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浩劫 · 第十五章　德國的新生之路

根除國家社會主義的毒瘤這一任務，現在就轉移到了戰勝國的手中。這對我們這些一直默默地希望著以我們自己的力量來解決這一任務的德國人來說，成了心靈上的沉重負擔。許多苦悶的心靈都想不通，他們出於民族的榮譽感，認為和迄今為止的國家敵人綁在一條繩子上是無法容忍的事。這的確是一種進退兩難的局面，是通常有關民族義務的問答手冊中所從來未曾見過的局面。鑒於我們今天整個的民族沒有例外地在忍受著沮喪，我們在好好地思索過了它的淵源之後，就必須把自己置身於整個民族之後，並忘掉我們自己之間以往的一切爭端。 但是難道同時就沒有一種我們必須把自己置身於整個民族之前的局面，使我們能引導他們脫離幻想走向真理了嗎？只有已經使自己完全明確我們目前所遭受的外來的異族統治時代是先有著一個內部的異族統治時代、一夥罪犯們的統治時代的人，才能夠找到一條解決國家義務問題的道路。外來的異族統治是可怕的事，對一個驕傲的民族，是沉痛的沮喪。但是這個民族的靈魂卻並不必然地、普遍地要為此而痛苦。更優秀的人的民族感情，這時甚至於可以在悲痛之下得到深化和淨化。我們從我們自己的歷史裡懂得了這一點。像在第三帝國我們淪於那種內部的異族統治之下，它是怎樣能對整個民族的和個人的靈魂起作用的，我們自己是剛剛才開始在親身經歷著。它之鉗制人們的靈魂，要比外來的異族統治更強烈得多，因為它可以以謊言欺騙和弄虛作假而做得更有效。它可以投我們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為偉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例如高度的軍事地位和大德意志國家等等。但是即使可以設想這些東西能夠保持下去，它們也平衡不了第三帝國的長期存在將會帶來的犧牲，——簡單地說，即犧牲了正直的情操，正直的情操在這個政權下是受到那麼可怕的威脅。一個人如果獲得了全世界，卻喪失了自己的靈魂，那有什麼好處呢 〔1〕 ？ 只要現在 〔2〕 統治著我們的外國人 〔3〕 試圖根除國家社會主義對人民的一切影響，並從而創造基督教西方文明的氣氛；我們就必須不僅承認他們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且還必須幫助他們並努力防止公式化的誇大和錯誤觀念。根除一個民族的劣根性而代之以更美好的心性，這個任務將會是絕對無法解決的，——如果它所處理的是整個世紀的巨大的精神潮流的話。兩個世紀以來的民族的和社會主義的思想，過去和現在都不會容許自己長期受強力的壓抑，——還有他們所爭取的這兩者的結合也是不會的；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談到。但是希特勒代表著的這兩種思想並把兩者結合在一起的那種雜交方式，卻並不是什麼理想，而只不過是完全常識性的東西，並且是一種罪惡的意識。而這一點，人們卻需要努力而且成功地加以抵消。這至少是一切文明國家裡通俗教育常常——雖非絕對地，但卻在很高的程度上——能夠做到的。對正直人士的呼籲，也總是會在德國人的心中得到反響的。某些外部的措施，甚至於那些上升到某種強迫程度的措施，是在所難免的，正如在每一種普通教育中那樣。我們的外國主人，作為強大的戰勝者，將會充分地運用它們的。 因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使他們得以理解我們的真實狀況。沒有判斷力但心底里並無惡意而又正直、甚至還想成為理想主義者的那些家社會主義的同路人，為數是大得驚人的。在這裡就必須採用不僅是嚴格的公道，而且還要有人性的諒解。黨員和黨員並非都一模一樣，——我們要向審判官們呼籲distinguendem est〔區別對待〕，尤其是我們這些從一開始就譴責納粹主義的人。這不僅關係到在個案中應該寬大為懷和保護私人生命免於毀滅的問題，而且也是要防止會普遍刺傷人們感情的問題。感情受傷可能來源於一種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感覺，它會妨礙我們內心的恢復，也會把德國造成為一個為害最烈的病灶。還有那些內心裡反抗希特勒、但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表面上屈服的人，為數也異常之多。許多人本身原是會表現出殉道者的勇氣的，他們之未能這樣做是為了避免連累自己的家庭。一切「親友」都要受到株連，——這是黨的最高明的整人技術。 現在勝利者宣布了他們想要根除的不僅是國家社會主義，而且還有作為世界動亂不安的根源的軍國主義。