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浩劫 · 第六章　軍國主義和希特勒主義

近代技術—功利主義的精神，——它與希特勒〔德國〕人民的聯繫，我們在上面已經思考過了，——早在一個半至兩個世紀以前，在腓德烈·威廉第一所創建的普魯士軍國主義之中就有了它的古老的原型；——而這樁事實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論，還從不曾被人考察過。這一我們多少已提到過的原型，卻格外牢固而深刻地給〔德國〕人民打上了烙印。這時出現了一種普魯士類型的軍官，他們既與其他國家的軍官類型、又與其自己本國其他職業的類型形成鮮明的對比。其中決定性的因素，就在於使一種確切合理的思想對人生中不合理的本質取得絕對的統治權；這種思想乃是一種無條件地、絕不瞻左顧右地獻身於職務以及獻身於賦予他以這一職務的那個最高的戰爭主宰，從而使最高度的完成任務體現出一種絕對的價值，——既在練兵場上，也在戰場上，而在練兵場上用的是一套精心規劃的運算和技術。因為人就是在那裡訓練出來的；也就是說，要按一種合理的規劃造就成這樣一種人，他們要學會為著一個並非是由自己所規定的目的而盲目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裡，一個人就成了一座大機器中無數齒輪中的一個，這座大機器不僅為了要在戰場上的風雲雷電之中怒吼，而且還要在長期的和平歲月中作為一件機械構造品而在國家權力的服務中作出重大的貢獻；它自身就被當作是一種目的（Selbstzweck），而國家中的一切都必須向它屈膝。 這一點乍看起來似乎是對普魯士軍國主義的一種片面的描繪，但它是在18世紀的徵兵制、地區兵役制（Kanton pflicht）和正規戰術的時期形成的。因為即使是用徹底機械的辦法，這種人工造就的並由人類生活所形成的機械構造，也不可能全部有效地加以實現。在普魯士軍官的身上仍然保存著昔日騎士風度的和陪臣效忠的那種感情；而且在各地區被徵集服役的人們的身上的鄉土感情和一種父家長式的對國王的忠誠，還可能成為道德的動力。但是軍官們的以及士兵們的靈魂生活，在整體上卻始終是和那最大限度地完成軍事任務的合理目標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並且是朝著它定向的。堅強的性格在這種生活方式之下，很可以上升到人性偉大的高度；而像法國大革命以後的和歌德時代的那種強而有力的精神激盪，也可以從靈魂的非理性的領域裡汲取新鮮的血液。在腓德烈·威廉第一的年代裡機械化了的軍人性格和訓練精神，也繼續存在於沙恩霍斯特 〔1〕 和博因以普遍兵役制所組成的軍隊里。1815年以後，博因在反對正規軍的那種嚴厲的和排他的精神而提出他那較為自由的、較為人情味的但確實在技術上性能較差的民兵（Landwehr）原則時，他僅僅獲得了很有限的成功。國王威廉第一 〔2〕 和隆恩 〔3〕 所改組的陸軍，進行了德國統一戰爭並獲得了勝利。這確實是正規軍原則的第一次勝利。從此以後，直到兩次世界大戰，它都能保持自己作為一個連續體，始終在使自己不斷地重新適應著時代。 這時，19世紀那種由大機器而來的新技術—功利主義的精神，就在根據早期的技術而已經臻於完美的普魯士軍隊的形象之中找到了某些非常親密的東西。它那合理化的過程，這時就隨著19世紀所進一步教導的專業知識的徹底性而能夠前進得更遠。於是就出現了這個口號：「武器就是科學，科學就是武器。」隨之而來的，便是它促進了歷史性的偉人的堅強性格的發展，也促進了精神高雅的人們所創造的碩果。於是在普魯士—德意志的軍國主義之內也就形成了一種核心組織，那裡面集中了這種軍國主義的一切有用的特性，而且可以說是以純文化（Reinkultur）而被培育起來的：那個組織就是參謀本部。在它那裡面，科學性、合理性和能量是結合為一體的。而這個組織的生命力是如此之強韌，並對它所造就的那種類型的人打下了如此之牢固的烙印，以至於它本身靠著一種偽裝的機構竟然經歷了本來是要把它摧毀的那個凡爾賽和約而存活下來了，——那些偽裝的機構就是某些國家檔案館之類的機構，過去參謀本部的人員就在那裡面研究世界大戰史。