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古典精神 · 第五編 宏保耳特（1767—1835）之人本主義

「仁者人也」——《孟子·盡心章》下，十六 「Menschlichkeit ist Menschenart」——Mong Dsi S.175，aus dem chinesischen verbeutscht und erl?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1921. 一 導言 在100年前的4月8日，是卡爾·威耳海耳姆·封·宏保耳特（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1]在柏林的附近泰格爾（Tegel）地方逝世的一天。我們在不久以前，剛剛紀念過他的好友大詩人席勒的175年的生辰，那時我們已經緬懷不已於這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兼是語言哲學家的宏保耳特了。我們已經被提醒著一有機會，當專為宏保耳特個人而特別紀念一下，現在卻恰巧到了他的百年祭，使我們得以嚮往他的生平、人格和事業，這是多麼有意義而令人高興的事！ 不但如此，我又特別覺得，以現代的文化階段的中國人而紀念宏保耳特，其意義是不止在紀念宏保耳特個人而已的，因為，宏保耳特所代表的精神，有大部分是中國已往的古文明被所蘊藏的精神，在現代的中國，卻又無疑是文化上一個青黃不接、貧弱、空泛的時代。在這裡有一個嚴重而迫切的問題，即是為新鮮活潑而有生氣的充實的文化建設起見，對過去當如何的考量；對外來當如何的吸收，以消化，過濾，抉擇而成就一種新的面目；這是我們要思索的，而宏保耳特恰恰就給了我們一種絕有意義的參考。 現代的中國，是文化上一個苦悶期。自己過去的，以為是不適合了；現代外邦的，又不能馬上整個攝取，所以這時尚在徬徨，而無所適從的時代。什麼思潮是可以導率我們的？什麼人生態度是我們從心裡認為最對而可以實行下去的？什麼是我們最狂熱的嚮往的思想？我們在尋求著，然而還沒有確切的把握著，所以我們有時虛無，甚而像停滯。可是據我個人看，這是無容悲觀的，而且，不特不必悲觀，反而當預祝著，這正是中國文化的新黃金時代的前夕，毫無疑問的，她一定有極大的進展，現在卻決不是停滯，而在醞釀。 當中國人慢慢恢復了正常的味覺的時候，就一定可以覺悟新的中國文化決不是和過去的中國文化絕緣了，乃是聯繫的，又一定可以知道中國過去的文化不是不適合的，而且有著永久的對人類有所貢獻的成分，那價值卻是只有慢慢地提高，而達到其應達到的估量，並不能加以貶抑或抹殺。 真正的中國文化特色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人本」（Humanis-mus）的。申言之，是入世的，是心性的，倫理的，是審美的，是肯定「人」的價值而提高之，是擴大「人」的精神的活動範圍而美化之。它是人情的，而不是冷酷的理智的；它是和諧的，而不是強烈的衝突的；它是使人們相安而到達幸福的，卻不是使人陷於悲慘的結局而墮落、毀滅的。這種目標，是中國過去的聖人賢哲所企求的，同時也是德國的古典主義下的思想家所企求的，現在我還敢大膽的說，在不久的將來，也一定成為中國甚而世界，新的文化體系所企求的。 在這意義下，我們紀念著德意志的思想家宏保耳特。 二 宏保耳特之精神進展及其著作 宏保耳特，以1767年6月22日生於泡慈達姆（Potsdam）。 在他將近七十年的生涯中，他貢獻給人類社會的是多方面的，所以我們很難以用一個頭銜去稱呼他，他有著作，然而也有事業，他有教育的設施，卻又有政治外交上的功績；他的學問吧，自哲學，美學，以至語言學，而且還寫的有詩篇，同時他的人格之莊嚴，高尚，無有瑕疵，又確足稱為古典主義者的理想人格之實現，所以我們不能不說他是立功、立言、而且立德的人物了。 總觀他的生平，可以分為五個段落，大抵是： 自1767年至1789年，是他的少年時代，包括二十二歲以前的生活。 自1789年至1798年，是他的成長時代，這時自二十二歲至三十一歲。 