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浩劫 · 第二章　第二帝國

〔1〕 建立以前和以後的德國人民 我們最好是從這一事實著手，即19世紀的民族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這兩大浪潮在德國有著一種全然特殊的性質，並且它們二者在互相作用著。它們或許比在其他國家中更加尖銳地相互交織著而又相互鬥爭著，並由此而發展出一種戰鬥性的特點；當它們融合在一起的歷史時刻到來時，這些戰鬥性的特點就決定了這裡最終所追求的融合方式的命運。這一普遍的公式現在就將通過對具體事件的論述來確定。 在德國，民族的浪潮來得要比社會主義的浪潮更早得多，大約要早上半個世紀。從而可以說，新的資產者的中等階級在德國登上舞台也比新的無產階級群眾要早得多。無產階級成長的基本原因，即經濟—技術的變革，在德國也比在西歐來得更遲。反之，資產者中等階級強大得更早而且達到了高度的精神繁榮這一事實，則確實也是由於在18世紀其地位已經開始增強才得以促成的。 關於完整意義上的民族運動，即它所指的不僅僅是個人的和小團體的、而更加是全體人民各個階層的民族感情，可以說最初是在外國統治和解放戰爭 〔2〕 之後才開始的。隨著它，便開始了德國人民在性格方面的某些確切的變化；我們必須認識這一點，才好在某種程度上理解我們（德國）的命運。在1815年及以後，洪堡 〔3〕 就以他突出的敏感指出了一種變化；從他的觀點看來那似乎意味著有得有失，而且或許是得不償失。他注視著那些為愛國心所鼓舞的戰士，並且認為在他們身上已經顯現了一種新的更偉大而更高貴的品質，那要比他自己的或歌德的那一代人與現實聯繫得更緊密，而他自己的或歌德的那一代人卻能夠過著一種超現實的生活。 這種強烈地屈從於現實，每十年十年地在大步地前進著；而對於超現實的、更高一層的永恆的生活的關懷卻隱退了。歌德有一次向蔡爾特 〔4〕 談到，今天人們要的只是財富和速度。蒸汽機和鐵路的新魔術，創造了新的對煤和鐵的宗教崇拜。新的現實主義也占領了精神生活，於是就結束了目標純粹在於人自己個性的提高和精神化的那種生活方式，並把注意力更加放在人們集體的共同生活上，放在社會的構成和整個的國家上。此外，還有眾所周知的內部政治的驅動力：強烈反對警察國家和渴望一部憲法，以便有助於中等階級當權。這樣就準備好了1848年的革命，那次革命不僅是要求更大的自由的呼聲，而是正像達爾曼 〔5〕 有一次所說的，有更大部分是國家要求權力的呼聲。然而近代德國的強人，像是我們今天終於滿懷恐怖的心情所體會到的那種強人，這時候卻還遠遠沒有成熟。德國人從歌德時代到俾斯麥時代和從俾斯麥時代到希特勒時代，其間我們或許都能感到數量日益增大、要求日益增多的人民大眾的壓力的聲音。像是黑格爾所說過的，群眾在前進，而且他們數量上的增長就轉化為質量上的差異。 在群眾的壓力以及隨之而來的日益庸俗化和衰頹化的面前，既要保衛住歌德時代的神聖遺產——那對德國來說全然是一場奇蹟，——同時又要有力地支持在新的群眾的願望之中的一切看來是有生命力和有成果的東西；這就是一般說來自19世紀中葉以後德國文化的大目標，是精神與權力的綜合、國家建設與精神建設的綜合，從而也是文化、國家與民族的綜合、世界公民國度（Weltbürgertum）與民族國家的綜合，——然而這一切已經是微微偏向於新的權力和民族的思想了；——這就是現在我們稱之為「古典自由主義」的德國精神界的領袖們的心愿，他們從50年代末就以《普魯士年鑑》為他們的喉舌。特賴奇克 〔6〕 或許是他們最偉大的、至少也是他們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這裡出現了一大群值得注意的人物，出現了一個驚人之豐富的世界，如果我考慮到他們的生活和他們作品的更為深刻的內容的話。它和歌德時代相比較，確實只不過是一個白銀時代之於一個黃金時代，因為它多少已經染上了沒落的色彩；但是和今天的文化水平比較起來，卻又遠勝一籌。既承認強而有力的對立而同時又讓它們相互能產生果實，這種嘗試乃是德國所特有的一種現象，無論在俄國還是在法國和英國都沒有這種情形，至多是在義大利的復興運動（Risorgimento） 〔7〕 中或許有過類似情形。它既想要凌空翱翔，但又牢固地立足於地上，它要使自由而驕傲的個性權利與國家和民族的集體權力的需要調和一致。但是這一點一般說來是不是可能持久？並且它在德國的具體情況之下是不是有可能？古典自由主義所力求實現的上述兩方面的綜合，遭受到嚴重的威脅，隨後在幾十年的過程中就逐漸遭到破壞而終於消滅了。