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浩劫 · 第九章　關於希特勒主義的積極內容

我們的意見當時是而且今天仍然是，德國人民很可以在一個像勃魯寧那樣的領導之下有條件經受住沉重的經濟的和精神的危機，並避免第三帝國那場毀滅性的實驗的。軍國主義的、大工業的和大農莊主的利益，緊密地勾結起來作用於興登堡這個因素，造成了勃魯寧的倒台。但是這裡就出現了一個歷史學的問題：是不是這個〔希特勒的〕實驗，真正就像它那極其可悲的結局似乎證明了的那樣，絕對是毀滅性的。它是不是畢竟也被更高一級的歷史必然性所推動，那確實是必須稱之為悲劇，因為它引向了災難；但它卻或許仍提供了比僅僅是權力鬥爭的工具更多的豐富的觀念。——這些觀念，即使在它們的宣揚者倒台以後，也還會保留下來一種價值，無論那是出於對一種偉大的英雄意志之歷史性的永垂不朽的懷念，還是出於實際上它們本身是以一種新形式的努力而在生存下去。 希特勒的千年帝國，儘管並不會是整整一千年，像他所想像的那樣，而也許只不過是我們這個世紀；但是其中是不是也包含有有價值的和有生命力的東西呢？這個問題，在那十二年的迫害 〔1〕 中，始終縈繞在許多反抗鬥士的心頭。許多當時參與其中的投機者或冒險者，對這個問題是一馬當先熱心給予肯定的。但是對自己本人和對自己往日有過的理想進行審判，並儘可能不帶偏見地檢驗其中向我們提供的新理想；——這也是一種政治上的和歷史上的良心的責任。和理想一道上升起來的那種地下魔鬼的手段，當然是永遠不該忘記的。但是又有什麼偉大的、變革現實的新觀念，是魔鬼不曾同時作為推動者和受惠者也鑽了進來的呢？對我們來說，1535年在德國閔斯特（Münster）再洗禮派 〔2〕 所一度力圖建立的千年福王國，是何等可怕地在震撼著我們！然而，再洗禮派運動一般地卻包含有宗教上的和世界觀上的高度富有成果的萌芽。 我們來回想一下我們在開頭說過的事：即，由於在歐洲而尤其是在德國人民大眾數量的增長對於一切現狀所施加的壓力；由此而興起的19世紀和20世紀的兩大浪潮，即民族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這兩股浪潮相互交織著，彼此作用著而終於多少是在努力趨向於聯合。如果這種聯合成功了，很可能從其中成長出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來。腓德烈·瑙曼的那些思想豐富的意圖，就是對此所做的最早的原則性的嘗試。他失敗了，因為他那思想的先決條件在一直是互相鬥爭著的黨派和階級的庸俗的心理狀態和利益上的自私主義的面前瓦解了。但是瑙曼的嘗試還是在魏瑪共和國的業績中存留了下來，瑙曼本人對魏瑪共和國始終是忠誠的，並奉獻出了他自己的最後力量。他的思想確實只是以一種已經削弱了的形式，默默地而毫無光彩地在一個〔魏瑪共和國〕暫時的結構中存活了下來，而這個結構又承擔著凡爾賽和約的重負。在這上面還有著雜草叢生的那種議會主義的令人抑鬱的景象，每次新內閣成立時下級官員的權力鬥爭，最後還有那些貪污腐化的醜聞，何況這些貪污腐化又被希特勒的宣傳過分地誇大其詞。勃魯寧已經著手要通過加強總統的權力而在國家中心創立一個穩固的政府權威。然而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卻的確只是有助於使他自己倒台。興登堡在以往的年代裡，幾乎是不敢冒風險把一個未經議會多數反對的總理解職的。但希特勒顯然是對當時的一切弊端和需要，提出了更強有力得多的辦法。而那些正在空中蕩漾著的偉大觀念，——即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運動的匯合，——卻毫無問題地在他身上找到了最熱烈的宣揚者和最堅決的執行人。他在他那時代的這一偉大的客觀觀念中的地位，是必須坦率地加以認可的。 希特勒想要戰勝他那重工業方面的保護人和資助者的資產階級的、從而是階級自私的民族主義，以及他所特別激烈攻擊著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馬克思主義，後者在斷言資產階級必將消滅。於是，這就形成了如下的思想，即創立一種嶄新的、富有成果的人民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而可以不需依賴於彼此相互抗衡的各種社會力量之中的這一個或那一個的單方面的勝利；社會的自然構成並不需要全盤加以消滅，而是必須加以引導和教育，使之為一個也包括它們自己在內的整個共同體而服務。