於是這支十萬人 〔4〕 的國防軍，就可能為這種參謀本部的精神所灌溉，而小小的國防軍幹部隊伍就又能復活一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龐大軍隊，並為此創立一個參謀本部來繼續以往的傳統。敵人 〔5〕 的尖銳的目光並不是毫無理由地在這一參謀本部里窺見了我們的軍國主義的精髓，並且認定他們自己的任務就是把它連根拔掉。 在參謀本部中達到登峰造極的這種普魯士—德意志軍國主義，儘管終究總是證明其本身是效能極高的，——然而那卻是一種通過危險的片面性而獲得的效能。這就摧毀了那種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動機兩者之間的平衡。純軍事的效果在思想和願望中占有最高地位。軍事和戰爭不應該成為自身的目的，而是必須始終在一個民族的共同生活中盡其服務的功能，而且不僅僅是一個民族的、並且還是各個民族的大家庭的；——這一點可能在理論上是被參謀本部中最明智的頭腦所認可的，但在實踐上卻落到參謀本部思想的背後去了。參謀本部缺少必要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補充，但政治思想卻只有與民族的全部文化生活相接觸而運動著的時候，才能保持健全。不過，共同生活中各個不同環節之間的整個這些接觸和聯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幾十年里就變得越來越鬆弛了。這一點的例子就表現在有名的史利芬 〔6〕 作戰計劃之中，這個計劃由於過分抬高了純戰略的原則而忽略了德國進軍之假道比利時可能有什麼樣的政治上的後果、以及作用會進一步加大並終於改變軍事上的形勢的後果。在這裡，Homo Sapiens〔智人〕便被Homo faber〔強人〕所取而代之。 我們已經說過，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動機之間的平衡是被破壞了，而且確實是由於過分強調技術—合理化的動機而被破壞的。無論如何，這些緊張地而又鞠躬盡瘁地在工作著的參謀本部的軍官們的非理性的動機，不僅是一種榮譽心而且也是一種高度的責任感和真摯的愛祖國的感情，這是從來沒有人能夠否認的。然而人們在觀察他們時，卻不會是很愉快的。這些戰爭的技術專家們身上缺少的是對於歷史生命的總體的全盤理解。因此，對那些超出技術—軍事理解力所能掌握的範圍以外的事物進行估計，他們就可能犯致命的錯誤。 由早先的參謀本部和軍官團轉入國防軍中的大部分人員都犯了這類嚴重的錯誤，他們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對希特勒這顆上升著的明星表示同情了。他們被這一〔希特勒〕運動所射出來的那種最高度的民族精力的表象給蒙蔽了。我們不可忘記，希特勒運動在起初只是和其他有關的民族運動相併行的一個特彆強大的流派而已，人們通過這些流派在絕望地而又憤怒地在抗議著凡爾賽和約。然而激動不安的，卻絕不僅僅是舊軍隊中成千上萬名被遣散的軍官而已。我們已經聽說過，國防軍是被一些黑社會組織所包圍著。1923年的政變企圖已告失敗，但它那精神卻隨著公共生活中每一次新的不景氣而重新燃燒起來。接踵而來的便是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初期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可怕的失業；這時候希特勒運動就強而有力地壯大起來，而它和國防軍的關係就進入了一個尖銳的新階段。 國家社會主義在1930年9月選舉中獲得巨大勝利 〔7〕 以後，對烏爾姆的青年國防軍軍官的那次起訴就表明，這個社會階層開始接受了希特勒的宣傳。就在這一年，有一次我不無擔憂地問過一個與國防軍接近的陸軍上校關於國防軍的一般態度。他帶著一種沉思的神情回答說，「國防軍將永遠站在國家最重大的利益那方面。」