在這裡，第一次的威脅來自它力圖直接領導並使之彼此聯合的那兩個生活圈子，具體地說，也就是普魯士國家及其君主—軍事結構和上層資產階級，後者有一部分致力於資本主義的發財致富，另有一部分則致力於文化教育。對於這一綜合工作之獲得成功的另一大威脅則來自前面已經強調過的19世紀的基本事實，即那兩股浪潮的互相交織，——以中產階級為支柱的民族運動和以日益增長的群眾為支柱的社會主義運動。 自從腓德烈·威廉第一和腓德烈大王 〔8〕 以來，普魯士國家裡就存在著兩種心靈，一種長於文化，而另一種則反對文化。腓德烈·威廉第一所創建的普魯士陸軍造就了一種令人矚目而深入的軍國主義。它影響了整個的民間生活。這在所有的鄰國都找不到它的類似者。但是，早在孟德斯鳩 〔9〕 的遊記里，——當時他居住在靠近普魯士的漢諾威邊境，——我們就發現某些有關這方面的不愉快的記載。普魯士軍國主義的興起問題，這裡暫先留在一旁不談；我們在這裡想僅僅探討它在19世紀對德國整個命運的影響。 只要德國精神和權力的綜合看上去是有希望的，就連軍國主義我們也會以一種更溫和的眼光來看待的；我們強調它所具有的那種毫無疑義的高度道德品質、那種鐵的責任感、那種服役時的禁欲主義的嚴格性，以及一般的品格的紀律化。但這裡易於忽視的是，這種紀律化也意味著一種單一化，它縮小了眼光，而且往往導致對上級一切決定不假思索地服從，並造成了許多豐富的生活源泉的枯竭。並且最初，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擁護者們就正好忽視了一個事實，即在表面紀律化的掩蓋下可能爆發各種各樣並不可愛的衝動和狂激。在軍國主義之下，公眾生活也可能受到損害，如果在軍國主義空氣中已經舒舒服服地成了要人的政治家們和將軍們，對國家的命運起了作用的話。這一點在解放戰爭時期，就已表現出來了。那次戰爭是對精神和國家的綜合的第一次大膽的嘗試，在許多方面得到了光輝的證實，但卻終於被一個頭腦狹隘的軍人君主和一個同樣狹隘而又自私的貴族和官吏階層致命地搞垮了。1819年以洪堡和博因 〔10〕 的去職為其象徵的普魯士改革時代的挫敗，可以看作是普魯士國家那種反文化的心靈對那種長於文化的心靈的一場勝利。這兩種心靈之間的這一分裂，一直貫穿著整個19世紀並延續到20世紀；——直到最後，普魯士軍國主義也為自己在這個混合罐里取得了一塊廣大的地盤，而希特勒也把德國歷史發展中一切對他可用的材料和實質都一起納入其中。關於它對於第三帝國的創立的作用，我們還要更詳細地加以研究。 然而，在帝國建立的那個時代，普魯士軍國主義中那些壞的而且對全體的繁榮有危害的方面，卻由於它的力量和教養在為民族統一的服務中以及為俾斯麥 〔11〕 帝國的建立中的動人表現而被掩蔽了。這就給它身上加上了一道光環，——一個普魯士的中尉在人間走動著就像一個年輕的神，而一個平民後備役的中尉至少也像半個神。一個人必須升為一名後備軍官才能在大資產階級的世界裡，而尤其是在國家的行政部門中，發揮充分的作用。於是軍國主義就滲入到了平民的生活里來。於是就出現了一種因襲的普魯士主義（Borussimus），出現了一種天真的、自我陶醉的普魯士性格，從而也就隨之出現了一種精神視野和政治視野的急遽狹隘化。一切就都被融為一種僵硬的因襲勢力。人們在漫長的生活過程中必須是曾在自己的眼前的無數事例中看到過這種典型，必須是親身感受過它，與它做過鬥爭，慢慢地把自己解放出來，才能夠理解它對於人心的力量——從而終於才能夠理解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和興登堡 〔12〕 站在腓德烈大王墓旁所表演的那幕動人的波茨坦喜劇 〔13〕 的效果。因為國家社會主義這時是作為一切偉大和美好的普魯士傳統的承繼人和傳播者而出場的。 一個像提奧多爾·豐達尼 〔14〕 這樣的人，他畢生的事業只可能是代表著普魯士傳統中一切偉大的和美好的東西，竟然在他一生的末了，變得十分會批判而又有洞察力；他在1897年所寫的一封信里，對他周圍的普魯士世界說了不愉快的話；我們不可因為他的話在各方面都有尖銳的誇張就拒絕他的話。他寫道，普魯士主義（Borussism）乃是歷來所未有過的最低下的文化形式。只有清教主義才更壞，因為它徹底是撒謊。另有一次他又寫道：「首先應該砸爛的是軍國主義。」 這種邪惡的普魯士主義和軍國主義，就像壓在俾斯麥的事業上的一樁沉重的抵押品，並變本加厲地由他的混血兒後繼者 〔15〕 承繼了下來。但是，在俾斯麥本人的直接業績中也有某些東西是介乎健康與不健康之間的邊緣上的，並且在後來的發展中是更加朝向不健康的方面在生長著。這一點是那些在俾斯麥的事業庇護之下壯大起來並充分享了他的福的人所不肯輕易認可的。與迄今為止的整個德國過去相對比，我們（德國人）往往是多麼感到自由和驕傲，能夠生活在強大繁榮並給了我們每個人一份生存空間的這個1871年的帝國里！