所以我們的高度武裝力量、我們的普遍兵役制，都必須廢除。我本人在半個世紀以前曾把博因1814年9月3日在普魯士採用國防法（Wehrgesetz）這件事說成是德國史和世界史上開創新時代的大事；今天我仍然要承認這一論斷。但是世界歷史上一切偉大的和富有成果的思想，在它們歷史的實現過程之中，不是從那裡面都可能有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因素同時發展出來嗎？我們在我們的歷史思想中所體驗到的只是這一點：即在人生中和歷史的生活中那種惡魔的潛存因素要比以往更加令人震驚地出現在我們眼前。同樣地，在普魯士—德意志軍國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也可以清楚地區分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成分。博因是康德和沙恩霍斯特的弟子，他不僅是個軍人，希望能有一支龐大而能作戰的軍隊，並且也是政治倫理方面的人民教育家。他想通過普遍的兵役制，就像是通過嫁接一種高貴品種那樣，帶給戰爭服務並給人民生活以一種更高的道德內容。他以他那種民兵防務的理想，在反對著從腓德烈·威廉第一以來的那種粗鄙的軍國主義。那雖然也並不缺乏倫理的價值，但是由於其精神的狹隘性，卻喪失了與更高級的文化的聯繫；於是當被看作是單純的國家權力的工具時，它也就有助於造成19世紀晚期的那種權力熱。就在博因的這些努力上，——它是我論述過了的，——我第一次接觸到了普魯士靈魂的兩重性。一種高級的原則和一種低級的原則總是在相互鬥爭著，而且是那種低級的原則終於獲得了勝利。這一點是今天我們必須老老實實向自己承認的，並且必須從其中得出結論來。那種低級的而又墮落了的軍國主義盲目地淪為了希特勒的一種工具，並且終於在希姆萊的黨衛隊那裡達到了它罪惡的頂峰；它已經是無可救藥的了。它能夠、而且它必須被消滅乾淨，才能為我們防務精神未來的崇高發展留下一片沒有任何壞種子的植根土壤。因為沒有一種健全的防務精神，一個中歐國家就不能長期生存並作為一個民族而保全它自己。 確實，軍隊里也還有著不計其數的勇敢的士兵，他們在上次的戰爭中就抱有這樣一種健全的防務精神，並且在最艱難的情況下努力在儘自己的義務。他們現在面臨著同樣沉重的任務：要迫使自己努力看到自己的防務精神是不光彩地被誤用了，並且為了防止這類的誤用，就必須結束以往的軍國主義。那將是無可名狀的痛心，特別是對於軍官團中的那些在自己身上仍然繼承著沙恩霍斯特時代高尚傳統的人們。在和那裡面包含有那麼多的光榮和驕傲的舊傳統進行徹底決裂時，他們就喪失了對於他們來說意味著自己家園和生命氣息的某些東西。但是今天我們不都是喪失了自己家園的某些東西嗎？就讓我們深深地體驗一下這裡面的苦痛吧；可是我們卻不可讓它壓倒我們，不可讓它蒙蔽我們對於不可避免的事物的洞察，也不可讓它妨害我們的生存和新生的意志。 現在沒有防務，並不是說永遠都要沒有防務。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再運用一個自由國家的權利，這將取決於外國強權的決定；——這一點對我們真是足夠灰心喪氣的。然而，今天我們這種灰心喪氣的憤懣卻必須針對著那些對它負有罪責的人而發，針對著把我們引入深淵的那些人的惡意而發，以及針對著那些內心裡並不抗議而屈服於這種領導之下的人們的毫無判斷力而發。 我們現在必須和我們的軍國主義的過去徹底決裂，而這也就使我們面臨著一個問題，即我們整個的歷史傳統會變成什麼樣子？把它們全盤都扔進火里，像是叛教者那樣地干，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自殺。但是我們在其中成長和強大起來的那幅為我們所習慣的畫面，現在卻絕對地需要一番根本的修改，才能使我們清楚地區分出什麼是我們歷史上有價值的、什麼是沒有價值的。根據我們的信念，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運用能察覺出歷史中的有價值的和無價值的二者之間惡魔般的密切聯繫的那種歷史思維才能做到。我們認為，好的和壞的、神明的和惡魔的這兩者，是那麼常常地表現出彼此的互相轉化，——這正是屬於歌德在他的《神明的》（Das göttliche）那首頌歌里所說的那種人類生存的「永恆的、偉大的、鐵的法則」。在那首頌歌里，歌德還寫道：「唯有人才能做到不可能的事。他在識別，他在選擇，他在判斷。」然而表面上看來是不可能的事又如何成為可能，以至於在我們的考察中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儘管確乎是那麼常常地彼此互相轉化，然而我們在道德行為上卻又能夠加以區別並且能夠為善而努力，——這就是在邏輯上永遠不可能充分思議的，而為了能理解，卻又是必須被我們體驗的。