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浩劫 · 第八章　偶然性和普遍性

朱斯蒂 〔1〕 在他所著的溫克爾曼 〔2〕 傳中有一次說道，偶然性在歷史上扮演一個角色，扮演一個要比歷史哲學家們所能夢想的更大得多的角色。歷史上的偶然性可以稱之為，並不是一種出自普遍的和駕馭一切必然性的東西，而是一種出自各種原因之獨特的、轉瞬即逝的組合，或是一種出自歷史過程中各種外在因素之獨特的、意想不到的干預的東西。聯繫到前一章的結論，我們就可以問，是否威廉第二可以稱之為德國歷史上的一個不幸的偶然。因為另一個也許只不過是中等之才的執政者而處在他的地位，但在性格上更符合明智的霍亨索倫 〔3〕 的類型，也許一切就會是另一種樣子而且就能進行得更為順利了。這一點是無可爭議的，但卻必須馬上通過回顧一下與威廉第二的偶然性相聯繫著的那種普遍性而加以補充。這裡有著德國資產階級和德國其他階級的腐化現象和我們已經談到過的普魯士軍國主義固有的那些缺點，它們都在威廉第二的個性中起了作用。誰又能徹底明確地把個人的偶然因素從那種植根於民族生活深處的普通傾向之中劃分出來呢？ 它們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存在著無窮無盡的變異性。它們忽而彼此分開，儘管從不是徹底分開；忽而又彼此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時而是這一個因素較強，時而又是另一個。有時候，事物看來似乎是無可避免地在這樣地前進著，以至於它完全不依靠個人。然而有時候，一個個人又以驚人的猛烈性在對它起作用，我們可以稱之為偶然性的事物之中都交織著普遍性，而在每一樁普遍性之中也都有著多種偶然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8年的崩潰和在魏瑪共和國的臨時創立中，是普遍性的力量占統治地位的，——在這裡面活動著的每一個個人，絕大多數都可以被另一個別人所代替而可以作出大體上同樣的事情來。可是隨後卻出現了希特勒的個性，它對已經存在著的普遍性以那樣一種方式在起著可怕的作用，以至於這種普遍性被他強而有力地鼓動了起來，而且幾乎可以看作是他個人的創造。這一普遍性存在於人們的憤懣和絕望的潮流中，並且常常是在狂烈地待機而動，它在希特勒出場時，已經在對魏瑪的臨時建制心懷不滿的各個階層之中洶湧著了。這就需要普遍性有著各種不同的鬥爭目標，而希特勒便指向了這些目標，並通過它們而能夠把他的追隨者的熱血引向沸騰。這些目標便是凡爾賽和約和由這個和約所造成的形勢，然後是猶太人問題，最後則是20世紀20年代後期的經濟危機和失業。沒有這三種複雜情況的預先存在，希特勒的作用就會是無法理解的。在太平無事的時期，這個心理上嚴重病態的人而兼破產者的藝術家 〔4〕 或許滿懷他那熾熱的野心和怨恨到一個什麼地方過他那大成問題的生活去。但是一個脫了節的時代，就在歷史舞台上召喚出一個脫了節的性格，二者相互激發到了最可怕的高度。 這裡並不需要詳細地給那個並不神聖的人勾畫出一幅性格肖像，而且那也違反我的意思。我僅僅引用兩段我從別人嘴裡聽到的有關他的議論，因為它們涉及如何考慮希特勒在德國歷史上的地位這一中心問題。奧托·希恩茲 〔5〕 有一次對我說，「這個傢伙確實一點也不屬於我們這個種族。他身上有著某些完全是外國的東西，某些像是一種已經絕了種的原始種族的東西，其本性是徹底地不道德的」。而且貝克上將 〔6〕 ——就是他，為了他那要把我們從希特勒手下解放出來的努力而在1944年6月10日付出了他的生命，——在很早以前有一次談話中就向我說道：「這個傢伙是根本沒有祖國的。」