但是第一次大戰的、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動盪的歷程，使得人不可能再對這個問題保持緘默了：那就是是否後來的災難的種子根本上就植根於此前的歷史之中。這是一种放肆無羈的歷史思想，是歷史上每一種偉大的而且起過有益作用的、但後來又墮落了的歷史現象所必須面臨的問題。這時人們呼吸著歷史悲劇的空氣，那是人類的和歷史的偉大的空氣，但同時也是始終會縈繞著俾斯麥和他的事業的一個難題，——而希特勒的事業則應該看作是世界歷史上一種惡魔原則的爆發。 現在我們來考慮1866年和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今天我們是帶著更深沉的激情在傾聽當時對於行將到來的災難表示關懷的那些呼聲的，——像是雅各布·布克哈特和康斯坦丁·弗蘭茨 〔16〕 這樣重要人物的呼聲，——而且我們還可以提名那位古怪的士瓦本人克里斯蒂安·普朗克 〔17〕 作為第三位，——俾斯麥的行事在他們看來，動搖了西方國家共同體和文化的某些基礎，而且它是一場全面深入的革命，開闊了不斷擴大的革命的前景以及一個戰爭的時代。這就意味著馬基雅維里主義 〔18〕 對國際交往中的道德和正義原則的勝利，而且聽任更美好的精神文化在追逐權勢和享受之中淪於毀滅。讓我們還是老老實實吧。不管這些埋怨可能是多麼地片面，但是其中總還是有著真理的顆粒。同樣，也有很多為俾斯麥辯護的言論，它們指出了當時歐洲其他國家中也有各種各樣類似的馬基雅維里式的做法，並特別指出了這一點，即俾斯麥本人已經認識到權力政策的限度，而且在俾斯麥1891年以後的和平政策中，也為西方各民族共同體效了力。「您知道我不會喜歡俾斯麥」，一位丹麥歷史學家的朋友在第三帝國時期曾向我說，「不過現在我必須說：俾斯麥是屬於我們的 世界的。」 我們必須把俾斯麥評價為一種臨界的現象。他在某種程度上仍然保持著權力與文化的綜合，就像是〔德國〕統一運動的精神領袖們所理解的那樣。這些領袖們自己以特賴奇克為首，他們起初對俾斯麥在衝突時期 〔19〕 的最初步驟採取嚴厲的抨擊態度，但在1866年 〔20〕 以後卻變成了他的代言人和讚美者。結果就是在權力與文化、精神和國家的綜合之中，重點就緩慢地但穩步地越來越轉到了權力及其領域這一邊來。根據我自己的思想發展，我可以為這一點作證，——直到已經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年代，人文主義的感情的反作用力才又一次在我的身上出現。 人們常常都在反駁說，強權國家的和馬基雅維里主義的思想並不限於德國，它或許只是我們〔德國人〕更經常在宣揚的，但並不是更強有力地在運用著的。這一點確實是不移的定論，——然而恰好是它那種公開性和赤裸性、它那種原則上的尖銳性和自覺性、它那種不顧後果的樂趣以及它那種把主要的是實踐的東西提高為某種世界觀的傾向，才是真正德國的東西而且對未來也是危險的東西，如果這些最初只是在理論上所表達的思想一旦轉化為當權者手中的武器的話。德國的強權國家的思想，其歷史始於黑格爾，卻在希特勒的身上體現了它的最惡劣的和最致命的應用高峰。 這就是我們在這裡企圖只是以初步的輪廓來探討和摸索著要了解的那場德國人民的墮落的歷史。 但是要勾畫出的有關（第二）帝國建立最初十年 〔21〕 德國精神文化情況的一幅正確畫面，以及其中所潛伏的好的和壞的發展的萌芽，又是何等的困難！就今天所常用的、並且往往只不過是跟著尼採在學舌的判斷來看，它就是淺薄的自由主義而且是無所作為。我們所談過的那種古典自由主義的白銀時代，仍然在持續著而且仍然在藝術和科學方面產生了許多輝煌燦爛的東西，但同時，一般水平和日常趣味則確實是很低。然而這時候卻從沒有人會想到，在有教養的德國居然可能出現一種像國家社會主義那樣的現象，——人們所恐懼的對我們未來文化的真正威脅，只能是來自未受過教育的、社會民主黨的無產階級的德國。我們，特別是我們青年〔德國〕人，在擁有我們的高度民族的和教育的遺產方面，感到格外地安全，簡直是太安全了。但是就在這樣明朗的天空中，這裡或那裡，烏雲已經開始聚集了。 自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以來的反猶運動，就帶來了氣候變化的最初閃光。那些正在無憂無慮地一心想要享受正在向他們微笑著的那種良機的猶太人，自從他們得到充分解放以來，就已引起了各式各樣的震動。他們對自從19世紀末葉以來所出現的自由主義思想界的逐步貶值並為人所摒棄，是有著很大的貢獻的。事實是，他們在這種消極的和瓦解性的作用而外，也確曾對德國的精神和經濟生活提供了許多積極的東西，但是這一事實卻被這時正在與猶太人品質的危害性進行鬥爭的那些群眾所忘記了。