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浩劫 ·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德國人民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仿佛一種善良的精神又一次可能把德國人引回到他們的道路上來。1914年8月那些日子的高潮，對於一切曾經經歷過它的人來說，乃是屬於最高級、最難忘懷的記憶珍品之一，儘管它帶有過眼煙雲的性質。由於那種要剝奪我們所一直在享受著的物質繁榮的保證的共同危險已經臨頭，迄今為止一直存在於德國人民之中的，既存在於資產階級內部、也存在於資產階級和工作階級之間的一切裂痕，便突然之間癒合了。而且不止於此，人們還深深感到在一切領域中，它都不僅涉及共同目標上的團結一致，而且也成為我們整個國家和文化所需要的一場內部的革新。我們甚至於從多方面在相信這種情形已經開始，而且在一場我們認為是防衛和抵抗的戰爭的共同體驗之中會更加推進向前。我們滿懷著希望，卻經歷了一次迷人的騙局。還不到一年，團結就破滅了，德國人民就又分裂開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是不是1914年8月情緒的高漲，歸根結底只不過是從前的理想，即那種古老的而現在走到了盡頭的發展力量的最後閃光呢？有一位很好的觀察家馬克思·希爾德柏特·布姆 〔1〕 早在1917年就已經想到過這一點了。他在《普魯士年鑑》（167卷，460頁）中寫道： 從多種角度看來，1914年8月也許今後對我們來說，並不是一個新時代的破曉，而毋寧說是向一個舊時代的痛苦的告別；它意味著一幕浪漫主義者莊嚴演奏的終曲，德國人的心靈只能以沉重的無可奈何的態度才能使自己和它脫離關係。 他繼續寫道： 那現在真正在到來的新時代，其特徵將是技術主義、理性主義和憑糧票配給的社會主義，它不是一種由內心、而是一種由頭腦在無情地加以指導的社會精神。一個以組織為其本質的國家；只能是一個以內心深處的不信任在毫不關心地對待個人生命的國家，它的發展是無法估計的，而德國文化卻只是從個人生命之中滋長出來的。 這些話就像是一座探照燈，把它的光線既投向前方也投向後方。我們正站在德國人民演化過程的主要轉折點上。歌德時代的人是個性自由的人，同時也是「人性」的人，他承認並且實踐著他對社會應有的「崇高、有用和為善」的職責。他最初是生活和發展在一個古典自由主義的綜合體中，然後則是在打著瑙曼烙印的民族社會主義的綜合體中；他越來越強而有力地和社會上的群眾需要以及政治上的權力需要凝結在一起，也就是說越來越緊密地和具體地與那個包圍著他的人民和國家的共同體結合在一起。這種個人與集體之間的某種古老的關係，又一次在1914年8月的日子裡的浪漫主義者的身上閃爍著光芒。這時候又一次在向自己作證的這種「人性的」人，會不會此後便由於把人們愈來愈壓縮成為群眾集體的那一切力量而被宣判絕種呢？我們暫把這個難題留在心裡。它終究是會找到答案的，只要有此可能的話。 早在1915年就可以感到，這次8月的精神力量與社會力量的綜合是不會持久的。它同時被左的和右的兩個方面給瓦解了。和小李卜克內西 〔2〕 的名字聯在一起的極左派的努力，屬於正在出現的德國共產主義的歷史；它會成為有歷史意義的，如果德國人未來會從它那裡接受某些烙印的話。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德國社會的右翼方面的進程，當時卻還沒有觸及共產主義。 這裡就爆發了有關戰爭目的的爭論。為著德國的未來，這時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擺脫由於輕率的戰前政策而被導入那種有致命危險的處境。人們在同時把兩個世界強國，俄國和英國都弄成了敵人。面對著這雙方的敵人而要貫徹德國全部的世界政治的利益，那在物質上是超出了她的行為能力之外的。如果有什麼是能希望的話，那就只能是從剛剛爆發的戰爭中獲得不大的一份戰果而已。就像是過去的胡伯斯堡和約 〔3〕 那樣單純地保住了自己，也會被評為是一場「勝利」一樣。不過在資產階級的領導圈子裡，只有少數幾個人能夠上升到這種謙遜的觀點。那是這樣一些人，在他們的身上古典自由主義的綜合體仍然餘波蕩漾，從而古典的人道理想和對於西方文化集體以及對於勝利要有節制的感情，也仍然在活躍著。但是在占有財富和自命為有教養的資產階級的廣大群眾中間，這時占統治地位的卻是我們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就已看到的那種洶湧的衝動：缺乏眼光的民族利己主義、選擇政治手段時不加考慮、對歐洲集體生命的必需條件置之不顧，——這一切都和毫無批判地對〔德國〕自己的權力手段估計過高結合在一起。它想要成為一種現實政治，但卻只不過成為了這樣一種現實政治的反面。然而他們卻自認為是代表著具有征服力量的近代人的現實主義。 於是在有關戰爭目的的這場爭論中，同時就產生了一場德國人民本身之間的衝突。只有作為這樣一場衝突，它才可能充分被理解。 我們缺少意義充分的字句來表達這兩種〔德國〕人的實質。如果我們稱一種人為權力型的人（Machtmenschen）而另一種為文化型的人（Kulturmenschen），那不免是一種很笨拙的表達方式。因為他們共同的教育背景，使得權力人以關心文化而聞名，而文化人也以關心權力而聞名。這一方和那一方，雙方都只是在文化或權力的分量上有所不同而已。但是，一旦意識到了他們在某些特定的問題上（比利時、波蘭、波羅的海）的對立是何等的深刻時，他們所選擇的道路就必定要使他們分離得愈來愈遠。