過了幾年後，當第三帝國的太陽照耀著國防軍而重整軍備也已經開始時，這位軍官已晉升為將軍，他又以一種勝利的神情提醒我他以前對我做過的那個回答。使我感到較為高興的是，1930—1932年之間有一次我從國防部長格羅納 〔8〕 的口裡聽到的話：「要問國防軍站在哪裡，這完全是錯誤的。國防軍做它奉命要做的一切，如此而已！」那時候，我倒並不懷疑國防軍在一個像興登堡那樣的總統的權威之下，當事態緊急而被用於反對希特勒運動時，也會同樣克盡他們的職責，正如他們在十年前曾盡了他們的職責一樣，儘管他們身上有著對希特勒的積極的同情。可是，這種同情確實是愈來愈破壞了國防軍對於大多數人民在魏瑪所制定的憲法的尊敬。而且難道我們沒有看到當時有民主思想的大多數人民，這時候在希特勒熾熱的風暴之下越來越銷聲匿跡嗎？現在我們就必須來看這一點。在當時的德國青年中間瀰漫著一種如醉如狂的情緒，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戰中扛過武器的人們，也有那些在凡爾賽和約的令人沮喪的影響之下成長起來的人們。在物質上，他們渴望著就業、收入和提升的機會，而在思想上他們則渴望著某種能給心靈和幻想帶來激盪的東西，——某些值得為之而生活的理想。魏瑪共和國確實是建立在一個非常理想的基礎之上，一個在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整體都應該為它而生活和戰鬥，——那種理想是要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終於成功地建立起一種民族共同體，也是要一切以往公開宣稱與國家為敵的各部分的人民都應當滲透著一種健康的、決不誇張的而且是包含有一切人道價值在內的民族感情。在魏瑪共和國中，與此相聯繫在一起的則是一種堅定的意志，要堅忍而緩慢地通過對戰勝國的穩步的、哪怕是微小的妥協而一個一個地解除，或者至少是解緩凡爾賽和約的死結。這是當時在政治上唯一現實主義的、可能逐步擺脫那些死結的方法。任何其他方法遲早都有引起一場戰爭的危險，而再有任何一場戰爭，正如後來所出現的那樣，就會導致一場德國的浩劫。 然而這種說法，對於1930年如饑似渴的青年們來說，都有著太多的理性和太多的聽天由命了。「你們沒給我們提供任何理想」，從他們的行列里喊出了反對魏瑪人的呼聲；「我們不能對你們滿意」，——而這一點正如我們已說過的，同時既是在物質方面，也是在理想方面。青年人中間有著一種自然而然的衝動，要集會結社鼓勵人心，要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就採取迅速的行動。於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就有許多可貴的然而在政治上卻是不成熟的青年人，聚集到希特勒運動的SA〔衝鋒隊〕 〔9〕 里來。我們可以說，希特勒是通過一場典型的、然而同時卻又盲目的青年運動而取得政權的。 「非向這些意氣風發的青年們開槍不可，那會是件可悲的事，」國防軍的隊伍里都是這樣在說著。我把這話說給了格羅納，他卻嘲諷地說：「好像在其他陣營里就沒有許多可貴的青年似的！」確實，其他那些青年並沒有像希特勒陣營里的這樣熾熱地被燃燒起來。 這裡，我們再回到國防軍內部的潮流上面來。我們現在也要談到，對希特勒日益增長著的友好態度最起作用的物質動機是什麼。國防軍的行列里在喊價說：我們要給你們締造一支徹底偉大的軍隊，比你們自己今天想像的要偉大得多。這對於那支十萬人的軍官團，又是多麼令人眼花繚亂的一副能在生活中迅速晉升並有用武之地的前景啊！而這對已被遣散並且現在生活艱難的大量原來的軍官來說，情形也是一樣的。 恢復普通兵役制這一解放戰爭的傳統，對於厭惡希特勒運動的人們也可能是一種理想很高的目標。然而就當時存在的歷史形勢而論，它的確可能是、而且必須只能是一種沒有具體的軍國主義的普遍軍役制；因此是某種近似於瑞士類型的民兵。一些穩健的同時又有深厚民族感情的政治家們，像勃魯寧和格羅納，這時都認為有可能和戰勝國進行談判來達到這一點。