如果考察的任務乃是要試圖區分我們過去的歷史之中的好和壞、高和低，並以新的評價來代替對過去的傳習觀念；那麼我們就必須始終意識到自己所從事的乃是人的工作，並且從而是始終受著因時而異的時代精神的制約的。可是這又必須是要去嘗試的。而且是以一種責任心、以一種純潔的、人道的和愛國的感情去嘗試的。 我們現在就懷著這樣一種感情要反對常常是屬於戰勝者的陣營中的一種議論，即那種對於世界是不健全的東西，最初並不是源出於第三帝國，而是要更古老得多，是起源於俾斯麥，甚至於是起源於腓德烈大王。然而這後兩個人給世界所造成的不安，並不更甚於一個充滿活力的、蒸蒸向上的年輕國家所自然而然給它作為對手的老鄰邦所必定會造成的。這些鄰邦已經在彼此之間遭受過足夠多的強權政治的鬥爭了，而且肯定地對於一個腓德烈或一個俾斯麥給他們造成的新的不安是不可能高興的。不過這一切都始終停留在古老的歐洲的範圍和界限之內，也並未從而威脅到它的文化。或者，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是不是要根據我們自己對它所做的批判而加以譴責呢？——即，普魯士軍國主義給西方的發展帶來了一種有害於文化的因素。然則，或許要受到這種譴責的，是那個1814年的防務法及其普遍的兵役制，——而它卻又是被各個國家一一採用了的。也絲毫不必否認，在普遍的兵役制中隱含著一種惡魔的種子，是我們過去忽略了的；但是它通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過度膨脹已經向我們顯示了出來，並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它所做的駭人聽聞的濫用而格外明顯了。這一切也都屬於我們時代的最沉重的基本經驗，即一切歷史同時都是悲劇。悲劇性的本質首先就存在於這一事實，即人身上那種神明的成分和魔鬼的成分是難分難解地交織在一起的，——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在阿爾弗萊德·韋伯 〔4〕 的論歷史中的悲劇性因素那部深刻的書里就可以讀到。 腓德烈大王和俾斯麥的確不僅有建設而且也有破壞，在康斯坦丁·弗蘭茨大約在1866年左右所作的批評中，正如我們上面已經看到的，是觸及到了歷史真理的某些方面的。今天，對於一個有思想的歷史學家來說，要把握建設和破壞二者之間的這種生存聯繫，而不由於這一個便忘記了另一個，——這還是比較容易做到的。然而俗人們帶有情緒的思想卻傾向於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而且今天就燒毀自己昨天所宣揚的東西。在這裡面，我們就看到了未來德國歷史學的崇高使命：即要證明對我們過去的熱愛心和嚴厲性，要推進保持其中一切真正的價值這一任務並認識到其中一切無價值的東西，而且當要採取行動的時候，要在它面前保持戒心。 即使是一個被剝奪了自己民族的政治獨立性的、分裂的德國，——正如今天我們被規定的那樣，——也應該懷著驕傲的憂傷在懷念她自己過去所曾享有的統一和強大。而她以往追求統一和強大的努力，並不像布克哈特在他《世界史考察》（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ugen）一書中所看到的那樣，僅僅是群眾的一種盲目的追求，文化對於他們是沒有意義的。倒不如說，它是載負著——這一點是布克哈特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精神與力量、人道與民族性的內在結合那樣一種偉大的思想，從中就為我們產生出來了偉大的文化價值。但是我們必須明確的是，這種結合卻由於我們本身的罪過而成為過去了。現在所提出的問題是，我們要不要重新立即為之而努力？首先，今天外來的強權關係禁止我們這樣做。現在要恢復這種結合所必然具有的力量的一部分，將只會導致無能的騷亂。而且由於內在的原因，現在必須放棄這樣做。我們的權力觀念首先必須全盤清除它從第三帝國所帶來的種種污濁，然後才能有形成精神與文化結盟的能力。強權的目標必須要慎思熟慮並明智地加以限制。要想成為世界強國這一願望，已經向我們表明了乃是一個虛幻的偶像。我們的地理政治的和自然地理的處境，是不容許的。要做一個世界強國，還是一種兩面性的行當；它使人眩惑，而在其中文化又總是會很容易蒙受不幸的。 但是人們可以反駁我們說：難道我們過去的、而現在已經破了產的世界政策，就不具有曾為我們猛烈增長著的人口提供了物質生活的可能性這一積極意義嗎？