有許多「權力人」確實會在後來極力否認被人說成是和阿道夫·希特勒一個鼻孔出氣的。然而正是他們這時所選定的那條道路，就引到了後來希特勒在那上面紮下了他自己大營的地盤。 那另一種人的道路，則引向德國大多數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已經在其中安居的地盤。我們現在理解到他們對戰爭局勢的穩重的估計和他們之放棄烏托邦式的戰爭目的以及放棄權力的呼喊。德國社會主義思想領域中的國際原則，迄今一直是被視作與民族主義原則相敵對的；但在1914年8月以後，當社會民主黨人參加了民族陣線之後，它便越發地轉變為民族觀念的附庸。這時正在合流的世界公民國度和民族國家這兩種因素的含量，就再一次呈現為多種多樣的方式。 在國內政治的領域，社會民主黨工人的道路也和文化人的道路匯合在一起，——假如我們可以使用這個有缺點的詞句的話。工人也要求與有產者階級享有充分的政治平等權利，既然他們在為祖國的戰鬥中已經作出了他們作為國家公民的同樣有價值的貢獻。以往所存在的這樣一來就會把國家交到群眾激情的手裡那種擔憂，就減少了，——假如群眾內部的發展是健康的，假如它與革命的烏托邦脫離關係而且追求資產階級的優美的文化理想的話。而這正是當時所出現的情況。還在戰爭的年代，就已經開始了一種大有希望的努力，要把兩種德國人，一種出身於民族資產階級，另一種出身於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從內部相互結合為一體。甚至於古老的宗教皈依的衝突，也在這種新的可能性面前低下頭來。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工會都參加了1917年秋建立的「為自由和祖國的人民聯盟」，並與有人道思想傾向的資產階級代表們結成了共同體。這就是後來中央黨、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和其他民主黨的魏瑪聯盟正式的最初階段，——也就是那個備受嘲諷的「魏瑪體系」。 今天確實是只有那些曾經活躍在「人民聯盟」里的人才知道一些有關它的存在的事，而同時那個同樣也是建立於1917年秋天的「祖國黨」，即與資產階級權力型的人相對立的聯盟，卻始終是眾口流傳著。事實上，當時是祖國黨才對政治事變發揮了更強的作用；那是通過它與統帥部相結合而有可能在君主制的最後幾個月里對那軟弱的帝國政權施加壓力的結果。泛德意志的征服精神與國內重工業的和東德大土地占有的統治者們，就在祖國黨內為自己創立了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可以隱蔽他們的真正傾向的機構。 這時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都以歡愉的熱情，認為它是代表著真正民族利益這一幻覺之下，湧進了祖國黨。參加進來的，還都是受過高水平的精神教育的人們。我們必須更仔細一些來觀察這種類型的人，因為在他們身上能夠特別清晰地表明他們精神結構的弱點。他們是那樣一些人，他們能夠欣然在理論上肯定一切古典自由主義關於精神與權力、民族與全人類的綜合體，可是在這些綜合體受到威脅的緊急關頭，他們卻任憑自己被誘導到一條騙人的和幻想的權力利益的道路上去。在全國到處都有著許許多多的教師、牧師和法官，他們都涌到他們所相信的這個民族精神的新集合場上來，卻高高興興地忽視了當時他們那些領導人的濃厚的自私主義。例如，那些教會裡的牧師們對待當代問題是何等之缺乏判斷力而又因循守舊，我們從李特爾邁（Rittelmeyer）的優美的回憶錄中就可以看到。 事實上，祖國黨還重新擴大了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以及舊的君主專制與新的人民群眾之間的裂隙，——雖則，那在1918年8月的那些日子裡曾似乎是已被彌補了的。至於對外方面，則戰爭是在祖國黨的影響之下以一種並不能改善而只能惡化其後果的方式在進行著。因為只要祖國黨的精神和它背後的泛德意志運動在支配著德國，就不用想有和對方進行和談的任何準備，而對方在北美參戰之後卻已變得具有壓倒的力量了。從這種局勢出發，德爾布魯克就在1918年8月18日的《普魯士年鑑》（173卷，422頁）上寫道： 全世界都在要求、而且也有權要求德國人做出他們的保證，即泛德意志精神、霸權的精神、暴力的精神、仇視文化的精神、英雄主義的精神，並不是德國自己的精神。 他又在8月29日寫道： 非到我們已經砸爛了泛德意志運動、它的戰爭目的以及它那褻瀆神明的說教，……非到這時候，和平談判的時鐘就不會敲響，…… 難道這些話不是逐字逐句地也適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德國〕整個的局勢嗎？我們還能再懷疑泛德意志和祖國黨就是希特勒興起的真正序幕嗎？ 注　釋 〔1〕 布姆（Max Hildebert Böhm, 1891—1958），德國人類社會學家。——譯註 〔2〕 小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譯註 〔3〕 胡伯斯堡（Huberts burg）和約，為結束普魯士與奧地利之間的七年戰爭（1756—1763，亦稱第三次西里西亞戰爭）在胡伯斯堡所簽訂的和約，和約規定雙方基本上維持戰前原狀。——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