自1798年至1809年，是他最高的精神進展的時代，這時到他的四十二歲。 自1809年至1820年，是他的政治生涯時代，這時是四十二歲至五十三歲。 自1820年到1835年，是他的晚年，這便是從五十三歲到六十八歲，這也便是他最後的一段生活了。 在每一段生活里，對於他都有一種特殊的意義。他早年從學的教師是孔特（Kunth）、次頗（Campe）、恩格耳（Engel）、稻姆（Dohm）和克蘭（Klein）。這時的思潮，柏林的啟蒙派要孕育而轉變為浪漫派的時代。影響宏保耳特極深的是自1785年以後的許多婦女，就中尤以亨黎特·海爾茲（Henriette Herz）為最。於1787年，即他二十歲時，與其弟同進福朗克佛大學，習的是法律。於次年復活節，他去郭停根（Gottingen）大學，聽皮特（Putter），施呂策（Schl?zer）之講，特別受感印於新人本主義者（Neuhumauist）之海恩（Hevne）。同時，他致力於康德，這對於他的思想是有著決定的效應的。此外，他更接觸到弗斯特（Forster）與亞考比（F·H.Jacohi）。他少年時代就是這樣過的。 在他的成長時代，於他的學習法律結束以後，曾供職於柏林的高等法院，不久即改為外交部的公使館參贊官，這是1790年的事，這時他二十三歲。在1791年他卻把事情辭掉了，為的是好致全力於精神方面的自我發展。同年他和喀魯林·封·達歇萊頓（Coroline V. Docheroden）結婚，這對於他此後的生活很有著深刻的意義。他曾說：「我和夫人昔日的同居生活，是我一切的生活基礎。」見之於他後來於1829年致歌德書。這時他的治學乃首及於希臘古代文化。自1793年，他研究美學的課題，並重及於康德之學，這時他二十六歲了。次年他移居於耶納，這時是他和歌德、席勒精神上最互相受益的時代。他心目中的人本主義的理想也漸次形成了。1797年，他三十歲，有巴黎之行。他生活上的一個轉變關鍵是到了。到此為止的生活是看重在自我的修養的，這時遂逼迫他有其代表一己的著作。同時，愛國的情緒也在這時慢慢覺醒。 現在說到他最高的精神進展的時代了，是自1797到1800年及1808年，他從巴黎旅行到了西班牙，對於語言的興趣，特別關於哇斯器施（Vaskisch）語，已經成熟。在1801年，他三十四歲了，重回到德國，參加了那時的浪漫思潮。他久已渴望的義大利之游，這時也實現了，因為他榮任了普魯士的大使。他重又沉潛於研究古代文化，不過這時他已是受有浪漫主義的洗禮的了，同時他也體會到謝林的思想之面目。 此後是他的政治生涯，於1809年，他四十二歲的時候，自意返國，身為德意志最高的教育當局。在十八個月的任職中間，他對普魯士的教育制度有極大的改革，這給後來的德人以無窮的影響。這也就是人本主義的中學創立與柏林大學建立的時代。宏保耳特是把他的人本主義的理想，運用於國家的教育制度。1810年他出使維也納，在1817年又出使於英倫，這時他五十歲。次年10月他請求回國，1819年他被任為常務部長（Minister für die st?ndischen Angelegenheiten），但次年因為制止反動去職。 他的餘年是消磨在泰格爾的，他致力於學術工作，特別是語言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關於喀威語目（Kawi Sprache）的，死後始公之於世。在1835年4月8日，他死於泰格爾。 現在我們可以知道，他的生活，是在嚴峻和勤奮中的，非常豐富，方面非常之多，但是並不是沒有重心的，這個重心便是「人本主義」。他為一切而奮鬥，這一切之中有個一貫的線索，這個一貫的線索便是他的「人本主義」。如果歌德的一生可以一個字來代表，那就是在浮士德里把「泰初有道」改為「有言」，從「有言」改為「有為」的「為」（Tat）字，如果席勒的一生可以一個字來代表，便是「自由」（Frieheit），同樣以一個字而可代表宏保耳特的，便是「人性」（Humanit?t）了。 宏保耳特的著作是非常之多的，然而，當然也以「人本主義」為中心。他的全集，比較最好的是普魯士皇家科學院在柏林自1904年起出版的一部，共十六冊。