從這種反猶的意識之中，很可能輕而易舉地發展出來一種普遍的反自由主義和反人文主義的意識。這也是走向國家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在80年代，一個最粗俗的、只是半受教育的人，反猶主義的院長阿爾瓦特（Ahlwardt）已經擁有群眾了；人們從這裡面可以看出後來的希特勒成功的一場小小的序幕。但是如果那時候有人就向我們預言那場成功的話，我們是會發笑的。我們〔德國人〕在我們鞏固建立起來的法治國家裡、在我們的足堪告慰的民事秩序中、在我們的——一直光輝燦爛的、儘管是正在褪色的——個人自由、自決和人的尊嚴的自由主義理想中，感到自己是太安全可靠了。 整個資產階級世界，無論是反猶的還是親猶的，都同時始終是受到那貫穿19世紀的兩股浪潮之一，即民族運動的影響的。但是這股浪潮，像已經說過的那樣，是同時交織著那第二股巨大的浪潮的，即由工業無產者群眾所產生的社會主義運動。我們這裡只限於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即這一運動通過它本身的內在傾向，以及通過它與資產階級世界的共同作用，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究竟都曾意味著些什麼？ 他們所爭取的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只能作為一個高度極權的和作為一個直到把日常生活都徹底組織起來的國家，才可以得到實現的。它最初始終是一種對未來的夢想，而且人民群眾的思想里肯定是充滿著日常生活的需要、操勞和欲望更有甚於社會主義的。然而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它從根本上有助於使人民群眾集體化，並且從內心深處來改造他們的權利感；也就是說，每個個人的權利都要黯然失色，而凌駕於個人之上的整體的權力卻不斷得到加強。「感化所國家」一詞，已經被人用來譴責社會主義者說，那就是他們所要建立的東西。而那些感到自己受了被認為是傳統社會裡的反動派所剝削的人，他們的憤怒和仇恨就直接摧毀了一般對於傳統歷史權威的感情；他們燃燒著革命的、不顧一切的熱情，正在踐踏著他們的對手及其權利和財產。於是就普遍地發展起來了一種革命的精神，後來國家社會主義就得以繼承它的遺產。令人震驚的而且成為德國發展的特點的事情則是，這種革命精神能夠改變它的承擔者，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從迄今為止在承擔著革命的那個工業無產階級身上以某種方式一躍而轉到另一個、其中有一部分還是剛剛興起的社會階級的身上。這個進程以後將要講到。 但在社會民主的思想範圍以內，除了長期占優勢的以革命（Revolution）解決未來問題的方案而外，也還有另一種以演進（Evolution）來解決的方案，它期望著依靠一種緩慢的、逐步的改良和改造社會的情況，並依靠工人反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鬥爭中最初是很小的、但卻是累積起來的各種成果。徹底重新安排社會世界這一目標並沒有放棄，但卻留給了遙遠的未來。 這樣一種修正主義的觀念，確實是只有在19至20世紀之交的事實發展對他們有了好處之後，才能凌駕於正統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之上而起更大的影響。德國工人階級並不像革命理論所聲稱的那樣日愈貧困化，他們的生活地位有了顯著的改善。並不是所有與資本主義利害攸關的其他階級的反動群眾一致起來與他們為敵；反而是這些反動群眾捲入發展的洪流中而自行解體了：其中一部分已經準備去迎接工人，而另一部分則確實是下定決心以堅決的反動力來與任何有威脅性的革命進行鬥爭。於是一個陣營里的演進派就在另一個陣營里的演進派那裡找到了對自己的辯護和支持，而粗暴的革命派則在粗暴的反動派那裡找到了自己的共鳴和某種程度上對自己的歷史性的補充。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運動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運動兩大浪潮相互作用的共同進程。而且它就是這樣相互分裂地在前進著。讓我們現在分別地講清楚這一點。 這一過程的演進方面是以兩個基本事實為基礎的，一個是純經濟的，另一個則是由政治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契機共同在起作用的。