兩個人的話都再一次肯定了這一正確的印象，即希特勒的性格和行動，儘管和他那時代的德國生活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但對我們德國人來說，其中卻仍然存在著某種全然獨特的、對我們〔德國人〕是陌生的、難於理解的、而且無論如何還是某種非常之自我中心的東西。那種東西以駭人的精力很好地利用了現存的歷史力量和當代德國人的願望，而又並沒有完全內在地和他們在一起並植根於他們之中。人們都知道，對於拿破崙第一也曾有過類似的評論；而在世界歷史上那些最強有力的權勢人物的身上，人們往往會遇到謎一般的深處，在那裡面自我和周圍世界之間的自然聯繫是消滅了，或者好像是彼此分離了。無論如何，希特勒生命的結局就表明，在那關鍵性的時刻，他所關心的並不是德國人民的幸福或者是拯救德國尚未完全被毀滅的實體。下面這句話可以用來描寫他：「如果我要下地獄，德國人民也將下地獄。」他就是按照這話在行動的。我認為另有一句話是更加確鑿可信的（那是1944年春就有人轉述給我的），這話是他在他那領導人的圈子裡說的：「如果天意拒絕給我以勝利，那麼我就擔心德國人民恐怕活不過去這場恥辱。」 從根本上，他那惡魔式的自我和被他所統治和蹂躪的周圍世界二者之間，是彼此奇特地分裂開來的。他確實能夠為自己贏得一夥膽大妄為、肆無忌憚的冒險家和行險僥倖者來作為他堅實可靠的黨羽；因為有著這樣一個特殊性格在頂峰，他們就可以有希望爬上去。他也能迷惑廣大範圍的德國人民，使他們相信他就充分體現了他們理想中的要求，——許多人會說他是一個新宗教的傳道者。但是在我們深入地觀察了他的性格中那種自我中心的特點之後，對於他作為理想的要求所宣布的那些東西，其真誠性究竟何如，就會引起懷疑了。他置之於他的學說的中心點的那種對自己本民族的謳歌和崇拜，儘管他懂得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對此使用最熱烈的字眼，並不具備一種充滿著整個靈魂動力的理想性質，反而倒更其是一種可怕而有效的權力手段；這種手段是人們可以隨時拋棄的，只要能找到另一種更有效的手段，或者是只要它看來不再合用的話。如果他對北歐種族的世界使命的信念，真是他內心裡的大事，那麼他就不會和日本結盟的；這個同盟把北歐種族撤出了東亞，把它讓給了一個被認為是劣等的異族。 希特勒的信仰宣言，似乎也並非出自一種內心深處的精神需要。他本來也能唱出另外一種調子，而仍然能成為一個使舉世都在他的面前屏息的偉大的而又極其成功的煽動者的。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要把他當作某種單純的機會主義的策略家，——儘管他玩弄這一套可以是詭計多端，乃至極其狡猾的。但是在他的種族教義中也存在著一種根本的激情，那是他在奧地利排猶主義的超級熾熱氣氛中為他自己構成的。他對猶太人的仇恨既是真誠的和偏執狂的，又是獸性的。對猶太人，他是在東方認識他們的，他從一開頭或許就第一次地從殘餘的傳統道德的範圍之下解放出自己來，並開始以不道德的方式進行思索。他性格中的這種純粹衝動式的因素，於是就和他那算計性的因素幾乎難以分辨地融合成一座瘋狂激情的火爐。這種激情，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指出的，肯定是和那些未受過教育的人們的激情共生在一起的，他們最初受的是純技術的理性教育，卻忽然一下滾進了毫無批判力的狂熱之中；——但是希特勒的狂激卻更加強烈地是屬於他本人的，是屬於自己的世界使命的。一位老將軍有一次向我說：「我們從他選擇了哪些人做領導人，就可以看出他是個什麼人，——那些人要麼是流氓，要麼是傻瓜。」在希特勒的身上這兩者是糾纏在一起的。 他的信仰宣言，他所謂的世界觀，我們認為，也可能是另外的樣子，而他卻仍然能成為對他的人民和對他的時勢的最有能力的獲利者。這裡面有著某種屬於個人機遇的東西。