隨著我們力量的喪失，這些物質生活的可能性，不是也因之受到了威脅嗎？而且現在難道不要擔心戰勝者意圖分割我們，會使我們完全喪失我們的東部省份（我們要依賴那裡的農產品過活），並會尖銳地縮減我們的工業（我們的工人群眾就是靠它為生的）嗎？在這方面，有一種極其陰暗的憂慮在壓迫著我們。對於我們以往的世界政策，而尤其是對於第三帝國的爭取世界霸權，也可以做出這樣的譴責：即，他們追求的是要保障德國的未來食物這一正確的目標，卻採用了錯誤的、而最後更是完全錯誤的方式。從而，我們就淪於一種悲慘的境地，使我們的物質生存要完全依賴於戰勝者的遠見和智慧。 權力，迄今為止對我們始終是太過於以其自身為目的了。並且不僅只是對我們自己，而且一般地也是對近代的民族主義。權力竟可以脫離它對一個民族所貢獻的物質生活需要的服務而論證其本身的正當性；但正是通過這種服務，它才能證明人道的、文化的和宗教的最崇高的精神—靈魂的價值。可是事實上它卻不是這樣，而國家權力總是一再地以其自身為目的在行動著的，這一點歷史學家知道得十分清楚。但他最好是每一次在必要地觀察了現實之後，再來仰觀一下人類最崇高的星象。於是在他所覺察的現實和理想兩者之間的對比，就造成一種悲劇性的效果。然而，他所必須加以敘述的歷史本身，其性質確乎就是悲劇性的。 歷史學家只需寫出並評價事件的行程，而他本身並不參與決策。但是重大危機的時代，卻引導他超出這種任務之外。所以就讓我們也來談談我們是怎樣在思索權力在我們未來生活（儘管目前還是毫無力量的生活）中所要扮演的角色的。只有作為未來中—西歐國家自願締結的聯邦中的一個成員，我們才能贏回我們的權力，這樣一個歐洲合眾國的形象，自然而然是要在戰勝者列強們的霸權之下才能出現的。 要仔細地考察由此而發生的問題，現在還為時過早。但是看看我們德國的那些小鄰邦，就很可以給我們教訓了。瑞典和荷蘭曾一度是歐洲的強國，而瑞士在16世紀初也一度追求過某種類似強權政治的東西。今天它們都具有充分的力量，一旦受到攻擊，就可以英勇地戰鬥。它們的防禦精神始終是健全的而又生氣勃勃的。要在這樣一場戰鬥中有成效地保住自己，它們就無論如何至少也得要靠世界大國之中的一個來支持。這也將會是我們德國未來的命運。 因此我們就走到了與這三個民族和國家形象同樣的歷史狀況，處在強權政治已經焚燒淨盡的火山口，但卻在我們的內心依然感受到始終不失為一種勇武作戰精神的感召。這三個民族的內在活力，也在他們整個文化生活中得到了證明。在現代，個人精神的自發創造性不得不對群眾的壓力和把人拉平的技術主義進行鬥爭，而在這些現代問題的面前，這些國家卻並不比我們受難更多或更強烈。這三個國家每一個在晚近的幾個世代之中，都曾向我們貢獻過最美好的、獨特無雙的詩歌、藝術和科學的成果。我只消舉出在我自己學科領域裡的三個名字：雅各布·布克哈特、胡金加 〔5〕 和克吉林 〔6〕 。這三個國家沒有一個忘記過自己所進行戰役的時代。它們都尊敬並熱愛它們往日的英雄，雖說今天已再也沒有這類英雄事跡的地位了。 像這三個民族今天所過的這樣的生活，就不止於是向人民單純地配給一塊老式的耕地而已。人類全部的道德能量和精力，都在它們那裡得到了自由的用武之地。讓我們決心效法他們的榜樣吧。 根據我們上面關於自己所說的話，有人就會問我們道，那麼當代的巨大鵠的和主要傾向，即民族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這兩大浪潮的彼此交融，因此又會怎麼樣呢？我們對此回答說：這種交融不可能是一樁有意識的理性所計劃的事情，而只能是在逐步演化的過程中並以每一個民族的特殊形式在進行的。例如在英國，今天工黨的存在、態度和成就就證明了，把一種強烈的民族感和一種強烈的社會主義意願結合在一起，乃是可能的事。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實驗之所以是如此之不健康，是因為投進那個雜燴鍋里的民族因素只不過是一種墮落的、恣睢暴戾的國家主義和種族狂的最惡劣的形態。於是，希特勒從另一方面所加進來的社會主義因素也就變了質，並被剝奪了它最美好的內容。因為今天要想成為社會的或社會主義的，並那樣子去行動的話，就不意味著別的而只能是追隨著一種普遍的人道理想，也就意味著以一種具體的方式把人道（Humanität）運用之於近代社會，——這種人道不僅是有益於本民族的社會，也普遍地有益於人類整體。要成為社會的而又人道的，——這二者在今天西方發展的現階段中乃是同一回事；而今天不斷增長著的人民群眾正在敦促著我們這樣去做。當民族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上能達到一種真正健康的融合時，它就必然會再度把我們徹底地從民族主義的蹂躪之下解放出來，並使我們人性化。