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浩劫 · 第七章　群眾的馬基雅維里主義

我們已經說過，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民族性格之成為可能，是由於自從歌德時期以來靈魂力量之持續不斷換位的結果，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合理的與不合理的兩種力量之間的靈魂平衡受到了干擾。一方面是過分地突出了算計的智能，而另一方面則是感情上對權力、財富、安全等等的渴望；於是行為的意志力便被驅入到了危險的境地。任何在技術上能夠加以算計而又可行的事情，只要能帶來財富和權力，看來似乎就被證明是有道理的，——甚至於就被證明在道德上也是有道理的，只要它能為自己民族的利益服務。但是還必須再加上國家社會主義這種新倫理學，這種Sacro-egoismo〔神聖的自私主義〕，才能完成對這種靈魂力量的換位的正式加冕禮。人們這時開始以馬基雅維里的方式在思考著新舊兩種倫理之間的衝突，或者至少也是受到了馬基雅維里的影響。對希特勒〔時代〕的〔德國〕人來說，各種不同的倫理誡命之間終於也就不再有衝突，而只有這唯一的一條誡命：「要不惜任何代價贏得權力！」 為了宣傳，人們確實也需要藉助於其他古老的倫理。於是人們就把它炮製成這樣一個公式：「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只要我們現在想想黨在退出歷史舞台時最後的那些駭人聽聞的表現，——要英雄地、實際上卻是寡廉鮮恥地和毀滅性地榨取人民的最後一滴力量，以達到其多少是苟延一下那個破了產的公司的生命的最後一口氣，——那麼我們就立刻會看出，黨及其領袖們的個人利益已經吞噬了德國人民的集體利益。 在義大利所鑄就的Sacro egoismo〔神聖的自私主義〕這個提法，確實是指出了它並非僅僅適用於德國人的靈魂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變化。英國的沙文主義者 〔1〕 也在說：Right or Wrong，my country。〔對也罷，錯也罷，終歸是我的國家。〕這句話如果變成絕對有效時，那麼它那後果就是可憎的和有害的了，因為它在政治交易中把一切道德的界限都拋到背後去。而且在這種絕對意義上，它肯定地不能作為英國政策的準則而有效。但是像我以往曾經指出過的，一般凡是屬於國家理性（staatsräson）和政治領導的本質的，其中總會有某種惡魔式的東西，它到一定的時候便突然冒了出來而把統治當局掌握在它的魔力之下。國家理性和馬基雅維里主義是超時間的普遍的人類現象。但是它會凝聚起來，並一下子在一定的時間並在一定的民族中間強烈地爆發出來。當前時代的和國家的形勢，與義大利文藝復興以來ancien régime 〔2〕 〔舊制度〕的時代的和國家的形勢兩者之間的差異就在於，以往ragione distato 〔3〕 〔國家理性〕和馬基雅維里主義多少是屬於生活在人民中間的一個小小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領導人的階層所小心翼翼加以防護著秘密宗傳；而人民則從教堂中接受他們的倫理教誨，此外便天真地、無思無慮地在貧困而狹隘的日常生活之中活下去。往昔的精神文化也是少數人的事，他們能非常深刻地而又富有成果地運用它。這就是ancien régime〔舊制度〕的徹頭徹尾的貴族性格，是一個像布克哈特那樣的人始終懷著渴望之情在回顧著的。但與此同時，人民群眾的時代和民族意識覺醒的時代卻已經破曉了。 過去一個半世紀的動力基礎，即由於可怕的人口增長的壓力而召喚來的全新的歷史現象，在這裡便又一次呈現出來。政治現在不再是少數人的事了，而不斷從下面推向前台來的各個階級也都要過問政治。從而這也就增多了能夠開啟其中有著馬基雅維里主義的本質的那個毒藥櫃的鎖鑰。馬基雅維里主義便從一樁貴族的事業變成為一樁資產階級的事業。並終於變成了人民群眾的馬基雅維里主義。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帝國主義時代中，就已經來臨了。每個在其中起作用的演員，都可以以他對自己人民的生活和生存的熱誠關懷而論證，自己那往往是極其粗暴的民族自私主義在倫理上乃是正確的。而且如果他撿起那句真正駭人聽聞的話：「Right or wrong，my country」〔對也罷，錯也罷，終歸是我的國家〕並按照它去行事，他還能表現為非常之高尚而偉大。 