對希特勒上台的出奇的成功，難道可能不考慮這一問題嗎？它究竟是否通過一般的原因而造成的？是不是對於德國是一種命運交關的偶然性被織進了編織品之中？並且又恰好是在1930—1933年這幾年希特勒登上國家權力寶座的決定性的關頭？要迴避這個問題而以一種低沉的宿命論來解說：希特勒所帶給德國的災難乃是一種無可避免的命運；那就不免是一種廉價的智慧了。我們曾努力地根據希特勒政權之前就在以一般方式而起作用的事變進程和事實，探討了德國的過去。在1923—1933年德國國會選舉仍然是相當自由的那段時期，希特勒的追隨者們從沒有能贏得過真正的多數，——而在1932年第二次的國會選舉中還顯然有所下降（由1370萬票降至1170萬票），——這件事實就不能在下述的問題上保持緘默了：是不是惡魔式的偶然性幫助了這個膽大妄為的賭徒而兼騙子的希特勒上台並使他終於擔任了總理職務？ 我首先講一件事，那是我從德國國家人民黨的一位著名的前領導人的口裡聽到的。我在一次小型集會上談了幾句有關歷史上的偶然性的問題，於是他走過來向我說：「你的話使我回想起1930年6月30日，那時德國國家人民黨在是否在國會中應當支持勃魯寧政府的問題上舉行了一次決定性的會議。我和我的朋友們都贊成支持。胡根堡 〔7〕 和他的追隨者都反對。我的幾個朋友完全出於偶然而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假如他們在場的話，這次表決就會是支持勃魯寧的，——於是整個後來的事變過程就會是另一種樣子了（也就是，會轉過來反對希特勒了）。」然而，胡根堡獲勝了。並把黨引向了與希特勒聯盟的愚蠢的道路上去。而希特勒則又是依靠這一聯盟的支持就能作為兩大黨聯合的真正多數派的領袖而出現在國家總統馮·興登堡的面前的。 我們很可以從這個過程中看出偶然性和普遍性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胡根堡1930年的致命的決定，使得德國國家人民黨成了希特勒的引路人；那次決定之成為可能，並不單是靠1930年6月30日的投票，而且也是靠著胡根堡運用了他作為大資金的分配人、作為右派報界的主管人，並作為多年來他那個黨在國內的辛勤的牽線人的種種影響力。而且在他的黨內也是從1919年就開始在醞釀著對魏瑪共和國、對社會民主黨、對工會的最強烈的憎恨。結合在德國國家人民黨內的反動分子、農民分子、大資產階級分子和大工業分子都下定決心，決不以勃魯寧大體上所希望的那種方式來改革魏瑪體制，而是要破壞它。但是黨內那些較穩健的分子在他們1930年6月30日偶然的失誤之後，終於力圖建立一個對勃魯寧友好的新黨，即人民保守黨（Partei der Volkskonservativen）；然而他們面對著胡根堡通過他的出版業對德國國家人民黨的投票群眾所施加的強大影響卻無能為力。胡根堡和希特勒締結了他們間的聯盟，每一方都希望能夠騙過對方而為本黨在國內取得最終的勝利。結果胡根堡為了自己對於希特勒的危險的盲目性而狠狠地受到了懲罰；這是由於在1933年取得了聯合的勝利結局以後，希特勒就發給了胡根堡和他的黨一紙解聘書。這個摩爾人 〔8〕 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現在就可以下台了。 1934年春，我在一次小型會上和勃魯寧遇到一起，那是在他逃往國外躲避希特勒的特務和暗殺人員之前。我向他說，「德國的命運是否落入希特勒的權力之下，首先是取決於兩個人的決定，即胡根堡和興登堡」。「那恰恰就是這樣的」，他回答說，而他了解事變的進程要比我熟得多，並且從不以任何方式抱純個人的偏見。 我們現在就來看，興登堡在希特勒的攫取權力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且進一步地發揮在論軍國主義那一章中已經談過的事。