對我們和對一切西方民族，這就叫做Ritorna al segno〔回到自己的目標〕。赫爾德當他挺身而出創造一個新時代的時候，不就是同時在揭櫫人道和民族性這兩者嗎？ 這是對未來的虔誠的希望！它將會實現嗎？我們不知道。我們親眼看到的我們時代這兩大潮流的融合，也可能再度採取某些其他更壞的形式。但作為一個民族，我們當前的任務只能是在人道的旗幟下為我們的靈魂生活的淨化和深化而努力。我們的住房是已經被毀掉了，我們糧食的供應範圍是已經被削減了。但是德國精神的居住空間和糧食在第三帝國之下也是缺匱的。為德國再恢復這種精神，至低限度也和建造住房和生產生活資料是同樣地迫切。 我們在靈魂上必須重加安排的領域，也已經為我們規定好了。那領域就是德國精神的宗教和文化。在不幸之中要尋求一種超塵世的支柱，這一宗教需要可以預見地並且很有希望地會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來得更強，因為其他每種支柱對於我們都比以往變得更加可疑了。天主教會和新教內的「懺悔教會」（Bekennendc Kirche）以他們那種訴諸人心的方法在裝備著他們自己。天主教會現在又能去參加他們聖骸日的行列了。就在我寫這部書的地方弗蘭哥尼亞的鄉村里，人們慶祝了當地的守護神的紀念日。古老的教堂已經用鮮花裝飾得非常華美，村民們熙熙攘攘擁進裡面去；在農民艱苦的勞動日，一道光線又從上面射了下來。懺悔派教會要成為群眾運動則更困難一些，因為最初聚集到那裡去的只是少數的信徒。 現在，在統治著我們的戰勝者們對這些活動採取了怎樣的態度，是很有特色的。在我們那地區的美國地方司令官，以讚許的態度把所有的小問題都轉交給了天主教的當地神甫。在俄國人占領的那部分德國，我聽說他們批准給一位特別活躍的懺悔教派的牧師以重勞動者的特殊定量，而且牧師們一般地都得到比較好的食品定額。我們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我們應該更進一步走上我們最根本的需要所指明的那條道路。 然而這種重新轉向我們祖先的神壇，不應該僅僅是單純地回到、或者甚而是復活古老的信仰爭端，而必須是加進某些新東西，作為我們在第三帝國的異教主義之下所共同遭受的壓迫的結果。這種壓迫遍及一切在幾千年的過程中西方基督教各民族的共同體的土壤上所成長起來的共同宗教財富；它之影響到英國共濟會，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並不亞於影響到天主教會。在所有這些一度曾互相鬥爭的宗教圈子裡，是不是也有一種內在的共同財富呢？它那整體的輪廓是已經呈現我們眼前了；那就是對於一切的善都有其神聖的根源這一信仰，對於永恆、對於絕對的敬畏，要把握住虔誠的基督徒所稱為神之子 〔7〕 的靈魂，承認良心是「我們道德生涯中的太陽」；以及超越人性中感官的低級基礎，並朝著出自永恆而遠遠擺脫了血統和種族的那種道德律前進。 每深一層的分析都會揭示出，這種西方基督教共同財富中還有其更精微的特徵。而它現在的存在，便是一樁美妙絕倫的事實。然而卻沒有人敢於輕易想到，要從其中提煉出一種新的共同的西方未來宗教。因為這樣一來，其中個性化的豐富內容就會因之而喪失；但既要創造出這種豐富的內容，同時又能保持它們並使之進一步互相促成一種更高級的形態，——這就是歷史生活的本質。通往上帝的道路是多樣化的，而這種多樣性是應當受到尊重的。我們要求所有在這個基督教西方的共同宗教財富中有份的各個教會、信仰、宗派和傾向，不僅要互相寬容，而且要互相尊敬。在天主教會和新教懺悔教會之間的這樣一種相互尊敬，在他們備受〔第三帝國〕壓迫的那些年代裡就已經形成了。使得它們相互接近的，倒不是他們學說的內容而是他們學說的積極性、他們的教義之同等地需要一個穩固不變的基礎。因而對於他們，就比起對於我們這些具有更自由和更開放的思想的人們來，要形成那種內心裡對任何一種真正宗教傾向（不管它是教條或非教條的）的尊敬要更困難得多。然而對我們來說，這種尊敬本身就會成為一種宗教，它是在引向上帝的道路的多樣性面前的敬畏。我們的特殊道路並沒有阻礙我們、反而是驅使我們渴望能超越它，而達到一種更高級的整個基督教的共同體。一種普世的基督教會（Ökumenische Christentum）將會興起，它會使自己有別於異教，而且尤其是有別於最近代的種族迷信這一異教；——它只是由於了解自己是與耶穌的生活、教導和犧牲牢固地處於一個歷史的連續體之中而有別於異教。因而可以設想基督教這兩大最堅實的機構，即天主教會和新教懺悔教會，將進一步地堅持他們的積極性。這就是他們的本性而必須加以尊重。對於它們所期待和所希望的，不外乎是要它們也能容忍在那個基督教共同財富中都有份的其他一切團體，並更高度地珍視我們所共同的東西而不是使我們分裂的東西。