了。 人們也可以為叛變者們做出如下有效的辯護：即他們認為由於希特勒政權的延續而對德國所造成的不幸必定要遠甚於一場內戰的不幸。內戰可以預見得到，將會只是一個短暫的時期，而且反對外部敵人的戰爭這時也將會很快就告結束。許多城市都將會不受破壞，千萬人的生命也將會得到保障；7月20日的企圖當時是會導致某種這類的結局的，假如希特勒的確是被推翻了而且引來了軍隊的分裂的話。 最後，還可以舉出關於方式問題和準備時間過長問題這一最終的反駁。如果是要保守秘密的話，那麼就已經有比適宜的數目更多的人（也許是必要的）捲入了這個秘密。還出現了一些無法預見的情況。舉事之所以長期推遲，首先是由於貝克的重病造成的，那次病使得他在1943年進行了一次手術。然而，這時候被告密的危險卻變得越來越大。事實上，1944年初，凱塞爾就通知我說，這次舉事是被出賣了並且必須加以放棄。而在1944年春貝克最後一次來訪我時，他向我說：「沒有辦法了，無可挽救了。我們現在只有把這杯苦酒飲干，直到最苦的結局為止。」我現在猜想，他們終於對這次密謀做孤注一擲，是因為它已經被出賣了，而且也因為他們要在迫在眉睫的大規模逮捕之前至少做一次拯救德國的最後嘗試。 於是，正如眾所周知的，就對那些真正的或者僅僅是被認為的同謀犯進行了大規模的處決，這場處決的意圖是要打擊儘可能之多的響應號召來幫助建設新德國的人。我們〔德國人〕由於這場處決而被奪去了許多有價值的和無可彌補的力量。在人民中間起初並沒有透露，在那些被處決的人中包括有活躍的普魯士財政部長波匹茨 〔11〕 ；前駐羅馬大使烏里希·馮·哈塞爾 〔12〕 和前駐莫斯科大使舒倫堡伯爵 〔13〕 等人。要說執行這次謀殺的人們是一個反動的軍事集團，可就是無稽之談了。許多古老世家出身的名字和社會民主黨人的名字並列在現在已經查清的被處決者的名單上。而這份名單顯然僅只提到實際上已被處死的人們中間的一小部分。貝克本人是多麼地不可能反動，我從和他的談話里是清楚的。在上述1944年5月我和他最後的一次談話里，他的意見是：在預期之中的浩劫結束以後，一定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反納粹黨，它將囊括從極右派直到共產黨，因為，共產黨人在民族的一些根本問題上的忠誠是可以信賴的，正如他在上西里西亞所曾體會過的那樣。 關於7月20日那些人，人們或許永遠也不會達到一個一致的判斷，無論是贊成的還是譴責的。作為一個廣義上的知情者，我只能說，我認為他們的動機是純潔的和高尚的。他們向全世界證明了，在德國軍隊里、在德國人民中間，仍然有一種力量不願意像哈巴狗那樣地屈服，而是具有殉道者的勇氣。 注　釋 〔1〕 以史陶芬堡（Stauffenberg，Klaus Philip Shank, Grafvon，1907—1944）伯爵為首的一群德國軍官曾策劃炸死希特勒（代號為「女武神」Walkyrie），並於1944年7月20日採取行動。希特勒本人受輕傷。隨後即進行大規模鎮壓。——譯註 〔2〕 《威廉·退爾》（William Tell）為席勒所寫的歷史劇（1804年上演）。瑞士人民原屬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宣誓效忠於哈伯斯堡皇帝，但後來在暴政壓迫之下終於由退爾領導進行了反抗哈伯斯堡王朝統治、爭取獨立的武裝起義。——譯註 〔3〕 弗立契（Fritsch, Freiherr Werner von, 1880—1939），德國將軍。——譯註 〔4〕 1939年9月1日德軍進攻波蘭（9月17日蘇軍進軍波蘭），27日華沙投降。波蘭戰役在四周之內結束。——譯註 〔5〕 1812年拿破崙進軍莫斯科，大敗而歸。——譯註 〔6〕 戈德勒（Karl Goerdeler，1884—1945），1930—1937年任萊比錫市長，自二次大戰前即參與反希特勒活動。——譯註 〔7〕 艾希霍恩（Karl Friedrich von Eichhorn，1781—1854），德國法學史家。——譯註 〔8〕 1942年8月22日德軍進攻史達林格勒，9月蘇軍開始反攻，1943年2月2日史達林格勒地區德軍投降。1942年11月8日英美軍在北非登陸，1943年5月北非德、意軸心軍隊全部被肅清。——譯註 〔9〕 按：第一次背叛系指第一次大戰期間德國的失敗並不是由於戰場上的戰鬥而是由於國內的背叛這一說法。——譯註 〔10〕 投石黨（Fronde），17世紀中葉法國反對王權而武裝舉事的貴族黨。——譯註 〔11〕 波匹茨（Johannes Popitz, 1885—1944），於1933—1944年任普魯士財政部長。——譯註 〔12〕 哈塞爾（Ulrich von Hassel, 1881—1944），德國外交家。——譯註 〔13〕 舒倫堡（Friedriech Werner,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 1875—1944），德國外交家。——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