為了使我們的公正不偏的論證更為有效，我們要從一種嚴格的編年體的敘述來著手考察。 當1933年1月30日正午時分，在事情發生後不過一小時，大柏林的電訊就到處傳播了這條新聞：德國總統剛剛簽署了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我懷著最深刻的震驚自言自語道：對德國頭等不祥的日子已經破曉了，而且我還懷著最堅定的決心說：「這件事是不必要的。」這裡並不存在像是1918年秋季導致威廉第二倒台那樣緊迫的政治的或歷史的壓力。這裡改變了局勢的並不是一般性的東西，而只是某種偶然性的東西，亦即興登堡的懦弱。 我當然知道，這種意見總是會有爭論的。可是因為它涉及到俾斯麥帝國沒落史上的一個核心問題，所以它在以後的時代里，仍然會使得有思想的人們感到驚心動魄的。無論對希特勒的任命本來是否可以避免，這個問題卻絕不是像一種陳腐的歷史哲學所設想的那樣可以等閒視之的。因為按照它所得到的答案之不同，德國人民整個精神狀態和政治狀態的畫面也就會迥然不同，——或者是更有希望，或者是更無希望。如果它的答案是否定的，或者如果是認為希特勒不以這種方式，也確實會以其他某種方式獲得統治權；那麼投向德國人民的道德抵抗力之上的，就會是一種惡劣的眼光，人民從希特勒那裡已經中的毒，以及我們前面說過的、在中毒之前就已經發揮作用的那一切世俗的弱點和缺點，就會顯得是不可救藥的。如果一切事物必定是要恰恰像它所發生的那樣而發生，那麼由希特勒主義而產生的並且又造成了希特勒主義的結局的那場今天看來是如此之可怖的浩劫，就會瓦解我們繼續生活下去和工作下去的勇氣。這樣一種陰鬱的宿命論，可能剝削那些應召擔任領導的人們的幹勁的。 這是問題的實際方面。但是它的理論方面則要求我們決不可忽視歷史中的自由因素，也就是說，絕不可忽視我們也能夠做出不同於已經做出的事情的這一可能性。假定我們在我們目前的事例中就有這種可能性，並且承認希特勒的當權原是能夠預先成功地加以防止的，那麼德國人民對於把希特勒推上台這件事所分擔的罪責就會小一些。現在我們就來看能夠支持這種看法的論據。 我們已經在另外的有關地方部分地談到過它們了。國防軍儘管全都熱烈地同情希特勒，但看來大約還是會服從那位可敬的德國軍人偶像興登堡的命令的，如果他號召他們抵抗黨的某種暴力企圖的話。但是完全沒有必要走到那麼遠，因為單是保安警察（Schupo，即Schutzpolizei）已經擁有的武裝手段就足以成功地對付納粹分子以及同時也在積極進行煽動的共產黨人。共產黨的危險是被納粹黨駭人聽聞地加以誇大了，為的是在資產階級和統治集團中間造成聲勢，把自己裝扮成是資產階級秩序的救星。但是關於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在人民群眾中間的情形，則它卻正在走著下坡路，正如已經引用過的1932年兩次國會選舉的那些數字所證明了的。即使承認，這只是輕微的下降，但是它那仿佛是不斷增長著的、像是無法扼止的排山倒海般的誘惑力卻破產了。戈培爾 〔9〕 的自供也使人看到，黨的領袖在1933年1月間正害著一場強烈的抑鬱症。看來似乎他們認為這局棋已經是輸掉了。 隨後他們以他們那全部的蠱惑藝術又參加了在利普－德特莫（Lippe-Detmold）的地方議會選舉，並在這裡贏得了唯一的一次勝利（1932年7月31日國會選舉，42000票；11月6日，32000票；1933年1月15日地方議會選舉，約30000票）。那是一次榮譽性的成功，好像是以滿膛的重炮在轟擊一座孤立的村莊。我是在國會縱火案 〔10〕 的兩天之前在一篇刊登於民主的出版物上的文章里說過這話的。那是在恐怖的日子以前，一個人敢於說出的最後尚可被容忍的自由的話，隨後恐怖一來，就封閉住所有的人的嘴了。