不，希特勒〔時代〕的〔德國〕人身上的這種馬基雅維里式的不道德的因素，並不僅僅限於這些〔德國〕人，而是屬於那個駭人聽聞的過程的普遍動盪的一部分，無論那是西方的沒落也好，還是西方轉化為另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也好。「沒有一個人做了好事，一個也沒有」，我們也可以用這話回敬那些譴責德國人民的人，他們說唯有德國人是以自己的不道德的權力狂破壞了各族人民的和平的。 然而這一點，對於我們〔德國人〕卻不應該成為一種正當的辯護詞。當罪惡現象是西方的普遍特點一旦已經被認識之後，倫理的考慮和歷史的考慮就都又回到了我們自己的大門前，並要求我們理解德國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因為難道我們對手的譴責在這一點上終究不可能是正確的嗎？——即，儘管我們不是唯一的人，但我們畢竟是以希特勒〔德國〕人的姿態而造成了那種或許是對全世界最為有害的群眾的馬基雅維里主義的。這個問題將會經常地縈繞在我們心頭。難道我們必須總是要為從歌德時代的高峰陡然墮入希特勒時代的淵藪而感到震駭嗎？我們〔德國人〕滿懷憂傷地在問我們自己，這在同一個民族裡，是怎麼成為可能的呢？格雷爾帕澤爾 〔4〕 在19世紀中葉說的那句話打動了我們的內心深處：「人性——民族性——獸性」，它同時既是一個診斷，也是一個預後。但是這些話對我們的問題，卻並沒有給出一個完全的答案。唯有從少數人的文化導致群眾的無文化這一發展的普遍圖式，才能夠解釋它，——然而那既不是德國發展的個別特殊性，也不是在某些顯然可見之點上或許確鑿地決定了它的進程的那些獨一無二的歷史環境、事件和決策。就讓我們來至少是對它嘗試著說幾句話。 我們已經指出過，比起其他的民族來，德國的精神所特有的往往是一種狂飈式的傾向，想要從那圍繞著它的、而且或許是強烈地推動著它、誘惑著它並折磨著它的現實條件之下，突然之間朝著無條件、朝著將會使它得到解放的一種形上學的、有時候還只是半形上學的世界飛躍。這種傾向的登峰造極，就體現在路德 〔5〕 的身上以及在歌德的時代和德國唯心主義而尤其在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之中。然而，如果這種無條件是可以在這個物質世界之內找到的，而且是這個物質世界內在所固有的，並且如果在現實本身之中就可以找出一種辦法來解開他們的死結並克服他們的狹隘性；那又會怎麼樣呢？這就是19世紀中葉以後，通過人們所稱之為新的現實感、現實主義、現實政治等等所發生的事，並且是作為行動上的新導航星而備受禮讚的東西。從而他們就認為，他們已經又一次地征服了無條件。這就是說，德國精神中那種古老的形上學的衝動，又一次地表現了出來；但是由於錯誤和顛倒，它並沒有征服任何真正的形上學領域，而只不過是把一種地上的領域裝扮成一種形上學的領域或者是與之近似而已。所以就像特賴奇克那樣一個人，儘管他在真正的形上學領域中如魚得水，卻說出了這樣深沉嚴重的話：國家的本質就是權力，其次還是權力，第三還是權力；——可是，權力雖則是國家本質的一部分，但卻決不能毫無例外地把它的道德抽空。特賴奇克有欠考慮的話，就大大促進了德國資產階級的權力狂的實現。 這裡涉及的，倒更其是一個理解問題而非一個譴責問題，是探索一種原來是健全的有機生命的過程，以便找出導致它腫脹和墮落的那些根源，以及它們終於對我們變成了一場明顯的恐怖，其關鍵之點何在。德國精神之轉趨於現實，乃是健康的而且在有機體上是深深必要的，它最初是從1815年 〔6〕 非常緩慢地開始的，後來到1830年以後就變得越發強勁了；當時正在覺醒之中的對民族統一和民族國家強大的熱望也是全然健康的，它起初和歌德時期的遺產在古典自由主義的那種綜合體中是聯繫在一起的，關於那種綜合體，我們上面已經談過了。這時卻出現了某些獨一無二的事件、決策和行動，它們越來越把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綜合體和綱領的重心轉移到世俗的、現實的和權力政治的方面來，並從而深刻地決定了民族統一事業的特性。假如〔德意志〕民族統一通過1848—1849年法蘭克福國民會議 〔7〕 的途徑而獲得了成功的話，——或者讓我們更審慎地只說，假如它能夠獲得什麼成功的話，——那麼德國的整個發展就會與西歐的發展有著比現在實際上所出現的更為密切得多的接觸了。1859年德國民族大聯合的理想，仍然表明了它對西歐自由主義思想有一種緊密的感情。