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浩劫 · 第十二章　希特勒主義和西方列強

在西方列強的陣營里，人們認為來自國家社會主義方面威脅世界的危險，比起令人擔憂的來自俄國布爾什維主義的危險是更大的，更緊迫的。他們寧願和後者聯合起來打倒希特勒的德國。並且通過他們的共同勝利，——對此俄國所作的貢獻最大——而為未來開拓了廣闊的機會。這種結局之成為可能，只是由於希特勒和第三帝國興起的緣故。我們這裡並不要問，如果沒有他，世界格局可能會是一種什麼樣子；我們這裡只是要問，使得西方列強對希特勒主義更為擔憂的那些動機是什麼。 毫無疑問，首先而且最主要的乃是權力政治的利益。希特勒的危險是直接的、緊迫的。如果人們不向它鬥爭，那麼整個歐洲就可能淪入希特勒德國的權力範圍之內，儘管不是一夜之間，而是一步一步地。人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懂得，德國以其人力和物力資源方面的集中潛力可能在軍事上做出什麼。由希特勒所聚集起來的爆炸力要比我們所積累著的漫長的經濟建設工作的爆炸力，有著更迫不及待的、而且在目前是更加危險的迸發可能。總之，西方列強或許對俄國期望看到，它會放棄世界革命的念頭，把它自己限制於內部的建設工作，並更接近於西方的民主觀念。誰又能否認，西方列強在強權政治的一切考慮的背後，存在著有一種對德國的普遍不信任呢？作為一個德國人，我對此感到惋惜和為此而受難之餘，覺得我自己不得追問這種不信任的更深刻的原因何在。 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自從不斷增多的人民群眾對國內生活施加日益增長著的壓力以來，在一切權力政治的利益和國家之間的鬥爭的背後，就存在著各個國家為生活方式而進行的鬥爭。我們這裡所說的生活方式，是指理想的和物質的生活習慣、制度、道德和思維方式的整體；這一切都通過一種內在的聯繫，通過一種由內部形成的某種原則而呈現為一個巨大的、儘管並非總是十分確切的但在直覺上卻是可以把握的統一體。在歐洲歷次巨大的鬥爭中，舊制度（ancien regime）那種貴族式的生活方式都是首先要倒台的。而今天資產階級民主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像它在西部西方所發展起來的那樣，正在受到威脅。屬於這種生活方式的，不僅是大多數人在統治著國家，從而是不斷增長的群眾壓力以及社會各階級在某種程度上的拉平，而且這種拉平過程又由於經濟力量之更為自由的作用而受到限制，亦即通過資本主義而使得有資格的個人變得有錢有勢。一個民族的道德的和精神的生活、一個民族的文化，也像一個個人的一樣，既能夠沉重地忍受那種力量的起伏動盪，同樣地也能夠再度繁榮昌盛起來。對於這種生活方式的整個評價，是歌頌它還是譴責它，都不是這裡要涉及的。然而凡是把人的內心道德的自我規定、因而也就是把自己的良心的和思想的自由當作是一切更高級的和真正的文化的首要條件的人，這樣的人——哪怕是同時帶有一點委身任命的態度，——必定會承認，要在西方民主之下為精神和文化準備一席地位，乃是完全可能的事。經濟力量的複合體的和社會習慣勢力的事實上的暴政，很容易使精神和文化嚴重地狹隘化。但是就在這裡，在民族的意識形態裡面，基督教西方那種歷盡艱苦奮鬥而得來的基本權利，那種良心的和思想自由的權力也並沒有消失。筆者本人在寫這幾行的時候，耳中仍然在迴響著1936年羅斯福 〔1〕 總統在哈佛大學三百周年慶祝會上親口說的話：「在近代這個火燒巫人的時代，freedom of thought〔思想自由〕已經從原來曾經是它的故鄉的許多國度里被驅逐出境了，哈佛的和美國的職責就是要高舉freedom of thought〔思想自由〕的旗幟。」第三帝國對我們所實行的剝奪靈魂自由，或許就構成為如果不是有效的、至少也是最深刻的理由，使得西方民族對希特勒德國深惡痛絕。 然而羅斯福的話同時指出了，希特勒德國和我們曾在其中變得偉大起來的那個往日的德國之間所存在的深刻的鴻溝。在俾斯麥的帝國中也像在魏瑪共和國一樣，我們依然享有著廣泛程度的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儘管可以承認，在俾斯麥帝國中，權威性的和軍國主義的因素也在決定著我們的生活方式，使得許多人習慣於以自己的思維服從於上級的意圖，在精神上變得不能獨立自主。但是那在當時還沒有成為一種致命的危險。追求著精神和權力互相和諧一致的那種古典自由主義的綜合體也還沒有死亡。