然而，一個身居頂峰的、有明智的判斷力並堅決防範著生死攸關的危險的政治家，是不會被納粹黨這種單獨一次的勝利引入歧途的。但是興登堡周圍的人確實是在盡力把這樣一種看法加之於這位或許是在抗拒著的老人的身上，即〔希特勒〕運動的力量並沒有被擊破。 我們現在必須回過頭來考察一下這個問題，即任命希特勒是不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年代裡的驚人的失業，是驅使絕望的人們投入希特勒運動的大軍的最有效的事變。但是成為它那原因的若干年來的世界經濟危機，在1933年已經顯示出初步輕微的好轉跡象了。我還記得在1932年的秋天，我和一位卸任的德國經濟部長對此進行過一次談話。巴本這位勃魯寧的見習繼承人，是當時的總理。他所採取的最初步驟，似乎很有成功之望。我的那位談話者原話是說：「巴本現在是交了好運，在他的領導任內，世界經濟危機正在消失。」 1932年6月1日勃魯寧的倒台和巴本的就職，乃是向希特勒運動的第一次致命的屈服。和勃魯寧的內閣一起，那些曾經懷著要保護德國避免生命危險的意識而領導過反希特勒鬥爭的人們也隨之消失了。難道他們的鬥爭竟然變得如此之全無前景，以至於人們竟可以理解興登堡放棄鬥爭的決定並試圖半推半就地迎合希特勒的運動嗎？一點都不是。不久以前，在1932年4月10日的德國總統選舉中，是興登堡對希特勒取得了顯著的勝利，（興登堡得票超過1900萬，等於投票總數的53％；希特勒得票超過1300萬，等於投票總數的36.8％。其餘票數則歸共產黨人台爾曼 〔11〕 。）因此全體人民中總還有著一個很大的防衛性的多數，原是可以自上而下地鼓動起來並組織起來的。在這一點上，本來應該是勃魯寧政府不僅對希特勒的鬥爭採取鎮壓的方式，而且還採取積極的疏導來治療希特勒運動所賴以哺養它自己的那種人民群眾的不滿和絕望的情緒。這樣的疏導工作正在準備之中，這時忽然雷電大作，勃魯寧被解職了。 最緊迫的事乃是提供就業的措施。為此，就必須拿出大量的國家貸款。迄今為止，對支持幣值和避免新的通貨膨脹的關切，阻止了採用這種辦法。但是1932年春季，勃魯寧決定要冒這個風險。他的內閣的司法部長約埃爾（Joёl）是個有個性的人，後來把這件事告訴了我。勃魯寧的計劃是要用大約十億馬克（八億馬克）來創造就業機會，但是這卻要等到世界經濟危機的消失出現了最初的跡象而且要等到那沉重難堪的賠款負擔已經卸掉了的時候。在此以前，經濟上給予任何貸款都反而可能是減少它的成果，使它被通貨膨脹所沖淡，並且可以說是把錢扔到水裡。這時，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經濟危機消失的最初跡象在1932年的一年中已經出現了。而且由勃魯寧本人和各強國進行的賠款談判，也已達到了一個決定性的有利的轉折點。勃魯寧已經準備好的東西，都被他的後繼者巴本所收穫；巴本在勃魯寧倒台以後於1932年7月9日簽訂了洛桑協定 〔12〕 。這一協定從根本上消除了那種可怕的、一再威脅著德國債信的賠款重擔。 這裡還有著一件大事，就是要把風向從希特勒黨的船帆上扭轉過來，這個黨在宣稱唯有它才有能力為了偉大德國民族的基本要求而鬥爭。這對於勃魯寧這樣的人可不是輕鬆的，他以他的責任感並不敢去冒那種孤注一擲的風險，而希特勒卻是準備這麼幹的。戰勝國應該是已經認識到了這種局勢的，並且為了扭轉世界和平由於希特勒之取得權力而受到威脅的危險，他們必須通過有效的讓步來加強勃魯寧在德國的地位。但是我們可以理解，那些戰勝國卻由於疑慮希特勒是否會成為這樣一種讓步的受益者而變得無所作為。無論如何，他們這時確實是在賠款問題上做出了決定性的讓步。至於在軍隊問題上，我們也早聽到，他們也準備同意德國再度採用普遍兵役制。格羅納還有更進一步的計劃。在希特勒所建立的黨的青年組織中貫徹了國家教育的思想，要通過體力的和心靈的鍛煉的安排以滿足青年的自然需要。