純經濟的事實是自從19世紀90年代以來巨大的經濟高漲，它給資產階級帶來了享樂和財富，也給僱傭工人帶來了逐漸在改善的僱傭勞動的機會和生活水平的慢慢提高。甚至在這種高漲之前，社會改良的思想就已經在國家之中和資產階級之中非常之活躍了，並在80年代俾斯麥時代後期的社會保險立法中得到了實現。在資產階級中間主流則是從各個方面把這種社會改革的思想推行得更遠，使之不斷地起更大的作用。在90年代里，對此最為激進的是腓德烈·瑙曼 〔22〕 和他所領導的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並以《協助》（Hilfe）為他們的機關刊物。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這一運動的更深一層的歷史意義。它提出的未來設想是要使19世紀民族—資產階級運動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運動這兩大潮流匯成一種強有力的聯合，這樣一種聯合，正如我們在一開頭已經說過的那樣，是高度值得願望的，甚而在本質上是整個國家生存所必需的。因為在兩種浪潮的每一種之中都有著某種深刻合理的動力、某種可望富有歷史性成果的東西在發揮著作用。它們永遠在互相交織而又互相干擾，——但這一點不會是它們在歷史上的最後結論。然而在這兩種浪潮的每一種之中，也同時存在著一種過度增長的傾向、一種危險的片面化的傾向。如果這種聯合要獲得成功，那就必須是這兩種運動的每一方都要保持適度；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必須要在這樣的一點上彼此聯合一致，從而使每一方的有害因素都不至於占上風。 這就是瑙曼的努力，它曾經那樣地鼓舞了德國資產階級和有理想主義傾向的青年；但如所周知，它並沒有成功地使這兩股浪潮達成聯合，——那就是說，使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在有關公共生活的重大基本問題上達到和諧一致。假定瑙曼成功了的話，也許很可能永遠都不會出現一場希特勒運動。 從純粹的思想史和精神史來觀察，瑙曼的民族社會主義乃是一次了不起的嘗試，它要把德國人民最精神的以及最物質的和現實的因素結合為一個內容極其豐富的綜合體。基督教和德國唯心主義 〔23〕 、古典的人道理想和近代的社會經驗主義、民主和帝國、近代的藝術需求、人民的武裝力量和經濟的擴張；——所有這些觀念，現在都像善良的天使一樣出現在新德國的搖籃的旁邊，給它獻上一份生日的禮品。甚至於從馬克思主義那位可怕的天使那裡，也有它所提出的某些真理是要加以接受的。古典自由主義這一綜合在這裡是生氣勃勃的，但卻朝著現實的而又世俗的方面進一步地發展了。於是人民群眾的具體需要以及文化人的更高雅的需要就都得到了滿足；而且即使是人民群眾也被承認有一種對文化的要求而且也要儘可能予以滿足。 這是德國歷史上最崇高的夢想之一，但是它作為一個整體卻在時間上部分地來得太早而部分地又來得太晚了，以致不可能得到實現。可是，它所已經實現了的那一小點兒，我們卻不可不恰當地加以低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我們就可以認識到，這場瑙曼運動，即使在它作為獨立的政黨活動已告失敗之後，還是有助於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架起一座橋樑並促進了他們互相了解的可能性，而且還鼓舞了並在精神上豐富了社會民主黨內的修正主義運動。而且在1914年8月的日子裡 〔24〕 ，在民族情緒的高漲和兄弟情誼之中，就深深植有某種瑙曼式的精神氣質和悲愴情操。 為了充分弄清楚這種聯繫，我們現在必須暫時多少超出本章的範圍之外。無論人們可以怎樣評價瑙曼對於這一發展的影響的大小，但事實卻是：全部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亦即大多數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階級，以後所遵循的道路恰恰是符合瑙曼的心愿和希望的。從第一次大戰，工人階級就不再站在與資產階級世界處於你死我活的敵對狀態了。他們是準備著與它合作的，也許沒有一個公正的思想家是能夠否認他們愛國的民族感情的。他們正在成熟得可以解決歷史提出的這一偉大任務，即把時代的兩大浪潮，民族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相互結合在一起。