「我們的計劃是」，後來格羅納這樣告訴我說，「實際上聽任國防軍大體照舊，一如既往，僅僅在重武器方面有所擴充，但卻是建立在由新徵集來的並受過半年訓練的『邊防部隊』的普遍兵役制的基礎上，實力約為20萬人。我們向英國和義大利提出了這個計劃，並取得了他們原則上的同意。我們正要向法國提出，——在這時候我們倒台了。」（它〔勃魯寧內閣〕是1932年5月30日倒台的。） 〔10〕 我們後面將會看到勃魯寧和他的同僚們的其他一些富於前景的計劃。然而在這個事例中，就已經飽含著這一歷史可能性，即勃魯寧和格羅納的政府有可能通過使國家能量獲得有價值的成就而剎住希特勒運動滿帆前進的風向。這樣，德國和歐洲就可能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場浩劫。我們的確可以肯定地說，這種可能性是能夠成為現實性的。然而這個問題也和世界歷史上那麼多的歧路一樣，在它那裡一種健全的可能性是被人忽略了，而一些不健全的現實性卻為人所採納；——它是那麼之聚訟紛紜的一個問題，而又是那麼經久不息地始終在人們的耳旁蕩漾著。 然而按我們的信念，德國的、從而以及歐洲的命運，首先是有賴於國防軍和它的態度、感情與傾向。它在自己的手裡掌握著國家權力的重心。它確實不會、也不肯根據自己的決定而直接干預國家權力，但歸根到底它是會聽從共和國總統的命令的。在同時兼大元帥的這位總統 〔11〕 和國防軍之間，存在著一種互相依賴的關係。國防軍聽命於他；而他也聽從國防軍，並讓國防軍所感受到的一切都進入到他自己的靈魂裡面來，——他就是國防軍的血肉的血肉，是普魯士—德意志軍國主義的真正的苗裔，這個軍國主義曾經產生過那麼多的有才幹的專家，但卻那麼少有政治遠見的頭腦。並不是總統在他自己的決策上要想徑直遵循國防軍的意願。那種聯繫倒並不如此之簡單。直到他變得麻木不仁並請出希特勒來之前，他曾經長期傾聽過政治家們的理性的聲音。如果我們要從靈魂最深邃和最根本的層次上追問，究竟是什麼思想使得他這樣做的，那麼它就只可能是普魯士—德意志軍國主義了。所以我們可以把這種軍國主義當作是確實極其強有力地促進了第三帝國的建立的那種歷史性的力量。 始終屹立於這種照例是很狹隘的軍國主義的範圍之外的，則是那些更自由化的、政治上更敏感的和有著人道主義教養的人們，他們是沙恩思霍斯特、格奈斯瑙 〔12〕 和博因傳統的繼承者。他們中間有國防部長、後來任內政部長的格羅納和當時任國家檔案館館長並領導戰史研究的陸軍少將漢斯·馮·海弗坦 〔13〕 。我有幸和他們兩個人有著友好的關係並經常往還。甚至於在這兩個對希特勒運動深為反感的人的身上，我於1931—1932年的冬季也懷著日愈增長著的憂慮觀察到有一種宿命論的心情。海弗坦有一次深深激動地高聲向我說：「眼看這股洪流不斷在愈長愈高；我們會無法阻止它的。」而格羅納則想向它要挾，並號召個別的國家社會黨人參加政府。他還接待過一次希特勒，使自己置身於希特勒的滔滔不絕的講話之前；他向我們談起，希特勒是怎樣兩眼凝視著天花板，大肆宣揚佛陀和孔子的。後來在格羅納本人倒台以後，我相信他也承認，要和希特勒達成諒解的這一衝動乃是錯誤的。有一次我們一起散步，他停了下來，用他的手杖敲地，大聲說：「我們早就該用武力把他們鎮壓下去。」我充分地理解他這番話，因為我早就感到了希特勒精神與健康的德國精神之間的鴻溝之深。當它涉及德國整個的未來，涉及她政治的、精神的以及道德的健全時，那就必須要選擇一場生死鬥爭了。 格羅納當時確實是身患糖尿病，這是我們不能完全忽視的事實。這種病或許妨礙了他的充分的精力。我猜想，他還受到他在國防部中的主要同僚、那個狡猾而又詭計多端的馮·施萊徹爾 〔14〕 將軍的影響。這又代表普魯士—德意志軍國主義和參謀本部之間的另一種微妙的情況。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名參謀本部的人員，他已經有一種動機要從事於比單純的參謀本部更多的工作，——即作為一個政治人物而起作用，並以巧妙的建議在幕後操縱人和事。