它們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甚至還以一種新形式經歷了某種程度的復興，而且它在8月以前的時期 〔2〕 還怒放出那麼多美好的東西。確實，那些努力追求權力和享樂的雜草，也同時在叢生著。但是德國的生活方式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繫，還沒有被一刀切斷。還仍然存在著一種共同的基督教—西方的氣氛，——這裡的「基督教」一詞是用於廣義上的對良心自由的重視。隨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似乎是摧毀了它。於是西方人士就責怪我們背叛了古老的、更優美的德國精神，那同時也就是西方的精神；並且普遍地指控我們的粗暴的權力崇拜。我們以純真的良心在否認這些，——但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程中，我們自己卻不得不感到這些譴責是有點內容的，不管它們來得是多麼過分。一種新的德國生活方式是危險地加強了；當問題涉及到取得國家權力的時候，它竟容許人的良心保持緘默，尤其是在凡爾賽和約的影響之下。我們前面已追溯了它在魏瑪共和國時期與老的生活方式進行的鬥爭以及這個共和國在它下面所受的苦難。然而這種新的德國生活方式竟登峰造極成為了希特勒運動，成為了在權力鬥爭中與一切道德束縛的徹底決裂，成為了一種喪盡良知的生活方式。 西方的西部滿懷不信任而又饒有興趣地在注視著這一過程，但是並沒能充分理解到，如果希特勒勝利了，而魏瑪體制要使德國的生活方式與西方的生活方式保持一致的努力失敗了的話，整個西方會處於什麼樣的局面。〔西方的〕人們感到他們處於自己的強而有力的權力範圍和安全體系之中，是一切都太安全了，他們享受著這些作為是一種上帝恩賜的和當之無愧的幸福。他們一點也不擔心要維護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可以安安靜靜地讓法西斯主義的實驗在他們的眼前進行著，因為如果它導致戰爭的話，它就必定會因義大利實力的弱點而翻船的。何況墨索里尼曾宣布過，——不僅是出於宣傳上的考慮，而且也因為他確實是那樣想的，——他的法西斯主義只意味著義大利本民族的事情，而並不是輸出品。英國自己的小小的法西斯運動是與摩斯萊 〔3〕 這個名字聯繫著的，也並不被人認真加以對待。 但在這時隨著希特勒一起就出現了某種新的東西，確實並不是絕對新的，而是就其後果及其未來的可能性而言是新的東西。從最初完全是很小的、但卻是堅定不移和肆無忌憚的少數派之中，法西斯主義已經興起了。它造就了一個膽大妄為的團體，這些人出於他們極端個人的權力欲和名利慾而參加到那裡面去。然而，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始終是他們身上主要的東西。我們前面談到希特勒運動時已經指出，這種意識形態的內在真誠性是不大站得住的，——它是可以被忘掉或者被遺棄的，只要赤裸裸的權力—利益有此需要的話。當然，這一點是絕對不能向廣大追隨者的信徒群眾們泄漏或者宣布的。它始終是領導集團精英人物內部極小的圈子裡的秘密；但是一個像勞希寧那樣敏銳的觀察家（在他的《虛無主義的革命》一書中）卻早已識破了這一點。NSDAP 〔4〕 〔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是一個突出的等級制的組織，它以純粹外力聯合的辦法，通過生死攸關的強制手段而把國家社會主義婦女聯合會、國家社會主義教師聯合會等等都合併成為正規的黨組織。這些組織又劃分為並再劃分為越來越狹小的圈子。但是在它們的頂峰卻屹立著這樣一些人，他們隨時準備著干任何壞事，他們是滅絕人性的卡提里那黨 〔5〕 ——他們並不單純是罪犯，而且還是流氓和騙子的結合，像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那樣；在這裡，獸性化的幻想可以賦給他們自身那些罪惡的行徑以一種更高使命的神聖光彩，甚而是按照希特勒的模式來改造全世界的那種普遍的使命。「世界計劃」一詞就是從這個圈子產生出來的。 而這種幻想並不是完全沒有現實基礎的。因為在每一個國度、在每一個民族都有一小撮人，他們同時既是流氓又是狂人，人們可能和他們發生聯繫，而他們則可能受到希特勒運動僥倖成功的前例所鼓勵而在本國也從事同樣的事。這一點我們在挪威的吉斯林的身上，在荷蘭的摩澤特 〔6〕 的身上以及在瑞士和東南歐各國的納粹代言人身上都可以經驗到。到處都有這樣現成的小希特勒在進行工作。