他們從此就長入到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作風裡面去。在他們最優秀的分子中間，也有著一種精神上的需要，要求成為德國文化寶庫中的分享者。在廣大的人民群眾中間流行著一種注重實際的、溫和的唯物主義，——而同時工人運動曾長期處於其魅力之下的那種理論的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卻慢慢地褪色了。在工人階級的少數人中間，可以肯定，馬克思主義的教誡確實始終是保持著原封未動，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所表明的那樣，——以及那種要砸爛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意志。至於得到布爾什維克的俄國支持的德國共產黨人的這種革命意志，究竟會不會有朝一日得到貫徹，這就要取決於整個世界政治的局勢了。 然而世界政治的局勢，卻決不是全然取決於與我們無關而又在作弄著我們的那些力量的。那些力量的形成總是有賴於自己民族的意願和能力。而我們〔德國〕在世界政治上的挫敗和浩劫的原因這一問題，現在就勢必要把我們引到另一個問題：即領導著我們並影響著德國的世界政策的那個階級，以及他們的精神結構和心理狀態，都代表著什麼意願和能力呢？對這一點的檢驗將不會得出任何有利的結論來，像是我們對於工人階級至少是作為一個整體所能得到的那種。德國資產階級為準備這場浩劫、而特別是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所做的一切，其共同的責任和罪行都是非同小可的。 我們已經討論過了德國資產階級這種險惡發展的開端，並且已經指出古典自由主義的綜合體如何轉到不利於它的文化組成部分的方面來；也就是，民族的自我主義和權力國家的觀念怎樣地愈來愈壓抑了世界公民—人道主義的成分。甚至於一個像特賴奇克 〔25〕 那樣的人，在他生命的晚年也體驗到這是一種嚴重的損失；正如他在他的政論講演中的一次虔誠的發言裡所曾表示的。無論誰在今天再閱讀當年的《普魯士年鑑》，都可以明確地追溯這一進程。它的編輯德爾布魯克 〔26〕 是最早認識到這一點並且最尖銳地看到了由此而產生的對德國未來的危害的那些人之一。他在1895年（卷95，391頁）寫道： 我們祖先的崇高理想是，這個德國民族國家的興起應該是不使德國人陷入到仇恨性和排他性裡面去，那種情形在其他國家我們就諡之為沙文主義、侵略主義、莫斯科主義。一個鞏固的國家權威，應該是和個性的自由開展結合在一起的，這一點對德國比對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為不可缺少，因為在這樣一點上沒有一個民族是像我們〔德國人〕那樣得天獨厚，而對這種理想我們卻有遺忘的危險。精神高尚的人正懷著恐怖的心情開始看待今天民族感情在運動著的種種形式，以及正在大膽嘗試要接管民族問題的領導權的那類人們。國家當局表現為管得太寬和警察式地隨心所欲。有產者的自然而然的管理權，墮落成為了階級統治，而這一切邪惡的勢力就匯合起來禁錮了德意志民族的自由精神，——而他們卻是註定了要有這種精神的。這一切都還只是開始，但是這個開始卻已經存在了。我們應該注意，及時加以制止。 德爾布魯克的這番話以銳利的眼光總結了他的觀察，這是他在那些年代對於擁有財富的資產階級的某些階層以及在政界仍然強大的貴族們所必然會做出的觀察。在內外政治鬥爭舞台上的各個地方，都有著各種不同的對立集團；他們那種同樣的或沆瀣一氣的桀驁不馴的精神，有把國家和人民的一切全部加以傾覆的危險，——正如它後來就以更強烈的風暴形式表現在國家社會主義的各種不同的泉源之中那樣。從歌德時代所生長起來的那種自由的人道主義文化，遭到了民族思想的狹隘化和僵硬化的威脅。 德國世界政治的戰略部署也受到這種僵硬化的威脅，而世界政治的戰略部署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正走入它的決定性階段。我們在一開頭就已經指出世界政治的領域對德國是多麼熾熱而又危險，而為了保持住她未來生死攸關的經濟利益，她又必須踏入這個領域。我們聽到過弗格特有關英國的長期封鎖對德國整個未來的作用的警告。在這種微妙的局勢中，只可能有一種非常慎思熟慮的、非常有遠見的而又穩健的世界政策。最初人們還只是處於這一危機的開始。但是泛德意志運動 〔27〕 以其過多的征服目標，卻成為極其危險的事，儘管還不是在當前；因為它在外國人的眼裡可能使我們受到損害，也可能逐漸腐蝕我們自己的資產階級的心理狀態。