格羅納想要把這種鍛煉從衝鋒隊和希特勒青年團的手裡拿過來，並轉移給「鋼盔」（Stahlhelm）組織，從而把他們從他們以往的立場引到希特勒的反對者的陣營里來。 不過，所有這些現在在積極方面可能發生的事，是不是來得太緩慢而又太遲疑了呢？是不是他們缺少一種偉大意志的高潮，而那正是困苦而激動著的人們，尤其是那些激進的青年們，這時所渴望著的並當他們傾聽希特勒的風暴時所相信著的呢？這時候，人們——有些是懷著憂慮，另有些是懷著滿意的心情，——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懷疑勃魯寧和格羅納對於這一重任是否有應付的能力。我本人已經談到過，格羅納的健康不佳。不過，就我的觀察，勃魯寧和格羅納絕不缺乏在風暴中把舵掌穩的那種堅定意志。而且1932年春天德國總統大選的有利結果對他們的鬥爭給了一個非常堅固的立足點。此後不久，有一次我在家裡接待格羅納，並向他表示了我對這一鬥爭的勝利前程的信念時，他卻以一種已是稍帶抑鬱的聲調回答說：「是的，假如我能繼續得到總統信任的話。」另一次，在他倒台之後，他向我說，「勃魯寧和我是決心乾的，可是老先生 〔13〕 不想干。」 這就是當時的局勢中決定性的契機。起初，勃魯寧和格羅納確實可以在他們的人民同志中間宣揚理智和忍耐，但是只要他們的政策還表現不出來可見的成功，他們就一定會使已經被希特勒所如此豐富地培養起來的人們的幻覺感到不滿。然而政治家的理智和忍耐與堅韌性相結合，在歷史上往往就會戰勝被引入歧途的人民感情的非理性的力量。 事實是勃魯寧和格羅納始終脫離了為德國人民的生存條件所必需的那場鬥爭，那場鬥爭在外表上確實並不輝煌燦爛，但卻需要苦心經營和極大的耐力；他們脫離了一場為明顯的大多數人民所支持的、反對正在臨頭的巨大危險的保衛戰；這時候興登堡停止了他們的工作，並把國家的舵託付給了一個冒險的陰謀家 〔14〕 。人們還對興登堡發出了更多的譴責，認為興登堡對勃魯寧表現出最大的忘恩負義。因為勃魯寧是以忠心耿耿的尊敬在依附著他的，勃魯寧在剛剛進行的總統選舉中用盡了政府一切可能的影響力來擁護興登堡。而投興登堡票的選民，在他們的期待方面以及部分地在他們所做的犧牲方面，也都受了騙。因為那些團結一致投了他的票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階級，當他們把自己託身於這位普魯士的陸軍元帥時，他們的內心也不免一陣小小的震動。但是既然在這裡是一種更高的純粹需要在引導著工人階級投票的，所以這樣始終一貫的態度也就可以辯解興登堡對他們和對勃魯寧的忘恩負義是有理由的。 可是，如果我們認真看看當時緊緊壓在這個虛弱老人身上的種種勢力，那又是多麼可悲的一幅景象啊！這裡首先是對希特勒運動的民族價值的幻覺以及對其中的罪犯因素的盲目性，這在當時卻是對任何一個有眼睛的人都已經是顯而易見的。其次成問題的，則是國防軍中所存在的感情和希望，這些是我們早就聽說過了的，它們仍然繼承著普魯士—腓德烈的傳統，儘管精神狹隘而又有著職業性的短視性。然而十分可悲的卻在於其他兩種特殊的動機，它們似乎促成了興登堡對勃魯寧推行政務的不滿。下述的事是由當時可以信賴的來源告訴我的。在最後的（或倒數第二的）那次勃魯寧被興登堡接見的時候，他首先就向總統要求擴大他的全權，以便能更有力地前進。對此，興登堡根據準備好了的一張紙針鋒相對地向他提出了如下的反要求：（1）今後政府大體上應該向右轉；（2）取消工會秘書（Gewerk-schaftssekretär）的經濟體制；（3）取消農業上的布爾什維主義。第二點意味著與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階級決裂，即，恰好是與那些最堅決地進行反希特勒鬥爭和支持魏瑪憲法的社會階級決裂；第三點涉及一個有關分割那些東普魯士騎士地產的法律草案。