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浩劫 · 第四章　戰後的最初經歷

在1918年秋天，崩潰終於臨頭時，最高統帥部決定放下武器，而基爾的暴動則把11月革命帶進了行程；這時 〔1〕 ，那些一陣風似地湧入了祖國黨的分子就表出一種特徵的轉向。他們不想承認自己此前由於自己那種虛幻的兼併主義和自己阻礙了內政改革而走上了錯誤的道路，那條道路不但未能防止革命反而是促進了革命。他們把軍事失敗和革命歸納為一種因果關係，但卻把因果顛倒了。對方的無法迴避的而又不斷在增長的優勢武力，使得英勇作戰的軍隊愈來愈陷入絕望而不得不屈服。這就是事實的情況。然而這時從右翼陣營中傳出的——還可以證實是在11月革命以前就已出現了的——「背後一刀」這一神話卻認為，革命分裂了國內陣線，把勝利從我們〔德國〕手中奪走了；在這一壓力之下，統帥部就不得不放下武器。這種分裂行動的開端是在1918年8月以前就已出現了，但只是在軍事局勢已經變得毫無希望的那個時刻之後，分裂行動才增長到導致了革命的地步。背後一刀的神話的代表人物們不假辭色地埋怨那些所謂的失敗主義者，即人民同盟的成員，說是失敗主義者由於他們宣揚戰爭的目的要適可而止和他們整個的人道主義立場而削弱了戰鬥意志。 祖國黨和背後一刀的神話一道，代表著德國資產階級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生死關頭的轉折點。關鍵在於這派資產階級有很大而又很重要的一部分從此就越發扼阻了民主思想，——也就是說，扼阻了想要通過承認雙方權利的平等並通過基於大多數人的意見而建立起一個人民政府來彌合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以及民族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裂隙的那種觀點。然而對於擁護祖國黨的那部分資產階級來說，根據1919年魏瑪憲法而建立的這種民主政府，在那種背後一刀的神話的輕藐的眼光里，就表現為是對民族不忠的一種產物、是一種心靈的怯懦，也是群眾的權力欲在利用當時的背叛行為而導致的失敗。自此而後，那些在1917—1918年間和祖國黨相勾結的分子，就在進行著一場公開的和秘密的反魏瑪憲法的鬥爭。「魏瑪憲法是在餐桌俱樂部里搞垮掉的」，一位敏銳的觀察家齊格弗里德·馮·卡道爾夫 〔2〕 有一次對我說，——也就是說，在餐桌上聚會的那些學界和政界的大人先生們以他們那種荒誕的背後一刀意義上的苛責而把魏瑪憲法弄得聲名狼藉。一滴強烈的毒汁從而就滲入到戰後整個的官場生活里來，它企圖不是通過暴力和專政、而是通過和平評判式的社會諒解而重新引回到一個受苦受難的德國。 即使是從一種健全的民主觀念來考察，魏瑪憲法 〔3〕 也確實有著嚴重的缺點。它為最高政權結構所提供的鞏固而連續的權威是太小了，而對浮沉變化著的政黨的依賴性又太大了。就在魏瑪聯合內閣 〔4〕 的那些黨派里，也存在著許多不愉快的現象、目光短淺的權勢欲和作用決非小可的這一事實，即那些參與其中的階級長久以來都被排摒在政權席次之外，卻突然之間享有了權力。在那些正急於貪飲落到自己口邊的權力酒杯的人裡面，就有許多猶太人。他們在一切懷有反猶情緒的人看來，就像是德國的挫敗和革命的既得利益者。除了這些既得利益者而外，所有其他的德國人似乎都是無可挽救地淪入了悲慘的境地。 在1920年代初期，戰勝國的手掌仍然沉重可怕地壓在我們〔德國人〕身上。只要說一下「凡爾賽和約」 〔5〕 這幾個字，並回憶一下由它而來的思想上的和物質上的後果就夠了。每個人的生存這時都受到了通貨膨脹的摧殘，它吞沒了一切的收入和儲蓄。在糟糕的1923年里，當法國人入侵魯爾地區時 〔6〕 ，通貨膨脹已成為脫韁之馬。