（路德維希·柏恩哈德 〔15〕 是個知情人，他有一次告訴我說，格羅納於1918年10月被最高統帥部提名為魯登道夫 〔16〕 的接班人，就是根據施萊徹爾的建議。）施萊徹爾那種做法令人想到樞密院（Geheimrat）的弗里茲·馮·霍爾斯坦 〔17〕 那位在布婁 〔18〕 手下暗中操縱德國政策的惡魔。然而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施萊徹爾感到自己是和現實政治（Realpolitic）中的偉大人物，是和馬基雅維里與俾斯麥的精神相接近的。他把政治生活看成是一場可以進行計算的各種力量之間的競賽，一個人可以脫離一切成見和黨性教條，根據高明的藝術加以操縱而使之有利於自己的國家。運用之妙，對他來說，才是頭等大事。國家社會主義的危害性，他是一清二楚的，而且看來他從未想到過要把整個國家的命運交付給它。但是這並不排斥他部分地利用它來謀求對國防軍和國家有好處。他也相信能夠通過機智的、妥善的讓步而把狂風暴雨納入渠道。後來他參加巴本 〔19〕 政府任國防部長時，便是這樣行動的。但是在這以前，當格羅納於1932年春擔任部長時，他在一個很短時間內，就來了一個徹底改變戰線。這裡我根據的是格羅納的陳述。也就是說，施萊徹爾最初是贊成並支持格羅納的觀點，即終究是要給希特勒運動一個有力的打擊的，因而在4月13日便發出了對SA〔衝鋒隊〕和SS（黨衛隊，Schutzstaffel） 〔20〕 的禁令。格羅納當時對我說：「這件事做得正是最佳的時刻，而且幸運的是做出了這件事。」但是當5月10日格羅納必須在國會答辯對衝鋒隊的禁令時，卻由於身體不適而對答辯做得十分拙劣和站不住腳，從而使得許多人大失所望；施萊徹爾便突然在24小時之內轉變了過來，宣稱這一對衝鋒隊的禁令是不能實行的。他就這樣從背後打擊了他的部長，並因此而很可能決定了勃魯寧—格羅納政府的倒台。他本人作為格羅納的後繼人以及後來作為短命的德國總理的那些實驗，使他自己也陷入了他曾為格羅納所掘出的那座陷阱。他最後的命運是在1933年6月30日被納粹黨人謀殺，這是人所盡知的。 讓我們再回到我們的論點上來，繼續闡明軍國主義和希特勒主義之間的聯繫的普遍歷史契機。 Exercitus facit imperatorem〔軍隊里出政權〕是一句古老的格言。它不僅意味著軍隊是以羅馬皇帝禁衛軍的那種方式來選擇統治者，而且還意味著國家政權在任何時候往往都是以一種隱蔽的而非公開可以察覺的方式，在根本上要取決於其武裝部隊的願望和意志。一個健全的國家的理想目標確實是正好相反，它的武裝部隊應該始終只是統治者的意志的執行機構。但是歷史生活的現實卻表明兩者間有一種根本性的互相作用，並且從而國家的意願會深受軍方性格的影響。於是，希特勒運動的命運這時就高度地取決於國防軍的態度和願望。大概沒有人比希特勒本人更好地懂得這一點了。他迷惑了國防軍，並把他們引到自己這方面來；這個成功非同小可。這個國防軍的圈子對希特勒運動的民族價值之缺乏判斷力，又是與普魯士—德意志軍國主義的片面性、與其高度發展的技術精神及其專業訓練緊密相聯繫著的，——結果就只能造成缺乏對其他一切內部生活力量的接觸以及在整個有機體內部運轉的血液循環。沙恩霍斯特—博因的精神的反作用，始終只能收穫到有限的成果。一個像施萊徹爾那樣玩弄手段的將軍，要靠拙劣地模仿俾斯麥式的實際政治的辦法來掌握命運的車輪，下場就只能是走入邪路。 國防軍從希特勒那裡獲得他向他們許下的諾言。擴軍和重整軍備開始了。然而或許是很多國防軍的將領們都懷著的那種希望，——即「exercitus facit imperatorem」〔軍隊里出政權〕這句話也會得到證實的，並且在第三帝國中最後拍板定案的是國防軍而不是黨；但是這一點卻並沒有實現。反倒是黨慢慢地、有眼光地、一步步地取得了對軍隊的精神控制權。這一進程在勞希寧 〔21〕 的《虛無主義的革命》（Die Revolution des Nihilismus）一書中有著出色的論述；此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在〔德國〕國外出版的，可以看作是對德國將軍們的一個誠懇的警告，即不要墮落成為為黨效勞的匪幫頭子（Landesknechtfuhrer）。