希特勒的做法，似乎要比布爾什維主義的激進的新建築，對於迄今為止的資產階級文化的傳統和價值允許有更大的連續性。他就這樣收買了廣大範圍的資產階級。而工人階級則將充滿著他們的生產活動所賦予他們的充分自豪感，並從而放棄還是從階級鬥爭開始時期所萌生的一切自卑情緒。要培養專業階層的特殊自豪感，並把他們融化在那個無所不包的共同體之中，——這同一個基本觀念也被運用到農民身上。對這兩個階級都缺少不了種種引誘的花樣、慶祝活動、節日娛樂，等等。 19世紀的自由主義時代，儘管其喚醒個人力量的那種功績是永垂不朽的，但對社會本身卻過分地放任自流，並聽任家庭、道德、社會精神等等古老的倫理紐帶鬆弛下來，而又沒有能富有活力地去考慮如何創造新的紐帶。社會有淪於混亂無章的危險。青年一代已經成長起來了，卻在許多方面被人忽視，而凡爾賽和約廢除了軍事服役期又削弱了國家對於未來一代的成長的教育影響。這裡也正是希特勒的新國家緊緊掌握在手裡的地方；而且還在重新實行普遍兵役制以前，希特勒國家就創造了那些青年組織，要給整個新的一代以一種統一的思想，同時並滿足青年的自然衝動。 浪漫主義和技術，同時也和這些新的組織成分一道參與了演出。一切人相互之間，都是在技術上合理地加以計算和測定的，目的在於迫使一切人都為這個新國家服務而絕不容許任何偏離它的個人行動。人們就像是一種可以隨意塑造的材料那樣被人操縱，就像是沙子和石礫那樣被人壓進水泥而築成牆壁。而這同時也就意味著，能夠這樣加以使用的浪漫主義，並不是一種真正的浪漫主義。因為真正的浪漫主義，按它的本性來說，就是非理性的；它確實也認識到並且希望著通過團體精神和民族精神形成個人聯繫，但那卻是通過心靈和幻想的非理性的靈魂力量，並通過一種相當程度的個人自我行動。當人們要求我們培養舊習慣和舊風俗，並突然間用高壓來驅使我們從事家庭和祖先的宗譜研究時；這聽起來的確是足夠浪漫的。但是我們由此而領到的祖先出身證，卻只不過是作為一場精心策劃的反猶太人鬥爭的工具，作為「貶低」混血雜種的公民身份的工具，以及作為保證北歐種族的純潔性的工具而已。然而當其涉及到一場為了世界霸權而進行的鬥爭時，這個北歐種族又是怎樣地可以被人遺忘、被人犧牲，我們已在希特勒和日本締結的同盟中看到過了。 在北歐種族之中，唯有我們自己這個民族由於其「民族的」思想而特別被神化了，而且看來還顯得是被浪漫化了。但是就在這裡，我們最初可能傾向於相信那種真誠的、儘管是不成比例地誇大了的感情；但是當我們聽到瓦爾特地區 〔3〕 所採取的做法時，我們卻會感到迷惘。在那裡，那些根據他們的外表和態度可以算作德國人的波蘭人，經過一段適當的訓練和見習時間以後，就可以升入到德國的種族團體（Volksverband）裡面來。就連按種族標準可以利用的俄國民族中的某些分子，希姆萊也要把他們帶到德國來，像德國人那樣地加以教育和訓練。這裡，人們會回想起古代土耳其的御林軍（Janitscharen）制度。從無情的赤裸裸的權力政治的觀點來看，這確乎不是什麼不可行的步驟。 我們或許仍然可以認為，「民族的」觀念在希特勒倒台以後還會繼續存在下去。這裡，我們就先要區分人們所稱之為「民族性」一詞的兩個不同的方面。有一種和平的民族性，也有一種鬥爭的民族性，有一種屬於純粹內心文化的民族性，也有一種政治策略的民族性，無論那是防衛性的自保，還是進攻性的權力擴張；——一種是真正德國內部的民族性而另一種則是邊疆的民族性；——一種是真誠浪漫主義的民族性，另一種民族性則是浪漫主義的鬥爭武器，因而很容易成為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因而很容易成為不真誠的，正如我們在希特勒主義那裡所看到的那樣。那種德國內部的、愛好和平的、有文化教養的民族性，最初是赫爾德 〔4〕 所教導的，後來又由雅各布·格林 〔5〕 以一種最真誠的浪漫主義和一種極美妙的詩情給我們做出了典範。它將富有希望地在我們〔德國人〕中間繼續存在下去，賜福給我們；但是希特勒並沒有把它賜給我們。反之，那種德國邊疆—戰鬥形式的、由希特勒所代表的民族性，卻根本不是什麼德國所特有的，而是所有生活在東歐的中間地帶、彼此相互蹂躪的那些民族的共同產物。在那裡，每個被壓迫民族都以最深厚的權利在保衛自己，並把她們的自衛鬥爭看成是神聖的。但是有關這些鬥爭的方法和效果，東歐卻與大部分的西歐有著顯著的不同——不同於瑞士、比利時，也不同於威爾斯對英格蘭其他地方的關係（愛爾蘭多少可以看作是一個例外）。在東歐，這些鬥爭進行得更加慘烈而又不可調和，而其結果便是民族仇恨的巴爾幹化、強化和永久化，直到一方多少是成功地徹底消滅了對方為止，——就像目前我們在東方所受到的威脅那樣。可惜的是，把德國居民驅逐出從中世紀以來就打著德國烙印的地區這種可怕的行為，卻並未能表明我們德國人自己就是無辜的。