現在為簡短的介紹起見，我認為有六篇東西，最關重要： 關於政治的，是《論國家政治效能之限度》（Ideenzu einem Versuch，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 關於語言的，是研究喀威語言的著作中的一個緒論，名《論人類語言構造之分歧及其及於人類精神進展上之影響》（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 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n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e），有單行本。 關於美學的，文藝批評的，是《論歌德之「赫爾曼與道勞特亞」》（über Goethes Hermann und Dorothea），和《論席勒及其精神進展之過程》（über Schiller und den Gang seiner Geis tesentwicklung），後者本為宏保耳特與席勒通信集之導言，現多以獨立之文章視之。此外則為《論男性與女性之形式》（über die maunliche und die weibliche Form）。 關於歷史的，是《論歷史作者之使命》（über die Aufgabedes Geschicktsschreibers）。 這六篇東西是為人所稱道的，宏保耳特的根本精神在這裡也確乎能給人以輪廓了。讀者自當於此求之。 三 宏保耳特所生之時代及時代精神 宏保耳特，是常被人稱為古典主義者的，可是有許多書講他的時候，總把他歸之於浪漫主義思潮之下，這在把古典和浪漫看為絕對不同的東西的人，一定覺得奇怪了，其實，據我看，恰恰是當然。我說過，浪漫主義的對待者不是古典主義，而是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古典主義卻只是浪漫主義的一型（見我的《論人的命運的二重性及文藝思想上兩大巨流之根本的考察》）。因為，古典和浪漫都是不以現實為滿足的，都是有理想的，都是不以單純的理智為把柄和歸宿的，所以，在這種意義上，確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只有如此，才可以明白為什麼創造《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歌德，同時卻被人稱為是一個古典主義者。在歌德並沒有矛盾的，他並沒以古典主義者的立場而排斥浪漫，也沒有以浪漫主義者的立場而貶抑古典，他有所攻擊是不錯，他攻擊的乃是當時柏林的只認識淺顯的理智的啟蒙派（Aufkl?rung），所以他和席勒才合作那些諷刺詩（Xenien）；他以浪漫主義者的立場應當攻擊，他以古典古義者的立場也應當攻擊。像歌德沒有矛盾似的，宏保耳特也沒有矛盾。 以他的謹嚴的人生態度而論，以他的嚮往古代希臘文化而論，以他的維持其理想而實行之而論，宏保耳特是一個古典主義，以他的養育於人的本位之覺醒的文化中而論，以他的著重社會之個體的發展而論，以他的把一切看作精神的表現，看語言如此，看藝術如此，看歷史也如此而論，宏保耳特是一個浪漫主義者。這卻並不衝突，宏保耳特仍是一人。 倘若我們知道宏保耳特所生的背景時，或者更以為他的造就是當然的。 宏保耳特的時代，是什麼時代呢？是溫克耳曼（Winckelmann），萊辛，海爾德，康德，歌德，席勒，施萊厄爾瑪海爾（Schleirmacher）的時代。 具體地說，有四種東西在作用著：一是國外的文學翻譯，二是古代的希臘藝術，三是民間文學之被重視，四是一般的德意志語言之改良。抽象地說，就是因而形成的三種精神，這是：人的地位的提高，個性的被尊重和情感的發展。 我們詳細了看，再沒有這時的德國是能吸收的了，一如她的創造然。莎士比亞的興趣是在燃燒著，這時對於莎士比亞的翻譯幾乎成了風尚。就中頂著名的是提克（Tieck）。在1799年他還翻譯了《堂·吉訶德》這部名著。