當這個進程對於黨已經走到如此之遠，以致人們無須再擔心古老的軍隊和其中仍然多少活躍著的那些傳統時，希姆萊 〔22〕 就帶來了進一步的東西，即建成一支新的、完全由黨締造的核心部隊，即武裝黨衛隊（WaffenS．S．）。於是「軍隊里出政權」這句話的意義就獲得了新生。這種精神，或者不如說，這種武裝黨衛隊的惡劣精神（ungeist），這時便決定了此後統治權的實質和意圖，並把我們〔德國人〕帶進了深淵。 注　釋 〔1〕 沙恩霍斯特（Gerhard J. D. von Scharnhorst, 1755—1813），普魯士將軍，軍事改革主持者。——譯註 〔2〕 威廉第一（Wilhelm I, 1861—1888），普魯士國王，德國皇帝。——譯註 〔3〕 隆恩（Albert von Roon, 1830—1879），普魯士國防部長。——譯註 〔4〕 凡爾賽和約於1919年6月28日簽字，其中規定德國軍隊總數不得超過十萬人，德國便以這支隊伍作為預備軍官，從而後來有可能擴充為一支強大的國防軍。——譯註 〔5〕 「敵人」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協約國。——譯註 〔6〕 史利芬（Alfred Schlieffen，1833—1913），德國將軍，於1905年主持制訂史利芬計劃，要點在於以大兵團加強右翼，突破比利時，迂迴並包圍巴黎。——譯註 〔7〕 1930年9月14日德國國會選舉，希特勒的國社黨獲107席（原僅12席），社會黨143席，共產黨77席，其他各黨均有不同程度的損失。——譯註 〔8〕 格羅納（Wilhelm Groener，1867—1939），德國將軍、政治家。——譯註 〔9〕 衝鋒隊原文為Sturmabteilung，縮寫為SA。——譯註 〔10〕 按：勃魯寧（中央黨）於1930年3月27日組成聯合內閣，同年5月30日辭職；格羅納任勃魯寧內閣的國防部長。——譯註 〔11〕 指興登堡。——譯註 〔12〕 格奈斯瑙（August Wilhelm Gneisenau, 1760—1831），普魯士元帥。——譯註 〔13〕 海弗坦（Hans von Haeften, 1870—1937），德國軍事學家。——譯註 〔14〕 施萊徹爾（Kurt von Schleicher, 1882—1933），德國將軍。1932年3月13日興登堡當選為德國總統，5月30日勃魯寧內閣倒台，31日巴本（von Papen）組閣，施萊徹爾出任國防部長。同年11月17日，巴本內閣辭職，12月12日施萊徹爾組閣任總理。1933年1月28日施萊徹爾內閣辭職，30日希特勒出任總理。6月30日希特勒進行大清洗，施萊徹爾夫婦被害。——譯註 〔15〕 柏恩哈德（Ludwig Bernhard, 1875—1935），德國經濟學家。——譯註 〔16〕 魯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 1865—1937），德國將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德國參謀總長。——譯註 〔17〕 霍爾斯坦（Fritz von Holstein, 1837—1903），德國外交家。——譯註 〔18〕 布婁（Bernhard von Bülow, 1849—1929），1900—1909年任德國總理。——譯註 〔19〕 巴本（Franz von Papen, 1879—1969），德國外交官，1932年任總理。——譯註 〔20〕 黨衛隊又名黑衫隊。——譯註 〔21〕 勞希寧（Hermann Rauschning, 1887—　），德國政治家。——譯註 〔22〕 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 1900—1945），納粹黨衛隊領袖，蓋世太保頭子。——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