那是對希特勒的回答，希特勒曾大規模地為征服東方的空間而鬥爭；而當他1941年和俄國決裂時 〔6〕 ，就把我們投入了那場戰鬥。他用以推行這一政策的那種德國邊疆—民族的觀念，並沒有使我們得到賜福。應該說明，我們一般地並沒有說過反對保衛德國邊疆領土的話，反而認為它是一種神聖的義務。但是在東方進行這場戰鬥的方式，卻成了對我們的災難。於是，我們便又一次想起了格雷爾帕澤爾的話，那是東方的景象迫使他說出的：「人性——民族性——獸性。」 我們探索過了可能成為希特勒的事業中的「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並且也發現了有某些東西是符合我們時代巨大的客觀觀念和需要的。或許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點什麼，但這樣就只不過是在擦光一下那個精心布置的櫥窗而已，它向顧客展出了便宜的好商品，卻並不擔保貨櫃裡也真正是這些東西。而商店裡邊則是陰暗的，而且在它的深處裂開著一道更黑暗得多的深淵；天真的顧客可能意想不到地就陷進那裡面去。第三帝國的每一項本身是值得稱道的制度，背後都屹立著一種特徵性的權力意志，——那範圍是極其龐大的，而內容卻是缺少靈魂的，——多少有點像是在1793年的雅各賓黨 〔7〕 或中世紀蒙古王公征服者的身上可以看到的那樣。任何一種狂熱主義都會使靈魂枯竭，而「狂熱」這個字卻是希特勒的歷次運動所喜歡用的字眼。這種狂熱主義乃是獻身於權力本身，而一切思想或貌似思想的東西，都只是用以巧妙地達到目的的工具。然而，所謂為權力本身而追求權力，並不意味著別的，只不過把自己本身置於人生一切的中心點而已。在希特勒，那結局就是對他本人的狂熱崇拜，就是對他自己使命的無限信仰，——他便以他那極其自我中心的心情而稱之為「天意」。在這裡面，我們總是可以識別出其中有可以稱之為預言家式的意識的某種衝動。「我的確只不過是一個政治家而已，」——墨索里尼1934年春天 〔8〕 在威尼斯和希特勒第一次會晤時，曾向希特勒說，——「但您還是一位先知。」如果讀一下雅各布·布克哈特在他論穆罕默德的講演中所做的簡短的性格刻畫，我們差不多就可以把它們逐字逐句地引用到希特勒身上。然而我們也不可對他身上的這種預言家式的因素估價過高。因為他並沒有以他的種族狂宣告任何真正的宗教，那僅僅是一種非常之實用的權力手段，一旦不能適用，也就隨時可以丟開。當我們尋找他那使命信仰的根源時，也許我們首先可以想到他身上那種破了產的藝術家的憤懣。作為一個畫家而成名，對他來說是已經失敗了。但是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來到慕尼黑那些靈魂已經動搖了的人們的面前時，他卻意識到了通過語言、通過熾熱的演講對他的同胞起作用的那種威力。當時有一位正在為退役軍人講課的慕尼黑教授，曾被一個總是滔滔不絕在演說的兵士所深深打動。此人就是希特勒。 希特勒的天性中有著太多的庸俗的自我精神，而不能使他被人看作是一個具有高度世界歷史地位的人物：那種無限的虛榮心、那種低級趣味的自我美化，最後還有那個喪盡良心的匪幫，他要抓住他那殘餘的權力，便不惜榨盡他的人民的最後一滴力量來推動那個匪幫，——這些都是加在他意志上面的沉重的抵押品。拿破崙第一，——我們在許多方面都可以以希特勒與之相比較，——也確實具有很庸俗的自我中心的特性。但是他在他那時代的客觀觀念中的地位，卻要大於我們在希特勒身上所能加以識別的。拿破崙作為一個統治者是更有理性的，而且遺留下了許多積極性的創造是被歷史所已經證實了的。而希特勒所留給我們今天的，卻完全是一片廢墟。 注　釋 〔1〕 「十二年的迫害」指1933—1945年希特勒政權時期。——譯註 〔2〕 再洗禮派（Taufer）為16世紀初德國農民戰爭時期的一個異端教派。——譯註 〔3〕 Warthe河，位於波蘭西部。——譯註 〔4〕 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國思想家、作家。——譯註 〔5〕 格林（Jakob Grimm，1785—1863），德國語言學家、童話作家。——譯註 〔6〕 德軍於1941年6月22日入侵蘇聯。——譯註 〔7〕 雅各賓黨（Jakobinern），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派。——譯註 〔8〕 希特勒於1934年6月14—15日訪問義大利，與墨索里尼在威尼斯會晤。——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