我們大家都處在共同的危險和需要之中！在這裡，我們德國人的需要就是基督教西方的普遍需要。因為宗教生活到處都處於有被近代文明榨取枯竭的危險。凡是能夠在基督教基礎上鼓舞我們宗教生活的，同時也就有助於溝通民族和民族之間的裂隙，並和解戰敗者和戰勝者。 因此在這一前景的面前，即在看到新教主義在未來正像在過去一樣，並不是為教條所束縛的一個統一體，而是各種傾向都在起作用的一種組合，——我們就不會感到震驚了。要建立這樣一個統一體而又不致使無數的宗教追求者在教會組織上無家可歸，這當然是絕對不可能的。這裡看起來也還是必須從統一國家的理想過渡到一種聯盟式的解決辦法。這樣的一種聯盟當然會很願意接納一個像李特麥爾（Rittelmeyer）在1922年所創立的基督教共同體那樣富有精力的和生氣勃勃的新機構的，而例如像〔純粹的〕「德國基督徒」那類欺騙性的機構則自然要排除在外。儘管人們可以把美國教會的分裂多方地看作是單純的社會學現象，——但人們卻不能否認真誠的宗教力量也在其中發揮了作用，並且有助於建立起美國主義的整體精神。 在今天，一切的一切都要以我們內在生活的深化為轉移。我們提出德國的精神文化來，作為它必須由之以出發的第二個領域。俾斯麥時代的業績已經由於我們自己的過錯而被毀掉了。我們必須越過它那遺蹟而追溯到歌德時代的道路。歌德時代的以及生活在那個時代里才華橫溢的整個一代人的高峰，都只是由通過彼此的友情而結合成小圈子的許多個人攀登上去的。他們在追求著、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經實現了一種私人的、完全是個人的文化理想，但它同時又具有著普遍的人道意義和內容。相形之下，我們所希望的宗教復興，就其最深刻的基礎而言，也正是一種個人的靈魂在渴望康復的事情。它首先是更加強烈地要求形成一些團體，使得大多數人首先是通過團體的結合併因此也就要通過教會，而得到安全感和保證感。這就意味著首先是必須參與一個大規模的組織。但是組織總是意味著要在某些地方侵犯大多數的普通人，要使他們放棄某些自願性或者是削減這種自願性。但是這樣也能提高精神文化嗎？精神文化難道不需要一個自願性、個別性和自我深化的領域嗎？ 對於組織的絕對價值的懷疑，是隨著高等學校制度和考試制度而開始的，那裡有著太多的外部東西在起作用而可能損害人們內心的東西。在歌德的時代，那些外部的東西是很退後的，而內心的東西因之便能更自由地發展。這一點我們現在是不能模仿了；我們是過分地處在外部世界在我們周圍所創造和組織的種種事物的壓力之下。為了保持我們內心的創造性能避免這種組織的壓力，我們就必須，甚至看來自相矛盾似地，有時候也要採取組織的手段。例如，試看一個樂隊的演奏今天已經組織到了怎樣的高度；藝術家們的日常生活都被卷進了近代擾攘不息的漩渦里去了，而歌德時的宮廷音樂和室內音樂就要更自由得多、更輕鬆得多，完全是個性的自然流露。 因此，曾經在我們外在的文明化的裝置中享有很高地位的我們的精神文化，特別是藝術、詩歌和科學，今天在我們這裡已淪為廢墟了。要重新按它過去的面貌來恢復它，是不可能的。或許在每個方面都來恢復它，也並不是必要的。如果德國精神能夠再像以往那麼地自由、那麼地個性化、那麼地自然流露而無拘無束地成長，而且無需任何溫室的培育；那當然是更好得多。然而為了對於那些如饑似渴在追求精神和美的人能夠提供最必要的營養，今天某種組織上的幫助還是需要的。 在我們目前的歲月里，屬於能夠給我們以直接慰藉的為數極少的體驗之一就是，在德國大地有許多地方又在蕩漾著這樣的努力了。我們聽說在一些城市裡成立了文化結社和文化團體；我們聽說有舞台演出，在那裡被人遺忘了的德國戲劇的珍品又重見天日了；青年人和老年人都蜂擁到音樂會裡去，會上演奏著偉大的德國音樂。無論這裡或那裡，人們都在宣稱自己的直接目的是要使德國精神非納粹化。但願我們無須過多地談論這個題目，願我們不要過分沉重地把這種必然會成為我們最迫切的願望的東西看作是一種趨勢。正像在這個領域裡不應該存在著過分的組織化一樣，目的性的東西和政治領域中成為過去的東西也必須策略地而有節制地加以處理。精神生活和對精神價值的追求，其本身就證明了自己的正當性，而正是在它們最能擺脫政治傾向而又最能自由活動的地方，它們就發揮最深刻的作用。確實，正是當它自發地不受拘束地走著它自己的道路時，它的作用才會發揮得最為深入而又最有好處，——甚至於也在政治的領域裡。 因此我們希望，對於這些文化的追求能夠得到一種儘可能自由的和不受拘束的待遇。從而就可以更進一步達到某種雖則同樣是急迫在期望著的、但卻又不能太有目的地和有傾向性地加以推進的東西——那就是重新獲得與其他西方民族的精神接觸。因為那情形是：正是我們對自己特殊個性化的德國精神生活的培育，才能最純潔地而又最自然地把我們和其他民族的精神生活聯繫起來。