德爾布魯克此後不疲倦地在向它們進行鬥爭，——但是成就卻很有限。 在國內，人們遇到了更僵硬的統治態度，反對企圖以自由的和人道的精神來改善僱工、僱主和國家機構之間——以及東部的波蘭人、北部什萊士維格的丹麥人和國家之間——所存在的強制關係的任何動議和可能性。在波森和西普魯士的哈卡派（Hakatisten）、大企業的陰謀家，還有政府各部和各地方政府中的容克 〔28〕 官僚們，他們都是這個國內政治體系的具體代表人，而泛德意志運動則是它在外交方面的補充。 無論人們怎樣強調當時非社會性的主人精神（Herrengeist）與後來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主人精神之間的差別，——從整體聯繫來看，它仍然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前奏。 然而同時，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自然還存在著許多古老的、美好的資產階級文化；儘管生活的淺薄性已在慢慢增長著，但它不言而喻地仍能對政治的願望有一種道德的約束。這時從精神上受到觸動的資產階級青年之中就產生了瑙曼的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它的確是力圖成為那些陰謀家、哈卡派和泛德意志派那種具有威脅性的未來聯盟所要求的東西的對立面。資產階級陣營中的這兩股洪流，在世界政治的領域很快地就匯合起來，迫不及待地要求參與瓜分世界的鬥爭並確保德國未來的生存空間。在要求興建海軍艦隊的運動中，他們也都糾聚在一起，——至於其規模的大小則他們確實是並沒有明確的概念。在嚴重的關頭，這種共同一致性是非常之靠不住的，正如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在根本上，德國資產階級中精神惡劣的人和精神美好的人這時候已經完全分道揚鑣了。 這種壞東西並不僅僅是滲透到德國裡面來而已。我們今天必須重複說：西方民族的整個帝國主義運動就為西方這場行將到來的政治上的以及文化上的災難創造了條件。無論我們同時怎樣在承認帝國主義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對本國人民經濟前途的關懷；但是每一種這類的必要性之中無不掩蓋著一些新的災難的萌芽，而這種災難的大小則根本上取決於人民中領導階層精神—道德結構的慎思明辨的程度。沒有別的民族比德國人在他們處於緊迫的危險境地而又傾向於誇大他們一度已經接受了的觀念時，更有理由要訴諸慎思明辨和節制了。我們在這裡可以引用一位可敬的哲學家保爾遜 〔29〕 在1912年說的話；這段話也是引自《普魯士年鑑》（卷110，173頁），它表明了這位富有人道思想的愛國者的日益增長的焦慮： 一種過分激情的民族主義已經成了對歐洲一切民族的十分嚴重的危險；他們正因此而面臨著喪失人類價值感的危險。民族主義被推到頂峰，就正像宗派主義一樣也會消滅道德的、甚至於邏輯的意識。公正和不公、善和惡、真和假，都失掉了它們的意義；當別人這樣做的時候，被人們稱之為羞恥的和沒有人性的事情，他們卻轉瞬之間就推薦給自己的人民去向外國那樣做。 這裡，我們就有了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的倫理學了。 然而這裡還只不過是德國資產階級墮落過程的最初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那20年，是強大的對立者互相角逐而未來的可能性尚在未定之天的時代。從同一個資產階級中既出現了德意志主義的日益僵硬的民族主義，也出現了瑙曼的民族社會主義運動。而且不管看來對財富和權力的追逐在資產階級當權的階層里是怎樣無條件地在進行著；可是同時就在這20年里也充滿著一種新的、強烈的理想主義的努力，它又與歌德時代重新掛上鉤，並且絕不僅僅是模仿性的，也還是進一步地創造性的。一種全然特殊的近代精神興起了，尤其是在藝術和詩歌方面。我們可以把真理、誠摯和內向性看作是這一傾向的導航星，它們常常帶著一種激進的意志要粉碎途中的一切由過去世界所形成的束縛，同時它確實又和那正成為不道德的民族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上面已經知道了這種不道德的民族主義就是希特勒主義的直接序曲。可是在尼采的思想世界——它這時對一切渴望著的不安的精神開始產生強大的作用，——包含了幾乎是這個時期所充斥著一切崇高的和卑鄙的願望以及自我渴慕之情；這是它的本質和它的作用相分裂的一種惡魔式的現象。