NSDAP〔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國外部（Auslandsorganization）曾試圖在美洲把這些小組織——他們稱之為「細胞」——都聯合在一起，主要是在南美（阿根廷）並顯然也還在美國。希特勒運動就這樣取得了一種世界性。一個新的國際正在興起，目的是在時間的過程中把迄今所有的各種紅色的、黑色的、金色的等等國際 〔7〕 都打翻在地。它那口號喊起來很可能是這樣的：「全世界卡提里那者，聯合起來。」 現在也許我們就第一次理解到，何以西方國家下定了決心要盡其最大的努力來與希特勒的危險進行鬥爭了。在我們所知道的那種權力政治的動機之上，在俾斯麥帝國時期德國的權威主義與軍國主義的結構已經給他們造成的那種不安之上，這時又出現了新的危險。就是這個新的德國，在它把權威主義和軍國主義抬到聞所未聞的高度的同時，就有可能通過國際宣傳，在西方國家的本土上引起麻煩；假如它僥倖成功的話，還可能造成一場革命，並終於完全剝奪他們迄今為止的生活方式。它或許可能像若干世紀以前的那場黑死病 〔8〕 ，當時從海外帶來的幾枚細菌就足以在短短的時間內把它們的繁殖充滿了一切河流。 〔西方國家的〕人們相信他們對於布爾什維主義是可以免疫的。法西斯主義曾宣布要放棄成為輸出品的意圖。反之，希特勒主義卻突然之間以一種提煉出來的、而且對一切國度都馬上適用的新方法，而把一種新輸出品帶進世界市場裡來。構成這種輸出品的原料的，在某種程度上乃是種族思想意識，而以對猶太人的仇恨為其核心；這一點在一定數量上是在各個國家都存在著的，或者是可以被發展起來的。但是提煉這種原料則要靠納粹那種教階制的組織了，它準備要爭取人民群眾並滿足他們半—理想式的本能；它到處都喚起了人們的領袖慾，但卻使得對權力以及對人們所渴求的一切地上財富的享受，只成為一小撮肉食者中的特選分子的特權。當種族思想意識和仇恨猶太人作為原料已有點滿足不了人民群眾的需要時，終於便會又有由某些理論家或宗派家所炮製的另一種思想意識來代替它並及時地被吹漲起來。在文化已淺薄化到了文明 〔9〕 的階段，一切思想意識就不再能穩坐不動了；它們並非隨時隨地總是真的，它們在某些條件下很容易互相轉化。回想到歌德的話，則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信仰的時代里，而是生活在一個不信仰的時代里。然而肉食者的天性是每個時代和每個民族都有的。它們潛藏在社會的惡魔般的深處，一到革命的和不信仰的時代就脫穎而出，這時它們就變成為布克哈特已經看到在西方正在到來的那類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可怕的單一化者〕。 這類恐懼必定是，像我們所猜想的那樣，已經攫取了西方人民的靈魂。它們並不需要被想像為是朝著所有的方向在前進，它們也許從未上升到一種明晰的自覺性，而可能只不過是一種陰沉的感覺，即他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脅；這就喚起了幾乎是一種十字軍式的心情，使他們去進行戰爭，並把種種可怕的、空中樓閣的恐怖說法，都強加到我們和我們的歷史紀念碑的身上。 注　釋 〔1〕 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1933—1945年任美國總統。——譯註 〔2〕 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1914年8月初。——譯註 〔3〕 摩斯萊（Oswald Mosley, 1896—1980），英國法西斯運動領袖。——譯註 〔4〕 NSDAP為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縮寫。——譯註 〔5〕 卡提里那（L．Sergine Catilina），公元前一世紀羅馬貴族，以陰謀詭計和殘酷無情著稱。——譯註 〔6〕 摩澤特（Anton Adriaan Mussert，1894—1946），荷蘭法西斯運動領袖。——譯註 〔7〕 「紅色的」指共產國際，「黑色的」指天主教國際，「金色的」指金融國際。——譯註 〔8〕 1348—1349年黑死病（鼠疫）在西歐流行，使當時人口減少一半。——譯註 〔9〕 按，此處作者系沿襲德國傳統的用法，文化（kultur）一詞通常指精神方面的成就，文明（zivilization）一詞通常指物質方面的成就。——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