還有什麼是比從巴哈 〔8〕 到勃拉姆斯 〔9〕 的德國音樂更加個性化的而又更加德國化的東西呢？正是它，成為了世界其他國家懷著最感激的心情來接受的東西，並使我們在靈魂上能接近他們。德國音樂整個說來起了普遍的影響，而我們文化生活的其他領域——藝術、詩歌、科學——則只是在個別的偉大成就中發揮了作用。但其中的這一點則始終是事實，即一種獨特的、真正德國精神的成就產生了一種普遍性的西方影響。還有什麼能比歌德的《浮士德》更加是德國的呢？而它的光芒又是何等之強烈地照亮了整個的西方！凡是源出於自己的民族精神的東西，因而也就是並世無雙的東西，都會產生一種成功的普遍感染力。這一條經驗不僅是限於德國精神對西方精神的關係上，而且它也表明了一條西方文化共同體的普遍的基本規律。我們這裡只是提到這一點而已，但它可以有著比這裡可能提到的更加徹底得多的闡明。有什麼能比拉菲爾 〔10〕 的西底亞聖母像（Madonnadella Sedia）更加是義大利的呢，而同時它投在每個有感受力的西方文化人士身上的又是何等的魅力啊！莎士比亞的戲劇植根在英國的土壤里是多麼之深，但它又是多麼驚人地震撼了和滲透到整個的西方！而這種財富總是必須天然地、原始地而有機地從某一民族的精神裡面萌發出來，才能夠發揮出普遍的影響。它必須是自由地、自發地、沒有傾向性地出自最內心的創造衝動。因此一旦受到一種虛榮的目標所鼓動而要向西方其他國家顯示自己民族精神的優越性，像是第三帝國所追求的那種種族狂那樣，它對西方的影響力就會消失而其他民族也就會輕蔑地予以拒絕了。 四十年前，我在政治史的範圍內就試圖指出，世界公民國度（Weltbürgertum）和近代民族國家的觀念在根本上並沒有任何僵硬的對立，而是彼此互相滋養的，或者可以按照歌德和黑格爾的說法，是相互間處於一種兩極化的和辯證的對峙狀態和聯繫狀態之中。今天，經過了整整一代最驚人的變革而後，我們就可以認識到，同樣的辯證法也適用於西方的文化生活。這裡，世界公民的國度和民族精神的國度之間也沒有僵硬的對立，而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基督教西方的世界公民式的文化共同體，——像是它事實上所存在過的那樣，並且像是按照我們最熱忱的願望，它現在應該是再度地繁花怒放那樣，——並不是僅僅由外部所強加的而內容上是普遍性的觀念和理念所創造出來的，而且也還是由各個民族精神之完全個性化的和獨特無雙的貢獻所創造出來的。最有普遍性的和最為個性化的，這兩者在這裡是可以相結合在一起的。這一點在我們目前的悲劇局勢中，對於我們豈不是一種更高的慰藉麼？我們並不需要任何徹底的改造學習，才能再度成為西方文化共同體中的一個成員而起作用。只有納粹的自大狂及其反對文化和文化的落後，才是必須徹底加以消滅的。然而取而代之的，並不是一種蒼白的、內容貧乏的、抽象化的世界公民的國度，而是一種在過去是由最個性化的德國精神的成就所形成的、而且未來還要進一步形成著的那種世界公民的國度。我們可以希望並且相信，這種德國精神當它再度發現了其自身之後，仍然必定會在西方的共同體內完成它那特殊的和無法替代的使命的。 請容許我在結論中描繪一幅小小的心愿的圖畫；它也是與此有關的，而且是在德國崩潰後那可怕的幾個星期里出現在我心目之中的。它十分密切地涉及到我在上面所提到過的我們文化生活的成就中那種一直是最富有成果的根源。在我們所能加以利用的好經驗中，甚至可以發現有某些是源於第三帝國的。那個狡猾的戈培爾也同樣十分明白，他們怎樣通過把一兩件美好值錢的商品放在黨的櫥窗里，就能夠掌握無辜的靈魂。每個星期日上午去做禮拜的時候，為了轉移人們不要去做禮拜，於是廣播裡就播放一段「精彩節目」，向聽眾們放送最美好的德國音樂和精選的詩篇。在崩潰之前不久，我曾聽說老腓德烈·凱賽勒 〔11〕 怎樣地曾在達勒姆的哈納克（Harnack）大樓里設立過一個歌德舞會，向少數非常敏感的聽眾們朗誦歌德的詩歌。我的思緒終於又回到希臘人那裡，以及他們的荷馬最初怎樣更多的是通過他們所聽到的狂想曲而不是通過閱讀而深入到他們的內心裡去的。我們也已經有各種辦法來培養朗頌的藝術，它再度提醒人們：詩歌根本上就是有賴於口語的活生生的聲調而非印刷的文字的。 因此，我們願意在每一個德國城市和較大的鄉村將來都有一個傾向相同的文化朋友們的社團！我最喜歡把它命名為「歌德社團」（Goethegemeinde）。可能有人會反對說，這豈不被人理解為是和位於魏瑪早已存在過的歌德學會（Goethegesse llschaft）及其無數的地方小組在進行不能容許的競爭嗎？我希望不會的，因為它們的任務不同，而且誰也不應當有對歌德的壟斷權。