這種現象在主流上是非常有害的。尼采的那種破壞舊的道德綱目的超人乃是一個錯誤的指標，在照亮著可惜是頗為不小的一部分德國青年正在不安地走向歧途，走向一個必須加以征服的而又完全黑暗的未來。 注　釋 〔1〕 在德國歷史上，第一帝國指神聖羅馬帝國（962—1806），第二帝國指俾斯麥統一的德國（1871—1918），第三帝國指希特勒德國（1933—1945）。——譯註 〔2〕 解放戰爭（Befreiungskrieg），指1813—1814年德國反對拿破崙統治的民族解放戰爭。——譯註 〔3〕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德國語言學家和外交家。——譯註 〔4〕 蔡爾特（Carl Friedrich Zelter，1758—1832），德國音樂家。——譯註 〔5〕 達爾曼（Friedrich Dahlmann，1785—1860），德國歷史學家。——譯註 〔6〕 特賴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德國歷史學家。——譯註 〔7〕 復興運動，指19世紀中葉義大利的民族統一運動。——譯註 〔8〕 腓德烈·威廉第一（1657—1713），普魯士國王，1701—1713年在位。腓德烈大王，即腓德烈第二（1712—1786），普魯士國王，1740—1786年在位。——譯註 〔9〕 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1681—1755），法國政治理論家。——譯註 〔10〕 博因（Hermann von Boyen，1771—1848），普魯士將軍，軍事改革主持者。——譯註 〔11〕 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於1871年1月18日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國，並於1871—1890年任德國首相。——譯註 〔12〕 興登堡（Paul Hindenburg，1847—1934），德國元帥，1925—1934任德國總統。——譯註 〔13〕 波茨坦喜劇指1933年3月21日興登堡和希特勒一起在波茨坦教堂腓德烈大王的墓旁主持了第三帝國第一屆國會開幕式。——譯註 〔14〕 奧多爾·豐達尼（Theodor Fontane，1819—1898），德國作家。——譯註 〔15〕 俾斯麥的「混血兒後繼者」指希特勒。——譯註 〔16〕 弗蘭茨（Konstantin Frantz，1817—1891），德國政論家。——譯註 〔17〕 普朗克（Christian Planck，1820—1910），德國法學家。——譯註 〔18〕 馬基雅維里（Nicolo Machiavelli，1469—1527），義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里主義指權力政治。——譯註 〔19〕 衝突時期（Konfliktzeit），指德國1849年的憲法衝突。——譯註 〔20〕 指1866年普魯士對奧地利的七周戰爭。——譯註 〔21〕 即1871—1881年。——譯註 〔22〕 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0—1919），德國社會活動家。——譯註 〔23〕 此處唯心主義原文為Idealismus，此詞亦作「理想主義」解。——譯註 〔24〕 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4年8月1日爆發，德國對俄國宣戰，8月3日德國對法國宣戰，8月4日英國對德國宣戰。——譯註 〔25〕 按，特賴奇克為普魯士學派的代表，以宣揚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著稱。——譯註 〔26〕 德爾布魯克（Hans Delbruck，1848—1929），德國歷史學家。——譯註 〔27〕 泛德意志運動（Alldeutsche Bewegung），即英文中的泛日耳曼運動（Pan-German Movement）。——譯註 〔28〕 容克（Junker），指普魯士領主貴族。——譯註 〔29〕 保爾遜（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德國哲學家。——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