威耳海耳姆·施萊格耳（Wihelm Schlegel），魏蘭（Wieland），歌德，也都從事翻譯，施萊格耳尤遵從海爾德的譯書主張，務保原書真意，然總使其為德文，流利，統一，而有純而不雜的詩的效應。他除譯英文之外，並介紹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作品。他的後繼者，如哥瑞斯（Gries）之譯《塔索》（Tasso）、《亞里奧斯特》（Ariost）、《喀爾德朗》（Caldron）、《坎諾吉塞》（Kannegiesser）；施特萊克佛斯（Streckfuis）之譯《但丁》；如維特（Witte）、掃耳陶（Soltau）之譯《保喀修》（Baccaccio），譯《西萬提斯》；以及萊吉斯（Regis）之譯《拉伯萊斯》（Rabelais）皆是。 古代的希臘藝術之研究，頂煊赫的代表者便是溫克耳曼，這影響於歌德及席勒，都以為希臘精神是理想的人類的精神，宏保耳特也受這種思想的洗禮。對於希臘藝術的研究，也普遍化而成為一般的愛好了。我們看這時的詩人薛德林（H?lderln）那樣的崇拜古代希臘，像發瘋一般，正是可以不必奇怪的。 民間文學是童話，傳說；由海爾德提倡起，也惹起一般人的注意。自阿爾尼姆（Arnim）、布倫檀諾（Brentano）、提克，以至格列姆兄弟，都在搜集民歌，民間故事，加以編排。 這時德意志一般的語言的改良，也是極其重要的事實。語彙的增加與提煉，在影響著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德文的散文也在這時成了可讀的東西。就是這時的女子，文章和談話也都極其講究，動人。 我們看一看這四件具體的事實，再回到宏保耳特吧：因為翻譯文學的興起，所以浪漫主義的氣息在鼓盪了，浪漫主義往往是受外來影響而然的；因為古代希臘藝術之為一般人所愛好，所以古典主義者的理想人格是有所根據了；因為民間文學的提倡，所以在文化上有一種極深的有血有肉的入世色彩，因而形成一種近人情的，人本的態度；同時，因為語言改進，美化，為社會所重視，所以一方面有著好的文章，一方面便有語言學的研究之濃厚興趣——這便是宏保耳特的時代。 在這種時代之下，有三種特別的時代精神，這就是人類的，個性的和情感的。以人類為本的精神，我們可以看康德，康德的知識論的哲學，相反從前人之著重外界現象，而以為人的知識卻是繫於人類的主觀方面所授受能力，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自詡為如哥白尼之把宇宙重心歸之於太陽然，這是多麼偉大的一種事業，所以提高了人的價值的是康德。這時代是如此，所以我們就不奇怪宏保耳特之主張人本主義了。以個性為重的精神，我們可以看歌德，歌德一生的進退，都在為完成自己。這個觀念，成就了德國傳統的教育觀念，宏保耳特之教育主張也正是與這相符。以情感為歸宿的精神，則我們可以看當時發達的文藝，哲學，和審美的思潮，把情感看重，這是浪漫主義的唯一特色，使情感而納入正道，這正是古典主義的唯一理想，負荷這種使命的，宏保耳特就是其一了。 四 宏保耳特之思想 嚴格地說來，宏保耳特不是有體系的哲學家。可是，他的著作，一如他的生活，卻的的確確是古典的人生理想之有哲學意義的絕好代表者。依了他的意見，人必須是入世的，多方面的，由藝術的教養而完成其自我的。宏保耳特以為這樣的理想，是實現在希臘文明和歌德身上。國家的職責是在使個人有精神的自我發展和民族有創造的自由的界限上而施行其政權，一般的人本主義者的理想的實現的記錄，是歷史的目的。他這種歷史觀，無疑的是受影響於謝林。宏保耳特在哲學上有永久價值的，是他的語言哲學，他是這方面的建立者。他把語言看作是民族精神結構的副本，他認為語言的不同是民族精神的不同。他又把人本主義的理想施之於教育制度，這是在德國的精神史上頂有意義的一件工作。凡此種種，便是宏保耳特的思想的輪廓。為詳細起見，再分述之。 第一，關於政治。宏保耳特最初關於政治的意見，是出發自個人的。這種緣故大概在他所處的時代是絕對的君權流行的時代，因而便有自由主義者的反動了，幼年的宏保耳特自然受這種思潮的激盪，所以起初也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可是後來有一個轉變的關鍵，便是他的研究藝術。