我可以想像並且希望著，在歌德學會和「歌德社團」的成員之間確實並不是一種組織上的而只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密切的和相互促進的關係。 落在那些「歌德社團」身上的重任是，通過嘹亮的聲音把偉大的德國精神之最富生氣的見證帶到聽眾的心裡，——向他們同時提供那永遠是最崇高的音樂和詩歌。我們的需要，——那就是由於焚毀了那麼多的圖書館、書店和出版社，使我們陷於缺乏書籍的困境，——是支持這個建議的。今天有誰還完整地擁有甚至僅僅是他心愛的書籍、他的全套的歌德、席勒等等呢？許多青年人也許將來可能是在「歌德社團」的一次定期音樂—詩歌欣賞會上，第一次接觸到荷爾德林、莫里克、麥耶和里爾克 〔12〕 的不朽的詩篇；我們希望這些社團到處都作為一種固定的機構，——例如每個星期日的下午，假如有可能的話，甚至於就在教堂里。因為我們偉大的詩歌的宗教教基礎就在辯護著，乃至在要求著它也應該是通過這樣的象徵式的方式而加以欣賞的。這樣的欣賞會在開始和結束，應該總是由偉大的德國音樂，由巴哈、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等等加以升華。 抒情的和沉思的詩篇，這時就可以構成為這些欣賞會的內核。像是在歌德和莫里克的作品中登峰造極的那種絕妙的抒情詩，在那裡面，靈魂就成為了自然，而自然也成為了靈魂；還有像歌德和席勒那些靈心善感的沉思的詩篇，——這些或許是我們德國文壇上最富於德國性的部分了。凡是浸沉於其中的人，都會在我們祖國的不幸和山河破碎之時，感受到某種永不破碎的東西、某種永不磨滅的德國特色。 在詩歌而外，德國的散文作品在這種欣賞會上也必須朗頌。我們可以設想有一本小小的「歌德社團手冊」，其中包括有對於個別的欣賞會以及對於一般的各式各樣組織節目都能適用的散文匯編。我在這裡不擬進一步地描述這一切，以免先為每個個人自由的、創造性的活動定下調子。整個的構思，總的說來，必須是出自個人、出自個性、出自個別的少數人，他們首先在自己之間建立起這樣的「歌德社團」，然後再自然而然地在這裡發展出這種形式，在那裡又發展出另一種形式。 德國國家對我們來說是已經瓦解了，廣闊的德國土地對我們來說是已經喪失了。外國的統治將會長期成為我們的命運。拯救德國的精神這件事會成功嗎？在它的歷史上，它從來沒有過必須忍受這樣一種重擔的考驗。歷史上的功過得失的前例，在這裡幫不了我們多少忙。任務每一次都是新的和個別的。深刻的信念和焦灼的關切，都必定要使我們完成解決這一任務的努力。那麼就讓我們仰望著永恆而神聖的至高無上的境域吧，從那裡向我們蕩漾著這樣的聲音：「我們囑咐你們要滿懷希望。」 注　釋 〔1〕 《新約·馬太福音》第16章第26節：「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馬可福音》第8章第36節：「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譯註 〔2〕 本書寫於1946年。——譯註 〔3〕 二次大戰後，德國作為戰敗國，由英、美、蘇、法四國軍隊占領，實行軍事管制。——譯註 〔4〕 阿爾弗萊德·韋伯（Alfred Weber, 1868—1958），德國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譯註 〔5〕 胡金加（Johan Huizinga, 1872—1940），荷蘭文化史學家。——譯註 〔6〕 克吉林（Rudolf Kjellén, 1864—1922），瑞典政治家、歷史學家。——譯註 〔7〕 指耶穌。——譯註 〔8〕 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德國作曲家。——譯註 〔9〕 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德國作曲家。——譯註 〔10〕 拉菲爾（Raphael Sanzio, 1483—1520），義大利畫家。——譯註 〔11〕 凱賽勒（Friedrich Kayssler, 1874—1945），德國劇作家。——譯註 〔12〕 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莫里克（Edouard Morike, 1804—1875），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62）均為德國詩人。麥耶（Conrad Ferdinand Mayer, 1825—1898）為以德文寫作的瑞士詩人。——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