但是民族統一事業的發動力已從1859年的那些無拳無勇的教授們和同樣無拳無勇的作家們以及經濟學家們的手裡，轉移到一個全副武裝的容克，奧托·馮·俾斯麥的手裡了。我們所曾談過的那種普魯士的和軍國主義的特色，在他的身上打下了烙印。除了這條途徑而外，也許根本就不可能為德國獲得另一種更緊密的而在權力政治上又有保障的統一了。而且它是一條唯有在德國才有可能、而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的途徑。人們可以自詡，〔德國〕民族統一是以一種德國所特有的方式、而不是按照西歐公式而贏得的。但是對西歐自由主義思想的決定性的背離，卻並未隨之而來。人所周知，皇太子腓德烈·威廉、而格外是他的英籍王妃，是怎樣滿懷憂鬱地在追蹤著這一過程的。因此，1866年 〔8〕 這一年，正如布克哈特、康斯坦丁·弗蘭茨以及普朗克 〔9〕 所感受的那樣，對德國和對歐洲乃是有著頭等重要性的、命運攸關的一年，那比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所習慣於看待的，要有著更深得多的意義。 還要再重複說一遍，這裡並不是想要控訴，而是想要理解。俾斯麥帝國的建立始終是一樁歷史性的偉大成就，就我們這一代和它一起成長起來並為它而獻身的人來說，它那令人鼓舞的忠誠，對於我們始終是一份珍貴的紀念品。然而我們今天必須承認，過去在這種成就的光輝之下，我們對於隱蔽著的黑暗面注意得太少了，而這裡就正是它的致命弱點，後來疫癘也就是在這裡得以慢慢侵入的。它給了普魯士軍國主義、並從而也就給了普魯士驕盎自滿的那種危險的精神狀態以太多的活動餘地；這種活動餘地又在帝國的領袖們和資產階級中間創造了和培育了他們那種精神狀態。於是通往群眾的馬基雅維里主義的道路，就在德國變得越來越寬廣了。與歌德時代的以及其中活生生的人道理想的裂隙，這時就急劇地擴大了。那個精細的卡爾·希爾布蘭德 〔10〕 在19世紀70年代有一次寫道，當我們今天讀歌德時代的那些信件和日記時，那就仿佛是我們和它隔離了不只是幾十年，而是有幾百年。 儘管在關節上（文化鬥爭 〔11〕 、社會民主黨）有著各種各樣的扭曲和斷裂，可是在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卻仍然存在著如此之健全的均衡和如此之富有創造性的、歡樂的生命力，以至於直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根本談不到什麼全面的墮落。如果俾斯麥的審慎和明智也被運用於他的後繼者的歐洲政策和世界政策中的話，那麼我們是本可以安然無恙地跨過帝國主義時代這個危險區，並且也許可能治療好我們內部的創傷而前進的。 注　釋 〔1〕 沙文主義者此處原文為Jingo，此字原指1878年英俄衝突中，英國對俄的主戰派。——譯註 〔2〕 「舊制度」一詞指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政治社會制度。——譯註 〔3〕 原文為義大利文。——譯註 〔4〕 格雷爾帕澤爾（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奧地利詩人、劇作家。——譯註 〔5〕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國宗教改革領袖。——譯註 〔6〕 德國全境於1814年解放，1815年拿破崙最後失敗。——譯註 〔7〕 法蘭克福國民會議（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1848年5月18日在美茵河上的法蘭克福（Frankfurtam-Main）召開制憲會議，代表共830人；1849年3月27日會議通過憲法（法蘭克福憲法），憲法規定德國為聯邦制國家，在一個世襲皇帝之下有上下兩院和責任內閣，司法獨立。但這部憲法從未實行。——譯註 〔8〕 「1866年」，爆發了七周戰爭，普魯士擊敗奧地利，取得了德國統一的領導權。——譯註 〔9〕 普朗克（Gottlieb Planck，1824—1910），德國政治活動家。——譯註 〔10〕 希爾布蘭德（Carl Hillebrand，1829—1884），德國歷史學家。——譯註 〔11〕 文化鬥爭（Kulturkampf），指1871—1883年俾斯麥政權與天主教會的鬥爭。——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