從藝術的研究，他知道有一種普遍感，人類感，為藝術所表現的，而且如席勒所說，藝術可以是為整個的人類教育之用，於是，他的個人主義遂被克服。早年的個人主義的影子，以後便只發揮到教育和修養上去了。他在早年的作品裡，有一篇文章叫《論宗教》（über Religion）的，他對於國家和個人關係，猶是從道德的，宗教的，美學的見地出發，他認為執政者之「建造一個國家，並不止在立法，在保障生活的安全，以及抵禦外侮之類，卻在使國民仍成其為人，換言之，就是使他們以成完人為最終目的而後可」（科學院版全集卷一，第54頁）。在他寫的《論國家政治效能之限度上》一文里，他所代表的，也仍是自由治的個人主義。後來，宏保耳特自己親身參加政治生活了，歷史的與哲學的教養也越發走得深些了，於是他對於國家的本質，以及個人和群的意義，乃有更進一層的認識。他說：「人是一個群的動物。可是他和其他動物不同的，就是其他動物只知道彼此保護，彼此幫助，彼此有所經營，以度一種習而安之的生活，人卻不是如此，人卻是超越那種自我觀念的，他覺得只有我而沒有你，就在感覺上以這是件不可能的事似的，所以在他那種個體（他的我）之中，實際上就與他的群體（他的你）融而為一了。因此，國家者就是一個個體，而單個人者乃是個體的個體。」（全集卷三，第355頁）這才是他較為成熟的見解。 第二，關於語言學。以方法而論，像這時在自然科學如地理學所采的方法似的，是比較的。這給後來開了一個可靠的道路。以哲學的意義而論，宏保耳特仍發揮其人本主義的精神。他以為語言是有很深的意義的東西，他說：「人不要以為語言是被創造出來死的東西。」（全集卷七，第44頁）又說：「他決不是一種製造品，卻是一種活動。」（第46頁）因此，他把語言看為是有機的，與一民族的民族精神息息相關，語言就等於「一民族的外在精神現象」，尋求一語言與他語言的不同，也當尋求其用不同語言之民族的不同精神，「語言的分歧，不只是聲音和符號的分歧，乃是世界觀的本身的分歧」。他的研究，是超越過語言本身的現象了，他乃是尋求到心理的方面去了。他更以為，在語言裡人是嚮往於「人類的大同」（Allheit der Menschheit），正如藝術家在創作之際所渴想然。語言是把根本的純粹主觀而使其客觀化的工具，也就是「整個人類之主觀欲變而為客觀之努力而已」（全集卷四，第27頁）。在語言裡頭，是與精神的進展並進的，而為精神之有機性反映。在這裡，我們可以明白他所謂語言之內在的形式之意義。它是語言與精神，字體與靈魂，合而為一的律則。一種成功的語言，就在這外在的和內在的語言形式之綜合上。他把語言看作有這些意義，所以以為「一種新語言的獲得，實在是一種新的世界觀的獲得」（全集卷七，第60頁），也正毫無足怪了。 第三，關於美學。他認為，從最低級的文化階段到「道德的陶冶，是有一個不可渡越的空隙，可是填充了的乃是審美的教養」。照他的用語，「藝術者是大自然通過想像力的化身」。因為藝術要求最高的客觀性。宏保耳特的藝術思想，是柏拉圖的一種思想，而證之以康德與席勒之說的。他受康德的影響，以為藝術是天才的產物，不過天才是不可解釋的現象，一時代的文藝上的天才，只能認為他是獨來獨往，不可捉摸的，以宏保耳特研究人性之深，對天才竟覺無可措手，這也仍是康德的見地。天才為達到其藝術製作的目的，必須將自發性與接受性，置於和諧之地而後可。藝術家能看到事物之隱藏的特點，更重要的，是在藝術里，須有人類感的表現，同時是人類理想的憧憬的呼聲。所以藝術是充分表現出人類的嚮往的。他說：「在藝術之中，所動人的，並不是只在其努力於統一，完整，卻是在代表一種預感，那是在人類儘管有種種不同，種種隔絕而內在的共同的抱有的一種信念，為人類自根本上及歸宿上所不可分的。」這種見解有多麼透徹，深刻！他專論美的時候，他以為美是感覺與理性在人類一種調和的成功，當然，如席勒所說，美麗的靈魂是一種理想。宏保耳特以為要達到這種理想，人類間的兩大類屬男子和女子同分其責。這形成了「美的兩大根本原則，而由於這兩大原則之合一，也就是這一類屬要吸收其餘，克服其餘，才成就了所謂美」（全集卷一，第104頁）。