這時又還有背後一刀這種神話的心理作用。人們憤懣地在自思自想，難道我們不會是這場世界大戰的勝利者嗎？若不僅僅因為是自己隊伍內部的背叛，難道我們不會贏得勝利嗎？成千上萬曾經參加過世界大戰的那支龐大軍隊的被遣散的軍官們，這時流落在街頭；他們以自己往日備受尊敬的地位和目前為了每天的麵包而掙扎的悲慘境地相比較，覺得自己就好像是尊嚴掃地的英雄。從那些在戰後鎮壓共產黨騷動中起過決定作用的志願隊（Freiwilligenkorps）中，出現了大量的秘密組織，它們夢想著不久的將來進行一場新的舉事。1920年春的卡普政變 〔7〕 是第一次的嘗試，但很快就失敗了。然而當1922年秋天，墨索里尼的民族主義革命在義大利獲得成功，並且他的法西斯民兵能夠進軍羅馬而沒有受到國王維克多·依曼紐爾 〔8〕 正規軍的阻擋時，它又在我們〔德國人〕中間喚起了要去做同樣事情的衝動。當然這要靠凡爾賽和約給我們留下來的那支小小的國防軍（Reichswehr）的幫助。「國防軍周圍有一群黑〔非法的〕組織」，當時有一位消息靈通人士向我這樣說。國防軍的領袖馮·賽克特 〔9〕 將軍的表現，在民主國家政權機構的範圍內，確實是正確的。但是古老的普魯士—德意志的軍國主義，以其炫人耳目的品質並以其思想的以及人生價值觀的狹隘性，卻仍然活躍在那些特選的精英們的身上，他們當時構成了國防軍的軍官團。對於這一點，我們還將更深入地加以討論。 從這些因素、事變和印象之中就形成了第一次風暴的浪潮，它帶來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事業。當希特勒在1923年11月9日發動慕尼黑政變時，他失敗了。儘管後來幾年出現了經濟方面的改革，但是德國的社會情況仍然是那麼混亂和動盪，以致希特勒並沒有放棄希望要利用這一點來從一條新路上達到奪取政權的目標。這條道路的公開階段，我們在這裡不感興趣；但是我們卻要探討另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即使得希特勒的勝利終於成為可能的那場德國人民的轉變問題。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在其中所找到的東西；我們還要看德國人民是怎樣以一向是自覺的而又是有成果的那種審慎的方法而竟然進一步變成為一種墮落的新—德國的希特勒的人民的。 注　釋 〔1〕 1918年10月4日德國政府請求停戰，11月3日德國水兵在基爾暴動，11月7—8日慕尼黑髮生暴動，11月11日停戰協定正式簽訂並生效。——譯註 〔2〕 卡道爾夫（Siegfried von Kardorff，1873—1954），德國政治活動家。——譯註 〔3〕 魏瑪憲法於1919年7月31日通過。——譯註 〔4〕 1923年8月12日由人民黨領袖斯特萊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組成人民黨、社會黨、中央黨和民主黨的聯合內閣。——譯註 〔5〕 1919年6月28日德國作為戰敗國與戰勝國協約國之間的和約在巴黎近郊凡爾賽宮的鏡廳簽字。——譯註 〔6〕 1923年1月1日法軍和比利時軍侵占德國西部工業區魯爾。——譯註 〔7〕 卡普政變（Kapp Putsch），1920年3月13—17日德國保皇派發動的政變，由於工人罷工而告失敗。——譯註 〔8〕 即維克多·依曼紐爾第三（Victor EmanuelⅢ，1900—1947），義大利國王。——譯註 〔9〕 賽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德國將軍。——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