他們由於負債纍纍，看來已經是無可救藥。這個規劃使得興登堡鄰居 〔15〕 的那些東普魯士地產主深感不安。就我們的歷史知識而言，我們迫切地希望著對這一事變的來龍去脈以及和它有關的人物都能說得一清二楚。我本人對這些事情不應該緘默無言，因為這些事情都是在當時，而且是以比我在這裡所敢於複述的更為詳盡的細節，在嚴肅認真的場合里討論過的。興登堡的正直的性格在這件事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周圍的氣氛卻是陰霾而沉重的，並且他本人的政治判斷能力也不高。 在這一點上，我們大家凡是在總統選舉中以充分的信任投了他的票的人，都受了騙。我們曾把1918年的大潰敗之後他向艾伯特 〔16〕 伸出手來的那種態度，以及自從1925年以後他一直遵照憲法在正確地領導政務，解釋為是一種自由的、有政治家風度的、能夠自我克制的精神態度的徵象。今天倒是可以問一下，這種態度是不是可以更簡單地解說為是出自他自己如下說法的特性：「就讓自己以尊嚴的心情被人推來推去吧。」 他之解除勃魯寧的職務和任命希特勒的決定，就成為引導德國走向深淵的那條道路的最前沿。於是興登堡這一偶然性也就處於驅使德國走上那條路的普遍性原因之中，它好像是世界歷史上最不可解之謎的一個陰暗的警告信號。 注　釋 〔1〕 朱斯蒂（Karl Justi，1832—1912），德國藝術史家。——譯註 〔2〕 溫克爾曼（Johann Winckelmann，1717—1768），德國考古學家與藝術史家。——譯註 〔3〕 霍亨索倫（Hohenzollern），普魯士（1701—1918）與德國王朝（1871—1918）。——譯註 〔4〕 指希特勒。——譯註 〔5〕 希恩茲（Otto Hintze，1861—1940），德國歷史學家。——譯註 〔6〕 貝克（Ludwig Beck，1880—1944），德國將軍，1935—1938年曾任德國陸軍總參謀長，1944年參與反希特勒密謀，被捕後自殺。——譯註 〔7〕 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1865—1951），德國國家人民黨領導人。——譯註 〔8〕 摩爾人（Der Mohr），原指8世紀時阿拉伯人與貝柏人聯合起來征服西班牙人，此處系借喻胡根堡。——譯註 〔9〕 戈培爾（Joseph Goebbels，1897—1945），納粹宣傳部長。——譯註 〔10〕 國會縱火案（Reichstagsbrande），發生於1933年2月27日。——譯註 〔11〕 台爾曼（Erust Thälmann，1886—1944），德國共產黨主席。——譯註 〔12〕 洛桑協定（Abkommen von Lausanne），1932年雙方在瑞士洛桑達成協議，戰勝國協約國方面同意德國賠款縮減為20億美元（按1921年原計劃為330億美元；按1929年楊氏Young計劃為90億美元）。——譯註 〔13〕 指興登堡。——譯註 〔14〕 1933年1月28日施萊徹爾內閣辭職，30日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理。——譯註 〔15〕 按興登堡為東普魯士波森（Posen）人。——譯註 〔16〕 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0—1925），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第一次大戰後於1919—1925年任德國總統。——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