在男性美的方面，是自發的，形式的原則；在女性美的方面，是接受的，材料的原則。倘若男子而沒有材料的原則，卻失其美的所在了，而變成粗野；同樣，女子而沒有形式的原則，只是接受與材料，也就死氣沉沉。美必須是調和的。對於具體的藝術，他以為當分造型與音聲的二種。就文字論，他以為散文是造型的，詩卻是音聲的。在詩之中，仍分這兩種，史詩是造型的，客觀的，描述一時的現象，抒情詩便是音聲的，主觀的，發抒固定的情緒。劇詩屬於抒情，這便是他的意見。他這種分類法，甚而應用到古典與浪漫之分，他說：「古典的是在直觀的光亮之下的，……浪漫的卻是在情感的隱約之中。」（全集卷七，第614頁） 第四，關於歷史。歷史家如詩人，都在捉住事物之內在的形式，他們都是真實的記錄者，不過歷史家限於實際的真實，詩人卻可以把真實擴充到詩的世界。歷史的探討，不能只在知識和事實，它卻必須是人類精神能力之總雜的傳遞。像他看言語一樣，不是死的，而是精神的，又有著內在的意義的。 論政治，而以為國家的職能在使人為人，論語言，而以為語言是人的精神的副本，論美學，而以為藝術是人的共同憧憬的宣洩，論歷史，而以為歷史是人的內在的精神進展，所有這一切，都在證明人本主義是他的思想的中心，從個人到人類，是他的思想的過程！ 五 結論——宏保耳特之人格 宏保耳特在早年就是一個嚴整的人。他在思想上偏重精神的，理想的方面，在人格上尤其如此，他是絕不被情慾所束縛的人。在古典主義者中，再沒有像他是理想的人格而見之於實踐的了。 在他的內心裡，是有一種和諧性，理智與感情合而為一。真，美，善，在他也毫無衝突，而適得其平。 他的倫理學，其要義就在完成自己，他說：「世界上最要緊的事，無過於自我之高尚的魄力，與自我之多方面的培養者，這是真正道德之第一律則：完成你自己，別人在其次；你必須把你之為你影響別人。這種格言，我越離開人群，我越體會得。」（在1791年致弗斯特書）這種個人主義，後來固然因為習得藝術美學，參加實際生活而淡些了，然而這是他的一種個性，在他的人格上終有著極盡致極完美的發揮。 他認為「共通的人性」（Allgeneinmenschliche）的實現，是只有在個性的形式里（In der Form der individuelit?t）。他把他的人格發揮而為主張，他把他的主張，實行於教育。 他重自我教育。在宏保耳特的心目中，普遍的自我教育的理想，不是指無數的知識。在他所謂教育，不只是理智的事。普遍的自我教育者，是人以自我為先，而人類之各方面的進步須表現於他自身是也。 在人本主義者的理想，是有三個目標，便是普遍性、個性與全體性（Universalit?t，Individualit?t，und Totalit?t）。個性到普遍性，須有一種完成的工作，這種完成的工作是美育的，這種完成的工作就叫「全體性」。在我認為，這恰恰相當於中國儒家的思想，普遍性相當於中國的「天命」，個性相當於「仁」，全體性乃是「道」。 在德國的古典主義者，其精神的精華竟與中國的儒家的要義相符，這不是偶然的，最對的東西是不會有分歧的！ 在本文寫畢，特介紹有關宏保耳特之要籍三種： R.Haym，Wilhelm von Humboldt B. Gebhardt，Wilhelm V.Humboldt als Staatsmann z B?nde E. Spranger，Wilhelm V.Humboldt und die Reformdes Bildungswesens 以為讀者作進一步之參考。本文則兼取材於下列各書： 1. W. Kinkel，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lv. Teil I. Abteitung S. 503—516 2. W. Scherer，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S. 614—642 3. überweg，Geschichiehte der Philosophie vierter Teil S. 67—73 1935年2月21日寫竟於清華園 * * * [1] 宏保耳特，今譯洪堡。——編者注